张琦翔回忆：“周作人平时手不释卷，什么家务公事，统统委之于人。有一天，家里丢了两包大米，有人劝他追查一下，但他却说：‘没有那么多工夫查，耽误了看书，划不来，丢了算了。’”
周作人曾说，他的心里住着两个鬼：“绅士鬼”和“流氓鬼”，它们“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有时候流氓占了优势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秘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小流氓）。但是在我将真正撒野，如流氓之‘开天堂’等的时候，绅士大抵就出来高叫‘带住，着即带住！’说也奇怪，流氓平时不怕绅士，到得他将要撒野，一听绅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即一溜烟儿地走了。”
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写了一系列文章支持学生运动，其文笔辛辣犀利，丝毫不输乃兄鲁迅。但他出作品集时，却不收录此类文章。孙郁说：“（这）大约又是‘绅士鬼’起作用吧？这是一个矛盾的人，一个被精神困扰的痛苦的灵魂。”
周作人曾对赵荫棠说，他知道自己本性中有不少坏东西，因而如果做了皇帝，也许同样会杀人。
周作人惧内，对夫人羽太信子言听计从。“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局势极不安稳，一遇风吹草动，信子就叫人将八道湾门口挂的“周宅”的牌子取下，换成“羽太寓”，并挂上日本旗。周听之任之，不加制止。鲁迅听说后，慨叹道：“现在八道湾只有老二一个中国人了，而他又是如此昏。”
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多次引用《东山谈苑》典故：倪元镇为张士信所窘辱，绝口不言。或问之，元镇曰：“一说便俗。”晚年，他对杜牧的“忍过事堪喜”极为激赏，多次表示“寿多则辱”，“即使长命，在四十八岁内死，最为得体”。
张中行回忆，周作人与鲁迅一样，琐屑小事也一丝不苟。书籍总是整整齐齐；给人写信，八行信笺用毛笔书写，总是最后一行署名，恰好写满；给人寄书，总是包得棱棱角角，整整齐齐；友人送他图章，他也要糊个方方正正的纸盒，将图章装起来。
俞平伯说周作人：“我们常不免是抒情的，知堂先生总是合礼，这个态度在以前我尚不懂得。十年以来，他写给我辈的信札，从未有一句教训的调子，未有一句情热的话，后来将今日偶然所保存者再拿起来一看，字里行间，温良恭俭，我是一旦豁然贯通之，其乐等于所学也。在事过情迁之后，私人信札有如此耐观者，此非先生之大德乎。”
鲁迅的儿子周海婴谈论叔叔周作人，不像父亲鲁迅那样“时时解剖别人，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自己”。
【文艺】
在南京上学时，周作人得到了一本插图本的英文《天方夜谭》，引发了他对外国文学的兴趣。他试着将其中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翻译成文言文。翻译时，他对原文做了删节和修改：一是阿里巴巴死后，其弟凯辛娶了他的妻子，周认为不合礼数，将此删除；二是书中的女奴后来成了凯辛的儿媳，周在叙述她的命运时修改为“不知所终”。他以“萍云”为笔名将译文寄到《女子世界》发表。后此文又出了单行本，命名为“侠女奴”。
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学时，开始翻译外国小说，大多为东欧小说，译笔古奥，结集出版时起名为《或外小说集》（“或”为“域”的古字）。胡适称赞“域外小说集比林（琴南）的小说确是高得多”，“是古文翻译的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
《域外小说集》第一、第二册分别在东京和上海寄售，半年中，第一册在东京销售21本，第二册20本，第一册多售出的一本还是他们自己买的；在上海，两册均售出二十本上下，此后再无人问津。鲁迅在以周作人名义写的序言中说，销路不好的原因是小说都比较短，与我国传统的一二百回的章回体小说区别甚大，看过的人往往摇头说：“以为他才开了头，却已完了。”阿英则认为，周氏兄弟翻译虽用文言文，但仍旧保留了原来的章节格式，当时的中国读者极不习惯，有些佶屈聱牙，不受欢迎是很正常的。
“五四”前后，周作人的翻译小说集《点滴》（后更名为“空大鼓”）出版，全书21篇作品中，俄国、波兰、南非、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的小说占了70％以上，其中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可爱的人》、库普林的《晚间的来客》、安特莱夫的《齿痛》、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酋长》等在“五四”时期均产生了很大影响。
