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的身份 1 地道的农民（不敢有病）（1）第三章我的身份1地道的农民（不敢有病）（1）
行文中，我曾对这个题目“三易其稿”。开始叫“我的职业”，思来想去认为不妥。虽然有人开过这个先河，把“农民”也称为一种职业，但多少这有点幽默了吧，对农民和我自己这种“抬举”有贬损的嫌疑。接着改为“我的事业”，可又觉得与自己的身份不符，“事业”不是与我这等人为伍的，这会让人贻笑大方，只好作罢。还是用“我的身份”吧，原滋原味，朴实的自我。
1964年8月1日，我走进了生产队的大门，成为一名正式的农民了，没有考试就被正式录取了。
生产队的大门，是向所有人敞开的，包括城里的、乡下的、男的女的，各个阶级、各种成份兼蓄并纳。我们生产队就有两户城里人落户了，被人家撵下乡来的，他们都是有“问题”的，被城市开除。后来的知识青年、“五七战士”、城里遣返到农村的各类人士更多了，这就证明了生产队的容量是多么的宽宏博大，不像党团的大门，也不像大专院校的大门那样的挑剔，容不下异己。
那时的农村只有大队部有手摇式电话，谁想和我联系就给我写信，只要写：新民县新兴公社德盛堡大队第八生产队的地址，我就收到了。这就是外界和我的联系方式，唯一的渠道。
8队虽然是我的“老家”，但因为我常年不在家，所以很多父老乡亲我都不熟悉，陌生得很，更何况我们是后搬到这来的。没上班之前，就有好多人风言风语说我的白念了，听后叫我很难为情，有点伤了自尊。说这话的人，有善意的惋惜，也有无意间的讥讽，讥讽我也讥讽那个残酷的社会现实。
他们对于我也是“只听其人，不见其形”，听说我今天真的要来上班了，一个个都端着架势要看看庐山真面目，其间自然少不了三三五五的一番议论。这议论，绝不比“辩论”容易接受，它会叫你无地自容，汗颜得很……
还好，我的堂哥哥李巨元走在前，我在其后，来到8队。他分散了众多注目者对我的视线，也遮挡了一些犀利的目光，但我还是感到浑身火辣辣的难熬。不管怎么说，也就是几分钟的过程吧，我必须接受这个洗礼。等到队长分配完劳动任务，各就各位去干活就好了，我可以舒一口气了。这时，有人开始和我搭话，大家边干活边聊天，终于完成了第一天的劳动和大家对我接触的考验，这比考试还要紧张。
这一年，新民县乃至整个辽河、柳河流域，雨水频频洪灾泛滥，辽河滩里的庄稼无不浸泡在水里。到了秋收，侥幸死里逃生的庄稼或被水围困着，或满地都是积水。8队的耕地绝大部分都在河滩，去那里秋收，社员们天天都要趟冰凉的水过去。天长日久好多人都得了皮肤病，腿上裂出了口子，流血流脓痒无比。我没有休息一天，咬着牙挺着。我不想逃避，也逃避不了上帝对我的安排。
尽人皆知，农事劳动没有一样是轻松的，人人都凭体力挣工分，凭拼体力生活。从学生到社员之间的变位，没有过渡的适应，我是在超越体力强度中踏上劳动这条路的。所以，无论干什么活，我总是最后一个到头，别人到地头休息了，我还没有干完。好不容易到头了，“打头的”歇好了又起来干活，我只好连续作战。一天下来，我几乎没有歇气的时间。
我很想得到别人的帮助，可谁又有时间帮助我啊？大家所以急三火四地完成自己活计，图的就是挤出点时间打几捆柴禾，晚上好背回家去。那年月，最困扰人的就是两个字——“吃”和“烧”。为了“吃”，就得天天“拿人身子当地种”了，不能无故旷工。为了“烧”，生产队分到的柴禾不够用，就得天天地往家背。每天里我也不能空手回家，只好下班后割些柴禾，到家总比别人晚至少半个小时。天不等人，日头早就下山了。
晚上躺在炕上，浑身上下没有不酸痛的地方。刚刚入睡，四五点钟又骨碌出去，脸不洗，饭不吃，去应付新一天的劳动。母亲劝我请一天病假，歇歇乏，我摇摇头。我不甘心让人家说我“就会念，干什么也不行”这句最难听的话。那年秋天到初冬，我没歇一个工，也从来没迟到过。进这个门，就得挺过这顿“杀威棒”。
再说了，我也舍不得耽误一天的劳动。生产队对社员的管理很有章法，无故旷工，旷一罚一。每个月干够规定的劳动日数，还有满勤奖，奖励你全月10%的工分；超勤奖，超一天奖励半天，鼓励你天天出勤。这些土政策，队长说了算，社员无条件执行。有时候队长见上班的人少了，又是农忙季节，随时就加分，最多时干1天等于以前干5天。想一想，有谁愿意错过加分的机会，只好把自己买给生产队了。
庄稼上场了，上下班的时间也不那么紧张了。一天，下班前打头的告诉大家说晚上开会，也没说开什么会。
上班没有人敢迟到，开会就不同了，不计工分，时间过去一个小时了，人还没有到齐。队长说“不等了”，就宣布开会的内容——给新社员平工分。
新社员一共有两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
