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的上司 1 厉害的上司（政治队长）（1）第四章我的上司1厉害的上司（政治队长）（1）
世界举重冠军马娜，也是我们的老乡，新民市人。我们家也能有个世界级的冠军？我没有想到。冠军是一张多么靓丽的名片啊，我从来都是这么认为的，我可是草根一族的平头百姓啊。亲朋好友也都为我骄傲，都想看看冠军到底是个什么形象。于是间，就借我去北京的机会大家张罗聚一聚。后来聚一聚的范围就膨胀了，乡里的同志也来凑热闹，党委秘李世和自告奋勇为之策划相聚的“内容与形式”。
经过我与他的讨价还价，我们打成了共识：
1。不要请上司；2。规模不要扩大；3。除了本乡人员外，约请在新民境内我的高中同学……
1998年9月22日晚上，也就是聚会的前一天，我没有睡好觉，一直在回忆我那些形形色色的上司们。
我从来没有把我的老师作为上司，尽管我遇到那么多不讲情面的老师。我也没把班级的干部称为上司，虽然我们之间似乎从不存在同窗的情意。被我称为上司的第一人，则是下乡务农后的队长。
60年代，生产队的一把手叫做“政治队长”，负责春耕夏锄，干“民以食为天”正业的是“生产队长”。我们8队的政治队长，就是被我称作萧何的李队长。李队长比我年长六七岁，早年就当大队会计，1964年初回到生产队，挑起一百多人政治方向这副重担。
1960年，我家从那家窝棚搬到德盛堡后，我和李队长家住一条街。我上高中后不久就认识他了，去他家开一张证明信时认识的。也许是为了群众办事方便吧，公章就像他的拳头一样随身携带。
那是一天清晨，我第一次踏进李府。
他的家两间房子，里屋有南北两铺炕。给我的第一印象，炕上黑压压的全是孩子。不经意间，我数了数，那时一共6个孩子。（1967年又生了一个，和我的孩子同龄叫李成义）。人口是多了一点，可生活内容却不少一点，有用的没用的陈设随处可见，摆满了靠西墙的一溜炕柜。一看就知道他们家很富裕，其他人家那时是没有什么摆设的，挺多有一个“老祖宗”贴在炕柜上面的西墙上。
李队长见我来了，脸色和没洗脸前一样，问我有什么事要办。我叫他大叔，说要开一张证明信信，证明我的一些“家庭情况”，学校需要大队证实盖章。他没有说什么，就给我盖了，我很感谢他的爽快。
祖母没少告诉我，在农村说话要有大有小的，嘴甜点没有亏吃。今天办事大概是“大叔”起了作用吧。
母亲也是这样叮嘱过我，所以无论住到哪，我的叔叔、大爷、大婶……越来越多，比我小的都是我的叔叔了。我有点不情愿，觉得自己比别人矮了一截，总想兄弟相称。在那家窝棚住的时候，妈妈管我们的房东叫姑爷，我就叫他姑姥爷，管他和我同岁的儿子叫舅舅。其实妈妈和他论亲家才对，我表哥的岳父和房东同辈。后来我大了，明白了一些道理——那个社会背景，那个受歧视的家庭，就得处处矮人三分。
李队长的父亲和我的亲表舅是姑表兄弟，我和李队长理应同辈，按妈妈的法则我又小人家一辈。在农村，怎么论辈分有许多的关系可以为据，但妈妈总是宁可不要同辈，也要管人家叫点什么，违背了“亲打近处论”的原则。
这么多年来，我从未叫过“李队长”，见面就是“大叔”。李大叔不大懂得“务农”，一年四季的生产全由另一位队长毫无怨言地操持着经营着。他管的事就是一个“钱”字。
1964年末年，公社号召“冬季大搞副业生产”以弥补水灾造成的损失，我们8队选择了扎笤帚。笤帚在农村卖给谁？当然要到沈阳去推销。沈阳对于李大叔很熟，他见过这个大世面，李队长有了推销的用武之地。
李大叔一到沈阳就如鱼得水，乐不思蜀，不管我这个会计给他带多少钱，回来之后总是一分不剩。到结算差旅费的时候，我还得找给他几十元。社员辛辛苦苦干了一冬，几乎让李大叔花个罄净。社员们不敢怒，也不敢言，反对他就是反党，思来想去还是脑袋值钱。那一年我们生产队的分值只有0。36元，一个劳动力一年的收成也就100元。李大叔去一次沈阳，就要花掉一个劳动力一年的收成。他好厉害呀！
眼看就要过年了，我知道有一笔副业款转到新民镇内的银行了。我没有请示李大叔，骑自行车往返跑了240多华里路去提款。这笔钱记得是800多元，我自作主张拿它“办电”，那时候我们那里还没有用上电。
等我到家了，天早就黑了，我暗自庆幸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过年了，家家亮堂堂的，只有李大叔因为再次出差无钱可花闷闷不乐。一年多，他又乐了，李大叔回到大队当上了记。
李大叔总算就位于一个能供养得起他的地方，8队的社员比他更乐，少一个能花钱的队长，等于增加了两成年景。但这也埋下了一个祸根，李大叔对我“乱花钱”耿耿于怀，这才有“文革”初期李记在7队向我大开杀戒，摘去我的乌纱帽的革命行动。
