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圣家堂，我的童年与少年最熟悉的地方，不去学校，又无处可去，就去教堂。至今依然是个处处都很漂亮的地方。
八○年代，在纽约读研究所时，时间跟金钱都有限，却把一部日本电影看了又看，至少有五遍。这部电影居然以黑白摄制，是导演小栗康平的处女作，其实他一生也没有导过几部片子。这部片子的片名是《泥河》，描述一个穷苦小男孩童年的故事，他交了一两个小朋友，也有三四个大朋友，看来平平淡淡，却非常感人。那样神秘的友情，成为小男孩深藏一生的至宝。回台湾之后，我又去找来了录影带，再看了许多遍。
许多情节都忘不了，尤其是其中一位欧巴桑跟小男孩的妈妈说的一段话：
“小孩子会自己长大的。”
她比着节节高的手势说：
“他们咚咚咚地就长大了，整个世界都在帮他们长大，孩子不见得是我们自己的。”
这位欧巴桑讲话时鼓着腮帮子，正正经经却蛮滑稽的。
忽然之间我明白了，我是受到了天地人群有意无意间的帮助长大的。我也有过一些永远忘不了的长辈跟朋友，无论来往的状况如何。他们彼此不见得相识，学养、年龄、职业背景，更是天差地别，然而，在人生的道路上，回回几临绝境，总得到帮助，暗里明里，知或不知，让我重新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这些人当然是好人，然而人间的好人绝对不仅只有他们，个人的因缘有限，却由此而让我相信，人生真很值得走上一遭，再苦再痛再穷再无奈再冤再倒楣，信念依然未改。绝望？没有的事。
人生有限，便是满心的感激，也只能挑选几个写写。
1981年赴美留学，晓清带着两个孩子，姐姐也带着两个女儿，在我就读的所在地纽约会合，同游世贸中心。此处后来在九一一事件中被毁。
留学美国期间，在一门日本歌舞伎的课程中为自己化妆。
“反共义士”
一九五○年六月，韩战爆发，当然是韩国人的灾难，也是大陆中国人的灾难，然而此战却救了台湾一命。
由于此战，美国对于“国府”的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杜鲁门总统下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了当时人人都认为在劫难逃的中共渡海。我们小孩子是听到了大街上传来许多的鞭炮声，然后渐渐明白了这个讯息。许多人相信麦克阿瑟将军挥军从鸭绿江北上，反攻大陆指日可待，而他还真有这个意思。
此后韩战的消息天天上报，美国方面历任的统帅是麦克阿瑟将军、李奇威将军、克拉克将军，这是我的记忆，记得韩战打了五年。那次麦帅忽然被杜鲁门总统免职，连我这个小孩子也吓了一跳，我们从报纸上、收音机里理解的麦帅，从二次大战到当时，他简直就是战神。长大之后方知，他没有向美国的三军统帅杜鲁门总统报备，就到台湾来访问老“蒋总统”，以及他主张挥军渡过鸭绿江，都成为他被免职的重要原因。但是战争的新闻依然天天见报，新闻中总说……参战，用的是人海战术，是拿中国人的性命去当炮灰，对此我们有极深的印象。
后来有了板门店的谈判，谈了很久，边谈边打，三四年后，终于停战，停战了还在谈。
有很多从那里派遣到韩国战场上的战士，战争结束之后，不愿意再回大陆，政府就依他们的志愿，接到台湾来。一共有一万四千多人，也就是许多令人难忘的一万四千个“反共义士”。他们的故事成为大家抢着要读的特稿，无不感人至深。
“反共义士”终于到达了基隆，迎接他们的人挤满了码头，要是那一次真是国民党的宣传的话，可以说是来台以后做得最成功的一次。他们身穿美国政府发的棕绿呢子制服，比“国军”的可要体面。全台湾上下都真心诚意地欢迎这些英雄。
当然，热潮总有过去的一天，我们又回到了生活与学习的轨道上。
当时我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午后下了课，无精打采地从信义路师大附中走路回家。天气干燥炎热，青田街巷弄里长街寂寂，连时间都给热得软绵绵的，好像快要停止运转，事事物物静止不动，只余下强烈的阳光跟锋利切线里的阴影。
