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我的一家 1我的长辈（悲苦一生）（1）第八章我的一家1我的长辈（悲苦一生）（1）
亲祖父李春荣我不曾见过。自父亲过继到曲氏奶奶后，提及往事涉及到祖父的称谓时我就叫他三爷，这是我懂事后才知道的。在我的记忆里，曲氏就是我的奶奶，亲奶奶。
奶奶21岁就守寡，她不肯再嫁。祖父去世后，奶奶的娘家曾劝她再嫁，但奶奶坚持守寡。奶奶很“传统”，不愿意领着一个女儿再走进另一家的大门，大概是怕委屈了孩子，还有名声更为重要。
虽然奶奶一家只有娘俩，但在曾祖以下也是一个家族中的支系。曾祖的家业是要平分给他的3个儿子的，足够奶奶和姑姑的日用了，奶奶不能不考虑生活。父亲过继给奶奶后，两家合为一家，奶奶的心敞亮多了，总算有了儿子可以依靠立得住门户了。
我从小就是在奶奶的拉扯下长大的，那时我跟奶奶亲，母亲不在家也不想她。奶奶一辈子含辛茹苦省吃俭用，从来不花一分钱，我也不记得她手里有过什么钱。她没享受过一天清福，随父亲东奔西走。父亲在“文革”时遭到打击，她也跟着郁闷，整天的提心吊胆。“文革”还没有结束，奶奶就去世了，那年她才60岁。她去世的时候，正赶上李昊出生不到两天。我整整守候她3天3夜没有合眼，对祖母做最后的陪伴，也陪着她走完最后一段人生之路。
国民党统治时期，父亲被抓了壮丁。奶奶为了赎回他，便单独一人步行70里路去了兴隆店。那是哪有什么可走的公路啊，全是坑坑洼洼的泥土路，走得两只脚全是血泡。奶奶没少和我说起这件事，忧伤得很，表情中露出不尽的而恐惧。
按说父亲是不该被抓的，在奶奶的名下他是独子。但是，村公所为了卡油，就强行让父亲去当炮灰。他们也看准了奶奶是个妇道人家好欺负，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根本不把“独子”当回事儿。暴政当头、贪官当道，一个弱女子上哪去理论是非？只好咬牙破费了。
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不久父亲有摊上了“国兵”的人祸，一去就是二年。1945年，苏联出兵东北，日本投降了。父亲所在的国民党军队，被苏军羁押在佳木斯的一个山沟里。很快，苏军和八路军双方达成了协议，给每个人发放钱粮和通行证，将其全员遣返回乡。
父亲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天寒地冻的阴历十月了。奶奶见他安然地回来了高兴得不得了，又是烧香又是磕头的。但看他穿得那么单薄，又是一番落泪。父亲回家前，奶奶天天求仙请神为他祷告，“一日三叩首，早晚一炷香”。
1951和1953年辽河爆发洪水，害惨了奶奶。父亲只管在新安堡护校，把家里全都扔下了，奶奶和母亲没有一点主心骨，几近惊慌。奶奶一定要母亲领着我和妹妹赶快逃避，洪水眼看就要漫堤了，堡子里早已十室九空。
奶奶一个人在家里守候着，守候着房屋、猪鸡、粮食、土豆……大堤决口后，洪水把房子冲到了，守候的东西荡然无存，庆幸的是奶奶死里生还。洪水过后，奶奶没有惋惜和哀叹，好歹一家人都在，五大爷不是死在洪水里了吗。
奶奶什么也舍不得，知道没钱的滋味有多难，对家里的东西宁可舍命也不舍“财”。
曾祖的三个儿子刚分家的时候，奶奶的手里还是很宽裕的，供姑姑念护士学校，在那时实不多见的。奶奶娘家门上有个好耍钱的侄子叫曲则州，输光了就来找奶奶“借钱”。奶奶一边数落他的不是，一边又不得不给他钱。奶奶去世时他来吊唁，说起当年的事很是内疚。他看到奶奶简单棺椁伤心不已，说奶奶给他的钱够买多少比这好的棺木啊。他还说，“老太太一辈子不吃不喝，什么也没有攒下，只攒下一个好名声……”
是的，奶奶为人谦和，从不与谁计较什么，更不会和人争斗。她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吃亏让人无祸事”，现在的话就是“吃亏是福”。可以说，我是在奶奶“吃亏”中长大的。
换句话说，我也是在奶奶的被窝里长大的，在她每天晚上讲故事中长大的。她讲给我的故事我记得很清晰，主题都是忍让、公正、诚实，都围绕本分、操守、善良的中心。
奶奶去世后的第三年，父亲才被平反昭雪重新上学校领导的岗位。那年的清明节，父亲亲自把奶奶的坟墓迁到高处，一个来往方便又无妨碍的地方，让她一生不安的灵魂再不受人世间的纷扰。
几十年过去了，安息的奶奶不会重生，但她的往事会经常在我的脑际中再现。记忆最深的就是那一年开春，我得病了。奶奶为了让我吃下一点东西，就领着我去我们家“来伙”时（大家庭的时候叫来伙）的菜园子挖韭菜。那时的韭菜刚刚露出一个小红尖儿，想要给我做汤喝那得挖多少的韭菜啊。奶奶很耐心，一棵一棵地挖，春风吹出了她的眼泪……
