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我的一家 1我的长辈（悲苦一生）（1）第八章我的一家1我的长辈（悲苦一生）（1）.3
从那时起，我的人生道路开始了新的拐点，又出现难以忍受的阵痛。这个《草根家事》就是在阵痛中诞生的，起草于北京，落笔于沈阳。10年间，又走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风风雨雨，难以计数。
3 我的北京（并非风顺）（1）
3我的北京（并非风顺）（1）
有一百个孩子就得操一百份的心，我们只有3个孩子，所以更能把心操得周到，或叫尽心尽力。
大孩子李靖从吉林大学毕业后，被学校保送为硕士研究生，先工作一年后再读研。这也很好，他可以按当时的有关政策带工资深造，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媳妇邹彤也不甘示弱，经考试也成了硕士研究生。1993年他们结婚后一直住在岳父家，之后李靖又考上了博士研究生。1995年12月28日，他们的男孩出生了，由我起名叫李临川。李者，桃李之谓也；川者河湖之水也，临则临泽。其寓意是生存环境优越，任其茁壮成长。
孩子还没有生下来，准奶奶就去了长春，之后又陪伴她们母子一个多月。再后来，邹彤上班不得照顾孩子，临川13个月时就来到了我们当时农村的家“寄养”，那时正是开春的1997年。李靖也博士毕业了，去了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博士后流动站读博士后。
1997年11月初，农村天气渐渐地冷了，早晨已经白霜点点了。奶奶怕冻坏了孩子，就由我送临川妈妈那里。
一个月后，也就是1997年年底，邹彤领着孩子从长春去了北京，由此开始在那里定居。半年后，邹彤放弃了在吉林大学任教的工作，被北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聘用任总工程师，并开始上班。
大人一上班，孩子就成了问题。恰巧这时李靖又去了韩国搞学术交流。邹彤和孩子顾得上穿衣就顾不了吃饭，急得她们娘俩团团转。在她上班前，奶奶乘车去了北京，再次把临川接到我们家来。
8月初李靖快要回国了，孩子也该上幼儿园了，奶奶再次抱着孙子去北京让他们一家团聚。
孩子是奶奶从小带大的，祖孙的感情十分的浓郁，难以割舍。邹彤也是对孩子很不放心，总觉得离开奶奶不那么安心。在李靖外出的时候，邹彤又一次把奶奶请到北京看孩子。不久，我也做出了决定：去北京！
那时我还没有到退休的年龄，况且母亲年事已高，说去北京就去了能那么容易吗？再说了，沈阳的两个孩子还没有结婚，很多事都成了我们去北京照看孩子的障碍，怎么越过？还有，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跟孩子们一起生活，我只是想老两口过无牵无挂生活，过夫唱妇随的田园生活。再有几年这种伊甸园的梦想就会实现了，近在咫尺了。可眼下要去北京，所有的美梦不都成了一枕黄粱了吗？想到这里，我禁不住扼腕惋惜。同时，我也难以离开生养我的这片黑土地……
但最后还是去了，是孙子与我们的感情让我们跨越了难以逾越的诸多屏障。
走之前，母亲去了太平庄老女儿家，房子也变卖了……除了几万元钱，我们一无所有，只有对家乡的留恋。说实在的，也有对北京的向往，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会在北京生活，会和李靖邹彤他们在一起过日子。
邹彤是江苏扬州生人，父母是50年代的大学生，沈阳药学院的毕业生。他们毕业后分配到长春，一直在那生活工作了，而且很有名望。他们的女儿结婚时，都是他们一手承办的，我们倒是清闲自在，坐当公婆。上文说过了，他们结婚我仅仅花了2000元钱，总觉得欠他们的太多。婚后，李昊炒股又花了他们的钱，更让做父母的心理难以平衡。现在他们有些困难我们怎么会安然？
我终于做出了选择，人生的拐点终于出现了，就把电话打到北京告诉邹彤。她十分地高兴：
“李昊、晓黎还没有结婚，你们所有能用的东西都给他们吧，你和我妈带些随时穿用的衣服就行了，千万不要多带……”
是的，现在不是考虑去不去的问题了，而是怎样安排和处理善后事宜，很麻烦的。
母亲76岁了，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尽管我们劝她和我们一起去北京，但她总是那句话：你们去吧，我不反对也不阻拦，我在哪都可以，你们不用为我操心……
她不愿意去她的二儿子家，说7楼太高了。按她的意思是，在我们去北京之前，她先去太平庄老女儿家。是的，我也不愿意让她送我们走，总觉得那样有些“凄惨”，好像生离死别似的。
