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的上司 1 厉害的上司（政治队长）（1）第四章我的上司1厉害的上司（政治队长）（1）.7
李玉民是很能吃苦的，特勤劳勤奋。他自己的房场原来是个很深的大坑，修辽河的沈北大堤取土时挖的“土方坑”。我们生产队的最后一趟街北面紧靠大堤，南面全是住户，房基地比其它生产队都紧张，要想盖房子，只好选择那个大坑了，把它填平。李玉民硬是挺起双肩把那个大坑填平了，人称现代愚公。
他虽然能吃苦耐劳，就是胆子太小，从此他不做笤帚的买卖了，他永远不会从那天的噩梦中醒来。这就是那时许多农民的心态和生活的原则：宁走百步远，不涉一步险！
李玉民是贫下中农，尚且不敢冒险，地主富农的子弟就敢冒险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们有他们的生存法则。
李风仁，富农成份，比我大一岁，更是胆小怕事。他父亲李庆瑞不是富农份子，他们家借了他堂爷爷李殿军的光，就是前文老两口游街的那个人。他们李家就成了一窝“地富子弟”，备受歧视。
60年代农村的婚姻习俗，依然被旧社会早婚的影子笼罩着。王凤成等好多青年都是早婚的，男女青年20一出头还没有找到对象、结婚，就算大龄的了，就成了人们背后议论的对象，父母就会为之忧心忡忡。这时的李风仁已经27岁了，对象还没有影子，愁得爹妈的眉头紧锁，从来就没有舒展过。
1968年初春的一个上午，我们在地里刨玉米茬子。歇气儿的时候，李风仁会我去僻静的地方解手，他说有话要和我单独说。看他的神色，既秘密又疑虑，猜不到他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我就问他：
“有什么事你就和我直说吧，这里没有人听到的。”
“有人给我介绍对象，你说我怎办？”
“那还用说吗，看啊。”
我很肯定，支持，他还是犹豫。
原来对象是本溪山区的，离我们这很远，他拿不定主意去还是不去。不去吧，错过了一次机会，家边上很少有人给他介绍对象的，都嫌他成份高，介绍也是白介绍，不如不介绍，所以他都27了对象还没有影子。要是去吧，害怕看不成，还得搭进去十几元的路费。
十几元的路费可不是小数目，足够挣好几年的了。我们生产队从1964年到1967年的4年中，几乎是家家没有从生产队挣回一分钱，十几元钱当然是个天文数字了。再说了，很多人家都没有钱，借都借不到，愁人。
再说李风仁原来在新民农校（县办中专）念，没等他毕业学校就下马了。这所学校是在大跃进年代匆匆上马的，如今下马也在情理之中。学校下马后，他马上就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对未来从来就没有异想天开过，安分守己地当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所以，农村的所有活计，李风仁样样精通，是左邻右舍公认的一把好手，“正经巴呗”的庄稼把式。无可奈何，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愣是没有对象，倒是成了唯成分论受害者的对象。
看对象，他犹豫，让我给他拿主意，我自然是肯定的，并给他打气，也打保票，我说：
第一，你个人的条件很好，个头长相没有说道，算是上等人，对吧；
第二，我们这再穷也比本溪山区好吧，我们能吃饱饭，她们那就惨了，不然人家会到我们这找对象吗；
第三，问到你家的成份，你就说是改造落后地区错划的，眼下正在甄别之中；
第四，凭借以上三条，她保准能和你一起回来，对象的成功率就在一半以上了。到时候我有锦囊妙计，让她来而不归，有来无归……
没过一个星期，李风仁果然把那个姑娘领了回来。当天晚上，我和王凤成等好几个年轻的朋友一起来到李风仁的家里，这就是我的锦囊妙计。
我们几个人的话题，都围绕在李风仁的人品和我们这块土地上，落实一个“赞”字。称赞、赞扬、赞美，甚至是赞颂，但绝对不能过头，过则错，别弄虚作假就好，原则。目的是，通过“赞”，来加深那姑娘的“爱”，妙在其中。
我们的话题唠透了，就都各回各的家，等待第二天再听听他们的反响。我见她一直送出我们大门外，料定这门婚事十有八九了。
农村就是这样，不管是谁看对象，总要有许多人借故去人家看看。看对象的双方也都欢迎你来，就像是办喜事儿，不怕人多，没有人来到是不好了，没有人缘儿，会被人议论的。
第二天上班，我们几个人的眼睛都盯在李风仁的脸上。看他那个高兴劲儿，就知道大功告成了。
李风仁说，他说咱这里的人热情，懂礼貌，说话还挺有见解的……
这姑娘姓赵，叫赵淑珍，上等的个头，神色很安详，言谈举止不是那么俗气，很是得体。他们俩算得上“天作之合”，一见钟情，一见倾心吧，或许在本溪就好上了，到我们这又加深了彼此情感。
