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暇时，周作人便给孙儿孙女们讲笑话，看到孩子们笑得很开心，他也非常高兴。其实，将孩子们逗笑的不是周作人讲的笑话，而是他们健忘的爷爷，因为每次周都讲同样的笑话。
工作累了，周作人便独自摸骨牌消遣，通常是玩“过五关”。后来儿子周丰一学会了，便从父亲处将骨牌讨了去，用钢笔在装骨牌的名片匣子上注明：“这原是祖母的纪念品。”周作人看到儿子写的字后，重新贴上纸条更正道：“这是曾祖母的遗物。”孙辈们便笑道：“那么这该是咱们的传家宝喽。”
1965年，周作人在给鲍耀明的信中说：“知海外报刊时常提及鄙人，无论是称赞或骂，都很可感，因为这比默杀好得多。”
周作人的遗嘱如是说：“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延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1966年8月22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砸了周母的牌位（鲁迅博物馆中，同一位母亲的巨幅遗照受到了万众敬仰）。24日早晨，红卫兵宣布对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将他房子被查封。红卫兵让周跪在地上接受批斗，用手中的皮带不断抽打他，让他老实交代罪行。周丰一也被揪来陪斗，红卫兵绑住他的双手，将他推倒在地，连踢带打。他的衣衫浸满血迹，人被打晕过去，被大雨浇醒过来，再斗再打，不让他有一刻喘息的机会。一个红卫兵还把周丰一的手表掠下来带在自己手上。风烛残年的周作人跪在一旁目睹儿子挨打，晕倒在地。
红卫兵又将周作人等专政对象集合起来游街示众。周作人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大牌子，面无人色，无力行走，只能跪在地上边呻吟边爬行。
这年8月23日夜，周作人写下最后一篇日记：“晴。二十二摄氏度。上午阅毛泽东论文艺，下午吉宜为寄耀辰信。”
周作人被抄家后，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叶淑穗等人去看望了他：“当我们走进他被关的小棚子里时，眼前呈现的一切确实是惨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此时，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了，而且几个恶狠狠的红卫兵却拿着皮带用力地抽打他，叫他起来。看到这种情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好赶快离开……”
周家的房子被封，周作人只能蜷缩在后罩房的屋檐下，过了三天三夜。周家的老保姆悄悄做点食物，给他们送过去。天下起雨来，周作人的儿媳张菼芳只好央求红卫兵道：“我们也不能老待在露天底下呀，好歹给我们个安身的地方吧。”这样，周作人才被允许睡在自家的澡堂里。半个月后，张菼芳再次向红卫兵求情，才允许他们在漏雨的小厨房的北角为周作人东拼西凑搭了个铺板床，让他卧在上面。
红卫兵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老保姆15元，周作人10元。他们告诉粮店，只允许周家买粗粮。周作人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由于营养不良，又整日被囚禁在小屋里，他的双腿很快就浮肿了。张菼芳只能到药铺买点维生素片，等红卫兵熟睡后，偷偷塞给周作人，周感激地对儿媳说：“我还不如早点死掉算啦，免得这么连累你们。”
到九月、十月间，周作人两次写“呈文”，让儿媳偷偷交给派出所。两份呈文内容都很短，大意为：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人道主义的。鄙人已年过八旬，再延长寿命，也只是徒然给家人添负担而已。恳请公安机关，恩准鄙人服安眠药，采取“安乐死”一途。但“请准予赐死”的“呈文”交上去后，如石沉大海。
1967年4月末，周作人屡屡表示不想活了，他对儿子说：“我不如死掉还舒坦一些，也不想连累你们大家了……尤其是菼芳。她是外姓人，嫁到周家，跟着咱们受这份罪，实在对不起她……”他又加上一句：“我是和尚转世的。”
【非命】
