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我的乡邻 1 儿时的邻居（兵燹战乱）（1）第六章我的乡邻1儿时的邻居（兵燹战乱）（1）
屈指算来，从我有了记忆时起，到现在我一共搬了18次家。逃避辽河泛滥搬家，躲避兵燹战乱搬家，随父亲工作调动搬家，“树大分枝”另起炉灶搬家，“父随子往”搬家……在搬家中，我饱尝了“穷搬家，富挪坟”的苦楚，也感受到了“人挪活，树挪死”的快慰。苦楚中，一想起我的乡邻就感到一丝难忍的惆怅，人又在回忆中体现着以往的快慰。快慰中，留恋之情又让我陷入不泯的深思而感慨。
1946年冬，正值八路军和国民党的中央军在辽河两岸“拉锯”时期，可谓朝秦暮楚，民不聊生。祖母父母抱着我去了姥姥家躲避兵荒马乱。等稍微“太平”一点回家过年的时候，所有的家资被国民党洗劫一空。骡马和铁车被八路军“借去”了，没留下欠条，是通过邻居借走的，回来时他们转告父亲说的。
那时，平日生活都得靠借米下锅，大年初一还能吃上饺子吗？和我们家住在一个院子里的是老王家，老王头排行第八，我叫他王八爷，他的大名叫王永升。他们家是贫农，五六个孩子，日子过得也很紧巴。好在王家平素节俭度日，口挪肚攒，过年时和我们比自然丰盛了许多，老老少少都在盼望过年吃上一顿饺子。
大年初一早上，我就被祖母叫醒了，他背着我去街上转。祖母是个很有心计的人，所以把我早早地叫起来，就是怕我闻到老王家的饺子味哭闹。我虽然还很小，但也懂得“人味”，看大人那种沮丧的神情，就处处听从大人的摆布，不声不响。
祖母背起我还没等出屋，王八爷和八奶就端着饺子过来了。祖母好说歹说只留下一碗饺子给我吃，其余的只好端了回去。王八爷知道祖母的为人和性格，只好打着咳声离去。
王家全是男孩子，有两个比我还小，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八爷八奶从来都告诉他们不要欺负我，我们也从来不打架吵架。等我长大了，我懂得了，是八爷八奶弥补了我一生唯一的一次缺憾——我没有一年没吃上饺子，即使是三年的经济困难时期。
20多年过去了，我的孩子和我当年一般大了。家家户户虽说不至于吃不上饺子，可吃饺子的味道也是“千年等一回”，眼睛都盼红了。孩子们盼的就是大年初一那顿饺子。苦熬苦盼的酸劲儿，何止可以用“千年”来描述啊！那一年，我家后院老夏家那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一顿就吃下90多个饺子，得2斤白面才能包下来！于是我想起了当年八爷八奶家的孩子，也会有人一顿吃下那么多的饺子的，那时比现在还“熬苦”啊。他们把自己孩子的口福给了我，可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他们的，仅仅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也是遗憾。
1997年夏天，王八爷的五儿子王文明从沈阳来乡里办理户口手续见到了我，好不亲热，我们好久不见了。
王文明比我小一岁，他的对象是沈阳的知识青年。10多年前他随她去了沈阳，办的是假离婚手续，现在要复婚迁户口。
来到乡里没认出我来时，王文明满脸的愁云，不知道找谁可以顺利办手续。我主动认识了他，王文明立即“多云转晴”。他万万没有想到，几道“复杂”的手续，在我这都简化了，都由我签字盖章，2分钟了事。
但是，其中有一条，必须先有原户口所在地认可后方可盖乡政府的公章，急得他冒汗。打电话，村里没有人，他父母家里也没有人，农忙时节都忙在地里啊。我对他的情况很了解，这道手续就免了，章照样盖，字照样签，用不着在我这卡壳。他百感交集，他说，今天办不成就白跑二年了，时效过期，所有的手续就是废纸一张。我送他出办公室，他向前紧走几步又回过头来瞅瞅我，似乎有什么话要说。我摆摆手，表示知道他要说什么，他一转身急忙向车站跑去。
也许他根本不知道“饺子”的故事，或是早就忘记了。但那是历史，是绝不会被时间淡化的。
“大乱进城，小乱下乡”。1947年春沈阳地区两军决战，就要“大乱”了，我们全家再一次搬到沈阳广宜街附近的太清宫那里躲避战火。当时母亲就要生孩子了，家里却没有滴米，常常上顿接不上下顿。为了能让我隔三差五吃上一顿饱饭，母亲就领我去附近的舅舅，我们住得不远，算是邻居吧。
舅舅也是逃难的，老家在我老家的东面八九华里路的石佛寺。老舅和姥爷一起生活过得很殷实，来沈阳前就把许多的粮食拉到城里来，母亲事后说那粮食吃上几年都不会空。可是，每当我来舅舅家吃饭的时候，母亲从来不吃一口。那时的粮食比黄金还要贵，吃人家的饭就等于变相拿人家的钱。那时的沈阳物价飞涨，一袋子钱买不来一袋子米。后来很长时间不去老舅家了，是母亲再也不想看老舅和老舅妈那两张阴沉的脸了。