虽然我没有见过奶奶因为伤心而流泪，但我知道她有许多的眼泪都流进了肚子里，苦的、酸的，充满了她的一生。
1我的长辈（家父遗物）（2）
1我的长辈（家父遗物）（2）
父亲在外面是个活泼开朗的人，一回到家里就变得少言寡语。更让我至今不能想开的是，他从来就没有抱过我，亲热过我。我和弟弟妹妹们对他很是敬畏，更没有那一个和他撒娇的时候。他和祖母在一起算是同病相怜，都是不完整家庭中的一员而走进一个新组合的家庭中来。
父亲主持家政也是勤俭当头，所以家里没有意见值钱的东西。他爱喝酒，只是逢年过节的时候打上一斤八两就算奢侈了。过年的时候从不买什么鞭炮之类的东西，也不贴对联接神，更不供奉灶王、黄仙狐仙（也叫胡仙）之类的神灵。唯有一年例外，父亲从集市上买回3个二踢脚，还有一条3斤重的大鱼。可惜的是，那条大鱼还没等上除夕的餐桌，就被野猫啃去了一半，也让奶奶心疼了好几年，时不时就叨咕几句。
说实话，父亲从小对我们没有什么理想教育，对我也不报什么期望，任由我们自然成长。他不像现在的家长对子女那么处心积虑，和处处留心。我受到的教育完全来自于祖母，在潜移默化的故事中接受思想启迪。
眼看我高中毕业了，才接到父亲给我的第一封交流思想的家。其主要内容是：考一下大学，否则参军，要不就参加农业生产……
看得出，他对我升学深造没有一点强烈的愿望。参军谈何容易？他忘记了自己的历史背景和家庭成分。读过父亲的信，我心里感到很冷。前文说过了，我在学校、社会、家长冰冷的氛围中，只能走通往农业农村农民这一条唯一的路了。那时的父亲41岁，现在看来他太年轻了，把握不住自己孩子的命运。
1977年，父亲的老病复发了，而且比以往都重。那时候我已经到公社上班了，特地请假去为父亲看病。
我和学校的一名老师参扶着他去了新民县传染病医院，上下汽车都很吃力，没有一点力气。那个老师叫吴成义，协助我护理。
到了医院，也办理了很繁杂的住院手续，可刚刚住了一夜父亲就非要出院不可，怎么劝也不听，只好由他了。拒绝继续住院理由是，周围全是病人在这里也是吃药打针，不如回家治疗方便踏实。
父亲得的是肺结核，不算什么疑难杂症，他的想法是对的，很现实。从此，他就一直在家里治疗，那病也好好犯犯没有根除。每到秋末冬初时节，病情就会加剧。一到晚上我就不敢熟睡，总是侧耳听他屋子里的动静。
我们住在前后院，来往也很方便，相距仅仅20米远。夜间只要听到后院门响，我就会一骨碌起来，赶紧去看看又发生了什么事。1986年冬，他的病情加重了，半夜里由乡政府的车把他送到县医院，准备再次住院。可是，这次又和上一次一样，仅仅呆了一宿就讨厌那里的环境了，只好打车回家。他说：“呆在这里，不等我病死，就得窝囊死，还不如回家。”他也可怜我，从挂号排队到诊断，楼上楼下只有我一个人背着他不断地往返，他已经走不动路了。
1988年12月24日中午，父亲耗尽了最后一点精力与世长辞了，享年65岁。
在最后的几年里，他还是很欣慰的，只是“有福无寿”。相继，他的大孙子考上了吉林大学、二孙子也念了省重点高中，小孙女年初三也是出类拔萃的尖子生。1987年我翻建了新房，父母他们也扒了后院的小土房和我们住在一起了。这让他很是欣慰，他总算住上了砖瓦房，尽管不到两年就离世了。
最后的几年他很知足了，死后留下一首长诗，表述他一生的坎坷，和邓小平复出后给他带来的新生。这首诗大概是他唯一值得他珍视的遗产吧，所以至今我还保留着。
父亲死后给母亲留下了500元钱，放在我大妹妹的家里，我并不知道，后来妹妹说的。他还有一个水晶眼镜，算是值钱的东西了，有人要要，征求我的意见，我没有同意，留给了母亲做纪念。那眼镜有好多年了，父亲年轻的时候眼睛不是很好，有人说水晶石养眼睛，就花钱置办了。那时候水晶石没有现在这么高的价位，但也不是一般人家就能买得起的。这副眼镜和他形影不离，在佳木斯当兵的时候也随身携带，即使干农活也揣在他的兜子里，可见父亲对它的喜爱了。
他留给我的东西有两件，一是分家的时候那架三五牌的挂钟，一是一个刮脸刀架。挂钟是1965年秋父亲从郭家沤麻坑商店买回来的，大约花去了那时他一个月50元的工资，可见当时物资该有多么的匮乏和昂贵了。这架钟一直伴随着我43年的生活，2008年再也不能走动了，只好忍痛割爱处理了。而那个刀架我仍然使用着，它比挂钟的年龄还大，是1955年鹰牌的产品。53年了，用了两代人，铁件依旧光亮没有一点锈斑，堪称神。
2 我的一家（陋室观）（1）
2我的一家（陋室观）（1）
2我的一家