社员的发言，比开会迟到还要迟到，队长的话说过半个小时了，也没有人表态，怕得罪人。一是怕得罪我们新社员，二是怕得罪其他人吧，给多给少都是得罪人，所以没有人吱声吧，我在想。队长一点也不着急，和社员一样叭嗒叭嗒地抽旱烟。也许队长要的就是这个劲儿，你不说，我就说，他终于开口了。
“他们俩干得不错，就记7分吧。”说完，会就结束了，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也没有任何人提出反对意见，我就成了“7分”社员。
7分就7分吧，权当我是预备社员，还没有转正。会上我什么也没有说，可心里犯琢磨：为什么一样的劳动，一点也没少干，队长还说我干得不错，怎么只给7成的工分呢？慢慢地，我明白了，这个“规定”是解放前留下来的——
庄稼一进场，就标志着秋收结束了，又一轮农事活动又开始了，那就是兴修水利工程。有的人背着行李去很远的地方“出工”，去干全县统一的水利工程，不管你那个地方受益不受益，年年都是如此，“全国一盘棋”嘛。社员们“出工”也出力，就是没有多大的防洪抗旱的效益可言。
家里的人也不闲着，在本地挖沟挖渠，男女老少齐上阵，还得红旗招展，口号漫天。社员很听话，叫干啥就干啥，磨坊的驴——“听喝”。上上下下也都心知肚明，这样的水利工程就是走走形式，做做样子，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生产队损失了人力物力财力，上级领导得到了表扬赞扬，外加对这种精神的弘扬。所以，干多干少有时候队长也睁只眼闭只眼，和这样的形式主义对抗，我们就有轻松轻松的机会，就有“盐是怎么咸的，醋是怎么酸的”闲聊胡侃。因为我对“7分”还是心有不甘，闲谈中就请教，就问那些开会不吱声的人，“你们开始干活也挣7分吗？”回答是肯定的。
在旧社会，给人家当长工的级别有三六九等。“整人”就是整劳力、大半拉子的工钱是“整人”的7成，小半拉子是“整人”的一半。这个等级制度一直延续至今。因为我的年龄相对大了，才没有履行“小半拉子”的程序，“7分”就是大半拉子，算是破格了的。由此看来，我很幸运了，也是队长对我的法外开恩了。
我们的队长也姓李，同性不同族，也叫“一姓隔户”。李队长，贫农，是大队三个党员中的一员。原来做大队会计，为了培养他做接班人，回我们队当了队长到基层锻炼，后来他真的当记了。
有这种身份，他说的话就永远代表贫下中农，这个理大家公认。他说给谁多少工分，是代表阶级利益的，一言九鼎，绝无异议。贫下中农听他的，就是听党的，剩下的社员就是地主富农的成份，没有他们说话的份。还有一部分人就是上中农，大约占全队社员的三分之一。这些人即便说了也白说，干脆不说，所以给我评工分那天都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各有各的道理啊。
从新民高中刚回来的时候，我认为我的身份是自愿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具有“革命”的色彩，会得到各级党组织的重视。后来我清楚了，我的身份根本不像石维记说的那样“革命”，我仅仅是个“7分”农民，上中农子弟！再后来的一天，我阴差阳错的“革命”了。
初冬时节，大地开始结冻，生产队不再“水利”了，又投入“脱粒送交”的紧张繁忙之中来。这天晚上，又是一个社员大会，我被队长“选为”记工员，在生产队也是一名不大不小的干部了，身份有了质的飞跃。
记工员的职责，就是记录张三李四某某社员出勤情况和干了什么活计，一天记一次，月末张榜公布。记工员本来是有偿劳动的，生产队一天多给你记半分。这半分我没有得到，但我不再是“7分”了，以“转正”为整劳力，来平衡那半分的“失衡”，会上还是以无声的形式通过的。
一个生产队有几十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对记工员的要求“不仅要有淡墨星，更要有好记性”，否则队长不会选择我。
以前的记工员由会计兼任，时常因为记错了工分被纠缠得焦头烂额。队长一咬牙，就豁出去那个“半分”的代价任用了我，反正我早晚也得挣10分。这么算起来，生产队还便宜了“半分”，何乐而不为啊。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对每个人的出勤情况我必须做到心中有账又有数。有人说我“记错了”，你必须指出他某月某日你因为什么矿工，甚至去哪了都得说得清清楚楚，对答如流。最为关键的是，队长、会计等上层人物的工分账更要精细，有人问你他们干什么了，你务必了如指掌，不能随意勾画。社员对他们的工分账，别看有时候嘴上不说什么，眼睛上使的劲但能把记工员的心看透，看看你是什么货色。
俗话说，“大小是个头，强于蹲岗楼”。记工员这个“头”，没头没脸，处处在接受别人的监督中做事，时时倍加小心才可以胜任，尤其是给自己记工分，更得准确无误。为了这个，我从来不敢耽误一个工，月月满勤。