为了糊口，父亲经过考试当上了警察，仅仅当了十几天的警察。
母亲生孩子了，就是我的二弟，小名叫“二孩子”，我至今记得的。父亲忙于，祖母不在母亲的身边，没有一个人来照顾我们母子三人。幸好一个姓郭的大娘长带些米面来我家，她一边照料来月子的母亲，一边让她的女儿陪着我玩。这个小女孩比我大一两岁，很是瘦弱，但很机灵和善懂事，我实在记不起她叫什么名字了，当时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们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院门朝南开的，院子里有一家开买卖的，进货出货免不了掉这掉那的。人家不在乎这些小东西，我们俩就捡着玩，每一次她都比我捡的多。最后我们把捡到的东西放在一起平均分配。这些东西很像冰糖，白色透明的，一块一块的，我们不认识是什么。拿回家里，母亲说是白矾，闹嗓子、包红指甲都用得着，母亲精心地留下了。解放后了，我还用它包过红指甲呢，小学毕业的时候这些白矾还有很多。
回想起“白矾”，我的心里总有那么一点苦涩，倒不是苦在那时像白矾一样的生活，而是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小姐姐，她现在还好吗？家在哪里……
半个月以后，父亲辞官不做了，不久又搬回原址——董家窝铺老家。老家太平了，结束了“拉锯战”给人们带来的蹂躏之痛。城里大乱了，八路军就要围城开火了，我们就是在开火前离开沈阳的，那时叫奉天。再后来，只要我去沈阳，就要到太清宫那转一转看一看。我大了，但我依然幼稚，即使我真的看见了那个小姐姐，我们还会认识吗？
解放后1949年的第一场大水冲倒了老家的房屋，从此开始了随父亲四处漂流的历史，一直住着租用别人家的房子，成了新一代无产阶级，到了1963年才有了自己的家。
我们落脚的第一站是董家窝铺东南3华里的团山子，因为父亲在那教。房东姓曲，我们住在他们三间房东屋的北炕，南炕是曲家，他们人口多西屋住不下才住在东屋南炕的。
曲家有个比我小一岁的孩子曲作兴，我就像哥哥那样带着他玩。他有一个哑巴哥哥比我大三岁，我们从来不打架，晚上睡在一个屋子里，就是一家人。
刚刚解放，日子是舒心坦意的了，生活还是那么的拮据。冬天一到就没有什么青菜可以吃到，白菜萝卜甚少见，土豆更是稀罕物。一天两顿饭，副食就是大咸菜，主食是大饼子高粱米稀饭，白开水是“高汤”，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几块豆腐。离曲家几步远就是豆腐坊，母亲几乎没有买过豆腐，我不会忘记。因为好，我就和曲作兴去了那家豆腐坊看看热闹。
做豆腐的是个高个子老头。现在我想：一定是他本来不那么高，小孩子个子太矮，看谁都是高大的吧；看谁都是老头吧。他好像认识我，笑眯眯地攥着我的手：“你妈妈总舍不得买块豆腐，唉……”说着，他拿过两个碗来，给我和曲作兴每个人盛了满满一碗豆腐……
以记忆为标准，我平生第一次尝到豆腐的美味，至今仍然是我的偏爱。
那么，他是谁？吃完了豆腐，我不懂得谢谢人家，只好带着这个问号回家了。
1 儿时的邻居（远近亲情）（2）
1儿时的邻居（远近亲情）（2）
祖母和母亲一再叮嘱我不要随便吃人家的东西，但我经不起诱惑，吃了陌生人的豆腐，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懒洋洋地往家走。
母亲知道了这件事，她没有责怪我，只是打了个哀声：
“唉，你小孩子哪知道，那是你的大舅啊。”
大舅？我心里好不疑惑，我怎么有两个大舅啊？我认识的大舅不是那个老头啊……
我的大舅和母亲是一父两母生的，对我特别的好，我是有记忆的。沈阳的老舅和母亲是一父一母所生，这个大舅当然也姓慈，是母亲远房的哥哥，不是一个祖太爷的了，农村叫做“出五服”的了，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五辈以内的直系血缘关系。可是，这个大舅对待我们就像亲大舅那样好。只要大舅出来卖豆腐，他总在我们家停留一会，等母亲出来“卖豆腐”。母亲是不轻易出来的，大舅就喊：
“老李，你出来一下啊！”
母亲出去了，大舅捡几块豆腐给母亲，嘴里还要埋怨他几句：
“你们大人节俭也就是了，孩子太‘熬烤’了，这是‘豆腐边’不算钱的……”
