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鲁迅送给俞家三姐妹一包奶油蛋糕，但俞芬收了起来，没有给两个妹妹吃。鲁迅知道后，再送糖果、点心时，总是分成三包，一包较大的给俞芬，两包较小的给俞芳、俞藻。
北京冬天，常有小贩叫卖“萝卜赛梨呦——辣了换”，这时，俞芬便带头敲鲁迅的竹杠，让他请客，十有八九她们的愿望会得到满足。还有一种小贩是卖桂花元宵的，元宵比较贵，大家都没吃过，一次，俞芬又敲鲁迅的竹杠，结果他竟然同意了，一共买了九碗，不仅俞家三姐妹、母亲、朱安每人一碗，连周家的两个女工和俞家的女工也有。结果，因为头天晚上做成了一笔大生意，第二天卖元宵的小贩又到周家门口吆喝了好久。
1928年夏，鲁迅到杭州游玩，川岛夫妇带着四岁的女儿到旅馆看望鲁迅，小女孩叫鲁迅“太先生”，鲁迅便握着她的小手，称呼她：“密司燕燕。”
一次，鲁迅对住得不远的茅盾说，借你儿子用一下，茅盾莫名其妙，但还是答应了。鲁迅这才说明，是请孩子看电影。原来当时茅盾十二岁的儿子正生病在家休养，鲁迅同情病中的孩子，特地约他同去看电影解闷。走在路上，鲁迅还特地拉着孩子手，弄得孩子很窘迫。回家后，孩子问他的母亲道：“为什么我这么大了还要拉着我的手呢？”
某日深夜，周家的两个女工王妈和齐妈发生口角，声音越吵越大，鲁迅被吵醒，整夜失眠，第二天就病了。晚上俞家姐妹去看望鲁迅，说起夜间女工吵架之事，俞芬问道：“大先生，你为什么不去喝止她们？其实你就是大声咳嗽一声，她们听到了，也会不吵的。”鲁迅摇头道：“她们口角，彼此的心里都有一股气，她们讲的话又急又响，我听不懂，因此不知道她们吵嘴的原因，我去喝止或大声咳嗽一声，可能会把她们的口角暂时压下去，但心里的一股气是压不下去的，心里有气，恐怕也要失眠；再说我呢，精神提起，也不一定就能睡着，与其三个人都失眠或两个人失眠，那么还是让我一个人失眠算了。”
每当傍晚，邮递员送信来时，鲁迅多半自己取信，并和邮递员聊几句。一次，鲁老太太问他：“你们在外边讲些什么呀？”他说：“邮递员送信很辛苦（当时邮递员送信都是步行），信送到了，我请他吸支烟，喝杯水，在门洞里坐坐，歇歇力，表示对他的感谢。”
一个寒冬，鲁迅坐人力车，发现车夫没有穿棉裤，问他为什么，车夫答：“先生，生活艰难啊，吃都顾不上，哪有钱买棉裤呢？”鲁迅便给他一元钱，再三叮嘱他去买条棉裤穿。第二天鲁迅下班后，在教育部门前观察，发现几乎所有的人力车夫都穿着单裤，他感慨道：“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不从根本上解决，单靠个人的同情和帮助是不行的。”
一次雪后路滑，车夫拉着鲁迅，一起摔倒在地上，车夫的腿受了伤，鲁迅的门牙撞掉，满口是血，车夫很是惊恐，但鲁迅并未责备车夫，反而问车夫的伤势如何。回家后，大家惊慌失措，鲁迅却含笑说道：“世道真的变了，靠腿吃饭的，跌伤了腿，靠嘴吃饭的，撞坏了嘴。”
周建人的女儿周晔回忆，一个冬天的黄昏，北风呼号，她随父母到伯父鲁迅家中拜访，在离鲁迅家后门不远的地方，发现一个车夫因光着脚拉车，踩到了碎玻璃碴儿，正在路边呻吟。周建人忙到屋内叫出鲁迅，拿着纱布和药，为车夫夹出碎玻璃，包扎妥当。车夫回家时，鲁迅将药和纱布送给他，并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在家中好好休息。车夫走后，周晔问鲁迅为何这么寒冷的天光着脚拉车，鲁迅的回答让她不是很明白，她希望伯父能给一个详细的解答，鲁迅却只是抚摩着她的头，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内山完造回忆，一天，鲁迅穿着粗朴的蓝布长衫、廉价的橡皮底鞋，到宾馆去看望萧伯纳。鲁迅走进宾馆电梯，电梯司机见他进来，既没有理会，也没有动作。鲁迅以为还有人来，于是就等着。过了好一会儿没人过来，鲁迅便催促司机说：“到七楼。”司机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说：“走出去！”鲁迅只好出去，爬楼梯上七楼去了。下楼时，萧伯纳将鲁迅送到电梯口，见到萧对鲁迅的殷勤样子，司机很是窘迫。
许广平回忆，鲁迅很少使唤家中的女工，也从不责备。如果许不在家，他便自己到厨房，烧水泡茶。如果不是女工见到过来代劳，他绝不会高声叫人帮忙。
