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的上司 1 厉害的上司（政治队长）（1）第四章我的上司1厉害的上司（政治队长）（1）.6
郭志彪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他没有参加升学考试，直接被新民六中录取为保送生。初中毕业后，他没有继续升学#書*網收集整理，留校做了一名后勤职员，是他考虑伯父伯母父亲年事已高，快点就业，少拖累三位老人。
直到1969年，我才知道他在学校没干多长时间，就会他的老家三道岗子公社，在农田办做了工程技术员。
从1961年初中毕业后，到1969年夏，整整8年的时间我们音讯皆无。这年初夏，郭志彪被县水利局抽调，负责团山子“引辽水利工程”的勘测。当时我受生产队的委派，在那个工地劳动时，我和他邂逅相遇了。那时的我们才20多岁，就相隔8年未曾谋面，时间是多么的漫长，思念之情又是多么的痛苦啊。
我是个“八等人”的社员，到工地劳动在旧社会叫做劳工，是社会的最底层。郭志彪是工程技术人员，对于社员来说是高高在上的“白领”。但是，地位和处境的反差丝毫没有阻碍我们感情的交流和友情的加深。晚上，他特意来到我家看我，鼓励我不要消沉。大概是他看到了我寒酸的家境吧，家，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瓜窝棚。他哪里知道，我从来就没有消沉过，我坚信天无绝人之路，“柳暗花明又一春”！
1976年夏，我去了公社上班，郭志彪升官了，当上了农田班主任。几年后他又由党委副记升任乡长了，1998年退居二线。我不知道他在任期间是贪还是廉，但有一点有口皆碑，那就是他对他的老师尊敬与关爱。
郭志彪念初中的时候，梁文富老师是他们的班主任，而且一直到他们初中毕业。梁老师子女多，师娘赋闲在家，生活上即使省吃俭用，也难以办成诸如孩子结婚、盖房子这样的大事，一筹莫展。是的，一个初中老师的工资，去掉日常生活的“糜费”，还能剩几个大钱？眼见孩子大了，房子小了也破了，愁得眉头紧锁。郭志彪得知老师的困难处境，便悄悄地为梁老师筹谋。
钱，他出了，力也尽了，解了老师的燃眉之急，四间北京平拔地而起……
学生帮老师的忙，天经地义，也屡见不鲜，只是我亲眼所见实在罕见。
梁老师是我的体育老师，我没有什么财力、物力可以帮他，我还不如他。我对梁老师很敬重，前文已经说过的，对他我只有“效力”和“孝心”，来表示我对他的尊敬。
他对我也很“欣赏”，说我是个有心人，那是在一堂体育课上。
那天下雨，不能在室外上体育课了，就在教室里上体育知识课。他问同学们“北冰洋为什么不能滑冰”？我见没人回答，就站起来说出了答案，他很惊讶，就“表扬”了我。下一节课是其他班的体育课，外面还是下雨，梁老师还是问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回答。之后，“我能回答”的故事就在全校传开了。
“我能回答”，是梁老师对我的鼓励，然而，这样的鼓励是多么地难得，对于我又是多么大的财富啊！我不会忘记，鼓励是财富，需要不吝啬的人给予，你才会把它变成勇气和信心，那是做人做事的根本与前提。
后来，我和梁老师“同朝称臣”了，他负责业余教育。那年机关去大连旅游，我们住在旅店的一个房间。晚上，我打了一盆水给梁老师洗脚。他很动情：“这还得了，你也是40岁的人了，还给我打洗脚水……”
“我年龄再大，您也是我的老师啊。”
那几个晚上，洗脚水大家争着打，几个机关的同志年龄都比我小，我和梁老师干脆伸不上手了。
梁老师为人诚恳正直，也耿直坦率。当年在小韩家窝棚劳动时，他们班吃得好，吃得饱，我没有这个福分。但是，我从此就敬佩这个师长了，他有师长的风度心胸。我能给梁老师打一盆洗脚水，尽一点师生的情谊，即使我的心情，也是我的福分吧。
1 同窗学友（艰难岁月）（4）
1同窗学友（艰难岁月）（4）
我在乡政府任办公室主任期间，因工作关系去过几次三道岗子乡政府，恰巧郭志彪都在。他不喝酒也不吸烟，就找人陪我吃饭，他坐在一旁和我“家长里短”，比喝酒还要兴致。临回来的时候，郭志彪总忘不了给我母亲带些礼物，还有真切的问候。
父亲在郭家沤麻坑教的时候，学校没有主任和校长，父亲是个“负责教师”，就是学校的“领导”了，所以我和郭志彪小学毕业证上盖的就是父亲的印章。那时，学校没有教师宿舍，我们的班主任唐国仁老师家在义县，郭志彪家的西屋就是唐老师的寝室了，学校和他家只有一墙之隔。
郭志彪被保送到初中，回避了考试的风险。要是现在，一定有人说是父亲和唐老师徇私舞弊所为。父亲和唐老师心里没有鬼，做事自然会坦然，那时候的人就是那样的“单纯”，根本没有也不会考虑过复杂的问题。假如真的考虑了，或者有人去争这个名额，郭志彪也会考上的。但是，郭志彪还是要感谢父亲和唐老师的，这种感情大概就是“伯乐和千里马”的情谊吧。父亲虽然不在世上了，所以，郭志彪对父亲的感情永远不会淡化。