大就叫母亲“老李”，我明白，那时候娘家人都把过门的姑娘称作“老李”“老王”什么的，我听惯了，悟出了这个“习惯”。不过，什么叫“豆腐边”我不明白。母亲告诉我，“豆腐边”就是整板的豆腐经过打刀后剩下的“边”，很窄的一小条豆腐。一个多年的豆腐匠是有经验的，是打不出豆腐边的。大舅为了能让我吃上豆腐，就时不时地打出豆腐边来，就在门口喊“老李”。母亲不忍大舅这么做，劝他多卖几个钱，孩子也该娶媳妇了，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大舅说：“我是你哥哥，怎么一过门就成了两家人了？”母亲没有什么好办法推脱，只好领受了。
母亲对大舅说的孩子，叫慈明信，我的表哥，他比我大许多。我们住在团山子的第二年他结婚了，结婚的时候还不到20岁。母亲领着我去吃喜酒，大舅迎出门来好远，满面的喜气。我们母子是上宾，是本家的姑奶奶嘛。临回来的时候，大哥把红烧肉、丸子揣给我慢慢一兜子，我过年了。
自从60年代初成立堤防管理所，大哥就在那工作，一直到1998年退休。他的为人就像他的名字，明理、诚信、仗义、热心。在乡里，上上下下都和他保持着密的切友善关系。他搞过气象，是和河道管理有关系的，兼职的，在全县很有名气。1976年，乡里筹建成立气象哨，大哥是最佳人选。他没有去，而是把这个机会让给了我。他主动向有关领导推荐我，说我从理论到实践都比他强多了……之后，大哥又约请新民气象站的老师来指导我，我的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轨，也没有辜负大哥对我的一片赤诚之心。
2007年10月28日，我参加了新民高中百年校庆，顺便到新民气象站看看我的老师——丁林。他老了，精神还是那么矍铄，依然谈笑风生。我们所以亲密，情谊深厚，慈明信大哥就是我们的桥梁。我们有30多年没有见面了，过去的话题自然是主题，自然会说到大哥的一些情况，我也有整整10年没有看见我的大哥了。
在丁老师家的酒桌上，我提起大哥，丁老师黯然了，他说听说大哥死了！
我很愕然，酒也喝不下去了……
2008年春节前，也就是校庆后3个多月后我回老家一次，和内弟提起大哥的死，让我震惊了——大哥没有死！
大哥的身体不是很好，退休后得了脑血栓。我去北京的时候特意去他家和他告别，那时他还能少量的喝酒，精神很好的。据内弟说，现在躺在炕上了……要不是有急事回来，我连夜也要看看他，错过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心里很是暗淡。
1 儿时的邻居（指腹为亲）（3）
1儿时的邻居（指腹为亲）（3）
1950年春末夏初，我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这房子盖在孟家窝铺，在团山子以西3华里。房基地是我们自己的地皮，那时还没有实行合作化。姥姥是个很迷信的人，说那年盖房子不能改正房，也就是算命先生说的不能“修正”。所以，这两间土草房就改成了东厢房，正房的位子只好空着，引来了一场灾难。
1951年辽河发了大水，听老人们说这大水是亘古没有的，冲毁了我们家的房子，很多家居家用也都冲走了，弄得我们家一贫如洗。
洪水过后，父亲在正房的位置上盖起了“新房”。什么新房？利用旧房剩下来的“残砖碎瓦”盖起的房子——一间土草房，和马架子大小差不多。
从团山子搬到孟家窝铺，东西两邻和前后院都是大人们熟悉的人家，我也就没有了陌生感。东院是老丁家，老丁头卖香烟烧酒，开个小杂货铺兼做粉条，人称“丁粉房”。西院住着王宝富老两口，老王头买文具纸张，也卖炒花生。前文说过，我所以认识了王小浮，就是通过王家老两口这层关系。
东西两邻的买卖算不上火，常常是几天也看不见一个顾客。那个年代有几个人会喝酒的？酒可是高档的奢侈品而不是日常的消费品，只有逢年过节才有屈指可数的人家买酒。花生、烧饼、麻花、冰糖葫芦、脆管糖（学名麦芽糖），那得等孩子闹了小毛病，家长才买上一点以示抚爱。孩子们有病很少吃药，这些小食品好像比药好使。再说了，那时候的农村医生很少，药价却很高，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十里八村有个药方先生，那药也都是草药、膏药之类的，自己配出来的，你敢吃嘛。大人们不懂得什么叫流感，也没听说过这个名词，把孩子的“热病”统统叫做“撞客儿”。“撞客儿”大意是撞上了“客人”。“客人”是神灵鬼怪的意思，忌讳这么说，就把神灵鬼怪说成是“客人”了。既然得了邪病，当然就得“歪治”。比如：在一面镜子上立个鸡蛋，大人的嘴里再叨叨咕咕地细数已经死去先人的名字。鸡蛋立住了，就说明鬼神作祟。其实，只要你有耐心，鸡蛋一定会立住的，我就在镜子上立住过鸡蛋。之后，就烧香祷告，祈求神灵保佑，答谢他们对你开恩。几天之后，孩子的病好了，就说是先人显灵了，日后可要好生恭敬，不然的话还要拿你有病！其实，孩子有小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治也会好，还可以增强免疫力，更用不着如此的虔诚。
