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的上司 1 厉害的上司（政治队长）（1）第四章我的上司1厉害的上司（政治队长）（1）.3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还有重复的必要吗？我很耿直，当年得罪了吴乡长。吴乡长也是有血有肉的人，也不是完人，对我曾经的耿耿于怀我理解。他对我的报复我记得，但我不会计较了。
“农场风波”过后不久，我有一个从事业编制转为行政编制的好机会，被吴乡长一票“点球出局”了。对天发誓，当时我没有一点的怨恨怨言，是我“咎由自取”。因为这个我没如愿，但我不后悔，做人就要有个性，那是立人之本。俗话说，“有仇不报非君子”，以此衡量，吴乡长报复我也是君子，他也取得做过许多“君子”的政绩。
他退休了，家还在罗家房，但他从来不去乡政府的大院走走，除非开工资的时候。他回家后，和他同朝称臣的“老领导”也相继调动了，新任的领导根本不认识他。但是，吴乡长在老百姓的心目中口碑很好，说他是个办实事的领导。
罗家房原来是个种高粱玉米的旱田区，现在是沈阳市第一水田大乡，辽宁省名列第二。旱改水，经济效益大增，吃大米改变了这里上千年的饮食历史。人们不会忘记，吴乡长在旱改水的进程中，他的足迹遍布全乡21个行政村，12万亩土地，水田从无到有，他功不可没。所以，吴乡长除了“吴大烟袋”的雅号外，还有一个昵称——老吴头。
80年代初，在社会上崇尚知识的热潮中，也悄悄地漂浮起“文凭热”。老吴头所以没有摘掉“代理”的帽子，其中的一个原因与文凭不无关系，起码是领导不提拔他的一个有力的借口。
吴维新当代理乡长的时候，是因为冯记被免职了，群龙无首。那么，当时的乡长在干什么？他又是谁？他在乡里，为什么还要吴维新来代理？
他出车祸了……
4 如毛的上司（金凯事件）（7）
4如毛的上司（金凯事件）（7）
他就是正乡长，张永信。
张永信和冯记几乎是同时来到罗家房乡的，他很年轻，个头与肤色和冯记一摸一样。冯记走后，张永信任党委记，没有几天就出车祸了。这个昙花一现的一把手虽然年轻，但不能算有作为，或者没等他有作为，他就出了车祸。
80年代的乡政府没有工作车，大小领导和同志们下乡都是骑自行车，像郭记那样的“农会干部”，干脆安步当车。冯记到任不久，领导的交通工具有了质的飞跃，人力的变成了机械的，乡里有了一辆摩托，幸福牌的，绿色车体。那时候会骑摩托的也没有几个人，张记也是新学的。一次，他带我去下乡，就险些撞到树上。没有几天，他与一台小托在李家村道口相撞了，颅骨塌陷，生命垂危。
就在他大难不死的时候，冯记走了，由他继任。县里考虑他的病情和身体状况，被调到司法局任副局长。
他和我的感情不错，说起来我们算是校友，是他主动和我说的，不然我怎么会知道。
1961年我考上了新民高中，他也考上了这个学校，这不是校友吗？那我怎么不认识他？我问他是怎么回事，才知道原来如此。
那时的新民高中既有高中班又有初中班，他是初中班的新生，我当然不认识他了，我和他不在一个学区。他所以提起校友这件事，是想找到他当年真正的同窗学友邹和昌、赵文泉两个人。这两个人和我都是一个村的，1961年我们是一起去新民高中报道的，能不熟悉吗，张记他们很快就接头了。
我和张记的感情不错，实际就是我对他的印象不错，一个领导能想着他的同学很不容易了，何况他们都没有他“出类拔萃”啊。
他住院的时候，很多人都去看望他，也包括我。九死一生，见到谁他都泪眼汪汪地感慨。我去看他没有花一分钱，也没有鲜花和其他什么礼物送给他，但我们的手握得很紧，久久不愿分开。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种交情，我们同时是一对情侣的介绍人，我是男方的，他是女方的。这期间，他对我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是认定“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友之道，气味相投何必用金钱做交易？此外，从我内心的原则出发，我最讨厌给领导送礼，甚至“嫉恶如仇”。
刚刚开始搞责任制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令我十分作呕的事情，至今难以从我的记忆中抹去。有一次，冯记、张记、还有我，一起去新安堡村（那时叫大队）搞调查。回来的时候，大队的记弄来好多鲤鱼，分成两份，当着我的面，分别送给冯记和张记各一份……