从小学到高中，我的个子一直很矮，总是充当打头的角色。上下年级的同学和老师很容易注意到我。这就是“天时、地利”吧，我给别人打下的印象很深的缘故，多了一点“知名度”。
1998年4月4日，一些初中的同学在乡政府所在地罗家房相约聚会，离我们毕业已经有37个寒来暑往了。
那天，毕增华打来电话，说他做东，“欢迎周景成从大庆回家看看……”
离别37年了！一个电话过来，慢慢的人生路就像白驹过隙那样短暂。那天，凡是居住在本乡的同学都到齐了，大家全是半百有余的人了，偶尔照一下镜子恐怕自己都难认识自己。
当周景成来到我们中间时，想不到他第一个认识的就是我！我很感慨，我们是同桌，千万个日出日落的火，竟然没有把我在他的印记中燃灭。
37年，是个什么概念？人由少年变成了老年，由孙子辈变成了爷爷辈，由纯性的学生变成了农民、工人、公务员、企业家……漫漫时间的笔，把我们化妆了，我们在演戏，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十几个同学、十几双筷子、十几张嘴，比划着、咀嚼着、说笑着，无拘无束、我行我素，又回到了当年。变的是年龄、社会角色，不变的是那颗童心，在此时此刻。
是啊，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花季的童心，也只能在这一瞬间再现，这也是一场戏，一场喜剧。它给人回味，也给你幸福，也有几分惆怅与凄苦，毕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周景成是我多年的同桌。那时，只要老师给我们自由活动的时间与空间，我和他总要“单打独遛”，我们的个头、性格、情趣……如影随形，好像交往不够。遗憾的是，他没有念到毕业就去黑龙江当“盲流”了，和全家一起去的，为了吃饱肚子，所以我们俩没有毕业合影留念。现在他也经提前退休了，原工作单位是大庆某油井的一个运输公司。今天他的来到，让我想起了一件往事来……
初中毕业的时候，是要照毕业照的。农村没有照相馆，全校4个班级，200多学生，步行30来华里到三台子火车站上车去新民县城照相，单人、半身、免冠、黑白照。
1961年的夏天很是酷热，也是生活最“酷”的时候（不然周景成不会当盲流），这次也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去县城。我没有足够多的钱和同学们三三两两地合影。老师也想到了大多数同学们的经济条件不是那么的宽裕，就没有组织我们拍全班的毕业照，大家都很理解，对此心照不宣。你想，饭都吃不饱，那还有那个闲情逸致啊。现在觉得很遗憾了，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给我们留下不能弥补的缺憾，无可奈何花落去。
我兜里的钱，去掉往返的火车费和毕业照的花销，连半斤饼干都买不成了。幸好我没有“多余”的钱，不然，我也会像有些同学因为吃了蟹子一个劲地拉肚子。
我们大都是初次见过“大世面”，一切都觉得新鲜，尽管那时的县城很破旧，就像一个大村屯。有的同学禁不住诱惑，就在新民火车站前那买了蟹子，只有大拇指那么大的蟹子，红红的散发着馨香。我没有吃，躲在远远的地方看人家吃，在咽口水，但没有吞噬恶果，幸免一难啊。
在照相馆那，我犹豫了，最后决定买2两饼干，剩下的钱和芦奎元照了一张合影，实在是珍贵。
芦奎元和我很要好，他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他的哥哥当时在广东音乐学院读，我很是艳羡。周景成走后，我和芦奎元的来往就更多了。芦奎元家较之我家殷实，穿的用的很“当代化”，花钱不像我那么“紧巴”。我们的合影，是芦奎元出的钱，我出人。可惜的是，保存那么多年的“历史遗迹”，在“文革”中被抄没了，一张照片不知道犯了什么法？我清楚的记得，那照片是夹在“论共产党修养”的中，被造反派拿走了。
在毕业紧张的自由复习阶段中，我和芦奎元几乎是形影不离，天天在一起打拼。我们俩得益于“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双双考入新民高中。考上高中的另外两个人是刘迺成和田孝明，我们4个人都是小个子。
在初中和高中，我没有要好的女同学，也不懂得和异性接近，所以就不像有些因情窦初开而情思烦躁。当然，这并不是说女性同学对我没有一点印象。恰恰相反，有个女同学对我的感情，是我流水人生不能冲淡的。
1 同窗学友（寒窗同寒）（5）
1同窗学友（寒窗同寒）（5）