母亲能用的家什器皿，老妹妹家能放得下的其他物品都尽数搬过去了。还有母亲百年之后的费用也都有了安排，放在我大妹妹家里。总之，她的生养死葬等一切开销都有我一手承管。
安顿了母亲，我又逐个向四个妹妹及孩子们通报了去北京的相关事宜。接下来的就是处理房产和交代工作，这两项大事双管齐下，时间紧迫。没有几天，房子的交易很快就达成了协议，工作问题也有了眉目。
我是公务员，按有关规定我还不到退休的年龄。工龄虽然已满30年，可以申请退休，但沈阳市不执行这个条款。要想离开工作岗位，唯一的希望就是按照新民市委市政府年初下发的“3号”文件精神——可以申请下海经商。文件中规定：鼓励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自动离职下海经商，一年内除不享受下乡补助和年终奖金外，工资和各项补贴照开。一年后，愿意回原单位的不受任何限制继任原职。继续下海经商的，要与原单位签订合同，并保留原单位的工作关系及职级。
根据这个规定，我可以申请下海经商，一年以后或机关改革有新的政策出台，或我已年满55周岁再申请退休。这样，我去北京就没有后顾之忧了。经过我同负责干部工作的同志探讨，他说“3号”文件已经停止执行了，这是我没有料到的，唯一的一条去北京的通道被堵死了。
可我还不甘心放弃它。我认为，“3号”文件早已下发，不执行“3号”文件的文件在哪里？没有。那就是说，“3号”文件还是有效的。我就决定利用这个“空子”找党委记面谈。
其实，对于我来说下海经商只是个借口而已，目的在于既能得到正常的开资又可以暂时脱离现有的岗位，不然去北京就成了问题。
党委记刘国成很支持我上面的想法，当即就决定放人。他对机关工作早已生厌，对时政流弊更是颇有微词。他看不惯上级不讲实际地发号施令，弄虚作假……我提出下海，对机关的机构改革也起到减轻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压力，他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他对周春林乡长说：市里又没有明文规定不执行“3号”文件的精神，他人在我们这里，我们就说了算，用不着对上做什么请示，不行的话他再回来嘛。
第二天早上，刘记主持党委会，专门讨论关于我下海经商的问题。开会前，刘记再次和我打招呼，问我是不是想好了。我说：“考虑好了，就等党委研究了，来日机关机构改革编制中多一个人就是我。”我很慷慨，话说得很干脆，刘记赞赏我大度豁达有勇气有胆量，够男子大丈夫气概。
党委一锤定音，我又同乡政府签订了有关协议。其内容主要是：下海时间暂定1年，如遇机构改革则按新的规定执行，原协议作废。
有了这份协议，无疑等于请了一个1年的长假，可以心安理得地等待退休和机构改革。但是，在机关中很多人都为我捏了一把汗，他们觉得有点冒险，怕丢了好不容易到手的饭碗子。
房产转让给了德盛堡的沈凤忠。开始谈交易之前，我不懂房子的行情，刘晓维做我的参谋。那时郑文信的房子卖了，他房子的地位环境与我的大体一致，房价17000元，但他的房子质量很差。我以他的房价作参考，再把我的“优势”加进去，最后以26000元成交了。
我的房子和郑文信的相比，“优势”13000元那是公认的。但沈凤忠考虑我急于去北京就往下压价，这也合情理。但沈凤忠也担心买不到我的房子，怕被别人买去，所以也不敢大意。于是，房子就在这个价位上定了下来。
30000元的房价包括烤蛋糕的设备1000元，也包括一辆很新的摩托和彩电等物品。这些东西足足值4000元。现在房价定在26000元，上述的东西就由我来处理了。但我依然给他很多的物品，如：价值400元的工具箱、写字台和4把椅子、一个炕柜、好多贵重的花木、农具、近1吨的煤、大大小小的缸、铁锅和铝锅盖、穿衣镜……物皆有用。我还特意写了一张条据交与沈凤忠查收。除此之外，还有好多的物品也全数归他所有。
至此，所有去北京前的准备工作基本上都落实了。原来我们商定等李昊“十一”完婚后再去北京，这些天我们仍然住在我们原来的房子里。等我们搬走了，沈凤忠再搬进来的。所有关于买卖房产及有关事宜，都是由阎俊芳为中介人，一切都很正常。房款是由我和沈凤忠在银行交接的，没有出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母亲用的东西拉走了两车，许多不能带到北京的衣物，由王洪军拉去了。9月15日一早我们开始收拾带到北京的衣物和籍，准备第二天从邮局寄往北京。我们正在忙碌时，沈凤忠来了，约我到张奎合家说话。
3 我的北京（一波三折）（2）
3我的北京（一波三折）（2）
事出蹊跷，有什么话不可以当面交谈的，非得到第三方家中？
