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的身份 1 地道的农民（不敢有病）（1）第三章我的身份1地道的农民（不敢有病）（1）.3
一个月的学习班就要结束了，进入紧张的综合考试阶段。考试很严肃，每个人一张桌，相距很远，难以交头接耳。市气象台的领导都来现场督查，把“严肃”升格了。监考也很严格，几乎达到一个监考监考一个学员了。考试不及格，要重新学习，还要通知单位不给你报销任何费用……看来还真把我们当回事，那就认真地对待好了，我们都梦想靠这个饭碗子吃一生的气象饭。
还好，所有学员没有考不及格的，但得高分的不多，我得到99分的好成绩，名列所有学员的第二名，第一名是气象专业人员。喜悦之情不必细说，“喜极而泣”却真的要泣了。
好成绩不是好前程的必然结果。到了1981年，“气象哨热”热到了极点之后，开始迅速降温，从沸点降到了冰点，一个将气象哨彻底地从历史碑文中熔化掉的程序，正一步步加热升温。
这个时候，也正是公社机构大刀阔斧精兵简政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非正式公社干部全都被清除出局。我是惟一一个幸免者，成了一名身兼二职的临时干部，那年是1981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沉冤昭雪，大快人心，“罪有应得”的也难逃侥幸了，公社广播站的任老师也“引咎还乡”了。
“文革”期间，任老师任小韩大队党支部记，因造反派打人致死而难逃操纵的责任。公社党委作出调离现岗位，回原大队学校任民办教师的决定，同时任命我接替他的广播站编辑的工作，我身兼二职了。
也许是阴差阳错吧，我来到新的岗位的同时，中心气象哨即宣告在全县“崩盘”！乡里不再有气象哨了，对此新民气象站感到很惋惜。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民县有了一个新生事物——成立家庭气象哨，那就是我家。
家庭气象哨得到县财政的支持，把每年不到100元的“观测费”拨到公社，再由公社发到我的手里。我没有时间观测，所有的工作完全由我的爱人和孩子们来完成，我成了李华春式的顾问，也是她们的老师。不管怎么说，气象还是没有离开我，气象情感还在延续，我很欣慰。于是，借用我的笔，写了一篇报道，刊发在《辽宁日报》的头版头条的位置上，赞扬了不起的改革举措，唱了一回改革的赞歌。而对于曾经轰轰烈烈的气象哨来说，无疑是一曲哀凄的挽歌和告别辞。
新闻的轰动效应，给某些领导的脸上大增光彩，我也得到了8元钱的稿费。后来，县财政不再支持了，家庭气象哨就像高空中的探测气球，达到一定的极限高度后，因经不起内压的膨胀，像肥皂泡似的终其使命，融进浩瀚的太空中，没有了踪影。
老婆要吃饭，孩子要念，我要工作，哪还有那么高境界和时间无偿地从事业余气象事业啊？那时候我就慰藉自己有愧于李大舅的精神，我就说：一个人矢志不渝的追求是神圣的，学会放弃更需要勇气，勇气可嘉！所以我下定决心与气象决裂，就把那个美好时光的亮点，久蓄在心中，让它燃起一把更加熊熊的烈火吧。
没去广播站之前，公社精简机构的火已经点燃了，为此，有好多人很上火，都害怕这把火会烧到他们的身上。我是临时工中来公社时间最短的，不值得上火的那种人，做好了旧地重游的准备就是了，没有上火的理由。现在只留下我一个，感觉有点像当今中大奖的味道，自然要珍惜这无比的幸运啦。但我不很明白，我有什么优势可以留下呢？
我没有任何背景可以依托，我没有去找关键人物去游说，仅仅是中大奖那样的幸运吗？直到党委副记冯绍华找我谈话的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把我留下了。道理很简单，他说：
“现在咱们公社机关，就缺一个能写的，你有文化，你去广播站任编辑，现在就去。”
