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的老师 1 挨校长打的老师（活该挨打）第二章我的老师1挨校长打的老师（活该挨打）
从1970年9月1日到1976年8月1日，我有幸当了几近6年的民办教师。40来年过去了，好多人还叫我李老师，尤其是我曾经教过的学生们。
别人叫我老师，那是一种尊敬与人称符号的混合。我的学生叫我老师，那是师生情感的隆重闪回与重温。
记得那时是隆冬时节，早上我刚刚起身就听见有人喊“李老师”。等我打开房门的时候，他已经站在我的面前了。他嗔怪地说：“李老师，你怎么连一块豆腐都舍不得吃啊？我在你门口喊老长时间了！”我很尴尬，他并不在意，直奔屋里来。
是的，那咱我已经在公社上班了，我们是非农业户，我家没有大豆换豆腐，也舍不得花钱买豆腐吃，我的月工资只有35元，要养活5口人，供三个孩子念……这些他怎么会不知道的。
老婆不认识他，他是我的学生王作东，卖豆腐的。进了屋，他不由分说就把厨房的一个大盆拿走了。他给我捡了满满一盆的豆腐，往厨房里一放，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我禁不住这个感人情结的冲击，像卤水一样苦涩的眼泪冲破了我的克制，流进了我的嘴角，咽下去却是永久的甘甜。
在二道房学校念初中的时候，王作东很个性，甚至有些另类。他和许多同学、老师的关系不是那么融洽。经过我的家访，才知道他的父母都有病，常年不能下地干活。他要做繁重的家务，很少有时间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就被认为他很孤僻。我对他的家境有了了解，并耐心地做好了同学们的思想工作，他们他渐渐地和他“合群”了，还当上了班级的劳动委员。
那次家访，他哭了，他说从来没有人对他这么亲近、体贴……
他哭的时候我很心酸，同病相怜吧。
我念了12年的，算起来教过我的老师一共有30多名，其中班主任就有14名。回想起来，能像我对待王作东那样对待我的老师，可说是“麟毛风角”了。难道是我生来就讨人嫌吗？直到如今我也在问我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1952年我8岁了。初秋开学的那天，是我自己和堡子里的孩子，一起去月牙河初小上学的。“初小”，就是没有五六年级的学校，“完小”就是完全小学，一到六年级都有的学校。月牙河是离家最近的一所学校了，所以我就在那上学了。
月牙河学校校舍很是简陋，算办公室在内只有三间草房。我们一年级的教室只有一间房，却要有三个班级的学生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叫做“复式班”。
那时的学生很多，解放前没机会上学的都赶到了一起，所以一年级最大的学生比我大四五岁。我年龄小，个子矮，自然坐在前排上课，离老师很近。老师讲课不时地把唾沫星子喷到我的脸上，我没有办法躲开，地方太狭窄了。一条一米多一点的长条窄木凳，挤着四个圆头圆脑的家伙，挤得你有屁都放不出来。我常常是半个屁股坐在那上面，一不留神就闹个“屁墩”，引起一阵哄堂大笑来。若是上音乐课，好几十张嘴能把房盖震下来。这样的教学环境，教学的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别看这样，孩子们缺席逃学的很少，几乎一个都没有。图啥？除了热热闹闹的，就是热气腾腾。即使斗大的字一年下来认识百八十个的，家长孩子都皆大欢喜，那是文化，从来没有过的文化。
开始教我们的老师姓李，年轻的，没几天就被这“乱哄哄”的课堂气走了。新来的班主任姓傅，叫傅良己，年龄像我的父亲。他红脸膛，个头不是很高，却很有耐性子。
傅老师第一堂课上的是语文，一进教室自己先整理一下衣帽，并不紧不慢地走到黑板前。他拿起粉笔，手举过肩膀，要写字却没写，也没有说话。学生觉得挺怪，一下子就静了下来。然后，他轻声地问了一句：“谁会写缝衣服的‘缝’字？”显然他在问“高年级”。见没有人回答，傅老师又追问一句：
“谁会写，就举手！”
教室里还是鸦雀无声。我回头回脑看没人举手的动作，被傅老师看见了，他对我说“你会你就上来写”。
高年级学的字我会写吗？当然了。别忘了我们是“复式班”教学，老师轮流给各个年级的学生讲课。老师不乱讲，学生可以“乱听”，所以我会写那个“缝”字，就去黑板上写了。写完，傅老师用很大的声音说了一个“好！”接着，他又一字一板道：“这么小的一年级才来几天，人家都会写，你们3年级的怎么就不会？”
教室里更肃静了，许多同学都在瞅我，我心里直扑腾，那时我还不会写“骄傲”与“自豪”那些词汇，但体验得到其中的滋味。