一切家庭都是从婚姻开始的。1966年我们结婚了，第二年长子李靖出生了。那时候，祖母、父母、一个弟弟和四个妹妹，再加上我们3口，一家11口人挤在两间草房里，算得上济济一堂了。大孩子刚刚会走，我们就搬出了老家分爨另起炉灶了。我们3口没有自己的房屋，也没有相应的积蓄去置办必备的生活用品。分家后的第一站，住在贺文祥老两口的北炕。从此，30多年的艰难岁月便开始了。也就是说，打这起的30年后我才摆脱窘境。
分家的时候，父母给我最贵重的东西就是那架三五牌的挂钟了，还有用了近20年吃饭用的炕桌。一葫芦头小米是给孩子吃的，一手推车柴禾以解燃眉之急。半面袋玉米面，可以维持大人几天的吃食，再有就是我们三口人平时穿的几件衣物了。除了我们拿走的，老家几乎是家徒四壁空空如也了。幸好贺大叔不要我们一分房租，不然我们就得露宿了。
贺文祥大叔膝下只有一个女儿，已经许配个于家。我和贺大叔住东屋的南北炕，他的父母年事已高住在这三间房的西屋。
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啊。你越怕有事，事就接踵而来，那时又要有一张嘴哭着喊着等着吃喝了。把孩子生在贺家总觉得不那么方便，这可如何是好啊？真叫“一愁未了，一愁又来”，愁眉不展的过日子。思来想去，我们决定在老家的后园子里盖个小房暂且安身吧。
计算一下，手里只有不到80元钱，再小的房子也难以盖成啊。
这80元钱，是我们结婚后给岳父门上的长辈拜年人家赏给我们的“礼金”，和生孩子时别人给的“下奶钱”，也包括五曾母给的那5元钱。平日里连个糖块都舍不得给孩子买，就留着急用，但这么点钱想盖房子实在是杯水车薪。然而，没有房子住促使你必须盖房子，一分钱就得掰成两半花。要不然，你到哪里借钱去，牛年马月能换得上？
人困难到了极点，往往会有权宜之计来帮助你吧，这就叫天无绝人之路。或者，“将就”就是权宜之计，我就得靠“将就”来盖房子了。
木工是本生产队的人，按当时的规定，木工为本队的社员盖房子有生产队给他记工分，生产队再从我的工分中扣除。垛墙、打石头底做房基，全由自己动手，不花一分钱就可以完成。没有木料我就去赊，是人家的旧房子木料，没有几个钱。草房要苫草，就用生产队分下来的秫杆顶替……
秋收前盖房子动工了，天气也越来越凉了，不几天清晨就有轻霜了。我们俩脚踩着冰碴和泥、打坯，孩子妈妈和我一起挺个大肚子磊窝。我们不能求他人帮工，尽管我帮别人太多的工，给人家吃什么喝什么？反正我们年轻又都是力气，能省下钱其他的都不重要了。搭炕、砌锅台这样的细活我没干过，什么“落灰堂”、“迎风坯”……好多技术活我一概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千难万难，没有钱最难。就因为我没有钱，其他的难就不那么难了。自己动手怎么也比没有钱去借好得多，于是就自己动手了，一切也就成功了。
孩子妈妈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眼看就要冬天了，她就顾不得休息一会，生怕房子没盖好孩子就生下来了。初冬时节，房子总算在劳累中盖成了，也创造了农村房舍之最——
面积最小。住人的西屋也叫里屋，去掉一铺火炕，堂屋地只能走开一个人。外屋也是东屋，搭个锅台放两口水缸泔水缸所剩无几了。两间土草房总面积仅仅9平米吧，比瓜窝棚大不了多少。
屋子最黑。里外两个屋只有几块巴掌大的半透明的“乌玻璃”，是捡来的。窗户和门都是糊的纸，阴暗潮湿，见不得几缕阳光，就像老鼠洞似的。
房墙最窄。一般土房的房墙都是一尺八宽厚，结实保暖，我们的只有一尺厚。墙薄一点是为了赶进度，容易干，不是马上就要有生孩子的嘛，等不得。
房顶最透。为了节省木料，我们的房子没有椽子，叫做“蹬箔”。那是旧社会穷人盖房子的方式，解放后早就不用“蹬箔”了，这个“工艺”在我这复活了。“蹬箔”的房顶和屋檐四处漏风，风可以从任何地方直吹到你的脑袋上。
时间最短。从垫地基到全面竣工只用了28天，因为我的房子和瓜窝棚差不多，最省去了很多的工程程序。
造价最低。手里的80块钱花得一分没剩，赊来的旧窗户和檩子一共102元。虽说那时候的钱很实，但你能想象102元就可以盖个房子生了两个孩子吗？
还有一些之最，比如举架最低（房子高度）、屋子最冷，说起来不堪回首。
春节前，也就是祖母去世的第四天，次子李昊降生了，两年后小女李晓黎也挤进这个陋室。
2 我的一家（无礼婚典）（2）
2我的一家（无礼婚典）（2）
生李昊时，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盖房子花掉了本来就不多的所有的钱，还耽误了我许多的工分。秋后生产队分配结算，我只找回来不到40元钱。所以孩子妈妈来月子只吃了6个鸡蛋，是李巨元的母亲我六大娘送来的。6个鸡蛋她吃了10多顿，有四个是一次一个煮着吃的，其余的两个炸成鸡蛋酱下饭，足足吃了一个星期。生产队发给社员过年的猪肉和米面，我一口都没有吃，都用来维持坐月子的了。孩子的母亲不忍心不到两周岁的大孩子跟我一起苦熬，常常趁我不在偷偷地把自己嘴里的东西给了他。还没有满月，她就撑起来干零活洗尿布，让我去生产队多挣一些工分。