随着“脱粒送交”接近尾声，社员的口粮分配也开始了，尽人关注。一粒粮食不仅仅是血汗换来的，每个人都把它视为生命，担心帐目的混乱也就理所当然了。
原来的会计是队长的亲堂弟，哥俩个一个是队长，一个当会计，社员更加不放心。李会计小学文化，几年来的帐目都是“豆腐账”，稀里糊涂一锅粥。作为党员的李队长，他本身又是会计出身，对于这一点，他很清醒也很理智。不久，他把他堂弟安排到大队的粮米加工厂去了，我做了上产队的会计。
一个上中农当生产队的会计，全公社只有我。在那时，一切权利都归贫下中农所有！我没有想过我会是生产队的会计。
我走马上任一个月干了3年的工作，替原来的会计干的。社员与生产队的往来帐犹如一团乱麻，谁家欠生产队的，生产队欠谁家的，谁挣多少工分……都得一丝一缕地梳理，纷乱繁杂。
好不容易理清了陈年旧账，1964年的秋收分配迫在眉睫。那可是涉及政策和民生大计的工程，是不可运算失误的方程，这里没有多个“解”，只有一个“根”，一个上下满意的结果，包括自己和家人。
我喜欢民间文学，记得住那个时期流传于民间的一则顺口溜。按顺口溜对号入座，我是四等人，懂得做会计的责任，不敢有丝毫的怠慢，生怕有什么闪失。那顺口溜里就有“闪失”啊！闪失，就是共产党的“秋后算账”，我担心。
一等人党支，贵重礼物送到屋；
二等人党支委，孩子老婆一起美；
三等人当队长，喝完这场喝那场；
四等人打算盘，抽烟喝酒公家钱；
五等人管现钱，花多花少没人拦；
六等人保管员，铧铁绳头换零钱；
七等人赶大车，种子马料换酒喝；
八等人掏大粪，干多干少没人问；
九等人遛垄沟，跑着干活撵着扣；
十等人是四类，大声说话也犯罪。
“打算盘”就是会计，给人的印象向来不好，腐化堕落的代名词。在农村，会计是文化人，精明人，掌管生产队的财经大权，会做账，吃吃喝喝队长拿他都没有办法。“打算盘”是美差，人人想干，赶不上的就看你的小脚，鼓捣你，让你身败名裂。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上台巴掌响”，拥护你，想从你那里得到些实惠。得不到，就揭发你，落个“下台绳子绑”的下场。
从我当会计的那天起，我不喝酒也不吸烟，没有胡乱地花生产队的一分钱，无论大事小事都请示队长作主。我不是那“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人，本质决定的。我也知道，我的脑瓜皮儿比别人的薄，经不住敲打。再说了，上中农的成份是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的，怎敢给自己挖个陷阱呢？奶奶和父亲对我更是耳提面命，提醒我好好做人做事儿。我当会计的时候，连一支钢笔都没有，用的是“蘸水钢笔”和圆珠笔。奶奶不止一次对我说：“别人当会计，有个一差二错的遮遮掩掩就算了，轮到你身上，谁替你遮掩……”
尽管我“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但依然遮掩不住我当会计的现实，灭顶之灾一步步向我逼近。
1 地道的农民（艰难潜行）（2）
1地道的农民（艰难潜行）（2）
我当会计的风，不知道是怎么吹进一位公社领导的耳朵里，他的大脑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就像他的位子被我霸占了一样，对我耿耿于怀不可一世。他没有多想，立即下了诛除异己的决定，不然就会有“阶级敌人的复辟”的危险，害怕我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全公社蔓延开来，夺无产阶级的权。
其实，我当会计是经过李队长和大队党支部记刘生仁研究后决定的，有关的公社领导也默许了，只是公社党委没有立会讨论通过，他才不知道。
事到如今骑虎难下，一个坚持留用，一个坚持清除，我无能为力，只好坐观其变。
后来，经过大队与公社的一番沟通，又考虑李队长“我们生产队确实没有这样的人才”的实际情况，最后给我的结论如下：“改造使用，监督利用”的“八字宪法”。
“改造”，我不反对，上山下乡就是来改造世界观的，石维记不止一次地强调过，我们都表了态。但是，“监督”让我难以理解。响应党的号召，学习董加耕邢燕子，放弃高考，到广阔天地参加“三大革命运动”，是革命的行动，我也是个革命青年，怎么还要监督我？这就是石维记曾经说过的，对我们要“高看一眼，重视十分”吗？
我们这批新民县最原始的知识青年，唯独我遭到了冷遇，叫我心寒。我不晓得我的革命道路该怎么走，我的前途“路在何方”？
