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邮局工作的青年孙用翻译了《勇敢的约翰》，寄给鲁迅，鲁迅阅后马上回信称赞译得很好，并为孙谋划出版。费时两年，鲁迅终于找到一家小书店愿意为孙印书，并垫付了几百元的制版费。等到书店返还一部分制版费后，鲁迅又将他作为版税先支付给孙用。
广州的一些进步青年创办的“南中国”文学社，希望鲁迅给他们的创刊号撰稿。鲁迅说：“文章还是你们自己先写好，我以后再写，免得人说鲁迅来到广州就找青年来为自己捧场了。”青年们说：“我们都是穷学生，如果刊物第一期销路不好，就不一定有力量出第二期了。”鲁迅说：“要刊物销路好也很容易，你们可以写文章骂我，骂我的刊物也是销路好的。”
1931年，《中学生》杂志社向鲁迅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将对他讲怎样的话，做努力的方针？”鲁迅回答道：“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许广平回忆，鲁迅应许钦文之请，为其精心编订小说集，并垫钱出版。书出版后，销路极好，许声名大噪。于是有商人让许再出一本，许便将鲁迅挑选剩下的作品结集出版。鲁迅见后摇头道：“我的选择很费不少心血，把每一种的代表作都有了，其余那些，实在不能算很成功，应该再修改，不怕删削才会有成就呢！”
许广平回忆，鲁迅辛苦为高长虹选定作品，并校订出版，但高却对人说：“他把我好的都选掉了，却留下坏的。”
鲁迅也为向培良选校作品，并帮他介绍工作，但在鲁迅痛斥其好友高长虹后，向也对鲁迅极为不满，从此和鲁迅绝交。曹聚仁也记载，向逢人就说，鲁迅是爱闹脾气的，鲁迅是青年的绊脚石。
鲁迅在厦门、广州期间，一位厦门大学的学生曾追随左右。鲁迅到上海后不久，此人也带着女友以及女友的哥哥（青年与女友逃婚，女友哥哥因不满父母包办妹妹婚姻，亦与妹妹一起离家出走）来到上海，并且一起住进鲁迅家中。这三人也不把自己当外人，吃穿用度乃至零花钱，都由鲁迅负担。鲁迅将楼下腾出来让他们居住，每逢鲁迅下楼，则三人书声琅琅，不绝于耳，一旦稍微走远，声音便戛然而止。不久之后，三人提出让鲁迅为他们支付学费，鲁迅表示自己生活亦不宽裕，实在拿不出；青年便让鲁迅为他发表文章，但其文章太过幼稚，实在无法发表；青年又让鲁迅为其介绍工作，鲁迅便与某书店说好，介绍他去当练习生，自己拿出30元让书店转交，算作薪水，结果通知该青年后，竟嫌薪水少，不愿前往。鲁迅与创造社论战时，这位青年竟对鲁迅说：“他们因为我住在你这里，就把我都看不起了。”
此后，青年女友的哥哥要回乡，鲁迅为其负担旅费。不久，青年的哥哥——一位木匠，来上海找事做，鲁迅又为其在附近租了房子，并照顾膳食。周建人托人总算给木匠哥哥找了份事，但木匠哥哥却不愿去。木匠哥哥无所事事，时间长了，准备回乡，旅费自然又是鲁迅负担。
几个月后，隔壁的女佣听女友抱怨得知，这位青年是来给鲁迅当“儿子”的，原本二人以为来上海享福，谁知却不是那样。终于有一日，青年对鲁迅说，他们要回去了。鲁迅说给他们100元旅费，结果青年嫌少，说自己是卖了田地出来的，现在回去还要生活。鲁迅没有答应，最后两人便气呼呼地走了。
许广平回忆，厦大学生王方仁在与鲁迅的闲谈中，提议出书，并说其兄开教育用品店，纸可以赊账，还可以代卖书籍。于是几人决定以朝花社名义出周刊，印现代木刻画选，资金由鲁迅、王、崔真吾、柔石四人来出。鲁迅不愿让学生们多出资，将许广平也算作一股（柔石的出资为鲁迅所借）。谁料王买来的纸很是粗糙，不宜印图，用的油墨也很劣质。之后，王忙于为家中建祠堂，印书之事都落在柔石一个人身上，而王的哥哥店里寄卖书所得的钱，也从未收回过。某日，王宣布其兄的店不能再代卖书了，柔石只能托别的书店代卖。最后，卖书的钱款收不回来，每人还要填补亏空，自然，损失最多的又是鲁迅。
韩侍桁留学日本时，常与鲁迅通信。他给鲁迅寄来一张当票，鲁迅去北京时，为其赎当，并将皮袄送到其家中。韩回国后，曾托鲁迅为其介绍工作，但因为风传韩为鲁迅派，此事未成。韩到上海后，与鲁迅过从甚密。后鲁迅加入左联，为当局所不容，韩立即明哲保身，让好友去骂鲁迅。
胡风在《鲁迅先生》中说：“例如韩侍桁……鲁迅尽力帮助他……促进他学习，在思想上进步，后来回上海，还是依靠鲁迅。但他在生活上靡乱不堪，竟至要鲁迅替他买壮阳药。说，他自己不好去买，给人知道了名誉不好。鲁迅有一次忍不住提到这件事，气愤地说：‘他怕名誉不好，难道我就不怕名誉不好吗？’”
胡风回忆，鲁迅为患有严重肺病的文学青年叶紫出版小说集，叶向人夸耀，说他的生活是靠“老头子”维持的，鲁迅听到此话极不舒服，在一次谈话中悻悻地说：“只有我母亲的生活才是靠我维持的……”