李记当上了大队的党支部记，花钱的嗜好终于把全大队花急了。不久，因为“好吃懒做”，被公社党委“撤职”，安插在社办企业——采石场当记去了。那里比大队有钱可花，党委的决定太英明了。不过，可怜了一个大队的老百姓，却豁出去一个公社的“向阳花”。
一段时间里，李大叔“吃石头”的故事又演义成了传，他去了曹家中学当了不在编制的工友。他给老师烧水送茶倒也清闲自在，跻身与“干多干少没人问”八等人的行列。当然了，有时候连校长——他女婿办公室也要闹水荒。我的李大叔就是这么厉害。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他厉害的上司看官你别急……
1 厉害的上司（囚徒记）（2）
1厉害的上司（囚徒记）（2）
李大叔走了，8队的社员一致推举于海泉当队长，他既能当政治队长又可以做生产队长。队长的角色本来是由大队指派的，或是叫指定的，选举只是形式而已，但这次大队的指派不好使了。
李大叔走后，大队的指派其实就是李大叔的钦定，他是记也是“大队”，大队就是他的天下，任命个队长易如反掌。这回任命队长，不仅不易如反掌，反而“难于上青天”。道理很简单，他任命谁谁都不敢干！社员惹不起你记，但敢和你任命的队长叫板，这些“准队长”没有一个是党员，反对“准队长”不是反党，爱咋咋的。
大队没有办法，只好让8队海选队长，社员的目标聚焦在于海泉身上。
于海泉，本地人，当年40多岁。早年间因为受不了3年困难时期的挨饿，背井离乡跑到外地当了“盲流”。1968年从外地回到老家，和我住一趟街。老于跑盲流之前不怎么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是个“个别社员”，就像我在学校是个个别生似的背个“污点”。在官方眼里他有“污点”，在社员心中他是个有“道眼”的能人。大家就得意他那个“不听邪”的脾气，认为“不听邪”就是不听“上边”的话，才能吃饱饭。
经过海选，于海泉走马上任了。上任前，老于把“责、权、利”摆得很明白：
“既然我是大伙选上来的，大家就得听我的，我保证把分值整到全公社第一！”
老于当队长勤快，跟社员一样的干活，要求别人做到的，他自己先做到做好，自己的子女更不例外。一次，他的女儿铲地落草了，老于当场让我这个会计扣她的工分。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六亲不认”，都说老于太厉害了。
他这样治理8队，效果可想而知了。
到了秋天结算，老于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分值突破了1元2角，粮食单产一跃名列全公社第一，党委记亲自给他披红带花。
他当队长，我做会计，我们合作了2年。1970年我要去学校了，老于再三挽留我，无奈我决心已定。老于很惋惜，他说过，当会计不吃不喝不贪不占的太少了。在农村，会计是文化人，队长基本上都是大老祖，不懂得帐目，好多生产队实际上是会计当家。会计使个花招贪点花点，队长都找不到北，连憋气带窝火，和会计往往合不来。
我走后，老于又干了2年队长，说什么也不干了，大概和会计有关，心灰意冷了。他自己也知道，骂他的人太多了，都是原来生产队“八等人”以上级别的人。他当队长心眼太死，总不给这些人一点便宜，于是，“八旗子弟”们个个跃跃欲试都想当队长实现自己的野心，也会孝敬他们的“太上皇”。
老于之后，8队几乎所有的老少贫下中农都当过队长，就像隋末的18路反王，乱了8队的江山。大队和8队的“江山”一样地“乱世出英雄”，这些“英雄”也是我的上司，因为我做过生产队的会计，做过大队的团总支记啊，与他们都有扯不断的瓜葛。
李大叔任大队党支部记之前，原来的记姓刘，刘生仁，50多岁。他不是本地人，50年代初的老党员。刘记苦大仇深，为人忠厚，说话有点口吃，不善言谈。刘记除了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外，其他的字能认得的就微乎其微了。
从解放初到“文革”前，农村的党员没有几个，组织发展得很缓慢，强调“慎重”的原则。从我回乡务农时起，直到“文革”，好几年也没听说有谁入党了，有的村屯连一个党员都没有。为了体现党在农村的领导，刘记便从三道岗子公社调到我们大队当记，已经有10多年的光景了。我们大队当时只有4名党员：
贺文礼老党员，有一定的文化，合作化时也有些名气。无奈他一则年龄过大，二则成份是中农，不适合当记。
王玉昆没有文化，一天也不说一句话，记性不好忘性不错，外号“三倔子”当队长都不行，哪能当记？
李秀清有文化，在大队当过会计，混了好多年，“知道”里外轻重，只有他鹤立鸡群，当记“够”资格了。