我百思不得其解，房产的交易使我们两个人一拍即合的，两厢情愿的。他的媳妇在沈阳，我的夫人在北京，我们俩都是说了算的吐口唾沫就是钉大男人，还有什么……我琢磨不透他的心理。
原来是，沈凤忠嫌我拉走的东西太多了，说我违背了诺言。
我问他：“你可以按照我给你的条据查验啊，少一样东西我如数补上。”
“那个条据叫我撕了，没有用的。”
“你撕了，我没撕，一式两份，你看看吧，少了哪样东西？”
我还说：“我们商定的事还有中介证人在，这个不算数还有什么可以算数的？”
他无话可说，怏怏不快。
沈凤忠原来的4间北京平卖给了刘汉丰家，好的孬的东西，甚至是窗帘架子都拆下来了，室内一扫而空。我卖给你房子，我拿走的东西仅仅是原来东西的一小部分，你怎么还不知足？我越想越来气，终于明白了他的亲属两次对我说的话意味着设么。
“我们可是花高价买的房子啊……”
高价吗？合理的价位。买房子还要买我的东西吗？我的东西也在房子之内吗？我问他的亲属，无言以对。
沈凤忠并不甘心，没等李昊结婚就搬了进来，也没有和我打招呼。他们的理由是：他爱人和刘家处不合，不想在那（老房子）多呆一天了。
刘家和沈家住东西院，沈家说刘家盖房子“抢前”了，由此两家开始不睦。沈家老想离开刘家远一点，就买了我的房子，也离沈凤忠的农机修理部近很多一举两得。那时沈家就想搬到修理部去住，还没等搬走就买了我们的房子，这是实情。所以我对他们搬到我这来我没有反对，房子已经是人家的了，那是早晚的事了。
现在他提出“东西”少了的问题，之后又迫不及待地搬家，目的就是监督我不要再往出拿东西了！他的继父在他搬家的时候又对我说：“俺们可是花高价买的房子啊。”潜台词就是“花高价买房子，你就别往出拿东西了。”
显然这话就是沈凤忠教给他的，他自己不好明说罢了。
不几日，沈凤忠的三叔丈人也来到了我家，也说了同样的话，一字都不差。我不耐烦了，回敬他：“三叔，沈凤忠不比你傻！”他不言语了。
三叔丈人叫王文杰，就是王八爷的三儿子。我们曾是在董家窝铺时很好的邻居，也是当老师时的同志，我真不理解感情会被利益冲淡。
那天王文杰是沈凤忠请来的，我们在席间才有了上面的对话。这时，沈凤忠再也压制不住内心深处的郁闷与平衡了，便自己出头露面和我交涉。
我本想等“十一”李昊结婚后再去北京的，想不到今天就要和这房子告别了。
沈家的所作所为令我不能理解，也让我很是气愤，怎么会“说大话拾小钱”啊！我不想再在这多呆一分钟，立即打车去罗家房邮局往北京邮寄我们用的衣物。从罗家房回来接着打一辆松辽小客车，装上我们留给沈阳两个孩子的东西，离开了原来属于我们的那个家。
临行前，我给沈家留下上个月我们用的电话费、有线电视使用费共80元，足够的了。我决不让他们等我走后叨念我占了他们的便宜，让他们说自己很大方。
几十年来，我们的生活虽说不是那么的富裕，但我同别人办事从来不去计较盈亏得失。盖两件小草房的时候，很多木料都是买孙海学家的旧房子下来的檩木，讲好的价钱一共是26元。秋收后孙海学路过我家时，便招呼他进屋结账。我没有零钱，就给了他30元。他也没有零钱找给我，我也没有让他找给我4元钱，他走了。4元钱，在那个时候可不是小数目，用它买火柴可以足够一年用得了。在我们生活极度困难的时候，父亲给了我10元钱，这10元钱从初夏一直花到老秋。这4元钱我买了一个“大方”虚衔，办事地道的“实称”，孙海学逢人便讲。所以，李昊炒股亏进去的钱，如果时间允许，我在左邻右舍是不难借到的。
松辽小客车离开德盛堡已经是下午3点钟了。先到沈阳李昊那，然后就去了苏家屯辽宁林校女儿那，已是暮色沉沉了。司机不愿意在半路上吃饭，我们就回到了离家还有10里路的老牛圈吃了晚饭。
这一天早上就开始整理衣物，也没吃什么东西。中午时分又和沈凤忠进行了一番交涉，哪有吃午饭的时间？虽然腹内无食，但不觉得那么饥饿，满肚子都是火气。
到了老牛圈已经是晚上9点钟了，才算填饱了肚皮。送走了司机，我和孩子的妈妈才体验到无家可归的滋味。你想，这个时候我们到哪去过夜？那个家不属于我们的了！思来想去，我们只好回德盛堡孩子的姥姥家。
那天夜里天气格外的凉，一出饭店的门口便冻得瑟瑟发抖。去沈阳之前，我就把摩托存放在傅万一饭店那了，这摩托我还得用它几天，有事要办。
傅万一是我的姨表弟，也是我的学生。他见我冷得厉害，就把他的皮夹克披在我的身上，一路上才免去风寒月冷的苦楚。
我不想在德盛堡这块土地上多做逗留，经不起触景伤情的折磨。第二天吃过早饭就去了40里路以外的六王屯二妹妹家小住几日，打算在那等待李昊婚期的消息。
李昊的电话通了，他们一时还定不下来确切的婚礼日期。但有一点很明确：国庆节前安排不出来时间了。那时我想立即去北京，取消在老家举行婚前的宴请。孩子的妈妈说：“这怎么能行啊，多年的礼往不能回收不说，我们去北京也不是躲债，也不是在这呆不下去了，为什么就这样悄没声地走啊……”
她说得很在理，妹妹和妹夫也是这样的看法。于是，我再次和李昊通话，商定婚前宴请的事宜。很快，我们决定在9月20日在老牛圈宴请亲朋好友。