是的，他们是领导，我是一般同志，我不会理会等级与“待遇”的区别，习惯了。但我觉得很是尴尬，势力眼怎么会这样肆无忌惮？如此公开交易，行为如此龌龊，实在是令人作呕！
那个记姓王，和我是小学的同学同桌，却没有一点同学的情感。在公社，我们是一个单位的“临时工”，都在农科站，却没有“同志最知心”的友情。王记是在精简的时候被精简了，回家务农。后来靠“关系”做了记，再后来又回到了农科站，最后，农科站解体了，他的官运也烟消灰飞，靠送礼却把自己送回了家。
人啊人，为什么总钟情于这一种套路于世？换一种活法，难道就是绝路吗？人活着是要有所依靠，当成拐杖也好，但迟早是要扔掉的。拄一辈子拐杖，你能走多远？
是的，拐杖也是形形色色，钱财可以买来拐杖，通过送礼买到的，然而这种拐杖能用几时啊，还得靠自己走路，走人生的路。
更为谬误的是，文凭，文凭竟然也成了拐杖，那就是悲哀啦。
张记走后，史记驾到。不久，赵乡长调入，吴乡长退居二线……乡政府如毛的领导就像走马灯似的山水轮流转，真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
史记中等身材，不胖也不瘦，老家是辽河西东蛇山子的。他是纯牌的大学生，和我是同龄人。看言谈，人很朴实。可你听他部署工作或者做什么报告，则很少有激动人心的词汇，甚至连逻辑也可以省略，激情还会有吗？只有衣着打扮很讲究，也考究，且入时，好多人只能从这里体味到一名大学生的风采和特征。
那时候的大学生，你一年也看不到一个，就像解放初你很难在公路上看到一辆汽车一样的稀罕，叫人仰视。
大概是没有文化的人对大学生有着过高的期待值吧，所以他的表现与形象令大家很是失望。因为他从来没有给过谁什么启发、教益、知识、鼓舞、激励……
他所以能当上党委记，就是因为他有文凭，赶上了“尊重知识，提拔‘知识’”的时尚、潮流。于是乎，文凭就成了搀扶他走上政坛的拐杖，所以他越走越是步履蹒跚，趔趔趄趄地彳亍前行着。
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一桩缠头的事让他摊上了，形势犹如“行船又遇顶头风”。
什么事件？“金凯事件”！
金凯其人其事——
金凯，出身贫寒，解放前苦读过几年“私塾”，刚解放有幸在军校深造。朝鲜战争爆发后，赴朝参战，从军高射炮部队。因击落友军苏联的飞机，险些命丧他乡。抗美援朝结束后，因过失在身，退伍后当了一名教师，在新民三中（新民市公主屯）任教。1957年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也怪当年误打飞机“旧病复发”，身心受尽折磨。当年，他举家从公主屯搬回老家罗家房乡曹家村落户。平反昭雪后，他在曹家中学“官复原职”，不久就离休了。
其妻，闻氏桂琴，小他六七岁，夫妻都是曹家村虾米沟子屯人，闻氏系金凯的第二任妻子。第一任妻子系辽河北法库县人，在他入朝前结婚，没留下一男半女，后抑郁而死。缘何抑郁？有缘无情，命运悲惨，说来话长！
金凯比家父小4岁，他们是老同志，我叫他叔叔，1993年前后我们一天得见上几面。因为曹家村有个“保安器材厂”，我下海当这个厂子的厂长，他的家就在我办公室的后面，相距10米而已。那时候闻氏刚去世不久，金凯甚是思念，精神恍惚，有些不能自持，常常自言自语，如诉如泣好不可怜啊。
有时候我去他家里与他谈心，时间长了，他无话不说，我让他尽情地释然。
对着墙上两位妻子的照片，他陷入了沉思，继而又滔滔不绝。我问他，原来的大婶和你结婚那么长的时间了，怎么没给你生个孩子啊？他打个哀声说，他们根本就没有在一起睡过覚！
“这怎么可能？你们不是结婚了吗？”我疑惑。
他说他和她结婚的那天晚上，娘家人没有回法库，和他住在一个炕上，没有机会到一起。第二天，娘家人回法库了，他扔下媳妇也去部队了。媳妇一直在等他回来，但一直杳无音讯。等得到他唯一的一封来信时，等他二年的媳妇叫人看过信，当即晕倒在地，苦泪涟涟。信中说：我在朝鲜朝不保夕，你改嫁吧！
媳妇不识字，是求别人看的信。哭过后，她觉得还不踏实，就拿着信回娘家让她的舅舅看，才确信没有一点希望了。舅舅来金家讨说法，失望而去，媳妇彻底地绝望了，没有多长时间，抑郁而亡。
金凯坦白，因为那时他们家很穷，这门婚事就由父母作主了，好歹有个媳妇爹妈也就安心了。他对她并没有什么情感，而她却痴情痴心。她死后他才明白，他对不起她，所以那张照片他始终珍藏。
闻姑娘见金凯从朝鲜战场上回来了，对帅气威武的金凯的第一句话就是：“叔，我有句话想和你说说。”
金凯能不知道她要说什么吗？闻氏是妇女会的干部，亭亭玉立，风姿翩翩，还有那大大方方的笑……金凯如愿以偿。不久，他们打破伦理辈分上的束缚，结婚了。