当我们把这件事快要淡忘的时候，才听有人说她回本溪了，算起来在李风仁家住了十多天了，有点乐不思蜀吧。
到了秋天，他们结婚了，我们生产队最大的小伙也结束了光棍的历史。
1979年，李风仁当上了队长。虽然我们不是一个“李字”，但李风仁比我大，我叫赵淑珍嫂子，和他开玩笑说：“想当年，我们几个哥们儿没骗你吧，看你多有福分，成了一队之长的夫人啦！”
一晃，他们的两个男孩子都上初中了，这两口子时常约人到家里打麻将，有一次被我发现了。等麻友散去，我声色俱厉地批评了他们，意思是给孩子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更要做孩子好学上进的楷模……其中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我说：
“难道你们就忍心，让孩子拿一辈子锄头吗？”
说完，我转身就走了。从那以后，他们收敛了，女儿也考上了中专，那时的中专相当于“范进中举”。可是他们搓麻的旧病又复发了，两个儿子至今窝在家里，依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我没有看不起“锄头”的意思，我本人就是抗锄头出身的，但人无论做什么要有一股精气神，没有了精神还会有光明吗？可悲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2 同队农友（饭桶记录）（4）
2同队农友（饭桶记录）（4）
2003年，刚刚60岁的李风仁死了！之后，王凤成也离开了人世间，60刚过！李志民不到60岁，也阴阳两隔了！王凤祥，50岁撒手人寰，还有57岁的李玉民（另外一个叫李玉民的）、夏儒林……
太多的农友好像一夜之间都不告而辞了，都是在人生最好的时光里，给家人给亲友留下最大的遗憾！
遗憾是难以抚平的，但造成遗憾的原因仅仅是农村的贫穷吗？
实行联产承包的责任制后，好多媒体都把农村农民写成富得流油，借以证明党的富民政策之成果，这其中的水分越来越大。诚然，没有改革就没有如今的农村新变化，那么，靠什么致富？
媒体说：一依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头脑。这话不假，但还要加上“靠投入、靠勤奋”。
党的富民政策绝不是给予哪些特定人群的，而是“共同致富”。致富不是空喊的，要有投入才有产出，无资可投还能致富吗？“三靠”也好，“五靠”也罢，关键是靠头脑，就是靠人！
李风仁两口子既勤奋又有头脑，缺的就是投入，只好白手起家打拼。80年代中叶，两口子双双去了本溪在一家个体矿业公司打工，靠勤劳和头脑滚起了雪球，发达起来了，成了小老板。有了钱，他和她再也不那么胆小甚微了，开始大把大把地花钱，享受新生活。那么，在他们那里新生活的含义是什么？
农民太缺乏享受了，文化生活贫瘠得就像不长草的荒漠。即使在农闲的冬天里，农民依旧要顶风冒雪地劳动在荒郊野外，受尽寒苦。面对皑皑白雪，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温暖的热炕头，捏着小酒壶，看几把小牌……那就是神仙的生活。于是，他们只能盼望过年，才能静下心来尽情地“吃喝玩乐”。
现在日子好了，吃穿不再是问题了，剩下来的就是玩，尽兴地玩。他们俩玩疯了，输进了泥坑里，不能自拔。钱是身外之物，身体健康则是自己活命的本钱，结果也输进去了。待到他后悔的时候，也是他走向不归路的时候，一切都晚了，空留悔恨心。李风仁临终的时候，还念念不忘曾经的“朝气蓬勃”……
我们从20几岁开始就在一起干农活，对于每个人的一生都是难得的经历，值得回味与珍惜。
那时的我们真的很“朝气蓬勃”，什么都不怕，更没想到那么早就会有人离世，这才是最可怕的。那时，我们在一起曾经创造过“记录”，吃饭的记录！也许你觉得离谱，但却让我们永生难忘，所以李风仁死到临头还在念念不忘。
我们能创纪录，新民的县官更能创纪录！在我们那个弹丸之地就创造了3个作废的工程！
1958年马虎山水库工程，动员了全县人力物力，搭进去一条人命。记得那是一个年轻人的性命，姓薛，年仅21岁。他和工地做饭的师傅发生矛盾，把人打死了，被迅速判处死刑，公开枪毙！
1968年引辽水利工程，浩浩荡荡，倾尽全力，也毁之顷刻。这个工程是在日伪时期的“新开河”工程的基础上进行的。1943年，日伪政权于辽河南岸开掘了新开河，以期引水在沈阳地区种植水稻，并在河岸处建一水闸，现水闸仍在。后因战事不利，此工程半途而废。新民县官旧话重提，觉得日伪办不到的，我们能办到办好，就兴师动众大张旗鼓的“前赴后继”，一意孤行。结果，被省里知道后，强行终止。理由是：这项工程挖开了沈北大堤，严重威胁沈山线铁路的安全。