一次，老女工陪周海婴玩耍时，从鲁迅的书架中拿了一本书，扯下书页来，从阳台上吹下去，说是放纸鸢。等鲁迅发现时，书已经撕了大半。鲁迅视书如命，但他知道老女工不识字，只图博周海婴的喜欢，所以并没有责备，只让她下次不可以再这么做了。
鲁迅搬到西三条，许钦文和孙伏园合买了一只大火腿，由孙送给鲁迅。几日后，孙对许说：“大先生说，‘钦文也送火腿，他要因此多写多少字呢！’要我告诉你，下不为例。”
许钦文在北京时，家中负担很重，日子过得清苦。去看望鲁迅时，鲁迅总是拿出一个扁扁的灰漆盒子，里面盛着一块“萨其马”之类的点心，拿给许吃。许工作后，有能力自己在街上买点心了，鲁迅便不再请他吃点心。
尚钺病愈后去拜访鲁迅，聊天时，鲁迅觉出他的困窘。尚告辞时，鲁迅从抽屉中取出三块钱给他，慎重叮咛道：“你刚好不能多跑路，坐车去，有三块钱大概差不多了。”
最初白薇并不亲近鲁迅，每次去送稿，总是在门口交给许广平就走。半年后，她听到鲁迅对人说：“白薇怕我吃掉了。”一次，白薇和杨骚去见鲁迅，刚走到楼梯口，鲁迅便温和地在楼上说道：“白薇请上来呀！上来！”白薇走进书房，微低着头不敢正视鲁迅。这时，鲁迅拿着一把蒲扇帮她扇风，亲切地说：“热吧？”然后又展开许多美术书画给她看，并耐心讲解，白薇当时就感到鲁迅是“父辈的严肃可亲的长者”。
鲁迅想买德文本的《果戈理选集》，黄源在某旧书店花18元购得一套，送给鲁迅。他怕鲁迅不接受，事先在第一册上写上“鲁迅先生惠存”。但鲁迅依然不肯接受，二人推让半天，最终鲁迅接受了第一册作为馈赠，其余几册支付给黄15元，他在日记中写明原因：“值18元，以其太巨还以15元也。”
一次，鲁迅与徐懋庸谈话结束时，突然问徐道：“你有几个孩子？”徐说有两个，他马上带徐到一家商店，买了两斤高级糖果，让徐带回去给孩子。听说徐正患消化不良，又到药房买了一瓶蓖麻油，说：“服这个泻一泻就好了。这是起物理作用的药品，没有副作用。”
鲁迅曾在家中为日本人增田涉单独讲解《中说小说史略》、《呐喊》、《彷徨》等作品，历时一年，每日午后约三个小时，无论寒暑。
任均回忆，1933年下半年开始，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追捕，左联的碰头会改在北四川路一带的饭馆里，利用吃饭时间进行交流。每次碰头吃饭，总是鲁迅掏腰包，其他人过意不去，要分摊餐费，鲁迅却不赞成，和蔼地笑着说：“不要那么计较，我拿的稿费总要比你们多一些呀！”
一天晚上，萧红在鲁迅家中和鲁迅、许广平聊到将近十二点才告辞。那天下着雨，鲁迅非要送萧红到铁门外不可。萧红怕鲁迅受凉，心中很是不安。到铁门外，鲁迅指着隔壁挂的写着“茶”字的大牌子说：“下次来记住这个‘茶’字，就是这个‘茶’的隔壁。”他伸出手去，几乎是触到了钉在门旁边的门牌号说：“下次来记住茶的旁边九号。”
萧红曾问鲁迅：“你对我们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鲁迅愣了一下，肯定地说：“是母性的。”
每周六，周建人夫妇都带一个孩子到鲁迅家中拜访，一般王蕴如带着孩子先去，周建人下班后直接从商务印书馆过去。如果周建人到得晚了，鲁迅总是不放心，焦急地楼上楼下跑好几遍，嘴里说着：“怎么老三还勿来？”
黄源回忆，他也习惯于周六去拜访鲁迅。周建人家搬到法租界去的第一个周六，从鲁迅家中回家时，许广平特地将周建人一家和黄送到附近的汽车公司，并为他们付了车钱。第二个周六，周建人、黄源等人告别时，许广平拿出一元二角钱塞到周建人手中，说：“对不起，今晚我不送了，请你们付一付。”周建人忙推却，鲁迅马上低下头，看着地板，默不作声，于是周建人只好收起来。以后每次告辞，许广平一定将一元二角钱塞到周建人手中。
一次，晚上出去看电影，只有一辆车，鲁迅坚持自己不坐，让许广平、王蕴茹、周海婴、周建人的三个女儿、萧红坐，他和周建人走着去。看完电影出来，又只叫到一部汽车，鲁迅还是不肯坐，让周建人全家坐着车先走了。
郁达夫决定定居杭州前，曾和鲁迅谈起此事，鲁迅好意相劝，但郁最终还是没有听从，移居杭州。半年后，鲁迅又写下了《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一诗，再劝郁离开杭州：“钱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坟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以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此诗后挂在郁达夫杭州“风雨茅庐”的客厅中。