这个女同学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张柏芝。她比我大两岁，为人热情热心，心地善良质朴。她是班级的团支部记，学习并不是很好，但她从来不以自己的政治优势而嫉妒他人。相反，她很喜欢羡慕那些学习优秀的同学。在她的眼里，只要是学习好，其他的毛病都可以原谅的。我就是在他这种坦荡的宽容中，丢掉后进生的包袱，鼓起勇气，再接再厉的。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好同学、好团员、好的团支部记，也没有逃出“政治漩涡”给他带来的厄运！
1960年冬，罗家房公社的二道房等几个大队，在有关文件地指导下，经历着一场“改造落后地区”的政治运动。张柏芝的父亲被定为落后地区中的“历史反革命份子”，不久被关押。有这样的老子，其子女的“政治标签”刹那间变得一文不值。
张柏芝所以愿意接近那些学习好的同学，是她有一种强烈的渴望和远大志向的流露，渴望在学习上后来居上。如今，一切美好的梦幻，都被这个铁的事实击得粉碎。不久，他便人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学校，加入另一类“盲流”中去。一时间，全校哗然，这个在全校大名鼎鼎的知名人士“逃跑了！”，同学们难以接受这个“政治事件”。
1985年夏，我听说她在沈阳市新城子区一家商店当经理，顺便去看她。不巧，张柏芝那天不在，我只好请她的同志待我向她表示问候，以期日后再见，但至今没有实现我的愿望。后来，她的堂弟告诉了我她的电话，打过去原来是一家公用电话，好不失意。
如果有人问我：按你的体会，是初中好呢，还是高中好呢？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初中好！
初中时期，虽然我受了那么多的打击和苦难，但有那么多的同学给予我莫大的帮助同情与鼓励，终生难忘。初中，是我人生启航的加油站！他给了我继续远航的机会，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考上了上一级学校。而高中呢？我搁浅了，永远的搁浅了！
到了高中，我像一叶扁舟，在风口浪尖上行驶，随时都会倾覆。我的夙愿，也像一条千疮百孔的破船，随时都会被巨浪吞噬，最终不还是沉没了吗？这就是我对初中与高中的印象，就是最实在的评价！但是，我留恋我高中时代的同学，没有他们，我不但“沉没”海底，恐怕我的灵魂也要彻底地沉默了，还会有我现在的“流水人生”吗？（这个纪实文学的题目曾经定位‘流水人生’）。我所以又漂浮上岸，是我高中的同学们，分担了我这首破船被潜流抽打的痛苦，是他们竭力地把我拉起，拽出水面，有抚平伤痕蹒跚上路，不是升学的另一条人生之路。
高二上学期，我就被学校列入“个别生”的黑名单，并在全校生活会上“公审示众”，当时我的心就凉了。试想，有哪个大学愿意要一个个别生入学啊？我不知所措，茫然若失。同桌的程德昌对我的境遇很同情也很着急。他劝我从此往后好好地表现，多在学习上下功夫，学校和班主任对你的印象是会改变的。
对此，我半信半疑。信，他的话有些道理，这也是我的强项，办得到。不信，也有道理，可我怎么好好地表现啊，得付出多大的牺牲才算得上好好地表现啊？我曾幻想过：我能想刘文学那样多好啊，被地主份子杀死了，成了英雄。最好是我能杀死一个反革命，做活着的英雄更好！但这可能吗？思来想去，还是信他的了，只有信，才有一丝希望和可能，才有出路。但是，在信与不信的折磨中，我总是消沉掺和着彷徨。越是彷徨的心态，程德昌越是对我体贴关心，我们就越是密切了。
不想，我们的关系被“激进”的老师发现了，他偷偷找到程德昌对他进行严厉的批评和严肃的指教：你怎么和他形影不离呢？难道你也想当个个别生吗？为了拆散我们的关系，老师把我们的座位分开了。
我好悲哀，我成了什么人了？不可救药的阶级敌人了！
为了不影响他，我们的来往少了，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学习，这都是程德昌的话让我在无望中坚持读完高中的三年学业，没有让光阴白白地流逝。“好好学习”我做到了，但这不叫“天天向上”。最后，我还是在老师毕业鉴定的阴沟里翻了船。唉，三十六计走为上，走上山下乡这条不容我不去选择的道路。
一个学习上的尖子生，一心想升学的人，突然放弃了自己的意愿，所有的同学无不为之震惊，也让刘文孝老师瞠目结舌，因为他分明在我的毕业鉴定中写道：“对参加农业生产没认识”的定论。他也挨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我以我最大的牺牲，出了我一口怨气。但是，好多同学怎么也理解不了，想不通我会这么做。他们替我惋惜，甚至是叹息。对于我的“革命行动”，他们是不敢直言相劝的，也怕落个“打击进步”的罪名，落个救人不成自己反到也掉进万丈深渊里。然而，一些胆大包天的学友，还是想方设法要把我拉回高考复习的轨道上来。赵鸿德，就是其中的一个。
