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日本学者竹内好认为，“绍兴会馆时期”是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关键。他写道：“他还没开始文学生活。他还在会馆的一间‘闹鬼的屋子里’埋头抄古碑，没有任何动作显露于外。‘呐喊’还没爆发为‘呐喊’，只让人感受到正在酝酿着的呐喊的凝重的沉默。我想像，鲁迅是否在这沉默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作回心的那种东西。我想像不出鲁迅的骨骼会在别的时期里形成。”
到了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笔下郁结了更多孤愤的气质，散文集《野草》和小说集《彷徨》便是其中的代表，他在《希望》中写道：“我的心分外的寂寞……”
鲁迅的《伤逝》从表面看是一部写爱情的小说，周作人认为其实它是在暗自咏叹失和后的兄弟之情：“新的生路还很多，我必须跨进去，因为我还活着。但我不知道怎样跨出那第一步。有时，仿佛看见那生路就像一条灰白的长蛇，自己蜿蜒地向我奔来，我等着，等着，看看临近，但忽然便消失在黑暗里了。”
在名篇《为了忘却的纪念》中鲁迅这样写道：“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地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
1933年，鲁迅在小诗《无题》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
鲁迅曾写道：“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
看过在苏联红场举行的纪念“五一”节的新闻纪录片，鲁迅对周围的人说：“这个我怕看不到的……你们将来可以看得到。”
挚友许寿裳感慨：“（鲁迅）呐喊冲锋了三十年，百战疮痍，还是醒不了沉沉的大梦，扫不清千年淤积的秽坑。所谓右的固然靠不住，自命为‘左’的也未必靠得住，青年们又何尝都靠得住。”
鲁迅早在《摩罗诗力说》中即讲到，屈原的后世模仿者“皆着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至死，社会依然。”
周作人评价其兄长时说：“大约现代文人中对于中国民族抱着那样一片黑暗的悲观的难得有第二个人了吧。”
【质直】
夏丏尊回忆鲁迅，他常常“摹拟官场的习气，引人发笑。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今天天气……哈哈哈一类的摹拟谐谑，那时从他口头已常听到”。
清末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内人员复杂，良莠不齐，老百姓叫它“浑蛋汤”。鲁迅便将广和居卖的“浑蛋汤”这道菜叫作“总理衙门”。
寿洙邻回忆，鲁迅不喜谈政治，亦不喜谈法律。民国初年设立议会，高谈法治，一时学子，纷纷改习法政。鲁迅讽刺道：“此皮相尔，此作官热耳。”但其论法律的文章，却字字精当，老吏弗及。
1912年5月，鲁迅、许寿裳、蔡谷清（蔡元培的堂弟）及许的侄儿一同从绍兴北上，在上海乘轮船分配仓位时，鲁迅突发奇语：“我睡上铺，谷清是被乌龟背过的，我不愿和他同房。”原来，蔡曾自述，在北京时他到八大胡同喝花酒，忽遇骤雨，院中积水，无法出门，便让妓院中的男子背着涉水而出。于是，蔡、许二人一间，鲁迅和许的侄儿住一间。
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时，一次次长（副部长）让他批示某公文，他看过公文后，拒绝批准。次长无奈，只好作罢。
教育部同事冀贡泉回忆鲁迅说：“我和他同桌办公，感到他正是所谓‘直’、‘谅’、‘多闻’的益友……人们好几天才有一件公事办。……恰好我们两个人都喜欢读书，我们每天对面坐下各读各的书，记得好像他是经常读的一本西文书，他津津有味地看，天天如此。同事们佩服他看书有恒心。总之，他是整天看书，不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
1917年张勋复辟，鲁迅闻知愤而从教育部离职，直到复辟乱平，他才回来上班。
俞芳回忆，鲁迅每次出门，总在口袋里装一小沓纸，回来后，又从口袋里掏出，扔到炉子里烧掉。俞芳觉得奇怪，便问鲁迅：“大先生，你带出去的纸，为什么要带回来烧掉呢？”鲁迅没有正面回答，而是问道：“你们有常识课吗？老师给你们讲过随地吐痰的害处吗？”俞芳答：“讲过，随地吐痰是不道德、不文明的行为。”鲁迅说：“对呀，把痰吐在事先准备好的纸里，带回来烧掉，消灭细菌，这样做好不好？”俞芳这才明白，原来鲁迅的这些纸是用来吐痰的，为了不传播病菌，他又带回家来烧掉。