假如这些招法都不见效，大人们还有另外一道招法给孩子治病。
一次我的了疟疾，烧得厉害，昏昏沉沉的，滴水不进，难受死了。祖母给我煮了一个鸡蛋，那叫偏方，偏方治大病。按照治病的程序，祖母先剥去蛋皮，然后双脚跨在外屋的门槛子上，再用一根针在鸡蛋上扎一百下，然后把鸡蛋叫我吃下。这个偏方果然见效，早上吃的鸡蛋，下午病就好了。可是，没过两天，病又复发了，祖母说这鸡蛋没有把病完全带走，还得继续治疗。
祖母领我走到街上，等别的孩子走过来她就叨念：“求你把病带走吧，你是好人……”
还好，疟疾轻了一些，但没有彻底好。其实，得了疟疾就是这样的反复，周期性的发作，那是没有人明白。
为了治好我的病，祖母最后一招只好派上用场。她去东院老丁家买回一两酒来，又煎了两个鸡蛋，让我连酒和鸡蛋一起囫囵吞下。看来这个法子不错，过年的时候大人都很少喝上酒吃上鸡蛋，我“享受”了，因祸得福啦。为了治好我的病，祖母豁出去了，肯花钱。不过，鸡蛋我是吃下去了，酒刚沾嘴唇儿就吐出来了，喝不进去！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喝酒”，酒后，病果然好了。祖母很高兴，她说“偏方就是能治大病”！我想，老丁家的酒大概就卖我们这样的客户吧。待我长大了，也明白了个中道理，“打摆子”就是这样的反复，闹几天也就过去了，可以不治自愈。但可要小心，弄不好会有危险的，且不可以我的经历作经验……
住在孟家窝铺时，常来我家串门的是老曲家二大娘，她住在东街，离我们很近。二大娘的奶奶婆婆是我的亲姑太，我们是老姑舅亲。二大娘的大女儿叫曲风云，比我大三四岁，我每天都是跟着她去团山子学校上学。曲风云比我还小的时候就有对象了，未婚夫姓石，叫石振才，我们也认识。他们是父母“指腹为亲”的姻缘，为什么指腹为亲我不知道，但两家的关系很好。曲家真把石家当作一家人看待，见石家没有房子住，就让石家搬到二大娘的北炕来住。石振才和曲风云年龄差不多，虽然也是小孩子，但也懂得将来会住在一起的，住在一个炕上的。像我们这些更小的孩子也懂得他们是什么关系，时不时地就逗曲风云和石振才，尤其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每到这时，曲风云都气得发疯，直到抹眼泪……
1954年初冬的一个晚上，二大娘又来俺家了。他和母亲说话，我趴在被窝里听。母亲说：“这房子卖给谁也是个卖，你们两家住在一起也不方便……”
半个月后，我们随父亲搬到离孟家窝铺8里路的那家卧铺，石家搬进我们的房子。
曲大姐待我就像亲姐姐一样好，上学的时候，左手拉着我，右手是他的弟弟曲良忠。曲良忠比我小一岁，前文说过了，我们是从小的朋友啊。
离开了孟家窝铺，我一直惦记曲大姐她们，也很想知道指腹为亲的结局，在我的印象中，我觉得大姐很委屈。初二的时候，我听同学说，曲石两家自从我们搬到那家卧铺后，他们就解除了婚约。那时曲大姐结婚了，嫁给了马家，夫妻是自己处的，婚后生了七八个孩子，都是女孩。再后来，我在乡里工作了，常去她们家的村上蹲点，特意看看孩时的曲大姐……
2 知心的邻居（难得知心）（1）
2知心的邻居（难得知心）（1）
2知心的乡邻
有一种感觉，至今难以让我解释是怎么产生的。那就是离开了孟家窝铺，离开了曲大姐，我觉得自己长大了，好像蝴蝶羽化那么快。昨天我还像柔弱的蛹在“爬行”，今天会“飞”了。
那家窝铺离孟家窝铺相距仅仅8华里，可谓近在咫尺，但却像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那家窝铺姓郭的人家占60%，朱姓近30%。他们把“郭”当成“锅”，“朱”被理解为“猪”，于是，两个姓氏人家各自有一个居住区域，一道相隔互不混居，多年如此。但是，他们从来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相反相互间也做儿女亲戚，相互通婚。老年人有许多都是“亲家”相称，时常开玩笑的，倒也和谐，也是知心的邻居了。
知心，就是你知我心，我知你心吧。
这个那家窝铺我们先后住过两次，对“知心”这两个字再知心不过了。那就是在对待子女上相互知心——注重孩子们的学习相互知心，且身体力行。郭家也好，朱家也罢，家长们个个都千方百计地为孩子们日后的“出息”用真心真劲。那时候刚刚解放，郭洪义等许多年轻的家长们就把十左右岁的孩子送到沈阳去就读，眼光远大，意思超前，实在是难能可贵。孩子高就，家长低调，省吃俭用地过苦日子。那个时候商店很少，街上有货郎挑着担子做买卖，走街串巷卖个针头线脑什么的。但货郎很少来这个村子做买卖，因为很少有人买他们的东西。即使是卖豆腐的过来，也卖不了几块。他们把钱都用在读上了，也有了“与众不同”的收获。1958年前，这个小小的村子就有了七八个大学生，那时候我都不懂得什么是大学，没听说过这个词。