原来是这个道理才把我留下的，我怎么会想得到啊？你想，高中毕业能算是有文化吗？即使算有文化，就一定“能写”吗？当然了，到公社后我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都说我吃苦、肯干、诚实……其实这不是什么表现，我就是这样的人，我不会表现，更不会作秀。
40多年过去了，我很怀念那个时期和那时的领导。我没花一分钱，却得到公平、公正、公允，也敢公开“公众”想知道我能留下来的秘密。那时我不敢公布留下来的原因，因为我真的不会写什么，我实话实说了，会引起别人的猜疑，会给领导摸黑，也冤枉了我自己。
我从来不写任何文章，也不怎么看新闻，不喜欢看公式化的新闻，讨厌“大报抄小报，小报抄‘梁效’”的新闻。所以，我哪能懂得怎样去扑捉新闻、找好角度、提炼素材……那么多的写作要领与技巧啊。
为了不辜负领导对我的“偏爱”，也为了自己重走一条新路，也为了证明“我能”，就一切又重头开始了，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自学。
我的确很幸运吗？气象哨，我是“革命”到最后的一个人，被我革黄了；精简机构，我是惟一一个留下来的人，都说我幸运。不过，我也是最不幸运的人。别人搞气象，学新闻写作都有老师领进门，只有我永远也离不开“自悟”。到了这步田地，我才感到“文人”值得我羡慕了，那也是饭碗子了。
1981年12月初，《沈阳日报》终于刊发了我的第一篇社会新闻。写的是我们公社一个叫魏绍武的农民，跟人家借4元钱去抓奖，同时抓到一辆自行车和一台缝纫机两个“大奖”的消息。文章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个字，但却是我破天荒的突破，也是近年来新兴公社第一次见报。
1982年初，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联产承包的责任制在全公社实行开来。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生产热情空前高涨，粮食产量才真正地“跨黄河，过长江”。家家户户都是“有粮有钱丰收年景，无忧无虑太平新春”。这幅对联是我1983年春节时写的，是那时候农民心情的写照，也是我对改革成果的写真。
至此，农村生产队原来的十等人，如今都是一个等级了，都要靠力气吃饭，靠头脑挣钱。我采访的所到之处，无不欢声笑语，无不令人振奋。
1983年春节前快到除夕了，我依然在采访，那篇“幅幅对联迎新春”的通讯发表在《辽宁农民报》的头版头条的位子上。
从我当编辑到任乡政府办公室主任的14年里，在省内外各种报刊上，一共发表了近千篇文章，主要集中在开始的6年里。这些文章有消息、通讯、言论和报告文学，我也多次荣获优秀通讯员的称号，也为家乡的知名度做了一点贡献，值得欣慰。然而——
和所有的事物一样，我搞新闻这一行也经历了巅峰与谷底，激情与沉闷。
1989年后，我很少写新闻稿件了，原因大概有三点。
1988年12月24日，家父病故，我心情灰暗，难以提笔。大家知道，文章不是无情物，亲人永别，我还有闲情逸致吗？还会有兴奋点吗？还会有好心情吗？这一点，是我不写新闻的外在原因。那么，内在的原因是什么啊？
随着土地承包到户责任制的不断向前推进，几乎所有的新闻导向都疯狂地夸大渲染农民的暴富，不遗余力地扩大“改革的成果”，农民的负担刹那间加重了，社会矛盾日渐突出。相继，“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浮夸不实、弄虚作假之风日盛一日，腐败之风愈刮愈烈，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干群关系越来越紧张，后来达到“深恶痛绝”的地步。
那时候，农民把乡村干部叫做“三要干部”。即，一要粮（征购粮，不交不行）；二要钱（提留款，少缴不行）；三要命（计划生育，强行坠胎，不坠不行）
造假成风。新闻不造假，没有了新闻价值，我写了也没有人用，太不新潮，保守。新闻造假，违心，我干不来，只好不干。