巷口有个人，穿着一般的黄色军服，晒软了也似，慢慢吞吞挨着墙蹭着，不见一丁点儿军人常有的威仪，跟一袭影子也没差，我多看了他两眼，他很和气，又有点羞赧地回报我一笑，正觉得无聊的我，便跟他攀谈起来。记不得是谁先开的口，总之，到他说他是从韩国回来的，我呆了一下立刻大呼：“反共义士！”
我认识了一个“反共义士”，真正的“反共义士”！
至今还忘不了他的名字，跟他的人一样斯文：蒋礼贵。平生见过的姓名无数，依然数这个最好。部队里“得胜”、“得标”多得很，这个人的名字却不俗，出身如何大体可见。
蒋礼贵个子不高，瘦瘦小小，衣服显得有点宽大，印象中“反共义士”穿的那种黄绿色呢子笔挺的制服，跟眼前的这位“义士”似乎也太不相配，但现在是夏天嘛。蒋礼贵说话声音小小的，南方口音，便是笑起来，也无法祛除那点苦涩，还带着点儿好像害羞的神情。但他偏爱笑，无论讲什么，有的十分悲惨，他依然笑眯眯地说，轻声轻气地说。
“反共义士”最让我动容的，便是血旗。在联军看守的俘虏营里，青天白日满地红，是不准出现的。但他们为了表示“爱国”的决心，便以简单的手工自己制旗。而满地红的那一大片红色，就以他们的鲜血印染。从码头下船，许多“反共义士”手中挥舞的，都是血染着的“国旗”。不仅以鲜血染出手中的小“国旗”，他们的臂章上半截是青天白日，下半截是红色大地，当然又是鲜血。他们也合染出巨大的“国旗”，比我们升旗典礼的还要大，那一幅血旗，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在看电影时的新闻片上看到，几万个在码头上欢迎他们的民众，更清楚地看到了那一面巨大的血旗，伴随着雄壮的进行曲，在队伍中挥舞，一颗少年的心，便被这样的画面、故事感动不已。我问蒋礼贵，你划破了自己的胳臂染了血旗吗？我是多么地崇拜他，希望听到忠义干云的真实故事，而且，就是一位我认得的英雄。
他苦笑了一下，只简单地说了几句，然后我就知道了，未必个个“反共义士”都想来台湾，有的人是在搞不清楚怎么回事的时候，也许是少数，就被分到了志愿来台的这一边，再想归到回家乡的那一边，已经来不及了。我暗自心惊，这跟我了解的故事相差太大了。
蒋礼贵话不多，他不是那种爱把一生事迹都当做英雄故事炫耀的老兵。不问，他就不说，问，他也只有简单地回答。
“血旗？叫我们排着队，一个挨着一个，谁也走不了。轮到了，就照着绑在桌上的刺刀，胳臂肘子对准了，咔嚓一下子，血就滴在白布上了。”
“一个一个地来。”他又苦笑了一下。
第二天，蒋礼贵把他的血旗、血臂章、血符号，全都送给了我。新鲜了几天，后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这些东西，后来都不知所终。
那个时候大家爱听广播剧，星期天晚上八点的联播节目。在街边，我跟蒋礼贵聊得很入神，却到了广播剧时间，我就说，我们去吃冰吧？在冰店里可以听广播剧。蒋礼贵说他不吃冰，要我自己去吃，他会说你去吃，你去听，我回去了。我在冰店里听完了广播剧，回家的路上，还是会遇到他，他安静而有耐性地等着我，然后我们再聊。
有那么多可说的吗？我也记不清了，他不爱说故事，听我说的时间反而多些，而我对什么题目都有些话可讲，可能也吸引了他，他是一位天地间一个亲人也没有的汉子。
他就是今天大安公园里当年空军通讯部队的一员士兵，只管在新生南路营区门口站站卫兵，而那个营区却是谁都可以穿越的。“反共义士”后来都当了“国军”，也有先当“国军”然后打败了被俘变成了“共军”然后又打败了被俘就又变回了“国军”，服预官役的时候，我就遇到了一位，记得他的名字叫邓勇。之前，我总是以为他们一定像革命志士一样，如何地围着一张大桌子，义愤填膺争先恐后地要把自己的鲜血染在“国旗”上，我也以为，没有任何一个韩战中的共军会想回到家乡，回到那些只有草根树皮可吃的地方。听他说还是有人选择回大陆，很是不解。
我把这样的想法跟他讲了，他想了想，说了我几十年也忘不了的一句话：“小弟，我跟你讲，国民党没有丢掉大陆，没有天理。”
依然温和地苦笑着，静谧如深夜。
骗子、傻瓜与天使
那天我在回家的路上，眼看就到家门了，一个年纪比我大的少年走近我，直截了当地问着：
“小弟，有一件事，请你帮个忙，帮个忙，拜托拜托，求求你好不好？”
短短的十一二岁生涯，几乎没有人家求我的经验，有点慌乱。