赵鸿德，是我的老乡，新安堡村人。小学时我们就认识了，但我们不是同班的同学。初中的时候，我是3年2班的，他和郭志彪是3年4班的，是梁文富老师的学生。到了高中，我们有幸分配到了一个班级，3年2班。听说我要上山下乡了，便直截了当地问我：“我的意见还是试一试吧，万一……”没等他说完话，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我的心已经死了，你劝我也没有用，我在农村干一年，等有个好鉴定在考吧。”
他不再劝我了，同意了我的“曲线升学”的战略。学校老师给我的鉴定是不能修改的，只能砍去“对参加农业生产没认识”那一条。其余的，老师会出尔反尔吗？当然了，我的“罪恶”也许都会涂抹掉，可是，你还能参加高考吗？你用假“革命行动”来换取“高考”的资格，这可能吗？
无可奈何花落去，赵鸿德对此也由反对到理解，由同情到支持。那年，他考入东北重型机械学院，常来信鼓励我实现自己的梦想与夙愿，还寄过来很多的复习材料。
得到同学们的安慰，我的心境暂时平和了一些。但我对高中时期的老师依然耿耿于怀，对同学们依然恋恋不舍，经管我已经是个农民了。
1 同窗学友（知青年代）（6）
1同窗学友（知青年代）（6）
1964年冬，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西北风刮得让人睁不开眼睛，生产队不得不歇工一天。就是在这个恶劣的天气中，我耐不住对高中同学们的思念，徒步20多华里，顶风冒雪去了陶家屯羊草沟大队知识青年点看望我的同学。
羊草沟的知识青年们，是新民市也是沈阳市首批上山下乡的热血青年，大都是我们同届的毕业生，也有部分早期毕业的校友。这其中，有的是放弃高考积极投身于“三大革命运动”的同学，有的是高考落榜后自愿下乡的，还有极少一部分是社会青年。我们班到这里“大有作为”的一共有五名同学，他们是：常广荣、刘长发、贾广来、温雅坤、李艳芝。他们的家都在新民市内，生活上都很贫困，毕业后没有找到可心的工作，都成了社会上“流浪”的一族。
羊草沟与我家隔着辽河，在我家的西北方向。这里的知识青年点，座落在半山腰上，几栋砖石结构的平房围成一个四合院。房屋虽然很土，但在那时的农村得算得上宏伟的殿堂了，周围的农舍没有一块砖瓦。
男女知青的宿舍很简陋，同当时高中住宿生的宿舍没有一点区别，清一色的南北大炕，一间宿舍要住上二三十名知青，相当于旧社会的大车店。
那天，我刚一出门，脸就被冻得通红，手就像猫咬似的疼痛。本来就很单薄的棉袄，风一吹就透心的凉。我没有走弯弯曲曲的大道，就走“直线”，奔辽河对岸的山头。“直线”没有路，坎坎坷坷的，雪深没膝，还要小心辽河里的“清沟”。“清沟”就是水流湍急水深莫测的地方，那里冬天是不结冰的，大雪天往往被雪覆盖了，就成了要命的陷阱。凭着我是辽河边长大的孩子，还是有些经验的，就壮着胆子走险路，少些风雪的折磨。
等我出现在同学们面前的时候，霜雪几乎遮住了我整个脸膛，所以他们谁都没认出我来。对于我的来到，他们十分惊愕又非常的惊喜，也很“放心”，都长出了一口气。道理很简单，我经受了那么沉重的打击，还活着，这可能吗？至少认为我会落个半疯半傻。他们拥抱着我，把我推上炕头，围着我嘘寒问暖，生怕我突然在他们的包围中蒸发了似的。我也仔细地端详着他们，个子好像高了一些，脸色肯定黑了许多，说话的语音变得粗了。
刘长发拉紧我的手：“会元啊，我真担心你会闹出什么事来，若不然，你干脆也搬到我们这来算了！”
痛苦归痛苦，失望归失望，思念归思念，关爱归关爱……可是，我曲线升学的目的没有实现，怎么会轻生呢？怎么会和他们走在一起呢？我的升学谋略和他们和盘托出，毫不隐讳，他们赞成，不再挽留我了。
青年点的伙食还算可以，大饼子秫米饭能够填饱肚皮，白菜土豆上顿接着下顿，比高中的伙食多了些油花。看得出，所有知青们那种知足的心情流露得淋漓尽致。是的，快要过年了，一群一伙的同学们正在排练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他们没有谁“想家”。
我也不会想家，风雪还在下个不停，估计生产队明天还要歇工，加上大家的挽留，我住那一夜。
青年点的火炕还是很热乎的，“热”得我翻来覆去地难以入睡，回眸着昨天、回味着今天、也回响着明天……
第二天清晨，吃过早饭我和同学们告辞了，担心生产队“开工”，急着赶路。在我们那，冬天上下班要看汽车的“眼色”行事。汽车，就是沈阳每天两趟到月牙河终点站的班车。月牙河终点站离我们生产队队部200米，早车9点到达时，就是我们上班的时候。那时候家家没有挂钟什么的，就靠汽车计算时间。
