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学】
鲁迅一生做得最多的三件事是买书、读书和写书。从1921年到1936年10月逝世之前，鲁迅共购书14000多册，支出10913.65银元。
从15岁起，鲁迅就抄书，抄录了30多年，起初抄录小本《康熙字典》上的古文奇字，后来抄录《唐诗扣弹录》、陆羽的《茶经》、陆龟蒙的《五木经》、《来侣经》等书。1911年，他抄录了两大册《说录要》和从大量古籍中抄录出600余张纸条，后来的《古小说钩沉》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
鲁迅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及“硬看”学习法：“学外国文须每日不放下，记生字和文法是不够的，要硬看。比如一本书，拿来硬看，一面翻生字，记文法；到看完，自然不大懂，便放下，再看别的。数月或半年之后，再看前一本，一定比第一次懂的多。”
1914年，许寿裳的儿子许世瑛五岁，许寿裳给儿子买了本《文字蒙求》，并敦请鲁迅做开蒙先生。鲁迅只教给许世瑛两个字：“天”和“人”，同时在书面上写了“许世瑛”三个字。许寿裳说：“我们想一想，这天人两字的含义实在广大得很，举凡一切现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都包括无遗了。”
在广州任教时，许广平曾陪鲁迅到一家很大的旧书店去买书，看了几十分钟便走了。过了几天，他再去，说买某部书。店家回说没有了，他却说有，并指明在东北角第几个书架上，共有几本。店家忙去找，果然不差。
鲁迅住在上海景云里时，与茅盾所住的楼相对。每当茅盾写作夜不成寐时，遥望对面鲁迅，深夜亦灯火通明，于是感慨曰：“亦有失眠是鲁迅，不独失眠是茅盾。”
文章写成后，鲁迅总要再看几遍，甚至稿件寄出后还在推敲文字，一发觉不妥即要求报馆改正。孙伏园编《晨报》副刊时，往往从鲁迅那里拿到文稿刚回到报馆，就接到鲁迅的电话，要求修改某些字，而且他会一再打电话要求修改。
鲁迅称自己的译作是“硬译”出来的。那是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译作过于忠实外语原文的句式，还不够接近中国语言文学的习惯。
鲁迅翻译《死魂灵》时，书中有一句话：“近乎刚刚出浴的眉提希德威奴斯的位置。”他不知道威奴斯出浴的姿势，翻查了许多资料后，在译文处注明：眉提希德威奴斯的姿势是，一手当胸，一手置胸腹之间。
唐弢和郁达夫一同听鲁迅讲故事，第二天会面的时候，郁达夫说：“鲁迅厉害。他讲的故事，我翻了许多书找不到出处。不像钱武肃王还有方志可查，这回是大海捞针，更加不着边际了。”
鲁迅认为读书，不应无重点地乱读一气，什么书都去涉猎；就是同一本书，也不必每章每节“一视同仁”。一次，他指导许世瑛读《抱朴子》时就指出：该书“内篇”宣扬神仙方药、鬼怪迷信，是错误的，可不读；“外篇”论述人间得失、臧否世事，这就是要读的重点。
鲁迅懒得吃鱼，因为鱼的细骨头多，他不愿花太多时间浪费在吃鱼上面，宁愿多读点书。
初到上海时，许广平见鲁迅已经工作了很久，便将双手放在他肩上，打算让他休息一下。结果鲁迅放下笔，却一脸不高兴。许一下如掉入冰天雪地，鲁迅解释道：“写开东西的时候，什么旁的事情是顾不到的，这时最好不理他，甚至吃饭也是多余的事。”从此，许便不再打搅鲁迅写作了。
冯至听鲁迅讲课，感到鲁迅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跟传统的说法很不同。如谈到秦始皇，鲁迅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们本朝的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谈到曹操时，他说：“曹操被《三国演义》糟蹋得不成样子。且不说他在政治改革方面有不少的建树，就是他的为人，也不是小说和戏曲中歪曲的那样。像祢衡那样狂妄的人，我若是曹操，早就把他杀掉了。”
【文学】
1903年，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留学期间，书桌抽屉里经常放的书籍除英国诗人拜伦的诗集、希腊和罗马的神话故事外，还有一本线装日本印的《离骚》。他对许寿裳谈起屈原时说：“《离骚》是一首自叙和托讽的杰作，《天问》是中国神话和传说的渊薮。”许寿裳问他最喜欢《离骚》中的哪几句诗时，鲁迅当即诵出：“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緤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