辽河在我们这里呈东西走向，到马虎山处来了个90°的大转弯。转弯处两山对峙，中间是一个狭小的河道。洪汛时期泄洪缓慢，它的上游，也就是我们那就成了水泊湖泽，汪洋一片。所以，为沈山铁路安全计，我们家的那段沈北大堤比别的地段都高都宽。引辽工程把大堤掘开那还了得，于是被枪毙了。这个工程也搭进去一条性命，是溺水身亡的。
掘开的大堤被勒令修复了，然而，县官们成就大业的心却难以止步。
1980年，引辽工程死灰复燃，地点改在团山子村的山上——开山建水闸！一时间，车水马龙，也炮声隆隆，团山子村被人为地一分为二。引辽的水闸倒是修好了，辽河水也引出来了，但它像一匹桀骜不逊的野马，四处乱串无法掌控。汛期一到，水闸成了摆色，“防洪闸”成了“放洪闸”，淹没了好多农田。洪水没成灾，“闸水”先造灾，农民遭灾。
咎由自取还不算，弄巧成拙也就罢了，偏偏被人告上“法庭”！
那时候还没有法，权就是法，上级就是下级的法官，大门口儿就是小衙门的法庭。这次官司的“原告”是盘锦地区，人家告新民截流水源，官司输得一塌糊涂，一败涂地！于是乎，水闸被一道“土闸”关闭了，所有的水利设施全部付之东流，劳民伤财，咎由自取。不过，这期间我们创造了一项吃饭的记录。
这个工程（1968年的）开工于秋末冬初，天气渐渐的寒冷起来。新民县官为了创造一个迹，为了来年春天让辽河水“造福于民”，对工程的进度下了死命令——务必在数九前竣工！死命令一级比一级更死，我们公社要求在小雪前完工。
还是那句套话——时间紧，任务重！为了落实各级的死命令，生产队就得豁出去了——给出工的社员“高待遇”，不然没有人去！我们第8生产队为了让这帮小伙子走上第一线，答应午饭随便吃，其他的没有。
随便吃，那可是了不得的优待，何况队长还说了——主食，秫米小豆干饭；副食，咸盐花生米！天哪，咱过年能吃上什么啊？那年月，谁家干吃干饭，还有小豆？谁家能拿花生米当盐豆吃？盐豆，就是盐水拌炒熟的大豆，人人爱吃。现在给你花生米吃，做梦都难以想到！
工地离生产队有6、7里路，中午的饭由队长亲自送到。一则是看看我们的工程到底有多难，也看看我们的进度，二是看看我们一顿饭到底能吃多少粮食。
队长还说了，你们要是干在其他生产队的前面，不仅吃饭不扣除你们的口粮，工分还要加倍……
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和李风仁等8个青年报了名。
我们的工程的要求是，挖一段6米深，上口为25米宽，坡度是1：2。5，6米长的延长线，所以8个人就够了，人多转不开身。
有这么好的待遇，我们8个人决心干出一个名堂来，为了给“文化大革命”献礼，我们就能有饱饭吃。
“德盛堡大队第八生产队”的大红旗一戳，热火朝天的干劲就来了，第一天上午，我们就在全段领先。队长来送饭挺乐呵，说这帮小伙子真行！
打开饭桶，香喷喷的味道就让我们忍不住了，饿一上午了。我们左一碗右一碗，风卷残云一般狼吞虎咽，一桶饭眨眼的工夫就没了，吃得对长直吐舌头。要知道，这些饭是按每个人一斤二两米下的锅，小豆不在其内，花生米也是白搭进来的。队长问我们吃没吃饱，我们谁也没吱声，因为没吃饱。
队长抬头看看工地，他似乎明白了。
土方工程非同小可，没有一把力气怎么能挑起200斤重的两大筐土？而且还要爬坡？我们8个人两个人一组，分成四对，轮流装筐，轮流挑土。挑起土筐几乎就是跑上去，不跑的话，200斤的土筐压在肩上更难受，你要没把力气走都难迈步。这么重的体力劳动，吃得再好过一会就饿得你的肚子叽里咕噜的山响了。
第二天，可下子把午饭盼来了，每个人有增加了二两秫米，结果又是滴米不剩，把队长吃懵了。
队长咬咬牙，最后每顿饭下米一斤七两！当然了，花生米小豆在其外。这回吃饱了，创下了吃饭的记录，也创造了工程进度质量全线第一！
2 同队农友（起死回生）（5）
2同队农友（起死回生）（5）
2007年清明节，我回老家给先父扫墓，顺便看看我眷恋的辽河滩。那里有我上学的脚印，印在我后来血汗浸染的土地上。将近40年了，两处废弃的引辽工程，像一具僵尸直挺挺地躺在那里，毫无声息地任凭阳光的暴晒。我还能很清晰地辨认出当年我们那段土方，比其他的地段都高。有谁会想到，和它一样的黄土已经埋掉了一起战斗的3个农友——李风仁、李志民、夏儒林。
另一处废弃近50年的马虎山水库，在引辽工程以西10华里处，那里埋葬着家父的骨灰。1958年，家父是学校的负责老师，曾带领师生奋战在水库的工地上。那时他没有想到，“水库”会是他的墓地，他的墓地也埋葬了一个几近疯狂的时代。
安息吧，农友们！同样安息的还有李志民的父亲，当年的老队长李英林，我叫他二舅。一个堡子的人都是叫点什么，即使没有实在的亲情关系，能在一起生活那么多年，已经胜似亲情了。所以，即使是外来户，大家之间的称呼都具有亲情的模样，不分伯仲。