和我同样回新兴公社务农的同学还有苗雨新，我和他的境遇实在是天壤之别。苗雨新从学校回来后就去了公社“报到”，不久就参加了“四清”工作队，成为后备干部，到法库县农村锻炼。
我和他脚前脚后也去了公社“报到”，这是石维记告诉我们的，以引起公社党委对我们的重视。来到公社，是一个党委委员接待的我，我不好意思问人家姓什么叫什么，只记得他对我说的话——
“报到不报到没有什么关系，反正就是回家干活嘛。”
说过，他就被另一个公社干部叫走了。他没有和我告别，我呆呆地发愣。
我们的个人档案，毕业后由学校转到公社，档案中所有的“秘密”，那个接待我的公社干部再糊涂也得看几眼吧。人家所以“不重视”我，而轻视我，还是我的家庭出身与个人表现，决定了他对我的态度。而苗雨新和我就截然不同了，在学校他就是班级里的干部，共青团员，贫农成份……他的人生之路，步步春风得意，处处凯歌高奏。我还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时，他早就是公社的党委副记了。
我丝毫没有当官的欲望，只是想解除压抑在心中的阴影，才不懈地去努力、探寻、追求，去追逐阳光，从来没有放弃过。
我是会计，名义上的生产队一级的“干部”，所以公社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也有我参加的资格。但我总是直不起腰板，总有一种阶级敌人混进革命队伍的感觉，总有一种被人监督的恐慌而随时都会被清除的危机感，像做贼，也像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
1965年初春，也许那就是我一生中最灿烂的日子吧。大队党支部责成李队长同我正式谈话，也就是公社团委委托大队党支部和我谈话，我被正式批准为共青团员。
一个青年入团，由党的组织和你谈话，而不是团的组织，高级别的背景还是我的家庭成份问题使然。超常的谈话，给你不寻常的感受，你要接受对你超常的要求，和不寻常时期的不寻常表现。
说实话，我的不寻常表现，就是我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其他的没有。我所以能够入团的根本原因，在于我赶上了一个不寻常的时期。
大概是1964年年末，周总理去新疆石河子建设兵团看望上海知识青年时，发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讲话——“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对于别人我不知道是个什么滋味，对于我，这个讲话就是阳光，驱散了我心中经久不散的阴霾。
我就是落实“讲话”的受益者，也是有关领导落实“讲话”树立的典型，“各取所需，各有所得”。这样的定位，是不为过的。
“讲话”过后，“重在政治表现”的空气浓烈于全国，很多地主富农的子弟都入了团。辽宁日报也刊出了女青年孙云杰，同地主家庭的父母决裂，光荣地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一员的长篇报道。这篇报道我打算看它三遍，但看了一遍过后，我的心情就十分的矛盾了。
看标题，我为她感到高兴，那是她一生的幸运，因为我入团都是那么的艰难，何况她能入党啊。当我看到她入党的经历时又感到万分的酸楚，最后不忍心再看那篇报道，把报纸烧了。然而，烧不掉情节难以化为灰烬叫我遗忘。
为了入党，和父母决裂，孙云杰搬出了家门，甚至不管她的父亲叫爸爸。在生产队的大会小会上，孙云杰毫不留情地揭发她父亲的“罪恶”……以这种革命的行为换取一个党员的称号，写在“文革”时期的小说里还可以，把它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令人惊骇。
我没有像孙云杰那样背叛家庭，那是我的祖父祖母没有什么罪恶需要我来忏悔，我心安理得，没有一点的精神上的压力。
我是一名团员了，觉得前程一片光明，可以轻轻松松地干好自己的工作了。李队长对我更加放手放心，他不再背什么用人不当的包袱而缩手缩脚。打那以后，很多“内政外交”都交给我来处理，即使日理万机我也在所不辞，难得对我的信任，仕为知己者死嘛。
流行的“十等人”中，我排在第四，但我问心无愧，也有目共睹。于是，那个时候我的威信为人如日中天。
1965年5月，大队党支部对团支部进行了一次改组，决定由我担任团支部记，并得到公社党委的批准。和我同时任大队团支部记的，还有团山子大队的曲作星，他的家庭成份也是上中农。虽然那时的政治空气布满了春风，但“异己份子”能像鸡毛一样上天还是麟毛风角，我们有了自尊自爱的空间。
团支部记，是大队的兼职干部，身份仍旧是农民。兼职干部不能再兼职会计了，8队的会计由比我小3岁的董向国接任。好长时期我帮他当会计，不多挣一个工分，还得负责帐目，直到他“独立”为止，我才撤出“殖民地”。