钱玄同为《新青年》向鲁迅约稿，鲁迅拒绝，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住他们吗？”钱回答：“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鲁迅被说服了，开始写小说，第一篇就是《狂人日记》。
吴虞读了《狂人日记》后，写下了着名的《吃人与礼教》一文，他在文中说：“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吴虞还说：“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鲁迅的作品不仅吸引了青年人，还吸引了一些老年人。章衣萍的岳父看过《呐喊》后，再三称赞鲁迅了不起；荆有麟在河南遇到一位粮食店的七十岁左右的老板，订阅了北平的《京报》，只要是鲁迅的文章，他每篇必看；一位姓莫的民元前革命者，对鲁迅很是佩服，只要是鲁迅的作品，必收藏起来。
鲁迅认为自己的历史小说《不周山》的后半部写得草率，绝不能称为佳作，故在《呐喊》再版时删除。
高长虹回忆，鲁迅常谈到他的一个构思，说他想描写鬼，结局是一个人死的时候，看见鬼掉过头来，在最后的这一霎那他看见鬼的脸是很美丽的。
鲁迅曾对郁达夫谈及，他准备写长篇小说《长恨歌》，按照他的构思，以唐玄宗之明，怎能不知安禄山与杨贵妃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因为心中已经厌烦；到马嵬坡下，如果玄宗对贵妃还有爱意，怎会不保全她的性命；到玄宗暮年，想起昔日情爱，梧桐秋雨中，心中颇生悔意，于是让道士为他催眠，梦中与贵妃相遇，这便是小说的结局。
高一涵曾发表文章说，《阿Q正传》在报上陆续发表时，“许多人都很栗栗危惧，恐怕以后骂到他的头上”。有人对高一涵说，昨天连载的某段仿佛就是在骂自己，因此便猜作者是某人，因为他的事情只有某人知道。等到打听出作者，才恍然大悟，又逢人便声明说不是骂他。
王冶秋在《〈阿Q正传〉读书随笔》一文中谈到自己读了十四遍《阿Q正传》的种种体会：“第一遍：我们会笑得肚子痛；第二遍：才咂出一点不是笑的成分；第三遍：鄙弃阿Q的为人；第四遍：鄙弃化为同情；第五遍：同情化为深思的眼泪；第六遍：阿Q还是阿Q；第七遍：阿Q向自己身上扑来；第八遍：合二为一；第九遍：又一次化为你的亲戚故旧；第十遍：扩大到你的左邻右舍；第十一遍：扩大到全国；第十二遍：甚至洋人的国土；第十三遍：你觉得它是一个镜；第十四遍：也许是警报器。”
陈西滢说：“阿Q不但是一个Type（典型），同时又是一个活泼的人，他大约可以同李逵、刘姥姥同垂不朽了。”
敬隐渔将《阿Q正传》翻译成法文，寄给罗曼·罗兰审阅，罗兰十分欣赏。1926年1月12日，罗兰将该文推荐给《欧罗巴》杂志的编辑，此作品得以在国外发表。罗兰遗稿中有他对《阿Q正传》的评价：“这篇故事的现实主义乍一看好似平淡无奇。可是，接着你就发现其中含有辛辣的幽默。读完之后，你会很惊异地察觉，这个可悲可笑的家伙再也离不开你，你已经对他依依不舍。”
叶永蓁曾问鲁迅：为何阿Q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却要取个外国名字呢？鲁迅说：“阿Q光头，脑后留一条小辫子，这个Q字不正是他的滑稽形象吗？”
鲁迅的白话文写得极好，但寿洙邻认为鲁迅的古典文字更为出色。他常对鲁迅说，何不将古典着作出版，可以传世。鲁迅笑答：我的文字，是急于要换饭吃的，白话文容易写，容易得版税换饭吃，古典文字，有几人能读能解。
鲁迅和陈赓谈话后，曾打算写中篇小说《红军西征记》。他说：“要写，只能像《铁流》似的写，有战争气氛，人物面目只好模糊一些了。”他深以自己缺乏实践感受而苦恼。
孙伏园曾问鲁迅最喜欢自己的哪篇小说，鲁迅说是《孔乙己》。
1932年，王志之问鲁迅：“先生这几年怎么不写小说了？”“理由很简单：写不出来了。”鲁迅笑着回答，语气却很慎重，“因为旧有的是过去了，新的又抓不着。”
【教学】
鲁迅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教授生理卫生，曾应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全校师生们极为惊讶，他却很坦然。他只对学生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他曾对夏丏尊等人说：“在这些时候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据说鲁迅的课讲得很成功。别班的学生因为没有听到，纷纷向他来要油印讲义看，他指着剩余的油印讲义对他们说：“恐怕你们看不懂的，要么，就拿去。”原来他的讲义写得很简单，而且还故意用着许多古语，用“也”字表示女阴，用“了”字表示男阴，用“（上幺下丨）”字表示精子，诸如此类，学生们如同看天书。