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我的心受到极大的震荡。我的大儿子在吉林大学就要毕业了，担心啊。担心他是又一个王丹！年轻人太感情用事，涉世不深，我又鞭长不及马腹，如何遥控？忧心、忧虑、忧愁，还有闲心、闲暇、闲情写新闻吗？加上那时的一个领导“逼”我入党……
3 草根的干部（我行我素）（4）
3草根的干部（我行我素）（4）
你想入党吗？假设有人问我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不！”
不入党有很多好处，比如：有人对某些党员的表现说三道四，斥责贬损，我不是党员就不会因此而脸面发烧无地自容；因为我不是党员，就没有人把我当作他向上攀爬（进取）的竞争对手，彼此都毫无猜忌提防，保持和平相处的态势，一团和气的氛围，不伤感情，于己无虞；不是党员，组织上领导上对你的要求相对就不好意思那么严格，你再好好的工作，就会有人说“他比党员都有觉悟”，何乐而不为呢？
“你想入党吗？”没有人问过我。但有人这样问过我：
“老李，你怎么不写申请啊，是不是对我贾记有意见啊？”
我没想到会有人，而且是领导这样问我。我一时难以委婉地回答，就说没有时间写。他毫不让步：“呵呵，那我就替你写吧。”呵呵，这不是逼我入党吗？
他是新来的较为年轻的党委副记，分管我的工作。经过一段工作上的相互接触，他对我有了一些了解，但怎么会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啊？
对他的提问，我是要当个问题来研究的，研究怎么妥善处理。暂时没有良策相对，只好一拖再拖，因为我在忙比这更值得我倾心的问题。
新闻是不能写了，但情感需要宣泄，喜怒哀乐还是需要表达的。于是，文学创作渐渐地展现在我的笔端。
这期间，全国开展“民间文学三集成”的工作成全了我，我和另一个人同时成为新闻人物。他，就是驰名中外的民间故事家谭振山。
在这之前，我写的散文、散文诗等文学作品已散见报刊。在领导的心中我是个“文化人”了，所以，我们公社“三集成”的工作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通过走访，我发现了谭振山老人特能讲，讲一千个民间故事都不重样。这相当于我发现了第二部天，太幸运了！
中国特色的“天方夜谭”，触动了县、市、省各级文化部门的敏锐神经，也得到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县文化馆专门给我配备一台录音机，收录谭振山的故事。可惜录音带的质量也太那个了，会在录过后的不久自动消磁消音，等我发现没留下一句录音的时候，为时已晚。值得庆幸的是，我边录音边做笔墨记录，否则前功尽弃，悔之晚矣。
如今的谭振山已经是84岁的高龄老人了。2006年，他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是全国第一批惟一一个以个人为单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时间，谭振山老人又一次成为上下瞩目的新闻人物，全国的各个媒体趋之若鹜前去“独家采访”，以获得“独家新闻”。
我们的媒体就是这样的可爱，从不同的角度获取不同的新闻效应。他们求得唯我独尊无可非议，却不在意一个年迈人在难以承受的劳苦中，为他们“口若悬河”。然后，他们在“滔滔不绝”的篇幅中，“振振有词”地把原本的“遗产”弄得“面目皆非”。别人看过报道也许为之叫好，我只能为其“叫苦”。
一场关于谭振山新闻报道的文字游戏让人哭笑不得，它和更改地名早就是一对是孪生姐妹了。这里有话要说……
新兴公社，因为公社的所在地不在新兴大队造成诸多不便，常常有到公社办事的外地人，去错了地方。后来，就把新兴公社改为罗家房公社了，再后来，罗家房公社又改为罗家房乡了。
