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曹聚仁的《鲁迅评传》中，曹写道，许羡苏是鲁迅的恋人，差点成为鲁迅的妻子。
1920年，许羡苏到北京上学，原本想住在北大的学生公寓，但因公寓不收未入学的女生，她只好求助老师周建人，并住到八道湾。因为是绍兴人，能陪鲁老太太用家乡话聊天，帮她购物，许深得老太太的欢心，入学后，她还常到八道湾走动。次年，周建人到上海工作，鲁迅无形中便成了许的监护人，后许转学到男高师（北师大），也是鲁迅做了她的保证人。许转入北师大后，功课跟不上，又请鲁迅帮她转回女师大数理系，鲁迅再次照办。
1925年暑假，许羡苏住到西三条的鲁迅家中，直至这年年底。鲁迅离开北京后的次年暑假，许羡苏再次住到八道湾，就住在鲁迅着名的老虎尾巴中，直至1931年春许离开北京。
许羡苏是鲁迅生活中，除了母亲妻子以外，关系最亲密的女性朋友。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后，租住了砖塔胡同俞芬姐妹的房屋，当时为鲁迅介绍房子的就是许羡苏。女高师风潮发生后，鲁迅在山本医院、德国医院等地避难，都是由许羡苏为鲁迅传递消息，取送物品的。许还替鲁迅家中管理账目，整理书籍，为鲁迅编织过毛衣、围巾、毛背心。许是唯一收到鲁迅1932年以前全部着作、译作和所编刊物的人。
许羡苏宛若鲁迅家中的一员，她回忆：“鲁迅先生的习惯，每天晚饭后到母亲房间里休息闲谈一阵……那把大的藤躺椅，是他每天晚上必坐的地方，晚饭后他就自己拿着茶碗和烟卷在藤椅上坐下或者躺着。老太太那时候已快到七十岁，总是躺在床上看小说或报纸，朱氏则坐在靠老太太床边的一个单人藤椅上抽水烟，我则坐在靠老太太床的另一端的一个小凳上打毛线。”
许羡苏也是和鲁迅通信数量最多的人，鲁迅给许写过110封信（给许广平的为80封），而许给鲁迅的为96封。对于这些书信，许在晚年回忆中说是鲁迅让她转寄在北京的刊物和书籍。许羡苏离开北平时，将这些书信交给了朱安，目的是“以备有事要查查”。但这些书信最后遣失。香港中文大学的孔慧怡在《字里行间：朱安的一生》中猜测：“许羡苏和鲁迅的关系曾经非常密切，而目不识丁的朱安只能猜测书信的内容，也不清楚许羡苏为什么要把信交给她。她无法预测如果把信寄往上海，会引起什么后果，所以就把信藏在箱子里。鲁迅死后，她更感到这些信难以处置，因此可能在鲁迅死后不久或她自己去世前把信毁了。”
晚年，许羡苏在写《回忆鲁迅先生》时，这篇并不算长的文字，许足足写了三个月时间，她在开篇写道：“只是我可怜的笔和衰退的记忆限制着我，写不出也说不来。”
孙伏园曾对人说：“L（鲁迅）家不但常有男学生，也常有女学生，但L是爱长的那一个的，因为她最有才气云云。”长的指许广平。
1925年端午节，鲁迅请许羡苏、许广平、俞芬、王顺亲四位女学生在家中吃饭。许广平与俞、王一起，将鲁迅灌醉。鲁迅酒后拳打俞芬，并按了许广平的头。许羡苏见状愤然离席而去，事后她又对许广平说：这样灌酒会酒精中毒的；鲁迅喝酒只能喝多少，是有戒条的。许广平忙给鲁迅去信赔罪。鲁迅复信道：
“刚才接到二十八日函，必须写几句回答，便是小鬼（指许广平）何以屡次诚惶诚恐的赔罪不已，大约也许听了‘某籍’小姐（指许羡苏）的什么谣言了罢，辟谣之举，是不可以已的。
第一，酒精中毒是能有的，但我并不中毒。……
第二，我并不受有何种‘戒条’，我的母亲也并不禁止我喝酒。……
然而‘某籍’小姐为粉饰自己的逃走起见，一定将不知从那里拾来的故事加以演义，以致小鬼也不免赔罪不已了罢。但是，虽是‘太师母’，观察也不会对，虽是‘太太师母’，观察也不会对。我自己知道，那天毫没有醉，并且并不胡涂，击‘房东’（指俞芳）之拳，案小鬼之头，全都记得，而且诸君逃出时可怜之状，也并不忘记。”
许广平是广东番禺人，自号景宋。她一生下来，母亲就相信迷信说法，认为她要克父母，对她十分厌恶，将她送给本家，甚至愿意倒贴抚养费。她出生后的第三天就被许给孔教会中某人的儿子。十二三岁时，那家的人到许家，许广平冲出去，当着父亲的面对来人呵斥道：“出去！”并说完拒婚的意思，后在哥哥的帮助下才解除婚约，到女师大读书。
许广平是鲁迅在北师大教课时的学生，她坐在第一排，好提问题，有时竟打断先生的话。但鲁迅认为她聪明，肯动脑子，有才气，对她颇怀好感。
1925年3月11日，女师大发生了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学潮，作为学生自治会总干事的许广平正是学潮的骨干。为了解决心中疑惑，许广平给鲁迅写了第一封信。3月13日一早，许收到了鲁迅的复信。从此，二人就开始了长期的通信。