许广平回忆，杨骚到鲁迅家中吃饭，谈及恋人白薇身体不好，他们缺钱，鲁迅便答应借钱给杨，二人约好不告诉白薇。不久，杨的一位好友找鲁迅借钱，提及杨借钱一事。当时鲁迅正准备避难，未同意。杨的好友为此怪罪鲁迅，而杨与鲁迅的关系也渐渐疏远，直至互不往来。后来，鲁迅准备翻译《十月》，杨得知后，迅速译出付梓。鲁迅颇觉好笑，说：“中国之大，一种书有三四个译本也不要紧。要紧的是译得要忠实，不欺骗读者。”所以他照译不误。
据杨骚说，他与鲁迅的失和是因为误会。一次聚会，鲁迅同林语堂发生激烈争执，大家不欢而散。鲁迅怒气未消，要拉同席的杨骚要到自己家中聊天，正好杨骚闹肚子，不舒服，便未随他去。鲁迅以为杨骚偏袒老乡林语堂，心里有了疙瘩。之后，鲁迅与创造社论战时，希望杨骚撰文批驳创造社，杨当时正准备撰文批评施蛰存，没有应承，于是误会又加深了。又一次，杨骚参加文学青年聚会时，正在兴奋地与人聊天，这时鲁迅进来了。杨看到鲁迅，没有起身招呼，而是继续话题，鲁迅拂袖而出，从此再不愿与杨交一言。
冯雪峰曾与鲁迅比邻而居，他经常晚上十点多才回家，吃完饭已经十一点，到鲁迅家中聊天，与鲁迅商讨《萌芽》、《十字街头》、《前哨》等刊物之事，有时直接拟题，让鲁迅来写。冯走时，已是深夜两三点，鲁迅却还要工作，直至东方发白。许广平劝鲁迅休息，鲁迅说：“有什么法子？人手少，无可推诿。至于他（指冯），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
张友松回忆，鲁迅为青年作者叶永蓁修改小说《小小十年》，将之推荐给春潮书局出版，并为之撰写小引。春潮书局预付给叶150元版税后，因经营亏损倒闭再无力支付，叶跑到鲁迅处吵闹一番，鲁迅只好将书又推荐给其他书店出版。
许广平回忆：“有人（指王志之）拿初版的书请先生修改，先生不知甚么时候已经给改好了。死后我遇到作者，告诉他：‘先生给你的书改好了。’他说：‘让他去罢，我不打算印了。’他的悼文是那么沉痛，一见到遗容就那么号啕大哭，而先生千辛万苦给改过的书，曾不值一顾，我一想到先生一点点磨去的生命，真是欲哭无泪！”
鲁迅大病初愈，便有许多函稿寄来，说：“听说你的病好些了，可以替我看些稿，介绍出去了吧？”
一次，鲁迅曾对郑振铎谈及，有位素不相识的青年寄来稿子请他修改，他仔细改后寄回去，青年却责怪他改动太多。第二次青年又请他修改稿子，他改后再寄回，青年却怨他改动太少。鲁迅慨叹道：“现在做事真难极了！”
鲁迅生前，谈到受人欺骗时说：“即使第一次受骗了，第二次也有被骗的可能，我还是做，因为被人偷过一次，也不能疑心世界上全是偷儿，只好仍旧打杂。但自然，得了真赃实据以后，又是一回事了。”
许广平曾慨叹道：“门徒害夫子！”
1929年夏，“左联”成立之后不久，鲁迅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说：“梯子之论，是极确的……假使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较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所以我几年来，帮未名社，帮狂飙社，帮朝花社，而无不或失败，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所以此次又应青年之请，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联盟。”
【斗士】
绍兴周氏中房的兰星，与和房一脉单传的女孩恋爱，因为是同族，族人议论纷纷，拜祭日也不让兰星出来祭祖。未及弱冠的鲁迅非常讨厌这些伪道学的长辈，虽不明说，但遇见兰星时，总对他格外亲切，暗中援助。
在南京矿路学堂读书时，鲁迅喜欢骑马，但经常从马上坠落，摔得皮破血流，却不以为意，常说：“落马一次，即增一次进步。”
一次骑马路过驻防旗营，受旗人兵士奚落，鲁迅便扬鞭穷追，结果旗人将腿搁到马脖子上，疾驰中，用马鞍刮鲁迅的腿，鲁迅不查，吃了暗亏，坠落马下。
在南京上学时，鲁迅回绍兴家中一般坐船。当时先到船舱里的人会用绳子、破衣服等占着床位，要求后到的乘客花钱购买。但鲁迅任凭这些人恐吓，就是不肯花钱买床位，宁可坐在行李上打盹。等到船开了，霸占床位的人没办法，只好收起绳子、衣服，悻悻离去，而此时鲁迅便可挑选最好的床位，打开铺盖，从容休息了。
在日本留学时，鲁迅最瞧不起的留学生，一是头上顶着高高的“富士山”（辫子盘在头上，帽顶凹出，鲁迅蔑之曰“富士山”）的；二是读岩仓铁道明治法政专门科的，鲁迅认为他们留学的目的在于升官发财。当时东京的留学生超过两万人，都聚集在神田和早稻田两处，一到晚上，这两处街上走的大半是顶着“富士山”的留学生。鲁迅常去神田的一条街上逛，因为此处新旧书店荟萃，但每次看到这些留学生，回去都气愤不已，对许寿裳抱怨说“眼睛石硬”。