郑振铎向鲁迅请教《三言》之事，鲁迅信中附了一张自己抄录的《醒世恒言》全目录，并告诉郑，《喻世明言》、《警世通言》他也没见过，《醒世恒言》只有半部，但一位朋友处有全本，他便借来，抄下目录寄给郑。又一次，郑写信问鲁迅是否有《西湖二集》，鲁迅便将自己的半部明末版《西湖二集》送给只谋过一面的郑，郑极为感动。
许广平回忆，鲁迅留学日本的同学陈子英到上海后，向鲁迅提出借500元钱，说明不久就还。鲁迅立即替他从老朋友处转借。老朋友信任鲁迅，将内有千余元的存折与图章一起给了陈，让他从中取500元。不料陈一去不复返。鲁迅写信去催，结果图章寄回来，折子里的钱已经全部取出。后来听人转述，陈曾对人说：“人家说他收卢布，恐怕是真的罢！”鲁迅去世后，朋友写信向陈催款，陈干脆连信都不回了。
1933年，瞿秋白和夫人杨之华秘密来到上海，瞿当时身患肺病，生活非常拮据。鲁迅让瞿氏夫妇到自己家中居住，并执意将主人房腾出来，自己打地铺。为了帮助瞿，又不伤害他的自尊心，鲁迅将自己要编的一本《鲁迅杂感选集》交给瞿，请他出版，实际上是将这本书的版权和稿费赠送给瞿。
1935年3月8日，阮玲玉在家中服安眠药自尽，年仅25岁，留下遗言：“人言可畏。”出殡之日，上海十万市民自发为她送葬，鲁迅奋笔写了着名的《论人言可畏》一文，痛斥“强者”对“弱者”的迫害。
【褊狭】
在日本留学时，一次，陈子英约鲁迅一起到横滨去接新来留学的同乡。船靠岸后，关吏在中国留学生们的行李中翻出一双绣花鞋，鲁迅心中顿时很是不满，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不自觉间便摇了摇头。一行人坐上火车，这群人又在车上为座位之事互相谦让起来，车一开，顿时摔倒三四个，鲁迅见了又很是不满，大摇其头。于是这群新来的留学生对鲁迅很是不满，这其中便有范爱农。日后的同乡会上，但凡鲁迅的发言，范必定要站出来反对。
鲁迅讨厌吃莲子羹，因为绍兴风俗，过新年时儿媳妇要做莲子羹孝敬尊长，招待亲朋，因此许多儿媳妇只会做这道莲子羹。鲁迅认为这是陋习，见了便摇头，所以绝对不吃。
民国初年，许寿裳曾托蔡元培为鲁迅谋一职务，蔡聘请鲁迅到南京教育部任职。1927年，鲁迅因蔡赏识别人而对川岛去信抱怨道：“其实，我和此公（蔡元培），气味不投者也，民元以后，他所赏识者，袁希涛蒋维乔辈，则十六年之顷，其所赏识者，也就可以类推了。”不久，蔡元培聘请鲁迅为国民政府“特约撰述员”，每月享受300大洋的政府津贴。
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看事情太仔细，一仔细，即多疑虑，不易勇往直前”，“我的习性不太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
1927年5月25日，国民党政府浙江省务委员会通过了设立浙江大学研究院计划。鲁迅本想争取此职位，但此事最后未成。鲁迅致信川岛，讥骂蒋梦麟（时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抱怨：“浙江不能容纳人才”，“我常叹新官僚不比旧官僚好，旧者如破落户，新者如暴发户，倘若我们去当听差，一定是破落户子弟容易侍候，若遇暴发户子弟，则贱相未脱而遽大摆其架子，其蠢臭何可向迩哉。”
鲁迅与左联的周扬等人发生分歧时，托派分子陈其昌写信给鲁迅，准备拉拢鲁迅，结果鲁迅发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讽刺陈道：“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我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作所为有悖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抗战中，陈其昌被日本宪兵逮捕后，坚贞不屈，不曾吐露一个字，最后被塞入麻袋用刺刀戳死，从吴淞口扔进大海。
鲁迅的空闲时间大部分都用在看书，他很少看杂志，有时许广平看杂志，他会说：“不如拿这些功夫做别的事。”他最多花十几分钟浏览一下报纸，看见许看报纸的时间长了，偶尔会不耐烦地说：“这有什么好看的呢？”
鲁迅不喜京剧，他自1902年至1922年的20年间，总共看过两次京剧，而给他留下的印象无非是“咚咚咣咣的敲打，红红绿绿的晃荡”、“一大班人乱打”、“两三个人互打”。他甚至不承认京剧是戏剧，只是“玩把戏”，“毫无美学价值”。