1964年末，刘记思乡心切，辞职迁回了原籍。他走的时候，只用一辆马车就搬走了全部家当，扔下了结发老伴的骨殖。他为什么思乡？落叶归根此其一。其二，是他倍感孤立无助。
就是因为他老实，很多觊觎权利的人挤兑他，包括大队的一些人，还有生产队的某些队长。这个时候，他赶上了一个风头——所有异地当官的，只要你自己想回原地，公社一律开绿灯放人。和他一起回家乡的，还有临近团山子大队的王记。
刘记走后，李记和另一名叫张国生的党员轮流坐庄。
张国生，老党员，解放初就是月牙河村的干部，说话办事都很麻利，小时候在月牙河念的时候我就认识他。1959年在“改造落后地区”的政治运动中，张国生受“地富反坏右”的牵连被捕入狱，所以他不再是德盛堡大队的“四名党员”中的一员。1964年得到甄别，但组织关系一直没有回复。释放后不久，刘记告老还乡，他的党员身份也得到了恢复。不久，张国生由政治囚犯戏剧性地衍化为党支部记。
我当团支部记的“任命”，就是张记责成李大叔和我谈的话。
“老腿旧胳膊”，又逢“新官上任三把火”，德盛堡大队的各项工作有了不小的进展。可惜好景不长，“文革”的风暴一吹过来，张记顿然倒地。他的成份是不折不扣的中农，红卫兵说他走的是彻头彻尾的“富裕中农路线”，根据是他提拔了我，毫无依据的逻辑推理，使他一败涂地。李大叔则是坐收渔利，走上了“土皇上”的宝座。
红卫兵真有这么大神的力量吗？他们赶上了一个好时机——
“三支两军”开进了农村这块阵地，把张记像打扫战场那样，清除了“皇室”，下放到二队（他的家）劳动改造。他没有怨言，觉得比监狱好多了，队长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十分听话。
冬天赶大车往地里送粪是个苦差事，此时此刻没有“种子马料换酒喝”的美事了，只有顶风冒雪地在野外跋涉，任凭“北风吹，雪花飘”，咬紧牙关当苦难的杨白劳。其他社员把粪装上车就回屋里闲着没事抽烟，享受温暖去了，等送粪的车回来再出去，好不自在。
那一天，左等右等也不见张国生回来，出事了。他的一条腿被车挤成了骨折，好多天卧床不起。
他若还是记，前来探视的一定是门庭若市，眼下则是门可罗雀。所以，我去看望，他感慨万分。
我与张记是有几方面情谊的。是他主动提拔我做团支部记，他说我有文化，能够深刻地理解上级的指示精神，对工作有利，这叫做出以公心，是革命的情谊。我爷爷的第一任夫人，是他们桑树子（辽河边的一个村屯）老张家的姑奶奶，他就是我的表叔了，我们存在亲属的情谊。但是，我有一个党员又是记的亲戚，并没感到有什么可以依赖的政治背景让我心境轻松。那时，亲戚的情谊早已被淡化得如同辽河的冰水，被视为最寒冷最没有价值的人性链条。我们之间的革命情谊，在那个年月更显得脆弱，经不起任何政治风浪的强势冲击，早就消失在严峻的政治气候中了。
不可思议的是，把我赶下政治舞台的是李大叔，让我淹没在阶级斗争的漩涡，几乎命丧九泉的则是张大叔，后来证实了。
那天我去看他，他显得很颓唐没落，自暴自弃的心态尽在言谈中。
“会元啊，我们这辈子算完了，我比你大多了，论起来咱们还是亲戚呢，没有外人，我才敢这么说……”
我到他家来慰藉，他才感到亲情温暖的存在，才认下我这门亲戚。说实话，我当团支部记没有一点亲情的成分在其中，确实是张国生按原则办事，一心秉公的结果。
临走的时候，我劝慰他好好养伤，还说了一句“大叔，我再来看你的时候，说不定你又是记了”。
他苦笑着，摆摆手，什么也没有说，沮丧尽在不言中。
“三支两军”像很多的政治运动一样，一股风似的过去了。张国生在“文革”中离般地被打倒，又神般地站了起来，再次当了大队的记。因为他提拔我没有亲情在其中，得到了证实。
官复原职使他所料不及，也使他追悔莫及。他悔恨当初仅仅凭一时热情高涨，提拔我当团支部记，害得他赶大车喝尽了西北冷风，受尽了骨折之痛。他重新上任之后，不像原来那么“热血沸腾”了，变得“沉稳”，变得“成熟”，但紧跟政治形势的宗旨则更加强烈。没有这一条，他不能生存，不能抗拒数不清的风云突变。于是，他选择了做“捍卫无产阶级政权”的先锋，做彻底的革命派，和一切反动势力做不调和的坚决斗争。于是，我又成了一个受害者，又有了牢狱之灾，又一次证明他和我没有亲情关系，过去的一切都是公事公办！
1 厉害的上司（再走阎罗）（3）
1厉害的上司（再走阎罗）（3）
我在“监督利用，改造使用”理论的指导下，当上了生产队的组长，农民叫打头的，也是给队长扛活的。俗话说得好，“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又说“买卖要狠，庄稼要紧”，说的都是不误农时的道理。对此，庄稼人哪个不懂得？可在“文革”时期，有的人就忘记了自己是个靠地生活的农民，忘记了靠土里刨食生存的祖训，玩起了政治家的长项，我看不过去。