闻氏不仅美貌更是贤惠，在他苦难的时候自始至终与他相濡以沫。墙上闻氏的照片是50岁的人了，依然如花似玉，风韵不减当年。
他和她没过上几年舒心的日子，就带着年轻时美好的憧憬离开了人世，怎能不让茕茕孑立的金凯心力交瘁啊，他整天用失魂落魄来打发对往昔的追思。
往昔，在他记忆中有一件事至死不会忘记，那就是沈阳日报的一篇报道，是新民的一位通讯员写的。大意是：落实党的政策，体贴关怀老干部，政府为离休老教师金凯建新房！
哪来的新房啊？他和闻氏依然住在破旧不堪的茅草房里，两个儿子的婚事已经耗尽他平反后所有的“补偿”。对此，本来就“没缝下蛆”的金凯，结结实实地抓住了把柄，拿着报纸就去县教育局要房，“你们说话不能不算数！”
这篇不负责任的报道，绝对不是缝儿，而是大大的漏洞，金凯可以钻进去。
金凯为人口碑不是很好，没有谁能和他有共同的语言，也没有谁敢出言不逊得罪他。在他自己看来，摘帽的右派就是免死的功臣，他天不怕地不怕，决心向县政府讨个说法，就不断地上访，也得到有关部门和媒体的支持。
金凯事件，闹得县乡两级政府鸡犬不宁，难得安生，史记倒霉了。
4 如毛的上司（死亡悬疑）（8）
4如毛的上司（死亡悬疑）（8）
一篇假新闻，帮了金凯旧貌换新颜的大忙，以前他做梦都没有想过。因为，县里的某主要领导把这个飞来的“横祸”，当成了关怀老干部的政绩，金色的荣耀涂上了他的脸，便不假思索地面对媒体慷慨：安排是有的，房子是给盖的，只是晚了一点，责任在于我们——接受省市级报刊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金凯当了20多年的右派份子，受尽了折磨尝尽了苦难，失去了最珍贵的年华与人格的尊严。现在，他终于找到了“雪耻”的机会，开始对历史的欠债进行清算。
县里说了大话，乡里就得当小伙计替他落实，第一件事就是落实房基地。选了几处地段，金凯都不能接受，不是低洼就是偏僻，不断地更换也不能落实。于是，金凯直接找到史记，提出他理想的地段。史记本来就为假新闻一事憋了一肚子的火无处发泄，见到金凯来要房基地，自然没有一句顺流的话给他。金凯则得理不饶人，对史记“施压”：
“你怎么说没有地方，啊？那我就把房子盖在乡政府的院子里！这是大家的地方，有我一份！”
这当然是气话，叫号的话，史记对此毫不让步，大叫道：
“天安门广场你知道吧，也是全民的，你去那里盖房子去吧！”
“好！你给我开介绍信，我马上就走！”
完了，史记惹下了大祸。金凯的言外之意，他要到北京上访！
金凯走后，史记立即把情况反映给县里，遭到上司劈头盖脸的批评。什么头脑简单，什么意气用事，什么……总之，他的官运在走下坡路，形势岌岌可危。
金凯也是窝火，事没办成不说，还被史记奚落了一顿，攻势受挫，英雄的形象大打折扣。
一个想挽回被动的局面，一个在调整自我前行的脚步，史记和金凯竟然走到了一起。
史记和村上做工作，把村部后面的一块黄金空地让给金凯。那时的村部，就是我们后来的厂部。村里同意了，就去找金凯交换意见。金凯表面强硬，而内心却软弱下来，文词叫色厉而内荏。
“我相信组织，领导不会亏待我……”
攻守兼备的话，实际上是佯攻真守，让史记看透了，七上八下的心也落了地。
两间水泥砖石结构的平房落成了，基本上实现了新闻与现实的兑现。
“金凯事件”本来就是一起荒诞的笑话，然而史记就在笑话中被人笑话了——他让金凯牵着鼻子走，做了假新闻的牺牲品，成了始作俑者的替罪羊——不久，县委把他调到“新民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那时新民县已经变为新民市，县级市），任了副职，销声匿迹于官场。文凭这条拐杖，再也不能支撑他了。
领导笑话他，没有头脑；同仁笑话他，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够人。连老百姓都笑话他——你怎么不懂得“放走河水不洗船”的道理啊？土地是国家的，金凯要哪块你就给哪块得了！
话是这么说了，金凯真的要在村部的后面盖房子，他们没想到，于是引起一阵骚乱。
那里的确是个人人垂涎的黄金地段，紧靠沈法公路，是个经商的档口。一帮村民上访到史记那里，说那是曹家村集体的土地，你凭什么给了金凯？史记推说是县委定的，他做不了主。农民问他，土地是县委的吗？问得史记哑口无言，只好退避三舍，闭门不出。
倒是金凯为史记解了围。金凯对那些人说，你们有什么资格不让我在这里盖房子？谁有意见我就到谁家院子里去盖房子……没有人再说话了，都知道，他连天安门都敢去，你们家又能怎样？还是消停一点吧，跟他治气不如自己放屁舒服。