在日本留学时，有日本人看出鲁迅是中国人，便过来与他用中文聊天，鲁迅总是装作听不懂。因为鲁迅知道他们的目的是练习中文，以便到中国，或冒充中国人去侦查什么（当时为日俄战争爆发前）。日本人见鲁迅不予理会，只能悻悻而去。
不久，日俄战争爆发，有日本人讥笑鲁迅说：“为什么不回去流血，还在这里读书做什么？”鲁迅很是恼怒，与日本人在路上起了冲突。
孙伏园回忆，在日本留学时，鲁迅课余常习武，目的在于报仇。他有一把匕首，刀壳是两片褐色的木头，壳外横封两道白色皮纸，像指环一般，而刀壳正靠这两道皮纸的力量固定。有人问为什么不用整片木头，或用金属的钉子或圈子，这样更牢固。鲁迅回答说：“因为希望它不坚固，所以只用两道皮纸；有时仇人相见，不及拔刀，只要带了刀壳刺去，刀壳自然分为两半飞开，任务就达成了。”鲁迅回国时，他的仇人患有隐疾，已到弥留之际，而据传闻说此人患病的部分已经脱落，有人在茅厕中发现了。鲁迅只好苦笑，从此把匕首收起来，偶尔拿来当裁纸刀用。
20世纪20年代，鲁迅为自己的书斋起名“绿（lǜ）林书屋”。因为支持学生运动，他被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刘百昭和现代评论派的一些人辱骂为“土匪”、“学匪”，匪住的屋子当然是强盗的所在，故命名“绿（lù）林书屋”。
鲁迅被人骂为“堕落文人”和“封建余孽”，他便用“隋洛文”和“封之余”作笔名写文章反击。鲁迅也曾一度用“何家干”这个笔名，意思是“这是谁做的文章？”让他们去猜吧。鲁迅曾经被人指为买办，于是取笔名“康伯度”，为英语“买办”的音译。
女师大风潮发生后，教育部部长章士钊随即下令解除鲁迅在教育部的职务，称鲁迅某月某日参加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有碍部令。但鲁迅参加会议，是在教育部下令的次日。鲁迅遂向平政院起诉，状告章士钊违法，结果鲁迅胜诉，官复原职。谁料胜诉后，鲁迅却立即辞职。
鲁迅被解职后，尚钺闻讯前去拜访，见鲁迅抽的是昂贵的海军牌香烟，觉得奇怪，鲁迅解释道：“正是因为丢了官，所以才买这贵烟。丢了官多抽几支好烟，也是集中精力来战斗的好方法。”
女师大风潮发生后，校长杨荫瑜痛恨鲁迅与学生站在一起，便想把鲁迅赶出学校。鲁迅说：“现在想把我挤走，我是无论如何不走的。”
鲁迅在中山大学时，正值国民党进行“清党”，时常有学生来探查鲁迅的思想动向。鲁迅一个人值班时，有学生来威胁他，还有人对鲁迅动武，结果鲁迅将此人痛打一顿，吓得这个学生赶紧逃走了。
鲁迅很孝顺，但他却反对孝道，尤其憎恶二十四孝，他常说：“母亲死了是孩子的幸福。”钱玄同对此语极为赞同。教育部一位绍兴甘某为其母请旌节表，照例请同乡鲁迅具结，却被鲁迅言辞拒绝。甘某以为鲁迅没有听明白，特地说明：“这是我的母亲。”鲁迅却答：“正为此更不可盖印。”
1929年，有人通知鲁迅说，创造社要在他们北四川路的书店楼上咖啡座开会，商议对付鲁迅的策略。鲁迅马上兴奋起来，问清楚开会时间后，便带着许广平、周建人、荆有麟到创造社楼上的咖啡座，并说：“我们到创造社咖啡座捣乱去，坐在他们前面，看他们怎样对付罢。”到了咖啡座，鲁迅特地要了中间的长台子，并说什么人来都不让。结果等了整整一下午，创造社都没有来，四人只好回去，途中，鲁迅还说：“什么也不怕，怎样来，就怎样应付，他们就莫可奈何了。”
鲁迅劝青年多读外国书，少读中国书。此言一出，中国大学学生熊以谦撰文反对，引发一场持续几个月笔墨官司。鲁迅积极应战，他说：“你只要有一篇不答复他，他们就认为你失败了。我就篇篇都答复他们，总要把他们弄得狗血淋头，无法招架，躲回他们老巢去为止。”
四五年后，荆有麟偶然遇到了熊以谦，觉得熊是个老实诚恳的青年，便告诉了鲁迅。不料鲁迅说：“你说他老实吗？那就是他骗取社会同情的手段。凡遗少，都有那一手，怎么样？现在还在上海么？喊他来，我把他脑子汇总的中国书虫，都要打干净。”
黄新波回忆，鲁迅去看木刻展览时，徐懋庸正与鲁迅论战，青年们对徐“雄赳赳地打上门”很是愤慨，于是曹白便问鲁迅：“两个口号论争的情况怎么样？那个徐……”鲁迅脸上露出不悦的神色，说：“咳，别提那个了，他是明知我有病，不能写什么，故意打上门来的。……但我不给他气死，我就斜躺着身体，用一只手搭在茶几上写。对这样的人，我是不赦的。”
白危回忆，1936年10月8日，鲁迅去看木刻展览，与青年们的闲谈中，说起儿子海婴已经上学读书，学校的先生要打掌心，他深恶痛绝地说：“孩子们最怕这种刑罚的。”
林语堂回忆鲁迅说：“鲁迅这个人，文章实在犀利，可谓尽怒骂讥弹之能事，愈骂得好，他愈高兴。我看见他嘲笑虐谑之时，张起一口黄牙呵呵大笑的情状。”
有人统计过鲁迅300万字的作品，发现其中“人”字出现了21362次。在《准风月谈·晨凉漫记》中，鲁迅曾谈到了想做一部中国的“人史”，以对抗满篇都写着吃人二字的历史。