一天早上，我刚刚分配完社员去干活，队里的一个女红卫兵头头手拿一份中央文件，硬要我把社员喊回来学习。我没有听从她的命令，她就以“抓革命、促生产”的大帽子来压我，我不听邪，发火了，撅了她的威风：“学这些东西有鸡巴毛用！就是不学，你想怎样？”
我说了“脏话”，没什么了不得，没有人在意。在农村不说脏话的就不是人，但我从来没说过，那天我不说脏话，我自己都觉得我不是人！
话说出去了，你想会怎样？那可是中央的文件哪，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和中央对抗吗？顶撞红卫兵马，就是藐视毛主席，就是反党反对“文化大革命”，就是反动派……有你这句话，给你戴什么帽子都不过分，都恰如其分，何况那是我的父亲正在被专政！
这个女头头的脸气得铁青，当即就去找张记，要求对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张记毫不犹豫，立即做出决定，随即组织十多名革命派先锋，经过一番部署，气势汹汹地直奔8队而来，一次规模宏大的批判会在晚上开始了。
批判会的气氛十分紧张，队部的南北大炕上坐满了人。围坐在张记周围的，都是能说会道的革命派造反派，人人脸上都是杀气腾腾的，做好了置我于死地的准备。
女红卫兵头头充当急先锋的角色，揭发我的罪行。紧接着，张记开始声讨。
他以分析我的家庭出身做开场白，说我骨子里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动份子，继承了反革命家族的血统！他还说我的言行是封建主义、反动势力，对共产党的进攻，是复辟资本主义，是攻击文化大革命……字字见血，句句要命。
我没有发言的权利，听之任之，成了任人宰割的“鱼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随后，张记命令我坦白，老实交代。
给自己戴帽子，我冤屈；坦白？我委屈！于是就说我不老实，说我负隅顽抗，死路一条。
接下来就是急先锋们对我的批判。
张记知道，我们队的人是不会批判我的。这倒不是一个队的人抹不开说话，而是没有理由批判我，再没有良心也不能颠倒黑白，拿不是当理说吧。所以张记就纠集外队的“打手”向我开炮，以打倒我来证明他的“革命”，证明他以前对我出以公心，还自己的清白。
批判会上，外来的打手们，进攻最猛烈的有两个人，一个叫曲作明，一个是郭海春。
郭海春是5队的会计，我们曾经是同行，年龄比我大几岁。他是我母亲的远房姑表弟，所以我很尊重他，平时见面我叫他舅舅。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的火力竟然异常的凶猛，对准我的胸膛开火，让我在眼里流泪，心中流血，感到世界上最残酷的就是“六亲不认”。
曲作明，在上文中就提到了，我们是真本实料的姑舅亲，他的祖母是我太爷爷的亲妹妹，他就是我的表叔了。然而，就是他，引导张记把我带进死亡的大门。
曲作明曲会计，比我大3岁，小时候我们在孟家窝棚住一趟街，相隔只有两家，他住我家东头。原本是个聪明机灵，身体健全的人，1950年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只胳膊，成了伤残人。
他是大队会计，也是我曾经的上司，也是厉害的上司。他的嘴厉害，伶牙俐齿。批判会从他发言开始就变成了批斗会，他的每句话都咬得我出血。
回想起来，正是他厉害的嘴，咬去了自己的眼睛和胳膊。
刚解放，农村的经济和解放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孩子们吃的零食只比解放前多了一样东西，叫做“嘣豆”。嘣豆，有玻璃球那么大小，黄褐色的有光泽且酥脆，我没有吃过，是看人家吃时想象到是那样的。那时农村没有小卖店，小食品都是小商小贩走街串巷叫卖，品种只有麻花、烧饼、灶糖、糖葫芦、炒花生这么5种。在平时谁舍得花钱买啊？只有孩子头疼脑热了，家长才思考再三买那么一点，就当吃药了。我能吃上这些小食品，都是有病时得到的。为了多吃几口，病好了也说没好，母亲有时候就再买一些给我，但她总要搭上一句话：“装病！”
曲作明也是孩子嘛，也想吃到嘣豆，家里没有钱买，就捡些碎铜破铁换。
初冬的一天早上，突然一声爆炸震惊了所有人，是从堡子东面传来的。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见有许多人朝曲家急急忙忙地跑去。