同学们执意送我很远，一直送到辽河边，好伤感的，有点像电影《怒潮》的送别。《怒潮》是我们高中时代最流行的故事片，那插曲“送君”也很忧伤。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他们祝福我，也嘱咐我，“好好干，别让我们老是为你担心……”
这次造访羊草沟青年点，我有一个意外的发现——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看复习的，彻底放弃了再次高考。道理很简单：上边说了，上山下乡不是来镀金的，是扎根农村干革命的！所以，他们没有人敢谈论什么升学深造的话题，都一心一意认认真真地接受“再教育”，虚心地向贫下中农学习，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我所以没有接受刘长发他们建议我到羊草沟，考虑的就是那里的“再教育”氛围不适合我“曲线升学”。然而，这个天真烂漫的战略思想，很快就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攻破了。
风风雨雨，寒来暑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历经十几个春秋的高潮后，这股潮流很快就“倒潮”了。回城，就成了下乡的反弹，贾广来、李艳芝捷足先登。常广荣和温雅坤在羊草沟结婚了、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实实在在地扎根在农村。但是，他们扎的根不深，是“须根系”的根，经不起这股比下乡还要猛烈的回城浪潮的冲击，不久也会成了。回城的时候，常广荣已是羊草沟村的党支部记了。在以后我们聚会的日子里，我和他开玩笑地说：“你是什么党支部的记啊，扔下几千个村民不管了，独自回城享清福，算什么共产党员啊，简直就是国民党逃跑到台湾……”
我们班的5名知青，最后一个回城的是刘长发，直到1984年他才回到离别20年的故土，和年迈多病的父母团聚。
“上山下乡”已经成为历史了，对此褒贬不一，更多的人把它叫做灾难，他给许多家庭带来了切齿的伤痛……吃亏不小。但我觉得，“吃亏是福”！
农村、农民、农业都是苦环境、苦行业、苦差事，无处不苦。苦可以磨练人，让人懂得除了苦任何东西都是难以找到的。现在，有人故意找苦吃，找到了吗？肯吃苦吗？倒是那个社会让你有苦可吃，逼着你吃苦，“吃苦是福”的机遇让你享受了，值得庆幸！大多数曾经下乡的知青，他们都有出色的工作，都有自己的业绩，都是单位的中坚力量。在我们的同学堆里，有一个很怪的现象，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同学相聚，人数最多的时候有17人，那时我们都有些老了，山南海北能见面，还有这么多的人，可谓实在是不容易了。细数自己的子女的学历，得出一个惊人的答案：凡是当年考上大学的同学，他们的孩子都没有上大学的。相反，当年没有考上大学的同学，他们的孩子都考上了大学！这仅仅是偶然吗？当然也不是什么命运轮回。我只能用他们父母意志的“磨砺”和不泯的希望，成就了他们的下一代来解释，反正我是这样的。反正我们是“置死地而后生”的，对自己已经毫不在乎了，所以能豁出自己的命去为子女打拼。
我还记得，那次去羊草沟分手的时候，他们5个人一再地叮嘱我：你和赵鸿德是老乡，他和吕维媛又是我们的同学，有机会回来就互相转告一下，大家聚聚。这件事我做到了，但时间已经过去33年。
1 同窗学友（情意绵绵）（7）
1同窗学友（情意绵绵）（7）
赵鸿德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齐齐哈尔机车车辆厂，后来成了技术骨干。吕维媛家住新民镇内，从沈阳医学院毕业后业也分配到赵鸿德的单位。他们在大学的时候就保持着恋爱关系，来到齐齐哈尔后不久就结婚了。
他们没毕业的时候，那年的寒假他们俩曾经来看我，大概是1968年冬。那时我已经有一个孩子了，住在两间很小的土草房中，四处漏风，窗台上的水碗都结了冰。屋子里除了一个脸冻得通红的孩子和土炕上的几床被褥之外，剩下的就是两个腌咸菜的罐子，一口水缸。这就是那时我的家，寒酸得让他们难以想象，又无所适从。
他们怕我伤心，勉强吃了午饭回到赵鸿德的家。
我们久别才得以相见，要说的话自然很多。话题中，关于我曲线升学当然是他们最为关切的了。现在，这只是个话题而已，各个大专院校都在停课闹革命的热潮中而沸沸扬扬了，谁知道停课会结束在牛年马月，还有升学的年代吗？再看看我的处境，升学比黄粱一梦还要飘渺。此时此刻，我们都强颜为笑，他们只好故作姿态勉励我：“孩子大了就好了，社会怎么能总是这样啊。”他们只能这样说了，也是他们唯一能做到的。我们都懂得，安慰的话没有一点十足的信心与把握。