许广平听鲁迅的同乡说起鲁迅：他的房里有两把刀，一把就放在床褥下面。他很孝顺他的母亲，如果他的母亲不在，在这可悲的环境里，他可能会自杀。与鲁迅熟悉后，一日，许广平在他的书架中和床褥下果然发现了两把匕首，许没收了，鲁迅只是笑笑。许久之后，鲁迅对许解释说：“刀是防外来不测的，哪里是要自杀。”许将其同乡的话说给他听，他听后大笑，说：“你真是个傻孩子！”
鲁迅病后，医生让他禁烟、禁酒。许广平发现，让鲁迅禁酒可以，禁烟似乎很困难，许便和鲁迅的一位同乡劝了他一夜，总算劝得他答应遵照医嘱，先好好养病。鲁迅在给李秉中的信中说：“酒也想喝的，可是不能。因为我近来忽然还想活下去了。为了什么呢？说起来或者有些可笑，一是世上还有几个人希望我活下去；二是自己还要发点议论，印点关于文学的书。”
在爱情面前，许广平比鲁迅要坚决和果敢很多，她向鲁迅示爱，鲁迅力陈不配，并问：“为什么还要爱呢？”许广平回答道：“神未必这样想！”
许广平对鲁迅说，朱安是“旧社会留给你痛苦的遗产，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我们也是人，谁也没有逼我们独来吃苦的权利，我们也没有必须受苦的义务的，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
促成鲁迅勇敢接受许广平的爱情的一个原因，大概是因为四起的谣言。川岛到厦门后，看到鲁迅一人独居，很是惊讶，因为当时京沪等地传说鲁迅与许广平在厦门同居了。鲁迅致信许广平说：“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后来，鲁迅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更明确地承认自己面对爱人时的自卑胆怯心理：“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
鲁迅从厦门来到广州，到中山大学任教，当时许广平在中大任助教。鲁迅初来咋到，人生地不熟，许广平充当了他的向导，并照顾他的生活，常为他送去可口的饭菜。曹聚仁认为，当时他们已经“进入结合共同生活的阶段了”。
1926年3月6日，鲁迅在日记中写下：“旧历正年二十二日也，夜为害马减去鬃毛。”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隐语，大约指二人开始同居。
许广平写下散文《风子是我的爱》，记录她和鲁迅的爱：
“……风子是我的爱，于是，我起始握着风子的手。
“奇怪，风子同时也报我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并且我脉博的跳荡，也正和风子呼呼的声音相对，于是，它首先向我说：‘你战胜了’！真的吗？偌大的风子，当我是小孩子的风子，竟至于被我战胜了吗？从前它看我是小孩子的耻辱，如今洗刷了！这许算是战胜了吧！不禁微微报以一笑。
“它——风子——承认我战胜了！甘于做我的俘虏了！即使风子有它自己的伟大，有它自己的地位，藐小的我既然蒙它殷殷握手，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总之，风子是我的爱……呀！风子。”
郁达夫为到上海的鲁迅和许广平接风洗尘，饭后，当茶房送上咖啡时，鲁迅热情地看着正在搅拌咖啡的许广平说：“密丝许，你胃不行，咖啡还是不吃的好，吃些生果吧！”郁达夫从鲁迅热情而又带告诫的口吻中，立即读懂了他俩的爱情。
许杰回忆，1927年十一二月间，他到内山书店与鲁迅、郁达夫等人见面。当时鲁迅的《唐宋传奇集·序例》刚发表不久，文章最后有四句话：“时大夜弥天，璧月澄照，饕蚊遥叹，余在广州。”谈话间，郁达夫问鲁迅：“这篇文章的末尾，你在后面加上四句，是什么意思？”鲁迅吸了一口烟，伸一伸手，仰一仰头，显出坚决和果断的神色，说：“那是我有意刺高长虹的！”许、郁二人很是惊讶，鲁迅接着说道：“高长虹自称是太阳，说景宋是月亮，而我呢，他却谥之为黑暗，是黑夜。他追求景宋，他说太阳在追求月亮；但月亮却投入黑夜的怀抱中，所以他在那里诅咒黑夜。”
1975年，许杰在杂志上看到连载的石一歌的《鲁迅传》中这样写关于这四句话：“短短数语，洋溢着独立于险恶环境中的凛然之气，表达了对凶残的敌人嫉妒的蔑视，形象地概括了‘四一五’以后他在广州的生活背景和战斗风貌。”许于是感慨道：“老实说，这样的望文生义，生造瞎凑，自作聪明的解释，我在当时，却不能不暗自替他们觉得好笑。”
1927年，鲁迅与许广平定居上海。刚开始，有朋友来访，鲁迅总是让许不要下楼，尽量不跟朋友见面。万一避免不了见面，鲁迅就跟朋友交代说：“这是我的学生，来帮我搞校对的。”