在孟家窝铺，放学后就是完，从来不做作业。天还下来就睡觉，省得电灯熬油，把灯下读看作是浪费，不会过日子，让人家笑话。来到了那家窝铺，这一切都改变了，是受到人家的熏陶，放学后就写作业，晚上也学会了电煤油灯看了。
1957年深秋，跟随父亲的工作调转，我离开了那家窝铺来到了郭家沤麻坑，现在叫郭家了。这次搬家让我心里很痛苦，做梦人都在那家窝铺，想念我的同学和邻居。这也许是人长大了，懂得感情了吧。也许感情这东西给你最大的“优点”，相反则是最致命的“弱点”而被他左右和驾驭。
在那家（习惯称呼，大多地名都被当代人简化了，但公章一般还是很传统的）时候，每逢闲暇我常去听父亲和西邻郭洪权之间的聊天。他们谈天下时事、聊孩子教育、说古往今来，我都听得懂，记得下。他和父亲是“国高”同学，郭洪权是村里的会计，他的大女儿郭士英和我是同班同学，我们常在一起玩。郭洪岐、郭士文、王兴杰……都是我的同学，我吹笛子拉二胡就是和他们学会的。到了高中我还是学校乐队的演奏员呢，“多才多艺”就是那时候的基础，我不会忘记。那家给予我很多美好和展望……
到了郭家，情形就变了，处处事事都很陌生。郭家，姓郭的是大户，“郭”姓的发音在这里很特别，不发“锅”的音，而发“国”音。
在郭家，我们和姓孙的住东西屋，是最近的邻居了，仅仅次于团山子的老曲家。
孙家三口人，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领着两个儿子过日子。一个儿子有40来岁了，另一个30多岁。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一家三口人都是弱智，缺心眼，村里人叫他们“一家傻”。祖母和母亲看不过去，就帮助他们料理家务，打点内外一些事宜。她们不知道“道谢”，也不懂得“感恩”，但祖母和母亲还是一如既往地关照他们一家人。左邻右舍都说婆媳俩心眼好使，也愿意和她们交往。
通过“邻居”大人们找到了落脚点，我也在寻求适应这里的环境，很快同郭志彪孙方举成为好朋友，他们是我在郭家的同学。
那家有那家的优势，郭家有郭家的特点。郭家没有那么多的大学生，只有一个师范毕业生，姓王。但郭家的父老乡亲都很尊师重教。我们刚刚搬过来，许多学生的家长就来看“先生”了，或菜或柴，总有心情表示。父亲刚来时是负责教师，不久就是主任了，是学校最高的领导。
1957年末到1958年初，全国都刮起了一场政治风暴，那就是反右斗争！另一场风暴则是自然灾害，那一个冬天风雪特别的大，所有人家的门窗都被大雪封闭，所有的道路都被雪峰堵塞。1957年又是粮食统购统销开始的一年，口粮出现了严重的短缺，尤其是我们家这样的非农业户。
为了补充粮食的不足，有能力的人家都顶风冒雪地“破冰求鱼”。寒假里，父亲等老师们去了县里“整风”，家里只有我可以和人家“随帮唱影”去河泡子拿鱼虾。
那年我还小，使不动“钩片”钩鱼，也拿不动冰镩镩冰眼，只能用“搅罗子”搅鱼。我们家哪有“搅罗子”啊，西邻郭景一大伯贪黑为我做了一个，我高兴得不知道怎么好了。第二天，我就随邻居拿鱼去了。
天实在是太冷了，刚一出门手脚就冻得像猫咬似的，耳朵冻出一个大水泡来。北风很大，很那站在冰面上，不小心就会被卦进冰窟窿里。祖母劝我不要去了，说太危险。可我偏要去，觉得让别人落下一天就像逃学一天那样羞愧。我每天都起得很早，回来得很晚，中午啃一块玉米面的大饼子就算了事。我在想，父亲不在家，我要让七八口人过一个吃饱的冬天。
这一个冬天里，鱼的确没少拿，我们家天天有鱼虾吃，补充了粮食的不足。
用“搅罗子”搅鱼都是些小鱼和河虾，偶尔能搅上来三四两重的“大鱼”，我就让祖母留着过年，足足有20多斤。记得那年除夕的上午，我还去搅鱼呢，上瘾了。过年头一次吃上自己拿的鱼，真得好好地感谢我们的邻居，感谢他懂得我一个孩子的心思，知心。
2 知心的邻居（村名之父）（2）
2知心的邻居（村名之父）（2）
在郭家住了两年，我感受到了淳朴情感的温馨和价值，我也体味到了怎样创造生活给我带来的快慰，还有学会承担义务所享受的乐趣。
1959年初春，父亲的工作又有调动了，我们又搬回了那家。搬家的时候我念初中一年级下学期，没有放假，我也不知道搬家，也就没有帮上父亲什么忙。到了1960年冬，这个四处漂泊的家又从那家搬到德盛堡。从初中到高中这六年间里，由于住校读，很少和乡邻们接触。不过，所有的乡邻给我留现了很深刻的印象。但是，严格地说，这些乡邻都是父母真正意义上的乡邻。我还小，年轻，对于乡邻我无权选择，有权感受。
1964年我高中毕业了，从此步入了社会，父亲不常在家，与乡邻交往我就成了主角。
“德盛堡”常常被人写成“得胜堡”，理解为“得胜”的堡子。这绝不是笔误，而是不了解她的来历所致。