一次，欧阳予倩、田汉等人谈到要改良京剧，宣传革命，鲁迅马上反对，他说，以京剧来宣传救国，那就是“我们救国啊啊啊啊了，这行么？”
鲁迅只看外国影片。在广州时，他看过一部国产片《诗人挖目记》，结果没看完就离场了，从此对国产片再无兴趣。以后，即使轰动一时的国产片，他也拒绝去看。
张友松回忆，他办春潮书局时，曾请鲁迅将书交给自己出版，由于未等鲁迅答复便打出广告，致使鲁迅对此颇为反感。事后，张写长信解释此事，鲁迅虽不再计较，但依然对张存有戒心。张在信中称呼他为“吾师”，鲁迅让张不要这么叫他，说某人不是他的学生，也称呼他为师，但背后却大发攻击他的言论，使他不胜感慨。
鲁迅常到老靶子路一家小吃茶店喝茶，泡一壶红茶，和青年聊一阵子天。一天，他背后的茶座里坐着一位摩登女子，身穿紫裙子黄衣裳，头戴花帽子。女子走时，鲁迅一直生气地瞪着她，看了半天，最后说：“是做什么的呢？”
冯雪峰曾这样看鲁迅：“鲁迅，确实非常热情，然而又确实有些所谓冷的可怕的。我看见他号召青年起来反抗一切旧势力和一切权威，并且自己就愿意先为青年斩除荆棘，受了一切创伤也不灰心；可是我觉得他又好像蔑视一切，对于一切人都怀有疑惑和敌意，仿佛青年也是他的敌人，就是他自己也是他的敌人似的。总之，我以为他是很矛盾的，同时也认为他是很难接近的人。”
钱玄同曾总结鲁迅的三大短处是：多疑、轻信、迁怒。
【率真】
路易·艾黎回忆，一次聚会中，鲁迅喝酒后，兴奋得像个孩子。他的旧毡帽掉在衣架的后面，他便到处找，最后大家一齐动手给他找出来了，他一脚将帽子踢下楼梯，大笑着说：“一顶老黄包车夫的帽子，我就是个拉黄包车的！”边笑边和大家一起走下楼去。
鲁迅有童心，看到店里的玩具好玩，常买下来。有时送给朋友的孩子，有时便自己收藏了。许广平等几个学生在他书柜的抽屉里看到小的瓷水桶、瓷蟾蜍等小玩意儿，大家便一齐动手，哄抢一空。
川岛因留学生头被人戏称为“一撮毛哥哥”，鲁迅在送给他一本《中国小说史略》上题道：“请你送‘情人的怀抱里’，暂时伸出一只手来，接过这干燥无味的《中国小说史略》，我所敬爱的一撮毛哥哥呀！”
鲁迅曾给俞芳等人讲绍兴女人吵架时常用的“剪刀阵”和“壶瓶骂”。他说：“绍兴女人吵架，有一种架式是‘剪刀阵’。”俞芳忙问剪刀阵是不是拿着剪刀打架，鲁迅笑道：“你们看我。”然后站起身，双脚分开，两手叉腰，并让俞芳学着他的样子。然后，他指着俞芳对大家说：“你们看这样子像不像一把剪刀口朝下的剪刀？”大家哄笑。接着他又示范“壶瓶骂”，左手叉腰，右臂向右前上方伸直，并用食指指向对方做骂人状，边示范边问道：“这样子像不像一把茶壶？”他的姿势引得大家笑得前仰后合。
一次，鲁迅将手握成拳，放在桌上，让俞家姐妹用拳头打，说他不怕疼。俞藻先打，没有打疼鲁迅，倒把自己的手震疼了；俞芬也打疼了自己的手。鲁迅笑弯了腰：“你们打人，挨打的人没有痛，打人的人倒痛了。”又连连说：“‘畅肚’啊，‘畅肚’！”（绍兴话，大概意思为活该）
张恨水的《鲁迅之单人舞》中记载：“章士钊改女师大为女大时，女师大一部学生离校，由数教授率领之继续上课于皮库胡同，经费悉由师生自筹，鲁迅先生其一也。先生授课，指斥章氏，间杂以谐语，一座哄堂。一日，值校庆，师生毕集以示不弱。会后作余兴，先生任一节目，先生固不善任何游艺苦辞不获，乃宣言作单人舞。郎当登台，手抱其一腿而跃，音乐不张，漫无节奏，全场为之笑不可抑。先生于笑声中兴骤豪，跃益猛，笑声历半小时不绝。此为当年与会学生所言，殆为先生仅有一次之狂欢，不可不记。”
吴曙天日记记载：1927年12月31日聚会，“席上闹得很厉害，大约有四五个人都灌醉了，鲁迅先生也喝醉了，眼睛睁得多大，举着拳头喊着说，还有谁要决斗”！
萧伯纳对鲁迅说：“他们称你为中国的高尔基，但是你比高尔基漂亮。”鲁迅答道：“我更老时还会更漂亮。”
胡风回忆，一次他去找鲁迅，鲁迅正包扎好几本书预备付邮。他告诉胡风，这是《啼笑姻缘》，寄给母亲的，又补充一句：“她的程度刚好能读这种书，”接着笑了笑：“我的版税就是这样用掉的……”
【僻怪】
鲁迅很久不理发，途遇理发师，理发师对他说：“你的头发该理了。”鲁迅勃然大怒：“我的头发与你何干！”
鲁迅到一家理发店去理发，理发师看他衣着平常，于是乱剃一气。没想到鲁迅给了他一大把钱，理发师既惊讶又惭愧。第二次鲁迅又去理发，理发师便悉心伺候，但鲁迅只照价目表付了账。理发师问其故？鲁迅说：“上次你乱理，我乱给；这次你认真地理，我就认真地给。”