周作人自谦自己并非文人，也不是学者，他的工作只是打杂、砍柴、打水、扫地一类的工作。如搜集歌谣、童话、民俗，翻译东欧、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等，都是高兴了来帮一手，但这只是在缺少人手的时候才行，如已有了专门的人，他就只得溜出去，另去做扫地砍柴的勾当了。
胡适到紫禁城拜见逊帝溥仪后，社会各界都开始关注“这个青年”的前途了。周作人的建议是溥仪最好出国留学，研究希腊罗马艺术，理由是他衣食无忧，最适合研究这些“无用学问”。
在《自己的园地》序中，周作人谈到其写作的原因，是“寻求想象的朋友请他听我无聊的闲聊”，是“因寂寞，在文学上寻求安慰”。
周作人提倡“多面多样的人道主义的文学”，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理想的文学”。他对作品的选择不拘一格，翻译了人生观迥异的梭罗古勃与库普林的作品，又翻译了在女子解放问题上与易卜生意见不同的斯忒林培格的作品。
汪静之的诗作“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受到周作人的极力推崇，周说：“这是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方是诗情的精神。”
周作人喜欢诵吟张心斋的《幽梦影》，说是那样的旧，有时这样的新。
“五四”以后，周作人撰写了大量的散文，其风格平和冲淡，清隽幽雅，常以“风”、“雨”一起构成散文的“基本意象”。在其影响下，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包括其学生俞平伯、废名等人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被阿英称之为“很有权威的流派”。
周作人说：“我写文章平常所最为羡慕的有两派，其一是平淡自然，一点都没有做作，说得恰到好处；其二是深刻泼辣，抓到事件的核心，仿佛把指甲狠狠地掐进肉里去。”
曹聚仁评价周作人的文风，“可用龙井茶来打比，看去全无颜色，喝到口里，一股清香，令人回味无穷。前人评诗，以‘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来说明神韵，周氏小品，其妙正在‘神韵’”。
周作人博览群书。一次，张中行从地摊上买到一本日本废性外骨的《私刑类纂》，内容丰富，插图幽默，很是有趣。后来张在与周的闲谈中提及此书，周立即举出其中的几幅插图，如同刚刚看过。到周家串门的朋友学生都知道，周作人永远是坐在靠窗的桌子旁，桌上放着一本书。他每天都要动笔写作，说没有别的事可做，不读不写闷得慌。
废名回忆，周作人作文从不打草稿，一遍写好，看一看有没有错别字，便不再修改，算是完卷。因为他说起稿便不免于重抄，重抄便觉得多无是处，想修改也修改不好，不如一遍写好。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继续从事翻译工作。他先后翻译了《俄罗斯民间故事》、《日本狂言选》、《希腊拟曲》、《伊索寓言》等9部作品，与人合译《阿里斯托芬喜剧集》、《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共三集）、《石川啄木诗歌集》、《平家物语》等6部作品。
文洁若回忆，周作人每翻译一部作品，都力所能及地多找几种版本，然后选定自己认为最可靠的版本，如果个别词句和注释参考了其他版本，他就在注文中一一说明。他每次都加上详细的注释，在前言后记中交代作者生平、作品的历史背景、艺术特点等。立论精辟，提纲挈领，深入浅出，恰到好处。文洁若曾搬出原稿核对周作人翻译的稿件，从未找出过差错，每遇到译得精彩的地方，总不禁拍案叫绝。
周作人曾希望在译着后面多加一些注释，但出版社要求他压缩从简，他只能在页末略加几条简单的注。为此，他十分惆怅，提起这部译作便觉得“没有多大意思”、“没有什么可喜的”。
郁达夫曾比较鲁迅、周作人兄弟的文章，他说：“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周作人的文体，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烦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
【教学】
冰心晚年回忆老师周作人：“我在燕大末一年，1923年曾上过他的课，他很木讷，不像他的文章那么洒脱，上课时打开书包，也不看学生，小心地讲他的，不像别的老师，和学生至少对看一眼。我的毕业论文《论元代的戏曲》，是请他当导师的，我写完交给他看，他改也没改，就通过了。”
冰心回忆：“我二十岁开始写作，那时还在上学，怕人家说我写文章，就起了个笔名。我的原名叫谢婉莹，婉是排行，冰与莹也有一点关系。记得当时周作人先生是我的老师，他不知道我已开始发表作品，上课时还拿我的文章来教我们。”