从那天起，班级的秩序“唰！”地好了起来，傅老师也“嗖！”地高大起来。
其实，50多学生至少也得有几个会写“缝”字的，也许是傅老师的师道尊严把他们吓回去了吧。
在以后的学生时代里，我从来没有忘记傅老师对我的表扬，时时在鼓励我上进。可是，有谁会想到，这样的老师竟然被校长打了？
不到半年的时间，傅老师突然被调走了，去了李家窝棚学校。
那是一天的早上，学校的院子里停着一辆马车，装着一些行李本什么的。另两位老师正和傅老师说着话，就叫告别吧，那时我不懂，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是站在一旁看。
不知什么时候，好多大一点的学生围了过来。他们每个人都拿出一盒烟来，塞给傅老师，有的挤不过来干脆扔到车上。我清楚地记得，那些烟有“握手牌”的、“大前门”、“哈德门”，在车上堆了一堆。
在当时，一块豆腐二百元（即现在的2分钱），一盒“握手牌”是一千二百元（即现在的一角二分钱）刚解放，农村的农民家家都没有钱，吃块豆腐就是过年过节了。
看到这么贵重的礼物，傅老师哭了，声音很大，学生们也跟着哭。傅老师逐个给他们擦眼泪，自己却止不住。
送傅老师的马车走远了，满院子的学生和家长还在眺望，期待他还会回来。
他没有回来，两年后他又调走了，和我父亲一同去了回回营学校，离家30多华里。于是，我也有机会打听傅老师的一些情况，我大了，知道去关心别人，尤其是我崇拜的傅老师。
父亲说他们相处得很好，何况还是亲戚呢。那时我才知道，傅老师和父亲都是姥姥家族的门婿。
在回回营学校，他们每天都是自己做饭，切菜用的是一把日本军官的指挥军刀，很锋利，我见过。当时走夜路，在农村时而会遇到狼，常常带在父亲的身边以防不测。然而，正是这把日本的军刀，“文革”期间把我的心再次戳伤。我不明白的是，军国主义为什么和我画上了等号！那是后话。
又过了十几年，等我当了老师，我们师生同属于一个学校的教员了，都得听另一个姓傅的校长的指挥。
傅校长，本地人，共产党员，是从本县兴隆店中心小学调回来的。他和傅良己老师是同宗同族的哥们儿，但有点冰火不同炉。傅校长很那个，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他的强项。即使上边没有什么新的精神可以执行，他都能把他的特长发挥得十分完美。
一次，一个姓刘的初一学生，与一个姓董的女生发生了口角。不知道她是那句话说错了，或是被人理解错了，傅校长就说姓刘的学生打击的不是“董”，说她矛头指的是“黄帅”，就要布置批斗会。
那时的黄帅也是响当当的“反潮流”标本，她无辜，被四人帮利用了，成了炮打臭老九的先锋。刘与董的事闹得很凶，后来在家长的强烈干预下，和老师沉默地抵触下只好作罢。至此，傅校长威信扫地，威严丧尽。
罢是做了，憋在肚子里的气不出是不行的。活该傅老师倒霉，这股恶气喷了他一身一脸，落个人不人鬼不鬼的。
刘与董事件过后的一天下午，傅校长指令几个老师给玉米脱粒，我是其中的一个，这样的事是少不了我的。我们一直干到日落还没有收工，已经是饥肠辘辘汗渍斑斑了。傅老师见我们连累带饿，就去宿舍给我们找些吃的。
宿舍也是食堂，平时不做饭，也没有老师在那吃饭，只是到了晚上烧烧炕，免得值宿的老师睡在凉炕上。
因陋就简吧，傅老师拿了些玉米粒就给我们蹲在灶坑那烧，不想被原本是来监工的傅校长逮个正着。不由分说，傅校长上去就是一脚，傅老师被踢个“仰巴叉”，咕咚一声倒在地上。
宿舍离我们干活的地方很近，听到连打带骂的动静有点不对劲，就一起涌了进来。傅校长并不为此住手，又是一脚上去，还恶狠狠叫道：“成何体统！成何体统！”
傅老师没动声色，只是直勾勾地看着傅校长，眼睛里喷着火。我扶起了他，安慰了几句。其他人没有吱声，活没有干完，一个个愤然离开了学校。
此地无声胜有声。“成何体统！”，是大家的呐喊，让傅校长喊出来了。
傅老师是有点不成体统，私自动用学校的玉米，饱我们几个人的私囊。那么，一位表面斯文，一位堂堂的校长对同志大打出手，污言秽语地辱骂就“成何体统”吗？
附近生产队的社员也听说了这件事，好像很有同感，在生产队烧玉米豆子叫队长看见，一般来说是绝对不行的。但多数队长对此都是“睁只眼闭只眼”，更没有一个动粗的。所以大家议论，还是傅校长坚持原则。当然，也有认为他该打的，那是个别的队长。我也觉得傅老师该打，不过，他该打的理由只有我、傅老师、傅校长知道。
五七年反右斗争的时候，傅老师因为说了实话，被定为“中右”。“中右”不被免职，但得接受斗争，得写悔过自新的材料，得让你重新做人，老老实实地接受改造与监督。“中右”不是右派份子，更不是革命派，你要时时提防着，随时都有被专政的可能。换句话说，傅校长打你是轻的，给你带个帽子那可就悲惨了，你就偷着乐吧，你还敢反抗？