这个时期酸楚如影随形，避之不及。那年的春节我什么也没有置办，没有钱置办。除夕晚上别人家灯红酒绿杯盘罗列，我们吃的是骨头炖酸菜。骨头让大孩子啃了，没有多少肉，只有少许的筋头。酸菜有些骨头的油花，我逼着生孩子的她吃了，剩下的酸菜汤由我喝了。我只是怕浪费了可惜，并不知道酸菜汤是个什么味道，我能品出那味道吗？也许嘴里和心里都是酸的吧。那时我就咬牙发誓：拼死也别再让孩子遭此洋罪了！但这要等到何年何月啊？
第二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进入“亲不亲线上分，家不家纲上划”的残酷时期。这时，我们属于黑五类人家就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了，随时都有灭顶之灾让你永世不得翻身，把你打入18层地狱。
噩耗终于来临了，她的五叔王玉明从新民的大柳屯来岳父家串门，实际上是来“清理门户”的。他的两个侄女一个嫁给了富农，一个嫁给了富裕中农走资派的儿子，令他大为光火很不体面。他声色俱厉地指责他的大哥二哥是背叛了本阶级，和阶级敌人同流合污，断送了王家子女的锦绣前程，等等等等。大哥二哥低头认罪，以同意“决裂”作为立功赎罪的表现来体现立场坚定。没过几天，他二哥王玉章的女儿王桂琴就彻底地和李庆新决裂了。接着，乘胜进军的目标就是我们了，意料之中，我有思想上的准备。
那天晚上，孩子妈妈很晚才从孩子的姥姥家回来，进屋就哭了。她告诉我，五叔让她和我离婚！我知道，对于我来说，她和我离婚太容易了，不费吹灰之力。我也明白，事到如今犹如病入膏肓，神仙也没有回天之力，我就说“一切由你了，你跟我受的苦遭的罪太多了，委屈你这么多年了，我够本了……”可她说什么也不听他五叔的，死心塌地的跟我。五叔也没有办法，被他侄女臭骂了一顿，怏怏不快地回去了。临走的时候还扔下一句话：来日方长！便自觉没趣溜之乎也。
五叔的所作所为，引起街谈巷议叫人指指点点，都诅咒他丧尽天良不得善报，他是在一片谴责声中离开他的老家的。
其实，我的岳父和二叔丈爷早就想了结这门婚事的，只是没有借口而已。见他们的五弟弟来了都乐坏了，可下子找到了下蛆的缝隙，有了充分的理由可以嫁祸于人了。二叔丈爷早就觊觎李家的房产，前文说过了，现在是人和房都可以物归原主，何乐不为？
我们恋爱的时候，岳父就极力地反对。他总觉得贫农出身的女儿嫁给二等地主，既冤屈又没有出头之日，也影响了他的大好前途。这话得从好几年前说起……
1960年，辽河滩地通过签署合同让给了沈阳炮校，做弹药枪械实验演习基地。炮校和相关部队经常来德盛堡演习训练，有一部分官兵常年还在这里安营扎寨。至今那片土地的地名依然叫“炮校”。时间一长，官兵和岳父等相亲打得火热，相互称兄道弟的。有一个连指导员同岳父更是熟上加热，逢年过节他总要带些礼物来瞧看岳父。军民鱼水之情本属天经地义无可厚非，闲暇聊些儿女私情也是理所当然。指导员看他王大哥的女儿如花似玉很是喜欢，就取笑说“将来她就做我的儿媳妇算了”。岳父也应和着说笑：“那太好了，算我高攀了。”言来语去，说者并非全无心意，听者更是如醉如痴，期盼梦想成真。
俗话说的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道缝就是岳父对指导员朦朦胧胧的许诺。这道缝也给五叔处心积虑的“革命”豁出一个口子来，五叔才果断地采取割包断义决裂的举措。
五叔没有获得全胜，岳父却落个里外不够脸，好长时间也不到我们家来看看他的两个外孙子。
大概是1972年，军队已经不在这几年了，那个指导员又来了，他说是旧地重游，也许还抱有什么希望吧。我和他没有见过面，听人说他姓毕叫毕德全，还特意到我家来看看，既想看看我也想看看我的夫人吧。他走后对岳父说：“家庭是困难点，看那小伙子倒是很不错的。”
我们俩的相亲相爱的结合，不能说是全然的志同道合，但绝对是诚心诚意的。我没有实现自小的愿望，皆源于家庭成份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于是，我不能再让我未来的孩子也有我一样的不幸。所以我很想找一个家庭成份好和社会关系很“革命”的姑娘做孩子的母亲。
和我相识的姑娘很多，也很优秀。可是，高门显贵的我见了恶心，所以不屑一顾。“家沉人值”的，嫌我身无长物，不可同日而言。心高意丽的，一心思谋进城找对象，哪能屈就荒野？出身清白者，又不肯玩火自焚……我只好在寻求中等待知己。
