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的上司 1 厉害的上司（政治队长）（1）第四章我的上司1厉害的上司（政治队长）（1）.8
3 同行诸友（半师半友）（3）
3同行诸友（半师半友）（3）
“五七”战士由“无业”到“就业”，几乎是在瞬间完成的，一个文件下来，他们都有了自己新的岗位，不再是逍遥自在的散仙了。
根据原来的“从业”来安排新工作，算得上人尽其才了，曹国栋又重操旧业，和董淑兰一起走进了学校。潘德舫和马杏春上了年纪，没有再就业，办理了退休手续，赋闲在家。
曹国栋不像我们又教学又养猪还得养鸡，他和爱人每个人的工资都能顶上我们七八个人的“工分”收入，经济条件十分优裕。董淑兰是校医出身，学校没有分配她任何教学工作，上下班也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干家务活就成了她一天最重要的“公事”了。所以，曹国栋更显得比我们清闲得多了，是学校里惟一一个不被生活拖累的人。
论文凭，论水平，曹国栋在学校中都是顶尖人物，很受同志们的尊重与拥戴。曹老师待人和善，平易，对待我们这些年轻人更加循循善诱，算得上诲人不倦了。在农村，我们之间很少以老师相互称呼对方，都是“大哥，大姐”式的。按农村的辈分，从董淑兰那论，我们多数人都叫曹老师“老姑爷”，他也有长辈的风度，事事处处对我们都关爱有加。在他的帮助和影响下，年轻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文化知识都得到很快很大的提高，学校的面貌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观。
也可以说，城里人到乡下来，对于他们是一种“痛苦”的磨练，对于农村确实是一种难得的“改变”，改变着许许多多陈旧的观念。在相互交流中，农村人真实地认识到自己的落后与封闭，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坚定地走“两个文明”建设的新路，并充满了希望与理想。
曹老师多才多艺，吹拉弹唱无所不能，文艺体育样样精通。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我们成了“球友”。那时他刚刚来到学校不到一个星期……
1974年夏，那是个星期天，我没有去挖猪菜，而是去了三面船集市买些急需的东西。
三面船属于法库县，与我们一河之隔，相距十几里路，是离我们最近的集市了，我们辽河南的人常去那赶集。
说来也巧，集市上有两个老师模样的人，正在谈论到河南打篮球，苦于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学校。
我本来就是个球迷，那时又教体育，就和他们俩搭话。就这样我们相识了，知道他们是三面船学校的老师，并约定下一个星期天进行球赛。
看得出，他们是有充分准备的，他们也会认为我也不白给，不然不会和他们签订“君子之盟”。是的，“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我对自己的球队心里有底，男女生的校队在我的调教下，可谓训练有素。
开赛的日子到了，他们真不含糊，男女球队各有胜负，互相钦佩。最后一场球赛是老师男队的对抗，操场上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围观的看客人人都捏着一把汗。因为我们队的个头比人家矮一截，胜负似乎已成定局。
那时的农村，男老师多于女老师，男女的比例大致是7：3，所以没有女队，所以一个学校的体育水平如何，全靠男老师一面独撑，所以这场球的胜负至关重要了。
我们男队缺少的就是中锋，有一个个子较高的王文杰只能打后卫，让他控制篮板球。情急之下，我忽然想起了曹老师，但又不好张口。人家才来不几天，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打篮球，怕为难他。
开球不久，我们就输了6分，那时候不讲罚篮，也不是现在的“球规”，也没有三分球。输了6分球可不是个小数了，叫停的时候我看了看曹老师，心里就明白了。我看出他跃跃欲试的神态，就知道他会打球，就提议他救场，他欣然接受，并让他打中锋。
曹老师一上场，一站位，我就特高兴，他是行家，也是高手。那就叫“行家一伸手，就知道有没有”。我是左撇子，打左前锋，王文杰打左后卫……半场球下来，我们遥遥领先对手，落下对方十多分。最后，我们大比分赢了三面船学校男队。
三面船是来“挑战”的，且胸有成竹来对抗。原以为自己实力雄厚，在河北打遍天下无敌手，如今输了球，自然心有不甘。