鲁迅也曾担任化学教员。一次要做氢气点燃演示实验，他将纯氢等实验用品拿到教室后，发现忘了带火柴，便回去取。离开前，他再三嘱咐学生不能将空气放进烧瓶里，否则点燃时会发生爆炸。取回火柴后，他一面讲，一面点燃了烧瓶里的氢气，只听啪的一声，烧瓶爆炸了，他的手被炸伤，鲜血淋漓。他顾不上自己的手，慌忙抬头去看学生，却发现前两排的座位都空着，原来学生们将空气放进去后，都撤到后排去了。
1920年到1926年，鲁迅在北大国文系兼课，先后开设“中国小说史”、“文学理论”等课程。据当时的旁听生鲁彦回忆：“每次，当鲁迅仰着冷静的苍白的面孔，走进北大的教室时……立刻安静得只剩了呼吸的声音。他站在讲桌旁，用着锐利的目光望了一下听众，就开始了‘中国小说史’那一课题。”鲁迅讲课时，“既不威严也似乎不慈和。说起话来，声音是平缓的，既不抑扬顿挫，也无慷慨激昂的音调，他那拿起粉笔和讲义的两手从来以没有表情的姿势帮着他的语言，他的脸上也老是那样的冷静，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着的。”“他叙述着极平常的中国小说史实，用着极平常的语言，既不赞誉，也不贬毁。”“然而教室里却突然爆发出笑声了。……笑声里混杂着欢乐与悲哀，爱恋与憎恨，羞惭与愤怒……”
荆有麟回忆，鲁迅的“声音略带一点江浙味道，而吐字尤很真切”，他无论讲什么，总“要将那奇异的特点，用常人所不大应有的语句，形容出来，听的人会有一种兴味感”。他博学多能，不管是引证或比喻，材料总是格外丰富而生动。因此，鲁迅讲课便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旁听的学生将课堂挤满，选课的学生常无座位可坐，晚到了找不到座位，便坐在窗台上。上课时，鲁迅“先是一阵微笑，接着便念出讲义上的页数，马上开始讲起来，滔滔如瀑布”。鲁迅善用幽默的语调，讲不到20分钟，总会听见学生的一次哄笑。他每次上课讲两个小时，听课的人，“却像入了魔一样，随着他的语句、思想，走向另一个景界中了”。
冶秋回忆，上课铃声一响，鲁迅就踏着铃声的尾巴，“挤”进了教室，打开随身带的小布包，取出《小说史略》讲稿，翻开便讲。有时学生听得哄堂大笑，他却不停止，继续讲下去，一点笑容也没有。一连两节课，有时课间他也不休息，连着讲。听课的学生听到第四次铃声，正在恍惚若失的当儿，他已飘然地挤走了，待到反应过来，他已经走在红楼对面新开的路上了。
王森然回忆，鲁迅上课时，总是将一支铅笔横置右耳上，随时准备更正讲义中的错字，有时畅谈，一小时不动讲义，铅笔便放置耳上不动。下课后步行，铅笔仍在右耳和长发间夹着，忘记取下。
许广平回忆，一次，上课时，前排的几个学生说：“周先生，天气真好哇！”鲁迅不答。又有人说：“周先生，树枝吐芽了！”还是不答。“周先生，课堂空气没有外面好哇！”终于，他笑了笑。学生受了鼓励，说：“书听不下去了！”他说：“那么下课！”马上有学生接口道：“不要下课，要去参观。”这时全体学生都说要去，于是鲁迅便带着他们去参观故宫了。
当时的女师大学生陆晶清回忆说：未受教前很仰慕，很想看看鲁迅是怎样一个人；初受教时，十分敬重，但有畏惧，看到他那严峻的面孔就有些怕。有时他讲了幽默话引得我们笑了，可是当他的脸一沉嘴一闭，我们的笑声就戛然而止。后来，逐渐察觉他并不“怪僻可怕”，才消除畏惧，不仅敢于和他亲近，还敢于对他“淘气”，乃至“放肆”。
常维钧回忆：讲课时，为了让学生更好理解，鲁迅还在黑板上画画，或以肢体语言表达。一次，为了解释《酉阳杂俎》中的故事，他仰着面，弓着腰，身子向后仰，结果身体一弯曲就晃起来，脚下也站立不稳，他自语道：“首髻及地，吾不能也。”学生们见此情形，很是感动。
【魂归】
1936年春天，鲁迅的身体已不大好，吃过晚饭，总要坐在躺椅上，闭目休息一会儿。许广平私下里对萧红说，周先生在北平时，有时开着玩笑，手按着桌子一跃就能够跃过去，而近年来没有这么做过，大概没有以前那么灵便了。但一讲起话来鲁迅又像往常一样精神了。
不久，鲁迅病倒，卧床一月有余，每天发烧。他脸微红，目力疲弱，不吃东西，不大多睡，没有一些呻吟，只是躺在床上，有时张开眼睛看看，有时似睡非睡地安静地躺着，茶喝得很少，烟也几乎不抽了。
经诊断，鲁迅得的是肺病，并且是肋膜炎，须藤医生经常来为鲁迅抽肋膜积水。许寿裳回忆，鲁迅病重时，史沫特莱曾请上海的外国肺病专家去为鲁迅诊断。专家告知已经没有希望，却称赞鲁迅是最能够抵抗疾病的中国人，说如果是欧洲人，那么早在五年前就已经死亡了。