1967年5月6日早晨，张菼芳照例给公公倒完马桶，为他准备好一瓶开水，就上班去了。下午两点多，住在同院的邻居，偶然从窗子往周作人的屋里看了看，只见老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势很不自然。邻居感到不妙，赶紧打电话给张菼芳，让她回家。张赶回家后，发现周作人浑身早已冰凉。众人猜测，周作人大概是要下地解手时，猝然发病，连鞋都来不及穿就溘然长逝了。周丰一夫妇只是匆匆销了户口，火化了事，连骨灰匣都没敢拿回来。
钱理群的《周作人传》中记载：“周作人逝世后，曾给周海婴寄去讣闻，海婴考虑再三，没有参加追悼会：鲁迅与周作人的后代之间终于没有任何来往。”
生前，周作人为许多人写过挽联，死后，却无一人作联来挽他。次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写下《忆启明老人》一文，这是周作人去世时对他唯一的纪念文字。
【评说】
舒芜说：“周作人的身上，就有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的一半，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一部完整的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
周建人说哥哥周作人：“周作人自小性情和顺，不固执己见，很好相处，但他似乎既不能明辨是非，又无力摆脱控制和掌握。从八道湾制造的兄弟失和事情中，表演得很充分。这似乎纯系家庭内部矛盾问题，却包裹着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他从这一点上和鲁迅分了手，以后的道路也就越走越远了。”
徐志摩说周作人：“他是个博学的人；他随手引证，左右逢源；但见解意境都是他自己的，和他的文章一样。”
冯雪峰对周建人说，他看过周作人的《谈龙集》等文章，认为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
有人说，周作人向来不是一个积极的人，性情温和，头脑冷静，眼光敏捷。他在新文化运动之初，最早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为新诗铺路，探索现代白话文的源头，翻译国外小说及思想着作，关注妇女儿童问题，扩宽了几种文章的领域，不愧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代大师。
钱玄同在《新青年》发表《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一文中说：“周启明君翻译外国小说，照原文直译，不敢稍以己变更。他既不愿用那‘达诣’的办法，借外国人学中国人说话的调子；尤不屑像那‘清室举人’的办法，叫外国文人都变成蒲松龄的不通徒弟，我以为他在中国近年的翻译界中，是开新纪元的。”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说，中国的文学革命，在建设方面，有两件事可记，一是“白话诗的试验”；二是“欧洲新文学的提倡”，后者以“周作人的成绩最好。他用的是直译的方法，严格地尽量保全原文的文法与口气。这种译法，近年来很有人仿效，是国语的欧化的一个起点”。
学生废名说，他和俞平伯谈到周作人时，二人认为，知堂先生是一个唯物论者，一个躬行君子。他们从知堂先生可以学得一些道理，日常生活之间他们却学不到他的那个艺术的态度。俞平伯以一个思索的神气说道：“中国历史上曾有像他这样气分的人没有？”两人都回答不了。废名认为，大概只有“渐近自然”四个字能形容周作人。
曹聚仁说：“我对于启明先生的敬意，不自今自始；他的每一种散文集必比以前一种更醇厚深切，更合我个人的口味，愈益增加我的敬慕之情。……周先生所修都是不朽的胜业，只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张中行评价周作人：小事不糊涂，大事糊涂。
张中行谈论老师周作人：“在我的师辈里，读书多，知识丰富，周氏应该排在第一位。这最明显地表现在他的文章里，上天下地，三教九流，由宇宙之大到苍蝇之微，他几乎无所不谈。”
鲁迅对周作人有一个字的评价，即“昏”。他几次对周建人摇头叹道：“启孟真昏！”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他也说：“周启孟颇昏，不知外事。”
钱理群说：“有一点周作人是确实做到的：对于自己写下的历史的每一页，他都没有半点忏悔之意。他也同时拒绝了将自我崇高化、英雄化的蛊惑，只是像一个‘走了许多路程’的‘旅人’，平静地，甚至有几分淡然地，讲着自己的故事，一些‘平凡的事情和道理’。——他终于把评价留给了历史与后人，保存了一个完整的智者的自我形象。”