金凯两间房的费用，从建材到人工，全由公家埋单，牛。不过，同村的老百姓也和他牛，相互的牛b。你不是有资格吗？俺服你了，俺们想当右派没有那个资格和机会了，你就使地劲牛b吧。盖房的人工你得用俺们的吧，俺也不争你吃喝，你也不能给俺们吃喝，抠门一个。由此看来，金凯新房子的质量你就可想而知了。
金凯的人生是悲惨的，且不说具体是什么原因，当然有社会的，也有他个人的。说他悲惨，是他很孤单。老师、农民、甚至是邻居，没有一个是他知心的，他也从来不和任何人打招呼，聊天。他说过，亲自和我说的，“和他们说个啥，他们懂得个啥？”一句话，道出了他扭曲的心理。我在他心中，还是个可以交流的人，我骂过他“三七赶集，四六不懂”，他笑了。
闻氏死后，他的精神有些崩溃了，得了严重的心理疾病。每每从外面回来的时候，总是在进屋前把自己扫了一遍又一遍，得耗尽20分钟的时间。然后，就哼哼唧唧地唱，凄惨得很，像哭丧。
他自己一个人生活，却很“节俭”，所用热水都要去400米以外的学校去打。子女也很少来看望他，和他合不来。但他对闻氏的母亲却十分的好，隔三差五就去看她。每次去的时候都带些东西，蛋糕，冰糖、糖果之类。怪的是，他家预备好多的礼品，分批送给他的岳母享用。岳母90多岁了，双目失明，并不知道她女儿已经过世。
我也好长时间没有回老家了，只要回去，自然要打听打听金叔叔的近况，有可能我是他唯一值得信任的人，贴心的人，所以我惦记他。
那一次，他的消息让我唏嘘不已，他死了……
他死的不明不白，死在除夕日落之前，至今依然是个悬案。
他身体很好，没有慢性疾病，怎么会死啊？他精神上是有些不爽，但美好的憧憬仍在。他和我谈论过征婚的事宜，也在辽宁电台上做了征婚广告，说他要找个比他小至少20岁的女子为妻。他说他身体很好，可以活到百岁，这样的年龄差距才能与他白头偕老，共度余生……
他死后，警方立案侦查过，民间也有几个死因的版本，但无一是病死。
有人说是图财害命，但死后无伤，也没有丢失什么财物。有人说是他儿子所为，但又没有任何依据，也与伦理不符……
一个人死了，死得这样轻松。一个时代过去了，却很沉重。轻松的是人生的短暂，沉重的是历史的舞台不间断的表演。史记走了，又一个新的角色登场。
4 如毛的上司（水门事件）（9）
4如毛的上司（水门事件）（9）
金凯的新居落成了，史记，史华钧的政治生命却“终结”了。取而代之的是罗家房乡那时的乡长赵国林。他就是取代吴乡长代理乡长的那个乡长，也是取代史华钧的党委记。
赵国林农民出身，“文革”时当过生产队的会计。他是一步一个台阶地登上乡党委记——这个几万人口大乡土皇上的宝座的。按赵国林审时度势和驾驭左右的能为，他早就该飞黄腾达高居显位了。怎奈其岳父是个四类分子，多少削减了他向权贵进发的速率。好在他上进心挺强，又锲而不舍，才终有所报。
赵国林给史华钧当配角有些本末倒置，众所公认。这倒不是说赵国林有喧宾夺主之嫌，而是史华钧有点阿斗遇诸葛之状。每逢召开什么大一点的会议，史记虽然正襟危坐地坐在主席，也一本正经地贯彻上级指示精神，或宣示乡党委有关重要的决定，但会场大都是乱哄哄的一片，会场像市场。勉勉强强肃静片刻，与会的又开始了交头接耳，或是借去厕所的机会来回走动消磨时间。
为了维护一把手的尊严和维持一个良好的会场秩序，赵国林不得不整饬一下会场纪律。一个一把手讲话，却要有他的手下来维持秩序，两个人都觉得很别扭的。一个失去了权威颜面，一个有“欺君”嫌疑，谁都不好受。
按照惯例，一把手讲完之后，二把手必定得说上几句。等赵国林讲话了，会场一片寂静。能听到的声音，除了他的发言，剩下的则是大家翻笔记做记录的声音了。
赵国林有很深厚浓郁的农民群众语言，都是一些精粹的“疙瘩话”，赵本山那样一套一套的家常嗑儿。再加上他绘声绘色的肢体语言，他的发言就像小品表演，既幽默诙谐地调整会场空气，又能严肃认真地表达自己的指示精神，具有相当的观赏性和实效性。讲工作背景，能让你感到压力，且有心中有数；讲工作要求，能叫你懂得责任的重大；讲加强领导，能提高你对完成工作的信心与方法……真是条条是道，句句在理。是的，他很有天赋，一个当演员的天赋。他随时都能进入角色，同时也在旋即之间感染你入戏。
在吴维新身体力行的配合下，罗家房乡旱该水的改革，近两年的时间就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全乡3万人口从此告别了粗粮，吃上了细粮，农业效益翻了一番，没有谁能想得到。
水田的开发，电力倏然间供不应求。经过赵乡长的努力，兴建了“大韩变电所”，满足了水田用电的需求，功不可没，利延至今。