1955年春开始兴修沈北大堤，所有大堤以北的十几个村屯都在那一年搬到大堤以南来了。
德盛堡这个地方，原来是一片没有一户人家属于旧社会老王家的耕地。新的村屯建成了，里里外外的人都习惯叫这个村子为“王家地”。德盛堡村的新居民，来自五六个大堤以北的村子，其中有一个青年人叫刘德本的，他比我大三四岁。别看他没念多少，却很有心计。他总觉得把“王家地”作为村名很俗气，这么大个堡子的居民来自四面八方，大家应该和睦相处，共同建设新的家园才是。再说了，解放这么多年了，土地早就改革了，哪能还叫什么“王家地”“李家地”什么的啊。于是，他就“独断专行”给“王家地”取了一个新村名——德盛堡，意思是希望道德兴盛，长久不衰。
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个村名，即使是有人知道了，也不习惯这么叫，让刘德本很是着急。他不甘心新的村名就这么被人“忘记”，就想出一个办法来，还真就见效了。
刘德本把一句顺口溜写在木板上，立在村头的大道上，谁经过都能看得到。那上面写的是：
谁叫德盛堡，谁是祖上祖；谁叫王家地，谁是孙子辈。
从此，德盛堡的村名就传开了。可是，“德盛堡”这三个字很少人懂得“德盛”的真正含义，写起来也没有“得胜”好理解和方便，“德盛堡”一来二去就成了“得胜堡”了。不过，村里的公章刻的还是“德盛堡”。
一个年轻人创造了一个地名，也算是一桩美谈，他也算得上一个大名人了。1964年末，刘德本当上了德盛堡大队的大队长，那时他还没有结婚，不到30岁。后来因为他的对象在黑龙江农垦系统工作，他去那结婚了。遗憾的是，婚后没有几年，刘德本得了一场重病不幸离开了人世。我听说后很是惨然，他当大队长时我是团总支籍，相互之间很和谐默契，何况我们还有些亲属关系啊，他是我母亲的姑舅弟弟。那时候我说的不算，若不然我会发动群众好好的对他悼念叨念，他是“德盛堡”之父，言不为过吧。
德盛堡村包括三个自然屯，德盛堡本街最大，“大桥”次之，郎家窝铺最小仅仅有20来户人家。我们从那家搬过来，就住在大桥了。其实，大桥根本不是地名，原来也是一片耕地，和德盛堡同样是新的居民点，只因为这里有一座大桥修在沈法公路上而得名。可惜我们那里没有像刘德本那样的人物，才在新社会落个很庸俗的村名。
直到现在，40岁往上的人一提起刘德本都会记得他的音容笑貌。他是那个时代公社里最年轻的大队干部，工作和政治思想水平都很高。他人年轻，又有头脑，向来敢说敢干雷厉风行。不幸的是30随刚出头就走了，令所有认识他的人为之惋惜啊。
他去黑龙江之前，我们曾经见过一面，他很沮丧。他说：“我很留恋啊，但也很遗憾，我这么干工作，群众都很满意，可我就是不能入党啊，这条道我不想再往回走了……”我对他没有入党也很不平，不就是因为社会关系不好吗？我劝他说，不要灰心，就凭你这把手，到黑龙江也错不了。是的，他到那不久就当上了一个小干部，说说写写都是一把手，想不到英年早逝……
我家的后院原来也是一大片空地，1968年才有人在那里盖起一个简易的新房子。那就是我前文说过的老潘家。房主叫潘得舫，他和老伴马杏春都是江苏省溧阳县人。你看人家的名字，江苏人的名字就是有文化，一看就知道人家是个香门第，名字很诗情画意，耐人寻味，给人以享受。
他们是沈阳的下放户，老潘是沈阳八院的会计，老马是护士，家庭成分都是地主，所以才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可他们已经不能参加劳动了，还得说是来“劳动改造”的。那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样的人是没有权力在城市里居住的，那么农民还是“人”吗，还是好人吗？耐人思考啊。
他们被“清理阶级队伍”的风刮到了农村，勒令下乡，没有建房前住在宋奎久家的北炕。虽然因年迈失去了劳动能力，但你也得到生产队接受改造。他们两个人正的公分还没有我的一半多，“贫下中农”对待他们就和四类分子一样，像吆喝牲口一样喊他们的名字。直到落实上级的政策后，他们摇身一变成为革命的“五七战士”了，才给他们一个房场盖房子，我们就成了邻居。
我们两家离得很近，就隔一条道，相互有什么事喊一声就到。有些农活他们不会干，我坐在屋子里就能指挥。后来老潘家回城了，回了原单位沈阳八院，我几次去看望他们，都有说不完的话。我得了一种皮肤病白癜风，正好在脸上，太“没面子”了，我很着急。他知道后就亲自为我配药，药名叫“牛皮癣2号”，真管用，几个星期就好了。
我们见面谈话尽管是那么的和谐亲切，但老潘总是免不了打几个唉声。是啊，人的了病可以药到病除，一直心灵上的创伤是绝对没有灵丹妙药的。一时的疼痛是痛苦的，是可以挺过去的，留下的疮疤则是永远的疼痛，挥之不去。
