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的预言 1 冒死预言的前前后后（毛逝何日）第一章我的预言1冒死预言的前前后后（毛逝何日）
预言什么？毛主席将来在哪天逝世！
我说：“毛主席要死的话，就死在9月9日……”（原话一部分）
那时我19岁，念高二，预言的时间是1962年的一天中午。预言的地点是，新民高中校园的最南侧。往南，与这里一道土墙之隔的地方没有人烟，县城的人都叫他“南卡子门”，很是荒凉。解放前和解放初，这里是枪毙死刑犯的刑场，人们忌讳，很少到这里来，晦气。
“最南端”，是一片乔木灌木相间的林地，面积不是很大，但很是僻静，尤其是夏日的中午，很少有其他同学到这里来。于是，就有了我对一个同班同学的“冒死的预言”啦。
弹指一挥间，34年过去了。1996年秋，我突然接到一个从县城打来的电话，是高中同学程德昌的约请，很是兴奋，久违了。
县城的电话，一天间我至少得接十几个，最多的时候甚至是几十个。因为我是罗家房乡政府办公室主任，县里各个部门的电话不会少。每个电话都是上级领导的指示，都是你必须完成的工作，都是拧紧你神经发条的扳手，让你一接电话就高度紧张，就有一种“烦恼”油然而生。比如，让你汇报夏锄进度，农业局的电话才挂，县政府办公室又来“询问”，然后就是县委农村工作部的……都想从你这里得到第一手材料，你烦心，但他们安心。
所以，老同学的电话，相当于“一键清空”，把你“电脑”里的垃圾病毒尽数删除，给予你愉悦的清爽。
他说：“你过来吧，咱班的吕维媛，从齐齐哈尔回来了，大家聚聚……”
几十年不见了，如今有约，自然是乐不可支，何况吕维媛是赵鸿德的夫人啊！
赵鸿德从小学到高中我们一直是同学，当然也是老乡，他家离我家只有5华里的路。这次他因为忙不能回来，借机探寻一下他的近况，也是我时常想念他的一种补偿。
这次14名老同学聚会，程德昌尽地主之谊，通知、埋单周到热心至极。
高中时，我和程德昌是同桌，吕维媛比我们个头矮些，坐在我们的前桌。所以我们三个人算得上是友好的邻邦了，见了面怎么不会有一番万千的感慨啊。
酒到半酣之际，程德昌突然起身，毕恭毕敬地向我“请示”道：
“会元老兄，时隔34年了，我要为你揭秘了！”
我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在想，各位也很惊诧。
当年，吕维媛是当之无愧的校花。若不是个头稍矮那么一点点，莅临“国花”之位也不为过。她学习优秀，为人厚道，人缘也好，自然是那些情窦初开的情种们倾心的焦点，靠近的核心。但我从来没有对她想入非非，更没有一纸情的构思，说我暗恋，自然无懈可击。哈哈，说不定就因为我们是前后桌相近，她的一颦一笑于我被别人发现了？那可冤枉我了。
我在揣摩我的秘密，但很心安理得。反正都已一大把的岁数了，说什么我都不会在乎，就当是搞笑，能让大家多喝几杯，客串个情种，值了！
我正为免费当个情种而沾沾自喜的时候，程德昌竟然出乎意外地，把我那次的预言和盘托出。在座的无不哗然！
这件事我怎么会忘记，但我从来不会提起，那预言在那时代可是要命的……
毛主席死了，我还活着。我真佩服程德昌的为人，三十多年了，他一直在为我守口如瓶，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要知道，就这个秘密，就这个预言，全国能有几人，世界能有几人？算得上吉尼斯记录了吧，我也算得上预言家了吧，也够名人的了吧。程德昌足以以此说事儿，令众人对他刮目相看，这秘密只有他和我知道，绝品，价值连城的绝品。
他一直憋着，我若是他会憋疯的啊。我能憋住，因为关系到我的性命，关他何事？“文化大革命”他可以以此立功授勋，风光无限，甚或是封侯挂印！
程德昌说到这里，我不禁有些“冒汗”，激动的，感动的，不是害怕。
秘密，也把我带回当年的那一幕中，我很快进入了预言时的角色中来。
六十年代，正是阶级斗争完全代替法律的年代，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诅咒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必定置你死地而无疑。
那天，我说出了这个预言，记得当时也是一身的冷汗，后悔不迭。程德昌听了也是惊恐万状。左顾右盼，幸好没有什么人听到，庆幸得我们的心砰砰地直跳。
我千叮咛万嘱咐：“程德昌，你可要保密啊，就把这事儿烂到肚子里吧。”
14年后，毛主席果然仙逝于1976年9月9日。
就在全国沉痛地悼念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日子里，我忽然想起了我的预言来，心里很是恐慌，我担心什么不言自明。