2 乌鸦颜色的老师（颠沛流离） （1）
2乌鸦颜色的老师（颠沛流离）（1）
1944年是农历甲申年，九月初九是我的生日。4年后，我能很清晰地记忆一些事情了，那是公元1948年秋末冬初的一个早晨。
日头刚刚出来，母亲就拉着我来到街上。
街上的行人似乎有些匆忙，相互间交头接耳，戚戚喳喳地说着话。那时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只是看懂了他们的表情——神秘兮兮的，难掩一种兴奋的神色。
母亲自然明白我在疑惑什么，也许这就是她领我出来让我明白明白的目的吧。母亲弯下身来，一遍又一边地告诉我“解——放——了——你懂吗？”究竟什么叫“解放”我说不清楚，只觉得那天大人们的神情很异常，于是我就记住了“解放”这两个字，第一个记忆中的新词儿。
那天，还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街上车辙的痕迹很多很乱，到处都是，母亲特意让我留意看的。很显然，母亲对那些车辙很感兴趣。听大人们的议论，说那车辙是八路军朝新民方向走时留下的。
后来我大了，知道1948年10月29日是新民的解放日。在新民的地图上，我的家乡董家窝棚位于新民的最东北，东与新城子区相邻，北和法库县隔辽河对望。由此看来，我断定家乡要比新民早解放至少几天吧，现在已无人记起。
在那前前后后的日子里，我几乎见不到父亲的身影。白天，他在农民会那管些分田分地的帐目，晚上要去学校教青年男女们唱歌，那时的学校还没有学生。不久，学校正式开课了，有了学生，父亲就是那个学校的第一任老师了，也是唯一的一个老师。从此，他一干就是几十年，直到离休。
父亲和我认识的许多老师一样，历史上有许多“污点”，都披着一身乌鸦的外衣——乌鸦颜色的老师。
父亲当过伪满国兵、伪警察、清剿队队员，黑色的履历，难以洗清啊。要不是在土改时父亲“干过革命”，我家的成份肯定是富农以上，母亲告诉过我，我信。
新中国刚刚成立，人才缺。这些所谓的人才，100%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的出身大都是地主富农的家庭，真正的贫下中农，怎么能念得起？在解放前，贫下中农之中，偶尔也有那么一两个识文断字的人才，但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贫下中农，而是土改前家境衰败了，破产了，土改的时候就被定为了贫下中农了。这些文化人，才是社会大变革的宠儿，就像傅校长，他们在以后的各个阶段的政治风暴和动荡中，有着十分保险的不受任何冲击的护身符。反过来，他们又可以按照特定的模式与方式，随心所欲地出击他们以为得计的目标与猎物，而屡屡得手且扶摇直上。这种印记，深深地扎在他自己和他人记忆的档案里。
人类时间的指针已经定格在90年代了，傅校长依然在上演他的拿手好戏，令世人嗤之以鼻。
他早已退休了，早已搬离家乡这块生他养他的沃土，但他又杀回马枪，让家乡人受伤。他说他养鸡没有饲料，就来到了西房号学校，拉走了那么多的玉米，没留下一分钱，只留下“嘿嘿”一笑，黑着脸走了。几十年了，他掠夺的本性还没有泯灭，可见他的心该有多么的黑，然而却披着一袭红色的外衣。别的老师黑在外表，他却黑在心里，不一样的黑。
傅良己老师从月牙河转走后不久，由于新民农村行政区划的重新组合，我们堡子的孩子都去了团山子完小读了。新的学校洋味十足，学校有洋鼓洋号，有篮球架，讲台，给学生们耳目一新的视觉。
团山子完小学生很多，老师更多，从此我们告别了复式班。值得至今还怀念的，是每周一学校都要举行升旗仪式。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第一次听到国歌。记得升旗的时候，学生唱国歌的声音特别小，都不敢张嘴，在嗓子眼里唱。谁的声音大了，谁就会被大家回头回脑地看，很是不好意思。也许是那时候的孩子没见过什么，害羞吧。和国歌同时会唱的歌，就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想，以她作为国歌更适合我，我常在心中吟唱她，激起我向往美好的涟漪。
到了新的学校，我被分配到一年乙班。那时学校班级的排列顺序沿用了解放前的制式，也许是那个学校曹校长的习惯势力使然吧。1957年他被定为右派，这顶帽子一直戴到坟墓里。平反昭雪的时候，是他自己不愿意“摘帽”的，也不打算要很是丰厚的“经济补偿”，是他固执还是什么的，我不得而知。