曲作明被炸了，他捡到一个炮弹的引信，扣那上面的铜引爆了，顿时血肉模糊。刚解放，雷管、子弹、手榴弹、炮弹，那个地方都有，只要你细心就会见到。
我们的堡子在辽河边，离沈阳90华里。那咱没有平坦的公路，更没有公交汽车，遇到这种紧急的情况，只有抬担架。直到60年代初，急症患者都采用这样的方式去沈阳就诊，至少得8个小时才能到达，好多不该死去的人，在半路上就命丧黄泉了。
他死里逃生，但活得很艰难，眼看就30岁了还没有成家，尽管有一个会计的招牌。谁家的姑娘眼睁睁地嫁给一个残疾人啊……
后来曲作明心不甘情不愿地，与一个比他小5岁失明的女人结婚了。那个女人姓刘，也是我们的老乡，从小就失明了。听有人说过，结婚的当晚，他哭得很厉害。刘姑娘为他生了一个女儿，没有几年就死了，好不悲凄。
曲作明是不是有些心灵扭曲，我不敢断言，但他处事做事确实与一般人有所不同，他得罪了很多人就是证据。他的对立面很多，一条共同创作的顺口溜就是讥讽贬损他的写照——
一个眼睛两张嘴，三只胳膊四条腿。
这就是他们夫妻的画像，尽人皆知。我听了摇头，不应该这样“放肆”，口无遮拦的咒骂人。
批斗会上，我想起了这个顺口溜，觉得他挺可怜，也可气。为什么不好好地做人，不然的话，这个顺口溜会止于善者，是你不善啊。
他果然不善，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他指着我说：
“像这样的败类，就得交到公社专政组去接受专政！”
听到他这么说，所以的人都为我捏了一把汗。那是个什么地方啊？那是个阎罗殿，是个“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的地狱！
由他这么一说，张记表态了：
“明天我就送你去公社！”
大队组织的来人没有示弱的，揭发批判一个比一个上纲上线。和大跃进誓师大会一个模式，态度一个比一个坚决。最后一个人的“发言”，只有用“十恶不赦”“死有余辜”来结尾了……
1 厉害的上司（无力回天）（4）
1厉害的上司（无力回天）（4）
第二天清晨有些阴冷。我还没有上班，大队人保组的老雷派人就派人来传唤我，吉凶难料。
爱咋咋的，我没有多想什么。
大队部很清静，办公室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老雷，一个是老贺头。
老雷是人保组的主任，老贺头是老党员，当过多年的大队长。解放初期老贺头就是党员了，合作化他在全县第一个办起了初级社，一时间名声鹊起。这些年来岁数大了，不再担任什么职务了。别看他不是什么官了，但说句话还是有人听的，很有面子。在家没事，老贺头就来大队看报纸，从来不参与大队的任何“政事”。
见我来了，他放下报纸，看看我，没有说什么，又继续看报纸。
老雷呵呵地笑了，骂了我一句“他妈的”，就让我坐。
“他妈的，下回注意，回去吧，真他妈的……”
我的滔天大罪就这样被豁免了，我没有想到，就对老雷表示“谢谢了”。
“他妈的，些我干什么……”
我和老雷都是原来孟家窝棚的老户，街坊上论，我叫他雷二叔。他不让我谢他，我不解，只好倒出缘由来。
我这次法外开恩大难不死多亏了老贺头。我“造反”的事，他在大队听得一清二楚。后来听说张记要把我教到公社，他说话了：
“教育教育就是了，弄到公社有什么必要吗？”
张记反问他：“你说怎么教育？”
“批判会你也开了，你说怎么教育？”
张记默不作声，就和老雷耳语了几句。
老贺头怕节外生枝，所以一大早就等在大队。见老雷如此这般“教育我”，他扔下报纸就走了，我没来得及谢谢他。
80年代初，老贺头已经90岁的高龄了，还经常到大队来看报纸。那天我从乡里来我们村办公事见到了他，他正在被记呵斥。
“碍事叭啦的，总往这溜达啥？”
“曹记，碍什么事了？有这样关心国家大事的党员，咱们村有几个？”
我看不过去，连说带笑地诘问他说话太不尊重人。
村上的报纸多得是，真正看的真就没有几个人，挑点花边新闻看看，闲聊有话题也就是看报纸的宗旨了。
老贺头是不是建在，我不知道，只知道后来他不去村上看报纸了，仅仅是年龄大了吗？
那次没把我置于死地就算是造化了，还当什么组长啊？我也后悔不该不听红卫兵的最高指示，闹出一场虚惊来。清醒的时候就想，天即使塌下来，我之所忧又能奈何？“促生产”永远也不能促进“革命”，“促生产”险些成了革自己的命了，作茧自缚！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张记也因天天酗酒，酒后无德，疏于朝政而遭革职。他喝酒没有一点的节制，从监狱回来就喝。什么酒他都敢喝，贫下中农的喝，满月酒也喝，甚至“地富”的酒也敢喝。他不怕“混线”，我是记我怕谁？
刚从监狱回来喝，尽人理解，结束牢狱之灾值得庆贺。后来接着喝，人们更是理解，老婆回来了，大喜。