大队的兼职干部不脱离生产劳动，干“公务”由大队记工分，秋后再和生产队算帐。大队没事可做的时候，你就回生产队劳动，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我的“级别”高了，“地位”却下降了，“声誉”则与日俱增。
60年代的团员是很受人尊重的，可以用“形象高大”来概括，决不夸张。你是团员，用人的部门或单位就高看一眼，同等条件下就优先录用你。换言之，团员是一种荣誉与资格，也是一张亮丽的名片。那时候，没有一个青年不要求进步的，要求入团的申请随时交给你。每天里都有青年要求和你谈话，许多家长也加入与你的谈话中来。每每这时，我从来都是有求必应，从来不把他们按家庭成份、社会关系区别对待。不到半年的时间，全大队的团员由原来的20几名，发展到了近40名。
“谈话”是一项耗时费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团员青年开展各项活动却是易如反掌。
或开会，或活动，只要你通知一两个人就行了，然后一个传一个，保准一个不落地准时到会、到场。用不着你用广播大喊大叫的，那咱也没有广播。开会和义务劳动都是在晚上进行的，不占用劳动时间，也没有任何报酬，但每个人有一颗火热的心，去燃烧着每一个人。一群青年人在一起，就是一团不息的篝火，燃烧在今晚，照亮的是明天。
那时候我21岁，还没有处对象，也没有心仪的人。屈指算来，16年前还是旧社会，而封建的习俗依然占据庄稼院的心田，人们最厌恶的就是“品行不端”。男女青年可以在一起“共事”，但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还有控制你那微妙的眼神，否则就会闹出是非来，一辈子都洗不清的“前科”。所以，我和青年谈话都要带上一个男性的支委，在即不受干扰又很公开的场合下进行。是的，好多团支部记就因为不加检点而身败名裂，甚至遗臭万年。
等我到一把的年纪了，闲聊的时候还有人取笑：“那时候，你搞几十个女人都不费吹灰之力，他们都追你……”
“那时农村有几个高中生啊？你又是帅哥……”
团支部的工作很多，这完全是我“自找”的，或者说是团员与青年的热情鼓励着我，推动着我，感染着我。我一边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一边要给新会计充电，还要把我的主业干好，构成了我“双管齐下”的年代。尽管有些透支，但回顾起来还是值得我慰藉的啊。我无愧我的“雄心勃勃”，那是我当时的心声；我无憾我曾经的“野心勃勃”，那是我一路的足音。我有过辉煌，有过令人刮目相看的一页，永远为之骄傲。
1 地道的农民（死里逃生）（3）
1地道的农民（死里逃生）（3）
那时的会计靠算盘吃饭，没有计算器之类的工具可用。小学4年级我们就学珠算了，只不过左耳听右耳冒，什么口诀也记不牢。我只能靠自学打算盘，来解燃眉之急，你想，谁有时间掰你手教啊。还好，仅仅半年的时间吧，在全公社的会计堆里，我便跻身于“铁算盘”的行列中。
1965年初夏，我认识了一个走街串巷买“幂差法珠算”的，我和我们大队的9名会计（其中一名是大队会计曲作明）都买了他的。这是一本很薄的油印小册子，1套3本，1元2角1套，至今保存完好。
用幂差法在算盘上做乘除法运算，算盘就成了当今的电脑，计算速度快无比。比如，9999乘9999，用不了半秒钟就可以得出99980001的结果来，只是它的“原理”对于初中生水平的人很难明白，也就不那么好掌握了。那个人走了，我就成了另外八名会计的老师，后来我也是全公社120多名会计的老师了，时常有人向我“请教”，我也不吝赐教。
在算盘上进行加减运算时，常常会遇到小数减大数的情况。例如，算盘上的钱数是58元3角6分，要从132元5角1分中减去它，你就得在算盘的另一端打上132元5角1分，然后计算。倘若你用的是个小算盘，或者被减数的位数很多，那就麻烦了，你就得先把减数写在纸上，接着清空算盘……然后再计算。
经过思考，我悟出了在算盘上可以“小数减大数”的操作，具体的办法如下：
你把58元3角6分，看作是158元3角6分，（以此类推）这样就可以减去132元5角1分，得25元8角5分。25元8角5分，并不是所要的答案，正确的答案与25元8角5分的和数为100元，那就是75元1角5分。75元1角5分，不用计算了，看看算盘的“空档”就能得出来的，你借的100元，在归回去就是了。到了1966年，这个方法在一个刊物上出现了，叫做“倒刨”，和我的“小数减大数”的原理一模一样。虽然那不是我的专利，但我也为自己骄傲。我骄傲的不仅仅是我也有这个头脑，而是我觉得我12年的寒窗没有白白地付之东流，我还会有更多的思妙想。