新的班主任老师，令我们这些新同学很是惊——怎么会是一位女老师啊！那时我认识和接触过的成年女性，没有一个是有文化的，能认识自己的名字就不简单了，能写出来自己名字的几乎是麟毛风角了。
这位女老师姓姚，叫姚静芝（谐音），20上下岁，人称“姚大姑娘”。姚老师很白皙，活泼，爱笑。她笑的时候，笑容与笑声总是同时出台。她爱唱，即使是语文课，她也总能找到“借口”唱上几句，让同学们提提精神。她讲课的时候，没有谁淘气做小动作，生怕错过姚老师的一颦一笑，一歌一曲。她也爱跳，常和我们站成一圈一起跳舞，只是我们怎么学也没有她跳得那么灵巧。
“高高的兴安岭，一片大森林，山林里头有个英勇的鄂伦春……”的民歌，就是姚老师教会我们的，至今唱来都会让我陶醉于当时的情景中去。是那支歌把我们带进无限的幸福与憧憬中，也把我的童年染上斑斓的色彩。
姚老师很爱说话，课下常和我们聊天，班后也常到学生家里和家长拉家常，那就是家访啦。放学的时候，她总是挂着笑容，和我们“再会”。恋恋不舍的师生情怀，至今依旧让我恋恋不舍地回忆。
我一直不知道姚老师叫什么名字，直到1958年上了初中，我熟悉了我班的同学饶静杰，才知道他的姐姐我的老师叫饶静芝。
在团山子学校一年级的暑假前，我意外地受伤了。后脑顶被石头磕出了血，几乎要露出了骨头，我提前离开了学校回家养治，至今还有豆粒大的伤疤不长头发。
暑假过后，我上2年级开学的那天，不见饶老师了。听人说，饶老师结婚了，嫁到很远的黑龙江去了，仍然当老师。没有了饶老师，我们都很失意，好多女生还哭了呢。她走之前也没和我们说一声“再会”。“再会”，是饶老师教会我们的，起初我不懂什么叫“再会”，回家问母亲才明白。母亲说：“饶老师真好！”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饶老师。1960年，从她妹妹那里得知，那时的饶老师很惨。
饶老师和我同乡，她父亲是地主份子。1960年的“粮食运动”，姚父被怀疑私藏粮食，遭到无情的斗争。
“粮食运动”就是深挖粮源，不许各家各户有粮食，都得到集体的食堂吃饭。食堂根本吃不饱，家里又没有可吃的，人们怨声载道，又敢怒不敢言，上边就拿“四类份子”开刀，敲山震虎，压制群众的不满情绪。一时间，人人自危，鸡犬不宁。
饶父更是诚惶诚恐，趁对他看守不备，就在月黑风高的时候去了黑龙江饶老师那躲避风声。
饶父在逃，证明他“罪恶深重”，公社、大队分兵几路去搜捕。至此，饶老师受到了株连。因为她“染黑”，学校停止了她的工作，被遣送到附近的农场劳动改造。
那时的她还会有悦耳的歌声和轻盈的舞步吗？我听到的是丧钟在低鸣。
进了农场，饶老师不幸患上了阑尾炎。对于这号人，同情心是无力的，同情只能在心中为善良人默默地祈祷。饶老师的病情一天一天地拖延，等到病入膏肓了，农场怕处理死尸太麻烦，才把饶老师送进医院。
也算大难不死，在吃不饱穿不暖的年月，饶老师经过两个多月的生死挣扎，捡回了一条性命。
听了饶老师的处境，我的心像揪的一样疼痛，不知道为什么好人总是这般的坎坷与凄苦。此时此刻，我彻底地相信，小说中那些悲惨的故事没有一笔一划是杜撰出来的了。
以后关于饶老师的情况我一无所知，直至今日。
饶父总算被折腾够了，以“有待详查”为“炸弹”扔给他草草地收场。“炸弹”就是威胁、恐吓，让你老实点。
饶父真的中弹了，他成了惊弓之鸟，吓破了胆。回到家里没有几天，就携家带眷当了“盲流”。饶静杰也随饶父走了，中断了我了解饶老师的通道。
在饶老师教我的一年中，记得她没给我们留过任何作业，回到家里我也不看什么，但我考试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到了3年级，我的各科学习出现了逆转，在班级里排不上号了。
3年级时我转学了，到父亲任教的新安堡小学念。这，就是逆转的前奏，因为又摊上一位“黑老师”。
新的班主任姓马，马国忠。马老师中上等的个子，肤色很黑，满面的落腮胡子，就像水浒里手持板斧的李逵，或者是长坂坡的张飞再世。更令人生畏的是，他的脸更“黑”。
那咱，我家不住在原来的孟家窝棚了，搬到了离学校2华里的那家窝棚，父亲上下班方便，和马老师住在一个屯。
马老师天生的一脸严肃，我从来没见他笑过。在给学生朗读课文的时候，一只手习惯插在裤兜里。他不大理我们，只要是“理”，就把我们修理得服服帖帖的。来到这之前，父亲就警告我，说马老师厉害着呢，你要规矩点，不能像过去那么随便了。
是的，没来到这之前，父亲不常在家，我有点放荡无忌的毛病，母亲和奶奶不大管我，我就贪玩。是的，我是得规矩点了，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要尽量适应，就得小心翼翼。