有道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尽管那时我们学校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我们给尽地主之谊，款待了客人。酒到酣处，我提议一个月后去三面船回访，令他们欣喜得很，也是他们的心意。
易地再战，大获全胜，这都是我们有个大中锋的优势。其实，曹老师的个头并不是太高，不到1。80米，但他技术全面，脚步灵活，视野开阔，弹跳力很强……是个难得的“球才”。
德盛堡学校的球队名声大振，先后受到法库县3所学校的约请，进行友谊联赛。不久，发展到辽河南北6个球队定期联赛。
从此，我们和曹老师成了真正的“球友”，也是忘年交，或叫做半师半友。我们常在一起谈球，谈时政，也谈人生，也在一起喝酒聊天论家常。每每都是曹老师出钱，不让我们花一分纹银。他说：“我比你们好多了，等你们宽裕的时候再请我吧……”我们还能说什么啊，每次去他家吃饭，都是曹老师事先安排好的，就说有些农活让我们帮忙。比如：挖菜窖、打坯、跺墙……这些活他不会干，但他早就求人干完了，让我们去就是喝酒。
正像曹老师所说的——社会慢慢就会走向正轨，“文革”就要结束了，而我们的交往却下轨了。曹老师在落实政策中，被调回了沈阳，任某中学教导主任。从此我们未曾谋面，想不到他竟然离开了这个世界，死后好多年我才知道……
3 同行诸友（天赐良缘）（4）
3同行诸友（天赐良缘）（4）
在曹老师回沈阳之前，另一名年轻的老师也离开了学校。他是68届的知识青年张玉林——辽宁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副局长。
张玉林下乡到我们德盛堡大队第六生产队，那时他才15岁。和其他知青不同的是，他从来不打架斗殴，实实在在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村的生活很艰苦，好多知青常常借故回城呆上几日躲躲农忙，只有他等到过年了，才回家同父母团聚，他把生产队当成了自己的家。
两年后，他仅仅17岁，就当上了六队的队长，令所有人刮目相看。一年以后，张玉林被公社任命为副大队长。又过一年，他来到了学校，图的是走进“知识”的氛围中，可见他的眼光与理想的宽阔与远大。那时，他早就入党了，是唯一一个在农村入党的知识青年。
我从二道房学校回到德盛堡学校时，张玉林就是老师了，教体育课。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文雅、和善，更是个好学上进的知识青年。那个时候还没有恢复高考，但他手里总拿着一本看。那时是没有“黄”可看的，那么，是什么让他那么入迷？他见我问他是什么，笑了，原来是当时的初中课本。
他下乡的时候只念了初中一年级，实际水平都不如现在小学5年级。听说我是老高毕业，他高兴得很，叫我李老师就有了另一番情感，绝不仅仅是相互的称呼了。他向我请教，总是选择最佳时机，从来不打扰我的备课时间，或做其他的什么事的时候。处处为他人着想，克制自己的求知欲望，很让我感动。所以，我就有意思地挤出时间来，对他“循循善诱”。
1975年，张玉林被组织上“保送”到上夹河的一所中专“进修”，成了一名工农兵学员。毕业后，赶上了恢复高考，他考上了大连理工大学，成一名真正的大学生。
自从他走后，我们一直没有谋面。大学毕业后，他很快走上了领导岗位，期间，多次回访了他的第二故乡，并给学校送来大屏幕彩色电视机。在那个时候，彩电可是稀罕贵重的礼物了。只可惜我们没有缘分，几次回来我多没有在家，尽管他他很想见到我。
自1985年至1998年的十多年间，辽河5次爆发洪水，农民的收入呈现负增长，学校的教学条件更是无从改善。张玉林得知后，一次就捐款2000元，解决了学校笔墨纸张的燃眉之急。
我的女儿就要大学毕业了，苦于分配无着，我曾打电话给他。他坚定的回答，只要是能办到的，他会不惜一切代价！
后来，我打消了这个念头。我想，凡是“能办得到的”，最少和违纪擦边，走后门儿就是涉嫌！我们是朋友，或者说我有恩于他，那就非得把风险推给朋友或者必须“投桃报李”吗？
不久，张玉林见我没有了音讯，才知道我的想法，但他仍然坚持“照办”。我不得不撒谎，说孩子有着落了。果然，小女通过自己的努力，分配到她愿意去的地方，这是后话，那故事却也生动感人。
每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帮助，但切不可不经过努力轻易地寻求帮助。一遇到困难就想起别人的帮助，以后的困难也许会更多，甚至处处都是困难了，还怎么在人世间生活啊？我常常把这些话说给自己的三个孩子。我还说，帮助是无私的，接受帮助是有代价的，最大的代价就是失去了勇气和信心，失去了一个人生存的基本条件……开始女儿不死心，也不甘心，我就说了上面的那些话。
事实上，现在的社会，接受别人的帮助不仅有代价，而且有“定价”。“定价”除了金钱做标的，还有沉重的人情债。所以，最好是不接受这种有“定价”的帮助。但我们可以默默地帮助他人，我能做得到。