俞芳还回忆说，当时北京常有假银币，许多人收到了，总是“假进假出”，当成真的再花出去。但鲁迅收了假银币却并不如此，他总是用小榔头将假银角子敲成几块，放进火炉烧掉，说是“火化”；假银元则放在抽屉的一个小盒子里，不拿出去使用，说是“打入冷宫”。
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经常克扣办学经费，刁难师生。某次，厦大的教授和研究院的负责人开会，林提出将经费削减一半，教授们纷纷反对。林文庆说：“学校的经费是有钱人给的。所以，只有有钱人，才有发言权！”鲁迅听罢，站起来掏出两个银币，“啪”的一声放在桌子上，厉声说：“我有钱，我也有发言权！”
在中山大学时，某政治家请鲁迅赴家宴，鲁迅推辞不掉，只能赴宴。席间，鲁迅发现主人对自己虽很恭敬，却是什么都不懂的俗人，便觉此人讨厌。刚巧上来一道菜，主人介绍这道菜是某先觉所喜欢的，而做菜的正是某先觉原来的厨师，众人一听，便开始赞美这道菜。鲁迅却不动筷子，说道：“我就是不喜欢吃这一样菜。”
鲁迅曾告诉刘文典，他在广州时，一次，有个国民党军警想要考察他，他毫不客气地回答说：“我这么大的年纪，思想是极其复杂、极其古怪的，岂是你们这般年轻人所能考察得了的。”年轻的军警一愣，却也没有任何办法。
陈彬如回忆，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后，国民党高层想拉拢他，陈公博、甘乃光、孔祥熙、戴季陶等人均送帖子请他吃饭，他一概拒绝。请帖送来的多了，他便统统拿到楼下传达室去展览，并贴上一张条子，上书四个大字：“概不赴宴！”
日本某报曾在报道中批评鲁迅，鲁迅对该报的上海支局长很是生气，认为没有读自己的文章便撰文批评，不负责任。之后，局长请鲁迅写文章，鲁迅断然拒绝，送来礼品，鲁迅也坚决退回。一次，增田涉陪鲁迅去看画展，遇到了这位局长，局长讨好地请鲁迅吃饭，鲁迅扭过脸去，不予理睬。
中日民航通航，日本方面希望鲁迅能主持中国方面的通航典礼，委托一个驻中国记者前来邀请鲁迅。鲁迅马上拒绝：“不能把太太小姐敲碎一个啤酒瓶子的事要我做。”记者说：“如果您不答应，我就非常为难了。”鲁迅说：“如果我答应您，我就非常为难了。”
鲁迅的某位朋友做了大官，到上海去看望鲁迅，鲁迅竟从后门避走，让用人告诉他，主人不在家。朋友知道鲁迅的脾气，在大门口等待徘徊。半个小时后，鲁迅从后门回家，在楼下客厅说话，朋友听见后，冲进门来，说：“哈哈！我晓得你在家呢。”鲁迅躲不及，颇为窘迫地说：“你不是已经做了官了吗？”朋友知其意，答道：“做官归做官，老朋友总还是老朋友哇！”于是两人才一同上楼聊天去了。
如果有人在鲁迅工作的时候上门找他聊天，即使是很好的朋友，他也会很不客气地说：“唉，你又来了，没有别的事好做吗？”
鲁迅不因对某人的好恶而影响对其作品的判断，他不喜胡适，与林语堂分道扬镳，与周作人失和，但是1936年，他在接受斯诺采访时，提到的三名中国现代最优秀的诗人时，其中之一便是胡适；在提到中国现代最着名的五名杂文家时，头二人便是周作人、林语堂，之后才是他自己、陈独秀、梁启超；鲁迅也并不喜欢沈从文，但依然赞扬沈是新文学运动以来最好的作家之一。
1936年，李霁野写信建议鲁迅：“应该有一个人好好为你写一部传记……只有景宋女士（许广平）合适。”许广平也表示赞成，并马上搜集资料。鲁迅起初不同意，认为自己不值得这样做，后来说：“要写，就坏话也得写。”
鲁迅曾被通缉，他病重后，其学生李秉中从南京到上海探望，后又寄信说，他考虑到鲁迅在病中，想申请将他的通缉令取消，但怕贸然行事惹鲁迅不快，所以先写信请鲁迅同意并谅解。鲁迅回复道：“谢谢你的恳切，但我的余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是不妨仍旧让他去的。”
逝世前一天，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告诉鲁迅，他筋骨脆弱，牙齿全缺，患有痔核、胃扩张、肠弛缓症、胸膜炎、气喘、肺结核等病症，然而他答道：“只要没有花柳性病就可以证明自己是纯洁的，再者自己虽是老视眼只要不是中国多数的沙眼就是特别的地方。”
逝世前，鲁迅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这也是他的“遗嘱”：一、不得因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记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施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执拗】