“公社”这个名词退出了历史舞台，被“乡政府”取而代之。对此，我的感觉只是称谓的变化而已，就好比“时髦”叫做“时尚”那样。公社和乡政府的内部结构没有一点变化，还是“四大板块”——党、政、群团、事业。
事业单位是个大家族，是乡政府十等干部的第九等，等于生产队的九等人，是干活的，出力的。广播站、文化站、水利站、农科站、农机站、电管站、运输站、兽医站……林林总总的单位，辛辛苦苦的工作，一如既往按部就班，这就叫没变。
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文明的进程，不是笔下的功夫使然，不是改个名词就能就改变了本质。所以，我很厌恶记者导演的新闻，也厌恶记者表演的那个平台。1995年中秋时节，领导终于同意了我的要求，从广播站来到乡政府办公室，任办公室主任的职务。
在广播站工作的后期，新闻稿件我一篇也不写了，但手中的笔却没有一刻闲着，而且一写就是洋洋万言。
领导练的是嘴上功夫，我练的是文字功夫。什么年终总结、政府工作报告、汇报材料、经验介绍……只要是领导有话要说要讲，我就有文章要做，就有文字要写！很多材料本来应该由领到自己来写，才能表达自己的意志，然而他们从来不动笔，有时候连个主题框架都不给你。还好，我所接触的各位领导对我都是一百个信得过，笃信“我写的，正是他要说的”。他们说我“能写”，而且写得很好，可从来不问问自己是否“能做”，做得很好。
我作为下属，只有听命的份儿，管不了那么多闲事，也不该管，也管不了。古今中外都懂得，“听命”是下属的“天职”。这也叫做“干一不干二，铡草不倒粪”。
不写新闻稿件，领导不责怪我，因为写材料比写新闻更现实更重要。我们就成了“周瑜打黄盖”的搭档，两厢情愿，倒也其乐融融。
名不正言不顺，写新闻的哪能老是写材料啊，所以不久我就成了办公室的主任了，脱离了新闻战线。
办公室主任管的事着实不少，什么综合协调、接待来访、文件收发、迎来送往、后勤管理……都是“极其重要”的工作。不过，对于这些重要的工作，我用不着像干气象、当编辑那样刻意提高自己以适应新位置，有一支笔就只以为得心应手了。唯有“迎来送往”这档子事我实在打不了满分，显得笨拙，可笑。
所谓“迎来送往”，是指殷切的等待和殷勤的接待来乡政府检查指导工作的上级“客人”。“客人”就是上级领导的代名词，昵称，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称谓变了，领导进化为客人了。
以前的办公室主任，一遇客人驾到，则满脸堆笑且毕恭毕敬地迎出门去嘘寒问暖，诚惶诚恐得很。接着，就是把这些大员们当成货真价实的客人，尽心尽意地安排酒宴，为之接风洗尘等事宜。
到了我任这个差事则一反常态，我行我素。不管你是什么“客人”光临，你都得讲究“客随主便”，我的地盘我做主！你来了，你先到本官邸报道，说明来意，我再协助你要履行的官差，否则本官视而不见。
我不嫌我官小，有的客人觉得我卑微，懒得与我费话，人家来后直接去见某记某乡长，我就笑，笑他不懂得本府规矩。记乡长就问他“办公室知道您来了吗”？记乡长必须这么问他，我上任前已经声明，“我不知道的事，我不负任何责任”！
有的客人没看到记乡长，心有不快地回到办公室来问我，自己都觉得没趣。像这样的领导你就该毫不客气地刺激他一下，让他懂得尊重下属你才能高高在上，懂得平易近人才是领导的风范。他们旁若无人惯了，颐指气使凌驾于人的毛病难道不应该有人为他们治治吗？
“客人”们，比起他们的“车夫”来还算文明一族的。“客人”们的头上都有一顶冠冕堂皇的乌纱帽，遇到慢待也会忍气吞声，以显大度。他们的“车夫”们则不同了，总是一副狐假虎威的派头，自以为“官高奴贵”。他们一进办公室就像如入无人之境，愿意坐哪就坐哪，有时就坐在你主任的椅子上，碍手碍脚还心安理得。
有一次，一位农民来办事，见坐在主任位置上的“车夫”，就笑着过去了。
“请给我盖个公章吧，我大老远来的。”
“我不管。”
“求求你了，帮个忙吧。”
“我不管，你不明白啊！”
“你不管，那我找谁啊？”