“小弟，帮帮忙好不好？”
他又说了一次，已经是冬天，眼看天都要黑了。
这家伙住在台南，台南是多么遥远的地方，他说他一毛钱都没有了，问我有没有三十块钱借给他。要不他就回不了家，看来很严重。
这个人现在应该有七十几岁了，我有把握，真要见了面，只要胖瘦不太离谱，依然认得出。他个子比我高，瘦瘦的，有点驼，穿着黄卡其布的衣服，外面一件咖啡色夹克，是那个年代大部分的孩子身上的衣料，真有点脏。两只长长的手臂，手心总是朝后，甩啊甩的，像人猿，也是太保模样。他双眼微凸，却很有神，讲话有点大舌头，他说他整天都没有吃饭了，现在就是要回家，要我借他一点钱，一回家马上还，会多还些给我。说着说着，他的手便搭上了我的肩，勾得我有点喘不过气来，不过他一直很和善，低声下气地哀求不断，非常可怜。
他的困难可真大，我想要帮他的忙，但是我也一文莫名。
“帮帮忙嘛帮帮忙，拜托啦，求求你好吗？”
他的嘴巴有点翘翘的，显得特别可怜。看来我是他最后的希望。
我也只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办法？我只好跟他讲，我没有钱，一毛都没有。
“你有没有朋友可以借？帮帮忙，借一借嘛。我求你。”
就那么简单，我就带着他，找人去借钱。
我们去找蒋礼贵，蒋礼贵没钱。然后去找蒋礼贵的朋友，是营区里管吹号的，跟我也蛮熟，他也没钱可借。
天慢慢黑下来。
一路上他跟我说了许多话，他家好像蛮有钱的，因为他说下一次来台北一定要请我吃西餐。我只想早点解决他的问题，让我也好回家，西餐？什么是西餐？第一次吃西餐，是在当时的十几年之后了。他还批评我的上下行头，说我穿得怎么那么土？回到台南之后，会寄一条牛仔裤给我，好像很想照顾我的样子。而牛仔裤之于我，只有在西部片里跟偶尔遇到个把美国人才见得到。他说他的钱是打弹子输掉的，我从来也没有打过弹子，不知道打那个玩意儿还有输赢，我的确是土了点儿。
之后我们又一起去找一位同学，住在温州街底。我们到了，他说他在外面等一等，我就去敲门，结果他不在家，去补习了，我出来跟他说没有，他要我跟他爸爸讲讲看，我不敢。
我越来越觉得，除非把问题解决，否则无法分手。他又老是勾着我的肩膀。
我们坐在新生南路边的柳树下，背着圣家堂，望着瑠公圳发呆，怎么办呢？我还想，要是我忽然逃走，他也许会追上来，然后又是哀求。
忽然之间我灵机一动，跟他说，我们去圣家堂试试。
圣家堂没有今天这么堂皇漂亮，却也整整齐齐，面对着大马路，在弥撒圣堂左侧，就是本堂神父的办公室。本堂神父的中国姓是艾，胖胖的，肚子很大，到了圣诞夜，自然是由他来主持弥撒，仪式之后，他要讲讲话，他讲个两三句就要踮踮脚，两只手放在大大肚子上，讲的什么我们也听不太懂。我常常逃学到此，在堂里附设的小图书室读他们的书，艾神父要是看见我，总是会笑一下，好像识破了我的顽皮，又放纵我。
姑且试试，真的是山穷水尽了。
这个台南来的家伙就坐在院子里台阶上等我，面对着已经黑了下来的夜色。天气蛮凉的，他还有点感冒，到了晚上，居然一下子一下子抽起鼻涕来。
我实在很为他担心，一个回不了家的人，也许只有神父肯帮忙了吧？我敲了敲玻璃门进去。他们是为天主来照顾大家的，我想。他已经整天都没有吃东西了，天气又冷，而且他还病了，只要能帮他回家，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他一到家就会把钱寄还神父，我保证！我已经找过别人借钱想要帮他的忙，但是都没有办法，神父你一定要帮帮忙啊！我说得眼泪都快要掉下来。
我絮絮不断地说，艾神父专注地听，一声不响地注视着我。我指了指外面，让他看到那个坐在台阶上那个瘦瘦的背着他的身影，问道要不要把他叫进来？艾神父只抬起身子看了一眼，摇摇头，还是坐了下来，很深很深地看着我，我想完了，他一定觉得我是个骗子，平常就不用功，现在还要来骗他，正想要走开，艾神父却慢慢地打开抽屉，拿出了三张纸币给我，那个时候百元大钞还没有出现，最大面额的纸币便是十元。
问题解决了，我开心得要命，鞠了个躬，赶忙出来。