许寿裳回忆，鲁迅并不喜欢游览，他在杭州任教的一年间，只去过西湖一次，还是因为许的邀请。对于西湖美景，他也无太多兴趣，无论是为人称艳的保俶、雷峰二塔，还是烟波千顷的“平湖秋月”、“三潭印月”，他都只说平平而已。
尚钺回忆，一次他去拜访鲁迅，有鲁迅不愿见者也上门求见，鲁迅让保姆告诉来人说他不在。过了一会儿，保姆拿着名片进来说：“他说他下午看见先生回来的，有事要见先生。”鲁迅立刻沉下脸来，拿着名片走到门口提高嗓子对保姆说：“你再去和他说：我说不在家是对他客气！”
未名社知道国民党当局准备办《国民新报》后，决定让韦素园去副刊当编辑，他们让某人去请鲁迅和北大教授徐旭生当介绍人。某人对徐说，鲁迅请你介绍韦去编副刊，又对鲁迅说，国民党要求你介绍一位副刊编辑。最后二人都写了介绍信，韦成功当上副刊编辑，鲁迅还热心地为他向人约稿。后来鲁迅知道某人玩的花样后，生气地说：“你看，他竟到我这里玩手段来了。”于是，他到死都没再和某人说过话。
鲁迅第一次领到厦门大学发的400元工资，便拿着支票到厦门的美丰银行去兑现。银行职员看着眼前这个身穿破灰布棉袍，头发长长的老头儿，问道：“这张支票是你的吗？”鲁迅吸了一口烟，给了该职员一个白眼，一语不发。银行职员连问三次，鲁迅也连吸了三口烟。最后，银行职员只好给他兑了支票。
夏衍回忆，鲁迅不喜欢田汉。日本左翼作家藤森成吉到中国时，内山完造在一家闽菜馆为其洗尘，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人都受邀在座。席间，田汉对藤森大谈自己与日本唯美主义“恶魔”派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交情，鲁迅极为反感，低声对夏衍说：“看来，又要唱戏了。”说罢便起身离席，田汉很是难堪。
许广平记载，鲁迅幼时每每穿上新衣，家人总时时监视，警告他不要弄脏新衣，弄得他坐立都不自由，便觉得穿新衣服是一件最不舒服的事情。初到上海时，许广平见他的蓝布夹袄破了，给他做了一件蓝色毛葛的棉袄，但鲁迅无论如何也不肯穿，说滑溜溜的不舒服。
一次，鲁迅请大家吃饭，当时他的身体已不是很好，所以吃饭时，他坐在椅子上闭目休息，大家都认为他喝多了，便问许广平。鲁迅听到后，从椅子上站起来说：“我不多喝酒的。小的时候，母亲常提到父亲喝了酒，脾气怎样坏，母亲说，长大了不要喝酒，不要像父亲那样子……所以我不多喝的……从来没喝醉过……”
鲁迅晚年，常看电影作为消遣，他也常介绍人去看电影：《夏伯阳》《复仇艳遇》《人猿泰山》，或者非洲的怪兽这一类的影片。但他说：“电影没有什么好的，看看鸟兽之类倒可以增加些对于动物的知识。”
鲁迅从不逛公园，居上海十年，连离家最近的虹口公园也从未去过。一年春天，萧红常告诉他，公园里的土松软了，公园里的风多么柔和。鲁迅于是准备选个天气晴好的周日，带儿子一起去游兆丰公园，但最后还是没去。鲁迅曾给公园下定义说：“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一进门分做两条路，一条通左边，一条通右边，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树的，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
曹聚仁曾对鲁迅说：“你颇像爱罗先珂，你是寂寞的，而你又是怕寂寞的。我觉得你最大的苦痛，乃是‘往来无白丁’，所与谈的都是读书人；因此，你谈话先有戒心。你又敏感得很，又是言者未必有意，你听了却搁在心头。”鲁迅颇赞同曹之言。
【谨严】
鲁迅在教育部上班时，每天一定准时下班，沿途商铺都将鲁迅当成时钟，看见他乘坐人力车走过，便说：“可以做饭了。”
孙伏园发现鲁迅西服的裤子总是单的，即便在寒冷的北京的冬天，也一向如此。他对孙说：“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经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
孙伏园曾说：“鲁迅先生的房中总只有床铺、网篮、衣箱、书案这几样东西。万一什么时间要出走，他只要把铺盖一卷，网篮或衣箱任取一样，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从来不梦想什么是较为安适的生活。他虽是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