“我也不知道。”
那个农民急了，“车夫”才站起身来。
“我是市里的，不管你的事。”
我接过话茬：“既然他不管，就得我来管了。”
我一边笑一边给他盖章，还得给那个农民陪个不是：
“实在对不起，领导来检查工作，耽误您办事了。”
“车夫”，可不是我对领导们司机的戏谑之称，是他们自己对自己的“尊称”。领导和领导谈话办事，汇报工作，他们就没有事做了，就来办公室找事。闲得无聊，坐坐我的椅子还算老实的，像乞丐一样向你乞讨你就烦了。
“主任，领导都有烟抽，俺‘车夫’你就不打理打理啊？”
他向我要烟，知道我手里有“招待烟”。他们抽烟从来都是“公款”消费，习以为常了。其实，他们车里有很多这样的烟，但也得和你讨要，这叫“待遇”、级别，这个过程是不能任你随意取缔的，也是司机一天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不然就觉得自己没有尽职尽责似的。你的烟发不出去，你就没做好接待工作，但他们不要，我从来不主动地热情地“孝敬”。
这些司机大多都是有来头的，沾亲带故的很多，你不答对答对，咱们领导心里都不舒服，都如鲠在喉。
客人们的生物钟十分了得，来乡里检查工作的时间基本集中在上午10：30到11：30这个时间段里。来得早，没有什么太多的事可做，闹心；来晚了，午饭又没有充分的时间为他们做安排，丰盛的水准难以保证。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和趋于科学的筛选，这个时间就成了“客流量”的高峰期。有时一起来了三四辆“客车”，最多时一天达到8辆。乡里的食堂容纳不下，就去街上风光风光。
大凡来客都是有预约的，头一天晚上打个电话过来，也免得第二天扑空扫兴。“客人”们深谙打无准备之仗的失意与沮丧，只要有预约，不管你乡里领导有天大的事，都得编好恭维的词，在家静静地恭候。因为“客人”登你的门槛是对你情有独钟，是对你的偏爱与青睐，升官晋级的奥妙，引逗你求之不得，兴奋不已。是的啊，你辛辛苦苦的工作，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啊？
诚然，也有少数的不速之客突然降临。他们或是在其他乡镇没有落下脚，或是因为办什么其他私事错过饭时而匆匆赶到。这些“客人”嘴上说的都是些“时间紧，没打招呼”、“路过这里，想你们了”等等等等。听起来格外的亲切，和你的情感也十分的密切。
到了元旦、春节，各部委各科局的小车接踵而至，门庭若市。“客人”们一反常态，笑容可掬地先到办公室和你亲密无间。来者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给你拜个早年，跟你密切密切。
“密切”是时尚的行话，情感投资的同义语。没脚的是鱼，独脚的是米，双脚的是鸡……这都是密切的桥梁与纽带，曾经盛行一时。这些开销是走不了正式帐目的，全由办公室做一番手脚，在食堂的招待费里报销了。是啊，反正食堂也是“客人”吃饭的地方，回家消费也好，炊事员省得……
乡政府哪来的钱“密切”？唯一解燃眉之急的办法就是赊账，先答对眼前的紧急。“客人”或大腹便便，或满载欢心地走了，讨债的则鱼贯而入，你就得像拜年似的跟人家说好话。
这样的钱要花到驴年马月吗？到哪里才是尽头？怎样花领导才算满意？只有后一个问题我能解答：领导上对我对“客人”的接待、招待很不满意，说我一不主动，二不周到，都怪我只知道省钱！这些我都认账，这是我的初衷，于心无愧，“虽辱犹荣”。可我得到的则是——
3 草根的干部（北京之行）（5）
3草根的干部（北京之行）（5）
我得到的是，1998年12月提前办理了“提前离岗休息”的手续（俗称假退），提前离开了工作22年的罗家房乡政府机关，去北京儿子家“休息”。在沈阳到北京的12次列车上，我没有即将领略皇城根的快慰，却因背井离乡而伤感，闪回着已经逝去岁月的记忆。