1965年初，我们那才知道周总理“重在政治表现”的讲话，政治空气才有了一点松动。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和她相识相近了，并走到了一起。她就是孩子的妈妈王淑琴，很平常的名字。
她们家也不富裕，初中一个学期没念下来就辍学了，到生产队参加了劳动。我们相爱，他不把家庭成分放在眼里，看重的是我的文化与人品。19661月10日年我们结婚了，正赶上“破四旧立四新”的当口，结了个“无礼而婚”。
“无礼而婚”，就是说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结婚，请来生产队的好多青年，吃点糖块就算是婚礼了，没有酒席。这倒很适合我的胃口，我从来就讨厌那些繁文缛节。
一个贫农的女儿能愿意嫁给我，足够了。仅此一点足以证明她很有主见和远见，比她的父亲叔叔强多了。她“力排众议”，坚定地和我走在一起，使她的五叔束手无策。值此，我们完成了“志同道合”的过渡，去追求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家庭的幸福。
2 我的一家（没牛使犊）（3）
2我的一家（没牛使犊）（3）
吉祥源于自慰，幸福各有诠释。
1970年9月1日，我再一次走进校门做了6年的民办教师。1971年腊月，小女又出生了。5口之家靠我一个人挣工分来维持生计，摆脱温饱都是问题，给幸福加分谈何容易？大孩子和二孩子只差19个月就见面了，二孩子与小女也只差两周岁，他们太“挨肩儿”了。几乎一般大的3个孩子像似一窝雏燕，嗷嗷待哺，脑袋和身躯只有一个很细的脖子连接着。
孩子的母亲难以走出去挣工分，只好以养猪来弥补活命的困扰。猪仔很贵的，买一只猪仔就要花去所有的积蓄，有时候还不够。第一次养猪，还没等出栏就病死了。打进去猪仔的本钱还不算，吃了那么多的糠皮和粮食比猪仔还值钱。孩子妈妈伤心得落泪，自叹命苦得不到“血财”。“血财”就是养猪鸡等畜禽得到的钱财，据说是和每个人家运气有关，和你的血脉相连，不可强求。当然了，我们不信这一套，就口挪肚攒又凑够了买猪仔的钱，为了生活又一次孤注一掷。这头白毛的猪还算命大，养了一年又两个月，国庆节的时候卖给了二道房六队。自打自己过日子，我们头一次见到那么多的钱，很是欣喜。不过，细算一下这笔钱刚好是两头猪仔耗费的成本。这就是农村常说的那句话——零钱凑整钱，也叫耗子尾巴生火疖子——没多大“脓水”。
1977年是我家最后一次养猪了，一共两头小猪。我没有钱买石头砌猪圈，猪只能拴起来养。结果，拴两头小猪的铁链子缠在了一起，其中的一头小猪被铁链子累死了。孩子妈妈有一次心疼地嚎啕大哭，舍不得把死去的小猪扔掉。是啊，家里的开销全指望它们出钱，这下可好，给孩子换季买衣服，平日里的油盐酱醋……一切都化为乌有。我看看猪，再看看哭猪的人，心里就是一个苦，苦不堪言。
养了六七年的猪不挣不赔，打进去数不清的风来雨去挖猪菜的辛苦。于是，从那时起与养猪无缘了。
我决定不再养猪了，孩子妈妈听了“咯咯咯”地痴笑。她喃喃自语：“一个羊也是赶，两只羊也是放。这些年连拉扯孩子带养猪，只是多费点眼神罢了。”在她看来，猪和孩子一样的重要，都是她放的羊。诸没有养起来，孩子倒是在“无意”中长大了，这就是收获吧，就是辛辛苦苦换来的利润吧。
她乐着乐着突然不乐了，也不再哭了，忽然从地上站了起来。
“生产队的工分虽然值不了几个钱，可总比养猪要保靠些，明天我就去上班。”这叫我吃惊不小，但也很相信她能做到。
庄家院的活计，种、铲、割……她样样拿得起放得下，顶一个强壮的男劳力。我们没有结婚时，她当了好几年的妇女队长，一年四季领着20多妇女下地干活。所以她提出重操旧业，我没有阻拦，只是两个孩子上学和一个孩子还小，没有人做饭是个难题。她说：“没有牛，就使唤犊，顾不了那么多了。”
那时候大孩子不到10岁，老二8岁，小丫头才6岁，都是顽童，能为家里做些什么啊！可是，为了生活只能出此下策了，也叫做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吧。
生产队的规矩是，不管农闲农忙，上班要早下班要晚，她不能做早饭，就由我来做。孩子们吃过早饭就去上学，我去上班，她早上不吃饭，其他社员也这样。剩个小丫头就去奶奶家或姥姥家，再不就“放羊”，让她和别人家的孩子们到处闲逛。
晚上孩子放学早，晚饭就有他们哥俩来做。反正是煮稀粥，把米放进锅里再添些水烧开就可以了。所以，晚饭不是硬就是太烂了，焦了煳了没煮熟也是常事。渐渐地，他们也会做饭了，虽然没有大人做得好，但饥不择食，就没有那么多的挑剔了。
第二年，小女儿也上学了，她也承担起做饭的角色，三个人一替一星期做饭。“看谁做得好”，我鼓励他们。