然而，我的心也在狂跳，我不能理解，即使当年的预言纯属猜测，那概率也太低了，比中大奖的概率不知道要低多少倍啊。我能“猜中”，我不知道我怎样去认识和评价我的预言和我自己。那时，我的内心好像是增强了什么，又好像是改变了我什么，总之，我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
在全国“共悼”毛主席的那天早上，天气很凉。我急急忙忙地穿上衣服，从家里出来，骑自行车赶25华里的路，来到公社设置的追悼会会场（每个公社都按要求设置）——现在的罗家房中学。
那里人山人海，公社所在地的各个机关单位的干部职工群众站满了整整一操场。各个大队（现在的村委会）也都设有追悼会场，男女老少凡是能走得动的，背得来的，都参加追悼大会，村村屯屯十室十空。四类分子被严管起来，不准乱说乱动。
我往公社机关的悼念队伍里走去。突然，一个尖利的声音喊住了我。
“喂，小李子，你过来！”
这尖利的喊声中，充斥着威严与训斥，让我感到恐惧与厄运。倏然间，我想起了我的预言，立时毛骨悚然。倘若……
我神经质地回过头去，心跳到了嗓子眼，一看是人保组的董特派员在呵斥我。
人保组就是如今的派出所，那时是极其森严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
董特派员叫董连奎，系原沈阳公安局大东分局伙食管理员，走“五七”道路落脚罗家房公社（当时叫新兴公社）已经四年了。特派员比现在的警察厉害得多了，一方面负责当地的社会治安。一方面可在他自己理屈词穷的时候，随手甩出“这里有阶级斗争”的尚方宝剑，随时就可以把“反革命”的头衔严严实实地封给你，而绝无冤假错案给你昭雪的机会。
董特派员我早就认识，我当民办教师的时候认识的。他有很强的政治嗅觉和洞察力，对“反动行为”更是十分的敏感。他没当特派员，仅仅是个“五七”战士的时候，有一次遇上了一个社员，他认为是四类分子，就上前盘问。那社员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有些手足无措，结果被他一顿很批。刚要对他进行“专政”的时候，大队记赶到，为那个社员解了围。至此，人们一提起他，大有谈虎色变的感受。
今天董特派员喊我，我又想起了那个社员，惧怕之情可想而知了。
当时我仅仅是个挣工分的临时的“公社干部”，但在农民的眼睛里，也很神圣了。不过在董连奎的目光里，我就是一介草民。尤其是在那个“非常时期”里，董连奎就是手握圣旨的钦差，有说一不二的权威，他的话就是第二“最高指示”，谁都得听。
我心里有鬼，怎会不规规矩矩地听他的传唤，不，几乎是战战兢兢地走过去，等待他的发落。
那时，天上时而有云飘过，而我的头上没有遮风挡雨的保护伞，没有记为那个社员解围的幸运，祈求不到任何援手，只好坐以待毙。
董特派员满脸的肃杀之气，拌和着对毛主席的赤胆忠心，责令道：
“还不把你的衬衣换掉，脱下去！”
天哪，原来如此！我有脑筋急转弯的灵气，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我一连说了几个“是！是！是！”，像逃难似的走了，跑着走的，胜利大逃亡啊。
我的内衣是一件玫瑰色的晴纶线衣，穿好几年了，颜色依然很亮丽，那时很多人的都是穿这个颜色的线衣。董特派员洞察秋毫，我该穿白色的衣服，违规了，犯了大忌，天地不容，咎由自取。
回到公社我的办公室，我把那件“玫瑰”脱下来。虽说身上只剩一件单薄的外衣，但感到“虽冷犹安”，值得欣慰，预言的罪过没有发作就好。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关于预言的故事，有这么一次惊吓，我更是讳莫如深，不敢显露半点我的“特异功能”。
时间一秒一秒地蠕动着，斗转星移一年一年的轮回着，阶级斗争的寒光也一点一点地淡化着。我也曾试想彰显彰显我的预言，但每每想过都立即打住。原因很简单，即使招不来灾，惹不来祸，没有程德昌佐证谁会相信？你的预言是笑话，还是痴人的狂言啊！
那天聚会，在座的同学们惊诧之余，自然少不了刨根问底：你是怎么预言的？有什么根据？还有其他的预言吗……
“天机不可泄露！”
我忙举起酒杯，做一把“酒东”，哈哈一笑，掩饰过去。因为我确实还有以后的预言啊。但是，前两个问题我还是要解答的，满足他们的好心，大家就等着这口下酒的菜，不能吝啬。以后的预言，那是绝对不能说的。
1960年，正是全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最难熬的一年。学生每天每人4两玉米面做“面糊涂”分三顿来吃，没有油和蔬菜，那时我念初二。那年的寒假放得特别早，假期也长。学校让学生回家度寒假，就是换个方式“冬眠”，不失为上策。