我送出他们很远，分手后才分别走自己的路，沉重又遥远。
1997年农历中秋节那天，他们又来我家了，情景当然是今非昔比了，不然他们不会约来那么多的同学：
赵鸿德、吕维媛、常广荣、刘长发、贾广来、温雅坤、姜福林、张奎明、陈永泉、程德昌、刘玉华、洪桂琴、马怀青、齐景祥、王永清、柳鸿儒、回宗全，一共17人（还有一个朋友相随）。
赵鸿德和吕维媛是前两天从齐齐哈尔到新民的，在张奎明家他们“大闹天宫”，折腾了一整夜。事先约了我，我正在外地身不由己，但他们说什么也不能放过我一马。于是，余兴未尽，便于次日驱车“东征”。
17个同学当中，能经常见面的不多，都是我们知青一族的。好多同学从面容上看都模糊了，要不是知道都是同学，走在街上根本就难以认得出来，但说话的语音基本上没有一点变化。
姜福林，是我们当年的班长，现在我们母校的校长，他变的幽默了，一见面就说：“完了，老了，撒尿都没有扬程了！”
是的，时光是最残酷的，也是最公平的，捉弄人从不吝啬，也从不偏袒任何人。他把我们每一张脸都划出了沟痕，然后再把你弯成半拉括弧，让你像月牙似的还她的付出。
人到这步田地，知天命了，每个人的笑都没有遗憾与沮丧，该努力的努力了，该得到的都已经得到了。唯物的、现实的，平衡着每颗安份安宁的心；怀念的、真诚的，使我们散而又聚。又一次分手的时候，我没有什么礼物相赠与他们的，但有一副楹联算是对这次聚会的写真：
今朝举杯共度中秋节
何时携手再观元宵灯
程德昌为对联拟了横批：
天长地久
是啊，“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同窗学友令我难忘，同队农友更是情意绵绵。
2 同队农友（知心滑头）（1）
2同队农友（知心滑头）（1）
2同队诸友
董必武《挽沈骊美女工》中说：“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者，粮食、饭食者也。天，由“一”字和“大”字组合，“天”是第一大的意思吧。由此看来，“民以食为天”，就可理解为“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我们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却不是农业的强国，世世代代都为吃饭而艰辛，而劳累，而忧心忡忡。假如没有农村、农业和农民，那吃饭就更难想象会是个什么样的了。从古至今，农民都在农村从事着农业生产劳动，脸朝黄土背朝天，为的就是个“食”字。自1964年8月1日起，我成了一个为“食”而奔波的农民了。我为自己的食，也为他人的食，实实在在地耕耘了整整6个年头的田垄。这也是历史赋予我的机缘，不然我绝不会选择这个又苦又累的行当的。
从小时候起，父亲就是个教师，家里没有一个人从事农业劳动。所以，我对庄家院的农事活动知之甚少，“只闻其声，不见其影”，了解得很肤浅。也就是说，虽然生活在农村，但从来没有干过一天农活，身在农村却不是农民。当然了，后来大跃进了，学校风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了，我才初次尝到干农活的滋味。
现在好了，干农活成了我的家常便饭，这饭吃也得吃，不吃也得吃，别无选择。说实话，我真的很畏惧这个强体力劳动，平时没有劳动的习惯与技能、技巧，身体有很虚弱……但是，我已经没有退路可走了，只好硬着头皮步入生产队的大门。
我们生产队的全称是：辽宁省铁岭地区新民县新兴公社德盛堡大队第八生产队，那时还没有划归沈阳市管辖。
生产队的男女老少大多数都认识我，见了面打个招呼就算是见面礼了，就算我有礼貌了，就算是人家看得起我了。但是，确实有一些人在心里说：白念了，到头来还不是和俺们一样土里刨食吗？
回想起走进生产队大门的那一刻，我有些恐慌，不安，不知道如何是好。等到打头的分配完了活计，心跳才慢慢地平息下来，觉得我这才是他们中的一员了。
我是新来的社员，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好的印象，处处小心翼翼。我本来就是个实惠人，干活不会耍滑头，也不想耍滑头，就闷着头干活，不像其他社员假借抽烟的机会喘口气，腰一哈下去就是半天。出汗，头胀，腰酸……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了，打头的怎么也叫我们不休息一会啊？
和我同岁的王凤成看我干的太实惠了，就喊我去上厕所，我才直起腰来。我苦笑，我哪来那么多的尿啊？这些废水早就从脑袋上变成了汗排泄了。
我知道他的用意，就跟他走了。不想，上班的第一天，他交给我许多耍滑头的招数。他说，凡是大伙在一起干杂活，这些招数都管用，干多干少没有办法衡量，不像铲地，一人一条垄，“老太太吃黄瓜，一人一条”。