1924年2月的一天，许钦文到砖塔胡同去看望鲁迅，刚进门，十二岁的俞芳便对他说：“昨天晚上，大先生那里好像有客人，半夜了，还在高声谈话呢！”许进屋去找鲁迅，才知道，昨天晚上不是来了客人，而是鲁迅在独自朗读刚写完的《幸福的家庭》。每次鲁迅写完文章，“总要看两遍，自己觉得拗口的，就增删几个字，一定要它读得顺口”。
1924年，郑振铎主编的某期《小说月报》上，苏联人民教育委员长卢那卡尔斯基的照片下，写了另一位文学家的名字。荆有麟不能确定《小说月报》是否刊登错误，便买了一本，去找鲁迅。鲁迅一看便说道：“他们真胡闹，连照相也可以随便安排。”他马上跑到书房，不仅找出了芦那卡尔斯基的照片，还找出了该文学家的照片。之后，荆在《京报》上将《小说月报》的错误指了出来。
荆有麟回忆，鲁迅准备翻译《小约翰》时，发现日文译本不忠实，而德文译本又有删节，但他又看不懂其他文字。某次，他听同事齐中颐说英文本的很好，于是请齐用英文本帮忙。当时齐在中央公园整理档案，鲁迅便每天下午到中央公园，请齐为他解释英文本，同时参照日、德文本，逐字逐句校释。时值酷暑，鲁迅每天穿着旧且紧身的淡蓝竹布大褂，一手夹着书，一手拿着香烟，去中央公园找齐。有时到得太早，就在公园柏林下面转转圈，遇到熟人，便到露天茶社坐上一会儿。
鲁迅翻译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后，得知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人翻译的版本，立即买来与自己译的逐一对比，发现商务的译本中，对于文法的处理及语句的运用，有些地方很难表现原作者的意思，这才放下心来。
担任《奔流》、《语丝》编辑时，鲁迅每天收到的稿件真是五花八门：有自己写了不愿再看，让鲁迅仔细修改的；有翻译错误百出，不能登载，抱怨不断的；有一稿多投的；有字小且模糊的……这些稿件，鲁迅都用心加以编辑，设法登载。如果是译稿，但凡能对照原文的，鲁迅便自己对照，加以改正；如果原文是英文，鲁迅便向人打听，修改妥当。
鲁迅校书，不仅对文字的正误很严格，对排版也严格要求。每行的高低，字的大小、偏正，文字在整个页面的位置，他都严加校正，不惜一次次修改，直到满意为止。
一次，徐梵澄陪鲁迅去看一个西洋油画展，其中有一幅背面正坐的女子裸体画，只画了头发和背部，鲁迅看了一眼，便立刻回过头去。
鲁迅对别人赠送的书，收藏后专柜陈列，如需阅读，则另购一本。
萧红回忆，鲁迅的记忆力非常好，东西从不随便乱放。他提着一把伞，抱着印花包袱从外边回来，一进客厅，把伞挂在衣架上就陪客人谈起话来。谈了很久了，伞上的水滴顺着伞杆在地板上已经聚了一堆水。然后鲁迅上楼去拿烟，抱着印花包袱，也没有忘记那把伞，顺手带到楼上去了。
鲁迅的写字台面对着窗户，但他从不开窗。因为他怕开窗后，风会吹动纸张，这样写作时便时时要防备纸被吹跑，文章就写不好。故一到夏天，他的屋子里常热得像蒸笼似的，但他又不习惯换地方工作。有时太阳照进来，许广平劝他把书桌移开一点，他也不肯，于是又汗流浃背。
鲁迅家里，从楼上到楼下，没有一个沙发。工作时坐的椅子是硬的，到楼下陪客人时坐的椅子又是硬的。他对烟灰缸的要求是一定要深且大，里面放些水，免得烟灰乱飞。
休息的时候，鲁迅不听留声机，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觉，他说：“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
书架和文具鲁迅都是自己整理，书架上的书摆放得非常整齐，文具也有各自的位置，从不乱放。他常说：“东西要有一定的位置，拿起来便当，譬如医药瓶子，换了地方，药剂师是会犯配错药的危险的。”
鲁迅对书很是爱惜，为了防止别人随意乱翻他的书，他总将喜欢的书藏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他不愿意借书给别人，遇到有人借，总是买一本送给别人。如果是别人送的丛书，他总要先包好，包好之前，除了儿子周海婴，就是许广平想看也不可以。一位朋友听说鲁迅不肯借书给别人，于是也效仿鲁迅，从此连自己的爱人也不借。
黄新波回忆，1934年，鲁迅选编《木刻纪程》时借用过许多青年木刻家的木板。书编完后，鲁迅将借用的每块木板上的油墨洗净，将一些弯曲的木板设法压平，然后用厚纸垫好板面，再用牛皮纸仔细包好，一一送还。
鲁迅包一个纸包也要包得整整齐齐。每次要寄书，即使许广平已经包得很好，他也要自己动手，重新包扎。包好后，用细绳捆上，那包方方正正的，连一个角也不准歪一点或扁一点，连绳头，都用剪刀剪得整整齐齐。增田涉回国时，去向鲁迅辞行，鲁迅准备了许多土特产送给他。许广平已经将礼物包装好，但鲁迅说许的包法不好，拿过来重新包装好后，方才交给增田。