1964年末，我在生产对当会计的时候，全队只有130多口人。由于地多人少，加之生产力的低下，庄稼侍弄不过来，先后招来至少5、6家“外来户”：董魁、李德清、李国良，沈阳的下放户；马才、宋宝忱、李木匠，都是法库县的农民。
李国良独身一人到我们八队落户，是投奔李秀清记来的。他们的父亲是把兄弟，靠旧感情成了我们队的社员。李国良很老实忠厚，不像是城里人。看在他们父辈的情谊，当时的李队长安排他做仓库保管员，也算是个美差了。现在想起来，我真的很敬佩那时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因为他们父辈的感情是解放前建立的，他们能够传承下来，让人感慨啊。
一个20几岁的小伙子，独身一人生活实在是很困难的，于是他就想处个对象。一段时间以来，全队尽人皆知，他和李姑娘有那么一点形影不离的感觉了。李姑娘学自行车，他就在后面扶着，两个人说说笑笑……
后来，没有成为事实，李姑娘的父亲不同意！在那个时候，父母作主是不可逾越的婚姻屏障，何况李姑娘又有“新情况”了！那是后话，自由分晓。
李国良回沈阳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多亏了上山下乡回潮，浑水摸鱼，鱼目混珠，因祸得福了！
他是没有资格回城的，后来办了一个假知青证明，我们生产队没有一个人揭发他，还盼他早日成行呢。他成了外来户的佼佼者，幸运儿，其他的沈阳人至今依然生活在那片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其中，最不幸运的就是宋宝忱一家了。
宋宝忱，原来是法库县马家沟大队的大队长，共产党员，当年不到50岁。他的老伴去世后，留下一个20己的儿子。老伴去世后，续弦寡妇刘氏为妻。刘氏地主成份，亡夫扔下二女一男。儿子小，叫刘更彪，后改名宋奎久，和宋宝忱的儿子宋奎福就是哥们儿了。这一家6口两个男孩，大的眼看就要说媳妇了，着实让宋宝忱寝食难安。就这样，一家人才搬到比那里较富裕的辽河南落户。
宋宝忱能道我们队里落脚，原因有二：
一是他们6口人有5个男女劳力，不然我们是不能接受他的。二是宋宝忱在马家沟受到歧视，带他如同地富份子。不要忘记，他可是娶了地主的老婆，那叫“混线”。马家沟党支部找他谈话，问他：“一个是共产党员，一个是‘炸弹’，你要哪一个？”
宋宝忱宁可搂着炸弹睡觉，也不要党员了，他被开除党籍，直到他要死的时候才恢复他的党籍。不是党员了，处处“不得烟抽”，1963年成了我们队的社员。
宋奎福和他的继母失和，自己扔下亲爹回了原籍，让老宋头大为伤心。
俗话说，无仇不父子，回过头来，父亲还是父亲，儿子还是儿子，分家不分心。
那年腊月，宋奎福要把200斤的肥猪卖到河南，老宋头亲自推着带车子去拉猪。200斤的大肥猪可值银子了，至少也顶上两个劳力一年的收入。河北的法库县猪肉价格低，才运到河南来卖的，老宋头就想让儿子多挣几个钱。
那时候，猪是缺的高档商品，属于国家和地区控制的年货，每个地区对猪的收购是有任务的。私自卖猪属于违法行为，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所以老宋头就在夜间偷偷地把猪运到河南来，河南水北徒步25里路，图的就是人不知鬼不觉。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人不祸河祸！
推着带车子（两个轱辘的手推车）过辽河，天黑路险，一不小心连车带人还有大肥猪，一起掉进河里。还好车和猪被水冲走了，人捡了一条活命。
本该为人活着而庆幸，可那时候猪比人值钱，火得老宋头一病不起，年也没有过好。
谁也没有料到，扫帚顶门，眼前就出差（叉），都替他惋惜。谁也没有料到，峰回路转，那猪又“死灰复燃，枯木迎春”了。
过了年，有人在辽河里打鱼，在他们丢猪西边2里路的水下竟然打上一头猪来，正是老宋头那头猪。和水泡过的猪，又过了大年，猪不值那么多钱了。但是，这也给老宋头一丝慰藉吧，不然他的病不会好的那么快。
屋漏偏遭连阴雨，更大的不幸又让老宋头摊上了，这次绝对不能“起死回生”……
2 同队农友（悲情人生）（6）
2同队农友（悲情人生）（6）
老宋头大儿子宋奎福有了造化，回老家不久就当上了大队的电工。在农村，电工是个好差事，也算得上“八级木匠”——相当于知识分子，靠电能致富，大多数的电工哪个没富得流油？宋奎福的“脱贫致富”，也让老宋头一心二用变成了一心一意，一心一意维持“宋刘合璧”这个家。宋奎福的“脱贫致富”，也让老宋头眼前一亮，宋奎福就是宋奎久的榜样。再说宋奎久也是“初中生”，虽说只念了一年就“文革”了，还比宋奎福只念小学一年级更有学问。加之宋奎久天生就喜爱和电打交道，电还真叫他摆弄得服服帖帖的。一次，他私自安装了“电子防盗门”（自己做的，一开门灯就亮），被大队发现了，罚了款。可他痴心不改，继续“玩电”，不想因祸得福。