卜乃夫曾回忆上世纪30年代慕名到北京大学旁听周作人讲课的情景：“铃声响过不久，教室门开了，我的心弦微微有点儿颤动，跨进一个中等身材、个儿不算太矮的人，着一件米灰色布棉袄裤，黑色布鞋、光头、白眼镜，全身上下给人一种整洁朴素之感。……他讲书正如他写文章，除正文外还有不少的插语。但他给我的最深印记，却是踌躇不决。他未开口之前，总要用手抓头，考虑一下，开口时则有点吞吞吐吐，辅助词用得很多。正像他写文章一样，似乎恐怕一句话说出去，会成为一颗炸弹。”
周作人满腹学问，但不善言辞，说话带着浓厚的绍兴口音，极不易听懂，走上讲台后，常让人觉得他手足无措，许久才站定，然后把两手分别插入棉袍兜儿里才慢慢开始讲课。学生形容他讲课如同拜伦笔下的波桑教授：“他讲起希腊文来，活像个斯巴达的醉鬼，吞吞吐吐，且说且噎。”
吴晓铃回忆，周作人在燕大授课时，给学生打分全部是中庸之道的M（成绩分为五个等级：优（E）、良（G）、中（M）、平（P）和劣（F））。燕大注册科的人找他说，五等应一应俱全。周答应改评，将成绩全部改成E后，从此便不肯到燕大兼课。
周作人曾应邀为清华文学社讲演，梁实秋回忆：“到了约定的那一天，他仆仆风尘地到了清华园。讲题是‘日本的小诗’，他坐在讲坛之上，低头伏案照着稿子宣读，而声音细小，坐第一排的人也听不清楚，事后我知道他平常上课也是如此。一个人只要有真实学问，不善言辞也不妨事，依然受人敬仰，岂明先生便是一个实例。我后来看到他的讲稿发表，才明白他讲的原是松尾芭蕉等等的俳句。”
柳存仁考入北大后，曾去旁听周作人讲课，柳回忆：“他不是那种大声疾呼长于雄辩的人物，开口只是娓娓清谈罢，就是说话的声音也不特别响亮，所以四五排以后的听众就有点吃力。第一堂课听毕，往往五六十人就一窝蜂似的散了，到了第二回上课，剩下的就是真正选习的20余人罢了。”
谢兴尧回忆，北大曾请日本学者原田淑人讲考古学，由周作人进行翻译。周声音很细，说话很慢，好像很吃力的样子，翻译了两三次就换成钱稻荪翻译，钱的声音清楚明亮，学生很是满意。
何其芳在《论周作人事件》中写道：“据他（何的某位同学）说周（作人）上课总是晚到早退，而且下课后便慌忙地离开学校，因为他怕‘庸俗’的学生们去麻烦他。在街上他有一个特别的规矩，不招呼人。而且他暗暗地嫉妒着鲁迅先生。他曾经对我那位同学说，‘人们都说鲁迅对青年好……’他的意思颇不以为然。……他的署名似乎是有等级的，大刊物是知堂，小刊物是智堂、跖堂，一直到印成书时才是周作人。”
【少年】
周作人幼时，与妹妹端姑睡在一个房间里。一次，周觉得妹妹的大拇脚趾很是可爱，便一口咬了下去，疼得妹妹大哭起来，大人闻声赶来，才知道是周的恶作剧。当时周作人正患天花，传染给了妹妹，周后来痊愈，妹妹却不幸夭折，去世时不满周岁。
邻居李家住着一个四五十岁的房客，个子很高，却留着细小的辫子，戴着一顶方顶的瓜皮帽，样子很滑稽。一次，有户人家嫁女儿，大家都去看新嫁娘，此人也在围观的人群中。周作人偷偷走到他后面，扯他的小辫子，由于辫子深压在帽子里，一扯动，帽子便飞了。此人也不生气，回头问周道：“人家连新娘子也看不得吗？”周作人见他的态度极好，下次便不再和他开玩笑了。
少时，周作人在杭州花牌楼陪伴入狱的祖父时，首先遇到的烦恼事就是被臭虫咬。臭虫咬人既痛又痒，还起很大的肿块。周将一盘凉水放在床前的地上，在床上尤其是帐子的四角和两扇的缝合处找臭虫，找到后便将臭虫拨到盆中，不一会儿盆里就浮满了臭虫。另一件事就是挨饿。当时周十二三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日三餐之外，下午照例有一条糕干作为点心，但周总是不够吃。他回忆道：“没有别的办法，我就来偷冷饭吃，独自到灶头，从挂着的饭篮内拣大块的饭直往嘴里送，这淡饭的滋味简直无物可比，可以说是一生吃过的东西里最美味的。”
在周作人的记忆中，父亲伯宜公从不打小孩，但周建人却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中回忆，父亲唯一一次打孩子就是打了周作人，原因是周作人与凤升叔（即伯生）吵架，“祖父听到后生起气来，对我父亲说：‘伯宜嗬，我和你约法三章，凤升不好归我教训，寿不好归你教训’，说着拖了凤升叔进屋去了，父亲……便扯了二哥到大堂前……要二哥朝着牌位跪下，一边打一边骂：‘打死你这不肖子孙！周家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子孙？’这是我父亲第一次打孩子，也是唯一的一次。我二哥不久就好像完全忘记了这件事……”
周作人的祖父好骂人，上至昏太后、呆皇帝，下至子侄儿孙，无不痛骂，平常不骂的人只有姨太太和小儿子伯升，一次，伯升在学堂考了倒数第二，周作人考了第二，他骂道：“阿升这回没有考背榜，倒也亏他的。阿櫆考了第二，只要用功一点本来可以考第一的，却是自己不要好。”
少时，周作人、周建人，以及本家的两个叔叔周冠五、周呜山去周作人的大姑德姑姑家看潮。一路上，四个少年故意站在船侧两舷，将船摇晃得此起彼落，颠簸不堪。德姑姑的女儿吓得大哭，德姑姑出声制止，但四人却不买账，仍将船晃得像醉汉一样，一直到下船才停止。