家里和学校的生活水平并没有什么两样，过年的时候也是玉米糊和干野菜度日。不同的是有母爱的温馨，一家人的相濡以沫，你就没有了安徒生“卖火柴的女孩”那种凄凉感，你就有一种希望在眼前闪烁。
这一年的春节，在没有鞭炮与灯笼的寂静中悄然过去了。人们无不期盼春光的明媚，开一扇呼吸清爽的窗。
那天大概是正月初六，天很冷，我无力地躺在炕上，害怕开学，宿舍太冷了，洗脸的水都冻成了冰。母亲看出了我的心事，笑了笑，自言自语，她是在安慰我吧。
“呵呵，年景不会总是这样，过几年就会好的……”
说完，她转过身去，不再看我。我知道她在流泪，她无能为力，愧对自己的孩子。
我依然躺着，一动也不动。我懂得，绝不能无谓的消耗没有半点积蓄的体能，积攒点力气，等待春暖花开季节的到来，去地里挖野菜，到河里抓些鱼虾什么的。不知不觉中，我进入了梦想。
那年月，做梦是最好的享受了，我常常梦见饕餮大鱼大肉，但醒来更是饥肠辘辘。睡觉是好事，只是担心永远地睡去。
睡梦中，一阵轻微的笛声和清脆的锣响由远而近。母亲在轻缓地挪动已经浮肿的双腿，开门出去叫来“一明一暗”一老一小两个算命先生。小的是明眼人，带路的。老者的是个盲人，能掐会算。然后母亲把我轻轻叫醒，说要给我算命。
我自小不信邪，但我依了。也许是人在极度的失望与困苦中，希望得到一些慰藉吧，希望火柴的火花烧尽所有的迷茫，才会去虚幻中寻找一丝曙光吧。
先生问过母亲我的生辰八字，拨了几下三弦，又闭了闭本来就睁不开的双眼。这时，似乎有什么东西让他惊厥：
“这孩子的命，我不能给算了！”
说着话，他又挪动一下已经前倾的身子，要走。母亲不敢再往下问，付了两元钱送他出门。
母亲心里在想什么，我清楚，是怕我有什么厄运，还是不说的好。
我从小就不信鬼神，何况是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的话，我毫不在意，嗤之以鼻。
记得刚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时常和郭祥玉（已故）、曲良忠到乱葬岗子（郎家岗子）的新坟旧塚里乱蹿。那里大人都懒得去，有许多横死的人埋在那，有许多可怖的传说让人毛骨耸然。我只觉得那里新鲜，就去玩，被人告诉了母亲。母亲知道我犟，胆子又肥，只好听之任之。
1952年的腊月三十，天已经黑了，郭祥玉、曲良忠来会我玩。那咱我有一件很稀罕的东西，手电筒，是父亲的，他当老师，经常走黑路，用得着。过年了，手电筒就是我最好的玩具，他们就是奔手电筒来的，好玩。
我说，我们好长时间没有去郎家岗子了，今天有手电筒，你们去不去？他俩害怕，说不去。我以不让他们摸我的手电筒相要挟，他俩无奈。最后我们互相妥协了，条件是：不去郎家岗子可以，但要做一件谁也不敢做的事，他俩只好同意了。
刚刚解放，我们家住在大孟家窝棚。那个堡子有一多半人家的房后有小庙，供奉着狐仙、黄仙、山神、土地。除夕晚上，有小庙的人家都要给狐仙、黄仙什么的上供烧香。远处望去，漆黑的夜空中，微弱的香火一闪一闪的，很是迷离。
父亲是教师，那时的教师就是干部，不许迷信，我也就享受不到那扑朔迷离的情趣，但却生出一股妒火来。于是，我们仨人就去和狐仙、黄仙作对，专门踢灭他们眼前的香火。他俩胆小，我先踢。我嘴里还叨念着，“你要是叫我脑袋疼，我就服你了。”
我们见一个踢一个，好不痛快，早把母亲的话忘了。
临出来的时候，母亲再三叮咛：“三十儿了，到哪玩都行，千万别去小庙那里玩，要是惹着老仙就不好了……”
玩够了，走到家门口我对他俩说：“怎么样，我脑袋是一点都不疼，什么狐狸黄皮子的……”
这话被出来找我的母亲听见了，母亲没有说什么，狠狠地打了我一下屁股。我挺委屈的，大仙都没把我怎样，你怎么打我啊……
后来我明白了，她打我的时候一定在向狐仙、黄仙道歉：
“二位大仙，孩子小，不懂事，大人不见小人怪……”
是的，一定是的，不然母亲不会使劲地打我的屁股，以表示她的忏悔和诚心，让大仙饶恕我。
不一会，母亲送走算命先生回了屋来。我似笑非笑地问母亲，方才那先生边走边和你嘀咕什么了。母亲说，他说我的命跟他犯相，算了对他没好处，所以就不算了。我很怪，我跟他犯什么相？我又不想去给人家算命，和他抢饭碗子。
过了几天后，我在听一帮老头闲聊中得知：有帝王相命的人，先生是不敢给你算的。
我和他犯相？我有帝王之相命？他也有了？这不是胡说又是什么？后来我想明白了，母亲是个很好说话的人，请进屋来抹不开不给他钱。他想趁早多走一家多赚一份钱，还省了嘴皮子和脑筋。
然而，我出于什么动机去预言呢？说起来还真得益于那次算命。