是年冬，荆有麟到上海看望鲁迅，当时他们已经住在景云里二十三号，许广平住三楼，鲁迅住二楼。荆到后，鲁迅便将二楼让给荆住，自己住到三楼。第二天，许拿着一封信下楼交给鲁迅，说：“你看，她们多可恶，江绍源太太来信说，说她要改称呼了。再不姊妹相称。她要称我师母。”鲁迅笑着说：“那就让她称师母好了。有什么要紧。”荆也笑着说：“那我也改称呼了。”鲁迅听罢便大声笑了起来，许红着脸说：“你们全可恶！”然后跑出去了。荆回忆，此时鲁迅的家中，即使没有客人，也会有说有笑了，再不像北平时那样凄苦与冷清。
许广平不仅是鲁迅的爱人，还是助手，帮他抄校，整理稿件书籍。鲁迅送给荆有麟的《小约翰》上，便有许用红笔进行的改校。
1928年夏天，鲁迅和许广平一起到杭州游玩。鲁迅特意让先到杭州的川岛帮他预订一个三床位的房间，又让许钦文同到杭州。晚上，迎接鲁迅一行的川岛夫妇告辞时，许钦文也准备离开，谁知鲁迅忙拦住许，说：“钦文，你，日里有事情，尽管跑开去做；可是夜里，一定要回到这里来睡，每天夜里一定都要到这里来，一直到我们回到上海去！”并一定让许钦文睡在中间那张床上。于是，在杭州的这段时间，许钦文睡在中间那张床上，鲁迅和许广平分睡在两边的两张床上。
游完虎跑的第二天，鲁迅突然问许钦文道：“钦文！你知道女人是什么？”许钦文一时莫名其妙，因为室内除了许广平再无别的女人，不知如何回答，颇有些窘。“是寒暑表！”鲁迅故意用严肃而重的声音说，“一晒太阳，有时只是照着了阳光，就热呀，热呀地嚷个不了。一到泥塑的老虎脚边（虎跑岩中的最阴凉处），就冷啊冷啊地喊起来。回到旅馆里，就又热呀热呀地嚷个不了。这不是寒暑表嘛！”接下来，许钦文的窘态便转移到许广平脸上，她狠狠地盯了一眼鲁迅，又瞥了一眼许钦文。鲁迅乐地哈哈大笑，许钦文也想笑，但尽力忍住了。
许钦文对川岛戏言，鲁迅先生与景宋夫人这次来杭，像是度了蜜月。川岛后来得知，这是鲁迅、许广平二人的约定，而这也是鲁迅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开怀畅游。
鲁迅回平探母，给正在怀孕的许广平写信时，选用了两张非常漂亮的信笺，第一张上画了一枝淡红色的枇杷，枝叶间结有三个果实，两大一小，旁书一诗；另一张信笺画了两个莲蓬，一高一矮，莲子饱满，旁亦有诗云：“并头曾忆睡香波，老去同心住翠窠。甘苦个中侬自解，西湖风月味还多。”枇杷为许广平爱吃的水果，莲蓬“有子”，暗喻许已怀孕。
鲁迅太忙，许广平尽量体贴和包容，但不免有时会有小摩擦。他们并不吵闹，往往就是缄默。鲁迅沉默得厉害，最厉害的时候，会茶烟不吃，像大病一样，一切不闻不应，许觉得痛苦万分。过后，鲁迅常略带歉意地说：“做文学家的女人真不容易呢，讲书时老早通知过了，你不相信。”许广平答：“世间会有百听百从的好人的吗？我得反抗一下，实地研究研究看。”或者，鲁迅会解释说：“我脾气不好。”许则说：“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如果是年龄相仿的对手，我不会这样的。”鲁迅马上说：“我知道。”
吴似鸿回忆，1935年，沈兹九曾到鲁迅家中动员许广平出来作妇女工作，沈说了半天，鲁迅说：“广平你不要出去！”
鲁迅和许广平共同生活了十年，鲁迅赋诗一首写他与许广平的感情：“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而相知。”
萧红回忆，许广平从早晨忙到晚上，在楼下陪客人时，一边还手里打着毛线；或者就一边聊天一边站起来用手摘掉花盆里花上已干枯了的叶子。许将每一个客人送到楼下门口，替客人打开门，等客人走后轻轻地关了门再上楼来。来了客人，许要上街去买鱼或买鸡，买回来后还要做饭。鲁迅临时要寄一封信，就得许去邮局寄或投到大陆新村旁边信筒里。萧红说：“许先生是忙的，许先生的笑是愉快的，但是头发有一些是白了的。”
许广平对鲁迅照顾细致入微，鲁迅常对人感叹说：“现在换件衣服也不晓得向什么地方拿了。”而有了许的照顾，鲁迅的头发不再那么长，衣服上也不再有补丁，身上也清洁了许多。有时，他会体谅许广平的疲倦，会催促许去休息，会歉意地表示因为他太忙而没有太多机会与许聊天，所以，许睡前，他会赔罪似的陪许几分钟，说：“我陪你抽一支烟好吗？”然后他会在许身边躺下，漫无目的地聊几句，聊得兴奋了，他就要求说：“我再抽一支烟好吗？”得到同意后，他便聊得更高兴了，许多半会在他聊天声中睡去，然后他就轻轻离开，去工作了。