孩子们很懂事，见大人实在是太忙了，早饭也有他们尝试着做了，腾出来时间我就侍弄菜园子，或是捡柴禾。
农村的早饭一般都是苞米面的大饼子，孩子不会用碱，做出来的大饼子常常又黄又硬又酸。
女儿个子小胳膊也短，站在地上够不着锅，就蹲在锅台上贴大饼子。锅的上部分贴大饼子，下面就熬汤，连饭带菜一锅出，省柴禾也省事。又一次，老二贴大饼子熬汤时，竟然把一瓢泔水倒进锅里。他舍不得汤里那一点油，没有重做，我们就成了喝泔水的猪了。觉得不是味道，他才说出底里根由来。
自从她上班，孩子们做饭，家里好像有了一点转机。一则妈妈可以在劳动休息的时候捡些柴禾，挣了工分又有了烧的，一举两得。二是孩子们也体会到一粥一饭来之不易的道理，学习上更加用心了，懂事多了。那年的秋收分配，我们家第一次有了结余。过年的时候，妈妈给他们每个人买了一件新衣服，他们不等过年就穿上了，到处地显摆，得意洋洋的。逢人便说只是妈妈给买来的。我纠正说，你们说对了一半，其实是你们自己挣来的，你们不做饭，妈妈能挣来买衣服的钱吗？他们听后更高兴了，大概是体味到了自食其力的快慰吧。
钱是有了一些了，尽管微不足道，但同负债比算是有了质的变化。然而，温饱问题依然困扰我我们，那就是口粮的拮据。
生产队分给社员的口粮本来就不多，还要从基本口粮的份额中拿出一部分来，作为“以分带粮”。也就是说，为了给劳动力“足够”的粮食，从每个人的口粮中拿出20%作为按工分分配的粮食。我们的孩子多又小，按孩子年龄的不同，得拿出30%到70%的口粮。这样一来，我们一家实际得到的口粮只有3。5人的份额，包括我们俩的“以分带粮”。孩子小不等于不能吃，他们正是长身体的节骨眼，一天吃得比大人都多。不管你怎么算计，我们家一年要缺少一个季度的粮食，真是要命！那时候每家都还有自留地，可以补充口粮的不足，可孩子们没有自留地。靠自留地解决“亏空”简直是杯水车薪，不足的部分只好到“黑市”上买了。所以，从生产队领回来的那几个钱还不够卖粮食的。过年给孩子们买新衣服，也是“剜却心头肉医得眼前疮”了，不然年一过开春也没有换季的。
2 我的一家（难修边幅）（4）
2我的一家（难修边幅）（4）
那时候的农村，几乎都是在过年的时候才给孩子们买衣服穿。所以这样，一是图个喜庆，二是也要换季了，三是平日里真的没有闲钱，转等生产队年终分配，再有就是布票甚是金贵。有了布票和钱，就可着孩子们穿戴，大人只好“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了。我就要当老师了，穿的怎么也得体面一点吧，那叫为人师表啊。可是，我哪里有钱啊，不都花在孩子的身上了吗？
思来想去，她就把自己结婚时那条女式蓝呢子裤悔了男式的给我用。上衣是浅棕色的夹克衫，下摆已经有好几处“水茬”了，破翻翻的。同事们有一半是公办教师，人人都有手表。民办教师们家境差一些，但也都有手表可以掌握课堂上的时间，唯独我没有。我们订婚的时候曾经花80元从沈阳中街买来一只上海牌半钢坤表，盖房子的时候卖掉了。
初当老师掌握不好时间，不是课没讲完，就是讲完了课还有很多的时间没有办法消费掉，弄得我左右不是。没有办法，她就把她妹妹的手表借来了，后来一咬牙就买下了，也是我们互相成全了对方。
她妹妹要结婚了，嫌那块手表是男式的就商量卖给我，40元的优惠价，比原价少了一半。我哪有那么多的钱？她只好赊给我，不让我宁可受憋也用不起的。现在，尽管儿子给我没了高级手表，但那只丹东产的红旗牌手表依然保留着，时不时地拿出来上弦让它走动，它已经陪伴我走过几十年的历程了，岁数比我的女儿还大。
刚刚时兴“的确良”，许多老师都有一件，穿起来“的确凉”薄薄的面料，永不消褪的颜色，耐汗、耐穿、耐洗，的确优良，我自然也很羡慕，何况那时我还不到30岁啊。可是，一件的确良衬衣10多元钱，对于我简直是天文数字，可望不可即。就在别人不爱穿的年代，我才享受这样的高档衣物，落后他人五六年。
一个堂堂的老师尚且“不修边幅”，孩子妈妈的衣着更是寒酸了。结婚时的红布帷幔悔了做成夏季上衣，一穿就是好几年。农村有一句俏皮话，叫做“老母猪去赶集，家里外头一身皮”，用在我们身上再也恰当不过了。我从来都是星期天洗衣服，周一再穿上，在家在学校就那么一身皮。即是衣服穿破了也不能扔掉，悔了后给孩子们穿用，大的穿不坏就给小的穿。孩子不懂的什么叫体面，倒是学会了我教给他们的一句话：“笑破不笑补，补上就是有”。有一张照片是我领着毕业生照相时和家人的合影，小女儿花格子上衣的补丁多得已经看不出哪是原来的面料了，这黑白照片依然在我们的相册里。照片中，三个孩子都在乐，其中老大的眼睛乐得都睁不开了。他们乐什么？当时和过后我都没有问过他们究竟。我想：也许是初次照相感到新而快乐吧，也许是小哥俩乐他们的小妹妹“斑驳灿烂”的衣服吧，也许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知道，要是有更体面的衣服一定会换上的。