四个人在德姑姑家的楼上住下，德姑姑待客很热情，每餐给他们做四大盘四大碗的全荤菜，盛一桶米饭。为了捉弄德姑姑，四个人商量出一个办法，有时将四大盘吃干净，四大碗不动；有时又将四大碗吃干净，四大盘不动；有时则只吃饭而不动一筷子菜；有时将一桶米饭全吃光，有时只吃半桶，有时却又颗粒未动。楼上设了两张床，德姑姑让他们两人睡一张，但他们全挤在一张床上睡，另一张空着。德姑姑怕他们晚上饿，给他们每人准备一盒点心，他们却故意半夜假装抢东西吃而发出打斗的声音，慌得德姑姑忙披衣上来查看，他们却又寂静无声地假装睡熟了。
德姑姑在楼上设了一个便桶，方便他们夜间之需，但他们却成天待在楼上，让他们上街，不去，看戏，也不去。大小便无论日夜都撒在便桶里，还不让用人去倒，一定要等便桶盖浮起来了，才让老妈子用粪勺，一勺一勺地撒出去。气得德姑姑恨恨地说：“你们这班恶客，我该不邀你们来！”但到他们真要走时，德姑姑却又深情挽留。
一年夏天，德姑姑回娘家拜祭生母，午后已隐隐有雷声，天气极不好。但因继母蒋老太太的一句玩笑话，德姑姑起了误解，一定要回家去，众人怎么劝说也不肯听，说：“死也得去！”说罢便出门坐上了回家的船。没过多久，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晦黑如夜。傍晚，噩耗传来，德姑姑在暴雨中落水，尸身次日才被捞起。
父亲去世，大哥鲁迅到南京求学，家中收租完粮的任务便落到周作人头上。周对这种生活很是失望，有一段时间，他在街头游荡，“几乎成了小流氓”。他结识了一名人称阿九的小“破脚骨”（小流氓），两人一起闲逛，但并不真去惹事。游荡到半夜，两人就近吃点夜宵。一次，他们在一位寿材店老板开的荤粥店吃粥时，阿九忽然正色问道：“这里边你们下了什么没有？”店主愕然不知所对，阿九这才慢慢说道：“我想起你们的本行来，生怕这里弄点花样。”暗示店主在粥里下了毒药，店主不禁失笑。这种便是小“破脚骨”的一点把戏，周作人说：“我从他的种种言行之中，着实学了些流氓的手法。”
周作人与几位友人从上海出发到日本留学，到上海后，他们住在一家旅店。当时几个人正是年轻气盛，主张打倒迷信，破除敬惜字纸的陋习，所以上厕所时总是用报纸擦拭，引起了其他客人的嫌恶。旅店的住客联合抗议，对他们说愿意提供上厕所用的草纸，请勿再用字纸。几个人没有办法，只好屈服。
【婚恋】
1897年正月，周作人到杭州陪伴羁押在杭州府狱中的祖父。在这里，他遇到了自己的初恋，隔壁姚家的养女，一位姓杨，人称“阿三”（三姑娘）的女孩。
周作人从不曾和三姑娘交谈过一句，也没有仔细看过她的面貌姿态。在他的记忆中，三姑娘“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身材，年纪十二三岁的少女，并没什么殊胜的地方”，但却是他“对于异性的恋慕的第一个人”。每次三姑娘抱着猫来看他写字，他便“不自觉地振作起来，用了平常所无的努力去映写，感着一种无所希求的迷蒙的喜乐”。
有一天，潘姨太发泄她对姚姓一家的憎恨时说：“阿三那小东西，也不是好货，将来总要落到拱辰桥去做婊子的。”周并不明白婊子的意思，但他当时听了便想：“她如果真是流落做了婊子，我必定去救她出来。”
因母亲生病，大半年后，周作人回到绍兴。过了一个月，仆人阮升回绍兴，带给周一个让他震惊的消息：“杨家的三姑娘患霍乱死了。”周“很觉得不快，想象她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周作人对少年时在花牌楼的日子和三姑娘念念不忘。晚年，周作人写道：“我与花牌楼作别，已经有六十多年了。可是我一直总没有忘记那地方……”
1900年，周作人在绍兴娱园遇见了与他同年同月生的表姐郦，顿时心生爱慕，但郦表姐自小已定下亲事，周只能单相思。一次，周作人与一些小兄弟溜上楼找东西吃，无意中看见她的一件雪青纺绸衫，不禁穿上跳起舞来。后来，周读到一首日本诗歌《绛绢里》，描写一个男子接触到已故女友衣服时的感受，不禁产生了共鸣。郦表姐命运多舛，婚后因病早逝，只留下一张照片放在鲁老太太那里。
周作人东渡日本后，鲁迅将他接到自己寄宿的伏见馆住下。刚到伏见馆，他便遇到了馆主的妹妹、兼做下女的乾荣子，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前来帮他们拿包，端茶倒水。乾荣子赤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这双裸露的天足给周作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21年，他在《天足》一文开篇便写道：“我最喜见女人的天足。”
1933年，周作人还曾梦见乾荣子。次年暑假，周作人携妻到东京度假，他于8月9日晚间，妻子、友人一起到本乡三丁目闲逛，而当年的伏见馆便在二丁目，周与乾荣子可能还有一次偶遇。而这次故地重游也给周作人的婚姻带来了风波，晚年羽太信子在与周作人争吵中，时常提及周作人这次“东京之行”时的“外遇”。