【比较】
陶亢德说，如果以酒来比喻鲁迅、周作人兄弟，鲁迅“是不加其他饮料的原本威士忌，而知堂翁则是加了点荷兰水的威士忌而已”。
何其芳比较周氏兄弟的文章：“读着两人早期的文章，我们就总有着不同的感觉。一个使你兴奋起来，一个使你沉静下去。一个使你像晒着太阳，一个使你像闲坐在树荫下。一个沉郁地解剖着黑暗，却能够给予你以希望和勇气，想做事情，一个安静地谈说着人生或其他，却反而使你想离开人生，去闭起眼睛来做梦。”
朱光潜说：“周先生自己说是绍兴人，没有摆脱‘师爷气’。他和鲁迅是弟兄，所以作风很相近。但是作人先生是师爷派的诗人，鲁迅先生是师爷派的小说家，所以师爷气在《雨天的书》里只是冷，在《华盖集》里便不免冷而酷了。”
林语堂说周氏兄弟：“周氏兄弟，趋两极端。鲁迅极热，作人极冷。两人都是天才，而冷不如热。……每逢语丝茶话，两位都常来……作人不大说话，而泰然自若，说话声调是低微的，与其文一样，永不高喊。鲁迅则诙谐百出。”
陈源写信给徐志摩谈及鲁迅、周作人兄弟，他说，周作人与鲁迅比较起来，“真是小巫遇见了大巫。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启明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
孙郁评价周氏兄弟的作品时说：“读鲁迅的书，心要跳出来，把你的意志从这里点燃，你会在阅读的瞬间，萌生一种求索的冲动和抗争的情绪。那是怎样磅礴激昂的世界呀，一个在苦难中跋涉的灵魂，使你猛然间看到了人性的光亮，它照耀着你，让你在那一刻不再沉于绝望的深谷。而读周作人的着作，完全是另一种境地。仿佛深山幽谷里的声音，又如僧人的经白，在悠然之中，把你引向远古，引向田园，引向无欲的安谧……鲁迅让你去做些什么，周作人却告诉你什么也别乱做；鲁迅引导你穿过地狱之门，去叩人生大限的神秘之墙，而周作人却俨然一个教士，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的昨日如此，今日如此，明日也如此……”
孙郁还说：“鲁迅与周作人有着殊途同归的一面，又有着截然不同的一面。鲁迅之所长，恰恰为周作人之所短；周作人之风韵，又为鲁迅所少有。一个张扬着生命热力，在对苦难的抗争中，把生存意义指向了永恒；一个恬然超然，默默地品尝着生之苦涩，在忍受与自娱中，得到生存的快慰。不管你选择了鲁迅或是周作人，我们都无法离开这两个灵魂的余影，他们是20世纪中国文化中绕不开的存在！”
羽太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在谈及周氏兄弟时说，鲁迅见到人很热情，善谈，给人亲切之感。周作人则不太爱讲话，陌生人不好与之交往。在周氏兄弟失和后，羽太重久与鲁迅还有联系。
舒芜说：“如果不仅从周作人的后期历史来看，而是从他的整个历史来看，应该说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悲剧，是知识分子命运的悲剧。中国知识分子肩负着中国文化传统，在国家命运突然面临着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之时，每个人都有一个命运的问题：或是不能克服文化传统中的消极核心而失败，一切文章学问，功绩成就同归于尽，这就是周作人的悲剧；或是毕生同这个消极核心战斗，鲁迅就是这样谱出了胜利的乐章。”
七、鲁迅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为豫才。原祖籍河南，出生于浙江绍兴。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学者、思想家、文学家、翻译家。〕
〔关键词：印象、自陈、童年、少年、炽热、悲凉、质直、执拗、谨严、不羁、深情、谿刻、温厚、褊狭、率真、僻怪、洞明、经济、俯首、斗士、攻诋、爱憎、婚恋、怜子、逸事、嗜好、为学、文学、教学、魂归、身后、尊仰、世说〕
【印象】
1923年，大学二年级的许广平第一次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课。上课的钟声还没收住余音，同学们还没坐定，在嘈杂声中突然一个黑影子投进教室，“首先惹人注意的是他那大约有两寸长的头发，粗而且硬，笔挺地竖立着，真当得‘怒发冲冠’的一个‘冲’字”。他穿着“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弯上、衣身上的许多补丁，则炫着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丁”。