他在监狱时，老婆不能养活一帮孩子，“嫁人”了，和本队一个姓朱的老光棍同居多年。那时的人讲良心，老婆“不愿意”离开姓朱的，说那是忘恩负义。姓朱的满脸的皱纹，形体猥琐，斗大的字不认识一麻袋，怎么和潇洒倜傥的张记相提并论啊！后来经热心人说和，彼此都解放了“传统守旧”的思想，破镜重圆啦。
再后来的喝酒，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几起几落，致使他内心矛盾重重，难以走出如何做人和做官的怪圈，烦闷又苦恼，唯有“借酒浇愁”。他真的很后悔，后悔走错了许多步好棋，心甘情愿地整过好多好人。在喝酒的言谈中，他想过向人家赔礼道歉，但清醒后就推翻了。他说，道歉是无济于事的，“疮好了，疤瘌还在。”下野后，他消沉了许多许多，自以为毕生的精力已经耗尽枯竭，更是想以酒来激活仅有的一丝希望，他希望历史重新再来！
历史不会再来，生活却在无情地延续着，就像他一天到晚的程序——
无论是生产队时的“大帮哄”，还是实行分田到户的责任制以后，张大叔都是早上默默地去地里干活，晚上悄悄地回到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入，生怕有人来讨债似的。那是他很少喝酒了，体力难以驾驭酒力，囊中羞涩难以沽酒，几乎是到了穷困潦倒的天地。
没过几年，他和老伴都得了慢性疾病，个个面容憔悴形容枯槁。自己的责任田也无力经营，够得上“几块疮痍，几多疮疤”了。村党支部，对这个老党员老革命干部很关切，时常给予一定的补贴。怎奈他的困难太多太大，这些有限的输血难解他越烧越旺的“心火”，有限的补救仅仅杯水车薪而已。有道是：输血不如造血，世界上一切繁荣与昌盛，没有一样是输血创造出来的。张大叔已经没有造血的机能了。
期间，我去过他家两次，其捉襟见肘的拮据令人生怜。那时候我正处在“草房+学生=贫困”的尴尬中，对他无力支撑，只能“同病相怜”，好言相慰让他鼓起勇气了。后来我不想去了，也没有再去过他家，他见到我那种内疚之情让我坐立不安。
人为什么要自责呢？又为什么要记恨呢？我没有丝毫这样不人性的闪念，因为，所有的不愉快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电影”既已上演完毕，背景还那么重要吗？“小鱼泛不起大浪”，我们都是“小鱼”，就不要苛求那惊涛骇浪把你冲向何方，受到过什么惊心动魄的劫难，只留下那么一个疮疤就够了，忘却疼痛的好，更不可耿耿于怀。面向未来吧，那才是你的力作，才是你新的一页。
我做办公室主任的时候，他的老伴到乡里请求救济，每次都是我帮她把事办完，再安排她坐车回家才做我的事。这时的张大叔已经过时了，他的小儿子也考上了大连的外国语学院，那就是张大叔能延续生命的一根稻草。
他的小儿子很出色，毕业后的工作也很好，时常把钱寄回来，补贴家用。张大叔的那一丝希望终于变成一缕曙光。遗憾的是，“曙光”的前程是多彩的光亮的，对于张大叔来说，却是反照的回光。
1998年，我到曹家村搞第二轮土地承包工作时，在一片荒岗上见到了张记的坟冢，墓碑上写着他的生卒年月，镌刻着一个难以诠释的人生。让我吃惊的是，他的老伴也入土为安了，我才想起我好久没有见到她了，心中不禁惨然。
2 温文的上司（难抑悲情）（1）
2温文的上司（难抑悲情）（1）
2 温文的上司
和厉害的上司相PK，教育圈内我的某些上司，可以用温文尔雅来评介，尤其是我初次接触到的教导主任，王驱虎老师，他是界内界外人士公认的好人。但是后来一提起他，无不为之扼腕唏嘘，遗憾之情无不溢于言表。
在旧社会和刚解放时的农村，还是习惯把老师称为先生的，特别是上些年纪的人。“先生”，是不是“先知先觉”“先生一步”的本意我不知道，反正在百姓的心中，是知达理满腹经纶的圣明贤达之士，王驱虎就是其中的一位。
1970年9月1日，我当上了民办老师。那时的二道房学校，有好多的民办老师我都认识，公办老师没有几个，我也都熟悉，有的还是我的老师。丁钦忠、邹和昌、谢长柏、李志民、李玉民、王玉杰……我们都是同龄人，都是新民六中的校友，相居很近，时常见面，彼此还会陌生吗？所以我迈进老师办公室的门，他们自然热情十分，把我介绍给王主任，我们第一次握手。
王主任比我大两三岁，中等身材，脸膛白皙，没有一点领导的架子，和颜悦色地向我交代工作。记得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欢迎你到学校和我们一起工作”，接着则是打听我的一些近况，又说明一些需要遵守的规章制度等等。