自从鲁迅病重后，许广平更忙了，鲁迅单独在楼上吃饭，许每餐都亲手端上去，菜总是挑好的。她需要按时让鲁迅服药，给鲁迅量体温，并记录鲁迅的情况。来看鲁迅的人很多，许要一一接待，告诉他们鲁迅的病情和身体状况。所有的书、报、来信，许都要看，以便必要时告诉鲁迅。她还要看鲁迅因为病后耽搁下来尚未校完的校样。收电灯费的来了，在楼下一敲门，许就得赶快往楼下跑，怕他多敲几下，吵了鲁迅。
须藤医生来过后，告诉许广平鲁迅的病情，许便哭了起来。这时鲁迅叫许帮他拿东西，她只好上楼去了。她不敢到鲁迅先生的面前去，一直背对着鲁迅，问他要什么。每次须藤医生走，许广平都替老医生提着皮提包送到门外。
萧红回忆，许广平“每天上下楼跑着，所穿的衣裳都是旧的，次数洗得太多，纽扣都洗脱了，也磨破了，都是几年前的旧衣裳，春天时许先生穿了一个紫红宁绸袍子，那料子是海婴在婴孩时候别人送给海婴做被子的礼物。做被子，许先生说很可惜，就捡起来做一件袍子。……许先生冬天穿一双大棉鞋，是她自己做的。一直到二三月早晚冷时还穿着。有一次我和许先生在小花园里拍一张照片，许先生说她的纽扣掉了，还拉着我站在她前边遮着她。许先生买东西也总是到便宜的店铺去买，再不然，到减价的地方去买。处处俭省，把俭省下来的钱，都印了书和印了画”。
鲁迅病重时，他不看报，不读书，但有一张小画一直在他床边放着。这是一张苏联某画家着色的木刻，小得和纸烟包里抽出来的画片差不多大，上面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奔跑，她旁边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的花朵。
【怜子】
周海婴出生于1929年9月，他说：“我的出生是一个意外。母亲告诉我，当时他们觉得生存环境非常危险、恶劣，朝不保夕，有个孩子是拖累。但是后来他们避孕失败，我就意外降临了。”许广平生产时，一度出现难产的迹象。当医生问鲁迅是留大人还是留孩子时，鲁迅不假思索地说：“留大人。”结果母子平安。
许广平母子出院回家后，夫妇二人准备给孩子洗澡。鲁迅特别小心，他将开水晾到他认为合适的温度，由许托着孩子，自己动手洗。二人都没有经验，水是温的，风一吹，孩子冻得面色发青，直发抖，两人狼狈不堪，草草了事。结果孩子着了凉，发烧感冒，只能上医院。日后，他们只好请护士来给孩子洗澡，护士提议他们也来学习一下，二人却再不敢自己动手。
许广平在信中曾称呼鲁迅“小白象”，孩子出生后，鲁迅便称呼儿子“小红象”。
周海婴说自己的名字是父亲取的，“先取一个名字‘海婴’吧！‘海婴’，上海生的孩子，他长大了，愿意用也可以，不愿意用再改再换都可以”。他对海婴的教育完全按照他于1919年写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思想来实行，尽量创造机会让海婴自由地成长，希望海婴成为一个“敢说、敢笑、敢骂、敢打”的人。
一次，鲁迅正写文章，周海婴忽然过去，伸出小手在笔头上一拍，结果稿纸上立刻出现一大块墨渍，鲁迅虽然心疼自己的心血，但并不对儿子发怒，放下笔，只是说：“唔，你真可恶。”周海婴笑着飞快地逃了。
遇到周海婴淘气时，鲁迅会用报纸卷起来打他两下。鲁迅在给母亲的信中曾经说，打起来声音响，却不痛的。在周海婴的记忆中，父亲只有一次假装用纸筒打他。
丁玲和冯雪峰去拜访鲁迅，三人在桌子旁聊天，周海婴在另一间屋子睡觉。鲁迅不开电灯，把煤油灯捻得小小的，说话声音也很低。他解释说，孩子要睡觉，灯亮了孩子睡不着。丁玲回忆说，他“说话时原有的天真的表情，浓浓地绽在他的脸上”。
鲁迅讨厌留声机的声响，尤其是在闭目构思的时候。但因为周海婴喜欢，他特地给六岁的儿子买了一台。周海婴对送来的留声机不满意，鲁迅竟一连给他换了三次。面对一些人的非议，鲁迅显得很坦然，为此，他还写下了“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诗句。
父亲鲁迅留在周海婴脑海中的印象，是个一直趴在书桌前写作的长者：“他早上醒得比较晚，因此我每天早上起来都是蹑手蹑脚的，大家都让我别吵爸爸。这次濮存昕主演的电影《鲁迅传》里，有一个镜头就是小海婴给鲁迅装烟，当时我就是这么做的，因为我觉得孩子应该孝顺父亲，装支烟也是孝顺。”父亲慈爱的回答声还仿佛回响在周海婴的耳畔，“他会说小狗屁，挺乖的啊，好啊”。
上海夏天溽热，每到夏天，周海婴背上总要长出痱子。晚饭以后，他跑到二楼，躺在父亲床上。这时鲁迅就准备一个小碗和海绵，把一种药水摇晃几下，用药水把海绵浸湿，轻轻涂在周海婴胸上或背上。每搽一面，母亲许广平用扇子扇干。直到天色黑尽，鲁迅又要开始工作了，周海婴才恋恋不舍回到三楼自己的房间里睡觉。