1935年底，史沫特莱曾劝鲁迅到苏联休养，鲁迅却不愿意去。一来，他不认为自己病了，二来，他觉得到了苏联不能及时看到中国报纸，又语言不通，而且，这样便有人说他逃避战斗，他要留在国内坚持战斗。
鲁迅去世前说：“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间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攻诋】
创造社曾围攻鲁迅，成仿吾说鲁迅是中国的堂吉诃德，是害了神经错乱与夸大妄想的病态之人。郭沫若、钱杏邨等人纷纷发文围攻鲁迅。鲁迅积极应战，并认真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着作，他后来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使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
叶灵凤曾发表一幅漫画讽刺鲁迅，他在说明中写道：“鲁迅先生，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以往的战绩，躲在酒缸后面，挥着他的‘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着纷然而来的外侮。”
1932年，鲁迅到北京探望母亲，北师大准备请鲁迅来演讲，当王志之告诉国文系主任钱玄同后，钱的“眼眶渐渐地胀圆了，眼珠挺起来死死地”望着王，好像要一口把王吞下去，大声吼道：“我不认识有一个什么姓鲁的！”并且宣布：“要使鲁迅到师大来演讲，我这个主任就不再当了！”
鲁迅去世后，其当年的学生苏雪林以攻击鲁迅为毕生事业，对鲁迅的攻击最为激励。她骂鲁迅为“文妖”、“土匪大师”、“青皮学者”、“性迫害者”、“财迷”、“火老鸦”、“暴君”、“老毒蛇”、“疯老头”、“大流氓”、“剽窃的狗”等。她还写信给胡适，邀胡一起骂鲁迅，胡适回函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张凤举……说鲁迅抄袭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鲁迅29岁自日本“束装返国”后，先在杭州师范学堂任教，后去绍兴中学堂当教务长，之后又想到一家书店当编译员，但被拒。苏雪林由此而判断：“鲁迅读书老是读一个时期便换学校，当教员也爱跳槽，想必是欢喜同学校当局摩擦，或与同事闹脾气，亦可见他与人相处之难。”
据鲁迅的学生孙福颐说，鲁常怀疑有人会暗害他。由日返国后，曾订制一把小刀，藏在枕头下，每夜枕着睡觉。又据许广平说，鲁常做噩梦，经常梦见自己出门时，黑暗中两边埋伏着两个人，他一喝，那人影便隐去不见了……苏雪林觉得鲁“这么疑神疑鬼，在自造的荆天棘地度日，做人岂不太苦”？
太阳社成员杨邨人发表了《揭起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的大旗》，被鲁迅骂得狗血淋头。后来鲁迅逝世，有人问杨邨人感想如何，杨悻悻地说：“这老头子叫我不要担心他的老！丢！他现在不只老，而且死去了！我为什么要担心呢！”
高长虹说：“鲁迅是一个很现实的人，他不很相信理想。最喜欢嘲笑的是黄金时代，那是永远没有的。不过循理论，厌世主义在他的思想里是很深刻的。他时常攻击我是理想的人，说：‘再过五十年还是这样，这里有莽原，那里有现代评论！’”
鲁迅曾有“救救孩子”的说法。高长虹跟鲁迅闹翻后，因鲁迅在45岁时说自己老了，高认为这是“精神的堕落”。他借鲁迅的话问：“不再吃人的老人或者还有？救救老人！！！”
鲁迅与许广平同居引起了不小的风波，文坛中人不乏有讽刺之语。1928年，一名叫周伯超的人写信给鲁迅说，有人宣传鲁迅“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与女学生发生关系”，他认为“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于先生大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
鲁迅病重时，与徐懋庸论战。王春翠回忆，得知鲁迅去世的消息，正与鲁迅论战的徐懋庸十分悲痛，写下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徐流着泪说：“是鲁迅误会我，我心目中，他始终是革命的朋友。我是以为有朝一日，鲁迅先生会谅解我，我是始终崇敬他老人家的。但是，完了，晚了，他一死不能复生了！”出殡之日，徐去瞻仰了鲁迅的仪容，并前去送葬。行前，他对王说，他是冒着可能遇到的冲击而去的。