乡政府办公室，共有四名公务员费力不讨好地支撑着，我是头，自誉“草根干部”。这个“自誉”也叫“自诩”，我觉得并不为过。本人就是草根一族，我接触最多的也是草根人物，为他们服务我就是地道的“草根干部”，没有牵强附会之嫌。
在办公室工作，我接触的人大致可以分为4类——本机关领导、本机关同志、“上级客人”、来访群众。后两类人员都需要用“接待”来认真对待的，最好对待接待的是草根群众。群众找不到任何借口让我招待他们，省事省时也省钱。群众不像“客人”公事在身，他们都是因私事来的，求你来办事的，那叫卖方市场，你主动，他需要你买他的帐。所以，那时候找你的人都有一句口头禅——“我有个事，和你商量商量……”这也是开场白，客气得很，怕得罪了你，坏了他的事，顺便还递过一支烟来。对待群众来办事，我的原则是：该办的不用商量，不该办的没商量。开个介绍信，盖个公章，用不了1分钟了事，赶快给人家办理。不能办的事，说明道理，让他了然，也欣欣然地离去。
群众来找你也有许多难办的事，那就是因“公事”或“私事”来访。这里政策性很强，需要你耐心细心严谨地对待。
那些年，农民负担问题、干部作风问题、廉政建设问题、党风党纪问题，成了矛盾激化的热点焦点。在我经手的众多信访来访案件中，我认为群众的诉求100%的有理，没有无理取闹的。他们反映的问题只是情节、性质、程度有所区分，但问题是存在的。他们的要求大体一针见血——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把他拿下，不要这样的干部。
对问题严重的“反映对象”，我没有姑息养奸，更不会官官相护，而是“鼓励”来访者：
“性质是很严重，但就凭着几条，你还要不了他的‘命’……”我告诉他们，这不是要命的病。要想告倒他，有一条要命的就行了……他们的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我承诺反映给有关部门，进行教育，让来访人了解相关处罚的条例，把尺度交给他，让他做“法官”。不然，你会更加激怒来访者，他们最忌恨官官相护，遮遮掩掩的说教。
群众的工作其实很好做，只是我们的党政领导心里没有群众，不关注群众的呼声与疾苦，造成小洞不补大洞叫苦，千里金堤毁之蚁穴，一指之疾伤数尺之躯的被动结局啊。
办公室的工作，我“趔趔趄趄”地干了2年多，以“力不从心”掩盖“己所不欲”，向主要领导提出换位的请求。对此，好多同仁表示惋惜，让我坚持，怎奈我决心已定，婉言相谢。
他们惋惜什么？以往的办公室主任都在这个位置上晋升了副乡长、党委委员什么的，官升一级，只有我自愿“平调”，可惜了，可惜我这个“材料”了。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退休后我写了一篇随笔，题目就叫做“材料”——
在我的文字还“未出茅庐”的时候，“材料”给我的印象，是指建筑用的砖瓦木料，或纺织用的蚕丝棉纱等等。也就是说，材料是工人制造出来的，砍伐下来的……怎能是写出来的？
走进机关后，我才知道材料是可以写出来的，才知道材料就是文章，文章也叫材料。我咬文嚼字，就去查词典。那里说，材料是提供文章内容的事物，而并不是文章本身。所以，只能说搜集材料，而不能说写材料。这是70年代初我的肤浅，现在早已约定俗成，材料就是文章！
一天，乡长（当时叫革委会主任）很急，写材料的不在家。“没牛就使唤犊”吧，就叫我写一篇材料，说明天他去县里开会发言用。
他知道我老高毕业，喝些墨水，懂点文字，就一厢情愿，可我却一筹莫展，才知道材料原来就是文章，我没写过，只写过作文。
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我正犹豫，“乡长”说话了：
“今晚你就别回家了，在我屋里写，我去别的屋里睡。”
我到公社上班不久，就坐上了“乡长”的宝座，莫大的信任与荣誉感，让我有那么一点受宠若惊。
功高莫过于救驾，我极力地搜肠刮肚使尽浑身解术，天亮前，有生以来第一篇材料出手了。
“乡长”从县里回来，见到我的头一句话就是“行！你是个材料！”