在如火如荼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前，是“三面红旗”猎猎作响的年代，那时我念初中。“三面红旗”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里有一句话是“力争上游”，小学升初中的考试题里就有这道政治题，我答对了。1958年夏我考上了新民六中（现在的罗家房中学），在1年2班里，我在60名同学中，我的学号是“3号”。学号是按年龄排列的，我的年龄小。
我是天生没长“爱人肉”的人，从上学开始，教过我的老师没有几个得意我的。我调皮，在老师那里“不得烟抽”，处处受老师和班干部的冷眼与夹持。但有一个比我大一点的同学，对我另眼相看。直到如今，我依然感激她、尊敬她、想念她，寻她不着。她，就是班上的团支部记张柏芝。
张柏芝比我大三岁，温柔文静，善解人意，明就事理，从不在同学面前自持高尚，也不在老师那对同学搬弄是非。
一天晚上，他约几个班干部研究如何“力争上游”，把班级的学习成绩搞上去。在她的主持下，全班60名同学，按学习成绩排为上、中、下游，然后再“一帮一一对红”。
这个会开得极其的保密，神秘，不允许与会的班级大员向任何人披露半个字的内容。所以这样做，怕的就是那些“下游们”知道自己的难堪，而破罐子破摔。只有我，在会后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知道个一清二楚，也叫我心潮澎湃，信心爆棚。
会后，张柏芝偷偷地把我叫出室外，凭借教室内的灯光，我看到我的名字排在全班的第一位，我不敢相信。
那时考试判卷是“五分制”，班级从来不排榜，没有办法细化。除了学习，我在老师的眼睛里一无是处，我的眼睛里也没有老师上好的脸色。就是那天，我以外地还得到张柏芝对我的肯定，从来没有过的“肯定”，于是我永铭于心：
“这是按成绩排列的，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
这句话，绝非仅仅是绕梁三日，而是萦绕我心头30年、40年……至今犹存于耳。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良好的感觉，也是第一次得到别人的认可与赞誉，弥足珍贵。
读高中时，学校有过一次问卷式的调查：什么对你的影响最大？你得到什么启迪？我答非所问：和初中同学的一次谈话……
谈话那天，我几乎彻夜未眠，自然也想起了那次算命。
我果真不同凡响吗？我在问自己，也自问自答：试试看吧，反正算命先生和张记“黑白两道”说的如出一辙。然而，这和预言绝对成不了“婚配”。
现在的罗家房中学，成立于1956年，当时只有两个初一班。到1958年时，全校3个年级一共8个班，三年级两个班，二年级两个班，一年级四个班。且不说教学质量如何，我们也不知道。不过，新民六中的“劳务输出”可是在全县名列前茅的，我们的老师在抱怨中一不小心透露的。等我考进新民高中时，我才知道，六中的学苗个个矮人一头。录取成绩单上，我各科的平均分数是59分，比我班最高的差32分。这种“抵挡高就”的劣势，着实令我惴惴不安且忧心忡忡。
入学的第一天，校团委记赵恩海（文革后任校长）给新生讲话，其中一句至今记忆犹新，不能忘记：
“现在，大家站在一个起跑线上，三年后看谁第一个冲刺！”
起跑线只有一条，而运动员的水平线何止一条两条？但我还是咬牙上线了，以不辜负张柏芝对我的鼓励与期望，此其一。那时她所以把秘密告诉给了我，就是给予我温暖与激励，因为我的周围环境让我很心寒，她一目了然。
其二，我也想成全那算命的先生，让别人少说他“瞎算”的闲话，盲人活得不容易。
就这样，经过一年的“咬牙”，我已由原来全班学习成绩第48名，上升到第14名。有得就有失，鱼和熊掌真的难以兼得。
我的“表现”实在是太糟糕了！思想上不要求进步，行动上不靠近团组织，从来没写过一份入团申请。
这绝对不能怨我啊！要命的是，我的家庭成分和社会关系，比我的“表现”还一塌糊涂。谁不想入团啊，我没有希望入团！我的两个姑姑，一个是地主，一个是富农，两个舅舅都是富农成份。我家在土改时被定为上中农，即富裕中农。那年月，社会上刮起一股“敌视”、“仇视”富裕中农的狂风，富裕中农和地主富农已经没有区别了。土改时，地主富农被分了，富裕中农没有分他们包括土地在内的任何财产，成了解放后农村最富裕的阶层，存在“复辟”的危险，所以要严厉打击。而我的父亲又当过国兵、伪满警察……所有这些的“黑幕”，使得我入团的愿景一片漆黑。
实现自己的愿景，不辜负同学的期望，智取华山只有一条路可走。我坚信，只要是在学习上出类拔萃，考上大学还是有希望的，实现理想还是有路可走的。