社会是个大熔炉，人人都在经受它的陶炼。炼好了，是块钢；炼废了，就是渣滓。学校也是熔炉，但更像某些有志向人的充电器。凡是想完善自我、提高自己的人，在学校都得到了充实与提升。也有人说学校是跳板，跳到自己想达到的高度——晋升。在我们乡政府机关里，就有好多从学校跳出来的：党委秘杨振山、宣委王明祥、副记张春刚……多达十几人，我也算是吧。其中，乡政府缺乏“文化人”，组织上调入的占多数，都是在公社时期。另外就是自己主动跳出来的，我就是。和我原来都在广播事业的同行禇桂琴，也是其中之一。
她是新民市金五台子人，在当地初中任教，是学校的团委记。70年代中期，不是有个“气象热”吗？她便来到了金五台子公社做了气象员，后来气象哨解体了，改行到了广播站任播音员。她有很好的播音水平，咬字吐实又抑扬顿挫，这和她做团委记的教师少不了谈心演讲不无关系吧。
我们相识于“气象缘”，延续到“广播缘”。我第一次参加全市广播系统会议的时候，惊地发现她也在其中，才知道她也转行了，她的婚姻才进一步的向前发展。
早在这以前，我得知她的弟弟禇永祥在新民重点高中念，她常常带些鸡蛋借开会的机会去看他。1983年，他的弟弟毕业了，考入长春一所军事航空学校，属于中专。两年前，我的二小舅子王洪岩也考入这所学校，他们是校友了，我们就多了许多共同的语言，也都想从对方的口中得到一些学校的信息，求得安顺放心。时间一长，她对我无话不说，当然也谈她自己的婚事，“乔太守乱点鸳鸯谱”的故事也就开始了。
那是初夏，我到新民出席“气象防汛服务会”，我们公社的另一名同志到农业局参加“植保会”，他是刚刚毕业的中专生丁健平。小丁个头高挑匀称，脸膛白皙帅气，特别是精神头很足……
我们不是一个会，自然没有住在一起，其实那时我真得不知道他回来开会。
那时到县里开会都是住宿的，报到的当晚没有什么活动内容，同行们便山南海北地闲聊。我见到了禇桂琴就到招呼，就问她弟弟禇永祥的情况：“你弟弟在学校处对象了吗？”因为那时王洪岩处了对象，我就问她弟弟是否也赶这个“时尚”。结果她听错了，以为我在问她，她便说“没有啊，我的对象难找啊……”。我笑了，就将错就错，就想起了我们乡里新近分配来的两名中专生。比较一下这两个人，觉得丁健平适合她，就把他的情况做了介绍。她很爽快，说可以见见面的。我是个性急的人，当即把电话打到我们乡政府，询问丁健平是否在乡里。以往，丁健平都是住在乡里的，他独身，也上进，很少回家。
乡政府（那时还叫公社）办公室的电话说，丁健平去县里开会了，并告诉了我他具体住在那个招待所。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招待所的服务人员也很热心，几分钟后我和丁健平通话了，并告诉他有关事宜。他说马上就过来，还说“看看她是应该的，人家同意看，我不能非礼，再说了，怎么也不能辜负大哥的一片美意是吧”。
丁健平来到我们的招待所时，天已经黑了。我在客厅里对双方做了简单介绍后，他们进一步的了解与我无关，丁健平去了禇桂琴的房间，我依然在客厅里等他们的消息。
那时候，我是沈阳日报和沈阳人民广播电台的通讯员，经常给他们写新闻稿，得到的稿费比我当时的工资还要多，算是优秀的“重点”的通讯员了。我在客厅里无事可做，就写了一篇“新民气象部门为农业服务未雨绸缪”的报道（这篇稿件真被刊用了）。
几百字的稿件写完了，他们的谈话还没有结束。我心里暗笑，这事大概有门儿，不然早就散伙了。
忽然间，客厅里一片漆黑——停电了。
过一会，电还没有来，他们才从楼上走了下来。
一年多一点的时间，1984年5月1日他们结婚了。考虑家庭与工作的原因和现实，禇桂琴也从金五台子调到了罗家房，继续做她的播音员，我还是编辑兼站长。
他们结婚的时候没有隆重的婚礼，去了千山旅游就算结婚了。他们对毫无意义的铺张都很鄙视，但对他们的前程却可以的追求与创造。在她的支持下，丁健平考上了成人高等学校继续深造，那是他们快有孩子了。
3年学习期间，禇桂琴带个咿呀学语的孩子，一边工作一边独自操持家务。她在罗家房没有亲属，他把我看作是他的亲哥哥，大事小情都探求我的看法，倾听我的意见。
丁健平毕业后，先后做了党委宣传委员、组织委员，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这时候，禇桂琴的孩子也大了，她有时间和精力去实现自己的初衷与“理想”。不久，她做了政府办公室主任，1995年升任为副乡长。
按有关规定，他们俩都是党委成员，不能在一个单位共事，那叫回避制度。随后，丁健平被调到兴隆点镇政府任组织委员，后升任为副镇长，直到如今。如今的禇桂琴50岁了，在乡里人人大常委会主任，他们的孩子在长春念大学，2008年毕业，学建筑的，用上进来慰藉他们的父母。
我们是朋友，也是同志、同事。朋友之间，物质上的帮助和互通有无是不可或缺的，但都是暂时的，决不可依赖。相对而言，精神上的鼓舞与付出才是永恒的，最为重要的，受益终生。对于我，他们对我的“启迪”让我一生难忘。