【不羁】
林语堂说，鲁迅“生活全无秩序，亏得有许女士在旁照应，减少他魂灵上的寂寥”。
夏丏尊回忆：“周先生每夜看书，是同事中最会熬夜的一个。”
冶秋回忆，鲁迅的头发颇长，他转过身时，冶秋看见他的头发“已经为衣领所不能承受，而头发看来又是那样的硬，不会鬈曲的样子，于是就反折在那里”。
王森然回忆，鲁迅在北大授课时，来不及回家吃饭，就在红楼前的小饭摊上随便吃一点。一次下课，王和鲁迅路过小饭摊，鲁迅邀请王一起随便吃点东西，说：“咱们就吃这荞麦条子，皇帝老人未必享受过这么美味的佳肴。”这种小饭摊多卖玉米窝头、荞麦饸烙之类，在此用餐的都是人力车夫、卖报童叟。饭摊上也只有一个条案，没有椅子。鲁迅却不管，夹着书包，坐在砖头上，吃得津津有味，还不是向周围人点头，好像和这些人认识甚久。
朱自清回忆，1924年，鲁迅到上海，朱自清与夏丏尊等人于宴席散后一起到鲁迅住的旅馆聊天。进屋后，鲁迅脱下长衫，随手放在床上。夏丏尊最爱管闲事，觉得长衫放的不是地方，便对鲁迅说，这里有衣钩，你可以把长衫挂起来。鲁迅没有理会。过了一会儿，夏又对他说了一遍，他答：“长衫不一定要挂起来。”
鲁迅曾在厦门大学任教，当时教员宿舍没有厕所，住在宿舍的教员方便要到160步外才有厕所。鲁迅的对策是，天黑之后，小便就在宿舍楼下的草地上就地解决。
鲁迅说，在厦门大学时，“夜间小解也不下楼去，用瓷的唾壶装着，看夜半无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虽然近于无赖，但学校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得如此”。
在厦门时，川岛常到鲁迅住处闲聊。一日刮台风，他没有去，到了天色墨黑，有人敲门，接着鲁迅便进来了。川岛只见他襟袖上都沾着泥土，手也擦伤了，忙问怎么了。鲁迅低下头去掸着身上的土说：“跳下山来，摔了一跤。”
许广平回忆，鲁迅在厦门大学时，因为气愤学校当局对资本家的态度，喝酒解闷，结果有些醉了，回到宿舍，在躺椅上抽着烟便睡着了。睡着睡着觉得身上热烘烘的，一睁眼，眼前一团火，原来腹部的棉袍被烟蒂点着了。火扑灭后，发现棉袍被烧了直径七八寸左右的一个大洞。这件袍子补过之后，鲁迅竟然还接着穿，后来到了上海还穿过。
增田涉每天在鲁迅的书房听他讲课，二人并排坐在桌子旁边，鲁迅大概由于满口假牙，发声不方便，不时口沫飞溅，“又时而咯吱咯吱地搔着两股周围”，增田一面心里暗笑着，一面听他的教导。
许广平回忆，鲁迅对自己的文稿极不爱惜，每次书一出版，原稿即丢弃。许觉得心疼，便将丢掉的文稿保留起来。鲁迅见到后，下次便将原稿撕碎，说没有这么多地方放。
许广平曾说，鲁迅是“囚首垢面而谈诗书”。他吃完点心糖果，手边没有可以擦手的，便很随便地在身上一揩了事。
【深情】
鲁迅八岁时，不足一岁的妹妹病重，他在屋子的角落里低声抽泣，母亲问他为何，他答：“为妹妹啦。”
少年鲁迅从绍兴返回南京读书，在《别诸弟三首》的跋中忧伤的写道：“磋乎！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消魂，兄弟竟居异地！深秋明月，照游子而更明；寒夜怨笳，遇羁人而增怨。此情此景，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
在《阿长和〈山海经〉》中，鲁迅在文章最后饱含深情地怀念保姆长妈妈：“仁厚黑暗的地母啊，远在你的怀里永安她的灵魂！”
秋瑾是鲁迅留日时的同学，鲁迅写下小说《药》纪念秋瑾，《药》中的夏瑜就是秋瑾，最后，夏瑜的坟上平添了一个花环。
陶成章死去多年后，鲁迅依然不能忘记亡友，他写道：“夜雨潇潇的下着，提起笔，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
鲁迅为被杀害的青年诗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作序时，写下了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文字：“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
厉绶之回忆，他与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正值甲午中日战争后不久。他们走在街上，常遭到日本少年的辱骂。厉听了十分生气，鲁迅却说：“我们到日本来，不是来学虚伪的仪式的。这种辱骂，倒可以编在我们的民族歌曲里，鞭策我们发愤图强。”
增田涉回忆，日本才女柳原白莲到上海后，由内山完造安排，与鲁迅、郁达夫会面。席间，鲁迅说了许多中国政治方面的不足。柳原问道：“那么你讨厌出生在中国吗？”鲁迅回答：“不，我认为比起任何国家来，还是生在中国好。”增田看到他的眼里湿润着。