鲁迅写信通常用一种中式信笺，上面印有浅浅的花纹、人物或风景，鲁迅给不同的人写信，选用不同的信纸。周海婴遇到父亲写信时，想表现一下自己，往往自告奋勇地快速从桌子倒数第二个抽屉，以自己的“眼光”为父亲挑选信纸。鲁迅有时默许了，有时感到不妥，希望周海婴另选一张，而他却僵持不肯，每逢此时，鲁迅也只好叹口气勉强让步。
一次，鲁迅不知为何生气，躺在阳台上，许广平束手无策。三四岁的周海婴觉得父亲躺在阳台上很有趣，便跑过去学着父亲的样子躺在鲁迅身边。鲁迅看见了，哼了一声“小狗屁”，气就消了，起身下楼吃饭去了。
黄源给鲁迅带去一个高尔基的木雕像，周海婴见后，问道：“这是爸爸？”鲁迅答道：“我哪里配……”许广平在旁提醒海婴：“你猜是谁？你知道，高……”周海婴马上答道：“高尔基。”鲁迅听儿子说对了，回头对黄笑道：“高尔基已被他认识了。”
鲁迅和朋友谈及儿子：“有一次，他严厉的责问道：‘爸爸！你为什么晚上不睡，白天困觉！’又有一次，他跑来问我：‘爸爸，你几时死？’意思是我死了之后，所有的书都可以归他；到了最不满意的时候，他就批评我：‘这种爸爸，什么爸爸！’我倒真没有办法对付他。”
有次，周海婴竟然问鲁迅：“爸爸可不可以吃啊？”鲁迅无奈道：“要吃是可以的，自然是不吃的好！”
鲁迅好骂人，却经常被几岁的儿子周海婴骂。朋友们总是拿这个开玩笑。王映霞就说过：“尽管周先生会骂人，却骂不过他儿子！”林语堂也说：“鲁迅的公子终不会忠厚的。”
1936年，鲁迅病倒后，周海婴经常悄悄钻进鲁迅的卧室，他总想为父亲尽点微力，于是轻轻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火柴放到鲁迅醒来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中午吃饭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鲁迅往往故意不提。周海婴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嘴里有啥末事？”鲁迅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
鲁迅去世后，原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墓碑上的“鲁迅先生之墓”是7岁的周海婴按照许广平的字样临摹的。
【逸事】
鲁迅幼时，曾拜一位和尚为寄名师父。后该和尚娶妻生子，其三子，即鲁迅的三师兄也是个和尚，但也娶妻，鲁迅嘲笑他不守清规，他金刚怒目，大声喝道：“和尚没有老婆，小菩萨哪里来？”鲁迅哑口无言。
一次，鲁迅在嘉兴看见一个小贩卖糕，糕块很大，样子似乎很好吃，便问道：“多少钱一块？”小贩答：“半钱。”鲁迅闻之大惊，心想怎么如此便宜，便又问一遍，答案还是“半钱”。于是鲁迅便拿了四块，付给小贩两文钱，小贩却不依不饶，揪住他，大吵起来。鲁迅细问，才知道他说的是“八钱”，只因方言“半”、“八”相近，才有了这场误会。
鲁迅在绍兴中学堂任教时，家离学校较远，他总是抄近路，经过一处义冢。一天夜间，鲁迅经过义冢回家，路边草长得很高，忽然看见前面有个白色的东西，慢慢地，那个东西停住了，并渐渐变小，变成石头一般，不动了。时已深夜，鲁迅颇为踌躇，他想这东西不会就是鬼吧？经过短时间的考虑后，他冲上去，用穿着硬底皮鞋的脚对着这东西踢过去。只听见呵呦一声，这东西站起来向草丛中逃去。鲁迅后来讲到这件事时笑着说：“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变成人了。”
留学日本时，鲁迅与许寿裳两人一起吃面包，许总爱将皮撕下来；鲁迅舍不得将皮扔掉，便捡起来塞进嘴里，托词说：“我喜欢吃的。”许信以为真，此后，凡共吃面包时，总是先把皮撕给鲁迅吃。
在日本时，鲁迅、许寿裳等六人请了一名教师教他们学习俄语。俄文单词虽较长，但依据拼音规则，比英文好读。然而有一位姓汪的学生总是念不好，读起来有很多杂音，仿佛多用“仆”音。每每听他仆仆地读不出来时，不仅老师替他着急，坐在旁边的鲁迅和许寿裳更是紧张得浑身都发热起来。他们常开玩笑说：“上课犹可，仆仆难当。”
1914年开始，鲁迅花了大力气钻研《佛经》，他对许寿裳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但后来他又说：“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了。”