看来，我写的材料不仅过关了，而且使他一炮打响，得胜还朝，喜不自禁。
从此，我就渐渐地成了写材料的材料了，不仅文章是材料，人原来也可以称作材料。于是，总结材料、计划材料、经验材料、典型材料、报告材料；通知、决定、请示、通告等文件材料，就连“食堂就餐须知”这样的材料也都由我一手去材料了，由“文革”后期一直材料到改革开放，直到“假退”。
那时没有微机，写材料全是一笔一划地爬格子，由草稿到定稿，其劳苦不言而喻。不过，常写材料也有窍门儿，也可以偷工减料，比如：写今年的计划，只要把去年的改改就行了。改日期，改流行语，改数字……再有，领导对下的讲话，末尾都是如何加强领导内容之类的文字，照抄无误，结合点时间地点农事就得了。还有，9号用的材料，你别交早了，8号交上去就可以。交早了，领导会跳你的毛病，让你重写，不然还叫领导吗？也就是说，你的材料写好了，留足给领导看一篇的时间就行，看后就用，不行也行，改写没有时间了。我倒不是敷衍，而是有些材料领导本身就想走过场，他也没有办法，你干嘛认真，给他添麻烦？
我给领导写的材料不计其数，领导的更迭也频繁得难以计数。那些不写材料又不是领导的一些人，才是真正的材料。他们在你写材料的不经意间，当了副乡长，又升为乡长，又从乡里调到县里，不胜枚举，那才是公认的“材料”。我这个材料没成为“材料”，没有怨气，心理很平衡，甚而感到是一种享受，其乐融融也。
你想，你怎么写，他就怎么念，谁听谁的？你的见地拨开他的谜团，谁比谁高？领导在上面念，你在下边听，听听“听众”议论材料，相当于自我欣赏，也是休闲。听众知道是你写的材料，说你高，实在是高。这不是虚荣，是价值，是认同认可。不是材料的“材料”图的才是虚荣，不是吗？
材料终于写到了句号。去北京前，领导亲自把盏，诚心诚意地送我一席话：
“你这人就是太实在，凭你的材料，当什么都够材料，责任在……”
我没有让他说出下话来，他要说责任在领导，辜负我了，可惜我这个人了。
能写材料，就非得当个什么领导吗？我压根就没有那个奢望。安安稳稳地生活，踏踏实实地工作，清清白白地做人，写点材料轻车熟路，难道不好吗？
思来想去，欣慰之余我也有那么一丝不好意思。你说，社会的大厦，哪块砖瓦是我的材料构筑的啊？惭愧……
换位的要求总算有了结果，很多人都在新一轮大换血中去了自己心仪的位置，我的新角色是“村镇建设土地管理股股长”。这个股原来是同土地管理所联合办公的，股长兼任所长。到了我这任，破天荒地一分为二各自为政了。领导和我谈话的时候也没具体说让我负责什么工作，也没让原来的有关人员和我交代工作，更没有说清股所之间的隶属关系。试问，天下还有这样糊涂的领导吗？还有这样安排工作的吗？我找领导请教，他只说了一句“干什么都是工作嘛”，让我解放思想……
有他这么一说，我心里清楚了：我可以不干任何工作，因为没分配我任何工作！
领导并不糊涂，不给我职务、财务等职权，是怕我有权查看原来“稀里糊涂”的帐目，那是尽人皆知的“糊涂账”，领导个人的小金库，怎么能交与我？
过了1年零2个月，我按照新民市有关对干部的激励政策，决定“下海”去了北京儿子那。所以这样做，其原因有两个。一是觉得自己被“软禁”了，工作的权利被剥夺了，与其在一团死水中生活，不如换个环境“求生”。二是孙子需要我们照顾，那也是我们的责任，大概我和老婆这把年纪就是干这档子活计的材料了。去北京，可以说是被“挤兑”走的，在火车上能不感慨吗？
在“村镇建设土地管理股”1年多的时间里，除了下乡蹲点抓中心工作，全部本职工作可以用一句话做概括——“开了两个会，平了一件事”。
这“两个会”，都是市里主持召开的，有主要领导参加，我陪太子读，听听会议精神就算100%的落实了。“一件事”，棘手的事，解决一起严重的民建纠纷。
“民建”，民间建房，纠纷发生在小韩村。这是个老大难的问题了，相持几年了，我早有耳闻，想不到至今还没有解决，会轮到我来处理。
说起来纠纷的原因很简单，建房户“抢钱”了。他的南房墙地基超出邻居20厘米，“抢前”了。农民最忌讳这个谐音，也违背村屯建房的有关规定，没有一点道理。那么，建房户为什么不扒了重打地基呢？纠纷的症结就在这里面。