他常从讲台跳上跳下，因此两个膝盖上的大补丁也显露出来。这满身的补丁如同黑夜中的星星，熠熠耀眼，小姐们哗笑了，也许还有人想：“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然而，当他开口，整个教室却肃静无声了。“没有一个人逃课，也没有一个人在听讲之外拿出什么东西来偷偷做。（下课的）钟声刚止，还来不及包围着请教，人不见了，那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许久许久，同学们醒过来了，那是初春的和风，新从冰冷的世间吹拂着人们，阴森森中感到一丝丝暖气。不约而同的大家吐一口气回转过来了。”
挚友许寿裳回忆：“鲁迅的身材并不见高，额角开展，颧骨微高，双目澄清如水精，其光炯炯而带着幽郁，一望而知为慈悲善感的人。两臂矫健，时时屏气曲举，自己用手抚摩着；脚步轻快而有力，一望而知为神经质的人。赤足时，常常盯住自己的脚背，自言脚背特别高，会不会是受着母亲小足的遗传呢？总之，他的举动言笑，几乎没有一件不显露着仁爱和刚强。”
沈尹默回忆，鲁迅“在大厅广众中，有时会凝然冷坐，不言不笑，衣冠一向不甚修饰，毛发蓬蓬然”，钱玄同说他神似猫头鹰，因此替他起绰号“猫头鹰”。
孙伏园回忆说，鲁迅授课或演讲时，常讲得出神入化，语言幽默，使人哄笑，他自己却不笑；但私人谈话时，他会带着笑讲话，说到高兴处，发出轩朗的笑声，声震屋宇。
孙伏园还谈到，鲁迅留学归国时，头发不常理，约五分长，乱簇簇的一团，留着胡子；有时穿西服，有时穿长袍，长袍多为灰布的：冬天灰棉布，春秋灰布夹袍，初夏是灰色大褂；裤子多是西服裤；皮鞋是东方式的，黑色无带，便于穿脱；手中常拿一根手杖，就是《阿Q正传》中的哭丧棒。
朱自清第一次见到鲁迅，觉得：“看了他的脸，好像重读了一遍《呐喊·序》。”
蒋廷黼讲述自己对鲁迅的初次印象：“他有点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他和我们相处不仅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有点胆怯。”
王志之第一次见到鲁迅，“恍惚感到当前坐着那位老头子是灰黑色的，一切都很模糊，好像刚从牢里放出来，浓密的眉毛和胡须好像在很活跃地耸动，显得有很厚的涵蓄……消瘦的脸是那样的憔悴，只剩一层惨白的掀起无数皱纹的皮肤，包着突出的颧骨……”
辛朗回忆鲁迅：“面貌是瘦的，身体甚至于手，都是异常孱弱的。……那天我知道他要去北平的师大演讲了，我预先便在那里候着，许多青年男女，无数的一群都拥挤在那‘风雨操场’里。鲁迅到的消息传来了，人数也就更增加了。房中容不下，只好又挤在空场中，中间一个方桌上便站着鲁迅。语句很沉着，间或几句使听的人发笑了，但他却像并不有意，继续着他的话，眼望着远方，虽然并不嗔怒，却更能使人感知，他虽然并没有发出激越的声调，但听的人谁都听得很真切。讲演完了，他向外走着，一重一重的人海还是围绕着他，要不是你预先知道那是鲁迅，准会由他陈旧带着许多块油渍的长袍上想到是一个贩买古董旧货的商贾……”
增田涉印象中的鲁迅则是“清澈澄明的眼睛毫无纤尘，走路的姿态甚至带有飘飘然的‘仙骨’”。他在室内“穿着狭小的学生装的裤子，束着皮带，穿着手织的紫色毛衣。头发和胡须蓬乱，手里经常拿着烟管，嘴闭作‘一’字形，微微笑着。……香烟不离手……手指头给烟熏得变成赤茶色。头发也有时剪了，大概由于剪发的事极少，所以一剪了就显出样子很不同地好看起来，我便开玩笑说‘漂亮’。”
马幼渔的女儿——16岁的马珏未见鲁迅之前，“看了他的作品里面，有许多都是跟小孩说话一样，很痛快，一点也不客气”，所以想，鲁迅“大概同小孩差不多，一定是很爱同小孩在一起的”，“大概是爱穿漂亮西服罢；一定拿着Stick，走起来，棒头一戳一戳的”。这日，鲁迅前来拜访马幼渔，马珏终于见到了鲁迅，她没想到，鲁迅是这么一个不修边幅的人！“穿了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又老又呆板，并不同小孩一样”，“手里老拿着烟卷，好像脑筋里时时刻刻都在那儿想什么似的”。马珏看到“衣架上挂了一顶毡帽，灰色的，那带子上有一丝一丝的，因为挂得高，看了不知是什么，踮起脚来一看，原来是破得一丝一丝的”。
鲁迅从上海回京探望母亲，某先生请其到家中用餐。客散后，某先生的小儿子惊讶地说：“我老想鲁迅一定是个高大的大个人，原来是这样难看的老头儿。”某先生哈哈大笑，第二天告诉鲁迅，鲁迅也禁不住哈哈大笑。
与鲁迅同去西安讲学的张辛南回忆，鲁迅的牙齿全部是深黄色，牙根是深黑色，其黑如漆；上街时，他穿一条黑布裤，一件白小纺大褂，头发不剪，面带黑黄色。几次演讲下来，许多人都认为鲁迅吸鸦片。一次，有人问张道：“周先生恐怕有几口瘾吧！”张答：“周先生吃香烟。”又一次，一位军人问张道：“学者也吸鸦片烟吗？”张问：“哪个学者？”他毫不犹豫地说：“周鲁迅满带烟容，牙齿都是黑的，还能说不吃烟吗？”张见他语气坚定，只好不予理会。