他拿到了钱，高兴成什么样子就不用说了，他左算右算，然后跟我说，除去买车票的钱，还多出五块，两块五就可以吃一碗牛肉面，我们去吃一碗吧他说。我说不行，太晚了，我该回家了，你也快回台南吧。但是他非常坚持，甚至求我跟他一起吃这碗面，也就是吃碗面吧，他说。然而我倒也不是客气，回家太晚，姑妈问起，都是麻烦，只好婉拒到底。
“小弟，你连我的姓名都没有问哩。”
他在我从书包里拿出来的笔记本上，很郑重地写下他的名字——“毛豪志”，然后还有台南的地址跟电话，那个年头，有电话的人家都是有钱人。
以后再也没有见到毛豪志，没有写信或是打电话给他，也没有向艾神父打听他后来还了钱没，他也没有再找过我。但是到今天还是很喜欢这个朋友，虽然只有短短的相处。我觉得他很有意思，他讲的我都爱听，我们应该很合得来吧？
这一段少年的经历，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因为料得到人人都会笑我，说我是个傻瓜。我说我还蛮喜欢他的，一定又让人笑说是个大傻瓜。
此刻非常想念艾神父，也没有再度去致谢。只有一次，在圣诞夜，我背着姑妈去望午夜弥撒，就是艾神父主持的，他穿着华丽的法衣，肚子好大，慢慢吞吞的，用十分蹩脚的国语，说着耶稣诞生的启示，讲话中不自觉地，两个脚跟那么一踮一踮，时不时地又把双手交合，放在大大的肚子上，他讲的是什么，当时就没听进心里，然而这样的神采，永远在我心里。
算算岁月，艾神父大概已经蒙天主宠召了吧？一个少年，到他那儿，说起一个听起来就是胡说八道的幼稚骗局，但是，他给了他钱，照着这个少年的要求。
这一辈子，只要谁有求于我，不论生熟远近，我都很拙于拒绝，偶尔也为此悔恨，很怕那个看起来像是骗子的人，万一真的有麻烦怎么办？傻得起就傻吧。我至今也没有成为任何教派的教友信徒，然而，我相信，既然有“活佛”，那么也该有“活天使”，胖胖的艾神父就是。没有毛豪志，我不会见到天使，莫非真的是神的安排？哈里路亚！
暴徒
建国中学对面，从南海路一直过来，就是农复会、科学馆、“中央图书馆”、艺术馆、历史博物馆，再过去就是林业实验所。这样的排列，好几十年都没有改变。
但是在五十年前，虽然这些机构大体依然，风景却有很大的不同。放学时间一到，许多小贩就在门口此起彼落地吆喝着，而对街是一整排小店，卖冰果的跟小吃的占多数，仅次于这两种的营业，便是书店。家家都是很小的违章建筑，那也是个违章建筑到处可见的时代。天翻地覆的动荡中，许多人被推到了意外的命运里，起起伏伏，得意失意，全非所料。
书店也不一定都在好好地经营，有的也卖些黄色书刊，虽然当年的尺度拿来跟今天的相比，大概许多人连黄在哪里都看不出。
其中有一家挂着的横匾铁皮招牌跟别家的很不同，一点吸引人的劲道都没有，唤作“文史书店”。白色的底子黑色的字，简单明了。整排书店我家家都去过，这一家却最合我的胃口。无论是课余还是溜课，常常就在这一家小书店里，坐在一个矮竹凳上看书。次数多了，自然跟老板也谈上些话。老板知道了我父亲是谁，居然问我，懂不懂令尊的地质学说？我哪会知道？他却头头是道地把我父亲的“大陆漂移论”中“骤然滑动说”讲了一遍，还比着手势，十分生动。
这就是我们订交的开始。
他叫冯作民，中等身材，不胖不瘦，皮肤略黑，稍驼着肩背，戴着厚厚的近视眼镜，一口标准的京味儿国语，总是客客气气的。小书店门口平放着一块大门板，上面摆着许多书，本本都跟其他书店明显不同。不太容易在他的书店看到通俗小说，也难得见到什么少年读物，看来都是文史哲类，连现代文学的书籍都比较少，杂志也显得专业精深，如大陆杂志、东方杂志、食货杂志之类。冯老板曾经跟我说，他这里不像别的书店，黄色黑色是一定不卖的，这里的客人都是少年，卖这些书，太不厚道，他这么说。
要是哪一本书我读得兴味盈然，眼看天都要黑了，他就说你拿回家去读吧，过几天再拿回来就是，反正一时也卖不出去。
我们也常常谈到一些近代史上的人物跟事件，我当然是一知半解，然而他的谈兴很旺，从希特勒到斯大林，从台儿庄大捷到徐蚌会战，以及许多金石书画才子名流等小掌故，他都谈得头头是道，尤其出自那一口漂亮的京片子。