周作人在诗作《她们》中写道：“我有过三个恋人，虽然她们都不知道。……她未嫁而死，她既嫁而死，她不知流落什么地方，我无心去再找她了。养活在我的心窝里，三个恋人的她却还是健在。她的照片在母亲那里，我不敢去要了来看。她俩的面庞都忘记了，只留下一个朦胧的姿态，但是这朦胧的却最牵引我的情思。我愈是记不清了，我也就愈不能忘记她了。”
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是日本人，本为鲁迅兄弟在日本“伍舍”的女佣，1908年4月8日，周与19岁的信子初次见面，次年3月18日结婚。
1911年，在长兄鲁迅的催促下，周作人结束留学生涯，携妻返回绍兴老家。一次，羽太信子因琐事大发脾气，忽然晕倒在地，周家人不知所措。周作人经此一下，从此便不敢“忤逆”信子。后来，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来到中国，信子又一次因发脾气而倒地，重久见后漫不经心地说，她是老毛病，过一会儿自己就好了。果然，过了一会儿，她便自己爬了起来。大家这才知道，她这是病态。
周建人回忆：“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携带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他们夫妻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平日里，一讲起日本，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
周氏一家搬入北京八道湾后，因周母年事已高，周家的财政大权便由信子接管。当时，鲁迅在教育部供职，每月收入300多元；周作人在北大任教，月薪240元；周建人虽无固定工作，但靠翻译、写作，也时有稿费收入。全家收入颇丰，但信子花钱无度，时常入不敷出。一次苏联盲诗人爱罗先珂建议羽太信子养些家禽家畜，信子买了四只小鸭子，鸭子要吃东西，信子便让管家徐坤去找，结果徐高价买来泥鳅喂鸭。
周作人对家事一概不管。周氏夫妇与鲁迅失和时，周作人说：“要天天创造新的生活，便只好牺牲与兄长的情谊。”
也有一些文章记述了羽太信子的另一面，俞芳在《谈谈周作人》中写道：周母说信子勤劳好学，有上进心。她对周母的照顾很是上心，比如，周母有肾炎，要吃西瓜，为了让婆母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将西瓜熬成西瓜膏，这样老人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西瓜。她对周作人和孩子们的照顾也很周到。
徐淦在《忘年交琐记》中回忆羽太信子说：“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里里外外操劳个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贤妻良母，鞠躬如也，低声碎步，温良恭俭让，又极像绍兴的老式妇女，使我一点也看不出从前知堂当教授，做伪官领高薪时她会变成阔太太，如今过苦日子才变成这样勤劳朴素。”
文洁若在《晚年的周作人》中回忆：“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牌位（母亲鲁老太太、女儿若子、周建人的儿子丰三的牌位）前供上饭食，然后全家人才用膳。”钱稻荪对文洁若说：“羽太信子病笃说胡话时，讲的居然是绍兴话，而不是日语，这使周作人大为感动。”（据徐淦回忆，羽太信子“说不上几句像样的绍兴话”。）
新中国成立后，羽太信子加入了中国国籍，她拿着批准入籍的证书高兴地对住在周家的徐淦说着什么。因其说的是日语，徐并不明白其意，周作人在一旁翻译道，信子说她太爱中国，渴望加入中国国籍，申请了许多回，终于如愿以偿，所以万分高兴。
羽太信子晚年，跋扈的性格并无太多改变，碰到不顺心的事便大发脾气。加上她体弱多病，精神状态几近崩溃。信子去世后，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余与信子结婚五十余年，素无反目情事。晚年卧病心情不佳，以余兄弟皆多妻，遂多猜疑；以为甲戌年东游时有外遇，冷嘲热骂，几如狂易。”
1962年4月6日，信子病重，送入北大医院急救。是晚，周作在日记中写道：“灯下独坐，送往医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无寂寞之感。五十年余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失，念之不觉可怜可叹，时正八时也，书此志感。”两天后，羽太信子因冠心病病故于北大医院，享年75岁。
次年4月8日，为信子周年忌辰，周作人忆起妻子，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为信子周年忌辰，忆戊申年（1908）初次见到信子，亦是4月8日也。”
【怡怡】