有一次，马老师把“近况”两个字写在黑板上，回头就问我们什么叫“近况”？我见同学们没有举手，我就要回答这个别人不会的问题。我说“近况”就是近来的情况。本以为老师应该表扬我，想不到马老师反问了我一句“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答不上来，因为这是新课文里的新词汇，老师头一回念给我们的，我是根据上下文的内容猜测出来的。马老师很不高兴，在黑板上蹾折了粉笔，用眼睛嗔怪我多嘴。那时我想，既然你问我们了，为什么又不让回答啊，难道你叫我们一齐说“不——知——道——”吗？
姜子牙卖面遇大风，运气要是不佳喝水也塞牙，倒霉的事就成串地来。
第三天，马老师又像往常一样念课文。不过，这次腾出拿课本的手，插进裤兜里，另一只手去翻放在讲桌上的，口中念道：“中国比欧洲还要大……”
念完了课文，马老师问大家听好了没有？同学们有了上次我的教训，齐声答道：“听——好——了——”
说实话，我真的不明白“欧洲”是什么东西？他怎么能和“中国”相比较啊！课后，我去了办公室找马老师问个明白。
他不正面回答我，只顾一边叭嗒叭嗒地吸烟，一边豹眼圆睁：“就你没听明白，回去想想吧！”
回到教室的路上我也没想出来，就问“听好了”喊声最大的那个同学。结果，和他一样，没有一个同学能答得上来。直到上了小学5年级，我才知道“自己”的无知。
现在，许多人都说那时的老师比现在的老师有水平，我就极力地反对。我认为，现在老师水平的绝对值，不知要高出那时老师的多少倍！只是现在老师的水平和学生家长的水平，差距越来越小了，要求越来越高了罢了，其实，有很多人的水平远远高于老师。再有就是，那时的学生没有一本课外可以阅读，几乎是生活在没有文字的社会里，自然孤陋寡闻。
1960年冬，我念初三了。这是一个严寒饥饿的冬天。大概是全国的农村都实行了“食堂化”了。食堂给每个人的“定量”，实实在在地把每个人“定”在挨饿的数量上。母亲为了给弟弟妹妹们多吃上一口饭，在大家的劝说下，也和别人往回带几把玉米粒。谁知道头一回就让队长给发现了，别人会装，母亲不会。（此节未完，请待续作者注）
2 乌鸦颜色的老师（一家三姓） （2）
2乌鸦颜色的老师（一家三姓）（2）
这可是违犯粮食政策的严重“罪行”啊！得到的惩罚是：取消一个星期的食堂伙食供应。惨了，一家人靠吃什么活着？只有野菜充饥啦。
事发的时候，父亲早就调到很远的学校了。听说之后，他当即决定搬离那家窝棚，到离那里以北6华里的二道房定居，免得再出什么不愉快的麻烦来，因为“告发”母亲的正是我们的房东。
在姓郭的房东那住，我们是“二进宫”了。1957年晚秋时节，我家搬出了那家窝棚，搬到离那20多里路的郭家沤麻坑，父亲调到那里教半年多了。1960年春又搬了回来，还是住在老房东那。
我们去的二道房，严格说叫“大桥”，北面紧靠沈北大堤，东为沈法公路，西临现在的二道房村，与其接壤。我们要去的地方属于德盛堡村。
可惜“德盛堡”这三个字的真正含义了，如今竟然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村名就是这三个字。我第二代身份证上显示的都是“德胜堡”！很多人干脆称“德盛堡”为“得胜堡”，这么叫，也这么写，遗憾了！要晓得，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呢，下文再说吧。
搬家的时候正赶上我放寒假，当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我做梦都不会想到，这次搬家竟是搬进了马老师的家！
马老师同父亲是老同志了，早年就十分熟悉。马老师在父亲从新安堡学校调出来后，转到二道房学校教，家也从那家窝铺搬到了大桥。那时候没有自行车可骑，老师们自好人走家搬，四处游荡，居无定所。
搬家那天已经是中午时分了，马老师没有在家里，是父亲和马老师的夫人商量好的。等马老师回来，父亲又上班走了。
马老师莫名其妙地撞上了我们一家7口，浑身上下没有舒服的地方，整个脸都是埋怨与怒气。他冲着马师娘喊：“你怎么乱当家，两家人住一个屋，怎么过日子？”
是的，那是两间很狭窄的土草房，房主姓刘，受不了饥饿跑到黑龙江找饭吃去了，马老师就在那暂时蜗居，用不着花房租。
马老师吵吵嚷嚷，气得他浑身直哆嗦，看来一时半会不会停止下来。他这样对待我么一家人，就是“逼寡妇出门”。母亲和我插不上话，也没有话可说。奶奶一个劲地赔不是：“马老师，你别着急，我们搬家也很急，在这也就住个三天两宿的，会搬走的。”
马老师没有什么反应，一屁股坐在炕沿儿上呼呼地喘气……
果然，我们一家只在那住了两宿，也让马老师委屈了两宿，就搬走了，搬到后街的李老奶奶那。