3 亲密的乡邻（败家有道）（1）
3亲密的乡邻（败家有道）（1）
我和老潘家是近邻，前院就是我们的老家，父母住在那。我们两家之间没有街道相隔，只有菜园子相连。那时我自己独立过日子了，生产队没有房基地，就把两间土草房盖在了老家房后的菜园子里，没有左右邻居。后来我搬到前院父亲那里，邻居相对固定了，一住就是30来年。
“新的”西邻也姓李，当家的叫李学清，比我大整整一轮12岁。他的爷爷在家族中排行老八，我没有见过面就去世了，只知道人称他为“李老八”。
我们家的前院也姓李，他比李学清的年龄可大多了，老爷子叫李殿军。说来也怪，他在家族中的排行也是老八，也叫李老八，都叫他“李八抠儿”。我父亲的排行也是老八，外面的人都叫他“李老八”。三个李老八都集聚在一个不大的区域里，也算是闻了，堡子里戏称我们那个地方为“李八区”。
虽然都是李老八，但同姓不同族。老李老八是金家沟人，父亲是董家窝铺人，李殿军是本溪本溪湖的祖籍。
李殿军在解放前和我们家一样是个大家族，几辈子人几个分支都在一起生活，他是大当家的，一切都有他说了算。一大家子人从本溪湖逃荒到沈阳北落户安家，处处讲的就是“节俭”两个字，一分钱得掰成两半花。所以落个“李八抠儿”的雅号，积攒一个富农成分，带上一顶致死也没有摘掉的四类分子的帽子。前文已经说过了，“文革”期间他受尽了折磨与屈辱，祸连九族。李凤仁就是他的堂孙，险些打一辈子的光棍。
“他游街遭罪，活该！”这话要是别人说的，倒是情有可原，但偏偏是他的侄媳妇李凤仁的母亲说的，让李八抠儿听了好不伤心。其实就是个气话，是在为他和为自己的儿子鸣不平吧！她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可能李殿军永远也不会知道了，知道在他当家作主的时候是多么的“不得人心”。
平日里节俭没的说，逢年过节总该改善改善一下生活吧，哪怕是吃上一顿豆腐啊！不过，有李殿军在家谁也不敢提个“吃”字。
一天，李殿军早早就出去了，说要晚上才能回来，这可是一个给大家“改馋”的好机会。他一走，几个侄媳妇就忙乎起来了，泡豆子的，刷磨的，套驴的……人人动手，个个不闲着，开始做大豆腐。
泡豆子得需要功夫，所以直到中午豆腐才做成。还没等把锅碗瓢盆收拾干净，在门口负责放哨的人就跑进屋里，说当家的回来了。侄媳妇们慌作一团，李凤仁母亲倒是有办法了，他叫一个孩子把一大捧豆子散在大门外面。
李殿军走到自己家大门口，一眼就看见了了那么多黄乎乎的豆子，蹲下身来就捡，足足捡了一个多小时才进屋。
有人问了，黄豆虽然比芝麻大，那也不容易让他看见啊。是的，一般人是很难发现地上的豆子的。李殿军就不一样了，他走路从来都是低着头的，图的就是能捡到点什么，见到驴“巴巴蛋”都能捡回来，不然怎么叫“抠儿”啊。
豆子捡净了，做豆腐吃豆腐的痕迹也荡然无存了。
靠捡豆子精神捡个富农分子，李殿军忘记了前车之鉴，他的过家之道在解放后依然我行我素，秦章萧随。虽然土地被分了，加精败落了，但到了“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家资又殷实起来。
在我们家前院，李殿军与老王家共住三间房，李家住东屋，王家住西屋，中间的外屋一家一半。王家是贫农，两家本应该是“水火不容”的阶级斗争的关系，但不仅能够“猫鼠同居”，还能解秦晋之好。这是事实……
王家和我可是至亲，我的夫人就是他家的亲侄女，王家的事我怎么不会一目了然？
王家为了吞并李家那一间半房子和他们手头那丰厚的积蓄（富农土改时分地不分家产细软，都说他们家有很多的黄金），就决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殿军的老儿子。
李殿军最小的儿子李庆新本分勤劳，为人和气又有几分灵气。要不是成分不好，论外表和气质，对象是不愁的，无奈有个带帽的爹婚姻大事也就耽误了许多年。总之，王家的姑娘嫁给李家绝不会缺吃少稍，为衣食犯愁。
王家的姑娘过门了，没多长时间就和公婆分居了，贫下中农不能和“地富”混线。李殿军为儿子的“长治久安”着想搬了出去，这三间房自然被王家一统天下了。
到了“文革”如火如荼的节骨眼上，王家的五叔王玉明从一百多里路的大柳屯回老家串门来了。他听说侄女嫁给了整天游街示众的富农分子的儿子，为此大为光火。王家也因为这样的尴尬倍感羞愧难当，于是帮打鸳鸯的闹剧开始了。
这五叔是个退伍军人，共产党员，王氏家族视他为神明、高人。他说的话一言九鼎，相当于家族中的最高指示。王家这门亲事本来就基础不牢，经王五叔这么一番政治震动，很快就土崩瓦解了。李庆新赔了夫人又“折兵”，王家领回自己的姑娘还有她肚子里岁月已深的孩子。离婚后孩子生下来了，李家没有要，怕跟着他们受罪，可怜她刚刚问世本来有父有母，却没爹没妈。