周家朝北的套房里放了一张小床，幼时鲁迅和周作人便在床上玩耍。一次两人模仿戏中兄弟失散，沿路寻找的情形。二人在床上来回走着，大哥呀贤弟呀地叫喊，直到喊得声嘶力竭才停下来。
周作人少时，睡下后常听鲁迅讲故事。当时鲁迅已15岁，看了《十洲》、《洞冥》等书，每天晚上睡下后不立即就寝，而是将书中看到的仙怪鬼神的传说讲给弟弟听。讲的什么故事，周作人已经不太记得，但大哥讲故事的情形他却永生难忘，到晚年他写《儿童杂事诗》时，仍很怀念：“幻想山居亦大奇，相从赤豹与文狸。床头话久浑忘睡，一任檐前拙鸟飞。”
鲁迅对兄弟很是爱护，特别是对周作人。在兄长的羽翼下，周作人几乎感觉不到生活的压力，他说：“我始终同鲁迅在一处居住，有什么对外的需要，都有他去办了，简直用不着我来说话。”
鲁迅早年，经常与弟弟们互用署名，或混用笔名，特别是与周作人，但总体上看，鲁迅作品署弟弟名字的情况多一些，例如，他们在日本合译的《域外小说集》便只署了周作人一人的名字。
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结婚后，留学官费不够用，鲁迅便回国，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供养弟弟，支助弟媳一家（鲁迅多次支助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并负担其三次来中国的费用，还负担信子妹妹福子的学费）。鲁迅对一起回国的许寿裳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启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
初入北大任教，对周作人无疑是个严峻的考验，周作人白天拟好讲义草稿，等晚上鲁迅下班回来帮他修正字句后，方用于第二天的讲课。
1917年，周作人病重，当时北京正流行猩红热，鲁迅整日愁眉不展，四处告贷，为周延医买药。周作人回忆，当他高烧不退时，鲁迅“也似乎有点儿张皇了，决定请德国医生来看，其时狄博尔是北京外国医生最有权威的人，虽然他的诊费不及意大利的儒拉大夫的贵，（但也）要十二块钱看一趟”。
当得知周作人只是出疹子，鲁迅便精神焕发地对许寿裳说：“启孟原来这么大了，竟还没有出过疹子……”当时他们住的绍兴会馆设施极为简陋，周作人病中，没有便器，小便只能用大玻璃瓶，大便则将骨牌凳翻过来，中间放上洋簸箕，簸箕里铺上厚粗草纸。每天周作人方便后，都是由鲁迅亲自倒到院子里的茅厕去。
1919年底，鲁迅全家搬入八道湾，房屋为鲁迅选购，并亲自设计修建。鲁迅选中此处，是看中八道湾空地宽大，适合弟弟的孩子们游玩。在鲁迅建造装修房屋之时，周作人却携妻赴日本探亲游玩。
1920年底，周作人患肋膜炎，鲁迅极为担忧，四处奔走，为弟弟筹集药费。因家中人多嘈杂，鲁迅将周送到西山碧云寺静养，他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忧伤地写道：“清晨携二弟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经海甸停饮，大醉。”
【阋墙】
周氏兄弟反目，也许儿时便有预兆。鲁迅的母亲鲁瑞曾对许羡苏说：“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后来也有人引用《诗经·小雅》之句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
1923年7月14日，鲁迅日记记载：“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17日，周作人的日记曾记载有关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后来被他剪去了。19日，周作人将一封绝交信送给鲁迅，信中写道：“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这日，鲁迅日记记载：“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8月2日，鲁迅与朱安搬出八道湾。
次年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取东西，与周作人夫妇发生冲突，鲁迅日记记载：“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当时住在八道湾的川岛（章廷谦）回忆，当时周作人拿起一个尺把高的狮形铜香炉就要向鲁迅砸去，被他劝下。而周建人听母亲说，鲁迅则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向周作人掷去，周才退下。