陈翔鹤回忆，鲁迅曾给他写过长达三页纸的信，在信中对自己过去的消沉情绪进行自我批评，说希望现在的青年不要像他过去那样。在《呐喊》自序中，鲁迅也说：“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1931年，鲁迅送别增田涉，赠诗云：“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里面有对扶桑和青春的美好依恋。
1932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南京。时传闻丁玲已遇害，鲁迅得知后，写下悼诗《悼丁君》：“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杨杏佛遇难后，鲁迅作诗曰：“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瞿秋白去世后，鲁迅邀茅盾、郑振铎编印瞿的遗作。当时鲁迅的身体已经很孱弱，医生让他休息，“不看书，不写字”。许广平回忆说：“关于从排字到打纸版，归几个人出资托开明书店办理，其余从编辑、校对、设计封面，装帧、题签、拟定广告及购买纸张、印刷、装订等项工作，则都有鲁迅经办，以便使书籍更臻完美。”最后该书由叶圣陶、徐调孚等人捐款出版，书名由鲁迅定为《海上述林》，共60万字。称“述林”，取“述而不作”之意。出版者采鲁迅意见，署名“诸夏怀霜社”，“诸夏”即中国，“怀霜”是怀念瞿秋白，因瞿原名瞿霜。
鲁迅从不认为在上海“亭子间”里写作会脱离社会，他说：“这也是生活。”“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谿刻】
周氏三兄弟少时喜欢看鬼怪神仙的书。一年春节，三兄弟凑钱合买了一本《海仙画谱》。周建人对鲁迅不让随意取阅感到不满，便将买书之事告诉了父亲。父亲让鲁迅将书拿来给他看看，鲁迅有些惶恐，只好照办。父亲翻看了一会儿，将书还给鲁迅，未置一词。以后，鲁迅便叫周建人“谗人”。叫了几次后，见周建人没有反应，鲁迅以为他不懂“谗人”的意思，就改叫周建人“十足犯贱”。后来见周建人并不理睬，他才不叫了。
周作人回忆，鲁迅“画了不少的漫画……随后便塞在小床的垫被底下……有一天，不晓得怎么的被伯宜公（周父）找到了，翻开看时，好些画中有一幅画着一个人倒在地上，胸口刺着一支箭，上有题字曰‘射死八斤’。八斤系周家隔壁邻居沈四太太家的小孩，比鲁迅大三四岁，夏天时常赤身露体，手里拿着自己做的竹枪跳上跳下地乱戳，口里不断地说：‘戳杀伊，戳杀伊’，鲁迅因而画此漫画，以示反抗。他叫了鲁迅去问，可是并不严厉，还有些笑嘻嘻的，他大概很了解儿童反抗的心理，所以并不责罚，结果只是把这页撕去了”。
儿时，鲁迅常画些怪画，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一幅画中“画着一个小人儿手里提了一串东西，像是乡下卖麻花、油条用竹丝穿着……这实在乃是怪画，是卖淫的一种童话化的画。乡下这种不雅驯的话很是普通，所谓倚门卖笑俗语便称曰‘卖必’，但是怎么卖法在小儿心中便是疑问，意谓必是像桃子、杏子似的一个个的卖给人，于是便加以童话化，从水果摊里榨甘蔗得到暗示，随割随长，所以可以卖去好几个一串”。
每到周六下午，矿路学堂的本城学生们便纷纷告假回家，大都要到周日点名前才回来。但也有少数节俭的本城学生要吃了周六的晚饭才回家，次日晚饭前赶回学堂。对于此类学生，鲁迅挖苦他们说，阴间七月半开放地狱门，有些鬼魂于饭后出来，到了十六那天跑回地狱去吃晚饭。
由于鲁迅见解深刻，一针见血，邵明之也给他起了个外号：“毒奇”。
在日本留学时，吴一斋从国内来，鲁迅招待他在伏见馆住下。吴拿出一方火腿叫公寓的下女替他蒸一下，谁知下女煮成了火腿汤。吴很是生气，见人便诉说火腿之事，鲁迅因此送其诨名“火腿”。
一次，蒋观云谈论服装时说，清朝的红缨帽有威仪，又指着自己的西式礼帽说，西式服装则无威仪。回去的路上，鲁迅对许寿裳说：“观云的思想变了。”不久之后，蒋便与梁启超组织政闻社，主张立宪。鲁迅便给他起了个绰号：“无威仪。”
鲁迅、钱玄同等人在日本一起听章太炎先生讲《说文解字》。钱玄同话多，好动，听课时常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钱起绰号日“爬来爬去”。后来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还称钱玄同为“爬翁”。