1918年5月，鲁迅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发表小说《狂人日记》。当时新青年的编委不赞成使用匿名和别号，必须使用真名。鲁迅不想用真名，但又不能破坏规矩，故署名“鲁迅”。他曾对许寿裳解释此笔名的含义：（一）母亲姓鲁；（二）周鲁是同姓之国；（三）取愚鲁而迅速之意。
鲁迅的日语很流利，朋友们到日本人开的福民医院去看病，总是请他陪着同去。这样一来，医院里雇的翻译以为鲁迅是来抢生意的，对他自然有意见；而账房先生一看病人有自带的翻译，以为是有钱人，便狠狠宰他们一笔。
1919年末，鲁迅到绍兴接母亲北上。他们从杭州乘火车到上海南站，一出车站，小汽车便来兜生意。他们上了一辆，谁知竟是“野鸡”汽车，到五马路被敲了竹杠，多花了好几块大洋。当晚，他们投宿的那家旅馆也是个“野鸡”客栈，住一晚要价8元，鲁迅很不高兴，连夜乘快车到南京，自己坐二等车厢，让母亲坐卧车，天不亮就到达了南京。
鲁老太太爱读小说，特别喜欢才子佳人的故事，为母亲找书，成了鲁迅兄弟的责任。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后，为母亲找书的艰难任务就落在了鲁迅一人头上。每次买到书，最多一星期，母亲便对他说：“大，我没书看了。”买来一本书，母亲却说：“大，这本书，我看过哉。”
《呐喊》出版后，章衣萍的夫人吴曙天将书送给鲁老太太看，并指明《故乡》特别好。老太太马上戴上眼镜看，读完后，把书还给吴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种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在座的人都笑了。
北师大某学生受了刺激后，冒充杨树达，到鲁迅家中兴师问罪，发泄对文坛的不满。鲁老太太迷信，认为新居（时鲁迅刚搬到阜成门西三条）不吉利，便不赞成鲁迅随便接待客人。一日，诗人柯仲平来访，鲁迅在客厅待客。柯拿出诗稿，大声朗读给鲁迅听，声音大而响亮，竟使鲁老太太以为又有人来闹事，忙让荆有麟去看。荆看后告诉她是在读诗，老太太还心有余悸地说：“可是个怪人吧？我听老妈子说：头发都吊在脸上，怕他同大先生打起来，大先生吃他的亏。”
西安未禁鸦片，鲁迅和孙伏园到西安后，心血来潮，决定尝尝鸦片。孙觉得烟嘴太大，吸得极不方便，几口之后便放下了。鲁迅吸得还算顺利，吸完后静候灵感的到来，不料却什么都没有。孙问他怎样，他颇为失望地说：“有些苦味。”
1924年，北平世界语专门学校的俄国教授谢利谢夫想拜见鲁迅，学校便安排荆有麟帮他约见鲁迅。鲁迅让荆有麟带着谢一起到东安市场去吃饭，同去的还有章衣萍、孙伏园。荆有麟到后，先申明自己的世界语是三脚猫功夫，不能任翻译。这下大家都傻了眼，因为谁也不会俄语。谢利谢夫说他会讲德语，日语也能应付，荆这才高兴起来，因为他知道鲁迅会日语，德文也可以应付，于是让二人直接对话。
谢开口说的是德文，鲁迅说的却是日语，二人都选择自己熟悉的外语，结果都不能听懂对方说什么。“谢利谢夫噘着嘴，摸起他的长胡子”。鲁迅则“皱起眉头，拼命抽烟”。于是还是只能由荆有麟用有限的世界语维持场面。
由于语言不通，谢便将心思放在菜上，正好有个侍者端着汤进来，手指放在汤里，鲁迅便讲起一则逸事，说一次某人去餐馆吃饭，菜里有苍蝇，喊来茶房，茶房用手指夹起苍蝇，一口放进自己嘴里，说不是苍蝇。大家哈哈大笑，谢问荆为何发笑，荆便将笑话讲给他听，没想到，听完后，任凭荆怎么解释，谢不再动筷子了，大概以为菜里有苍蝇。
大家谈兴正浓，谢说他要出去一趟，荆听不懂他说的专有名词，便让他对鲁迅说，谢还是说德语，鲁迅听不懂，用日语问他，他又不能用日语作答。最后，谢红着脸，“长胡子一束一束抖动着，索性弯下腰，撅起屁股，两只手在屁股上做了一个动作”，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要“大便”啊。谢出去后，房间里爆发出一阵哄笑。
孙伏园主编《晨报》副刊时，曾将鲁迅的诗《我的失恋》编发进去，晚上回报社看大样时，却发现独独少了这首诗，便问主编刘勉己，刘说：“鲁迅那首诗实在要不得，所以我抽去了。”孙一时大怒，一巴掌便打将过去，且紧追不舍，大骂一通。第二日，他便辞去《晨报》副刊编务。
鲁迅和川岛曾应邀到厦大同事周辨明家中吃春饼。周夫人包好春饼递给他们，包得很大，两人必须两手捧着吃，分左中右三次咬，才能吃下一截去。一个刚吃完，殷勤的女主人又递上第二个，比第一个更大，两人勉强吃下，第三个如同小枕头大小的又递上来了，二人都已无能为力，只好谢绝。他们后来才知，吃春饼是厦门风俗，春饼须主妇来包，要包得大而不破，越大越显主妇能干。许多年后，二人还对周家这次厚意招待印象深刻，记得当时两人抱着小枕头咬的场面。