我们俩一年下来所有的工分（民办教师也挣工分），去掉生产队分给的粮食柴草，剩不下几个钱，普天下大都如此。所以那时各家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全凭家底厚不厚。所谓家底，也叫底垫，一是指多年的积蓄，二是说结婚时的花费有多少，也就是父母给你多少。我们结婚形式上很简单，“内容”上更不能用简单来概括。都是些什么“内容”呢？必要的衣物和生活用品，包括手表在内，和给她父亲花34元买了一身皮袄……一共只花了不到600元。这不到600元的“婚费”有一半是我自己从姑姑家借来的。借来的钱能舍得花吗？从沈阳回来还剩下70多元，如数交给了父母，一分未留。
结婚时的炕柜花了69元，也在“婚费”其中。柜面有4个镜子，上面是“花卉”——有“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都是很流行的革命色彩。这柜子是我和王凤成李凤仁三个人，拉着手推车从沈阳的北行拉回来的，那天正是数九的第一天，天气嘎嘎的冷。所有这些就是我的家底，到孩子们上大学了，除了炕柜，其他的东西不是变卖了就是物尽其用了。
回想起孩子们的读，那得说是我一生中最幸运的时光了。幸运什么？不都是他们考上了大学而令我们欣慰，重要的是那时念大学很“便宜”，没有这费那费和高消费。要是现在，我供得起吗？那时的学费，是真正的学习费用，仅仅是笔墨纸张而已。我所耗费的除了笔墨纸张而外，是我正值青春年华的充沛精神和心机。
2 我的一家（塞翁失马）（5）
2我的一家（塞翁失马）（5）
一生中我得到的大小教训太多了，最没齿难忘的就是与老师“交恶”。我一直很幼稚也很固执，不会和老师搞好关系，使得老师很讨厌我，也让自己很苦恼，理想和愿望未果，遗憾终生。对于孩子，我不能让他们重蹈我的覆辙，也给他们的社会关系创造了一个比我优越的状态。我也不能像父亲对我那样不闻不问，我要尽力为他们走上顺畅的路做引导，开到他们奋发向上勇于进取，疏导他们思想化解疑惑，轻松地走自己的路，实现我没有触摸得到的夙愿。
他们刚刚上学，我就让他们通过竞赛得到快乐，把握自己的前程，多孩子的教育也一步一步向既定的目标靠近。
那时屋子里的四壁已经没有了李玉和李铁梅那样的年画了，也没有了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语录。取而代之的是四张图表——思想品德竞赛、学习成绩竞赛、生活劳动竞赛和勤俭节约竞赛，每一项都细化到他们的生活学习中。比如：得到老师的表扬记1分，学习雷锋做好事记2分，获得学校奖励记3分，最多的是被评为三好学生记5分。这一类的得分要实事求是地填在思想品德竞赛表格里，期末做统计。每次考试的分数自己写在学习竞赛的表格中，按及格、良好、优秀等档次计分。家庭劳动各有分工，两个大孩子负责抬水，小女儿专管抠水井的井碗。井碗不抠出来，井水就会滞留在井管里，冬天就会把水井冻裂。小女儿抬不动水，她又很认真，就把抠井碗的事交给了她。假如她忘记了，就会有哥哥们的提醒，但要扣她一个劳动分。其他的家务，像洗碗、做饭、圈鸡，都一一明确责任落实到人，家里的事情井然有序，人人尽职尽责。
每个孩子根据年龄的不同，学习费用也有所差异。在学习费用上花多少钱由自己记在勤俭节约竞赛栏目中，节省下来的钱自然有他们自己支配，可以买些自己喜欢的小东西。
有了这几项竞赛，他们都很高兴，还互相监督，互相提醒，生怕自己落后了。为了节约用纸，老二李昊的笔记本上的字总是密密麻麻的。演算用的废纸几乎看不到一处空白的地方，白色的纸张成了蓝色的了，好像蓝纸画了几道白印。就是因为有这种精神吧，三个孩子从小学到初中年年都是三好学生，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几乎被他们承包了，我们就会腾出一些时间把劳动投入转化为货币增值。
生产队的分值（10分的价值）越来越低了，靠生产队的劳动来养家糊口，是尽人皆知的天方夜谭。生产队墙上工分表的名字不下七八十人，而真正下地干活的往往不到一半。你看，队长、会计、饲养员、大队的兼职干部、看青的，都到这个墙上记工分。还有被大队和公社这个部门那个部门抽调的，什么治安的人保组、武装民兵训练……都在墙上坐享其成，且风雨不误的记工分，满勤。更有和领导沾亲带故的，找个理由就干光记分不干活的差事。所以，那时候的社员比给日本人干事还要“磨洋工”，出工不出力由此而来。