3 同行诸友（绝境复活）（5）
3同行诸友（绝境复活）（5）
我认为自己不傻，但我很“呆板”，也很“固执”，有些事不善于变通，或叫做很少对自己的前途做打算，一个心眼“干革命”，一条道跑到黑，只管拉车不抬头看路。尤其是我很钟情自己的广播事业，觉得那才是我人尽其才的天地。我的这个“执著”在别人看来有些太不合时宜了，饭碗子随时都会丢掉，后来也认证了这一点。
丁健平、禇桂琴夫妇对此看得一清二楚，对我“三令五申”要我改行。开始我不以为然，后来觉得问题实在是严重了，想改行也不如原来那么容易了。在他们的努力和建议下，我只好委曲求全，通过“后门”走出了广播系统。现在，广播战线全县崩溃，养老保险都没有了一点保障，医疗保险等于零。新民市的广播系统，无论男女老少全部“解体”，年龄大的“退下来了”，退休金不如公务员的三分之一，还有一次性买断的，难以维持生计，生活没有一点安全感，忧心忡忡。年龄小的，被分流到其他部门，同工不同酬，就像是城里的农民工，让人感到“凄惨”。
我是最讨厌“后门”的，因为凭我的能力水平，还是业绩人格，应该走“前门”的。但事实教育了我，自己的事自己不考虑不努力，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为你“越俎代庖”的。“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已经过时了，现在时兴的是“自己的刀就得削自己的把”。虽然违背了客观规律，但“好使”，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这道理、那道理，合法地、合理地保护好自己应得到的利益才是硬道理！
一个健康的人，为了走好人生路都是这般的艰难，身有疾患的人就可想而知了。在我的同行中，一个残疾青年自强不息的形象，在我的心中默默地矗立着。他的精神够不上伟大，却算得上难得。
这个青年叫许明山，张家屯乡的气象员。他也是张玉林式的青年，靠自学成才的典范。他的事迹曾在沈阳日报等多家媒体上登载。
许明山患的是小儿麻痹后遗症，一只手和一条腿由不得他使唤，行动上很是吃力。他没有躺在父母的怀抱里或靠政府救济度日，和健康青年该独立的时候他也独立了，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路。
在气象还没有“升温”，普及“一刀切”的时候，许明山早就在家里立了一个气象观测站，积累了大量的气象资料，为当地的农业生产服务。这就是他的饭碗子，他很快就被调到乡里做了气象员。我们之间虽说百里相隔，但信往来却从未间断过。后来，气象和广播一样在全县崩盘，颓势比广播来的还早还猛。他和我一样，中心气象哨的地位也瓦解了。来信中，他说：“气象哨垮了，饭碗子打了，我在自谋，搞一个食品加工点……”
信中，我感受到了他的无奈与无助，悲凉与辛酸；同时，我也看到了他生生不息的支撑精神。我只能用“支撑”来描述了，说“奋斗”太过勉强，我也不忍心让一个残疾青年接受“奋斗精神”，那样有点不公平，强人所难，甚至是对他摧残，只有失去良心的人去鼓励他“奋斗”。
在以后的几封信中，他告诉我加工点黄了，小卖店也黄了，又搞起了运输……读后心里很酸，想看到你个瘸腿人在黑夜里蹒跚前行。最后的一封信，是他在运输的闲暇时写的。有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
大哥，不要为我担心和挂念。今天我干这行，明天我有干那行，后天我干什么自己都不知道。这就像今天晚上睡着了，明天早上又起来了，后天只要一觉没睡过去，能起得来我还会干下去……
他真的很乐观、达观，觉得像自己这样的人能这样地活着，既幸运又骄傲，我很钦佩他……
1977年，正是气象事业火热的时节，夏末秋初，三伏未了，天气依然闷热，秋老虎很是厉害，想要吃人。此时，辽宁省气象局正在丹东举行全省规模的“气象服务座谈会”，我险些在秋老虎的口中丧生。
我和大民屯气象哨的马骏龙作为沈阳市的代表，参加了这个会议，并交流了经验。那是我第一次领略边塞英雄城的风姿，很是欣喜。在这里，留下了我们俩永生的记忆，和以生命作奠基的友谊。
马骏龙比我小十来岁，聪明好学，为人正直诚恳。虽然在我们中间他是个“新手”，但我们一见面就觉得是“臭味相投”的那种。在全县27个公社的气象员中，他的业务是个佼佼者。
在丹东，我们受到东道主十分热情的招待，饮食、娱乐、观光，安排得很是周到详尽。
那天吃过午饭，我们俩就回到“八道招待所”借以躲避日上中天的溽热。一觉醒来，我的腹部阵阵地疼痛，但没有大碍，也没太在意。
午后两点钟，丹东气象局为与会人员安排一场电影——《洪湖赤卫队》，放映地点是丹东军分区剧场，离八道招待所有一段很远的路程。