儿子海婴每晚临睡时必向爸爸妈妈说：“明朝会！”有一天他站在鲁迅床前说：“爸爸，明朝会！”鲁迅那时正病的沉重，喉咙里边似乎有痰，回答的声音很小，海婴没有听到，于是他又喊：“爸爸，明朝会！”海婴等了等，听不到回答的声音，他就大声地连串地喊起来：“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海婴的保姆忙把他往楼上拖他，说是爸爸睡下了，不要喊了。可是他仍旧喊。这时鲁迅说“明朝会”，还没有说出来喉咙里边就像有东西在那里堵塞着，声音无论如何放不大。到后来，鲁迅挣扎着把头抬起来才很大声地说出：“明朝会，明朝会。”说完了就咳嗽起来。许广平慌忙从楼下跑来了，不住地训斥着海婴。海婴一边哭着一边上楼去了，嘴里唠叨着：“爸爸是个聋人哪！”
到了6月，鲁迅的病已经很严重，无法坚持写日记，也无法像过去那样，有信必复，有稿必看了。收到信函后，怕寄信人和寄稿人惦念，于是鲁迅就刻了一枚图章，上有“生病”二字，盖在回执上，以便使得寄件人明白其身体状况，不致焦急催促。
7月，鲁迅的身体稍微好了一些。黄源回忆，他的身体稍微好了一些，就不“安分”了。医生让他多休息，躺着静养，他说：“我一生没有养成那样的习惯，不做事，不看书，我一天都生活不下去。”他又说：“我请你看病，是有条件的。”医生问他什么条件，他答：“第一，是要把病医好，是要活命。第二，假如一动不动一个月可医好，我宁愿动动花两个月医好。第三，假如医不好，就想办法把生命拖延着。”医生听罢无话可说。
鲁迅去世前两天，周海婴下午放学回家，突然耳朵里听到遥远空中有人对他说：“你爸爸要死啦！”他大惊，急忙环顾四周，附近并没有人。
去世前，家中为鲁迅请了一位日本看护，他颇以为怪，说：“我的病，如此严重了吗？”
10月17日上午，鲁迅穿好衣服准备下楼散步，外面有风，许广平虽然知道劝不住他，还是问道：“衣裳穿够了吗？”鲁迅伸手摸了摸里面穿的绒线背心，说：“够了。”许又问：“车钱带了没有？”鲁迅理也不理，走出门去。
18日凌晨，鲁迅开始气喘，连续做噩梦，不能安寝，只能蜷曲着身子，双手抱腿，斜靠着休息。清晨，他让许广平去找内山完造请医生，坚持要自己给内山写便条。许见他气喘得厉害，让他不要再写，直接带话给内山，但鲁迅坚持要将便条写完。
中午，鲁迅的病情加剧，医生每隔两小时为他注射了强心针，但无济于事。19日凌晨，鲁迅对许广平说“要茶”，之后便陷入昏迷。大家让许广平喊鲁迅，但任凭许如何呼唤，他始终不应一声。至凌晨5点25分，鲁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去世时，他体重不足70斤。
七岁的周海婴还记得父亲去世当天的情景：“我听到楼梯咚咚一阵猛响，我来不及猜想，声到人随，只见一个大汉，没有犹豫，没有停歇，没有客套和应酬，直扑父亲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般的号啕大哭。他伏在父亲胸前好久没有起身，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这个大汉就是萧军。
鲁迅去世，萧军和胡风守灵三夜，萧军多次念叨：“先生没有死，他会坐起来谈话的。”当黄源通知他时，他竟怒目圆睁地抓住黄：“你诓我？”
内山完造回忆，10月20、21日，每天有1万多人从早到晚排着长队到殡仪馆瞻仰鲁迅遗容。22日出殡，定于下午两点，但从早晨开始就涌进大量群众，围绕着鲁迅遗体，几乎连出殡的路都堵塞了。出殡之时，大约6000人自发送葬，几乎都是青年男子和少年，拿着旗子挽联花圈，随着灵柩行进。在两个半小时的大行进中，送葬队伍非常有序，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到上弦月开始放射清辉的6时左右，宋庆龄、沈钧儒等轻轻的将“民族魂”的大旗覆盖在灵柩上，在送葬者悲怆的《安息歌》中，鲁迅沉睡在万国公墓中。
在谈及父亲故去的死因时，周海婴认为这是日本医生须藤的误诊。他说：“这个须藤医生，他有时到我们家里看病，都把我父亲的病症当成是胃病、消化不良。用的药就是对消化系统有帮助的药，或者打一些能够促进身体代谢快些的针。但父亲那时候出现肋膜积水，这是一种结核的表现，却一直没有被诊断出来，一直到美国医生诊断出来以后，父亲才去拍X光片，之后抽积水。现在说来，这至少是个延误。”须藤医生当时还对鲁迅用了激素治疗，周海婴表示，母亲亲口对他说，这是不合理的治疗方法，“因为激素是促进肺结核活动的，肺结核在活动期是不能用这些药，可是须藤用了这个。这个疑问不仅我母亲有，包括叔叔、其他朋友都有这个疑问。”鲁迅去世以后，须藤医生就跟他们家莫名失去了联系，“母亲曾经多次去日本访问。也没有见到过他，他就是这样毫无音信、奇怪地回避了。”
有研究者认为，鲁迅死于日本人的谋杀。
【身后】
鲁迅去世后，其好友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请求蒋介石给予国葬，未得允许。有人提议将绍兴改名为鲁迅县，但国民政府并未同意，而因鲁迅县的搁浅，连带将绩溪改为胡适县的提议，也作罢了。
曹聚仁回忆，鲁迅去世后，曹曾看到一张手令：“副刊文字中，以不见鲁迅的姓名为上，否则也要减至极少的限度。”大概是张道藩签发的。全国各地只有桂林、重庆、昆明这几个地方可以举行鲁迅逝世纪念会，其他城市有不成文的禁令，似乎纪念鲁迅便代表了革命。