【爱憎】
鲁迅言：“我最讨厌的是假话和煤烟，最喜欢的是正直的人和月夜。”他曾对李霁野说，他的文章里找不出两样东西，一是恋爱，一是自然，在要用到自然的时候，他不喜欢大段的描写，总是将月亮拿出来用一用。
有北大学生在课堂上问鲁迅：“周先生爱不爱林黛玉？”鲁迅答：“我不爱。”学生问为什么，鲁迅答道：“因为她老是哭哭啼啼的。”又一次，他谈及不喜林的原因时说：“她是痨病鬼。”
鲁迅与斯诺谈起阿Q，大笑着说：“更坏。他们现在管理者国家呢。”
川岛回忆，鲁迅不爱去素菜馆，因为一般的素菜馆中，常有一些仿荤的菜，或素菜荤名。鲁迅认为，如果有人愿意去吃鸡鸭，就吃好了；既然要戒杀生、吃素持斋，就应忘情于鸡鸭鱼肉。所以，素菜荤名，实在大可不必。
《百年五牛图》的作者梁由之认为，鲁迅的大爱不是许广平，甚至不是周海婴，而是周作人。
鲁迅曾对同住一院的远方表兄阮和森说：“我在教育部见天学做官。”阮不解，问为何有此说。鲁迅答：“我每天签个到，一个字值好些钱哪，除了报到，什么事也不干。”
徐梵澄回忆，鲁迅似乎对湖南人颇有好感，总说湖南人爱吃辣椒，脾气躁；又常夸“浙东学派”，说浙东多山，民性有山岳气，与湖南山岳地带之民气相同。
孙伏园说，鲁迅把友敌分得非常清楚，他常常注意到某人是Spy（间谍），某人是Traitor（叛徒）。他待朋友，朋友待他，都非常义侠。他的朋友都是古道热肠的，比如鲁迅建北平寓所时，教育部一位李先生帮忙最多，鲁迅后来对孙伏园说：“你看李先生这种人真是好朋友，帮我那么多日子的忙，连茶水都不喝我一口的。”
鲁迅谈及和朋友的关系时说：“我觉得先同我闹过，后来再认识的朋友，是一直好下去；而先是要好，一闹之后，是不大会再好起来的。”他的朋友中，宋紫佩、范爱农属于前者；钱玄同、林语堂属于后者。
鲁迅与顾颉刚因川岛之事闹翻。顾潮回忆，川岛曾托顾替自己在厦大谋职，顾“尽管从工作考虑不赞成其来厦大，但从私人面子上考虑不便回绝”，他给川岛回信，说“事已弄妥”，却同时又劝文科学长林语堂不要聘川岛。但林最后聘用了川岛。此事发生后，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里这样评价顾颉刚：“此人颇阴险，先前所谓不管外事，专看书云云的舆论，乃是全部为其所欺。”
鲁迅写文章时提到顾颉刚，总以“红鼻”代之，当傅斯年要聘请顾到中山大学时，他大怒，称：“鼻来，我就走。”
鲁迅对顾颉刚极尽挖苦之能事，国民党“清党”时期，加顾颉刚以反党（指国民党）罪名。顾颉刚在日记中写道：“如我在武汉（武汉中山大学亦曾聘我），凭此一纸副刊，已足制我死命……血口喷人，至此而极。”
胡适与鲁迅为同事，也算得上朋友，二人从未有直接冲突，但鲁迅对其很是反感，无论写文章或与他人聊天，或与胡适开玩笑，语中多带刺。荆有麟回忆，1932年鲁迅回北平，与胡适碰面时，胡开玩笑说：“你又卷土重来了。”鲁迅答道：“我马上就卷土重去，绝不抢你的饭碗。”胡只好说：“还是老脾气啊！”鲁迅答：“这叫至死不变！”（据胡适说，他没有说过卷土重来的话。）
鲁迅说：“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及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要使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
一次，鲁迅对高长虹谈及成仿吾，很是愤慨，高问道：“你还记得那件事情吗？（指鲁迅与成仿吾论战之事）”鲁迅豹眼圆睁地昂然答道：“他要毁灭我，我如何能忘记了呢？”又一次闲聊中，鲁迅说：“只要有成仿吾在艺术之宫的门口，我是不进去的。”
冯乃超与梁实秋发生笔战，鲁迅马上写了一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杂文为冯助战。当鲁迅将文章写好后交给冯雪峰时说：“你看，比起乃超来，我真要‘刻薄’得多了。”接着又说：“可是，对付梁实秋这类人，就得这样。……我帮乃超一手，以助他之不足。”
张友松回忆：“有一次我请鲁迅和林语堂等人吃饭，林企图替梁实秋说情，要求鲁迅不要对梁抨击太甚，鲁迅立即以严正的态度答道：‘这个家伙，我怎么能饶他！’”
孔另境说鲁迅：“先生有两个超于常人的特点，其一是恩怨观念十分着重，只要这个人被他骂过，他会永远记住，像陈源教授，事情已经隔十多年了，但他还常常要带到他”，无论是谈天还是写文章；要是这个人确实和他有感情，即使这人现在已十分落伍，他也不肯骂他，倘有人提及此人，他只是笑。“先生另外的一个特点是重气节，疾恶如仇”，他对没有节气的人从不饶恕。某文学家被捕后，鲁迅尽最大努力去营救，但这人后来变节，立即平安无事，鲁迅得知后非常生气，从此再不愿有人提及此人一个字。鲁迅最佩服至死不屈的人，如瞿秋白，所以后来尽心尽力为瞿编撰《海上述林》。