这时我觉得有些不舒服了，按理应该不去“看热闹”，在招待所休息才是。可是，我没有那样做……
《洪湖赤卫队》这部电影，还是我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看过的，现在已经有十多年没再见了。它陪伴着我们那一代人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每次对它的回忆都让我感到亲切幸福。“文革”时文化荒芜了，想再看看它那是可望不可及的奢侈。1977年，老电影刚刚在人们的视野中复活，实在令人欣慰，也是很罕见的一幕。今天有了这个机会，我怎么能不去，求之不得。
偏偏在这个时候，我的腹痛加剧了，开始绞痛。我没有怀疑会得了什么急性疾病，但坚持要去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想，大家都走了，万一病情真的很严重了，举目无亲，谁能照看我啊，我向谁“求救”啊。所以，我还是挺着去了。
电影刚刚开始，绞痛阵阵加剧，我还是硬撑着，不想影响他人。渐渐的，痛得我直不起腰来了，直到倒地翻滚，不省人事。
我的意思开始模糊了，偶尔清醒。马骏龙安慰了我一下，就去和在场的丹东气象局领导联系……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躺在丹东军分区医院的病床上了。我发现，我的头发、衣裤，早就被汗水湿透了，马骏龙和我一样大汗淋淋，他是急的忙的。
我得的是急性肠炎，幸亏医院离剧场不过百米，我已经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了，情形相当严重！
医生说，得这种病危险得很，治疗不及时会有生命危险，要不是我身体很强壮，也许……
大约过了两三个小时吧，病情明显好转，腹痛基本得到了控制，随即就出院了。
30多年过去了，我出院的第二天和马骏龙的合影依然珍藏着。那是一张二吋的黑白照。照片上，我显得有些清瘦，马骏龙黝黑的脸膛泛着微笑。是的，我也在笑，笑自己死里逃生，笑我有个忘年交。
2007年，我出版了小说《草根轶事》，把这张照片放在了彩页上。我不会忘记1977年的“秋老虎”，我更不会忘记以后的1998年3月8日一场发生在马家的丧事……
3 同行诸友（一厢情愿）（6）
3同行诸友（一厢情愿）（6）
1998年3月7日，次子未婚妻马娜的母亲病故了。第二天，也就是3月8日我和夫人骑摩托去120华里的大民屯镇腰堡村马家吊唁。
这个村屯我第一次来到，可谓人生地不熟，我也没曾与马娜的父亲谋面。对于我们这对不速之客，在场的那么多亲朋好友没有一个人是我们的，都在用猜测的目光审视着我们。在死者遗像前三鞠躬礼毕，回眸间，我愣住了！
原来是一个微笑的面孔，正毕恭毕敬地等在那里。似曾相识，但一时又想不起是哪位“朋友”。
他终于在我疑惑中忍不住了，道了一声“大哥，您不认识我了吗，我是马骏龙啊”。我哪里还会想到，时隔20多年了，我们竟然在这个场面见面。他胖了，胖得难以让我在人地两生的瞬间想到“巧合”这个词汇。我紧紧的握着他那温热的手掌，看得出，他对我的突然出现有些莫名其妙。果然他比我还要疑惑：
“你和他们家，是……”马骏龙试探着我和马娜之间的关系。
“噢，我是马娜对象的父亲啊。”
“是嘛，太好了，太好了，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他把我让进屋里，并把我介绍给马娜的父亲。到了这时我还蒙在鼓里，还没想起他姓马，我的亲家也姓马。马娜的父亲叫马骏武，他和马骏龙是一个爷爷的孙子！我和马骏龙就成了“先朋友后亲家”啦。
马骏武见我和他弟弟这么熟悉，他和周围的人也都莫名其妙。听过“秋老虎”的往事，无不为我们的情谊加亲情感到“传”。
气象哨解体后，马骏龙凭借博学多才，由民办教师转正为公办教师，现在大民屯中学教语文，是学年组的组长，骨干教师。他的爱人在大民屯集市经营渔具，收入颇丰。
马骏龙对我的一切了如指掌，他哥哥对女儿的婚事更加踏实了。1998年10月17日，我从北京回来，和马骏武一起在沈阳为他们见证了“婚礼”，我们成了真正的亲家。
2007年10月1日，我和马骏龙再次聚首，参加了马骏武儿子的婚礼。至此，亲情加友情更加浓郁了。
高中毕业后，我经历了6年的农业劳作、6年的教师里程、23年的政府机关工作，任职十几种，历历在目，事事清晰。其中，从事时间最长的就是“新闻”事业了，一共干了16年。
1980年初，我接替前任任承录老师当了广播站的编辑。进了这个门槛，我首先接触的是新民广播电台的编辑苏桂琴。她善意满面，虚心热情，是新闻写作的大家。同广播局李振玉局长比起来，苏桂琴是菩萨，李振玉就是“恶魔”！