赵乡长本来就人高马大，在兴建大韩变电所的过程中，他即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带领乡机关干部夜以继日地吃苦在前。那时正是插秧季节，时不我待，几天下来，他和所有人都是一身的泥水。这和吴乡长办农场大相径庭，可见他的领导组织能力的超出，可见身先士卒的效应如何了。可惜的是，这种精神和作风在现在还有继续吗？还有几许？更可惜的是，似乎群众嗓子眼里那个“好”字还没有喊出来，就被一件比“金凯事件”还事件的事件顶回去了。
就在赵国林乡长风风火火又红红火火地带领全乡干群“旱改水”，取得划时代功绩的时候，一种人为的历史性灾难将永远不会离开这块肥沃的土地。这就是罗家房的“水门事件”，祖祖辈辈将由此祸患无穷。
那是初春，一辆标有“中国给水”的蓝色卡车开进乡政府的大院。许多人都觉得好，也觉得荣光，这么大的单位能光临“寒舍”十分罕见，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终于，大招牌下的“小鬼”现出了原形，来者是沈阳市自来水公司的工程车。小鬼也不小，打着沈阳市政府的旗号，前来与地主摊牌——要在罗家房乡境内建立水源地。来人拿出文件，是中央审批的文件。看来大招牌确实大有来头，小鬼也不可小觑，赵乡长显得唯唯诺诺。那么，赵乡长是不是惟命是从呢？
沈阳市自来水公司刚介入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当地足够的警觉。他们是以“客大压扂”的架势乘虚而入，摸着石头过河。当他们知道这里的长官对此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了不得的时候，胆子就大了起来，手段也就无所不用其极。给别人一点“甜头”就是其中之一，而且屡试不爽。
第一个吃到甜头的人，也是后来说了实话的人，叫任加林。他说，他们知道我负责农业（农业助理）管农田建设，没等和我见面就成箱成箱地给我送啤酒……
那个年代，啤酒可是奢侈品，有谁非年非节的喝啤酒？任加林也懂得无功受禄寝食不安的道理，知道这不是什么甜头，而是苦头。可他怎么能拧过比他还要大的官啊？那就是说，表面上你是第一个吃到甜头的人，暗地里更大的甜头早就给了别人，只是你不知道来龙去脉而已，人家在利用你而已，走走形式而已。
80年代初，农村还不甚清楚“市场经济”的内涵与其中的奥秘。而沈阳市自来水公司就是乘这个“虚”而入的。他们是公司，是经济实体，讲的就是效益嘛。而农村的基层干部，还拿他们当作“政府”来看待，何况这个项目也是沈阳市政府批准的项目啊。自来水公司黑白两道，软硬兼施，水源地落户罗家房已是势不可挡了。直到自来水公司在这块土地上开始密密麻麻地打深井，农民忽然清醒，一场争夺水资源的战争不断爆发！
罗家房地下水资源十分丰富，好多地方挖下去一两米深就上水，就可以浇灌田亩。他们打深井将使地下水水位迅速下降，最后农民将无水可用。于是，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和自来水公司对抗，不让他们施工。“闹事的人”越聚越多，闹得风风雨雨沸沸扬扬。他们的理由十分充分——
农民让自来水公司拿出文件来，这是极其合法的行为与诉求。可自来水公司就是不敢拿出文件来，就去给县乡两级政府施压，让县乡两级政府来平息“暴乱”。那也是沈阳市政府给新民市施加的压力——为沈阳市供水，小局服从大局！说这是官商勾结，有点言重了，但农民的切身利益就可以牺牲吗？
自来水公司为什么不敢拿出文件来？因为那是一份“假文件”！堂堂的沈阳市政府竟然也睁只眼闭只眼，公信力何在？
农民从内部得到一个确切的消息——建立水源地，中央确实有批件。但是，批件写的水源地是：石佛寺水源地，而不是罗家房。
石佛寺，新城子区石佛寺乡，与新民市罗家房乡毗邻。新城子区和石佛寺乡考虑本地的利益，抵制了这个批件，自来水公司难以落脚，就来到了罗家房。那么，新城子区就敢违抗沈阳市政府的指令吗？新民市为什么不敢？怎么就不敢维护本地的利益？用老百姓的话说，人家有门儿，在市里说话好使。新民的官是“武大郎卖豆腐——人软货囊”。我赞同农民的说法，起码新城子区没有被自来水公司的糖衣炮弹所击倒。自来水公司有了新城子区的教训，在罗家房便采取了“擒贼先擒王”的攻略，拿下了罗家房这块水源地。
农民终归是农民，小胳膊拧不过大腿，眼睁睁地任人在自己的躯体上吸血。
井是非打不可的了，自来水公司还要确定一处水厂，日夜处理抽上来的地下水，目标赵家村。
为了顺利落实自己的一厢情愿，还是以那个“招安”的手段来实施。他们和赵家村的记达成了以下共识：
假如村里同意在这建立水厂，自来水公司就给记办理沈阳市市内户口，并成为在自来水公司的正式职工。