大队原来一个电工，玩不转日趋加剧的用电新形势了，就要增加一个电工来减压。老宋头听说后，经过上下打点，宋奎久当上了电工，也看他真能担当得起。
电工是棵摇钱树，也是聚宝盆。自己家用电随便，分文不拿。电炉子、电水壶……别人家用是要罚款的，变压器的容量小，上下都有规定，电工是特权阶层，没有人监督，何况监督者的耗电量比他还厉害啊。电工从各家齐上来的电费有数，上缴的也有数，前面的是大数，后面的是小数，差数就是电工的了。如果觉得差数太小，那么就提高每度电的基数，落到千家万户，可就是个大数了，剩下的差数自然不是小数。各个大队的电工都比着看谁的差数大，比来比去，电费就上去了，最高一度电2元4角钱，老百姓叫苦不迭。
那么，群众有反映，大队、公社就没有人管管吗？管！
大队记开会了，说：线路不好，电损太大，此其一。二，五保户、困难户拿不起电费，大家摊，自从办电就是这个法则。三，上边要的太多，我们也没有办法……总之，他说的话就是电工教他说的，他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记和大队长，还有大队的会计，都和电工一样享受“优惠”，包括电工的至亲等等。他们的屋子比谁家的都亮，心比谁都黑！这就是农村高电费的根本原因，最高的村，一度电7元钱。
1982年，“改革的春风吹满地，刘二堡人要争气”，赵本山说的没错。那时家乡有了个体业户，用电项目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电工就更吃香了。谁家有事你得排号等电工，七碟八碗地伺候着，不然你还想用电不？
这年秋天，稻子黄了，金灿灿的，到处是一排喜悦情景。一些想干点大事的农民们，钱还没到手，买卖就开张了。老王家的酒厂，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鞭炮齐鸣。为了快些把电送进酒厂，宋奎久在王家吃过晚饭，摸黑就去变压器合闸。
“酒后干事胆子就大，夜黑人静啥也不怕”，这话是说给做贼的，但让宋奎久实行了。他刚上变压器，头部就触到了高压电源，脚就接了“地”。刹那间，一声霹雳震惊了所有人，宋奎久当即身亡，时年不到30岁。
噩耗传来，再也听不到他一声喘息，只见得老老少少不住的叹息和哽咽。
老宋头老两口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搓揉得半痴半呆，恍如夜游。没过一年，他去了，老伴也投奔了女儿家，儿媳领着二个孩子再婚，家破人亡，各奔他乡。
宋奎久死了，宋奎福来吊唁，也来调研。到了现场，他什么责难别人的话也没说，只是哀叹：“唉，挺聪明个人，怎么会干出这么傻的事来……”
宋奎久死后，埋葬在沈北大提以北一片荒从中，坟前立了一块石碑，上：“刘更彪之墓”。死后的他还了原姓原名，留下的两个儿子还小，依然姓宋。
大凡在大队混点差事的人，都算是“公务员”，所以不能白白地搭进一条性命。何况宋奎久为人很好，有求必应，他死后，两个孩子由全大队要养活到他们18周岁。
诸多农友曾经携手并肩，“生死与共”情谊难舍。话说回来了，共患难却不能同享福，他们大多说都是天年未尽身先死，死得不值，实在是可悲。李志民、李玉民死在麻将桌上，逍遥了自己卿卿性命。王凤成、王凤祥死在突发疾患，是落后的农村医疗条件，没给他们宝贵生命延续的条件。李风仁、宋奎久死得更惨烈，是无知与愚昧终止了他们的生存。呜呼，活着的人在哀叹，也在庆幸，庆幸死里逃生。可是，一想起往事，庆幸还有几分值得庆幸的了？于是，我又想起我的同行诸友。
3 同行诸友（半师半农）（1）
3同行诸友（半师半农）（1）
人一进入知天命的年龄，已是黄金时代的大半生了。所谓黄金时代，就是体现人生价值，用服务社会来衡量的吧。这样算来，我于1999年1月1日起，正式履行了“提前离岗休息”的手续，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回顾一生中我做过的工作，发过热，少有光点，离灿烂的金色相去甚远。但是，我还是乐于回顾，我不想掩埋永不褪色的情谊，那是比黄金更为珍贵的“文物”。
从1964年8月1日开始走向社会，我当过农民、夜校老师、打头的、计工员、会计、团总支记、民办教师、农技员、气象员、广播站记者、编辑、土地股长、办公室主任……还有许许多多的社会职务，算得上一个“杂家”了，只是杂而不专。
从事的工作很“杂乱”，接触的同行却不杂乱，情谊的线条永远是那么的清晰，留下永恒的记忆。
在我所有的朋友当中，几乎是清一色的“农友”——当农民的、农民出身的、整天围着农民转的……浓浓的情感，汇聚着我们许多共同的经历阅历。这就像在一座山脉发源的河流，躯体中流淌着同一种血液，散发着同一种气味。无论何时何地，流向何处，聚在一起都能融合，而无泾渭分明之说。