1965年8月，那是42年前的时光，也许就是我一生最难忘的记忆，我记得它，有两个人更会记得。这比我“小数减大数”，更值得骄傲与欣慰啊。
那年盛暑阴云，暴雨连连，一夜间辽河洪水四溢，辽河滩所有的旧河道都灌满了水。那天我趁中午休息，去还没有淹没的套堤上打柴禾。突然，我发现一老一小要淌过那条旧河道，心里不禁一缩。
那旧河道看上去很窄，但却很陡，滑下去很危险。我边喊他们祖孙俩不要下河，边向他们跑去。还没等我跑到他们跟前，危险就发生了。
那老人背着孙子已经走进水里了，脚下一滑，只露出两个脑袋……
还好，我晚来一步，或者我跑慢一步，就够不到老人的那只胳膊了，两个人就会被水冲走！幸好那孩子也死死地搂住爷爷的腰，才被我一起拉上岸来，但孩子已经喝了几口“老汤”。
他们下水的地方有一条明晃晃的小路，没有水的时候人们都从那里往北走。人走多了，路也“光滑”宽敞，就被祖孙俩认为是一条没有危险的路，就准备从这里去辽河北……他们是外地人，怎么会晓得暗藏的“杀机”啊！
老人一个劲地谢我救命之恩，我没有说什么，带他们走另一条路，淌了三道平缓的水沟，一直送他们到辽河渡口。我没有告诉他们我的名字，尽管一个劲的追问，但他们告诉我祖孙俩是法库县苗家沟的。
等我回来的时候，那三道水沟变宽了，水也深了，我是游泳过来的。
我的水性很好，小时候即使下雨也要去游泳。老师禁止野浴，对于我只当成默默的鼓励与提醒我去游泳。母亲也不那么管我，父亲根本不过问，那时我家的周围处处是水，怎么管我？
说实话，救人的时候我什么也没想，更没想起雷锋，只觉得那是人命。
1958年我家在郭家沤麻坑的时候，我还没有上初中，我曾经一个人去辽河“野浴”。游到河中央时，我突然觉得天旋地转，呼吸急促，心里很紧张。我也想到了会淹死，会……。可我不想往回游，害怕一转身就是去了方向，不知道会游到哪里，那样会更糟糕了。我改变仰泳的姿势后，呼吸得到了缓解，游到了对岸。休息了好半天，我才慢慢地往回游。我所以坚持过来，就觉得自己死了妈妈会很伤心的，因为我见过那撕心裂肺的场面，就这么简单，活过来了。那天，在我最危险的时候，我也想有人来救我才好……
这个回忆是我等他们祖孙俩上船了才想起的。现在我还记得，那个五六岁的孩子吓得哭都不敢了，双手始终没有松开爷爷的衣领，真是可怜啊。
柴禾既然没有打成，就有愧于母亲那顿午饭，我是下班后没有吃饭就出来打柴禾的。经过这么一番惊险，我比平时多吃了两碗饭，却两手空空的回家了。母亲也觉得有些怪，但没有问我缘由，我也没有说那事，怕她为我担心。因为那次“辽河惊魂”被母亲知道了，是邻居看见我在辽河里挣扎了，告诉母亲好好地管教管教我。
但是，有些事不是母亲能管教得了我的。
也是1965年，正当我春风得意的时候，一股不祥的政治风浪向我袭来。
在一次全大队团员青年的大会上，我带领大家学习了辽宁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以此来增强我们的政治觉悟。这篇文章报道的是北京“三家邨”的内容，读罢，我还做了心得发言。大体是号召大家提高政治敏锐性，关注“文化斗争”的新动向。“文化斗争”是我的提法，不是很准确，但大家都能理解。也许是我过于敏锐了吧，反正我闻到了异常的味道，那是那年的夏秋之交吧。
到了1966年，“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已在全国掀起。没有多久，这场亘古未闻的政治大混战便正式命名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一时间，“大毒草”、“黑五类”、“走资派”……的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一场暴风骤雨席卷天下，令人窒息。
随之，“重在政治表现”也被冲击得荡然无存，我闻到了自己将被屠戮的血腥味。取而代之的则是“红卫兵”、“革命派”、“造反派”，继而，所有的大中学校的学生便冲出校门、闯进社会、占领各个领域，像天兵天将一样所向披靡！
从此，死里逃生的我，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1 地道的农民（苦中作乐）（4）
1地道的农民（苦中作乐）（4）
1966年7月末，那是农闲季节，我却没有闲心享受清闲。如火如荼的政治气候和七月流火的季节灼热在一起，人人都像热锅上的蚂蚁，匆匆忙忙。有的是忙于火上浇油，烧毁整个旧世界。有的是希望有人“釜底抽薪”，回到恬静的氛围中，创建一个新世界。愿望，往往是美好的，结果常常是背道而驰，一个高低悬殊的落差，摔得你失魂落魄七窍流血。
那是一天晚上8点多钟，太阳已经落山了，晚霞也淡淡地隐去，西天边只剩那么一抹鱼肚白。整个天空显得苍白无力，星星都不眨一下眼，安详地睡了，连一点梦幻都做不出来似的沉寂。