从农村到大城市，从农民到工人（自来水公司还答应他当个中层干部，但后来……），做梦都想不到的大馅饼，如今就摆在你的眼前，热得烫人。对此，你会没有知觉吗？有谁能经得起改换门庭的诱惑，轻易放过惠及子孙千载难逢的机遇？记不曾想得到的，他都得到了；他想保留的，再也不能坚守，赵家村出让了廉价的土地，建立了水厂。从此，这里的水昼夜不停源源不断地流向异域，留下来的是一片日趋干涸沙化的土地。
此时此刻的赵国林，已被县官的压力揉成了一个温柔的面团，可以随心所欲变换他的形状。此时此刻的赵乡长，成了自来水公司的座上宾，被自来水公司不间断地宴请，喝得迷迷糊糊，送给他多少奖励已经难以记清。他早就成了自来水公司编外的公关勇士，拿下所有自来水公司拿不下的难题。
还是那句话，农民终归是农民，但是，当他们的生活生产受到严重挑战的时候，也许会失去理智。
又一轮“闹事”开始了，上演了“水门事件”。
闹事的理由是：
失去了这么多的土地，我们靠什么生活？
施工中祸害了我们的庄稼，其损失谁来赔偿？
水田抽不上来水了，怎么办？
……
农民纷纷上访，没有得到很快地解决，很无奈。
那一天，某些不法分子终于忍无可忍，砸坏了自来水公司的变压器，砸漏了输水管道（此后时有发生）。警方立即调查，无果而终。于是，为防止破坏水源地恶性案件的再度发生，通告、布告、广告……随处可见，处处是震慑，好像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是犯罪嫌疑人，随时都会置你于死地。其实，用不着劳驾这些东西去风吹日晒的辛苦，草木就枯萎了。
不久，这里地下水的水位严重下降，原来的水井已经无水可抽，灌溉和生活用水日渐枯竭。在不间断“闹事”的情势下，自来水公司免费为农民打深井，免费为居民供应食用水。这本该是早就答应的“条约”，但迟迟不予实行。自来水公司有很严格的霸王条款，根本解决不了因水源地造成的灾害。那么，现状又如何呢？
水田灌溉一年不如一年了，水田大乡已不复存在。“旱改水”，变成了“水改旱”，耐旱的玉米又一次大面积地取代水稻。人畜饮水困难重重，个别村屯水贵如油。公路两旁的树木已经枯死，没有死去的，树梢像火烧了一样。当年郭记挖的泄水沟渠没有一滴水流淌，满清皇帝钦封的饮马坑——鲶鱼泡晒底……举目望去，一片苍凉，一片荒凉。
事到如今，人们都想知道赵国林、赵家村记，他们的结局如何？也像这片土地那样苍凉凄凉吗？
我不是相信报应迷信的人，也不相信罗家房人对他们的诅咒会成为现实，但事实却如此。
节间小启
节间小启
亲爱的读者：
因本人外出旅游，不能及时续写，深感遗憾！长假后，我会继续完成《草根家事》。后面的章节是我最喜爱的部分，还有25万字。值此，写小诗一首，弥补我对您的歉意。
我的心长了翅膀
那是我憧憬的飞翔
我不想飞过历史的长河
但我要目睹真情的长江
我喜欢东去的浪涛
把我带进海洋
海洋
就是您宽容的胸膛
容纳我
毫不思量
我的心长了翅膀
要飞回生我的家乡
喝一口那里的水
让母爱
永驻我的心房
我躺在那片土地里
让老人家
抚摸一下他的儿郎
她一辈子
都期望我飞翔
4 如毛的上司（打人乡长）（10）
4如毛的上司（打人乡长）（10）
从乡党委领导集团看，一二三把手以麻将为绳索，把他们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也显现着团结在一起的氛围。这三个人的团结，就是整个乡政府机关精诚一致的基石，形式上的团结也是内在的前提，形式上的往往是公认的，都得当成实质性的去认识去肯定吧。那么，村一级的头头脑脑们是否听从指挥，则是一把手考虑的当务之急了。
大概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乡领导同各村记主任的关系，已不再是以往简单的上下级关系了。取而代之的，是“哥们够意思”的新的人际关系。有好多村记主任，不再管乡领导叫什么乡长记了，而称之为“赵哥”“老赵”“李哥、王哥”，亲切得很，密切得得当，同时也广而告之——我们的关系就是“铁”，铁哥们。也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时期，个人感情抢占了党的感情、组织感情的高地，实在是高。
那么，靠什么来维系这种关系呢？恩威并用，封官许愿，投桃报李，权钱交易……多管齐下！只要是好使，管他黑猫白猫，一切招法皆为我用，从不考量什么原则，政策、后果。甚而，他可以接受铁哥们的请求，去违法打人！
记得新安堡村有个姓温的“刺头”，几年来也不交提取和定购粮（事出有因），铁哥们找赵记帮忙，赵记义不容辞，披挂上阵。见到那个刺头，赵记不问青红皂白，也不容他“强词夺理”，三拳两脚就把他打服了。若不是我亲眼所见，再会说的人我也难以相信这是真的。