沈尹默回忆，鲁迅住在北京绍兴会馆时，墙上挂着一个篾条弯的小弓，鲁迅解释说是用来从窗缝里射那些在院子小门边墙角小便的人们的。
一天，许钦文到西三条拜访鲁迅，到时，鲁迅屋中坐满了人，烟雾腾腾，许多人的脸上带着轻浮，形成了一种不太严肃的空气。忽然，鲁迅怒而离席，到母亲房间里，用绍兴话厌恶地说：“他们同我开玩笑！”一会儿，鲁老太太走出来让大家早点回去，客人有的伸伸舌头，有的眨眨眼睛，都散去了，许也回去了。第二天，许的四妹许羡苏到绍兴会馆找他，一见面就说：“大先生特地叫我来告诉你：昨天晚上他发脾气，不是对于你的，叫你不要误会。”
北大旁听生冯省三跑到鲁迅家，坐在鲁迅床上，跷起双脚对鲁迅说：“喂，你门口有修鞋的，把我这双破鞋，拿去修修。”鲁迅毫不犹豫拿起冯的鞋子，修好取回，亲自套在冯的脚上。冯未称谢便悻悻地走了。而鲁迅日后提及此事，总说：“山东人真是直爽哇！”
某个夏夜，鲁迅正在写东西，中国大学旁听生钟青航穿着长及地的睡衣到鲁迅家门口说：“我睡不着，特地来同先生谈谈。”鲁迅开门让他进来，钟便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这位深夜来访者既不是失眠，也没有失恋，而为诉苦。两周前，钟因晚上兴奋，叫了一辆车围着北京城兜了一圈，没钱付15元车钱，却打了开车的司机几个耳光，下场是被警察厅关了两周。他向鲁迅诉说警察厅吃黑面馍馍、受蚊子臭虫叮咬之苦，一直聊到天亮，结果鲁迅文章未写觉未睡，还要去上课。但鲁迅日后聊到此人，总说：“四川青年真勇敢！”
闻一多回忆：“记得有一次，是许世英组阁的时候，我们教育界到财政部去索薪，当时我也去了，谈话中间记得林语堂先生说话最多，我是一向不喜欢说话的，所以一句也没有说，可是我注意到另外一个长胡须的人也不说话，不但不说话，并且睡觉。事后问起来，才知道那位就是鲁迅。”
在厦门时，一天鲁迅看见一头猪在啃相思树的叶子，他觉得相思树的叶子怎么能让猪吃呢，于是时已四十的鲁迅便摆开架势和猪斗上了。这时正好其同事走过来，笑着问道：“哈哈，你怎么同猪决斗起来了？”鲁迅答：“老兄，这话不便告诉你。”
鲁迅在厦门时，厦大毕业生陈梦韶常去听他讲课，也常去他的寝室拜访。鲁迅告诉他，自己姓鲁名迅，后来陈从厦大的通告牌上才得知他的真名为周树人；陈曾问鲁迅年龄，得到答案是五十九岁，鲁迅去世时，陈以为他已是古稀老人，谁知满大街的报纸全部写着，享年五十六岁。陈认为，当时鲁迅那蓬蓬松松半年才剪一次的棘球似的头发，和那副枯瘦长满胡须的面容，如果说自己四十六岁，会被人认为他故意将年龄说减了十岁。
鲁迅去同事家，要绕过一个花园，花园的铁丝网并不高，为了抄近路，已是中年的鲁迅便跳过铁丝网，从花园中间穿过去。越过铁丝网时，他被剐破过裤子，也曾摔过跤，但下一次，他还是照做不误。
离开厦大时，鲁迅特地与几个学生在南普陀西南的小山岗上照了几张相，这里到处长着他喜爱的龙舌兰，满山是如同馒头的洋灰的坟墓。鲁迅对这种坟墓很感兴趣，特地在龙舌兰丛生的坟前的祭桌上照了一张照片，准备用作《坟》的封面。
胡风回忆，有人曾告诉鲁迅，有个留法学生S去见了罗曼·罗兰，对罗氏讲了伍子青和浣纱女的故事，并说，其母就是浣纱女转世的。鲁迅听罢说道：“不是的。我就是伍子青转世的，她不是浣纱女……”口气很肯定，像是说真话，也不笑。
一位日文报的记者恳请增田涉代为介绍采访鲁迅，鲁迅说，在我的住处有些不方便，还是在内山书店吧。不久，一位日本自然科学家想拜访鲁迅，鲁迅对增田说，因为自然科学家是没有政治关系的，所以可以在家里会见他。
鲁迅晚年居上海，常去内山书店。有时一些来购书的学生认出他来，便望着他小声说：“鲁迅！”“鲁迅！”这时鲁迅便说：“喔，又来研究我了。哦，回去吧。”说着，拿起帽子，匆匆走出门去。
鲁迅似乎很喜欢猫头鹰。他在打油诗中写道：“我的所爱在山腰，想去寻她山太高，低头无法泪沾袍。爱人赠我百蝶巾；回她什么：猫头鹰。”鲁迅还说：“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鸱的真的恶声在那里！？”（鸱，鸱枭，就是猫头鹰）鲁迅自己设计的《坟》的封面上，就有猫头鹰的图案。
人皆言壁虎有毒，鲁迅却对章衣萍说：“壁虎确无毒，有毒是人们冤枉它的。”章将鲁迅之言告诉孙伏园，孙说：“鲁迅岂但替壁虎辩护而已，他住在绍兴会馆的时候，并且养过壁虎的。据说，将壁虎养在一个小盒子里，天天拿东西去喂。”沈尹默也回忆，鲁迅在绍兴会馆时曾养过一直胖而且大的壁虎，见了人也不逃走，鲁迅每天都要喂它稀饭。
鲁迅属蛇，也喜欢蛇，文章中也常拿蛇来做譬喻。