1936年冬，郁达夫路过厦门，厦大同学前来看望他，谈及他们想呈请政府将厦大门前的一条路改名为“鲁迅路”，但迟迟未得到答复之事。郁答应帮忙，他找到市长才知道，原来是国民党党部反对，不许人们纪念鲁迅。后来，郁将此事告诉陈仪，陈表示赞成。但不久厦门沦陷，此事也就搁置了。
好友许寿裳写下许多纪念鲁迅的文字《亡友鲁迅印象记》、《我所认识的鲁迅》，并编有《鲁迅年谱》，不遗余力宣传鲁迅。1948年2月18日，时任台大中文系主任的许寿裳在台北寓所被国民党暗杀。
为了纪念鲁迅，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成立了鲁迅艺术学院，培养革命青年，与鲁迅长期不睦的周扬任校长。
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萧军第一个讲话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胡乔木站起来反驳道，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他的不足，不是他的光荣。
鲁迅生前说：“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他的命运亦如是。1944年夏天，重庆《新民报》主笔赵超构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走访延安。在延安的各个书店中，文艺书籍印得最多的是秧歌和其他通俗读物，还有高尔基的书，“鲁迅的作品，我非常奇怪，竟是一本也没有”。他仅在鲁迅艺术学院和领导人高岗的书架上分别看到过一部红面精装的《鲁迅全集》。
鲁迅去世后，叶公超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把鲁迅的所有作品又重读一遍，叶赞扬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另一方面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颗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胡适责怪叶公超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说：“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1944年，昆明文艺界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晚会，闻一多也去参加。闻是“新月派”诗人，曾骂过鲁迅，他不仅不避嫌疑来参加，且发表了坦诚的演说。他先向鲁迅的画像深鞠一躬，然后说：“鲁迅对！他以前骂我们清高，是对的；他骂我们是京派，当时我们在北京享福，他在吃苦，他是对的……时间越久，越觉得鲁迅伟大。今天我代表自英美回国的大学教授，至少我个人，向鲁迅先生深深地忏悔！”然后，他指着鲁迅画像旁悬挂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说：“有人说鲁迅是中国的圣人，就凭这两句话，他就当之无愧！”
鲁迅去世后，与他曾有论战、且从未谋面的郭沫若盛赞鲁迅，曾写下三副挽联，其中一联云：“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1946年初，郭在上海提出纪念鲁迅的三点建议：（1）设立鲁迅博物馆，由景宋（许广平）任馆长；（2）多多塑造鲁迅像；（3）把杭州西湖改为鲁迅湖。
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鲁迅举行国葬。当年鲁迅逝世时的抬棺者已风流云散，周文已死，黎烈文和孟十去了台湾，鹿地亘回了日本，胡风在监狱中，只剩下巴金和靳以。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当时军政和文化界领导如宋庆龄、柯庆施、茅盾、金仲华、周扬，加上巴金和靳以，一起为鲁迅扶柩。其中，曾被鲁迅斥为“奴隶总管”的周扬称鲁迅为“上海滩的老爷子”，两人素有过节。虽然这次周扬声称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了”，但到了1976年，胡风仍耿耿于怀地说：“抬棺必须是鲁迅生前接近或没攻击鲁迅的人。”