刺头交了提取，村党支部记（后因另案违法被判刑）感恩戴德，连连称赞赵记真够哥们意思，他们就成了合作的铜墙铁壁，皆如是。
对于群众的呼声与疾苦，赵记的名言是：老百姓你可怜他干啥！
村里遇到棘手的问题时，赵记也为他们遮风挡雨，去做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在一次动员农民踊跃交售定购粮的群众大会上，赵记讲了许多道理，最后他说：“总之一句话，‘要想安，先答对官’！”言罢，拂袖而去，到会的人个个面面相觑，哑口无言，深知官是惹不起的，否则官事见，拳脚见，不然还有你的安稳生活吗？这，就是他奉行的官民关系的最高原则。
有史以来，交售征购粮、定购粮，是政府与农民之间矛盾最激烈最尖锐的时候。粮食丰收了，限制你交售余粮，农民有粮不能变现；歉收了，像要命一样要你的粮食，官员受上级的压力就扮演土匪，否则乌纱帽还能保住吗？
赵记当政期间，罗家房年年完成交售定购粮的任务，他对待群众的“原则”功不可没，他的政绩也在市里历历在目。不久，赵记晋升了，到新民市任水利局局长。这个论功行赏，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一般的党委记提升后只任副职。
一切顺风顺水之时，叫他难以接受的事实却难以预料——他的儿子不幸车祸身亡，实则咎由自取。在新民市，大凡“高干弟子”都是“八旗子弟”纨绔公子，在街市上尽情地“炫耀”，极尽地“风光”。他的为了儿子显摆自己是“非同凡响”，在摩托还是罕见之物时，就满街地飙车了。结果……
新来的党委记张荣发，行伍出身，本市前当铺乡调转过来的，我们乡还没有“就地拔高”的先例，至今没有本乡本土的乡官。
张记为人正直，他不会表演，不擅长玩词，说话办事都很实在。他在任两年期间，上下风气很正，他是两手空空两袖清风走的，是最为廉洁的高官了。
大概是他很“死性”，到了市里乡镇企业局仅仅任个第三副局长，四把手，比起赵国林相去甚远。赵记对迎来送往十分讨厌，对大吃大喝更加深恶痛绝，他曾下死令对市里来人免除招待烟的规定。他机关在大会上说：“一瓶榆树大曲四五块钱，一盒阿诗玛十元钱，酒让他们随便喝，一桌三四瓶足够了，烟可供不起，一人一盒烟，那得多少钱？”
话是说了，事也落实了，但没有实行多久，赵记就顶不住了。有比他还大的官，冲他要烟，说，“你自己给我买烟还不行吗，我不吸公家的总可以了吧……”
即使是和他平级的，或是比他小一级的，跟你要烟你也得给，不然你还想和人家办事不？人家都有实权在握。
俗话说，“好人不长寿”，现在得说“好官不长流”。等你快修行到“好官”的地步，你就成了无源之水，断流了。你看看他后来那个有名无实的四把手的位置，就该懂得什么叫“好官不长流”的真谛了。
赵国林调走之前，董凤林调到了陶家屯乡升了一步，任那里的党委记。董凤林走后，贾清仁任乡长。张荣发走后，贾清仁坐上了罗家房乡第一把交椅，他在这里在任的时间最长，快赶上乾隆了。
上文说过，他是顶替冯绍华的空位来的。那么，冯绍华副记的位置是怎么空出来的？
赵国林任党委记时，冯绍华是副记，主管计划生育。在一次全乡计划生育工作的大会上，冯绍华对他“瘸子打围——坐着喊”很有看法，对他冠冕堂皇的言辞很有想法。于是，他三把手公开在会上向一把手叫板：
“这次抓计划生育，希望主要领导亲自出马！”
这句话正中赵记的要害，岂有不疼之理？
赵记当即“反唇相讥”，咄咄逼人：
“能干就干，不能干就下去！”
众目睽睽之下，他们唇剑舌枪，互不相让，骑虎难下，会议不欢而散，无果而终。冯绍华犯上作乱，引火烧身，咎由自取。不久，他被“生活作风”的问题困扰，自动要求调离，去了沈阳某国营企业。
贾清仁继任冯绍华位，上任伊始便先到冯绍华家中拜访他的前任，赢得全乡上下的一致好评，都愿意与他主动的接近，可见他城府功底的深奥与纯熟。
党委副记的职责就是协助党委记抓好各项工作，最主要的则是抓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他第一次在机关见面会上的讲话，主要有两点：
一是加强学习，二是号召机关的同志们要求进步。从那时起，机关的每个人都有了一本学习笔记，年轻人要求进步，申请入党的越来越多。我，就是在这个热潮中，被卷进去的一个新党员，那时我都45岁了。提起这件事，让我忍俊不禁又如梦幻……
4 如毛的上司（为虎作伥）（11）
4如毛的上司（为虎作伥）（11）