1970年，我当上了民办教师，挣的是工分，干的是教学工作，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特色。虽然我对学校并不陌生，当过学生，但隔行如隔山，初次感到走进教室的门并不轻松。
第一节课，我有些不知所云，无所适从。本来可以讲一堂课的内容，我只用了几分钟就讲完了。剩下来的时间我不知道如何打发，更不知道学生是否听懂了、掌握了，弄得我手足无措。这样的情形，对于半路出家的老师来说大概人人如此，邹和昌和我一模一样，他说的。
邹和昌初中毕业，和我是一个大队的民办教师，他比我早到学校6年。对于我而言，他已经是个地地道道的老教师了。看他出入教室的一举一动，就知道他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对他来说简直是轻车熟路。我的“一颦一笑”他都看在眼里，并主动热心地和我交流，为我“传道、授业、解惑”，他知无不言，言之不尽，我受益匪浅。在他的指导下，我很快熟悉了教学规律，掌握了基本的教学方式方法，进而得心应手。这让我很感动，因为作为民办教师，随时都有被解雇的危险，何况竞争又是那么的残酷。“船多碍路”，邹和昌偏偏要“修理”我这条“旧船”，不怕我和他“竞流”。
1974年下学期，“教育改革”又深入了一步，各村都成立了“初中带帽”的学校。我教初中班，邹和昌也从原来教三四年级该教五年级了。五年级的四则运算很难教，他开始也是不得要领，有点手忙脚乱。
四则运算，如果用一元一次方程，或是二元一次方程来解，那就易如反掌了。可是，五年级是不允许这样做的，学生没有方程的课程内容，只好用“笨法”来解题。很多不教五年级的老师，或者是初中的老师，对于四则运算都脑袋疼，让学生运用自如简直就是难上加难。我想，倘若老师对解方程很熟练，那么，逆向推理就是解四则运算的思路了。
我把这个方法讲给了邹和昌，又帮他复习了方程的解法，遇到的难点便迎刃而解了。
我们相互能如此坦诚，是我们之间有着深厚的情意，甚至可以说是“生死之交”！
1961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是一个学校的校友。那时的新民高中属于“一条龙”的模式，也叫“新民完中”，初中高中同校，我是高中一年，他是初中一年。那年，我和邹和昌一起入学，放假回家的时候而是同来同往，既是同学又是家乡，能不亲近吗？所以，我们交往交流从来都是开诚布公，从不考虑说话的尺度当与不当，想说就说，有话就说！
随着高考的恢复，我们的孩子也在一天天地长大，关注孩子便成了我们的敏感话题。
邹和昌比我小两岁，结婚比我早两年，所以我们的孩子大小差不多，他四个，我三个。孩子虽然多了点，但都是自己的骨肉，都希望他们多念几天，个个成才，尤其是恢复高考后，心情更是急迫了。
我到公社上班时，天天路过他家的门口，时不时就坐一会，顺便就谈论有关孩子的事儿。邹和昌总抑制不住望子成龙的情绪，发一通“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儿”之感慨。他也经常辅导孩子，就是缺乏耐心。可能是做教师的都这样吧，上班时是孩子，下班了还要管孩子，太单调了，太乏味了。他说，他尽量克制自己对孩子的情绪，但一不顺溜就发火，自己也知道这样做不对。他爱人对我说：“你可不知道，他在那边辅导孩子，我在这边直哆嗦。”我问为什么啊？她说，教几遍再不会，他上去就是一个耳光！
看来问题已经很严重了，也许只有我的话他还能听进去。我便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他。
还好，邹和昌对孩子的“热处理”总算冷却下来了，他的第二个孩子考上了中专。那时候的中专和重点高中几乎是同一个分数线，比现在考大学都难。
对自己如何教育辅导孩子，邹和昌是“明理不明步”，道理很清楚，步伐就乱套了。他时常对我慨叹“枉为人父啊”，因为他的孩子只有一个升学的，心有不甘，但又无可奈何。尤其是他的大儿子，给他留下一个永久的遗憾，让他特别感到内疚，至今依然在农村生活着。
记得在我参加他的大儿子的婚礼的时候，我曾劝慰他，也是忠告他：一个人应该甩掉阴影，不然就会被阴影拖倒；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人只要有一颗上进的心（指他的孩子），坏事往往可以变成好事……他认为只有这样了。
婚后，他的大儿子在他的鼓励指导下，做起了羊买卖，成了养羊大户，发了“洋财”。