关于失和的原因，鲁迅从未在文章中提及，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他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碜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流传有许多说法，有人说鲁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发现。与鲁迅、周作人都有密切交往的川岛反驳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我以为，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千家驹认为，羽太信子原本就是鲁迅的妻子，证据是鲁迅在1912年7月10日的日记记载：“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千认为，这里的“羽太”即信子，鲁迅将给信子的信称为“家信”，可知他们是夫妻关系。还有人说，鲁迅的“迅”字与“信”字在南方是谐音，系指羽太信子。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此种说法太过牵强。1912年5月，信子生下儿子周丰一，其弟重久送妹妹芳子来绍兴照顾信子。7月10日，鲁迅寄“羽太家信”，并不是寄给信子的，而是寄给日本的羽太家的。鲁迅日记中也有给信子写信的记载，写明是“与二弟妇信”，而非“羽太家信”。
日本人中岛长文根据周作人提到的“蔷薇色的梦”、鲁迅1924年6月11日日记中“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许寿裳说的“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言，不加体察”、张凤举对郁达夫所言：信子“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川岛说“周作人老婆造谣时说鲁迅调戏她”，以及周作人的译着《某夫妇》、文章《抱犊谷通信》等细节，分析猜测：1923年7月14日，鲁迅与信子因信子花钱大手大脚之事发生争执，鲁迅要求分家，故当日鲁迅一个人吃晚饭。17日，周作人发现大哥不与他们一起吃饭，问信子何故，信子便告诉周，鲁迅调戏自己。周联想到鲁迅与朱安的关系，便轻信信子所言，于是给鲁迅去函，致使兄弟失和。
也有人认为，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的原因，一方面是长期一起生活造成的家庭矛盾；另一方面，大概与羽太信子的占有欲太强有关。鲁迅、周作人兄弟感情深厚，信子对此可能有所不满，信子希望丈夫只围绕自己打转，不希望丈夫与其兄长关系太过密切。这也可以从信子之妹芳子与周建人最后仳离之事中得到印证。
1964年，周作人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说，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中“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与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谈及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了引证鲁迅日记外，仅有如下几句：“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如此推断，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是羽太信子不愿同鲁迅一道住。”
周建人认为两位兄长失和的原因是当家的羽太信子挥金如土。周家雇有许多仆佣，有绍兴家中的老仆人王照鹤、管家、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人七八人，还有打扫、洗衣、看孩子的女仆二三人，比祖父在前清做京官时请的佣工还要多。信子经常心血来潮，花样百出，有时饭做好了，却说想吃饺子，将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师赶紧另包饺子；被褥才用一两年，便不要了，赏给仆人，全部换新的。鲁迅不仅每月薪金交公，多年积蓄赔进去，有时还要四处借贷，穷得连夜间写文章吸香烟都没钱买。鲁迅到上海后，对周建人谈及八道湾时的生活，说：“我已经涓滴归公了，可是他们还不满足。”
周建人还提及，一次，周作人说要将岳父母接到中国来同住，鲁迅很不赞成，认为多年来寄钱供养他们，已经情至义尽，今后可以继续养老送终，他们还有别的子女在日本，就不必接到中国来了。
许广平回忆，鲁迅谈及八道湾时的生活说，羽太信子花钱大手大脚，什么都要买日本货，一有钱就到日本商店买上一大堆；周作人一家无论大病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诊治。钱花光了，便由鲁迅去借，有时鲁迅借了钱急忙回家，到门口看见日本医生的汽车，便感慨：“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