三个月后，毛主席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向毛主席提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深思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作声。”
20世纪60年代，鲁迅作品在台湾遭禁，与鲁迅曾有论战的梁实秋公开反对国民党禁鲁迅作品。
胡适晚年对周策纵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
“文革”中，“石一歌”（由十一人组成，署名“石一歌”，很多研究者认为其中有余秋雨，余否认）接受任务，要塑造一个鲁迅，他们写了《鲁迅传》，中有大量意识形态的想象，为许多人诟病。
1976年，韦君宜去大连“学习取经”，访问了一次市委宣传部部长，这位部长说，他们市里承揽了《鲁迅全集》的注释任务，动员了1万人参加。但据韦君宜所知，他们只是负责一篇短文的注释，是由一家学院分下来给他们的，最多不过10条。
20世纪80年代，薛绶之主编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中，第一次收录了鲁迅那位被遗忘的夫人朱安的照片，结果被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
汪晖曾感慨道：“《鲁迅全集》的每个字上都趴着一位学者。”
王朔说：“有一点也许可以肯定，倘若鲁迅此刻从地下坐起来，第一个耳光自然要扇到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脸上，第二个耳光就要扇给那些‘活鲁迅’、‘二鲁迅’们。”
在2009年8月的第四届鲁迅论坛上，来自全国的学者和中学语文老师一起，就新时代鲁迅作品应该不应该再编入教科书展开了探讨。一些一线语文教师反映：“鲁迅的部分作品很难读懂，文字较晦涩。”“读鲁迅的作品，好像看不到希望，很压抑。”北京师大附中一位老师坦言：“鲁迅作品几乎快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一块鸡肋。”
据某篇新闻报道，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的语文教材中，鲁迅的作品明显减少，《药》、《为了忘却的纪念》等作品不见了，保留下来的只有《拿来主义》、《祝福》和《纪念刘和珍君》3篇。
【尊仰】
1929年12月，北京大学搞了一个“民众心理测验”，问题是：“现在的文学家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十个候选人中，得票第一的是鲁迅，其次为郭沫若、凌叔华、谢冰心、周作人、蔡元培、陈独秀等。
1933年，郁达夫写了一首诗送给鲁迅：“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群盲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他在诗中以满腔的热情，对鲁迅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作了高度的评价。
一次，鲁迅卧病在床，徐梵澄前来拜访，用人说鲁迅身体不适，不能见客，徐二话不说，转身就走。过一会儿又响起敲门声，用人开门，发现来者仍是徐，手捧一束鲜花，招呼也不打，直往楼上冲去。许广平想拦住他，但他径自到鲁迅床前，什么话也没说，只将花束放在鲁迅身边，转身下楼而去。因为徐之前与鲁迅曾有误会，当时鲁迅尤在生气，所以也只看着他，一言未发。
1934年12月，萧军、萧红接到了鲁迅寄给他们的邀请函，请他们第二日去赴宴。萧军萧红捧着书函，激动得双手颤抖，萧红更是热泪盈眶。为了这次会面，萧红特地从他们所剩无几的几块钱中拿出一部分，为萧军买了一块布料，赶制了一件衬衣。
鲁迅病重时，宋庆龄特地写信给鲁迅，劝他好好治疗、休养。鲁迅去世后，宋庆龄作为治丧委员会主席，亲自与许广平等人一起为鲁迅挑选棺椁、墓地，并为鲁迅守灵。在葬礼上，她在悼词中说：“鲁迅先生是革命的战士，我们要承继他战士的精神，继续他革命的任务！我们要遵着他的路，继续他打倒帝国主义，消灭一切汉奸，完成民族解放运动！”
据说，宋子文也参加了鲁迅的葬礼，他还协助将鲁迅的棺木放入墓穴中。
鲁迅逝世时，郁达夫说：“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
1936年10月18日，巴金高兴地告诉曹禺，鲁迅愿意在其家中会见自己。巴金与鲁迅曾在宴会上谋过面，但他从未去过鲁迅家中。两位青年作家为有机会去鲁家中拜访兴奋不已。19日早晨8点，当巴金、曹禺、靳以三人来到上海大陆新村9号鲁迅寓所的时候，却得知鲁迅已经在两个多小时以前与世长辞了。巴金成为其中的一位抬棺者。他后来说：“回忆鲁迅对于我一直是灵感的源泉。”