这孩子继承他父亲的很多，遗传，有其父必有其子了，邹和昌就是以吃苦耐劳著称。农村的老师，一半的身份是农民，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他后来转正了。家属有责任田，需要你勤劳为本，勤奋在先，起早贪黑挤时间来时弄地。再说了，老师的工资较低，社会地位越来越低，没有一点灰色的收入，就得靠养殖和种植填补入不敷出的家用，你想不吃苦行吗？农业投入的产出周期太长，需要你有更大的耐力和耐心，稍不留神，风雨雹霜、旱涝灾害就会造成颗粒无收。所以，农村的老师就是农民，个个都是苦做苦劳的能手行家。
那时是单休日，星期天一到，无论是春夏秋冬，都要去很远的地方采集猪菜，哪有那么多的粮食喂著啊。记得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我还是一名老师……
周六，我和邹和昌就约定好了，明天起早去沈阳瓦子窑捡干白菜帮子。
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出发了，走出不远手脚就冻得猫咬似的，还有70里的路程等着我们来蹬自行车。晚上回来太阳已经落山了，往返180华里，驼回3大麻袋的猪菜，仅仅够猪吃上两个星期。
他家的猪多，每个星期都要去很远的地方弄猪菜。要是遇上顶风雨雪天气，骑不了自行车就得推着走，后半夜才能到家。睡上半宿覚，第二天的教学又开始了。
他的孩子读没有什么起色，勤劳倒是谁也比不了的，这也是他的“财富”遗传。遗憾的是，他的孩子有钱了，手脚也大了。
2006年夏天，已经在沈阳的邹和昌来看我，提起了他的大儿子，有些黯然。用他的话说，“他的屁股后头，总有一帮人跟着他……”他是大款了，借贷款有人找他，大事小情更有人找他，进出饭店酒店……结果被朋友骗了，别人的贷款由他来还，你是担保人嘛。
我劝导他，孩子还年轻，吃一堑长一智吧，来日方长……
我说了，农村的老师就是农民，辛苦是一辈子的事儿。现在好了，邹和昌再也不去弄猪菜了，也算享福了。但他待不住，在沈阳做了几年推销涂料的“买卖”，挣下十几万元，补贴了大儿子的亏空。不幸的是，自己得了轻微的脑血栓。但他依然不肯休息，非要请教我如何给学生辅导作文写作，所以他就来看我。我和盘托出，倾囊相助。后来他没有“任教”，语音有些不清了。
在农村，难道就没有像城市一样清闲的老师吗？有，只有一个！
3 同行诸友（陈锡联事）（2）
3同行诸友（陈锡联事）（2）
这位唯一清闲的老师叫曹国栋，和我是一个生产队的。他是我们队里诸多下放户中的一员，严格说，他是“五七战士”。
我们生产队的下放户都是沈阳来的，有七八户之多。有的是自愿下乡，考虑在城里生活困难，在农村没有钱也能维持。有的是有历史问题被“遣送”过来的，是接受改造，相当于古代的“流放”。有的是“响应”号召，走“五七”道路……李德清属于人口多的“困难户”，回了他的家乡，左邻右舍都是一家子或是亲戚，相互有个照应。
潘德舫，原沈阳第八医院的会计，老家江苏，地主成份。他夫人马杏春与他同乡，旧社会是个标准的千金小姐，大家的闺秀。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当时是难以在城里立足的，于是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被“流放”到农村，也被农村的专政机构列在黑名单里，实行监控，只是没有带上“四类分子”的帽子罢了。他们的工资停发了，粮食关系也变成了农业户，不再到国家的粮食供应站买粮油了，由国家职工蜕变为地地道道的农民。夫妻俩上了年岁，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只好让他不到16岁的二儿子潘靖远给生产队放牛，人称牛倌。
另外两个孩子都比潘靖远小，去了学校念，我教他们数学和物理化学。他们的大儿子大女儿在沈阳工作，没有随他们一起“流放”，时常过来看望他们一家。
老潘的房前屋后也不能闲置，种些瓜果蔬菜之类，但他们不会管理，甚至分不清社么是野草和韭菜。左邻右舍就帮着他们料理，就像教小孩子“过家家”玩，耐心也细心。邻里们相处得很和谐，那时还没有“和谐”的口号，但农村人做到了。后来，党的政策有了松动，潘德舫和马杏春都变为“五七战士”，腰杆直溜了，被纳入“革命派”的队伍中来。我们住在前后院，南北只隔一条街，相互之间很友好，常常谈论一些别人很“忌讳”的时事。他的大姑爷我们也熟悉，来潘家时我们也有些交流，他说他不相信我就是个农民。他的大姑爷比我稍长几岁，是个微波通讯的工程师，常到我们以东的七星山上的“微波接转站”检查设备的运行情况，顺便就来看看岳父岳母。70年代初没有卫星通讯，北京的电视节目就靠微波接转站来传递信号，对于农民来说，神秘得很。有一次我问他的姑爷，设备的运转的能源是什么？“能源”？让他吃惊不小，他觉得，一个农村人是怎么会说出“能源”这个词汇的？不可思议！于是间，他就把我看成是“不一般”的人物了。同时，我也触犯了他工作的“秘密守则”。他悄声对我说，要我保密，说能源就是当地的电源，说出去怕有人破坏。我笑了，因为那时候根本就没有那么胆大妄为的狂徒。于是他才接着说，除了当地的电源，他们自己有发电的设施，就隐藏在某某山洞里……说过，我也惊愕了，或叫害怕。万一真的出现了什么问题，我就是第一嫌疑人。