许广平说，因为后来北洋政府欠薪，鲁迅工资不能上交，于是就变得讨厌起来了。鲁迅对他说，管家徐坤很会讨周作人夫妇的喜欢，连周买双布鞋，做件大衣，都是徐从外面叫人回来试样子。徐的家眷与八道湾比邻而居，徐常将食品从墙头送过去。鲁迅看见后告诉信子，信子狠狠责骂了徐，但并不是骂他偷东西，而是责怪徐“为什么给他（鲁迅）看见了”。而周作人则说：“辞退他对我日常生活的照料没人能代替得了，还是留着吧。”
日本人增田涉说：“他（鲁迅）常买糖果给周作人的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让他们接受而抛弃掉。他用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这时候使我想起他常说的‘寂寞’这个词来。”
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一文中提到，鲁老太太曾对人说：“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鲁迅）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
俞芳还回忆，朱安曾“很气愤地”对人说：“她（信子）大声告诫她的孩子们，不要亲近我们，不要去找这两个‘孤老头’，不要吃他们的东西，让这两个‘孤老头’冷清死。”鲁迅也听到信子对孩子们呵斥道：“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
1924年，鲁迅在一篇短文中署名宴之敖者，他曾对许广平解释过此署名的含义：“宴从宀（mián，深屋），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予予，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来的。”在两地书中，鲁迅也将羽太信子成为“宴太”。
1925年，周作人翻译了罗马诗人喀都路斯的第一百首诗《伤逝》，中有“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之句。不久，鲁迅发表同名小说《伤逝》，开篇便说：“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晚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写道：“《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
发表小说《伤逝》后两周，鲁迅又发表小说《弟兄》，此文完全是描写1917年周作人出疹子，自己惊慌失措、悉心照料之事。他在文中向弟弟表达了“鹡鸰在原”（鹡鸰亦作脊令，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小鸟，当它困处高原时，就悲鸣向同伴求救，《诗经》中有云：“脊令在原，兄弟难急”）的意思。
鲁迅收藏的现代作家的译着中，以周作人的译着种类最多。二人失和后，鲁迅仍搜集弟弟的作品。
《语丝》被查封后，鲁迅担心周作人的安危，给川岛写信说：“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相助耳。”
一次，周作人的一部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鲁迅去时，编辑正在校勘，鲁迅说：“启孟的译稿编辑还用得着校吗？”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周作人说：“那总还是要看一遍的吧！”鲁迅这才默不作声了。
1933年，鲁迅再次向弟弟发出求和的讯号，他在其诗《题三义塔》中写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1936年10月，平津地区的104位教授联名发表《平津文化界对时局的意见书》，周作人没有参与此事。鲁迅逝世后，周建人给周作人写信说：“（鲁迅）又说到关于救国宣言这一类的事情，谓连钱玄同、顾颉刚一般人都具名，而看不到你的名字，他的意见，以为遇到此等重大问题时，亦不可过于退后云云。”
与鲁迅断交后，周作人依旧平静地上课、作文。但他在1923年7月25日所写的《自己的园地·旧序》中，重复了7月18日写给鲁迅字条中的话：“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
1924年6月，周作人写《破脚骨》一文，据川岛说，此文是针对鲁迅，在文中，周暗示鲁迅是个“无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