也许是算命先生害了我吧。一想起他，我就拼命地钻本，如醉如痴。那时我更期待政治气候的温和，但政治空气却在不断地“恶化”，即使我张大嘴，也喘不过气来。
总不能让凝固的空气把我憋死吧？在“政治讨论”、班会发言中，我难免发一些“牢骚”，虽然我牢记“闲谈莫论国事”。
于是，在一次全校性的大会上，其实就是整饬生活纪律的大会，几乎叫我万念俱灰。
管理学生生活的王老师王常福，被学生赐号“特务”。他点名把我列为全校三个“个别生”之一。点名的时候，王老师声色俱厉，音调抑扬顿挫，俨然是对我们“罪行”的宣判。这个宣判，无疑是剥夺了我迈进高校门槛的权利，一个人政治生命的结束语！
我“认罪”，我的某些言行已经和“地富反坏右”份子站在了一起。我沮丧，我害怕，因为王老师在大会上还说：
“大家知道吗？我们新民高中，在反右斗争中，曾经镇压过6名反动学生！现在仍然在监狱里服刑！”
会场上鸦雀无声，我真正的体验到什么叫做空气的凝固！我不敢抬头看四周，我想，一千多双眼睛都在死盯着我，老师也盯死了我。他们越是为我担心，我越感到压力的沉重；[]他们越是同情我，我越感到走进了最后一层地狱。
政治形势和王老师一样咄咄逼人，这绝不亚于后来的“文革”那种极度的恐怖。
从那时起，我一边加紧玩命地学习，以求有“一技之长”，以此来实现梦想。一方面，在王老师经营的绝地里，一颗“罪恶的种子”在萌动，开始孕育着我的“预言”。
我不是为了“泄私愤”，我和伟大的领袖没有私愤。我不是“咒骂”，我不迷信，这就是草民的伟大。我只是想，也期盼政治气候的转变。
那一天，校园里突然传来肯尼迪被暗杀的消息，令我们每个人都大吃一惊。也就是后来，我和程德昌在那个僻静的地方，又谈论起暗杀的事件，我就说了我的预言。我想，也许毛主席逝世了，政治气候会有些改变，就像美国。那么，他会在那一天逝世呢？
我在想，想起了一句话，叫做“有你没我，有我没你”。
我的生日是九月初九，于是，我就说出了“毛主席要死，就死在9月9日……”
那天，我是被程德昌约到那个地方的。
自从王老师点了我的名，心里就压上了一块大石头，整天里都是郁郁寡欢。程德昌是安慰我来的，对此他和我有同感，更同情我的遭遇。他的家庭成分和我一样，富裕中农，但他比我“安分”多了。那天我和他谈了很多的问题，都和政治有关。后来以预言结尾，因为再谈下去担心会有麻烦。
同学聚会的时候，程德昌是新民石化公司的办公室主任，深得领导的倚重，实权人物，写一首“好文章”。“好文章”就是各种各样的公文、材料什么的，就是现代的八股文。我也是个“材料”，给领导写材料的材料。哈哈，我们真是一师之徒，臭味相投啦。
聚会上，我借酒转移话题，没有公布我的下一个预言，是想把兴趣转移到陪齐齐哈尔老同学的身上，不能喧宾夺主。所以上次预言的背景，直到现在还是个秘密，程德昌也不清楚来龙去脉。我也不想让我高中时代的悲剧搅了欢天喜地。那么，第二个预言是什么？话，还得从高中那说起。
2 二次预言的历史背景（预言林彪）
2二次预言的历史背景（预言林彪）
1964年初夏，随着气温的日益飙升，高考复习也正在如火如荼紧张地进行着。而在这个时节，社会上“农业学大寨”的新闻也正向校园铺天盖地而来，报纸和电台的版面与时间，比备考显得更加紧张更加升温。“上山下乡”的号角，伴随着“农业学大寨”的声浪亦步亦趋，毫不逊色。“学习董加耕、邢燕子”的热潮，占据了学校所有政治空间，是老师是对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运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以深入人心为最终目的。我没有忘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也在悄然间来到你的身旁，默默地左右着我的未来。
自从我被王老师安排在“个别生”的位置上，我就整天如坐针毡，心被戳得千疮百孔。一有什么风吹草动，我就如临大敌，如临深渊，惶惶不可终日。
县委委员、学校的党支部记石维，不止一次地在全校大会上，动员应届毕业生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去用武。还有新民县县委、县政府正在陶家屯公社羊草沟大队筹建知识青年点……对于这些本土新闻我毫不在意，似乎与我无关。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东西与我紧密相联，难以切割。
陶家屯，新民人习惯叫陶屯。青年点所以选中那里，是因为那里有座很“巍峨”的大山。山的海拔能有近10000厘米，但一分钟就可以登上峰顶！其实那就是一个大的土包，没有山的名字，离我老家不远。