3 我的北京（思乡情愫）（3）
3我的北京（思乡情愫）（3）
多年来我从没搞过什么宴请。三个孩子升高中考上大学、几次乔迁新居、李静结婚、发送先父，从来不去劳动他人。许多同事故旧时常打听我孩子什么时候结婚，他们好过来祝贺。我也曾表示过，三个孩子“操办”一个就行了，到时候一定恭候你们光临。
这次虽然决定宴请，但我坚持规模要小，不会让人误会“他去北京了，临走了捞一把”。
乡政府的主要领导我一个都没有请，不给他们找“麻烦”，更不想让他们壮我的声威。其他同志尽量压缩，邀请的都是些“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挚友。家在新民市内，我的高中同学早就有约会，必请无疑。各村的干部一个不请，不让老百姓骂街。他们都是公款“消费”，实属无奈。我时常下乡到村里蹲点，村干部和我的感情都很深厚，给信就到。但是，请他们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难以计数。乡里的干部请他们，甚至市里的干部有事也请，公安、法庭、工商、税务、电力、银行……有事更邀请，个人有那么多的钱吗？况且都是为了村里的“公事”才请的？这么多的宴请令他们接应不暇又“钱去囊空”。前些年都是自己掏腰包，现在则是公款赴宴了。越是公款走人情，请你的人就越多，恶性循环了，病入膏肓了。“幸福”了少数人，坑苦了一大帮，群众能不骂街吗？我还能雪上加霜去宴请他们吗？当然了，也有些村干部乐此不疲，公家的钱出去了，他自己有事也操办一把，公款就变成了私款，中饱私囊，堂而皇之地洗钱。
对于李昊的婚宴，我的妹妹和内弟早就有话，不请说不过去。我也讲礼尚往来嘛，只是别人有事我就去，我有事不请。那天，所有该请的客人都到场了，一共8桌。8桌，一般的农民也比这个数要多，就别说那些“公卿将相”巨贾富商们了。
宴席上，我们有指定主持人，大家都是客人，我自己客串一回主持：
感谢各位光临李昊马娜的婚宴，感谢大家为我去北京送行！
就这么简单。
其实原来定了7桌，有一些要好的村干部听说后也来了，真是无奈，那才是真实的情感啊，我很感动。
午后，我们一行6个人打车去了沈阳李昊那里。这6个人：我们夫妇、李昊和马娜、胡振全和李晓黎。
到沈阳后，李昊马娜的婚礼定在10月17日。李晓黎的婚礼日期虽然还没有确定下来，但学校已经给他们房子了。我提议李晓黎的婚礼请学校的有关领导主持，我们双方的父母都不参加了。小胡和李晓黎表示赞成，让我们早点去北京安顿调整一下身心，这段时间累得要命，身心俱疲，有目共睹。
在沈阳时，我们俩为李昊和马娜的婚礼做了一些准备，做了一切被褥什么的。可是，离他们结婚的日期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又没有什么事可做，就于9月26日乘12次快车去了北京。
一路上思前想后百感交集。我不曾想就这么快离开了生养我的故土，还有朝夕相处的亲友乡邻。也不曾想，临行前沈家派生出那一幕“逼宫”一样的事变，把许多的感情变得如水似烟。也不曾想我宴请的客人一个不落地光临，还来了那么多的不速之客。李昊曾反对我宴请，说“人走茶凉”，谁还会来。不曾想的事太多了，多得如在梦中。
昨日还欢欢喜喜济济一堂，今朝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一路上的孤独静寂都随着滚滚的车轮在心中翻江倒海，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
到了北京，下了火车，最深切的感触就是“失去了一切曾经的拥有”，这剩下相濡以沫的两个知天命的孤家寡人。走进儿子的家，除了我们5口人之外，所到之处举目无亲。我也知道我不会适应这种环境，亲朋们也告诫我慢慢地适应，那就慢慢地适应吧。
适应，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难了。那就像小时候去很远的地方串门，一夜之间就想家……我也曾经想过回来，但可能吗？来干什么来的？唯一能缓解感情折磨的就是打电话写信。短短的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一共写了41封“家”，或倾述离别之苦，或致意他们对我的关爱，或向不曾告别的朋友同事表示歉意……
10月14日，李昊的婚期即在，我第一次返回沈阳。夫人因为身体不适没有跟我前往，说在17日前再赶回沈阳。
虽然离开老家不到20天，但好像熬过了20年，归心似箭。火车路过新民时，我极力地眺望100里以外的家乡，但昏霾蒙蒙目不所及，只好看看我眼前的母校新民高中。