胡风回忆，一次左联约好在某小馆子吃饭，预定由茅盾谈话。到了时间，茅盾不来，周扬便到内山书店请鲁迅救场，鲁迅听罢说：“这很不好。”于是便和周扬一起到小馆子来，和大家闲谈。之后茅盾来了，谈起他的《子夜》和《林家铺子》的创作经验，鲁迅露出不耐烦的神色，说：“我的想法不是这样……”茅盾很是尴尬。
鲁迅有一把不锈钢的小刀子，胡风见后夸赞了一句，临走时，鲁迅将刀子包好递给胡。胡有些不好意思，说：“再不好对周先生的东西说好话了。”鲁迅答：“我不愿送的东西，你再说好话我也不送的。”
张友松与新月派论战，鲁迅支持张，林语堂表示，“双方都是好朋友”，所以他不参加此次笔战。鲁迅冷笑道：“此人一贯如此，不足为奇。”
张友松回忆，某青年总向鲁迅宣传无政府主义，劝说鲁迅不要相信马克思主义，吃过多次闭门羹仍锲而不舍。最后一次，此人又来劝说鲁迅，并苦口婆心说：“我也是出自一片好心哪！”鲁迅气极，声色俱厉地质问道：“你把刀子放在我脖子上，也是一片好心吗？”随即跺脚骂道：“你给我滚出去！”
冯雪峰对鲁迅谈及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鲁迅虽不明确表示怀疑，但谈话间流露出对统一战线内国民党的不以为然。冯对他详细解释，鲁迅听罢说：“我不是别的，就只怕共产党又上当。”
1936年7、8月间，鲁迅谈及自己的病情时说：“大概是有点沉重的，我以前也就自己觉得，但我不愿意让人知道，连许（广平）也在内。这是我的老脾气，不使仇人高兴，也不使爱人苦痛。”
高长虹回忆，凡是革命的，进步的，鲁迅一般都赞成。高曾问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意见，他说：“怕是对的吧！”不过，他对于青年共产主义者却表示不满，常说他们是皇太子主义，以为明天的天下一定是他们的。
周起应改名周扬后，鲁迅对胡风说：“周扬，以后可以叫他周阿弗了。”因为创造社将德语Aufheben（扬弃）音译为“阿弗赫变”，鲁迅以前两个字“阿弗”代表“扬”；又一次，鲁迅说：“周扬是一定要做芦那卡尔斯基（苏联人民教育委员长）的……”
鲁迅在回答徐懋庸的文中写道：“胡风我先前并不熟识，去年的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周扬），还有另两个（指夏衍和阳翰笙），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的奉为圣旨，这真使我目瞪口呆。几经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
后来，夏衍告诉冯雪峰，此文发表后，周扬、苏灵扬、周立波、沙汀四人拿着棍子准备到茅盾家中打其一顿泄气，为夏所阻。周扬也告诉冯，他当时谁都不恨，只恨茅盾。
半个世纪后的1979年，夏衍在《一些早该忘却而未能忘却的往事》中说，鲁迅说的“一律洋服”并非事实，他当时穿的是一件深灰色骆驼绒袍子；他们当时都三十上下，身体没病，“轩昂”了一点可能是真的，但那是战友间的会面，不自觉“轩昂”一点，也不至犯了什么不敬罪吧。
鲁迅与左联的领导人周扬等人关系不睦，深恶痛绝，以至在见到阔别两年多的冯雪峰时，未及寒喧，劈面就说：“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
许广平说：“你的弊病，就是对一些人太过深恶痛绝，简直不愿同在一地呼吸，而对一些人则期望太殷，于是不惜赴汤蹈火，一旦人家不以此种为殊遇而淡漠处之，或以寻常人者对你，则你感觉天鹅绒了。这原因，是由于你的感觉太锐敏太热情，其实世界上你所深恶痛绝的和期望太殷的，走到十字街头，还不是一样吗，而你把十字街头的牛鬼蛇神硬搬到‘象牙之塔’、‘艺术之宫’，这不能不说是小说家，取材失策，如果明了凡有小说材料，都是空中楼阁，自然心平气和了。”
【婚恋】
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鲁迅接到家中急电，称母亲病重，速回。原来，鲁老太太听说鲁迅在日本已经结婚，有人看见他带着妻儿在街上走，忙把他叫回绍兴，为他完婚。
有研究者认为，鲁迅在日本曾有一段恋情，其小诗《无题》“寄意寒星荃不察”句中的“荃”即指其日本恋人。