李局长也是个“写手”，擅长写八股文。早年间，也就是“文革”鼎盛时期的前前后后，他就是靠给领导写一些发言稿、讲话稿、总结、报告之类的官样文章出道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你得紧跟形势，多看“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才能突出政治，文章才能有深度……于是，凡是不符合他钦定原则的稿件，一律视为废纸一张，扔进纸篓里。当然，在这之前还要遭到他的“批判”，说这样的稿件都不如小学生的作文，说这样的稿件是用手写出来的吗？他是有会必讲话，无论是什么会，业务会他更得讲话。讲话的方式不外乎挖苦、嘲讽、贬损，以此来显示他的尊严与博学。
刚认识李局长，我就遭到他的冷嘲热讽，弄得我一头雾水，不知道对他说什么好了。
那是我刚刚上任做编辑，我们公社的党委记冯贵清领着我去见我的顶头上司李局长。冯记向李局长介绍说：“小李子底子很好，老高毕业，往后局长多指导啊。”
李局长瞥了我一眼，似笑非笑道：“呵呵，行啊，还高中毕业哪，挺了不起啊。”冯记瞅了瞅李局长，什么也没有往下说，我们就走了。
李局长的文章是“小学生作文”，他确实是小学毕业，就怕别人知道他的“底细”，好象对任何人都怀有“敌意”，因为没有人是小学毕业的。于是，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个“小肚鸡肠”的化身，尤其是对我的态度不断的升级，甚至是变本加厉。我也毫不退让，和他针锋相对，我怕他什么，我是同志他是领导，你能把我怎样？
在一次学习会上，李局长故意卖弄他的学问，被我当场诘问，揭穿了他的“伪说”，弄得他气急败坏，尴尬至极。
会上，他挖苦我们不注重学习，眼前常用的字词往往都不会写，并胸有成竹地问大家：“‘尴尬’两个字，你们有谁会写？”
他问过，没有人回答。即使有人会写，谁会在这个时候说自己会写啊，你就老老实实听他的说教就是了。李局长嘿嘿地笑了，继续挖苦我们：“这会知道自己尴尬了吧！”说罢，拿起粉笔转身面向黑板。
说实话，这两个字能够写出来的实在不多，都等着李局长赐教，会场上鸦雀无声。
李局长写完了“尴尬”，他自己尴尬了，怎么看怎么不像“尴尬”。这时，我想起他对的蔑视和嘲讽，忍不住了。
“李局长，您写的是‘尴尬’吗？”
他无言以对，引起一片笑声。
后来，我反复的琢磨，终于得出了他敌视我的另外一个原因。
李局长值得我佩服，小学文化能提高到这样程度实在是难能可贵，而且还写一手好字，法的功夫令人折服。
他儿子的心计和他差远了，虽说念得也不多，但后天却不像李局长那么努力。不过，小李人很厚道，没有半点高官的架子。老子看儿子不行事，就把他安排在自己的身边，当了广播局的司机。这倒好，儿子开车，老子坐车，倒也和谐得很。小李子论个头，论相貌无可挑剔，德行也没的说，就差头脑。李局长为了他的对象没少思谋，在广播圈子里，也有不少他看上眼的女孩，其中之一就是我当红人的那个。无奈一厢情愿，让他的梦想成了瞎想，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俗话说，一家女百家求，她愿意嫁给他，与我何干？红人我当了，这既不违法又合天理，你怎么把“闺怨”嫁祸于我啊？于是，我就成了他的冤家，眼中钉和肉中刺。那几年，李局长牵头到各个乡镇做年终检查考评，我们乡年年倒数第一！但乡里的领导对我这个“成绩”毫不在意，还对我竖起大拇指，因为我发表在省市报刊上的新闻稿件比全新民市的总和还多。李局长的“一厢情愿”丝毫无损我和我们乡的知名度，反倒让人觉得他心胸狭隘，公报“私仇”。
我愿意和他说话，没有什么好话，爱咋咋的。其他人则不同了，尤其是广播局他手下的职工……
3 同行诸友（冷暖人间）（7）
3同行诸友（冷暖人间）（7）
各乡镇广播站的编辑们，来自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岗位，文化程度更是参差不齐。作为市广播站的总编辑的苏桂琴有些忧心忡忡，在她的的主导和主持下，每个月都有一次学习会，以提高大家的写作能力和水平。其实，学习会也是互相借鉴共同提高的讨论会，大家各抒己见，“百花齐放”。
“我们是同行，好的稿件我评论得不一定中肯，所未有欠缺的稿件，也许是我的偏见和误识，我们的目的不是评头品足，而是互相学习……”
这就是她每个月例会的宗旨，和她同大家相处的立足点。这样的肺腑之言，她得偷偷地说，在李局长不在的时候说，否则就会被他批评一顿，说她收买人心自立山头。
市县广播局和他领导下的广播站，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但绝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这种认知是正确的，也是苏桂琴与李局长的矛盾所在。李局长唯恐自己管辖的范围缩小，影响力被边缘化，所以学习会他每会必到，到会必讲，讲必卖弄。所以，他的形象越来越矮，威信越来越低，脾气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深，越来越不得人心。在广播局，没有一个人不在背后议论他的，甚至是他的副手。于是间，很多有背景的人，纷纷作鸟兽散，剩下的人出工不出力，只有苏桂琴苦苦地支撑着。