一次，有人在路上冒冒然问鲁迅道：“那种特货是哪儿买的？”原来鲁迅面庞消瘦，看起来像个烟鬼，所以此人才有此问。
民国时期，书店里的书常被偷。鲁迅第一次到内山书店去买书时，日本雇员打量了鲁迅后，对一位姓王的中国雇员说：“盯住那个人，他可能会偷书。”
阿累回忆鲁迅：“他的面孔是黄里带白，瘦得教人担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没有一点颓唐的样子。头发约莫一寸长，原是瓦片头，显然好久没剪了，却一根一根精神抖擞地竖着。胡须很打眼，好像浓墨写的隶体‘一’字。”
丁玲回忆：“会开始不久，鲁迅来了，他迟到了。他穿一件黑色长袍，着一双黑色球鞋，短的黑发和浓厚的胡髭中间闪烁的是铮铮锋利的眼神，然而在这样一张威严肃穆的脸上却现出一副极为天真的神情，像一个小孩犯了小小错误，微微带点抱歉的羞涩的表情。……会上正有两位女同志发言，振振有词地批评左联的工作，有一位还说什么‘老家伙都不行，现在要靠年轻人’等等似乎很有革命性，又很有火气的话。我看见鲁迅仍然是那么平静地听着。”
萧红回忆，鲁迅从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土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出门时，大家劝他围上围巾，他说：“从小就没戴过手套围巾，戴不惯。”胶皮底鞋夏天穿着热，冬天又凉又湿，大家劝他换掉，他不肯，说胶皮底鞋子走路方便。于是，他就这样走着去内山书店，两只手露在外边，很宽的袖口冲着风就向前走，腋下夹着个黑绸子印花的包袱。这个包袱他每天随身携带，出去时带着给青年们的回信，回来时又从书店带来新的信和青年请他看的稿子。
陈丹青谈及仅仅从照片中见到的鲁迅：“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他长得非常像他自己，非常的‘五四’，非常的‘中国’，又其实非常的摩登……”“所以鲁迅先生的模样真是非常非常配他，配他的文学，配他的脾气，配他的命运，配他的地位与声名。”
【自陈】
鲁迅告诉许寿裳，在医学院时，他解剖过许多尸体，最初动手，颇有不安之感，尤其对于年轻女子和婴孩幼孩的尸体，常起一种不忍破坏的情绪，非特别鼓起勇气，不敢下刀。
鲁迅与革命者多有交往，却不参加革命，他总说：“革命的领袖者，是要有特别的本领的，我做不到。”一次，他看到革命者某君与朋友聊天，而此时某君的部下正在进行暗杀行动。震耳的爆炸声传来时，鲁迅想到实施暗杀行动的人可能惨死了，而回顾某君，却神色不变，鲁迅惊佩不已。
鲁迅说：“革命者叫你去做，你只得遵命，不许问的。我却要问，要估量这事的价值，所以我不能够做革命者。”又说：“凡做领导的人，一须勇猛，而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二须不惜用牺牲，而我最不愿使别人做牺牲，也就不能有大局面。”
1924年9月24日，鲁迅写信给李秉中说：“我也常常想到自杀，也常想杀人，然而都不实行，我大约不是一个勇士。”
鲁迅坦言道：“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
鲁迅谈自己在“五四”时期创作的小说：“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绝不是皇上的圣旨，而不是银元和真的指挥刀。”
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厦门去广州的船上，鲁迅在一个单人间里，写下了《两地书》中最后一封恋爱信件，其中写道：我可以爱。
鲁迅坦率地写道：“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鲁迅说：“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青年，迟疑不敢下笔。”
鲁迅在《野草》中写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鲁迅曾说：“正义都在他们那一边，他们的正义和我们有什么相干？而这么说说，也会有人怒目而视，因为群众是他们的，同志也是他们的，我又有什么们？好，就说是和我不相干吧，于是我成了个人主义者。”
胡风曾问鲁迅：“《孤独者》里面的魏连殳，是不是有范爱农的影子？”鲁迅不假思索地回答：“其实，那是写我自己的……”停顿一下，他又说：“当然，也有范爱农的影子……”