鲁迅逝世后，沈钧儒写了“民族魂”，让汉口路申报馆隔壁一家礼品局的老板、伙计，连夜做成黑丝绒包制40厘米见方的三个大字，缀在大幅白绸大旗上。大旗覆盖在鲁迅灵柩上，沈钧儒写有挽联：“这世界如何得了，请大家要遵从你说的话语，彻底去干；纵躯体有时安息，愿先生永留在我们的心头，片瞬勿停。”
1936年，身在狱中的楼适夷从监狱医务所一位看护塞给他的剪报中得知了鲁迅逝世的消息，他用粉笔在小学生用的黑石板上，写下“鲁迅先生逝世”六个大字，从铁窗中举出去，将这个消息告知狱友们。第二天放风时，大家的胳膊上不约而同地带上了从破衣服上撕下的黑布，作为哀悼的丧纱。每个人脸色都很阴沉，低着头，默默地走着，有人还在低低地哭泣。楼应大家的要求，写下《深渊下的哭泣》一文，悼念鲁迅。
1937年，邵力子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因同意出版《鲁迅全集》受到攻击，说邵力子究竟是“中央宣传部部长”还是“鲁迅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听到后说：“我非常愿意兼‘鲁迅宣传部部长’，如果他们把调令送来，那么我一定接受。”
1938年，为使《鲁迅全集》顺利出版，荆有麟托人请陈布雷向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邵力子等通融，邵特别指示：“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之摧残。”
许寿裳为人谦恭，长年挂着微笑，但有次听到人说：“鲁迅的讽刺是从绍兴师爷处学来的。”他立即变色说：“说这话的人简直是浑蛋。”
抗战时期，孙犁在白洋淀河口小学教书，为了记住鲁迅作品中的名言警句，经常用纸条把那些自己喜欢的段落抄下贴在墙壁上，有闲暇便面壁背诵，直到背熟后才换掉。
抗战期间，上海万国公墓鲁迅墓碑上的陶瓷头像的脸部被人偷走，此后不久，有人又重新照原样烧制了一块，镶嵌在墓碑上。周海婴认为是内山完造所为，曾问过内山，内山一口否认。一段时间后，许广平问内山店内的中国雇员王宝良是否内山所为，王没有承认，但也没有强烈否认。
钱理群的一位学生郑勇说，在北大中文系，极少见到像钱讲课那样感情投入者：“如果是讲他所热爱的鲁迅，有时你能看到他眼中湿润、闪亮的泪光，就像他头上闪亮的汗珠。每当这种时刻，上百人的教室里，除了老钱的讲课声之外，静寂得只能听到呼吸声。”
【世说】
林贤治在《鲁迅的最后十年》中写道：“可以肯定的是，在亿万奴隶中间加进一个鲁迅，中国整个主权文化的构成格局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比重很大的异类。”
毛泽东评价鲁迅是现代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是“无产阶级文艺队伍的总司令”。
老舍说：“还有人也许说，鲁迅先生的后期着作，只是一些小品文，未免可惜，假若他能闭户写作，不问外面的事，也许能写出比阿Q更伟大的东西，岂不更好？是的，鲁迅先生也许能那样的写出更伟大的作品。可是，那就不成其为鲁迅先生了。
“至于爱管闲事，的确使鲁迅先生得罪了不少的人。他的不留情的讽刺讥骂，实在使长者们难堪，因此也就要不得。中国人不会愤怒，也不喜别人挂火，而鲁迅先生却是最会挂火的人。假若他活到今日，我想他必不会老老实实地住在上海，而必定用他的笔时时刺着那些不会怒，不肯牺牲的人们的心。在长者们，也许暗中说句：‘幸而那个家伙死了。’可是，我们上哪里去找另一个鲁迅呢？”
巴金深情地回忆：“在这苦闷寂寞的公寓生活中，正是他的小说安慰了我这个失望的孩子的心。我第一次感到了、相信了艺术的力量。以后的几年中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呐喊》，我带着它走过好些地方，我至今还能够背出《伤逝》中的几段文字。”
梁实秋说：“不能单是谩骂……鲁迅最严重的短处，即在于是。”
汪曾祺说：“鲁迅是个性格非常复杂的人。一方面，他是一个孤独、悲愤的斗士，同时又极富柔情。《故乡》、《社戏》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惆怅和凄凉，如同秋水黄昏。”
王晓明称鲁迅为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他讲到：“鲁迅的内心痛苦是相当复杂的，他简直象征了知识分子对现代中国社会的整个精神痛苦。”
《百年五牛图》作者梁由之评价说：“独立的思考者、冷峻的观察者、深刻的怀疑者、彻底的悲观者……仁者。”
何满子说：“不论当代人对鲁迅作了多么高的评价，未来的历史家对鲁迅的评价将比今人高得多。”