李奶奶的年龄比奶奶稍大些，可看上去要比奶奶老多了。老人家满脸的皱纹，尖下颚，两腮也凹了下去，使得脸更加消瘦。她是个很热心的人，说话也是快言快语的，我们去了，像是欢迎久别的家人。所以，那屋子虽然很窄小的，倒让我们一家人心里感到宽敞得很。
这两间土草房和马老师住的那个大小差不多，但却住了三家人。我们没去时李奶奶自己住里屋的南炕，北炕住着老孙家四口，一个大婶领着一儿两女。孙大叔不在家，跑“盲流”去了，说是在黑龙江。
现在，一铺不是很大的南炕，怎么能住得下李奶奶和我们两家人啊。没有办法，我的妹妹们就去孙婶那挤。算起来，这个不足14平米的里屋，一共住了12口人，整天都像笼屉里的饺子一样，一个紧挨着一个，翻个身都很难。
李奶奶一个人生活，在那年月比人口多的人家好维持。在兄弟妹妹的心里，李奶奶吃的饭菜就是过年，令他们垂涎。李奶奶吃饭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就掉在人家的饭碗里了。所以，每到李奶奶吃饭的时候，妈妈或是奶奶就令他们到外面走走，尽管那时的天气已经滴水成冰了。
春节快要到了，孙大叔也从黑龙江赶了回来，那屋子就变得越发的狭小了。那时父亲也放假了，三个没有老爷们儿的家庭，刹那间让女人和孩子们感到有了依靠，家也有了难得的笑声。
说起孙家来，我们还是实实在在的亲戚呢。孙大叔的亲堂姑姑，是我爷爷的第3房妻子，孙大叔叫我父亲为八哥，他们早就熟识。
李奶奶有父亲和孙大叔这两个侄子对她的尊敬，她快活多了，不再那么思念她的儿子了，尤其是逢年过节。
李奶奶出身贫苦，有一个比父亲小几岁的儿子和一个早就出嫁的女儿。儿子30多了也没有成家，家贫啊。听说他和一个有夫之妇的女人好上了，因此而触犯了“法律”，在监狱服刑好几年了。要是放在现在，这又算得了什么啊？据说那时因为他没有什么靠山，他又是个小干部，工作上很“左”，得罪了人，被人“鼓捣”进去了。李奶奶就盼着他出来，总在嘴里叨念着，掐着指头过日子。
我们三家在一起相处得很和谐，年也显得有几分热闹，就算是苦中作乐吧。记得过年的时候，父亲还贴了一副对联，他自己写的，我只记得下联，叫做“三家两性和”。
过完年我就开学了，初中最后一个学期。那个学期我不回家，一是离家很远，25华里没有车辆，靠徒步得走两个半小时。二是我野心勃勃，很想深造念大，就得寒窗苦读。三是回到家里也很不方便，天热人多……
当我再次从学校回家时，我毕业了，在家耐心地等待升学考试的消息。
一天傍晚，教我们代数的马文庆老师找到了我家，是来给我送“新民高中录取通知”的，他说全校近350名毕业生只考上23名。马老师住在我们的后街，他比父亲大许多，德高望重。
接过录取通知，我好欣喜，好多人都围拢过来看，说还是人家当老师的孩子聪明，有出息。送走了马老师，我第一次舒心地坐在炕上，细看那录取通知，体味着那个小屋是我的一块福地，遐想无限。
在团山子小学，我就认识了马文庆老师，他教高年级的学生，很多老师都崇拜他。马老师属于少言寡语那类的，特稳重深沉，举手投足都像有格尺在规范着他似的，俨然一副长者学者的派头。解放前，他是吉林某地的税务官，解放后就回到老家当了老师。我上初中的时候，马老师就教我们代数和几何。他很喜欢我，因为别人不会的问题，我准能让马老师得到满意的答案。公开教学的时候，我是他提问最多的学生，有时候我们师生就是说双簧的搭档，他是我最喜欢的老师。在二道房学校，我们同朝称臣，那是后话，我不能不说。
从打搬出马老师家，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转眼到了“文化大革命”，不幸的是马国忠老师被造反派定为“国民党特务”。没有什么理由，就因为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员，这顶帽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再后来，造反派让我父亲出一份证实材料，来证实他不是国民党的特务。可笑的是，还没等马老师涉足“特务”的行列，我父亲早就被发配到“走资派”的队伍里去了。让“敌人”来证实“敌人”无罪，这逻辑实在是滑稽。不想，父亲的证实竟然在不久后生效了，马老师获得了新生。
经过一番战天斗地洗心革面的虚惊，马老师像换了人间。无论他为人处世还是为人师表，都大为改观。如此说来，这是不是“文化大革命”还有改天换地重新做人的功能啊？
古时候有一支军队叫“乌鸦军”，以着黑衣而得名。我戏称我早年的老师为乌鸦老师，本意也不是穿黑衣、存黑心，而是他们都是“黑五类”、“黑七类”之老师。黑色本该能掩盖一切的，可又偏偏因为黑色很醒目，被人瞩目，结果暴露无余，欲盖弥彰。那么，“红老师”的命运又是如何呢？