鲁迅讨厌三种东西：猫、蟑螂和苍蝇。讨厌猫是因为十岁左右时，他饲养的可爱的小隐鼠被猫吃了。“五四”前在北京绍兴会馆居住时，他因夜半为猫所扰，不能安睡，大怒而起，拿起一根竹竿，爬到周作人安放在后檐下的小茶几上，将猫驱散。后来在上海时，他饲养的“苏州鱼”莫名少了几尾，一天看到猫从鱼缸旁窜出，便知道是被猫偷吃了。一天夜间，许广平被声音吵醒，发现鲁迅在楼下客厅关门打猫，举着棒子，追着猫猛打，见许下楼，还招呼她加入战斗。如果不是猫侥幸逃脱，一定死在乱棒之下。
鲁迅讨厌蟑螂，是因为蟑螂损坏了他的书。每次看见蟑螂，他立刻脱下鞋子，赤了一只脚就去追打，追得多了，来不及洗脚，所以脚底经常是黑的。他讨厌苍蝇，是因为苍蝇是传播疾病的媒介。苍蝇和蟑螂的大本营是厨房，所以他常于深夜，跑到厨房，骤然打开电灯，看见蟑螂就喷射杀虫药水；蟑螂看不见后，便爬到桌子上消灭天花板上的苍蝇。每天他都杀死数十只，一来除害，二来运动。
周海婴回忆，鲁迅夜间写作时，遇到雄猫呼唤异性，文思屡被打断，便向窗外扔装香烟的铁皮罐。周海婴睡梦中听到外面一阵“当啷啷……”的声音，伴着雄猫“哗喵”的怒吼声，便掉下楼去，看到鲁迅正向外掷出铁皮罐，等鲁迅手边的香烟罐扔完了，周海婴便到天井里寻找，捡到两只凹凸不平的“炮弹”，送还给父亲备用。
【洞明】
许广平说鲁迅“极其精明”，林语堂也曾说周氏兄弟熟谙世故人情，鲁迅亦自称是世故老人。
许广平回忆，鲁迅曾对人说：“我的小说中所写的人物，不是老大就是老四。因为我是长子，写‘他’不好的时候，至多影响到自身；写老四也不要紧，横竖我的四兄弟老早就死了。但老二、老三决不能提一句，以免别人误会。”
鲁迅好奇心重，总能注意到别人忽略的东西。一次，他在南京看到墙上贴有一张纸片，纸片上有一个茶壶，接连看到好多次，便沿着茶壶嘴的方向走，结果越走越远，越走越荒凉，他有些害怕，便不再往前走。过后鲁迅细想，认为是秘密组织的暗记，如果继续往前，可能会很危险。
鲁迅请许寿裳代为在京谋一职位，他在给许的多封信中写道：“京华人才多于鲫鱼……”“越中棘地不可居，倘得北行，意当较善乎？”“今年下半年，尚希随时为仆留意也。”
鲁迅在诉章士钊的诉状上写：“树人充教育部事，已十有四载，恪恭将事，故任职以来屡获奖叙。”
1926年7月的一天，去意已定的鲁迅听说教育部尚有欠薪可得，觉得自己不该放弃自己该享有的权利，于是“跳上车，径奔衙门去”。一进门，巡警就向鲁迅立不举手敬礼，鲁迅由此感慨：“可见做官要做得较大，虽然阔别多日，他们也还是认识的。”
鲁迅十分警惕。增田涉回忆，他在鲁迅家上课时，每到休息，就坐在窗口边乘凉，顺便看看窗外的大街。而鲁迅从不靠近向着街道的窗口，总是坐在离窗两三尺的地方，害怕人们从下面的街道上看到他。走在路上，他总觉得有人跟踪，有时看完画展或从酒馆出来，鲁迅就对增田说：“你先回去，我要在我家附近甩掉那家伙。”
山本实彦回忆，鲁迅曾说他的一个笔名不能用上三次，因为有人会从文章的倾向和语调里发现是他写的。某次，一位日本学者问他，怎么最近没有看到他的文章，他回答说自己频繁更换笔名，并一口气说出六十多个，日本学者非常惊讶。
李立三曾与鲁迅见面，说共产党要在上海搞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同时要搞武装斗争，他对鲁迅说：“你是有名的人，请你带队，所以发给你一支枪。”鲁迅答：“我没有打过枪，要我打枪打不到敌人，肯定会打了自己人。”
鲁迅在上海溧阳路租了一间房屋专门用来藏书。他和成仿吾笔战时，曾去藏书室取书，回去的路上，他问周建人家中是不是有马列主义书籍？周建人回答有。他说：“怎么能放在家里！”周建人说：“书店里不是公开放在柜台上卖的吗？”他说：“唉！书店里卖和家里有，是完全两回事，你怎么可以随便放在家里呢！”为了防止有人搜查藏书室，他在屋子门口挂了一个“镰田诚一”的木牌用以掩护。1933年10月21日，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信中说：“此地变化多端，我是连书籍也不放在家里的。”
长尾景和回忆，鲁迅的书架由坚固的厚木箱组成，鲁迅说：“这样，任何时候都可以装上卡车逃跑。”
鲁迅去世后，记者去采访周作人，周说：“说起他的肺病来，本来，在十年前就已经隐伏了，医生劝他少生气，多静养，可是他的个性却偏偏很强，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要生气，静养更是没有那回事。所以病体就一天天的加重起来，不料到了今天，已经不能挽救。……他的个性不但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话对于他是不是有不利的地方。这次在上海住的地方也很秘密，除去舍弟建人和内山书店的人知道以外，其余的人都很难找到。”