1991年起，苏桂琴升任为广播电台台长，但她仍然经常下乡干记者采访的苦差事，可谓兢兢业业。1974年，她特意来找我，要我协助她去电台工作。我就以年龄偏大，行动迟缓为由谢绝了。后来她又让我坐班当责任编辑，也被我以眼力不济推脱了。再后来，她又找我，我终于实话相告。
我有三个孩子都在读，电台那些工资能供得起他们吗？好在夫人有几亩责任田，能解决一家人吃饭的问题，离开土地就离开了生活的根基。再说了，假如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谁来关照督促孩子们学习？思来想去，苏桂琴只好以遗憾作罢。
她没有因为我的拒绝而断了到罗家房的脚步，时常来看看我。我向她推荐兴隆堡的编辑段连河到电台工作，她采纳了。
段连河年轻机敏，对新闻事业很专注很热心。年轻是他的优势，也是相对的劣势，缺乏交际艺术吧。经过一个时段的磨合，段连河的业务有了很大的突破，不足的地方也得到很大的填补，很快成了一名干练的记者。用苏桂琴的话说，他是新闻战线的得力干将。
苏桂琴比我小一岁，她的爱人历会芳是我同学历会祥的弟弟。她叫我李大哥心悦诚服，我们也是半个老乡吧。
一次，堂堂的电台台长、新闻记者却被地头蛇给纠缠住了。情急之下，她想起了我，打电话要我过去解围。那时我不在广播系统了，下海当厂长。
事情是这样的——
三道岗子乡粮库在公路上晒粮食，本来就不对，但粮食部门是老大，谁都惹不起的主。苏桂琴的采访车经过这里时，尽管紧靠路边行驶，但还是轧了粮食。粮库耍起了大牌，非让她们赔偿损失不可，否则人车俱扣！
所话说的好：清官难逃狡猾吏，强龙难压地头蛇。无可奈何，好说歹说，粮库最后只答应先放一个人去取钱，其他人和车不准动一步！
苏桂琴只身打车来罗家房找我，两个乡镇相距20多华里。我们乡政府的车都不在家，我只好借银行的车一用。
到了三道岗子乡政府，苗记、郭志彪乡长正好都在，是刚从新民开会回来的。大家见了面，情况很快得到了逆转。
粮库在公路上晒粮食本身就是违章，强行扣人扣车属于违法行为，两位领导对此再三表示歉意。只不过还有点遗憾，我对苏桂琴和两位领导说：“可惜了，要不是记乡长出面，今天的负面新闻就不会泡汤了。”说罢，大家都笑了。
我和郭志彪本来就是要好的同学，今天他不会放过我，也为了答谢免除被曝光之灾，晚上他埋单了。
苏桂琴原来在这个乡的广播站做播音员了，今天旧地重游不但没有兴致，反而窝了一肚子的火，有些不那么痛快。这就苦了我了，怎么说也得让她高兴而来，满意而归吧，谁让我是她的大哥了。
酒桌上，我借题发挥，向他们各位“卖鞋”，逼着他们买，我就是鞋厂的厂长嘛。我从来没有白送给谁鞋，这次送给她一双，新出厂的新款，当然，我按规定自掏腰包，成本价。
苏桂琴终于“破涕为笑”了，不是因为那双鞋，而是我对她的慰藉。情至真处苦也甜，那是任何物质都难以刺激出来的回馈，印证冷暖人间。
1997年末，苏桂琴被市委调任到“新民市报报社”，任社长。1998年秋，我去北京前专程和她作别。她约了一些好友为我送别，我也彻底地告别了以她为标志的“广播事业”，也告别了我工作的历程。
在去北京的12次列车上，我浮想联翩，我坚信朋友的路永远都不会走完。想起我这些年来的同僚密友，个个历历在目，心又回到从前，也有无尽的挂念……
3 同僚密友（结义不义）（1）
3同僚密友（结义不义）（1）
同僚，字典上指的是，在一个衙门当差的官吏。官吏有别，官是首长，州官、府官、县官，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市长、县长吧。在官的属下当差的便是吏了，我就是那吏的一类了。“清官难逃狡猾吏”一说，就是官与吏分野的佐证，也道出了官吏之间某种冲突与利害之关系。现如今某些官所以怕吏，倒不是吏的狡猾而是官之不清。
1998年末，乡镇政府机构有了很大的变数，“老的”退下来一大批，“提前离岗休息”了，我在其中。“庸的”被摘下了乌纱帽，“告吏还乡”。刹那间，臃肿的机构立时消瘦下来，许多“肥差”出了空缺，当官者发财的天赐良机有一次光顾他们。
一心想捞肥差的，只要破费一点，当官的绝对让你如愿以偿。大家都这么想，为官的能不这么想吗？可是，不如人愿的是，当政的那个高官太傻了，傻透腔了，所有顺理成章的事都“倒反天干”，叫你觉得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还没等有人出来活动活动，那个傻官突然做出一个让你意想不到的决定，其结果是：许多根本不想捞取肥差的得到了意外的收获，一贯狗狗蝇蝇善于到处钻营的人什么也没有得到，其位置反而不如以前了。这个看似傻，实则公允的明智之举，比机构改革往下裁员的震动还要大！这个决策人，正是党委记刘国成。