说归说，做归做，我不习惯耍滑头，还是那么实实惠惠地干活，他就说我傻。他说，耍滑头是有“理论根据”的，老早年就这样，叫做“先学滑，后学屁，带带拉拉学手艺”。所有的老社员对此却另有看法，他们说，什么活计都可以“耍滑”，铲地也一样，别看一人一条垄。原来是，铲地可以连埋带盖，割地可以留高茬儿，落茬儿……总之，要想“耍滑”，无处不有。对于这些，我慢慢地懂了许多，大家都在“耍滑”。
头一天的劳动总算过去了，流了太多的汗水，喝几瓢凉水也就得到了足够的补充。头一天的劳动总算挺过去了，知道了许许多多的窍门儿，也是科科门门的必修课，也知道了劳累的确厉害，和如何去面对适应。
一年下来，队里的青年人对我有了很深刻的了解与认识，我们交上了朋友。
这些农友们，大都没有什么文化，有的是小学毕业的，也有的小学也没有毕业，全队只有一个初中“毕业生”，还让“文革”占去了一年的时间。他们都是为“食”所迫，走上为“食”这条坎坷路。
走路讲的就是一步一个脚印，所以人人都很实在，耍滑头不是他们的错，不能以此就认为他们不实在。
他们原以为我这个度过几天的人会瞧不起他们，甚至会想方设法地捉弄他们，所以开始接触的时候没有那么紧密亲密，或是敬而远之。其实，我也是很实在的人，和他们一样讲求实在，从我干农活上他们慢慢地看到了。
不管是干什么农活，我总是显得笨手笨脚的，尽管我笨鸟先飞，到头来还是要落后于人家一大截子的。铲秋菜，割庄稼，王凤成总是要挨着我拿垄。见我挨落了，他就帮我铲一段割一垄，让我喘喘气儿。我手上磨出来的血泡，新的接上了旧的，像似生了根儿长了芽儿。中午和晚上要下班的时候，我更是着急了，别人到地头了，我还在地中间晃悠呢。王凤成总是接我，和我一起回家吃午饭和晚饭。有这样朋友帮助我，心里就不再觉得那么的孤单无助了。
王凤成结婚很早，19岁就成家立业了，小日子过得很红火。他会喝酒也会抽烟，常约我去他家里坐坐。他家的成份也是上中农，社会关系比我好多了。1970年，我去学校当了老师，他当上了生产队队长，靠的就是人老实实在，有点“蔫巴”主意——我行我素的性格。王凤成不善于说话，感情的事儿，义气的事儿，都是以一招一式的行动来体现的，也爱憎分明。
王凤祥，是他的亲堂弟，用王凤成的话说，他是个“连滑带屁”的主儿，是个跟谁都玩心眼儿的货。可是在我们俩之间，王凤祥跟他们说的大相径庭，他对我一口一个“大哥”的叫我，既亲热又实在。王凤祥很前卫，比我小5岁，他理发非我不可，理发店都不去，就是相信我。我们俩互相给对方理发，也理清了我和他独有的情感。
他就要结婚了，姑娘姓陈，是和我们一河之隔的法库县三面船公社的。姑娘的个头长相虽然够不上百里挑一，但也是人见人夸的秀女。娘家哥哥在铁岭一家工厂当记，名声显赫。陈家在三面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在旧社会，那里是法库的商贸重镇，商船直通营口，陈家老早年就有自己的买卖。王家能娶上这样的贵妇人，自然要讲讲排场，给新亲陈家长长脸面。
结婚的前两天，王凤祥父子特意找我去他家商量有关婚礼的事宜。我说：“我年纪轻轻的，不懂得农村什么礼仪的事儿，你们还是……”
王凤祥很肯定：“大哥，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就按你的想法来！，啥说道也没有！”
他父亲是我堂哥哥的舅舅，也跟着说：“你想咋办就咋办，我乐意听你的！”
我看人家那么实在，还有什么好推辞的啦，不如痛痛快快地答应吧。
果然，娘家客人也同意我的想法，什么说道也没有，我就编制了一套婚礼程序，等待那个新庆典。
这套程序，没有老的一套，也没有“文革”革命的那一道。我的独出心裁打动了贵宾，王凤祥的大舅哥连连称好，还问了是谁的主意。
谢天谢地，不用谢我，我总算没给王家演砸了。后来，我的这套程序被好多新婚庆典照搬了，心里觉得很惬意，感谢我的农友对我的信任，也是实实在在的抬举。
1967年冬，“文化大革命”的战火纷飞，城里的空气霎时间紧张起来。农村，似乎平静了许多，但是我紧张起来。
2 同队农友（筹备过年）（2）
2同队农友（筹备过年）（2）
眼看就要过年了，手里还没有给孩子买花生糖块的钱，就别说卖猪肉粉条儿了。生产队秋收分配早已经结束，分得的几十块钱都还了盖房子落下的饥荒，宁可不吃不喝也不能改人家的吧。可是，年不能不过，不能眼巴巴的看人家过年吧，苦了大人不能苦了孩子，一个个都嗷嗷待哺，盼望着过年啊。但是，拿什么换钱啊？
那时，生产队种一种叫“大头糜子”的高粱，高粱穗脱粒后可以扎笤帚，我只好拿它便钱了。笤帚是扎出来了，很多也很漂亮。不过，就是因为你扎他也扎，扎得太多了，在当地卖给谁去？我们那个辽河边哪个生产队都种大头糜子，耐旱又耐涝，扎笤帚就成了传统的家庭小副业，连小孩子都会这个。