鲁迅写信对朋友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而不能。”
鲁迅在《影的告别》里说：“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意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意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去世前几个月，鲁迅写下杂文《死》，里面说道：“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童年】
鲁迅最初名“阿张”，为祖父周福清所取。鲁迅出生时，其祖父周福清在京做官，当抱孙的喜讯传到他那里时，恰巧一位姓张的官员（据说是张之洞）来访，于是周福清便为孙取名“阿张”，又以同音字取大名“樟寿”。周作人出生后，家信到达周福清手中的那天，有一个姓“魁”的官员到访，于是周便有了小名“阿魁”，大名“櫆寿”。
祖父给鲁迅取号“豫山”，因绍兴话“豫山”和“雨伞”音近，鲁迅在书房上学时常被同学们取笑，于是他便请祖父改名，先改为“豫亭”，再改“豫才”。
鲁迅的祖父才学很好，恃才傲物，牢骚甚多，好骂人。曹聚仁说：“鲁迅的骂人，有着他们祖父风范，也可以说是有着绍兴师爷的学风，这是不必为讳的。”
鲁迅幼时，一次听说某地唱戏，便兴冲冲催促家人带他去看。结果父亲要求他背诵完功课才许出门。鲁迅照办了，但去看戏便变得索然无味，对书本也产生了反感。许广平说，鲁迅个性很强，如果一件事情遇到了阻碍，给予他的印象，便比别人深刻得多。
在鲁迅的印象里，父亲是一个严厉、不近情理，任意扼杀儿童天性的人：“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但在弟弟周作人的印象里，同一个父亲却是个慈爱的父亲。
鲁迅幼时，长妈妈总限制他的活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都要管束。当长妈妈踩死了伴他读书生活的隐鼠，他愤怒了，公开向长妈妈诘问，并从此对长妈妈产生了憎恶。但是，当长妈妈用蓝布衫为鲁迅包回他渴望已久的四本绘图《山海经》，鲁迅一下子对长妈妈敬若神明，以前谋害隐鼠等怨恨，全都消失了。
寿洙邻回忆，鲁迅在三味书屋的书桌原本设在南墙下，光线较暗，后鲁迅以门缝有风为由，请求将书桌移至西北临窗的明亮处，其实鲁迅是因为喜欢在抽屉中看小说，暗处光线不足，才请求移至亮处。
当时绍兴初设电报，街道上竖杆挂线，学生见之效仿，拔下头发接成长线，悬挂在梁上，将纸条系与发上，来往通信，不亦乐乎。先生寿镜吾由于近视，最初并未发现，后来看见纸条在空中移动，便责间谁是肇事者，学生相互抵赖，但私下皆怀疑为鲁迅发明。
寿镜吾曾出对子“独角兽”，鲁迅对以“比目鱼”，一兽一鱼，一虚一实，堪称佳对。
林贤治的《人间鲁迅》记载一事，一次，同学将漂亮的信笺分赠他人，大家都高兴地收下，唯有鲁迅拒绝不收。后来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些信笺是那位同学偷来的。
鲁迅从幼时就喜欢绘画，他常用一种叫荆川纸，蒙在小说的绣像上，把它们一个个地描下来，一如写字时候的影写。一次，祖母见他画了一半，就拿过，接着画了起来。鲁迅见后，取过画撕掉了。
鲁迅自小爱书，买来的书如有污损，一定要拿去换；书订得不好，他便自己拆开重新装订。他翻书时极其小心，舍不得弄上一点污渍或褶皱；为不弄脏书，总是从书页褶缝上方印有一条宽墨线的地方翻书。如果弟弟们在一旁看，鲁迅不许他们伸手摸书，因为生怕他们弄脏了书页。读毕，鲁迅要把书放到一只红色皮箱里码放整齐，小心收藏起来。
一次，鲁迅买回书后，发现纸有残缺或墨污，便拿去换，但换回来的又觉得不满，便再拿去换，如此反复，书店伙计烦了，调侃道：“这比姊姊的面孔还白，何必掉换。”鲁迅听罢愤然而出，再不去买书。
百草园东边有一私塾，先生姓王，绰号“矮癞胡”，打学生手心时下手极重，还设了撒尿签。而三味书屋则自由多了，想要方便时从来不用请示先生，故鲁迅等人听说王先生之事后极为愤慨。某日中午放学后，鲁迅和几个同学约好，冲进“矮癞胡”的书房（书房中的师生都已散去），撅折了撒尿签，将笔墨乱撒一地，以示惩罚。
【少年】
祖父下狱后，鲁迅兄弟三人被分别送到亲戚家避难，鲁迅寄居在大舅父家中，不免受些闲气，据他对周作人说，曾在那里被人骂作“讨饭”。
父亲生病后，鲁迅不仅要上学，还要走六七里路上街为家中采买东西。其中最轻松的差事是为父亲买水果，水果店的店主日久面熟了，便尊称他“小冷市”（少掌柜）。