【经济】
鲁迅一生注重理财，他的日记记载了几乎所有的收支情况。
鲁迅有时也买彩票，一次拿到薪俸后，“在月中桂买上海竞马彩票三张，十一元”。又一次，“直隶振券开彩，得烟卷四盒”。
孔另境回忆，一家书坊让鲁迅译书，说好按实字计酬（即不计算标点符号）。鲁迅同意翻译，但译文未加任何标点，也不分段，每张纸写得满满的，不空一格。书坊将稿件退回，请鲁迅分章节并加标点，鲁迅回信说，分段落加标点要另算钱，从此，书坊计算稿费再也不除去标点了。
鲁迅曾和几个青年编《海燕》，刚出了几期就被当局查封。杂志被封后，代售的书商打算赖账，鲁迅始终无法收回钱。最后他说：“好的，你不给钱我有办法，我这里都有收据，现在爽性不要了，我打算送给小瘪三，看你们能不能赖掉这批账！”
张友松回忆，北新书店的李小峰常欠作者稿费，他与人约定付款期限，总是说某月某日“以后”一定送来，而不说“以前”，鲁迅戏言：“他这样说，是永远不会失信的。”鲁迅因北新拖欠稿酬，曾诉诸法院，胜诉后，鲁迅便自制了印有“鲁迅”二字阴文印章的版权印花，以后新书出版，书商需到鲁迅处购买印花，贴在书上，作为防伪标记，并防止书商再拖欠稿酬。
因为和北新书局的稿费纠纷，在出版《两地书》时，鲁迅特地先和另一家天马公司接触，并将这个消息透露给北新书局。李小峰甚为着急，鲁迅便借此机会要求北新多支付版税。
聂绀弩编《中华日报》副刊《动向》。他告诉鲁迅，对鲁迅不足千字的文章稿费是每篇3元（当时普通标准一般为千字1元）。鲁迅说：“那我以后给你的文章要越来越短了！”
夏丏尊回忆，鲁迅穿衣服向来不讲究，他从端午到重阳，一直穿着一件廉价的羽纱（当年叫洋官纱）长衫。1926年初秋，鲁迅从北京到厦门任教，途径上海，朋友们为他洗尘。夏丏尊发现，时隔二十年，鲁迅还穿着洋官纱。他问鲁迅：“依旧是洋官纱吗？”鲁迅苦笑着回答：“呃，还是洋官纱！”
鲁迅对周作人的儿子坐包车上下学很看不惯，说：“少爷派头，坐包车。”
在北京时，有客人来访，鲁迅一定要请客人吃点心。一开始男客女客一视同仁，但他后来发现男客一来，就将点心吃得干干净净女客则不然，于是此后，鲁迅改用花生代替点心招待男客，但招待女客依旧用点心。
鲁迅偶尔也会从稿费中拿出一些钱，到东城一家有名的法国点心铺买两块蛋糕来吃，也喜欢请许广平等几个女学生吃。但人多的时候他一般不会拿出来，许问为什么，他答：“你不晓得，有些少爷真难弄，吃了有时反而会说我阔气，经常吃这样点心，不会相信我是偶然的。”
在上海时，家中来了客人，鲁迅常陪客人聊到深夜，必同客人一道吃些点心。饼干是从铺子里买来的，装在饼干盒子里，许广平拿着碟子取出来，摆在鲁迅的书桌上。吃完了，许广平打开立柜再取一碟。每来客人，瓜子也必不可少。鲁迅一边抽着烟，一边剥着瓜子吃，吃完了一碟鲁迅必让许再拿一碟来。
鲁迅很是节俭，他的许多信封都是自己做的，他利用生活中可以用到的废纸，比如朋友寄来的大而厚的信封翻过来做成新的信封，或者用朋友寄来的包裹纸，或者用废纸。鲁迅收到包裹后，不但将包裹纸摊平、放好备用，连包扎包裹的绳子都收起来备用。
萧红回忆，鲁迅很喜欢北方口味。许广平一直想请一个北方厨子，但鲁迅认为开销太大，因为请厨师每月至少要15元钱的工钱。鲁迅家中只有两个年老的女用人，都六七十岁了，所以买米买炭都是许广平亲自去做。来了客人，也是许亲自下厨房的，菜食很丰富，鱼，肉……都是用大碗装着，起码四五碗，多则七八碗。但他们平常自己吃饭时就只有三碗菜：一碗素炒豌豆苗，一碗笋炒咸菜，再一碗黄花鱼。
鲁迅平常只喝清茶，不喝别的饮料。咖啡、可可、牛奶、汽水之类的饮料，家里从不准备。
1935年3月，萧红某日清早到早点摊买油条，回家后发现包油条的纸竟是鲁迅的手稿，非常惊讶和生气，写信告知鲁迅。鲁迅回信说：“我的原稿的境遇，你知道了似乎有点悲哀；我是可以满足的，居然还可以包油条，可见还有一些用处。我自己是在擦桌子的，因为我用的是中国纸，比洋纸能吸水。”
鲁迅将出过书的校样当作卫生纸用。他请客人在家里吃饭，吃到一半，他拿来校样分给众人。客人接到手里一看，说，这怎么可以？鲁迅说：“擦一擦，拿着鸡吃，手是腻的。”他家的卫生间也摆着校样纸。