读高中的时候，回家在火车上一过高台山就可以看见姥姥家乡的七星山，我的家就在山的西面七八里路。今非昔比了，什么也看不见。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是心情的花开败了？还是结果了？不得而知。
10月17日晚，他们的婚礼早就结束了我便乘晚车返回北京。此次一返真不知道何时还能回来，和老朋友匆匆见了一面又分开了。
他们的婚礼来了那么多的宾客，多是马娜方面的，没有一个我熟悉的。我只认得马娜父亲等少数娘家客人，还是吊唁她母亲时相识的。我最熟悉的就是从新民赶来的老同学程德昌还有电视台的老朋友。程德昌是我高中毕业后接触最多的同学，前文有很多的叙述。我们都为孩子的喜事而欣喜也都为我们一天天的变老而傻笑。他说，人生如朝露，青春年华稍纵即逝啊。我说，人生如流水，逝而不返啊。
“流水人生”，这就是我写《草根家事》的感慨。初稿的时候，就是“流水人生”这个题目。后来改了，是因为我的两部小说都与草根为名，一部叫做《草根轶事》，一部叫做《草根说事》，所以这部纪实文学就叫《草根家事》了，写我自己的家事，以及相关的人和事。
这部纪实文学，正是我在北京很无奈又无聊的时候起笔的，写在原稿纸上，写在我记忆最好的时候。
1998年12月初，我在北京得知沈阳市的乡镇正在进行机构改革，我们乡先走了一步。没过几天，乡政府就通知我回去办理有关“提前离岗休息”的手续。
这次乡镇政府的机构改革，是按着中央有关简编缩员的精神进行的。据说，乡镇党政群的编制要比原来缩减三分之一，还说要通过考试和民主评议来确定谁该下岗。也有说，下岗人员按有关政策精神给予一次性“处理”。但是，所谓的有关精神谁也说不清道不明，只有回到乡里一切才会真相大白。
到沈阳的第二天一早，我便乘车去了乡政府。我乘的班车因道路原因是绕行的，由沈阳向北路过老牛圈、郭家沤麻坑、三道岗子，才到罗家房。这一大圈的路途我太熟悉了。老牛圈是本乡的地界，我不仅在这住过半年（1994年），而且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这里。老牛圈以西便是马场，这里有我当过农民时的足迹。夏锄时天气炎热，带的水不够喝，就去喝马场里坑泡的水。坑泡里的水脏得很，虫子、腐草，甚至牲畜的粪便比比皆是。思想起当年来真的不堪回首，但此时此刻却觉得是一种“苦中作乐”品味。
郭家沤麻坑在马场的西南边沿，也是我读的地方。小学6年级的时候，唐国仁老师曾带领我们到马场的坑坑泡泡那捉青蛙——相当于勤工俭学搞创收吧。每一斤鲜活的青蛙卖给供销社得6角钱，好高的价格。那时候的6角钱能买12大张白纸，每张白纸可以钉一个32开共32页的算草本，一年都用不了。一个学生一天至少能捉到5斤青蛙，可见那经济效益该有多么的可观。那时候不讲保护动物和环境，也没有那个必要。供销社收上来的青蛙晒干了，卖给养鸡场做饲料。唐老师太聪明了，他一计算，就说“一斤干青蛙比一斤猪肉还贵了”，就说过几天后供销社一定不会再收青蛙了，就领着我们“大干”。结果我们发了，供销社赔了。
现在完了，马场所有的坑坑泡泡都干涸了，沈阳市自来水公司把这里作为水源地，地下水被吸干了，还有“蛙鸣一片”的景象吗？
班车来到郭家沤麻坑村北的时候，我仿佛依稀看到了我们住在这里时的那片菜地，一共有六七条垄吧。地虽然不算太多，可种的蔬菜倒是不少，大葱、黄瓜、土豆，种什么长什么。现在已经开水田了，昔日的景象荡然无存，但我家那趟街我看见了，草房变成了清一色的砖瓦房，只是不知道原来的住户是谁家了。
从郭家沤麻坑往南走就是通向三道岗子的路，小时候我常走这条路，熟悉得很。小学升初中就走这条18里的路，那叫赶考吧。同学们边走边背诵唐诗和各国的首都。那时走路也不嫌累，近日乘车却被历史的沉积压抑着，知道过去是不能再从时间的底层翻上来了。
一路绕行，整整绕了一个逆时针的大圈，中午时分才到达罗家房。到了饭时，我就近进了一家饭店。坐定后，就打电话给乡政府，约李世和过来先了解一下机构改革的有关事宜。放下电话，李世和还有许多领导和同事就一起过来看我，“久别重逢”了。
面孔还是那么的熟悉，情感还是那么的亲热，只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听他们说，这几天来乡里正忙于应付考试，“府门冷落车马稀”。他们向我提供了一个特好的消息——1944年（含1944年）以前出生的免于考试，属于新文件规定的“提前离岗休息”一档的人员。我们乡政府符合这一规定的一共有5人：李长彦、郝春学、胡玉才、李绍珍和我。
事业编制的也有几个人执行这个文件，但退休金没有一点保证，多少还没有定论。至于他们怎么离岗，有人说按照工龄给予一次性处理，即按工龄计算给予80%了断。