父亲病重后，鲁迅作为长子，承受了巨大的精神重负。后来他在《父亲的病》里，沉痛地写下了自己出入当铺间，默默地为父亲买药、觅药中痛苦的内心体验。鲁迅在《呐喊》序文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1898年，17岁的鲁迅到南京投奔叔祖周椒生，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周椒生本人任水师学堂监督，却认为族中后人进新学堂“当兵”，有失门风。他觉得鲁迅不宜使用家谱中的本字，为其改名“树人”。
鲁迅到南京读书前，周家全族曾召开会议，内容对鲁迅家这一房极为不利，其他房的长辈们逼迫鲁迅签字，鲁迅说要请示祖父，拒不签字。但这件事对十五六岁的鲁迅影响不小，“至少不见得比避难时期被说是‘讨饭’更是轻微”（周作人语）。
赴南京读书是鲁迅第一次离家远行，身上怀揣母亲给他筹办的八块银元，写下了一则情深动人的《戛剑生杂记录》：“行人于斜日将堕之时，瞑色逼人，四顾满目非故乡之人，细聆满耳皆异乡之语，一念及家乡万里，老亲弱弟必时时相语，谓今当至某处矣，此时真觉柔肠欲断，涕不可仰。故于有句云，日暮客愁集，烟深人语喧，皆所身历，非托诸空言也。”
在江南水师学堂第一学期结束时，鲁迅因成绩优异，学校发给他一枚金质奖章。他却把奖章卖掉，换回几本书和一串红辣椒。许寿裳回忆说：“我当初曾问他何时学会吃辣，他只答道在南京读书时，后来才告诉我：因为夹裤过冬，不得已吃辣椒以御寒气，渐渐成为嗜好，因而害及胃的健康，为毕生之累。他发胃痛的时候，我常见他把腹部顶住方桌的角上而把上身伏在桌上，这可想见他胃痛的厉害呀！”
鲁迅后又至南京矿路学堂学习，其同学张燮和回忆，鲁迅是班上最小的学生，但每次绘图都又快又好，同学们来不及绘，下课后总请他代为补绘。每次考试，他从不温习功课，但总是最早交卷，成绩十次有九次是第一名。一次考试，他得第二，便愤中带笑地对得第一的张说：“我下回必须把你打下去！”
在矿路学堂学习期间，鲁迅曾下过矿井学习，此矿井在今天南京官塘煤矿象山矿区。毕业时，鲁迅的毕业执照由两江总督刘坤一签署，上面写着“右照给壹等学生周树人收执”。
鲁迅取得官费留学日本的资格，乘坐日轮大贞丸由南京去往日本，同船的有自费留学的陈衡恪和其弟陈寅恪。
许寿裳说，鲁迅在日本学医，一是因为中医延误了父亲的病；二是寻求放足的方法。孙伏园则回忆，据鲁迅说，他十四五岁时牙痛，告诉家中长者，结果只得到一句：“不害羞，还亏你自己说得出来！”从此他便忍痛不说，自己研究，以致日后学医。
【炽热】
许寿裳回忆，1903年，在日本的鲁迅就剪去了辫子，是当时江南班上最早的一个。是年，鲁迅写下《自题小像》赠与许寿裳，诗中最后一句激扬地写道：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在《浙江潮》第五期发表了《斯巴达之魂》，这是鲁迅第一次发表文章，文章里洋溢着高昂的热情。许寿裳后来说，这篇文章是少年作，借斯巴达的故事，来鼓励我们的尚武精神。
在日本留学时，鲁迅曾与许寿裳谈到三个相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当时他们讨论后认为，中国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
鲁迅回忆在日本留学时心态的转变：“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当然以为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与许寿裳、周作人、袁文薮等人开始积极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据增田涉回忆，苏曼殊也是《新生》的筹办人之一。为了办好《新生》，鲁迅从刊名、封面设计、书内插图等各方面都一丝不苟地做了细致的安排。第一期的插图已拟定用英国19世纪画家瓦支的一幅油画《希望》，画面上是个诗人，蒙着眼睛，抱了竖琴跪在地球上。但是《新生》最终因经济问题未能出版。
鲁迅为《河南》杂志写稿，其中以《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尤为着名，在后一篇文章中，鲁迅鲜明地提出了“立人”的主张：“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
在友人蒋抑卮的经济资助下，鲁迅和周作人开始合译《域外小说集》。周作人回忆，鲁迅晚上常读书翻译到深夜。第二天早晨，房东进屋拿洋灯，整理炭盆，只见盆里插满了烟蒂，像是一个大马蜂窝。