忙铲忙割的季节，生产队的人手严重不足，就把妇女当成了生力军来使用。孩子的妈妈正是受命于这个危难之时，再次当上了妇女队长，带领几十名男女劳动力下地干活，成了“打头的”。在旧社会，打头的就是领着伙计干活的，新社会把打头的封为组长，社员还是把他叫做打头的。她当了打头的，生产队每一天多给她记一分，一年300多分只不过值一二百块钱，但也是“不小”的收入吧。
眼看孩子一天天地长大了，念的费用也与日俱增，这样混下去无疑是“坐以待毙”。1978年秋，公社领导以照顾干部家属为由，她去社办企业公社的服装厂上班了，每个月可以挣六七十元，一年就能顶上生产队两三年的收入。她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心花怒放，苦累全都抛在了脑后。
我们家离公社25里，她要起大早贪大黑地上下班。风和日丽还可以，顶风冒雪就苦不堪言了。每一天到家后都是一身汗水，但为了挣钱，总比死了猪流泪水要开心，也总比在生产队一年到头只能领回口粮和柴草要好。
服装厂的活计很累，赶上服装急需出厂更要打夜班赶任务，一个星期得有两三天熬夜。那时就不能回家了，只好住在厂子里，十几个人挤在5米长的土炕上，或者到附近的工友家里过那后半夜。这样，没家里的事和孩子就得有我照看了，天各一方，公私不能两全。有时候我也不能回家，下乡蹲点在村上，家基本就唱“空城计”了，扔下3个孩子吃得如何、睡得怎样，你就可想而知了。
1981年，服装厂在“大家拿，拿大家”的人祸中寿终正寝了，她也解除了奔波的劳苦，疲惫之躯还未来得及休整，忧虑之心又沉重了。因为家庭收入的逆转之势就迫在眉睫。就这么一项“额外的收入”，现在又“绝源”了，相当于塞翁失马，但不知道是福是祸……
2 我的一家（夜行百里）（6）
2我的一家（夜行百里）（6）
服装厂倒闭了，欠下一大堆工人的工资，就以成衣按市场零售价顶替，不管你什么适用不适用的。工人只好手拿一大堆服装到集市上去销售，成了服装厂尽心尽力的义务销售员。我家得到的是10来条清一色的蓝色裤子，没有一条适合家里人穿用的，卖又卖不出去，只得将就穿了。父母、我们和兄弟妹妹出出进进全是一个颜色一种制式，犹如某行业的行服了。自己都觉得好笑，还得向不知情的人做个解释，否则就有偷盗之嫌。
没下岗前，她在服装厂负责质量检查和组织生产，队服装生产和管理及工艺流程谙熟，工作上也很投入。现在突然间刹车，有点茫然失措无所事事，更觉得无路可走，整天呆在家里忧心忡忡。
那一天，忽然有一家私营服装厂的老板登门来聘请她做厂长，塞翁失马后果然有了意外的福分。
老板是邻村的，我们认识，他姓宋名佐英，是解放前这里名绅宋钦侯的孙子，排位老三，人称宋老三。
宋氏服装厂鼎盛之际有几十号人从业，乡内外很有些名气。由于缺乏管理人员，效益一直不是很好。公社的服装厂一解体，倒是成全了他和她，就近的技术工人也纷纷投到他的麾下，宋老三的企业正蓄势待发。
她重操旧业，负责企业的生产和产品质量。宋老三出手大方，给她每个月150元的工资，是原来企业的一倍。
宋老三大有其祖父的遗风。他手里有了钱，不思企业的管理与发展，整天和一帮食客泡在酒桌上推杯换盏，猜拳行令，以示仗义，好像自己就是孟尝君。
宋老三最大的特点除了嗜酒，就是嗜，都如命。他看了很多的，古今中外无所不及，他看就像小孩看连环画那样入迷，你抢都抢不下来。有时候他怕别人打扰他看，竟然爬上房顶看，一看就是半天，不许别人打扰他。等他看饿了下得房来时，所有生产上的事已经耽搁多时了。该他表态的事，你找不到他；去沈阳本该一天办好的事，他三天也办不完。酒喝足了才想去办事，头又涨腿又软。就这样，大好的时光和机会白白地流失，一次次地一闪而过。不到二年，好端端的企业被他自己泡黄了。欠下工人的工资很少有人去向他讨要，要不来还得惹一肚子的气，只好自认倒霉。
宋老三总算在破产之后给大儿子办完了婚事，老两口子领着女儿和小儿子背井离乡去了新城子区居住。所以这样，一来可以躲债，二也是为一家人谋个生路。这会他倒是勤快了，起早贪黑地卖起了血豆腐，无奈浪子回头为时晚矣。不久，他得了重病不治身亡客死他乡。听到他的噩耗后，我和孩子的妈妈去看望抚慰他的遗孀。她泣不成声，后悔当初没有听我的劝告。
当初，宋老三把生产和质量管理交给了孩子的妈妈，而销售和财务已对外联络交给了一个下乡的知识青年。这个人心计甚多，又身在曹营心在汉。一来二去，所有的企业机密，全都被她了如指掌并为己所用。此时的宋老三成了一具枯死的躯壳，她却借机壮大了自己，进而取而代之。也就是说，这个企业没有死去，而是换了一个姓名，依然走宋老三原来疏通好了的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