再后来，他们一家和曹国栋先后回了沈阳，毛主席的“五七”道路走到了终点。事后，我去过几次沈阳，每次都要看望他们。他们老了，过上了清闲的生活，但我想，农村的那段生活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也会不断的闪回。
董魁，沈阳某纺织厂厂长，因涉及共同犯罪也被遣送下乡。他也是解放前这里的老住户，但“流放”不同于衣锦还乡，很是郁闷。后来虽然经过数次上访，甚至找到了东北局的宋任穷，企求平反，无奈犯罪事实清楚，只好作罢。现在依然生活在德盛堡村，年事已高，无所事事了。厂长，对于农民来说那可是个大官了，都觉得他有两套。在生产队群龙无首的混乱时期，他被推为队长，结果让他手忙脚乱，令人大失所望。他慨叹：就是皇上来了，想领导好农民也未必能行啊！
董魁有五男二女，9口之家挤在不到20平米的三间土草房内。看看晚上睡觉的炕，到处都是横七竖八的人头。狭小的房屋俨然是一个特色的囚笼，捆住了他们生活的双手，日子过得十分拮据。
那年的五一节就要到了，按照惯例，国家给农民每个人2斤白面。就得说是“给”，虽然是拿自家的玉米来换，还得找差价，不给你到哪去吃面粉啊！也就是说给你指标，“给”就就是一种恩惠，包括“四类分子”所有的农民。
那时我是会计，负责收取粗粮换细粮的玉米和钱款。多数人家都按时把钱粮交到了生产队，就差董魁一家，求人捎信催了几次也无动于衷，我只好亲自登门。
五一正是农村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家早就没有一粒粮食了，钱就更不用说了。
本着让家家户户过好五一节的政治原则，也是一项必须完成的，政策性很强的政治任务，他家的粮食暂时有生产队的马料里出，秋后再从口粮里扣除。钱怎么办？生产队也没有，只好由我垫付了。
直到实行了责任制，董魁一家艰苦的日子才算熬到了头。
全公社一共有多少名“五七”战士，我不太清除，但至少也得有200多人吧。其中除了来自沈阳的占大多数，也有省内其他市区的，“下放”到团山子大队的郭洪文和妻子隋长兰（音）就是大连市的。郭洪文是大连市财经学院的党委记，在“五七”战士中级别最高了，她爱人也是一位“高官”。我所以对他们很熟悉，因为我是他们两个男孩的初中老师。两个孩子一大一小，却在一个班级里念，是走“五七道路”耽误了大孩子读的时间。
郭洪文是全公社“五七”战士的头，他所以选择团山子落脚，因为那里是他的老家。很多人都是这样选择的，投亲靠友，似乎天经地义。他们就的这样做心里踏实，人不亲土亲，谁晓得社会形势会有什么变故，农村的亲亲故故是最可靠，也是最后的一层保护伞。
郭洪文名气不小，所以陈锡联到我们那农村视察的时候就选择了团山子。陪同陈锡联的是毛远新，他们的来到惊动了新民县的各位领导，前来拜谒的大小车辆趋之若鹜，但都没有排上号，充当了警卫角色。听团山子目击人说，陈锡联毛远新和郭洪文夫妇亲切握手，问寒问暖，还给了他们在座的每人一支香烟。隋长兰不会吸烟，就留作纪念了。后来，这一事实得到他的两个孩子的证实。
我很钦佩陈锡联革命的经历与功绩，但后来对他没有什么好感，是他在“文革”中的一道命令，造反派革了我的命，抄了我的家，吓哭了我的孩子。
那么，曹国栋被“流放”到我们生产队的背景是什么？
曹国栋的爱人姓董，叫董淑兰。董淑兰就是我们这的人，娘家在西房号，离我们这里仅仅2华里。因为我们这紧靠沈法公路，交通相对方便，人也较熟就落户了。
曹国栋是河南郑州人，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沈阳某学校任教。因为他的家庭成份是富农，就成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对象，第一批走了“五七道路”。董淑兰倒是根红苗正，是学校的校医，但受到了曹国栋的牵连，只好带着三个女孩一同当上了“五七”战士。
刚来农村时，他们夫妻什么具体工作也没有，农民叫他们为“散仙”，或叫“逍遥自在王”。按理说，他们是有任务的，任务就是“抓生产队的阶级斗争”！
你想，他们自己都是“阶级斗争”的受害者，甚至就是“阶级敌人”，让他们去抓“阶级斗争”能抓得起来吗？所以，有时候为了完成上级交给他们的任务，曹国栋的工作就是给大家念念报纸，传达传达有关文件而已。
不久，有人对此清醒了，新的任务也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