周作人回忆说：“大概我那时候很是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付，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由许季弗（寿裳）赶来劝开了。”
在日本，鲁迅唯独对老师藤野很是尊敬，因为藤野对中国学生很是和善，还为鲁迅修改笔记。鲁迅弃医从文时，去向藤野辞别，藤野送鲁迅照片一张，并写下“惜别”二字。多年后，鲁迅还撰文回忆老师。鲁迅去世后，有人去访问藤野，藤野已经不大记得往事，只是说确实有为鲁迅修改笔记之事，认为这很平常，觉得鲁迅在文章中将他称为“恩师”颇为奇怪，并且不承认送鲁迅照片之事，说可能是其妻送给鲁迅的。
从日本回到杭州任教的日子，鲁迅闲时常带学生踏山采制植物标本、寻访古碑、偶与同事游湖，因其潇洒无辫曾被当地人误认为是和尚。
辛亥革命爆发时，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任校长。当革命的消息传来时，鲁迅十分兴奋，召集全校学生们，整队出发，在未光复的绍兴街道上游行。结果绍兴民众以为革命军已经到来，绍兴光复唾手而得。
鲁迅的远方表兄阮和森回忆：“辛亥革命之后不久，《越铎》报因为不满意浙江都督王金发而在报上骂他，王金发大怒，甚至仇视这份报纸，目标却是鲁迅，颇有见害的意思。鲁迅偏不管，每天在家吃完夜饭一定要回到学校住宿，而且不肯偷偷夜行，必定两只手各拿一个灯笼，灯笼上红红地照出大大的‘周’字，到天亮从学校回家，又总是说：‘怎么样？又回来了。’”
鲁迅回忆：“说起民元（民国元年）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许寿裳讲述他与鲁迅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时，“同寻满清驻防旗营的废址，只看见一片焦土，在瓦砾堆中，有一二年老的满洲妇女，住在没有门床的破屋里，蠕蠕而动，见了我们，其惊惧似小鼠，连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鲁迅为我讲述当年在路矿学堂读书，骑马过旗营时，老是受旗人的欺侮，言下犹有余恨”。
鲁迅从南京刚到北京任职时，心情舒展，意欲有所作为，他在日记中温暖的写道：“是日易竹帘以布幔，又购一小白泥火炉，炽炭少许置室中，时时看之，颇忘旅人之苦。”
鲁迅与钱稻孙、许寿裳合作设计中华民国国徽，执笔《致国务院国徽拟图说明书》，还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委托设计了北大校徽，沿用至今。
鲁迅一连几个星期，都会到周期讲演会去演说《美术略论》，有一次正逢大雨，他依然冒雨前往，但到场后发现，听众为雨所阻，一个也没来。
鲁迅敏感，绝不妥协。在他去世前两三年，他跟朋友谈论最多的话题是“中国式的法西斯”，他跟人说：“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近来这样的黑暗，网密犬多，奖励人们去当恶人，真是无法忍受。非反抗不可。”但他又悄声对朋友说：“遗憾的是，我已年过五十。”
鲁迅在生前几个月写给尤炳圻的信中，依然在认真地讨论国民性的问题：“日本国民性，的确很好，……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
【悲凉】
到北京教育部任职不久，鲁迅得到了范爱农淹死的噩耗。对于这位坎坷一生的好友之死，鲁迅内心始终无法释然，他曾写下三首挽诗《哀范爱农三章》：“风雨飘摇日，吾怀范爱农……”
百无聊赖时，鲁迅便抄写碑文打发时间。据周作人说，洪宪帝制时期，袁世凯的特务到处秘密抓捕反袁之人，北京的大小文官一律受到监视。为此文官们人人设法避人耳目，觉得要有一种嗜好才能让袁放心，于是重则嫖赌蓄妾，轻则玩古董字画。鲁迅不会赌，玩古董又没钱，只能收集些石刻拓本。但看拓本一来不能打发漫长的岁月；二来没有钱天天买，于是便动手抄写。一块汉碑可以抄上半个月，用来消磨时光是再好不过的事情。“鲁迅那时自号‘俟堂’，堂，本来也就是古人的待死堂的意思。”
章衣萍曾见鲁迅抄写《六朝墓志》，问其目的，鲁迅答：“这等于吃鸦片。”而刘半农也曾就此问过：“目的安在？”鲁迅说：“这等于吃鸡肋而已。”
1917年除夕，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反复提到了自己精神上的痛楚和寂寞：
“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啊？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