陶屯“有山”，那里又是农村，这才符合“上山下乡”的定义，县里的领导才心安理得。在陶屯的西边8华里，也有一座小山——东蛇山子。
东蛇山子坡地的坡度很缓，在“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不也修了梯田吗？虽然后来作废了，老百姓怨声载道，但当官的可被上级连连称道，道出了形式主义是害人的事实，又是难以根除的无穷的遗患。
经过石记反反复复的动员，终于在应届毕业生的队伍中，涌现出一批积极的响应者和上山下乡的先驱，一共30多人。其中，有县委副记黄春贵的女儿黄秀芝，某部队连级军官的妹妹霍静杰，还有我们班的张奎明等等。
无论是平心而论，还是众所公认，这些同学的思想政治表现都很优秀，他们中很多人都是团员、班级干部。但他们的学习都不那么令老师和同学们从心里恭维，换言之，就是升学无望。那么，一脚踏上“到农村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船，无疑是一种最佳选择，一种到达理想彼岸的便捷途径。
“三大革命”，就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阶级斗争是统帅、是灵魂。于是，对于先驱们，阶级斗争这一首要的课程务必过关。
那时的高中学园里有两个课堂，一个是围绕高考的课堂，一个是自愿上山下乡的课堂。后一个课堂，由从来不讲课的石维记任教，在小会议室里天天学习有关材料，武装他们的思想，好去打一场“三大革命”改天换大的伟大战争。
开始，我没有注意那个课堂，还在埋头地备战高考。不久，我必须关注了，虽然根本不是心甘情愿的，无奈。
我很清楚，我的家庭成分、社会关系、个人表现，已经在我通往理想的道路上，筑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铜墙铁壁。可是，一想起“预言”与“命运”，我又常常异想天开，梦寐中的一丝曙光让我从未放弃学业。到了高三，我的学习名次稳定在班级前三的位子上。我凭什么不去试一试啊？万一班主任老师笔下有德，对我的表现轻描淡写，避实就虚；万一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
梦不能不做，但有时候就是噩梦！
1964年5月13日，这是我上下三辈人都不会忘记的日子。
下午，我去老师那看俄语考试的分数。突然，我发现了班主任刘文孝老师给学生做的毕业鉴定，就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出于急切和关注，办公室里又没有一个老师，我就翻到了我的那页。
天哪，刹那间，我完全理解了什么叫做“绝望”，什么叫做“残忍”，等等大堆大堆恶毒的辞藻！顿时，我连连叫苦，六神无主，甚至是气急败坏，七窍流血……
开始我有些不大相信，有些不敢相信，就接连地看了几遍。没错，是我的鉴定！四十多年了，我没忘掉一个字，字字句句都是一把刀，戳在我的心上，留下永不愈合的伤口，时时刻刻在汩汩地流血，让我在噩梦中惊厥！
这个鉴定，我不止一次地背诵给父母妻儿、同学同志，也给梦中的自己。记住吧，这就是老师给他的学生的鉴定：
“该生不靠近团组织，打击进步，不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学雷锋，对参加农业生产有看法。”
这是鉴定吗？分明是造反派给牛鬼蛇神框定的死刑判决。它宣判了我美好憧憬的死亡，揭开了我在未来的人生之路中凄苦挣扎的序幕。它明明白白地告诉我：我不会让你死，但比死更悲惨！
是的，从那天起到如今，我时常在噩梦中抽泣，也许日后就会死在噩梦中，等我遭够了罪。
1964年5月14日，也就是我看到自己的毕业鉴定的第二天。上午，为了迎接新民县全民运动会，全班同学来到了新民一中（现在的沈阳市级的重点高中，仍叫新民一中）平整清扫场地，可我的心怎么会平整下来，阴霾何以清扫？我成了一个只有躯体，没有灵魂的植物人了。
午后，我没有心思去上课，借着春风独步窗外，梳理着早已纷乱的思绪。对于我来说，和煦的阳光，没有给予我一丝的温馨，心凉比什么都可怕都失落。我像幽灵一样，被神灵牵着我的脚步，走进了学校党支部记石维的办公室。
平时，我的脚步很少到过这里，更没有走进这间英国教堂式的“禅房”。因为，石记的办公室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陋室”。出出进进的人，都是些学生干部、团员。他们把有关学生的表现像填鸭似的塞进去之后，让石记慢慢地咀嚼、品味、消化。过了不久，就会有人得到表扬，又会有人遭到批评。我所以被刘文孝老师在鉴定上写下“反对学雷锋”，就是我的同班同学，校学生会主席韩安梅，把我的一幅漫画呈递到石记那里，然后又经过一年的时间，酿成了把我打入死囚的佐证。