钱玄同说：“人过四十就该死，不死也该枪毙。”钱过四十后，便开始发福，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国文系主任时期，禁止学生学习和宣传辩证法，并说：“头可断，辩证法不可开！”鲁迅曾写《教授杂咏》，其中一首即是讽刺钱玄同：“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
1929年，鲁迅到孔德学校访马隅卿，碰见钱玄同，钱见桌上放的鲁迅的名片高声说道：“你的名字还是三个字吗？”鲁迅答：“我的名片从来不用两个字，或四个字的。”（钱常用“钱夏”、“玄同”或“疑古玄同”）钱听罢默不作声，走出门去。鲁迅在两地书中谈及遇到钱之事：“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指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
鲁迅与范爱农、陈子英、马可兴四人一起喝酒，边喝边聊，气氛热烈。鲁迅很少说话，但每遇到他们有说错的地方，必指出是非。饮罢，四人到别处就餐，鲁迅走在前面，范居中，陈、马殿后，范指着鲁迅的背影笑着对二人说：“冷坑蚊虫！冷坑蚊虫！”意指鲁迅不说话则已，一说必句句击中要害，如冷坑的蚊子咬人一般痛。鲁迅听见，回头指着范笑着说：“烂虫！烂虫！”（绍兴土话，意为：我当面责备你莫怪，你怎么骂起人来了）陈、马二人哈哈大笑。
范源濂接替教育总长后，决定删除“美育”项目，鲁迅在日记中记道：“闻临时教育会议竟删美育，此种豚犬，可怜可怜。”
新文化运动时期，林纾写文言小说丑化、谩骂北大新派人物，鲁迅颇为反感，曾写《敬告遗老》一文予以回击，并在信函中称林为“林禽男”（林纾字琴南）。
秋瑾留学时，女留学生极少，故每有聚会，必请其登台讲话，下面的人拼命拍手。秋瑾遇害后，鲁迅说：“秋瑾是被人拍死的，其实她并没有做什么。”
泰戈尔访华，徐志摩担任翻译，并以弟子自居。鲁迅在其杂文《骂杀与捧杀》中嘲讽道：“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唵！叽里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
吴佩孚当政时，谓据其考察结果：“蚩尤乃赤化之祖，蚩音东也，尤者赤化之尤也。”鲁迅知后斥之曰：“蚩尤本称炎帝。炎，火德也，故亦称炎帝。如吴大帅所说，则黄帝讨伐蚩尤，是即以赤讨赤。”
叶名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放弃广州。后当了英国俘虏。当时民间讽刺他是“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鲁迅读后改为“似战似和似守，似死似降似走”。
施蛰存跟鲁迅论战，鲁迅说他是“洋场恶少”，因为这个名字，施蛰存后半生吃尽了苦头，并从文坛上销声匿迹。
周氏兄弟与陈西滢论战时，傅斯年在给罗家伦的信中说：“通伯（陈西滢）与两个周实有共同处。盖尖酸刻薄四字，通伯得其尖薄，大周二周得其酸刻，二人之酸可无待言。启明亦刻，二人皆山中千家村之学究，非你们damned绍兴人莫办也。仆虽不才，尚是中原人物，于此辈吴侬，实在甚不敬之。他们有些才是不消说的。”
顾颉刚在《古史辨》中说“禹是一条虫”（顾作为假设提出的学术命题），鲁迅对此很不以为然。鲁迅在厦门时，某日赴厦大校长林文庆家宴，他指着一道青蟹菜，问同席的顾颉刚道：“顾先生，请考察考察，这是什么世纪的东西啊？”
1935年，鲁迅又在《故事新编》中讽刺有口吃和酒糟鼻的顾颉刚：“‘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的说，立刻把鼻尖涨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我看鲧也没有，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他说到这里，把两脚一蹬，显得非常用劲。”
潘光旦因患足疾，截去一足。后来他参加新月社，鲁迅嘲笑他为“蹩脚教授”。
在与许广平的书信中，鲁迅形容厦门大学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上”。
鲁迅与蒋光慈交恶，他在文章中称蒋光慈为蒋光X，或为蒋光Y，蒋光Z。
鲁迅冷言道：“文学不是梅毒，可以靠肉体关系遗传。”又有人问鲁迅，写文章有秘诀吗？他回答：“如果有的话，文豪传于其子，世世代代为文豪了。”
鲁迅说：“与名流学者谈话，最好装作偶有不懂状。因为全不懂被人看轻，全懂了遭人厌，偶有不懂最妙！”
鲁迅常说：“一个人娶了太太，当了大学教授，就什么都完了。”