诗词评论大家顾随评价说：“鲁迅先生有与嵇康相同处，他们专拿西瓜皮打秃子的脸，所以到处是仇敌……然像鲁迅、嵇康他们，说真话是社会的良医，世人欲杀，哀哉！”
余杰讲：“中国地大物博，什么都有，就是少有叛徒。这个庞大的帝国里，盛产乡愿、老好人、和事佬，人人都是‘会做戏的虚无党’……20世纪的中国，鲁迅堪称彻头彻尾的叛徒……他不仅选择了背叛，而且选择了对背叛者的背叛。”
王朔说：“鲁迅没有长篇，怎么说都是个遗憾，也许不是他个人的损失，而是中华民族的损失。以他显露的才能，可以想象，若他真写长篇，会达到一个怎样的高度。这中间有一个悖论：如果不是那样一个乱世，周围有那么多叫他生气的人和事，他再不是那么个脾气，他也就有时间写长篇了；但若不是那样一个时代，周围不是那么个环境，他也跟他弟一样客气，我们就只有在翻阅北洋府政人事档案时才能找到周树人的名字，知道是那个周作人的哥。所以这也是中国文学的宿命，在鲁迅身上，我又看到了一个经常出现的文学现象，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却看不到他更多优秀的作品。”
郁达夫在《鲁迅的伟大》中说：“如问中国自新文化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又因其飘逸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的风味。”
郭沫若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和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双璧”。
刘大杰说，鲁迅和郁达夫是“五四”以来在旧体诗方面最有成就的。
蔡元培为《鲁迅全集》撰序，他称“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其着述“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陈独秀评20世纪30年代的鲁迅：“鲁迅之于共产党，如吴稚晖之于国民党，受捧之余，感恩图报，决不能再有不计利害的是非心了。”陈又说：“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林语堂评鲁迅：“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
夏济安说：鲁迅是一个“病态的天才”，是“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极其深刻而带病态的人物”，“鲁迅面临的问题远比他的同时代人复杂得多，剧烈得多。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正是他那一时代的论冲突、渴望的最真实的代表，认为他与某个运动完全一致，把他指派为一个角色或使他从属于一个方面，都是夸大历史上的抽象观念而牺牲了个人的天才”。
李长之写道：“鲁迅在情感上是病态的，在人格上是全然无缺的。”
张荫麟在《〈南腔北调集〉颂》中称赞鲁迅是“当今国内最富于人性的文人”，他钦佩地写道：“只要他肯略为守雌守默，他尽可以加入那些坐包车、食大菜、每星期几次念念讲义、开开玩笑，便拿几百块钱一个月的群队中，而成为其中的凤毛麟角。然而他现今却是绅士们戟指而詈的匪徒，海上颠沛流离的文丐。”
狂飚社的向培良评价鲁迅：“十六年初，狂飚社与鲁迅先生决裂，那时候，我们的思想已与鲁迅先生渐渐分离。他的性格狷急，睚眦不忘，又不肯下人，所以不知不觉中被人包围，当了偶像，渐渐失去他那温厚的热情，而成了辛辣的讽刺者和四面挥戈的不能自已的斗士。最后，鲁迅先生全部的精力消耗于攻击和防御中，琐屑争斗，猜疑自若，胸襟日益褊狭，与青年日益远离，卒至于凄伤销铄以死。”
1986年，晚年的王瑶如此认识鲁迅：“鲁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
胡兰成论鲁迅：“鲁迅的滑稽正是中国平人的壮阔活泼喜悦，比起幽默讽刺，他的是厚意，能调笑。他常把自己装成呆头呆脑，这可爱即在于他的跌宕自喜，很刁。而他却又是非常认真的人，极正大的。鲁迅的毛病是他教育青年之心太切，而他的思想其实很多不对。”
胡兰成还说：“我以为，周作人与鲁迅乃是一个人的两面……鲁迅是生活于人间，有着更大的人生爱。”
1936年10月20日，上海《大公报》发表评论说：“文艺界巨子鲁迅（周树人）先生昨晨病故于上海，这是中国文艺界的一个重大损失。……他那尖酸刻薄的笔调，给中国文坛划了一个时代，同时也给不少青年不良的影响。无疑的，他是中国文坛最有希望的领袖之一，可惜在他晚年，把许多力量浪费了，而没有用到中国文艺的建设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