鲁迅夜间写作，有时会下楼煮茶，有时会去如厕，来回走动。某夜有小偷光顾，但见室内灯火通明，有人走动，故不敢轻易下手。等到凌晨3点，鲁迅准备洗漱睡觉，小偷以为有人起床，更不好得手，气得在楼梯上留下一泡大便，悻悻而去。事后，鲁迅笑说：“他对我一点也没有办法，只好撤退了。”
鲁迅曾为杨贵妃、褒姒、妲己翻案，说：“几千年来一些史学家为了替专制王朝辩护，说他们的江山，是被几个女人毁掉了的，其实不过是一派谰言。”
1928年3月，鲁迅收到一位马姓女子的来信，说1月与鲁迅在杭州孤山见过面，并说鲁迅在苏曼殊坟前题了四句诗：“我来君寂居，唤醒谁氏魂？飘萍山林迹，待到它年随公去。”鲁迅当时已近十年未到杭州，疑心有人假冒，便让许钦文和章川岛去调查此事。许、章打听到假鲁迅在松木场的小学里教书，便去教室寻找。结果这人开口便说：“敝姓周，我是周作人，就是鲁迅。”并说《彷徨》卖了8万本。二人没有拆穿他，回去后写信告知鲁迅此事。鲁迅只是通过管理松木场小学的机关，让假鲁迅日后不可再假冒，并写了一篇声明《在上海的鲁迅启事》说：“我之外，今年至少另外还有一个叫‘鲁迅’的在，但那些个‘鲁迅’的言动，和我也曾印过一本《彷徨》而没有销到8万本的鲁迅无干。”
鲁迅与姓许的有缘，他最好的朋友许寿裳从少年时就开始交往，一起留学日本，友情深厚；另一位好友许季上是道义之交；除了夫人许广平，还有交往颇深的晚辈许钦文、许羡苏兄妹二人。曹聚仁回忆，鲁迅到曹家，见曹聚仁搜集了他的许多资料，便知道曹要为他写传记。曹笑着对他说：“我是不够格的，因为我不姓许。”鲁迅听罢，也笑了，说：“就凭这句话，你是懂我的了！”
许广平因领导女师大学生运动，被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称为“害群之马”，因此，鲁迅和许寿裳戏称许为“害马”。
许广平不仅将鲁迅的生活照顾地非常周到，在工作上，还是鲁迅的助手。朋友看到后，对也是其学生的爱人说：“我是你的先生，我应该教你，你应该像许广平一样。”
淞沪会战爆发后，鲁迅住的北四川路临近战区，家宅直接受到炮火的威胁，某日，鲁迅家附近响起两声枪响，一颗子弹穿过鲁迅书桌前的窗户，将写字台后面鲁迅坐的一把椅子打穿。幸好那时鲁迅正和周建人夫妇聊天，否则子弹正中胸口。
郁达夫在上海聚丰园设宴，时鲁迅在座。郁问鲁迅：“这些天仁兄辛苦了吧？”鲁迅吟出了前两天未写完的半首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郁打趣道：“如此看来您的华盖运还没有脱。”鲁迅忽有所悟，说：“给您这么一说，我又有了上半首诗。”接着吟出上半首诗：“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这便是鲁迅最着名的自嘲诗。
20世纪30年代，冯雪峰将毛泽东的《井冈山》诗词带给鲁迅看，鲁迅看后说：“有山寨王的味道。”一次，他见到从陕北归来的冯雪峰后，又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从那边打过来，该不会首先杀掉我吧？”
《海上述林》上卷出版后，鲁迅让冯雪峰送给毛泽东、周恩来各一册，冯用鲁迅的钱给毛泽东买了一只火腿，托西安办事处转交延安，后来冯才知道，书是送到了，火腿却被西安办事处吃掉了。日后，冯见到毛，告状说火腿被吃，毛哈哈大笑说：“我晓得了。”
【嗜好】
鲁迅酷爱木刻艺术，收藏了许多外国木刻。他最喜爱的外国版画家是珂勒惠支、梅斐尔德和麦绥莱勒，并第一个把他们介绍给中国读者。他为麦绥莱勒编选木刻连环画集《一个人的受难》，为珂勒惠支编印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并作序文。他在自费印刷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的版权页上印了“有人翻印，功德无量”八个字。
刘文典与鲁迅同为章门弟子，二人先后入门，没有一起学习过，但刘对周氏兄弟早有耳闻，知道他们有两大特点：一、都不喜欢说话；二、随时都口不离糖，以至于饭吃得很少。
大概因为爱吃糖，鲁迅从少年时代就被牙病所困扰，到1930年，他不堪其烦，终于下决心将余下的仅有的五颗牙齿全部拔掉，换成了假牙。
鲁迅抽烟，一支未灭接上一支，且不需要点火柴。无论写作、休息还是待客，他的烟一直燃着。不抽烟的人去见鲁迅，离开后衣衫还带着一股烟味，这成为见过鲁迅的一个证据。住在北京时，他的屋内全是烟灰、烟蒂，一天过后，看地上的烟灰、烟蒂的数量，便可知道他在家时间的多少。