总之，我头一次听到有人“欢迎”我，才懂得人格是那么的贵重，受到尊重是多么的荣幸。我也表示了态度，希望得到他的鼓励与支持，虽然是客套话，但绝不是言不由衷地迎合。
时间长了，我对王主任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竟然有一个比我还辛酸的历程。
王主任原本姓高，名叫高明铎。父母过世后，他成了一个孤儿，年幼的王主任被好心的高家收养了。高家老两口无儿无女，视他为掌上明珠，节衣缩食地供他上学念，终于成为一名师范毕业的人民教师。
感叹老天不公平，好人不长寿，高老头夫妻俩命薄福浅，刚见到东方喷薄日出，就双双驾鹤西游一梦千秋了。幸好王主任毕业了，不然这个独根苗的吃喝穿戴将如何打点啊！
王主任出身贫寒，吃得苦耐得劳，且又根红苗正，到工作岗位上不久就入党提干了，是“文革”前的党员。那时的老师中有几个党员啊？全公社200多名“臭老九”中，党员人数不过四五名吧，那是相当的缺，珍贵。在很多人的眼睛里，王主任的政治资本得天独厚，不可同日而语，令人艳羡。他本可以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显身手扶摇直上，他却选择默默地耕耘属于自己那一块田亩，心无旁骛。因之，不少人都为他惋惜啊，说他白白地放弃了大好的机遇……
王主任本分也本质，是他放弃机遇的主导。这样的“机遇”在清醒人的眼睛里是这样解释的：
他深知自己“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不愿意充当孤立无援的众矢之的……
此说也有道理，也算明智之举，明哲保身也是人生上策，明智人不会做无谓的牺牲啊。
是的，他靠自己的“小心谨慎”，无作为就是大作为。在“文革”中王主任没有沾上一滴血迹，依然一身洁白地从事着教育工作，有口皆碑。
王主任对他的属下一贯的“温良恭俭让”，从不颐指气使高高在上。他那张脸犹如一幅画，一幅“笑画”，一年四季没有丝毫的怒目相视，什么人见了都是那样的笑容可掬。
1971年，王主任被提升为公社教育助理。我们相处一年多相互感觉甚好，在那种轻松的氛围中，更多的愉悦色彩，应该是王主任的热心所浸染。
1976年，我去了公社做气象员的时候，王老师转任“知青办”主任了。就是因为管了知青，有些事儿他自己就说不清了。
知青办主任有很大的权力，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安排新来的知青到条件好的大队插队；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老知青或回城或升学；还可以把国家下拨的建青年点的资材，根据特殊情况由他酌情分配……所有的“情况”，都要由主任去定性，来定夺……
就在王老师主持知青工作的期间，他家盖起了3间砖瓦结构的新房，“祸起萧墙”似乎顺理成章。
新的砖瓦房，在那时的农村可谓金碧辉煌的景观了，谁看了都会说“这家真有钱”啊！下一句就是“钱从哪来的？”的疑问。问的不是没有道理，“千元户”都是大海捞针，盖这样的房子，岂是千元户的“消费”？别说是没见过世面的农民，就是大队公社的干部对此也要划个问号。
问号划在脑子里，拿不上桌面，这倒更糟糕，没有办法把这个问号从每个疑惑人的心中抹掉。抹不掉的问号就是个肿瘤，会致人于死地。正是这个问号，把王老师拖进了下坡路。
领导永远是关怀同志们的。听到那么多的非议，公社的领导决定对王老师先行转移，省得肿瘤转移要他的名，就把他转移到了曹家中学当了老师，不做领导了。
他走了，“假公济私”、“收受贿赂”、“乱用职权”的“控告”也转移到“无声无息”那去了。
王老师没有为这样的“转移”而申辩，只要人家做了决定，申辩是毫无结果的，何况也没说你犯了什么错误啊！
要知道，“革命干部犯了错误是不能公开的”，这就是当时处理“嫌犯”的原则，例行公事的做法。公社党委会的“意见”，还给他一个体面的说法——“深入基层锻炼”……
“深入基层锻炼”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得到的圣旨，那是对后备干部的恩赐啊。但人人心里都明白，“深入基层锻炼”也是削职为民的代名词。
王老师不再思谋什么东山再起的抱负了，像所有的家长一样，他把希冀倾注于两个小儿子身上。就在他憧憬下一代的微笑中，一个晴天霹雳让他的心支离破碎，哭干了眼泪。
来到曹家中学第二年的夏天，其中的一个孩子在辽河洗澡不幸溺水身亡。
王老师悲痛不已，精神几近崩溃，人在恍惚中度日，神情也颓唐了。
一次，我到他们学校采访一位老师的事迹，顺便看看他。他显得很激动，泪眼汪汪。
“唉，想不到你还来看看我……”