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手续业已办完，我不想在这里多呆，因为许多人都在忙于考试，人人惶惶不可终日，不做打扰为好。
第二天，民主评议开始了，所有的机关干部共80多人均按时到场。因为有我一票，也有人约我投他一票，领导又再三挽留，我参加了这个会。
与其说公平公正公开的民主评议，倒不如说是一次平日里自己的为人和个人情感的汇总。评议是按“德勤能绩”四个方面打分的，每个方面又分为优秀、及格、不及格三个档次来填写。我没有被评议，也没有要组织委员给我的那张评议别人的表格。我想，我还是不参与的好，我不想用我的笔来决定别人的命运，这种民主的水分太大。平时很多事都是由领导一锤定音，得罪人的时候上级有采取这种残酷的做法极不科学也不人道，是一种极不负责人的官僚主义，是一种“群众整群众”的无政府主义的翻版。但也有一些合理性，此时此刻可以对公认不称职者，而平时备受领导庇护者大开杀戒了。
评议结果不出所料，亲情关系跃然纸上，“罪有应得”者“寿终正寝”。最高分90以上，最低分不到60。得60分的，考试再好也难以过关，何况他根本就不善于考试，长于专营啊。
整个机关参加考试的行政人员一共有15人，按评议和考试的总分计算，后3名将下岗。
3 我的北京（并非尾声）（4）
3我的北京（并非尾声）（4）
整个机关参加考试的行政人员一共有15人，按评议和考试的总分计算，后3名将下岗。
如何顺利通过考试这一关，评议中无论是得高分的还是低分的，个个心里都没底，这可是决定人生的“最危险的时候”了，谁会掉以轻心！一本厚厚的，要在20来天的时间里通晓精读谈何容易？大都本着“临阵磨枪不快也光”的态度加紧备战。
考试终于来临了，也终于在一天的时间里结束了。先后名次很快揭晓，我是在沈阳休息时听到的。因为有关我这方面的政策还没有具体的消息，我就在沈阳儿子那小住几日等待，尽管心里急于回北京。在这之前，刘记刘国成极力挽留我，我在罗家房住了3日，他自己掏腰包请我去最好的饭店吃饭。还专门派一辆车让我回德盛堡看看家乡的亲属，我很受感动。这几天来，许多部门都约我做客，真实盛情难却。一天天地推杯换盏有点难以招架，倒不是酒量不济，而是耽误人家的备战时光，所以我去了沈阳等待关于我的消息。
还好，不日终于有了定论：除年末奖金和下乡补助外，工资照开，待60周岁时在办理正式退休手续。有了定心丸，一切都好办了，12月30日我再次从沈阳回到罗家房办理了正式的“提前离岗休息”的手续。眼看就到元旦了，当天返回沈阳。
这次回老家前后20来天的时间，看望亲朋故旧有足够的时间。孩子姥姥姥爷的身体和精神都很好，只是别时依依不舍，情意绵绵。他们都是80来岁的人了，吃了一辈子的苦。如今又尝试了“骨肉离别”之情，自然惆怅不可自持。
我的母亲在六王屯二妹妹家串门，她的身体和神情不孩子的姥姥姥爷要好多了。我们刚去北京的时候，她昼夜地思念，现在总算度过了“危险期”，见到我她更放心了。
见过这些老人，我们有谈起了许多往事，但多数都是我知道的。人老了，记忆自然有所减退，可年轻时的往事却历历在目。衰退的是眼前的事，这也少了许多情感的纠缠而造成的烦躁。
元旦之夜，我从沈阳返回北京。该了断的事都如愿地了结了，原来并不放心的事也都放心了。情感需要珍藏不要忘却，但不要缠绵不休。一切新的生活永远要从新的一天开始。一切新的开始，都蕴含着新的挑战和欢愉等待你面对和撷取。
4 我的兄妹（生离死别）（1）
4我的兄妹（生离死别）（1）
这一节的题目应该是“我的弟弟妹妹”，但不能缩写成“我的弟妹”。“弟妹”一词是有其特定含义的，是指弟弟的媳妇。所以这一节的题目就叫做“我的兄妹”了，因为我是兄弟妹妹中的老大，这里所说的兄妹其实就是弟弟和妹妹们。
1998年9月20日，我为李昊和马娜在老牛圈举行了婚前宴请，除了二弟李奎元在本溪没赶回来之外，我的4个妹妹都到场了。堂弟李开元知道信息后，因有些事情缠身不能亲往，特地让弟妹前来恭贺。母亲头一次感受我们家这么隆重的场面，很是兴致。原本就是一家人，但好多年没有相聚在一起了。今天相会可算得上双喜临门了，也拍照了许多照片，留下难忘的时刻。
母亲一生一共生了8个孩子。在我之后的弟弟乳名叫“二孩子”，不满周岁就死了，我有很深刻的记忆，死在兵荒马乱中的沈阳了。那时我虽然很小，可心里也有难受的感觉，对这个弟弟很留恋。
三弟小名叫“小三”，大名叫李明元，那家窝铺生人。1959年我们从郭家沤麻坑搬回了那家窝铺，那年春天他不幸死去了，时年刚刚4岁。小三聪明机灵，不想我小时候总受大孩子的欺负，我很喜欢他这样的性格。他死的时候我念初二，听同学说他病得很重，我就请假回家看望他。想不到他死了，是同学早就知道他死了，故意对我隐瞒的。说起来他得的病并不是什么疑难杂症，只是小儿白喉这样的常见病。那个年代农村的医疗条件太差了，这样的病都治不了，小弟死得太冤枉了。