有些方面，鲁迅却不愿节省。当年买八道湾的房子时，他为了让弟弟的孩子们能有玩耍的地方，特地挑选了有大块空地的八道湾的房子。到上海后，家中只有他和许广平两个人，但他却一定要租一独栋的三层小楼。除了火腿，他不吃隔夜菜；不爱吃蔬菜，所以每餐一般必有肉。
居上海十年间，鲁迅不断搬家，最初住在景云里时，就换过好几次房子，后又搬到北四川路，去世时住在大陆新村。每次鲁迅都说要换个便宜点的，但每次都越换越大，越搬越贵。
晚年在上海，鲁迅出门总是很警惕，看电影总是坐“花楼”（包间），怕遇到认识的人，免遭善意或恶意的研究；出门很少坐电车，更不坐黄包车，怕遇到意外躲避不方便，路近便步行，路远就雇汽车。有时候局势紧张，他便十天八天不出门，但越不出门便越羡慕外面自由的人们，于是越想出门，所以他宁愿多花点钱，坐汽车，坐“花楼”。
鲁迅备有两种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便宜的绿听子的永远放在书桌上，鲁迅随吸随取。另一种白听子的前门烟，是用来招待客人的，平常放在鲁迅书桌的抽屉里，来了客人鲁迅下楼，把它带到楼下去，客人走了，又带回楼上来照样放在抽屉里。
鲁迅的同学、后在教育部的同事张邦华的儿子患重病，张找到鲁迅帮忙。鲁迅不仅托朋友替张介绍医院，还替他付了1000多元的医药费。出院后，又替他请全院的医生吃饭，表示谢意。许广平谈鲁迅的金钱观：“他的慷慨，真叫人奇怪。有时人们以平常上海洋场心理推测先生，以为先生能这样替人花钱，一定是个富翁了。谁知先生却用钱之所要用，什么留底都不存了。”
儿子出生后，鲁迅和许广平请了一位保姆阿花照顾周海婴。阿花是绍兴人，丈夫患病失去劳动能力，时常毒打阿花，并想把她卖掉，于是阿花逃到上海打工。一天，阿花的丈夫从乡下赶到上海，想将她带回去，鲁迅请了律师和一位绅士调停此事，最后花150元为阿花“赎了身”。
陶元庆去世后，鲁迅拿出300元交给许钦文，让许为陶买墓地。柔石遇害后，鲁迅交给柔石遗孀100元，作为柔石子女的教育费。
1935年夏，左联决定恢复停办了两年多的内部刊物，由徐懋庸负责。刊物印刷完毕后，因为没有钱付印刷费而无法取回。徐便于一次宴会后向大家募捐，茅盾、胡愈之各捐了10元。鲁迅也在座，徐向他募捐，他却说：“我没有钱。”徐很是奇怪。之后，徐去鲁迅家中找他要钱，他仍说：“我没有。”徐好不容易凑足了钱，将刊物取回，给鲁迅寄去两册，不久即收到他寄来的几张稿费收据，约20元，说明让徐去书店取，用于付印刷费。鲁迅前后两次截然不同的态度，让徐觉得非常奇怪。后来鲁迅对徐解释道：“左联已经有两年多不出机关志（即内部刊物）了，但常说要出，却总不见出。而且每月有人向我收取盟费20元，也说是办机关志用的。我出了钱，刊物既不见，却反而落得一个坏名声，说我本来是不配做左翼作家的，只因为这每月20元，才准我做。所以我是个捐班的左翼作家。现在你们让刊物和我见面了，这回总算没有失信，所以就寄给你那几张单子。”
【俯首】
荆有麟回忆，鲁迅曾说：“旁人用心血制作的东西，我要不用心去保护，总觉得不安。”中国大学学生向培良写了一篇戏剧，送给鲁迅看，鲁迅看后很满意，便寄给上海《东方杂志》，并认真写了推荐信。这篇戏剧很快发表。胡也频在烟台访友时写了一篇性爱小说，寄给鲁迅。鲁迅当天便寄给李小峰，让他发表在《语丝》上。
中国大学学生姜华向《莽原》投稿，鲁迅看后觉得姜很有希望，便写信鼓励他多写稿子。从此《莽原》便经常刊登姜的作品。中国大学的另一学生对鲁迅表示不满，说姜是国家主义派，学校的同学对其很反感，《莽原》不应该经常刊登他的作品。鲁迅听罢生气地说：“一个刊物，是选登作品的，怎么能调查人家的行为呢？”之后鲁迅还特地告诉姜华，让他多写文章。
鲁迅很讨厌青年人字写的潦草，他说：“字不一定要写得好，但必须得使人一看了就认识，年轻人现在都太忙了……他自己赶快胡乱写完了事，别人看了三遍五遍看不明白，这费了多少工夫，他不管。反正这费了工夫不是他的。这存心是不太好的……”但他还是展读着每封由不同角落里投来的青年的信，眼睛不济时，便戴起眼镜来看，常常看到深夜。
汪静之上中学时给鲁迅寄过自己的诗作，几年后，他到上海去拜访鲁迅，鲁迅问道：“你到过绍兴？”汪反问：“你怎么知道？”他说：“你的《蕙的风》里有一首诗是写绍兴的旌表节妇烈妇的牌坊的。”鲁迅竟然记得对几年前一个不认识的中学生写的诗，汪十分惊讶。
鲁迅不仅给贺非翻译的《静静的顿河》写后记，还用整夜时间将译本从头到尾一句句地校改。修改完后，他自己却生了一场不轻的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