张竞生在报纸上撰写提倡避孕节育的文章，被传统势力诬蔑为“卖春博士”。鲁迅不无揶揄地说：“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
鲁迅点评梅兰芳：“他未经士大夫帮忙时候所做的戏，自然是俗的，甚至于猥下，肮脏，但是泼剌，有生气。待到化为‘天女’，高贵了，然而从此死板板，矜持得可怜。看一位不死不活的天女或林妹妹，我想，大多数人是倒不如看一个漂亮活动的村女的，她和我们相近。”
20世纪30年代，某些作家的主观主义毛病很厉害。一次，有人请鲁迅谈谈这一问题，鲁迅笑而不答，只是讲了两个故事：
《金扁担》：“有个农民，每天都得挑水。一天，他忽然想起，皇帝用什么挑水吃的呢？自己又接着回答：一定用金扁担。”
《吃柿饼》：“有个农妇，一天清晨醒来，觉得饿，她想，皇后娘娘是怎么享福的呢？一定是一觉醒来就叫：‘大姐，拿一个柿饼来吃吃。’”
鲁迅曾对徐梵澄说，世家弟子有三变，一变为蠧鱼，即出卖祖上留下的字画图书；再变则为蛀木虫，即出卖家中木器乃至房屋；三变为大虫，即“吃人”，卖去奴仆。
上世纪30年代，着名编辑赵景深翻译过一些外国作品。由于他对外文不是十分精通，所以他的译作中时有笔误出现。一次，他将“银河”误译为“牛奶路”；还有一次，又将“半人半马怪”译作“半人半牛怪”。鲁迅据此写了一首打油诗，诗曰：“可怜织女星，化作马郎妇。乌鸦疑不来，迢迢牛奶路。”
茅盾回忆，鲁迅曾在左联的会议上告诫左联成员要改造思想，他说：“我们有些人恐怕现在从左边上来，将来要从右边下去。”
鲁迅为左翼作家联盟所尊崇，但他却说，他们是左翼，但不是作家。
鲁迅在闲谈中偶然说，田汉请客，座位背后赫然站着一条大汉。有人告诉他，这是田汉请的保镖，鲁迅认为，田汉不是富翁，不用防人绑票，如果是防止国民党拘捕，一个保镖怎么抵挡得住？对照田汉的生活态度，要么，是炫耀自己的重要身份，要么，是扮演一次罗曼蒂克滑稽戏的角色。说完，他似笑非笑地笑了笑。
周作人对张铁铮说，鲁迅这个人，有所谓的浙东人的脾气，就是“谿刻”，与李越缦相似。张认为，“刻”并不是绝对的贬义，说是“疾恶如仇”也未尝不可。
【温厚】
据北大教授白化文回忆，老北大时期，校门口卖豆腐脑的常自豪地对他们那些小青年说：“老年间儿，我爸摆摊儿那会子，鲁迅跟他拉洋车的肩并肩坐在咱这摊子上，一起吃喝，吃完了，您猜怎么着？鲁迅进红楼上课，拉洋车的叫我爸给他看着车，也进去听课去啦！蔡校长的主意：敞开校门，谁爱听就听，不爱听拍拍屁股走人，谁也管不着谁，那才叫民主，那才叫自由哪！”
孙伏园回忆，他和鲁迅一同旅游，无论到陕、厦门、广州，他的铺盖常常是鲁迅为他打包。
鲁迅、孙伏园等三人到陕西讲学，一个月得酬300元，鲁迅认为，只要够旅费，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他们得知易俗社的戏曲学校和戏园经费困难，便捐赠了一部分钱。西北大学的工友服务很周到，鲁迅主张多给些钱。同去另一人说：“工友既不是我们的父亲，又不是我们的儿子；我们下一趟不知甚么时候才来；我以为多给钱没有意义。”鲁迅登时说不出话来，他私下对孙伏园说：“我顶不赞成他的‘下一趟不知甚么时候才来’说，他要少给让他少给好了，我们还是照原议多给。”
鲁迅搬到砖塔胡同时，十二岁的俞芳觉得他表情严肃，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故有些怕他。院子里有一棵俞芳种的芋艿，从来没人注意过，鲁迅搬来不久便问她：“为什么你种的芋艿总是只有一片叶子呢？”俞芳答：“老叶颜色太深，不好看，我就把老叶摘掉了。”鲁迅便告诉她，这样芋艿是种不好的，让她以后不要再摘掉老叶了。这时，一旁的大姐俞芬忍不住骂俞芳“呆”，鲁迅却微笑着对她说：“小孩子总有小孩子的想法和做法，对他们幼稚可笑的行动，要多讲道理，简单的指责和呵斥，并不能解决问题。”
搬来不久，鲁迅便送给俞芳和妹妹俞藻每人一盒积木，并常给她们买点心和糖果。他从来不对孩子们摆架子，俞芳肖猪，俞藻肖牛，他便称呼二人“野猪”、“野牛”，而二人也没大没小地叫他“野蛇”（鲁迅肖蛇）。他也不生气，笑着问她们：“蛇也有不是野的吗？”
对于孩子们的要求，鲁迅有求必应。俞芳写了篇童话，请他修改，他很认真地为她修改，并加了标点；俞芳、俞藻喜欢画小人，但不会画人头，便请鲁迅帮忙，他总按她们的要求画，立等可取；俞芳、俞藻的地理课老师要求学生家长将各省的省会、主要出产、气候等用毛笔写在卡片上，小姐妹分配到长江流域各省的卡片，二人请鲁迅帮忙写出，第二天得到了老师的表扬，她们回家高兴地告诉了鲁迅，鲁迅笑着说：“真是不胜荣幸之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