他从不问我为什么这会儿没有在上学，我坐在那一张小竹凳上，他就在靠里面角落书桌后面，也是有一句没一句地来往。有时我拿起一本书要读，他就会跟我说说这本书或是作者的来历背景，简单扼要，却很易懂。比如陈独秀、胡适之、蒋梦麟、钱玄同、顾颉刚、李宗仁、阎锡山、汤恩伯等，连人带事，娓娓道来。从他那儿，我知道了一些过去的，也包括现在还在世的许多人的事迹。他说话其实谈不上生动，但是很诚恳，常常也牵扯到许多其他的题目，有凭有据，论证广泛。讲着讲着，又会从哪儿拿出一本书，或是书里的一张图片给我看，他从来没有把我当个小孩，倒像是我的学长。
店里有位女店员，就叫阿秀，很通俗的名字。有一天，我坐在小竹凳上正看着书呢，他忽然问我，马家小少爷，你看阿秀这个人怎么样？我搞不太懂他是什么意思。他接着说，我要跟阿秀结婚了。我也不知该怎么反应。那个时候他跟我讲，阿秀是刚刚答应了他的，我是头一个知道喜讯的人。他说他一生吃了很多的苦，还是个伤兵，就在你们东北老家打仗的时候受的伤。现在终于可以安定下来了，他说。
我听了，只好奇他受了什么伤？看来他手脚齐全无疤无痕，他却回答道：“受了什么伤？这怎么可以随便说！”
高中上的不是建中，再也没有机会天天出入南海路，但我们偶尔还有联系，我知道他后来在国语日报工作，有的时候在许多书店的书架上，看到了他编的书，几乎无所不包。大多是大部头的作品，如西洋全史、中国历代古史、中西哲学史、艺术史之类，有的还在我现在的书架上。
年少轻狂，我不知天高地厚地也写了一本仿李费蒙（也就是名漫画家牛哥）作品的间谍小说，不知该说中篇还是长篇，也没敢给任何人看，却偷偷地写了封信给冯作民先生，附上了那一摞稿子。
过了大概只有十天左右，他写信来，要我到他家去。他住在靠近汀州路的水源路上，在川端桥高高的堤防底下，一间小平房，无墙无篱，门前错落着几株大树，清凉宁静。
他跟阿秀已经有了一个小奶娃了。他很客气地接待我，阿秀还给我倒了茶。
我拿回了我的稿子，里面他给我改了许多错字，对啊，他在国语日报，好像就是做校对的。那份稿子后来也不知所终，我自己大概也没当一回事，却累他读了一遍又改了那么多的错字。
过了至少有二十几年了吧，再也没有见到此人。
有一次在艺专上课，提到了这一位自学成功、自通英日文，又编写了许多书的作者。没料到座位下有一位学生高声说，老师，他是我爸爸的朋友！
我大喜过望。
我们很快地就联络上了，他原来住在中坜，我们在电话中都好兴奋，二十多年没有见面了，他也很想念我这个他口中的“小朋友”，他还说，他早就料到我长大了一定会怎么样，因为那个时候我是个专栏作家，作品时时可见，他也常常读，原来他也一直知道我在干嘛。
我说我们可以去中坜附近的莺歌玩玩，一边看看陶瓷好吗？他说刚好他也很想出门走走，我们可以一起吃吃饭，他会在莺歌车站接我。
我们约好了时间。
还有一个星期，就能跟一位少年时便认识了的“老朋友”见面，真好。他现在多大年纪了呀？个子不高，须发俱白了吧？听起来是个非常和善又客气的老人家，儿孙满堂了吗？人世间有些奇缘，真料不到啊。我不免想来想去的。
就差两天，我还盼着相会的时候，那天早上打开报纸，社会版头条赫然出现了一宗灭门血案，凶嫌居然是冯作民！有文有图，想不信也不行。
我看了又看，读了又读，心口狂跳不已。
他是去讨债的，已经讨了许多次，说是一部大书的版税，他分文都没有拿到过，这一次他怀着一把刀去，原想吓吓对方，不料情绪失控，一连砍死两人，又杀成重伤一人。
原来他早就离婚了，于他于我，阿秀也都应该是很遥远的故事了。新闻里还有他的照片，一个我认不得的老人，只有一副厚厚的眼镜，让人勉强辨识得出依稀当年。
又过了几年，在夏祖焯先生的一篇作品中，读到其父何凡先生（夏承楹）的故事。何凡到了晚年，自己行动都已不便，还请人给被判成无期徒刑的冯作民送点钱去，却发现他已经死在狱中了。
我少年时的大朋友冯作民先生，自学而写了许多书，晚年因杀人而终身监禁，死于狱中。这是他为命运呐喊的书。
又过了好几年，在一个聚会里，我提起此人，座上有符兆祥兄的公子符立中，他听说了之后，又过了一阵，居然给我影印了一大部书寄来，是从图书馆里找到的，书名是《书痴吁天录》，作者就是冯作民。好几百页，就是他的自传，文辞已经零散无章，却满布痛苦，断断续续的句子，读来让我心碎。他相信他的脑子里依然留着弹片，是当年战场上敌人打进去的，他经常头痛欲裂，看来他早就精神失常了。
仿佛又见到他跟我讲：
“受了什么伤？这怎么可以随便说！”
囚徒