贾记很会做同志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他能准确地把握每个人的思想动态和内心世界，对所有人的长处与不足拿捏得恰到好处。然后，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和你促膝谈心，让你明确前进的方向和实现的目标，使你热血沸腾信心十足。这就是他，一个领导者所具有的政治素质和风范。
1987年时，我在广播站任站长兼编辑，贾记常约我和他一起下乡蹲点。那时，“点”蹲得很实，吃住在村，没有特殊的家事是很少回家的。晚上没有什么工作了，我们就有时间和机会拉家常，话题没有约束。他得知我还不是党员时，感到非常惊讶，那时我已经43岁了，在乡政府已经工作了11个年头。
其实，对我不是党员的事实感到惊讶的人太多了，新民市广播电台的苏桂琴台长就是其中的一个。她是我们的老乡，她的丈夫是我同学的弟弟，我们无话不说。那天我去市里开会，填一张关于我履历的表格，上写“非党”。苏桂琴看过张口便戏谑道：
“我说老乡，你是怎么混的，十多年了，怎么连个党员都没混上？”
我笑了：
“是啊，遗憾呐，这有什么怪的，正因为我没‘混’，才没；混‘进去。”
她一愣，大笑。
我何曾不想“进步”，进一步啊？作为一名机关干部，不是党员实在是说不过去。别的不说，就说工作吧，你不是党员就显得很另类，自己处处觉得不自在，许多会你是没有资格参加的，但你还要干党员的工作，而且干得很好。从这一点上看，我够党员的标准，为什么不可以是党员？可是啊，你又不能要求入党，原因及其简单。
入党，一要讲关系，而要论资排辈，三要避嫌。
我刚到乡里的那时候，好多条件比我优越的人都不敢问津，我还仅仅是个临时工，会叫人笑掉大牙的，说你不懂得天高地厚，哪时能轮到我？等该轮到我的时候，我又考虑不要和人家争了，免得说我有野心，抢夺人家的有利地形。这些人都是我的初中同学，上进心特强，朝思慕想往上爬。他们本来能量就很弱，你在和他狭路相逢，结果是什么？还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吧，相安无事的好。我不想对他们造成丝毫的威胁，我没有那么严重的官本位，奈何给人那样很坏的印象！
我不是党员，没有一点自卑与失意，想通了，也没有人拿我当当原来要求我什么，不是很自由吗？在自由的空间里好好做自己的本职工作，默默地陶炼自己丰富自我，何乐而不为？
我的个性很强，不喜欢别人驾驭自己，也从不讲究为人处世的奥妙与玄机，该说的一定要说，从不留半句话憋在心里头。由是，机关的都说我是爽敢说，也说我说话有分寸有分量，而我却从未觉得。
大概就是这个因素吧，领导不愿意无端的得罪我，贾记对我也就格外地关注，常常把我当成“李大哥”同我讨论问题。当然，启发鼓励我入党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有一次他问我写没写申请，我说没有时间些呢。贾记生气了：
“怎么的，你是不是对我贾记有意见啊，不让怎么就不写？那以后我就不是你的小弟了……”
贾记的“要挟”中又有“哥们够意思”的诉求，我不好意思了。
说句实在话，那时的我对入党的积极性已经再走下坡路了，上坡路是在冯贵清的年代。冯贵清年代是改革的年代，欣欣向荣的生产责任制，农民得到实惠的喜笑颜开，让我感到一片光明，看到了希望与前景，是我真正的热血沸腾的年代。于是，在一次骑自行车我与他回乡的路途中，我口头提出了入党的要求，也满怀信心和希望得到他的指点。可是，冯记听后一言未发，我的心顿时凉了。他是党委记，对我的深情置若罔闻，我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入党有必要吗？这一默不作声，不仅打消了我入党的念头，也使我迷蒙，神圣的党组织原来也是那么的平淡无。后来，农民的负担不断的加重了，渐渐地，我把入党的事淡漠了淡化了，甚至淡忘了……
贾记对我的责难，是我入党的时机成熟了吗？或是也该给他面子吧，我第一次写了入党申请。
虽然我不是党员，但我是讲原则的人，绝不单单是面子叫我就范。我主要是想争取得到一个表达自我看法、想法的场合与机会，而绝不是想把入党作为升官发财的途径。我入党了，就可以说当话，替“党”说话！
1989年是个多事之秋，我入党了。我无愧，我没有送礼，没有拉票，没有一星半点对不起自己良心的思想以及举动。我说过，我是被那股入党的热潮卷进来的，掀起热潮的人正是贾记。他所以动员我入党，有“器中”我，“利用”我他用的成分，还有另一层难以考量的原因。那就是我挡住了许多人入党的大门，也挡住了贾记的一条路。什么路？后来都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