漫画的画面是：一个不爱学习的学生，面对不及格的试卷，趴在桌上睡着了。他梦见了学雷锋，笑了……
现在我要亲自送上门来，石记是大为光火震怒呢，还是循循善诱地对我教育和开导呢？哈哈，笑是苦恼的，但我有十足的把握，让石记对我刮目相看。
还好，石记此时此刻非常的平静，坐在椅子上慢悠悠地吸着烟。见有人敲门，他微微颤动一下手指，但烟灰并没有弹掉。等我听到一声细微的“请进”时，我已经站在离他5米远的地方了。
“你怎么没有上课，有什么事吗？”
他的语气和表情告诉我，他认识我。问话的时候，我看不出他对我是耐烦还是不耐烦。我很有礼貌地回答，也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和他交谈。
“石老师，我想上山下乡，我是报名来的。”
“嗯？”
他用鼻子打了个问号。紧接着，又用“顿号”比“问号”长十倍的时间，才正式端详我。
“哈哈，你一进来，我就知道你有事，原来你也想上山下乡啊？”
我点头说“是”，他继续问话。
“你可是尖子生啊，怎么也要上山下乡啊？”
我没有办法解释，也不想解释，也没有说出班主任给我的鉴定内容。我想，这事他是知道的，绝不能因为我对参加农业生产有了“高度认识”，而改变我的毕业鉴定！他也不敢，我的“反动证据”是铁打的，他也怕被人抓住把柄，“铁证”会成为一把捅向他的刀。
我们都沉默了好一会儿，我理解他，他不理解我。我不愿意在这久留，我要求上山下乡的表态，我背叛了我自己，我在向主子讨好，感到羞愧，无地自容。
“石记，您就批准我吧。”
说完，敬个礼，我走了。
第二天，班主任找我谈话。他让我谈谈对上山下乡的认识，以及今后在农村的一些打算。他还问了我很多很多的问题，我记不清了，心乱，根本不想听。我有我的打算，但我不想和他说。
“刘老师，这些问题留给以后再回答你吧。”
他冷冷地瞅着我的脸色，不快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只是冷笑。
我能愉快吗？我遭到莫大的耻辱。我觉得，这耻辱比认贼作父，女人被人强奸更耻辱，更悲哀！
1964年7月26日，高考后的毕业典礼在大礼堂举行，那里也是学生的饭厅。有一张寇成元代理校长大红官印的毕业证没有人认领。这就是我的！我没有参加毕业典礼，心力交瘁，在家静养。
自从5月14日我决心上山下乡，便没有看过一次。在这一个半月之后的毕业考试中，我取得各科平均96。2分的成绩，名列全班第二。第一名是韩安梅。以前我说什么也不会想到，这竟然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学生考试。之后，我再也忍受不了那些莘莘学子们苦读上进，求取功名对我的刺激了。毕业考试一结束，成绩一下来，我就回家了，回避同学们对我的“刺激”。
不久，高考也结束了，同学们都在等待毕业典礼，然后作最后的“鸟兽散”。其间，我收到赵鸿德寄给我的一封信，让我参加毕业典礼。我强打精神来到了学校，想和朝夕相处的同学们做最后的告别，顺便再打听打听大家的高考情况。
意想不到的是，这次到校，竟然是我给我自己已经崩溃的神经，又来了一刀，彻底地割断了笑的脉络。这就是我常常在梦中哭醒的后遗症。
我哭自己那年各科高考试题没有一道我不会的题，而我却偏偏与高考无缘！我哭我自己为什么非要上山下乡，万一我的高考成绩科科都“满分”，也许会感动天地良心，给我一个再生的机会！我哭我自己的社会关系和表现，我哭我为什么摊上那样一个歹毒的老师……
我伤心至极，痛不欲生，同学们都为我流下泪来。赵鸿德很是理解我此时此刻的心境，为我买了火车票，他送我到新民火车站，即刻回家。
我的那些本、笔记、还有行李，一样也没顾得上带回，我没有半点力气让它们和我一起回家。这些伴我三年，伴我梦寐，连我心肝，通我灵性的“遗物”，是后来父亲去新民开教师会时才捎回来的。见到它们，我心中又是一番酸楚，没有泪水了，只有呆呆的发愣。我可怜它们，辱没了它们的使命，践踏了它们的情感。虽然历经文革时期打击“三黄四旧”，我没有让它们受到任何伤害，至今仍珍存身边。
当年的我已经死了，它们是伴我的墓碑！
1964年8月1日。十分颓唐和憔悴的我，终于屈服于对现实的承诺，扛起锄头，来到新民县新兴公社（现在的罗家房乡）德盛堡大队第八生产队劳动，当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晃就是整整六个年头。