母亲为鲁迅选择的妻子朱安，当时已二十八岁，比鲁迅大三岁，是传统的旧式女子，三寸金莲，身材矮小，温柔善良，没有文化。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谈到，鲁迅的婚姻，是上了媒人的当。媒人是鲁老太太的本家妯娌，“人极漂亮能干，有王凤姐之风。平素和鲁老太太也顶讲得来，可是这一件事却做得不十分高明。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这些情形姑媳不会不晓得，却是成心欺骗，这是很对不起人的。”周作人还曾对张铁铮说，朱夫人有侏儒症，发育不全。
鲁迅族叔周冠五在《我的杂忆》中说：“鲁母知道我和鲁迅在通信，就叫我写信劝他，我写信后得到鲁迅回信，他说：要娶朱安姑娘也行，有两个条件：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安姑娘思想很古板，回答脚已放不大了，妇女读书不太好，进学堂更不愿意。后来把这情况又告诉鲁迅，结果鲁迅回信很干脆，一口答应了，说几时结婚几时到，于是定局结婚。定了日子，鲁迅果然从日本回国，母亲很诧异，又是高兴又是怀疑，就叫我和鸣山两人当行郎，他穿套袍挂，跪拜非常听话。”
婚礼当日，朱安知道鲁迅不喜欢小脚，为了讨好鲁迅，特地穿了双大鞋子，里面塞了很多棉花。然而，花轿落地，朱安下轿时，鞋却掉了，当场就露了馅。
新婚的第二夜，鲁迅便睡到书房，据鲁迅家的仆人王鹤照说，由于新房印花被的靛青把鲁迅的脸染青了，他很不高兴。按例新婚夫妇要去祠堂祭拜，鲁迅也未去。第四天，鲁迅即东渡日本，继续学业。
鲁迅对这桩婚姻极其厌恶，他曾对好友许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他说：“朱安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
在鲁迅几十年的日记中，只有一处提到了朱安：“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
在和许广平同居前的21年中，鲁迅和朱安一直过着有名无实的夫妻生活。鲁迅在《随感录四十》中说：“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鲁迅虽在冬天，也不穿棉裤，是抑制性欲的意思。他和他的旧式的夫人是不要好的。”
鲁迅在《独身者》中说自己“不得已而过独身生活者”，以致“精神上常不免发生变化”，“表面上因不能不装作纯洁，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的牵掣，不由自主地蠢动着缺憾感的。”但即便如此，他也不能接受朱安。在绍兴任教时，他曾在给许寿棠的信中说：“又翻类书，荟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
买下八道湾的房子后，鲁迅将母亲从绍兴接到北京居住，朱安也来到北京。晚间就寝时，朱安总会为鲁迅铺好被褥，等着丈夫，然而鲁迅却大发脾气，每每拒朱于门外。母亲曾让朱安给鲁迅做了一条棉裤。朱安做好后，悄然放在鲁迅床上，鲁迅发现后却将棉裤扔出门外。
朱安对鲁迅照顾很是细心，她几次让俞芳、俞藻姐妹不要吵到鲁迅，有时甚至是恳求她们：“大先生回来时，你们不要吵他，让他安安静静写文章。”鲁迅生病时，朱安千方百计做鲁迅平日喜欢吃的菜，让鲁迅开胃。但她自己却从来不舍得吃这些。
俞芳回忆：朱安“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脸形狭长，脸色微黄，前额、颧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带几分病容。眼睛大小适中，但不大有神，而且有些下陷，梳发髻。脚缠得很小，步履缓慢不稳。……平日少言寡语，少带笑容。……操持家务是称职的，节俭持家，空下来就做做针线。她还能炒一手道地的家乡菜……”
鲁迅的客人来访，朱安总是尽心接待，但有时也会考虑不周，而落得个吃力不讨好的境地。一次，鲁迅的学生常维均来访，时值盛夏，天气极热，但朱安不仅泡了两杯热茶，还做了两碗热气腾腾的藕粉送过去。常接过点心，很是尴尬，鲁迅摇头苦笑道：“既然来了，就吃吧，无非是再出一身汗而已。”
荆有麟记载：据鲁迅家中的老妈子讲：“大先生与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起来，先生答应一声‘哼’，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睡觉早，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这时节，先生才有一句简单话：‘关’，或者‘不关’，要不，是太太向先生要家用钱。先生才会讲着较多的话。如‘要多少’？或者顺便问一下，什么东西添买不添买？但这种较长的话，一月之中，不过一两次。”