新上任的大队党支部记李秀清，也就是我们8队原来的队长，在7队召开了全体团员大会。我是团支部的第一“领导”，开会的事却没有任何人通知我，是我看到许多人朝7队走去才知道的。开什么会？多数人都明白了，只有少数团员还在梦中。
“不会撤职吧，他干得多好啊！”人们在议论着，还在说梦话，还没有从睡梦中醒来。我很清醒，撤我的职易如反掌，就像打到一个牛鬼蛇神那样，何况我具备许多牛鬼蛇神没有的“特征”啊！
家庭成份、社会关系，那是臭名昭著的老字号，新开张的招牌——走资派！
前不久，父亲被专政了。他是校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过伪警察（仅仅7天）、国兵……只戴一顶走资派的帽子，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
怎么能让走资派的子弟领导贫下中农的后代啊！
李记严肃而又郑重地宣布撤销我的“官职”，会议就在一分钟后结束了，就好比一颗流星闪过用掉那一瞬间。
还好，撤职已永远不可挽回，但他没有宣布开除我的团籍。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从那时起，团员的真正作用再也没有起死回生，直到现在只剩下一具空壳。这也许就是“文革”的功绩，人们不会忘记。
从加入共青团到被罢官，自我陶醉的灿烂时刻，最恰当的四个字当属“昙花一现”了，也可以用“南柯一梦”来描述。霎时间，我从农村中的第四等人跌落到第九等人，与四类份子属于同一类人。我没有什么怨恨，更不能怪李记对我无情。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自古有之，古为今用。
每年里，我们九等人冬去春来，扶着犁把，扛着锄头，拿着镰刀，披星戴月，栉风沐雨；熬稠了岁月，磨碎了光阴，集聚了年轮；脸色如黝黑的土地，皱纹似纵横的田垄……锲而不舍地，年复一年地种下希冀，收获着艰辛……
或许年轻就是快乐的音符吧，于是，酸甜苦辣也就成了我们成长的节奏。熬稠了岁月，结晶出一派无所不能体魄；磨碎了光阴，使我的思维更加细腻；集聚了年轮，懂得了固步自封是突破的障碍……
我不再想团支部记的事了，何苦白日重温噩梦呢，何必自寻烦恼啊？老老实实做一个农民，做一个像样的农民，别叫人家瞧不起你，说你嘴行手不行。因为我在摸爬滚打中，具有相当优越的体力，做事有了严密的思考，只要我想做到的就没有任何的阻碍拦住我。我，终于赢得“是把好手”的赞誉。
铲地割地，我不再“打狼了”，都是第一个到头，活计干得干净利落。等我割好了几捆柴禾，大队人马才到地头，都羡慕我这把“好手”。
拔麦子他们都是事先“打要”费时费力，我是“手出要”，一边拔麦子一边随时“打要”省时省工。这个“先进程序”没有人会，我是听老农民讲旧社会抗活的有人会这个手法，我自己硬是悟出来的。这是个技巧，就像在单杠上做某个高难动作那样，谁都能看明白，但轮到你就做不出来一样的。
割高粱的时候，人们习惯把镰刀放到地上再去“捆要”。有时候一着急，捆完了高粱又找不到镰刀了，常常闹出笑话来，能不耽误干活嘛。我捆高粱时，镰刀从不离手，捆得即好又快。这一手我们叫“耍大刀”，只有会耍，别人是耍不了的。他们也和我学，结果不是捆不紧高粱，就是镰刀把自己的手胳膊划破了，只好作罢。
挨着我们地的其他队的社员听说我会“耍大刀”，都来看热闹。我是把好手的名气越传越远。
红卫兵的乐趣在于“与人斗其乐无穷”，九等人不沾边。但我们也有我们的乐趣，纯属于黄连树下弹琵琶——苦中作乐。
“手出要”、“耍大刀”难道不是苦中作乐吗？那是旧社会庄稼人的绝活，硬要拿到新社会来弘扬，个中滋味只有九等人才能感受它的乐趣。所以，在九等人的青年中，类似的绝活也在那个年代花样翻新了。
1966年秋收中，我和我们队里的年轻人在割高粱时比赛“上刀山”。所谓的刀山，就是高粱玉米收割后留在地上的“茬子”，锋利无比，犹如尖刀，不小心就会被它划出个血口子来。
那天，我们的比赛开始了。每个人不需穿长衣、长裤，只穿一条裤头去割高粱。胜负的判定是，割到地头看看谁的身上划出的口子少。
光着膀子割高粱，高粱的叶子就是一把刀，弄不好就被划出一道血印子来。割过的高粱地就是刀山，危机四伏。等到都割完了高粱，在地头大家互相数那些血口子，每个人都是体无完肤，严重的简直就是个血人了。记得李凤仁一共13道，王凤祥19道，我只有一道，那叫英雄，“光棍”！
受点皮肉之伤没有谁在乎，睡两宿覚就完好如初了。心里的伤痛，是让你一辈子都难以痊愈的。
李凤仁本来也是个庄稼院的“好手”，他为什么会划出13道血口子？心不在焉是也。