建房户是有背景的，他拿到了土地管理所的建房审批手续，以此作为尚方宝剑，对邻居置之不理。邻居以事实为证，多次向乡里提出异议未果，就对建房户横加干涉，不让其继续动工。建房户也来找乡里为他撑腰，双方闹得不可开交。领导一看大事不好，只好叫我来处理。我很清楚，这是得罪人的事，处理过后一定有哭有笑，但我没有回避。
来到小韩村，记主任都躲得大老远，生怕乱事缠身，惹事生非，不予配合。他们是害怕这两户人家吗？不是，是害怕这两户人家的后台，邻居的后台也是乡政府的要员。
在农村，最得意的人家则是手里有钱花，还有亲属在村上乡里当干部，说话办事硬气。这也是几千年来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痼疾，攀高结贵视为“得意”，看作为人处世的优势。有些干部不是不懂政策法规，而是为了在亲朋面前显示自己的地位与威信，拿政策法规当面团，在他们的手里搓来揉去，为我所用。得逞了，露一把脸，得到一些利益，把手中的权力运用得花样翻新又随心所欲啊。
情况很清楚，我不怕得罪人，怕的是人在心里骂你不是东西。我做好了准备，那就是让更多的人到场，看看我的公断是否公正，不怕你嘴上骂我，心里服气就行。那天，果然人山人海，这样的事还用动员吗？都来看热闹！
经过一番勘测，我当即决定“扒掉重来”，赢得看客会心的支持。想不到的是，建房户什么也没说，自认理亏，他的邻居却为他打抱不平，扬言要告我！内情不言自明，他们是亲戚。
当即，我把处理决定一式三份交与建房户和邻居，自留一份，签上我的名字，盖上村镇建设土地管理股的公章。我郑重地宣布：
“如认为处理不当，或在处理中有营私舞弊的行为，任何人在15日以内都有权到上级有关部门投诉或控告我，否则，必须执行此决定！”
一场旷日持久的民建纠纷，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解决了，我也做完了我一生所有的工作。至此，小寒的民建纠纷也到此结束。
在农村，许许多多被任为不好处理的事，原本都是手到病除的，或者叫易如反掌。只是那些当令者，总是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难以放开手脚，才不能自拔，越陷越深。他们想养猪，又怕得罪山神爷。自己想当山神爷，又养不了猪，走进怪的思维中。
我得罪谁了吗？
记得那天我还没有回家，电话就几次打到家来了。那时我没有手机，否则手机早就没电了。家人告诉我，是张某某打来的，过一会她还要打过来。
她是谁？我知道，她是新任党委委员，原来的土地所所长的夫人，建房户的亲戚。
果然，我的屁股还没坐稳，她的电话就响了。开始话茬很硬，紧接着就叫我大叔，软绵绵的……
我说，咱们先不谈政策，即使我的决定不是这样，邻居会善罢甘休吗？告到新民市，你就不怕吗？如果你不怕的话，我可以推倒重来，我和你一起去市里，你想想吧，想好了，一会你再给我电话好吗……
她敢吗？真理在我手中，有理走遍天下！
没有几天，她又打来电话，我只记得“谢谢大叔你了”那一句话，掏心的话。
原来，有人听说她要走我的后门儿，对这个处理还愤愤不平，人家就要越级上告。这回村里的记主任做工作了，记是她的姑爷，好言好语说服了那人。不然，事情就复杂了，卷进此案的人会更多，她们一家能脱离干系吗？
后来我正式退休了，回乡里办事看见了她，她说什么也要送我回沈阳，热情得很。她的孩子考上了大学，用钱的地方多了，呆不起，当了的士司机。
在我去北京前的那天，是1998年9月23日。我举办了一个“告别宴会”，很简单，一共8桌。来人大都是我的兄弟妹妹们，知道我此行一去就再也不会回到农村了，因为孩子都在城里，离开这里是早晚的事了，都来为我送行。这个宴会实在是我被逼上梁山的，他们说了一大推的理由。其中有一条，大家都要看看我们家的世界冠军，就要结婚的儿媳妇马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