弟弟死了，我大哭了一场，祖母和母亲哭得比我还厉害。他小小年纪就跟随大人搬了两次家，又生在此地死于此地，着实可怜。至今我仍然记着他的容貌，黑红的脸膛大大的眼睛，可我再也看不到他了。他的长相很像李昊，包括神态。
不知道为什么，父母生了我们这么多的孩子，只有我和大妹妹李会贤的名字是父亲给起的。二弟三弟和另外三个妹妹的名字，都是母亲叫我给起的。我至今也弄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不给自己的孩子起名？是他工作忙吗，还是他对孩子不甚关爱？
二弟生于1952年，那时我才刚上学，我会起名字吗？可是他不能没有名字吧？母亲对此也拿不定主意，究竟叫什么名字好，就说“你给他起个名字吧，叫什么都行”。我说，那就叫李魁元吧。我不懂得“李魁元”和“李奎元”有什么区别，后来他就叫李奎元了，说那个“魁”字有个“鬼”字不好。
二弟生在孟家窝铺，那个村子姓张的很多，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孩子叫张奎斗。我们常在一起上学，他很有大哥哥的风度，我很依赖和敬重他。就因为这一点吧，我就给二弟起了这个名字。这是我一直藏在心里的秘密，不看我这个“回忆录”的人现在也不会知道二弟名字的来历。我所以这么长时间不说破这个秘密，因为张奎斗是个瘸子，担心有人会产生心理暗示作用，对二弟的心理有不利的阴影。
二妹李凤贤、三妹李静贤（后来自己改名为李婧贤）、四妹李芝贤，她们名字的出因大体如此。都是我根据我认识的出类拔萃的女孩子的名字，给她们“命名”的。
母亲不迷信，但她年轻的时候很“信命”，曾几次给我和父亲算命。等我懂事了我也明白了，这仅仅是她对未来的期待，借此来淡化眼前生活的坎坷心境而已。母亲说，算命先生说二弟是个“牛头犟子”，这个说法母亲很是认同。他的所作所为，大体上都按着先生的“预言”步步紧随。
二弟只上了一年的初中就“文革”了，再大一点就去了生产队干活挣工分了。他不是很安分农业来养家糊口，父母对他很是操心，尤其是母亲总说他太犟了。父亲三番五次托人情，为他寻求去公社的企业当工人，结果都是一事无成。到了他成婚的年龄，父亲在“文革”的不白之冤也平反了，家庭的政治经济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农村也算得上“上等户”。那时的农村最羡慕的就是，既有农业人口保证吃饭和烧柴，又有公家的职工挣现钱，何况父亲的工资相比之下是很高的。那时我结婚了，不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所以父亲和二弟这个家是很优越的家庭。
有道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尽管二弟的婚姻不那么顺利，挑肥拣瘦的，他终于成婚了。不久，他们也有了孩子边和父母分居另过。按理说，娶妻生子了就该安居乐业，然而二弟并不像父母想象那样“安分守己”。他总觉得农业没有什么出路，一年四季地苦累不如做点别的舒心坦意。于是，他几次变卖房产器物，几次改行，最终落得个举步维艰。要知道，那个时候不是现在可以“异想天开”的年月。
1988年底父亲去世时，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已经走进破产的绝地了。
在这之后，经下乡知青的一个朋友介绍，他全家去了沈阳一家汽车修理厂当了修理工。从此，这个家才有了转机，也从此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务农。
他不愿意在家里务农，我受父亲的嘱托曾领着他北大荒谋业。去时信誓旦旦的，说一定要干好。到那一看比家里还艰苦，花去了一笔路费又打马回山了，那是1973年元宵节前后的事。
改革的春风还没有吹化冻土，他就急于“种地”，一心弃农经商。结果房子卖了买回一辆三轮车，要卖菜。父亲说，你自己家的菜都不去卖，怎么能靠“倒腾”挣钱啊？果然，不到一年就赔了血本，房子都没有了。关键的问题还不是时机的问题，二是没有一点吃苦的精神。
在农村已经是一无所有一贫如洗了，去沈阳当汽车修理工是他的唯一的出路。他已经无法在农村生活了，买不起种子化肥、交不起承包费和提取、没有住处，甚至没有隔夜粮。大家也周济他，但“供一饥不能供百饱”，何况也都是“癞蛤蟆逮苍蝇——将供嘴”！
人怕逼，马怕骑。二弟在生存线上被逼出一条生路来，只好去了沈阳打工。20多年来，有一点他没有改变，就是“奔波”。他还是像在农村的时候，从辽河东搬到辽河西，现在是以沈阳为根据地，在盘锦、本溪、辽阳……之间搬来搬去，到处修车。不同的是，手头有钱了，他和儿子一个月可以几千到一万多的收入。手头有钱了，生活改善了，在沈阳买了一套楼房，至此才安居下来。