几年后，李殿军带着那顶沉重的帽子，撇下他的儿子和重新建立起来的家业撒手人寰了。李殿军治家有道，但也败家独到。他的一辈子就是“治了又败，败了又治，反反复复，死而后已”。
3 亲密的乡邻（无底深渊）（2）
3亲密的乡邻（无底深渊）（2）
李学清的祖父我没有见过，上些年岁的人都说他很像他的祖父，而且越来越像，大概每一家人多是这样的吧。
自从我高中毕业参加农业生产以来，到1998年初秋去北京，34年来我们有30来年的邻居历史，可谓亲密无间了。
在农村不像在城市，人与人见面没有相互称老张老李的，大家总有个辈分长幼的伦理称呼，不然别人就笑话你没大没小。别说是在村子里，就是在乡政府机关上班，人人也多称兄道弟的。前些年在机关这种称呼还差一点，近几年成了时尚，成了打招呼的准则了。我的年龄稍大一点，占了不少“便宜”，十有八九都叫我“李哥”，也有叫我“大哥”的，挺近乎的。约定俗成，一过90年代，上司和“下司”也互相称兄道弟的了。
李学清家同我们家有几辈子的姑表亲缘，我的亲姑太太、堂姑姑、堂妹妹都嫁到他们家。按辈分论，我叫李学清三叔。他的耳朵有那么一点失聪，不爱言语，就叫他“三傻子”。这外号是他父母叫出来的，外人很少这么称呼他，但尽人皆知。我们在1961年就是邻居了，那是我还在念初中，就知道他有这个雅号。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李学清一点都不傻，原来曾经怀疑过——他不傻，他的爹妈怎么叫他傻子啊？
我明白了，大概有两个原因爹妈说他傻。
一是改造落后地区时，他们家的成分由中农变为富裕中农，升了一级。他爹就嘱咐他少说话，少惹是非没装聋作哑没有毛病。二是他从小就有“口病”，舌头大发音不那么准确，说话越多舌头显得越大，少说话别人就少取笑，日后的对象千万别受舌头的影响。对此，李学清言听计从，足见他“聪明过人”，城府很深，就像他的爹爹。
一来二去，李学清给别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呆”，也就是傻。同他开玩笑，他更是装聋作哑，不和你说半句话。其实，他不但不傻而且很尖。大家都说，“把李学清当傻子的人，他才是真正的傻子”。
生产队没解体的时候，李学清一家9口人，算是个大家庭了。父母妻子和5个孩子，只有他一个人挣工分，日子过得很紧巴。家里仅有的几个钱都要放在父亲那里统筹支出，只有过年了，才买上几个苹果，大人和孩子在除夕夜用刀切瓣分着吃。冻秋梨没有办法切开，就好一人一个，真难啊。
那年过年，三婶感冒了，几天都是卧床不起，也没看医生。三叔的那个梨没舍得吃，他贴在三婶的耳朵根子说：“你吃吧，别留着了，我这还有一个呢。”
想不到，一个有病发烧听不见来人拜年的动静，一个耳朵因为上火也不好使了，这句话被人听去了。一传十十传百，生产对所有的人都知道了这句悄悄话，和他闹笑话的人就拿它说事。当然，一到这个时候都笑了，那也是苦恼人的笑罢了。
“大帮轰”的时候谁也不必谁家强多少，但像李学清家这样困难境况也够得上典型了。他的父亲害怕他的日子过“洒汤”了，便采取了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尤其是财政大权。大到买衣服布料，小到针头线脑，凡是花钱的事，一切都有他说了算，而且亲自去操作。
老头终于老了，生产队在他“拿不动腿，张不开嘴”的两年前提前“死亡”了。他总算看到儿子靠责任田挣回大把大把的血汗钱，又要翻盖新房，又要去两个孙子媳妇，但他还是没有住上新房。
土地承包到户，李学清家人口多，劳力也多，承包的责任田也就多，是本生产队的第一大户。头一年就是个大丰收，头一年大人孩子穿上崭新的衣服。只几年的光景，李学清成了原生产队的首富，接连盖两座新的砖瓦房，娶进两个儿媳妇，发送了两位老人。这么多大宗的事，要不是“改革”他哭都哭不上调来。
5个孩子中的两男两女先后成家立业了，剩下的小儿子正在念中专。到了这个时候，李学清的积蓄，也就是承包土地得到的油水差不多消耗殆尽，几近枯竭了。原因有4个：一是办了那么多的大事情得花大钱，哪宗事也不是省油的灯；二是儿子都分家另过，土地也分散了，留给他的土地有限。老爷子年代的一统天下变成了三足鼎立，瓜分了强盛态势；三是农村改革后各项费用提取的增长速度，大大地超过粮食生产效益的增幅。这是最根本的“败落”因素，也就是农民的负担大大地加重了；他的小儿子念的学校是私营自费的，学费太高。这时的李学清老两口已近古稀之年，可他们还有未尽的“事业”等待他们去完成。那就是供小儿子读，毕业后筹备婚事，购置楼房……哪一项都是责无旁贷的，都是神圣不可推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