当时我是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日子过得挺逍遥的，因为父亲又出国了，包括姑妈在内，差不多没有人管得了我。
常常逃学，作两种逍遥游，一种是外在世界的逍遥。去新店的碧潭泛舟、去淡水花五毛钱就可以搭渡船到八里的对岸，出海口很宽，早一点的话，海面霞光一片，教堂的钟声从河面贴水送到耳际，这样单纯的美，是正在上学的同学梦想不到的。搭火车去基隆，就坐在车站前的码头的椅子上看海看船，或是上中山公园，至今依然相信那是世界上景色最美的公园。台北市区里的新公园、中兴桥、川端桥，也都好玩……零零碎碎的地方还有很多。
另一种是内在世界的逍遥游，钻到图书馆去，常常只是随便借些书来看，看得懂看不懂都好看。又可以去博物馆、画廊，还有书店、古董字画店、牯岭街的旧书画摊子跟小店，还可以跟老板聊聊，整整一天也不够用来享受。如此神游古今中外，其乐何如。学校的老师跟大多数的学生家长，都紧迫盯着眼前的年轻人，要他们心无旁骛，专心准备考大学，然而于我，远在天边。
应该是在礼拜天，否则不太可能在家遇到他，那个西装笔挺的人。他包了一辆三轮车，进门的时候，三轮车就在门口等他，那个年头算是阔气的了。记得他嘴上还含着一支长寿香烟，刚点上的。当时洋烟还不能进口，长寿十元一包，鹅黄色外壳，放在短袖上衣口袋里，透得很明，有点儿身份表征的意思。不是红色的香蕉牌，也不是咖啡色图画的新乐园，便是绿色的双喜，也只不过五六块钱一包。
这个人长相斯文，油光光的头发一丝不乱，一副金边眼镜，也不是寻常货色。更没法子不看到他脚下的那一双鞋，当时流行在鞋底打上小铆钉，走起来克克有声，一步就是一步，鞋面擦得贼亮贼亮，天光云影都缩到了鞋尖上。
一进门，他就问马先生在家吗？管老师叫先生，是当年的称呼，我听来也很习惯。只回说不在，出国了。他就说，他是台大总务处的，明天是台大的校庆，学校里有很多文件要打，送到国内外许多的通讯社去。但是打字机不够用，学校派他来跟马先生借用一下。当天的活动一结束，马上就专程送回。他说还要到前面巷子沈刚伯先生那里去一下，已经讲好了，也要去拿他的那一台。
我马上就把父亲的打字机让他带走了。
第二天，直到傍晚，运动会跟各项活动也该结束了，怎么等也等不到打字机回来，也许明天吧？今天太忙，那么又多等了一天，又到了下午，渐渐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只得直接去沈刚伯教授家揿电铃，是他亲自开的门，我先自我介绍，马上单刀直入地问起有没有怎么样的一个人，来跟他借打字机？他说他不用打字机的，我忽然想起来他是中文系的教授，根本用不着打字机。念头一起，登时头皮发麻。
想要不承认都不行，我把父亲的打字机让人骗走了。一时心神慌乱不知所措，不仅是父子之间原本就相处得不好，而且，一台打字机，在当时要价就好几千块，而一个教授一个月才八九百元的收入，打字机没有了，对父亲是非常大的问题。
我马上去警察局报警，警察拿出一本上面有表格的笔记，懒洋洋地把我报案的要点记下了，我在上面签了字，他就说好了，找到了会跟你们讲。
他又说，这种人一骗到手，半个小时之内，一定卖掉，东西是找不回来的，人嘛也许抓得到，要是他继续因骗而失风。
“报案完成了，回去等消息吧，小弟弟。”
一眼就看出来，他也只是守株待兔而已。我内心的焦虑，跟他的轻松自在，天差地别。我便问他，我可不可以写一些寻贼的招贴，贴在各处的墙上、电杆上？也许机会好一些。
“不可以不可以，那是违法的！要罚钱的！”
我垂头丧气地回家。
没有多久，父亲回来了，我根本不敢亲自提起。姑妈不得不把这一件事报告父亲，父亲听了之后勃然大怒，一口咬定是我把这部打字机变卖了，然后诌个故事搪塞。我已经大到他不好动手再打，只见他脸色铁青地出门去。后来我知道，他去向朋友抱怨，打听怎么样可以弄出个脱离父子关系。但是老友都劝他不用这么干，父执辈的朋友是否个个相信我，不得而知。我一向撒谎成习，终于得了个现世报，现在真的遇着真狼，却完全的孤立无援。