机构改革本来就造成人心强力的动荡，对改革后的人事安排不当机立断，则会形成“动乱”。你想，要捞取肥差的纷纷给领导“点炮”，这种耗费金钱的狂轰滥炸，一则有违廉政、二则有失为人、三则有误工作，这不是动乱吗？这些捞肥差的人都神通广大，弄不明白你刘国成，我就会让比你官还大的官为我“说情”，迫使你就范！总而言之，人事重组的工作拖延一天，麻烦的麻团就会多一层乱线，让你难以理顺。相反，要是当官的想发财，多拖一天，钱包就像雪团那样越滚越大。时尚的选择是“滚雪团”，傻透腔的才会选择前者。其实，刘国成一点都不傻，他自有自己的道理在其中。
这次机关干部爵位的调整幅度很大。刘国成的原则是，“有真才实学者上，顺风说好话者让”。于是间，一辈子都不想往上爬的大学生李玉新，当上了农技推广站的站长。爱说直话，说话挺“臭”，“六官不认”的大学生王昌超，坐上了农机管理站站长的交椅。机关通信员出身的王昌义，人很老实，接任了退下来的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角色……
新的调令是刘记自己运筹的，他不想把麻烦留给其他人。主意一定，他立即主持了党委会，并取得一致通过的支持。
党委会刚散会，旋即召开了机关全体干部大会，当场宣布人事调整的决定，让有些人感到迅雷不及掩耳。这些新任的站长、股长、所长，一时间有“平民”变为“高官”，做梦都没有料到，个个百感交集。
刘记的用人原则，其实就是我们党的用人原则。冠以刘记的原则，说的是这条原则很少有人去执行。人们感到新，别开生面，才说是他的用人原则了，听起来别扭，但这是事实。
这次改革，有一位干部因考试成绩太差，被列为革职回家的一类。刘记考虑他一直在乡食堂操劳了20多年，便决定以临时工的身份留用下来。他很是感恩戴德，说什么也要向刘记表示一下心情。他说：“你不收下我的‘表示’，我心里不平衡啊。”刘记回答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你的生活条件还不如我，收下你的‘心情’，我是啥心情？我会平衡吗？”
刘记的诚恳，使他很受震动，只好收回自己的“心情”。他感慨地说：“领到这样对待我，我更从心里感谢你了。”刘记笑了“这也不必感谢，这是你多年工作和为人的结果，我当领导的有责任这么做。”
是的，贪得之人接受别人的“心情”，什么时候想到别人的生活啊？因为他们就是一帮敲骨吸髓的强盗，泯灭人性的魔鬼！
世界上，钱财易得、名利易得，人心难得！我的朋友都是知心至交，彼此肝胆相照，我得他心，他得我心，心心相印。
这次机构改革，除12名一般干部和临时工被裁减下来之外，副乡长一层的领导也有一人超编了。那么，究竟谁退下来呢？
党委副记张玉钧也属于副乡长一级，他大学毕业，正值年轻，正是“大展宏图”大有作为的黄金时代。另一位副记张春刚，初中毕业，教师出身，50出点头。四个副乡长依次是：赵国权，50出头；禇桂琴，女，不惑之年；孟庆华，40开外；张宁，系市里下派的年轻干部，“储君”一类，大学毕业。如果以年龄为界限，赵国权、张春刚被裁员理所应当。论水平能力和群众测评，所有的副职都退居二线后，才能轮到赵国权。
1998年12月，我在北京从赵国权的电话里得知，他退下来了，是他自己向刘国成记主动提出来的。他说他的决策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不让刘记难心。二是不让那几个人因为去留问题而提心吊胆，三是他干腻了。
他腻在哪里呢？简单地说，他和他的亲戚周乡长在一起干腻了。周乡长周春林的亲侄媳妇，是赵国权的亲妹妹。赵国权同周乡长的年龄相当，两个人的文化水平都是小学毕业，但他们的性格与为人却迥然相异。周春林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和他亲近的无一不是在一种交易中走在一起的“利益伙伴”，交易之后就分道扬镳了，都是些“露水夫妻”。赵国权讲求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宁让人负我，我绝不负人的人。他对周春林那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派头，见了谁都冷嗖嗖的面孔十分讨厌。工作上，周春林说一不二，真理永远在他手里，容不得半点意见的作风尽人皆知。赵国权则是广纳贤言，讲上级与群众意志的统一，为人谦恭。他们的处世哲学，就应了那句话：铁匠铺下雹子——水火不同炉是也。现在他们早就都退居二线了，有点同病相怜的味道，关系得到了融洽，往来也频繁了。都想通了吧，“固执己见”不如“相互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