俞芳回忆，为了避免和朱安交谈、接触，鲁迅在自己的床下放了一只无盖的柳条箱，里面放着自己换下需要洗涤的衣裤；而箱盖放在朱安屋门右手边，口朝上，放着鲁迅替换的干净衣服，箱盖和箱子上各盖一块白布。这样鲁迅换洗衣服便不用和朱安交流了。而在俞芳的印象里，她和鲁迅夫妇同住了九个多月，但却不知道他们相互之间当面如何称呼。
张铁铮记载，孙伏园曾在一次座谈会上转述鲁迅所言，全家迁到北京后，一次鲁老太太寿宴，开席前朱安忽然穿戴整齐走出来，跪着对亲友说：“我来周家已许多年，大先生不很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我活着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后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说完话，磕了头，退回房去。鲁迅说：“中国的就是妇女很厉害，从此所有的同情，都被他争取了去，大家都批评我不好。”
鲁老太太曾问鲁迅，朱安有什么不好？鲁迅只是摇头，说和她谈不来。他举例说，他有一次告诉朱安，说日本有一种食品很好吃，朱安附和说是的，是的，她也吃过。但这种食品只有日本才有，中国并没有，她怎么能吃到。
1927年，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同居，朱安留在北平陪伴婆母。一次，俞芳去西三条看望鲁老太太婆媳，谈及此事，朱安很激动地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她接着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她十分沮丧，俞芳不知该如何安慰她。见俞芳没有说话，朱安便嘱咐道：“我也是随便说说的，你不要把话讲出去。”
1929年，朱安叹息道：“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都不同我说话，怎么会生儿子呢？”
鲁迅逝世后，朱安很想到上海参加鲁迅的葬礼，但因鲁迅的母亲鲁老太太年过八旬，身体不好，无人照顾而未成行。朱安只能在北京为鲁迅守灵。
寿洙邻见过朱安拜祭鲁迅，她必准备一种食品：将白薯切片，裹上鸡蛋面粉用油炸熟。此食品为鲁迅生前最爱，因此被称为鲁迅饼。
周海婴回忆说，鲁迅逝世的当月，朱安就托人转告他们母子，欢迎他们搬去北平与其同住。他十五六岁时，朱安开始直接给他写信。有一次朱安在信中说：“你同你母亲有没有最近的相片，给我寄一张来，我是很想你们的。”
鲁迅去世后，鲁老太太和朱安的生活主要由许广平和周作人负担。婆母于1943年去世后，朱安拒绝接受周作人的供养，原因是周作人与鲁迅不和。虽然许广平总想方设法给朱安寄生活费，但社会动荡，物价飞涨，朱安的生活仍十分清苦，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决定将鲁迅的藏书卖掉。
得知朱安卖书的消息后，许广平请唐弢到北京告诉朱安好好保存鲁迅的遗物，朱安说：“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的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唐弢说明许广平的艰辛后，朱安决定将鲁迅的遗物继承权全部交给周海婴。
朱安对许广平是感激的，她去世前曾说：“周先生对我并不算坏，彼此间并没有争吵，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她的确是个好人。”她曾在给周海婴的信中就说：“值兹上海百物高涨，生活维艰之秋，还得堂上设筹接济我，受之虽饥寒无虞，而心中感愧，实难名宣。”一次收到许广平寄来的钱后，朱安又得到一笔馈赠，她便写信给许，表示如果许要用钱，她可以寄回一些。
1947年6月，朱安在北平去世。去世的前一天，鲁迅的学生宋琳（紫佩）去看望朱安。她已不能起床，但神态清醒，她泪流满面地向宋琳说：请转告许广平，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另外，再给她供一点水饭，念一点经。她还说，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
朱安去世后，葬在婆母鲁瑞的墓旁，而没有如她所愿，常伴鲁迅左右。她的坟前，没有墓碑，没有行状。人们仅从许广平的文章里知道了她的姓名：“鲁迅原先有一位夫人朱氏……她名‘安’，她的母家长辈叫她‘安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