也算老天有眼，没过多久，打开报纸，社会版上的一个边栏上，居然有一则消息，说是某人常常行骗，这一回却让人识破逮捕了。我细细地看这一则消息，其中说，他常常骗大学教授，有的时候是钱，有的时候是打字机等高级文具用品，也骗了不少的名人字画、古董器物。我越看越像他，派出所并没有跟我讲抓着了谁，就主动地去查问。派出所要我自己去四分局看看。
我这才知道，仁爱路四分局的后面，就是拘人关押的监牢，这是我生平头一次见到牢狱。
空间很小，只有大概一两个榻榻米大，里面什么也没有，光光的地板而已。粗粗的方木条钉成的牢房，灰色的老漆斑剥不堪。灯光很暗，刚进去还看不太清楚，去打听的人不仅我一个，另外还有一位穿着旗袍的胖太太。定了定神，透过栅栏往里细看，这个人一时还不怎么认得出来。一头乱发，抱膝低着头坐在地上，金边眼镜没了，身边却有个小女孩，约莫三四岁，穿得十分单薄，梳着小马尾，倚在他身上，一声不响，好乖。
陪着我们的警察，低低的声音，很柔和地跟他说，某某，有人来看你了。他恍然抬眼，似乎也看不清的样子。警察又跟他说，某某，你过来。他听了便亲了亲小女儿，小女儿就安安静静地在那儿一动不动。他爬到了栅栏前，像一只病狗。一双眼睛，再也没有当时的光亮，一脸茫然无助。
他跪在笼里，扶着栅栏。我立在笼外，还没等我开口，旁边的太太出声了，咬牙切齿的：
“你骗走了我们的那对青花瓶子，我先生回来，要跟我闹离婚。你害死我了！”
我也想要跟他说，你害我差不多脱离了父子关系，但我脱口而出的，却是：
“你认得我吗？”
他马上轻轻地点了点头，一丝丝想要反抗的意思都没有，我原本想要跟他讲的许多话，早已化作轻烟，无踪无迹。
就这么结束了是不是也叫做探监的活动。那架打字机是没有办法找回来了，父亲又买了一台很新潮的，扁扁的像一本书也似，他也用得很顺手。这一件事，就再也没有人提起。然而在我心里，最忘不掉的，是狼狈的他跟他身边的那个小女娃娃，好乖，在木笼的一个角落里，依偎着她的父亲，不声不响。这是一个至今依旧让我心疼的画面。
阿兄
高中二三年级之际，我离家出走，其实依然是走投无路，跟小时候想要逃家的时候，差别不大。然而我非走不可，就搬到了一位同学家，在他那儿挤了有大半年。那么惨淡的时光，也很长了。
这位高中在复兴中学同班的同学，名字是林良国，年纪比我大好几岁，是“反共救国军”出身，说得一口浓浓的福州腔调，高大英挺，目光炯炯，出门总是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其实，他的状况经常是一文莫名。
他生活在一个我完全陌生的世界里。
当时台北火车站，当然也不是现在的这个建筑，周边非常凌乱，所有的公车都在火车站集中，有好几百个站牌跟候车亭，一层层的长椅中间是公车车道，再过去还有非常广阔的脚踏车停车场，怕不停了上万辆的脚踏车。面对车站到处都是小吃店小吃摊还有职业介绍所，小小的一间又一间。现在新光三越那一大片，全是堆得满满的垃圾场。台北车站前在那个时候就是个大型垃圾弃置场。场边围着许多的违章建筑，用最将就的材料，盖最克难的房子。旧车胎、洋铁皮、别人扔掉用不着的甘蔗板、自己找来的木板木条，都能拼凑而成房屋跟桌椅。
因为是违建，他们多半也没有电可用，非用不可，只好从电线杆上私接，电力公司也睁一眼闭一眼。但是总要用水，那么，可能要走很远，才有一个公用的水龙头。上厕所没有问题，只是路远些，去火车站跟东西公路局总站，二十四小时都很方便。太急了的话，就只好在大垃圾场边上解决了。带动台湾经济的许多龙头人物的名字，如尹仲容、李国鼎、陶声洋、汪彝定、李达海、王昭明、赵耀东等，都还没有出现。大家都很穷，移民潮天天都有，好像移到什么国家都可以，近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远的巴西、阿根廷、墨西哥，都好。
那个时候，林良国欢迎我住他家。
家，对我的同学，后来直呼他为阿兄的林良国来说，似乎要重新定义。一个是由人组成的家。另一个，是他住在什么样的屋子里的家。这两者，于我而言，都是前所未见。