他的八爷是个四类份子，他是富农子弟。农闲的时候，八爷和他的八奶天天游街示众，开始，人们像看耍猴儿似的看他们的热闹。一来二去，人们司空见惯了，没有谁出来捧红卫兵的场了。于是，红卫兵责令八爷八奶自己游街，一天早午晚各一次。八爷八奶像卖豆腐似的，打着小白旗准时上街，自己还得喊“打倒牛鬼蛇神！”
早上，社员还没上班，他们就得出来游街。这倒好，生产队不用敲钟吹哨子了，他们一喊“打倒牛鬼蛇神”，你就起床。晚上游到很晚，八爷八奶相当于打更的人员了，你不用担心有什么小偷偷你的东西，他们又成了没有工资的保安了。
因为有了“八爷八奶”们，好多人睡得很安稳，可他们的子弟亲戚朋友能睡得着吗？白天干活能不分神吗？苦中作乐，苦上加苦。要知道，他们可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
我这种身份的人，是介乎于可游可不游一类的。平时里要少说话，更不能说错话，“文字狱”利害得很，“口头会气”更是防不胜防。那时候我很羡慕哑巴人，恨不得自己就是个哑巴，因为我爱说，迟早迟晚会犯病。
1 地道的农民（抄家横祸）（5）
1地道的农民（抄家横祸）（5）
为了不“犯病”，做个“正经巴北”（很根本、很老实）的庄稼人，一个不过问政治的人，就是我当时唯一的出路与选择，我努力的方向。在这条路上，我走过了3年，已经修炼成为一名庄稼院的好把式。种地、铲地、割地、扬场、簸簸箕、铡草、倒粪、打坯、垛墙、苫草房……所有的农活我都熟烂于心也得心应手。唯独赶车、扶犁，对于我来说虽有半仙之体，但不算行家里手，说起来这里有一个是不是理由的理由。
阶级斗争，是千万不能忘记的法则！生产队的车老板，是经过严格政治审查的政治标签，成份高的不能用，历史上有问题的禁止用。
我们8队有个叫王永和的社员，解放前和解放初一直赶大车。这人赶车的本事在十里八村都有那么一号，别看他40刚过，但堪称是赶车的师爷。别人打鞭子只会一个撇，他可以左右开弓，鞭子一甩上下前后都能打出响来，打出八面威风，无论多么暴烈的骡马，见到他没有不服服帖帖的。可惜他是上中农成份，英雄无用武之地，空有一身绝技在手，和我一样只好成年累月地遛垄沟，与车马无缘。就是这个原因吧，我没有一点赶车扶犁的念头，生怕“犯病”。
俗话说得好：人有当时之灾，马有转缰之病。万一牲畜有个头疼脑热的，阶级斗争这个大帽子谁也戴不起。再说了，赶大车那可是生产队的七等人啊，你凭什么从九等人晋级为七等人？等于天方夜谭。
60年代的农村几乎是清一色的土草房，房墙都是土加水和成泥垛起来的。垛墙是建新房最为重的一环，“百年大计，垛墙第一”，墙垛得不好，房子还能结实吗？七扭八歪的也不成体统。于是间，谁家垛墙都得请高手“掌叉子”。
“掌叉子”的人在垛墙的人中是“八级工”，没有两下子也不敢担当这个角色，只能去挑水、和泥，打下手。那几年，我就成了“掌叉子”的人了，只要有盖房子的人家，都请我去帮工，完全是义务的。到晚上喝酒的时候，东家和各位工匠一定把你让到炕头的位置，那是规矩也是习俗。或许是却之不恭吧，我也不虚情假意地推辞。
在农村有句话，叫“看人下菜碟”，也称作“花子‘且’豆腐菜，什么‘且’什么待”（注：花子即要饭的，且，东北的俗称，即客人，没有这个字，以谐音代替）。因为我这把手技高一筹“不一般”，晚上那顿招待也就相对别人家的丰了盛许多。
“看人下菜碟”，在这里并不是“势力眼”，而是体现高看一眼重视十分，对你的偏爱与器重。就这个原因，和我年龄相仿的青壮年，总爱和我一起去帮工，大家跟着沾光，你的脸上也有光。
垛墙是个又脏又累的活计，但我会安排，跟我帮工的不费瞎劲，和在生产队的劳动强度差不多，只是少挣一天的工分，还能得到难得的“改善”。你想，在平时谁舍得大鱼大肉的消费啊，所以我们就把帮工作为一个特殊的节日来过。对于我，帮工还有另外的惊喜。
你帮工搭进一天的工分，却得到情感的融洽与密切。垒起了别人的墙，也为自己竖起了口碑。在红卫兵那，你还得到“政治表现”不错的印象，这就叫不“犯病”，“健康”是福啊。可是，那时候我完全忘记了一句名言，“福兮祸所致”。
昆虫有趋光性，人大概就有“趋利性”。即使没有先天的“趋利性”，“文革”的烘炉也会给你陶炼出来。我们8队的组长，就向着光明“趋利”去了，鸟往高处飞嘛，只是我飞不走，对此无可厚非，不会妄论。
组长，是个很正统，历史很悠久的官衔，旧社会叫“打头的”，现在也这么叫，官方称为组长。当官的都得有个“长”字是吧，借以淡化旧社会的色彩，又让你感到荣幸。
打头的的职责就是分配活计，领着一帮伙计处处干在前头。在旧社会有个规矩，吃饭的时候饭盆放在打头的旁边，他负责给伙计们盛饭。那就是说，你不能自顾自己吃饭，吃好了就去干活，伙计们还没吃饱，受得了吗？给别人盛饭，你就得最后一个吃完，这恐怕也是伙计们长期争取来的一种权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