这里也是我的家，我没有和“先驱”们去陶屯羊草沟青年点，害怕见到同学触发我的伤感，只是在那挂个名罢了。
家乡就是家乡，土亲，人更亲。社员们都是乡里乡亲的，对我很是照顾体贴，尤其是和我同龄的小字辈。我们和我都是“抹泥”之交，我是从“地狱”回来的人，自然有许多新鲜的话题吸引着他们的好心。
1965年我高中毕业的第二年，辽河伏汛，河水上岸，辽河滩处处都是积水的坑坑泡泡。秋收过后，我约李玉甫去了河边竭泽而渔。我也没有想到，正是这天，我又疯狂地预言了：林彪不得好死！
我是八队的社员，李玉甫是七队的。我俩年龄相当，三年后我们几乎同时结婚。初中毕业后，李玉甫因为那时是困难时期，放弃了升学，回到生产队劳动。和其他年轻人不同的是，李玉甫古看的很多，南朝北国无所不晓，谈古论今也从不拾人牙慧。就是这个原因，我们虽然不是一个生产队，但总能凑在一起海聊，臭味相投是吧。
我比李玉甫多念了三年，他比我的成份好，但我们在生产队谁也干不上俏活，没有什么怨言，谁让我们和记、大队长不沾亲带故啊。遇上心里憋闷的事也不去计较，我们是对方相互倾倒“心里淤积”的垃圾箱，互不嫌弃，反倒觉得挺干净。
那天，我们边走边聊，从刘伯温谈到袁世凯；从读毛主席的，扯到十大元帅……
他说：“过去开国的皇上，都得收拾收拾一下功臣，毛主席就不整人。”
“那不假，功高欺主嘛。”
“罗荣桓刚刚建国就死了，太可惜了。”
“没福啊……”
“你说将来，这些元帅都会怎样呢？”
我察觉李玉甫的话有余音，我明白了，他还是坚持“开国皇帝治良臣”这一客观的历史事实！
我没有顺竿爬，岔开了话题，说了一句让他也犯琢磨的话来：
“也许皇帝都是好皇帝，臣子就不一样了。”
他反应得也不慢，反问我一句：
“你是说，十大元帅里也有奸臣吗？”
“嗯，我看林彪就很像！”
我很自信，也很坚定自己的“预言”。
“有什么根据？”
我说出了两条，李玉甫服气。
一是林彪跟得太紧，搞阿谀奉承，往小说是心术不正，往大说那是居心叵测，这是唯物的。二是“唯心”的……
我看过“麻衣相法”，我说他是标准的“奸相”之相。
李玉甫问我：“你也相信相术吗？”
我摇头，否认。他只好听我慢慢地道来。
那天是说不明白了，眼看着有人大把大把地捞鱼，我们不能白来。“相术”的奥妙只好暂时搁下。
第二天，李玉甫又来会我拿鱼，我坏笑着和他去了。
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根本不是为鱼去的。俗话说的好，“臭鱼烂虾，费饭的冤家。”鱼虾很鲜美，又不费多大的力气就可以得到，只是扔进锅里费了油。这笔帐，在那个年头谁家都得好好地盘算盘算，过日子就得算计。
刚出家门，李玉甫就耍个鬼脸，我乐了。
“我从来不信什么神佛，小时后就什么都不信，高中时，哲学课讲物质是第一性的，我是唯物主义者，哪有离开物质属性而存在的神佛啊，我也不信算命那一套，但我对人的长相有研究，这是建立在客观的物质基础上的……”
我的话有些让他似懂非懂，他不急于让我解释，知道我会叫他明白的，不然我的理论对于他还有什么意义吗？
我认为，人的面部充满了各种复杂的肌肉，受到比它更复杂的神经支配着。比如乐观与悲伤的神情，就使不同的肌肉得到不同程度的“锻炼”，时间一长了，人的面容和脸型就被那种经常用的肌肉所左右，就形成了不同性格，不同“人格”的相貌。幼儿园的阿姨，看上去总是那么的慈祥温柔；董特派似的警察总是那么的一脸严肃，甚至是“凶相”……这就是“见其外知其心，见外表知内情”的道理。一个经验老道的人，往往看一个人的外貌，就大致知道他的职业以及为人、性格……
听了我这不伦不类的论述，他开始承认林彪的奸相了。
“听说好人不长寿，坏人活千年，秦桧、严嵩不是很老才死吗，你看林彪……”
“我看他不能长寿，他太处心积虑了，一脸的心思，心乱则寿短。”
他“嗯”了一声，我继续解释。
“诸葛亮是好人吧，他死时才54岁，六出祁山，屯兵五丈原，大小事和家里外面的事，事无巨细，日理万机，他英年早世了。”
“对啊，一个忠臣尚且如此。那奸臣就更不用说了。”
林彪加快了“紧跟”的步伐，“作得凶死得快”，我坚信这个理。
第二年，“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席卷全国而来，吓得我和李玉甫直伸舌头。要知道，咒骂林副主席，要比“诋毁”伟大的领袖罪加一等。我们都在暗示对方守口如瓶，千万别把那天的事捅出去，也都在盼林彪早一天倒毙，好松一口气。
“913事件”终于爆发了。当时我已经在学校任民办教师，教两年的“初中”了。
那是仲秋，下班之前接到学校所在地——二道房大队党支部记谢长林的通知，要求全体老师晚上到大队部开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