许寿裳回忆，鲁迅每日早上醒来便要卧床吸烟，住在绍兴会馆时，他的白色蚊帐被烟熏成了黄色。在东京留学时，他从东京回仙台，买完火车票后，将剩下的钱统统买了烟。上车后，车上拥挤，他看见旁边有位老妇人无座，便将自己的座位让了出来。老妇人为表示感谢，请他吃了一大包咸煎饼，结果吃完觉得口渴，到了一站唤来卖茶者，却又想起口袋中分文没有，只好作罢，支吾着不买了。到了下一站，老妇人买来一壶茶送他，他也不客气，一饮而尽。
郁达夫回忆，鲁迅的习惯是从来不把烟盒先拿出来，然后再从烟盒抽出一支，他总是从灰布棉衫里去摸出一支来吸，不知道是不想让人看见他抽什么牌子的烟还是觉得这样方便。
鲁迅抽烟不讲究档次高低，经常吸的是廉价烟，他解释说：“虽然吸得多，却是并不吞到肚子里。”意思是既然不是吃下去的，就不必在乎好坏。鲁迅拿烟还有一个特别的姿势，就是不用食指和中指，而是用大拇指和另外四个手指拿烟。
许广平回忆，鲁迅很是俭省，香烟吸到直至烧手甚至烧口，没法拿了，才丢掉。后来许买了一个两寸左右的烟嘴送给鲁迅，防止他烧手。他每天要抽50支烟左右，工作越忙，烟越不能离手，一半是吸掉的，一半是烧掉的。
郁达夫回忆鲁迅：“他对于烟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讲究的；对于酒，也是同烟一样。他的量虽则并不大，但却老爱喝一点。在北平的时候，我曾和他在东安市场的一家小羊肉铺里喝过白干；到了上海之后，所喝的，大抵是黄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兰地他也喝，不过总喝得不多。”
鲁迅不爱吃腌菜、干菜、鱼干一类，认为干菜和腌制的东西代表农村产品。但他却爱吃绍兴的臭豆腐、臭千张之类的臭东西。
许钦文回忆，一天，他到老虎尾巴去看望鲁迅。去时，鲁迅正在吃馄饨，蒸的，没有卤，所以放在盘子里，用手抓着吃。但令许诧异的是，鲁迅将馄饨先放到旁边一张方纸上粉屑一般的东西上翻几翻，然后放进口里。许以为那粉屑是麻酥糖，觉得很奇怪，于是走过去探视，闻到刺鼻的胡椒气味，几乎咳了起来。他忍不住问道：“大先生，怎么你要用这样多的胡椒粉？”鲁迅笑道：“哈哈，没有辣酱就吃胡椒。可以吃！但你恐怕吃不来，所以不请你吃。哈！”
鲁迅爱喝茶，周作人回忆，在日本时，鲁迅每天都要喝茶。因为喝茶要开水，所以即使是三伏天，他的房间里也生着火炉，随时准备开水泡茶喝。
鲁迅手头有些钱，便会买些较好的点心。一次，风月堂出了一种法国细点，名叫乌勃利，广告说风味淡泊，鲁迅忙买来一尝。结果打开重重包装，漂亮的洋铁方盒内装的就是二十来个蛋卷，只不过做工精巧罢了。后来查字典才知道，法文乌勃利就是“卷煎饼”。
有朋友从河南带给鲁迅两包柿霜糖，许广平见后说，这糖用柿霜做成，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疮之类，用柿霜糖一搽就好。此时鲁迅已经吃了大半，听罢赶紧把糖收好，以备将来药用。不料才到晚上，鲁迅觉得生疮的时候毕竟很少，不如趁新鲜吃一点受用。
这天恰巧高女士来访，鲁迅没有别的点心，只好贡献出柿霜糖，并郑重地说明来历。谁知高女士是河南人，一看就说了个一二三，之后尝了一片。鲁迅由此恍然，请河南人吃柿霜糖，犹如请绍兴人喝黄酒，都是班门弄斧。这么想着，那可以治疗生疮的柿霜糖被鲁迅吃了个干净。
李霁野回忆，鲁迅爱吃糖和花生，也常用来待客。一次，李去拜访鲁迅，两人聊的时间长，两种食品随吃随添了多次，而鲁迅谈兴正浓，丝毫没有停止的意思。李想这两样东西所存应不多，便笑着说，吃完就走。鲁迅说好，随手打开一个未开封的大糖盒，李只能暗暗叫苦。
鲁迅对书籍很是爱护。线装书缺页的，他能抄补；外观破烂的，他能拆开修理后重新装订；书头污秽的，能用浮石水磨干净；天地头太短的也能够每页接衬压平，技艺堪比琉璃厂的书匠。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少时经常去书坊，去得多了，便学会了书坊伙计包书、装订的技术。
为了保护书，鲁迅主张印毛边书。鲁迅看到，许多人看书时不清洁手，书边沾上了油和汗，黑乎乎的，看完收藏起来，一遇到天潮，便生霉，时间长了会长虫。所以鲁迅主张将书装订成毛边，看完后，将沾了油污的毛边裁去，既漂亮，又不生霉。第一次，鲁迅让李小峰将书一律装成毛边，但等李将样书拿给鲁迅时，却是切好的，鲁迅很是恼火，问李怎么回事，李说毛边书卖不出去，只好切了边。鲁迅马上说：“那我不要切边的，非毛边的不可，你能将就买客，当然也可以将就我。切边的我决定不要，你带去好了。”李小峰只好将这批书带回去，重新印刷装订好毛边书，给鲁迅送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