3 红里透紫的老师 （情感压抑） （1）
3红里透紫的老师（情感压抑）（1）
父亲从解放前工作伊始到他离休，先后共调转了9次。于是，我也成了“走马灯”似的学生，小学6年间，我到过四个小学校读。
1957年深秋，我来到最后一所小学——郭家沤麻坑小学，后称“郭家小学”。那时我是6年级的学生，也是这个学校最高的年级了，这个学校成立得晚，第一次有6年级的大学生。
第二年，也就是1958年，在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年代，郭家沤麻坑小学有了第一届毕业生。父亲是当时学校的“负责教师”，那咱这个学校没有校长、主任。“负责教师”是个“准校长”，学校的一切工作都由他来领导。也许那时候正是父亲最辉煌最上进的时期吧，那时他34岁，他怎么会想干点辉煌的事业，接受上级对他的器中与考验啊。
有一天，父亲对我郑重地说：“你可得考上初中啊……”
他往下欲言又止，仅仅是这么半句话，那也是父亲有生以来和我最重要的惟一一次谈心了，以前从来没有过。他和我说得最多的话，就是：“给我打点酒去。”他高兴了就要喝酒，我就拿起酒壶而不是酒瓶子，按钱数到商店买二两散酒，回来一分不剩，他也一喝而光。那时候喝酒的人太少了，谁有钱买酒喝？逢年过节一般人家都不会买酒，喝酒是叫人家笑话的，说你不会过日子。父亲喝酒和别人不一样，人家会说，“还是人家‘李校长’，比不了啊”。话语中，充满了艳羡。
从那次谈话中可见，父亲对第一届毕业生给予很大的希望，对我更是，这也是他想证明自己领导能力、水平最关键的时刻。我懂得，他更不想让别人说“‘校长’的孩子都没考上，只会喝酒……”
大跃进的年代，什么都大跃进，就像被酒精刺激了的人，不想说的话脱口而出，不想做的事一夜之间就成了事实。于是乎，教育也大跃进了，新民六中的招生，也从前两年的每年只招收两个班级，变为招收四个班级，翻了一番。在以往，每个学校只能考上几名中学生，有的学校干脆一个都考不上。现在希望大大的有了，各个小学也要来个大跃进，跃进这个龙门。
到了郭家沤麻坑小学，那年冬天老师没有放假，都到县里参加整风反右斗争去了。快过年的时候了，父亲他们才回来，我才得知教我们的张老师被定为右派份子。张老师开学就掏厕所，接受改造，后来干脆解职回家到农业合作社（就是后来的生产队）劳动改造。
新学期开始，唐老师一直教我们到毕业。他的口碑很好，很快就成了红极一时的新闻人物，他也来个教学成果的大跃进。
唐老师叫唐国仁，是师范学校新毕业的老师，家在义县。唐老师个头不高，白脸膛，很敦实，说话有时候略显语塞，但“磕巴”得不是那么严重。他爱笑，笑的时候很少出声，最多“嘿嘿”两下就结束了。别看他有那么一点点口吃，但吹拉弹唱不碍一点事，同学们都非常喜欢他那一手。和马国忠老师比，唐老师不仅多才多艺，教学上更是胜他一筹。他是科班出身，就是比穞生的强许多，学生和家长都这么评论他，他不负众望。
我是从小学4年级开始写作文的，马老师第一次布置给我们的。他先向我们讲了一个故事，然后就要我们照猫画虎去完成。大家画来画去，画得非猫非虎，反类其犬了。我不爱上语文课，讨厌老师讲课文那一贯的模式，什么时代背景，什么中心思想……八股得很，更不愿意死记硬背，但有的课文我还是记得很清晰。
这是1958年春天的故事。唐老师给我们讲“田寡妇看瓜”，那过程、那方法我记忆犹新。
开篇时他没有讲课文，而是讲了农村一些大家都很熟识的故事，好像根本没有进入“正题”。在这之后，唐老师给我们留了一个作文题，叫做“深夜的故事”。
1958年初春，在春寒料峭中，大跃进的热潮滚滚而来，新民县动员了十来万民工挥锹动镐兴修马虎山水库。那时新民县的总人口大概不到40万。这么多人参与大跃进，可谓“上至九十九，下至刚回走”，全民动员了。所以，别看郭家沤麻坑村子很大，但每个家里都住满了民工，连屋地都睡着横七竖八的人。
马虎山水库座落在辽河与现在的101国道交汇处，那里就是沈阳通往彰武、阜新的马虎山辽河大桥。桥的西面是乌尔汗山，东面是马虎山。这两座山，比羊草沟那座山还矮大半截，但却有山的名字，所以就依山修建拦河坝，石头和土混合的大坝，没有钢筋水泥。大坝合拢，再把水憋到水库里。
马虎山水库就在这桥的东面，当时没有桥。整个库区有40平方公里，设计蓄水深度平均也就3米吧。如此“浅薄”的水库，实在令人忍俊不禁，贻笑大方。
不久，我们学校五年级以上的小学生，也气宇轩昂地加入了马虎山水库的劳动中来。方圆二十几里学校的学生也来参加修水库，很多学校的学生都住宿在郭家沤麻坑这个村子里。一时间，水库工地的人密密麻麻的像蚂蚁，在这口热锅上急急忙忙地爬来爬去。