我没有什么更好安慰的话，也不想多说，痛定思痛是更痛苦的，奈何多言多语旧事重提？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让知心的话在无声中交流，会更适合我们之间的“革命情谊”。
我也没有料到，这次握手，竟然是“最后”一次了。
2 温文的上司（冒牌上司）（2）
2温文的上司（冒牌上司）（2）
又一次去曹家中学采访，有老师告诉我，王老师到新民市内上班了，家也搬去了。他执意离开这里，大概是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会撩起他的辛酸与惆怅。
至今我还在想：王老师真的有“问题”吗？即使有，会有那么严重吗？这样的“问题”假如放到现在，还算是问题吗……
在我受命于王老师领导的同时，还有一位上司在异地对我们这些民办教师施展着遥控。这位上司，就是于海庆老师。
我们一些德盛堡大队的民办教师，工作、业务上听从二道房学校的领导，人事权、“经济权”掌握在本大队的手中。每年年末大队给我们多少工分也是大队一言九鼎。当然了，大队也要听听各个方面的意见才会定夺。
听谁的意见？于海庆老师的意见十分重要，左右着大队的意见，却无视我们的意见。
于海庆得说是我们的长辈了，公办老师，与家父同龄。他既不是校长也不是主任，是个“负责教师”，大队委派的，因为德盛堡小学太小，只有四年级以下的学生，公社不下派。
在他的概念中，只有公办教师才是知识分子，民办教师就是拿笔杆子混饭的农民，他就是天然的统治我们的上司。
“文化大革命”，于老师遭受严重的打击，造反派打得他几乎体无完肤。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人性”，他在乡亲们中，早就有“没人性”的雅号。不管他见到谁，谁都没见他笑过。用鼻子说话是他的特征，看别人的小脚是他的功能，向领导打小报告是他的家常便饭……于是乎，好多人早就想暴打他一顿，怎奈找不到借口。“文革”来了，那些人终于在他身上找到了破绽，寻到一条“下蛆”的缝儿。
解放前，于老师做过伪保甲的会计，虽然保长才够专政的资格，但他是保长的走狗，也该挨打。游斗他的时候正是盛夏酷暑，伤口上沾满了苍蝇，却没有一个人对他有同情之感，没有一个人为他喊冤的，哪怕是在心中。
那时候流行一句绕口令，叫做：“好人打好人哪该，好人打坏人真该，坏人打好人不该，坏人打坏人活该”。于老师挨打起码属于后一种。
“文革”结束了，被专政的大多数人都成了“英雄”，不是领导的都得到了提拔，多年的老教师嘛，有一定的教学经验。
人家是英雄，只有他还是“狗熊”，看在他那忠实于“主人”的份上，大队就封他为“负责教师”了，他就很“负责”了。
说他是“狗熊”，众所公认。教了那么多年的，到他退休了也不会5、6年级算术的四则运算，汉字读音分不清平舌翘舌。凡是一有统考，他教的课程和班级基本上回回倒数第一。在他的领导下，德盛堡小学的教学成果，只得到一个民谣的奖赏，倒是人人倒背如流——
德盛堡，往后数，不是第六，就是第五。
说他“负责”，众目睽睽。他专门负责收拾比他强的民办老师，让他们的经济收入永远保持在生产队九等人的水平上。因为你是农民，就不能高于农民，这就是他说服大队给我们工分的理论依据。
其他大队的民办老师，每年的工分都是上等的，和打头的差不多。而我们只有人家的70%，在全公社保持最低的水平。我们去大队理论，每每都是他出面答复，且振振有词。
为了体现党对民办老师的温暖，国家每个月发给我们5元钱的生活补助。那时的5元钱了不得，很多生产队都是零分值。5元钱可以买好多东西，我记得5元钱够我们一家油盐酱醋的费用了。每到月初，都盼那5元钱到手，早就有打算了。
于老师压低我们的工分份额，把5元钱打进年终的工分里，平衡了……
他不讲理，和我们叫号：“不乐意干就回家！”
1972年，所有的大队几乎都有了初中班。我们几个属于德盛堡大队的民办老师也回到了德盛堡学校，不得不听从于老师的摆布。现在，人事权、经济权都归一统，人人心中焦虑，个个心情暗淡。
于老师终归是于老师，德盛堡学校的编制一扩大，“草寇成不了大王”，于老师头顶上的“负责”2字缩编了。
到了新的学校，于老师很不适应和我们平起平坐，依然摆出公办老师就是民办教师的领导的架势，还是我行我素地去大队打小报告，说我们不听摆弄。
果然，一天晚上大队的记找我们这些小子辈开会。
这记不是别人，正是于老师的表弟李秀清。
记找我们开会的内容会是什么啊？思来想去，我们得出一个和于老师相反的结果。
又是果然，李记没有责难我们，鼓励我们好好干，工分的问题好解决，绝不会低于其他大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