后来听说沈阳以西的于洪区马三家子是稻田区，那里既没有大头糜子也没有扎笤帚的，就去那里卖笤帚和刷过的刷帚。一打听，马三家子离我们这里有70华里远，心里不禁“咯噔”一下。一是因为天太短了，来来回回的时间都搭在了路上。二是“文革”的“文功武卫”闹得太凶，马三家子离沈阳很近，兵荒马乱的，怕打上自己的命。但我还是去了，不然这个年靠什么过去？过不好年也是要命的，反正都是“命”，就认命了。
生意还算不错，尽管起早贪黑，顶风冒雪又饥渴难忍，每天都能赚回3、5块钱。说起早贪黑，来回两头不见太阳；顶风冒雪，大北风烟雪你也得去，不然扎的笤帚就得扔在家里白瞎；饥渴难忍，渴了就喝人家的凉水，饿了挺着回家吃饭去，买面包饼干没有粮票，也舍不得钱，孩子一年能吃过几个面包？
我们生产队的李玉民也扎了很多笤帚，一把也没有卖出去，瞪着眼睛着急。扎笤帚是要投入的，细铁丝你得自己买吧，那东西缺，很贵的。笤帚卖不出去还得压着本钱，能不着急上火吗？
情急所迫，李玉民壮着胆子来找我：“大哥，明天我跟你去行吗？”
“行！有什么不行的？”我爽快地答应了。
李玉民比我小5岁，胆子特小。再有就是他怕和我抢生意大凡做买卖的都忌讳“船多碍路”，所以他壮着胆子来求我。我明白他的心事，也坦白：
“去吧，咱俩还是个伴，晚些回来，我们多走几个堡子就是了，你别多心。”
记得那天正是腊八，天气异常的冷，刚出门手脚就被冻得生疼。日头还没有出来，我们就直奔沈山线的三台子和马三家子的稻田区。中午，我们谁也没张罗吃饭，他比我还要“抠门儿”，也许是挣了钱一切都忘记了。
太阳的圆和地平线的直线相切的时候，我们的东西才卖完，开始赶70华里的回家路。走到于洪区解放公社，天早就黑了，每个村子都是死一样的寂静，没有人出来闲逛，一则天冷，二则时下慌乱。我们继续向北的方向骑着自行车，到了我们罗家房公社的地界，还有25里路就要到家了。就在这个时候，李玉民说啥也骑不动了，只好在路边休息一会儿。
天很冷，坐下来就觉得寒风刺骨，我就叫他起来赶路。糟糕的是，李玉民好像没听见我的话，没有丝毫反应。
他怎么了？漆黑漆黑的天，我什么也看不到他，他的脸色。我就用手去摸他，啊？他的脸上全是汗水，像洗过了一样，冰凉冰凉的。啊？他虚脱了！我心里一阵紧张，从来没有过得紧张。
是啊，路途的遥远劳累，腹中无食，天气寒冷，还有他胆小的恐慌，不虚脱才怪呢。其实，那时的我也是浑身无力一个劲地打颤。可我不能倒下，否则他就崩溃了。
我继续呼唤着他，少顷，他终于说话了：
“大哥，我害怕……”
为了给他壮胆，我自称沿途的“造反派”我都认识的，不会打劫我们的，他点点头，表示我说的他相信了。
那时的农村也有“造反派”，只是没有城里闹得凶。他知道我念过初中高中，同学很多，“造反派”就是学生的代名词。
李玉民总算被我的信心打动了，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勉勉强强上了自行车。当时的砂石路几乎和土路差不多，坑坑包包的，我在他前面开路，他跟在我的身后。走了不到一里路，他又支持不住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干脆，我就把一条麻绳拴在他的车把上，另一端拴在我的货架上，我拉着他骑车。
他没有一点力气蹬车了，全凭我的牵引。最费劲的是，他很难把住车把，东歪西扭要摔倒，我就得使劲地加速来控制他的倾斜，汗如雨下……
我一边骑车还要一边和他搭话，否则他又闭上了眼睛，那就危险了。
大约快9点了，我才欣喜地看见家乡的灯光。我问他：
“玉民，你看看前面的堡子是哪里啊？”
“大哥，我不知道。”
“到家了，这不是大桥吗？”
我们的堡子南，是一座大木桥，1953年洪水过后修建的，从此，就把德盛堡北部的村子叫“大桥”了。后来的地图上就有了这个地名，一直叫到如今。
我叫住了他，让他下车，怕他拐弯是跌倒，再说，我也耗尽了最后一点力气。
这时候，他清醒了，他说他一路上都在做梦，忽忽悠悠的。我苦笑。
走到我家门口儿时，我没有进屋，先把他送到家里。
到了他家大门口儿，他还要往前走，不认得自己的家了。我好笑。
“是俺家吗？”
他又糊涂了。
我一直送他进屋，他见到爸爸妈妈和媳妇，才如梦方醒。
回到家里，我的脑袋嗡嗡作响，棉衣棉裤早就被汗水湿透了。
这一趟我卖了10多块钱，最大的面值是1圆的，只有一张。孩子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比吃糖还高兴，一个一个地数着，我在一边一大口一大口地吃着饭，夹杂着时不时落下来的眼泪。我不仅仅是为了钱而感慨，只是觉得孩子太苦了，一年也见不到钱，见不到我从远处回来买些什么东西给他。
2 同队农友（出谋相亲）（3）
2同队农友（出谋相亲）（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