“白天大干，晚上夜战”，我写了一首诗，还被工地的指挥部播放了，其中有一句是“天上星星闪，地上灯万盏”，说的就是夜战的景象。
到了吃午夜饭的时候，唐老师每天都派几个人轮流看守工地上的工具，我们就成了“看瓜的田寡妇”。
没有多长时间，“学生民工”撤离了水库，因为有人嫌我们是“光吃饭不干活”的人。你想，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挑起一根扁担和两只土筐就不错了，还能挑土吗？我们只好两个人抬一个土筐，摇摇晃晃，等抬到堤上所剩无几。
回到学校，唐老师继续讲课，我们就开始写那篇作文。经过一周的一一批改，唐老师拿出了一篇范文，那就是“田寡妇看瓜”。
那时候我们都“很傻”，没有预习课文的习惯，所以对“田寡妇看瓜”事先并不了解。然而，这一课虽然前前后后讲了近一个星期，但我们的收获却非常大，懂得了写作知识和技巧，对作文不那么望而生畏了。升学考试作文的题目就是“记一次劳动”，全班同学都写得很好，因为这题目似曾相识。
唐老师知道，升学考试对于学校、学生是多么的重要。那年还没有开学，唐老师就在元宵节前回到了学校。
1957年底到1958年初的冬季里，雪下得很大，到处都是比人还高的雪峰雪岭，办公室和教室的门都被大雪给封死了。可见唐老师从义县来到学校该有多么的不容易，他从三台子下火车徒步走40多华里，还要背个沉重的大行李。
听说唐老师回来了，好多同学都来给他拜年，和唐老师一起打扫积雪，生炉子，做饭。唐老师带来一些干粮，放在行李里。打开行李一看，烙的饼还有些“温度”，他就喝口开水吃饼，这就成了他新学期的第一顿晚餐。
晚上，我去学校问唐老师算术题，他没有在办公室。我看见办公桌有一封信，就看那上面的字。信封是用白纸糊的，上面的地址是他的家乡义县什么地方，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中间的收信人叫张淑清。张淑清是谁？
我在想的时候，唐老师抱着一捆柴禾进来了。他见我看那信封，就冲着我自言自语：“这信封不是很好吗，省了钱，还能寄出去，嘿嘿。”
“唐老师，您常给家里写信吗？”
“嗯，不是的，一个学期也就写一两封吧。”
他语塞了，顿了顿，笑了，很不情愿地笑道：
“这是给我爱人写的信，也不知道她的病好了没有……”说完又笑，笑得很爽朗，但也很无奈。其实，他还想对她说“我到学校了，你不要惦记我了”。见我直勾勾地看他，似乎觉得不该和学生说些“卿卿我我”的话，所以下半句话就打住了。
升学考试结束了，同学和家长都在期盼着发榜的日期。唐老师也在期待中继续呆在学校，放暑假他没有回家。
期待是幸福的，但也最是难熬。熬不住的学生，就去走亲串友，或是帮家里做些农活。其他老师放假了，学校空空荡荡，唐老师“熬不住”，就弹那架风琴。他爱弹东北民歌“小放牛”，曲调很是优美，可我怎么也品不出脍炙人口的滋味，倒感到有那么一丝的苦涩。
唐老师家里来信了，问他什么时候回家？唐老师憋不住就和我说，我就和父亲说，父亲就和他说，父亲让他别等了，快点回家。
他憋不住和我说事，不是让我透话给父亲想要回家，他是拿我当稀释剂，稀释他的焦急心情。那些日子，我常去学校听他弹风琴。他喜欢对我弹琴，我不是牛，对“弦内之音”有所反应。但我比牛笨，他不知道，那时我不懂男女情感，听不出“弦外之音”，我只是知道他盼发榜的那一根“弦”，考试的结果，所以他才那样和我一样的焦灼。
发榜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是唐老师亲自去新民六中取回来的，要走15里的土路路，淌一条没腰深的河。
郭家沤麻坑小学6年级一共37名学生，考上了17名，升学率名列30几个小学之首。要知道，那是的郭家还没有中学生，那时的中学生相当于现在的大学生啊！
唐老师大名鼎鼎，红得发紫，可这个学校再也留不住他了，唐老师被义县调回了当地，任初中教师。三年后，我上高中的时候打听唐老师的近况，得知他已经是义县的“先进教育工作者”了，孩子也快两岁了。
3 红里透紫的老师（男生例假） （2）
3红里透紫的老师（男生例假）（2）
开学前几天，唐老师才回家，是父亲领着我们17名新生走进新民六中的校门。那时家长们没有送自己的孩子来报到的，没有哪个“习惯”，家长最信得过的就是老师了，习惯由老师为他们做主。
新的教室还没有全面竣工，俨然是庙没有修好，和尚就蜂拥而入了。据干活的瓦匠说，那时的罗家房乡和三道岗子乡只有那么三个瓦匠，都在修建教室的工地上。什么都在大跃进，能工巧匠怎么就没有跃进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