父亲去世后，母亲和我一起生活，她的零用钱由几个妹妹承担，不让二弟拿分文，他太困难了。这些年来翻身了，也几次接母亲去他那里小住几日。他说：“一个什么都可以不要，绝不能不要父母。”没有亲生二弟时奶水不足，她就一天三次“嚼奶布子”喂他。所谓的“嚼奶布子”，就是把煮得半熟秫米饭捞出来嚼碎，再用布口袋过滤。过滤后的汁液就是“奶”了。二弟不忘母亲的辛苦和养育之恩，让母亲去他那里享受，也算难得。母亲嫌他的楼太高，住上几日觉得上下太不方便就回来了。
我要去北京前曾打电话向他通报，他不在家。弟妹鲁桂琴没有表示什么态度，李昊结婚时也请了他们，但没有成行，所以我们多年也没有见面。大妹妹说，不来就不来吧，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对他也少了一份惦念。
大妹妹李会贤1948年生，我们都是董家窝铺的生人。他念小学5年级的时候，因为老师错怪了她，从此辍学不再踏进学校半步。她就是这样一个烈性的人，受不得不白之冤。大妹妹心地无比的善良，还能吃苦，他比我早参加农业生产两三年。我结婚一年后，她也嫁人了。我们从小就一起长大，相互之间的感情自然要比他人浓厚得多。我年高中的时候，得从三台子火车站去新民，还得背个大行李。1963年上学期，他非要送我去火车站，我凝不过她只好同行。到了火车站，望着妹妹的回家的背影，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告诉她，不要直接回家，半路上到三姑家住一宿明天再往家走。
三姑是父亲的胞姐，离三台子20里路，那里离家还有28里。我说得恳切，她让我放心，说一定会到那休息歇歇脚，我才答应她回去。
小时候妹妹很爱读，从来不会旷课，因为和老师的矛盾不能解决她才“失学”了。我想她一定会很痛苦的，所以才珍惜我读，才不怕劳累送我上学，那时她才16岁。可惜的是，我是个半成品，辜负了大妹妹的一片苦心。但这不愿我无能，而是那时的社会不允许我升学，对此不再赘述。
我高中毕业了，大妹妹也长大了，更加懂事了。她没有像我那样的忧愁，太息，执著地参加了生产队的劳动。我没有什么可以慰藉她的，只有那枚铜质、白地、红字、金边的“新民高中”校徽送给了她。她爱不释手，常常佩带在胸前。一见到这情景，我就很内疚，就很伤感。
大妹妹对父母非常孝顺，对公婆胜于对待父母。她的公公临死的时候还念念不忘和惦记他的儿媳妇：“要不是会贤这么照顾我，我头好几年就死了。”他告诉儿子：“我和老李家处亲戚，没处够啊……”
大妹妹家在沈阳于洪区解放乡，她和妹夫卢治埜都是解放农场的员工。她入党好多年了，比我要早几年，年年都是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口碑很高。父母对他最放心，她也像长者那样处处事事关心她的弟弟妹妹们，扶持他们的家计。
4 我的兄妹（柳暗花明）（2）
二妹李凤贤出生于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她也是对父母贡献突出的一个。她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结婚了，家里还有父母和两个妹妹。“文化大革命”使她过早地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去了生产队干活。1977年父亲因病退休，工资虽说不比在职时少，但去掉一年看病的花销就所剩无几了。按照有关规定，父亲在解放前参加工作，属于离休干部，可有关政府部门从来没有落实离休干部政策，医疗费不按规定报销。就这样，那时他们一家5口人的生活就显得很吃紧，二妹妹的劳动所得就成了支撑家庭重要的支柱，女孩当男孩用。
父亲退休后，按有关文件精神，三妹妹李婧贤“接替”了他的工作，叫做“接班”。这就是拨乱反正形势下特有的一项“优惠政策”，工人可以接班、教师可以接班，几乎各行各业都可以接班。
三妹妹初中文化接班当老师，还算是在教育界素质高的了，好多教师的子女只有小学文化甚至是文盲，根本不能胜任教学，不也走进课堂了吗？为了解决接班不适应教学的尴尬局面，各市县不约而同的举办在职学习班，这就是后来风靡一时“办班”怪胎的鼻祖。
在三妹妹学习期间，二妹妹经人介绍于1980年结婚了。父母没有什么陪嫁给她，她也毫不在乎，体贴家境的贫寒。结婚那天，没有大车小辆地送行，我们都是骑着自行车远行40里路送她的。那是父亲的身体还算可以，但骑车还是很吃力。按当时的风俗，我们是在婚礼的头一天到达她的婆家六王屯的，叫做“送姑娘”。在那住了一夜，第二天婚礼结束再骑车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