林良国总是独来独往，他有父亲，但是很难得见一次面，父子二人都在台湾，但是各忙各的，父亲住在何处他似乎也不太清楚，我见过，很斯文，只会说福州话，因此他们父子的对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也许会带一点钱给他，但都不是定期定额的，他得自己想办法赚到钱生活。林良国也有亲戚，比如他的舅舅，就在西门圆环红楼边上开了间杂货店。还有一位他唤作叔叔的，靠捡破烂为生，捡来的许多东西，我看依然是垃圾，居然就堆屋里，他陪着他捡到的破烂睡觉。但是这一位叔叔却很有一点武功，谁要是欺负他，他伸出二指，便能擒拿对方。那个人瘦瘦小小，跟林良国讲话，我也是一句都听不懂。他还有一位叔叔，有婶婶，也有表妹，但是住得很远，也是生活得不容易，大概这就是他的家庭状况了。
他的住家，自然无水无电，是个小到无法再小的阁楼，一把木头扶梯靠在经常潮湿的泥土地上，下面住的是推车卖面的，很少看到人。上了扶梯，头就要碰到屋顶，就那么点儿三角形阁楼的空间，却住了三家人。跨过去就是那位收破烂的叔叔，只一张三夹板做墙。隔壁姓陈的，也是他们的同乡，陈家三口，只有两个榻榻米都不足的范围，他们在林良国住处的后面，那就连窗子都没有了，没水没电，从早到晚只是昏昏暗暗地过日子。拉开扶梯边上的门，勉强还能立着，然而屋顶一路斜下去，到了一个人身长的尽头，只好躺下，跟睡在楼梯底下一样，只是更狭窄。勉强睡得了两个人，而我的阿兄却非常好整洁，每天要擦一遍铺在地上的草席，但我一次也没有劳动过。我生活作息不规则，给他带来的麻烦当然很多，但是他从来没有不豫之色。多年以后，在闲谈中，他说道，你是落难来的，我不能让落难的人无路可走，但那个时候，他也不过二十二三岁，却说出这么侠义心肠的言语。
有一片以一根棍子撑起的木窗，放下来，便什么也看不见。
就这么一个地方，四周也吵得要命，他却非常能够自得其乐，常常唱歌，中英文的都唱，还在那么局促的地方练习舞步，真不简单。
林良国有许多零零碎碎的故事，不像有的老兵，故事都是一套套的。我自己为他拼凑出了的身世大约是这样的：
他们这些人是在大陆占领之后，最后残余在沿海的海上游击队，个个神勇过人，身手矫健，三下两下便能爬到敌人的船上登上桅杆。至少在那个时候，许多人是吸鸦片的，吸了之后精神百倍，更加的所向无敌。到底属于海上的人还是陆地上的人，都很难讲，我有点怀疑他们的祖先头目就是郑成功的海盗爸爸郑芝龙。从前，也没有要中央给他们什么援助……到了局势已不可为了，也依然出生入死……后来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人数也越来越少，台湾的政府就支援他们，让他们愿意来台的，可以来台。仓促间，他父亲只带了他先出来，没想到再也来不及把家人接到一块儿。
在学校里，我们大概都是异类，不怎么跟一般的同学来往，包括一位独自在此地生活读书的菲国华侨丘汉荣，以及后来成了北联帮的什么人、又成了成功的木材商的岳宜昌，一位个子不大却能拿起武士刀砍杀起来毫不迟疑，连超级艳窟何秀子的所在也敢去收保护费的傅桃华，这个狠角儿，后来猛然间大彻大悟，读了官校，变成了将军。另外还有个成天追追杀杀的，长得一脸斯文，说话也文绉绉，绰号菜头的，去了巴西。我只跟这么几个人合得来，今天回忆，也是各走各的，谁也没有强迫谁，更没有碍着谁。
林良国也穷，但是他交游广阔，车站四周许多卖吃食的他都认得，我们就赊欠着吃，到有点钱了，便还一些。实在还不出，又欠得太久，他就带着我绕小路，不让债主发现。
在那么样狭小的空间里，是无法充分活动的，何况晚上又没有电，除了点上蜡烛读书，我们只好去附近的新公园、博物馆、火车站、西门町、淡水河水门等地压马路，天南地北地聊，充满了理想。是啊，一无所有的人，一定充满了理想，更穷的话，就变成幻想，我们介于两者之间。我们想的都是钱，没什么境界。但是他很务实，偶尔做做小贩生意，想的都是怎么使得一个钱变成两个钱。我则非常倾向书生造反，相信赚钱也要从读书开始，我读晚周的《经济思想史》，读马寅初的《通货新论》，读得非常仔细，无限神往，以至于忘了想要发财的目的。想来在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走着不同的路了。
我离开复兴中学的官方理由，是因私自换贴学生证上的照片，被勒令退学。但是我想真正的原因是我在大考的试卷上不答试题，洋洋洒洒地写了两三千字的文章，鼓吹废除训导处，又配合了自绘的插图。一位老师跟我说，全校的老师都读到了你的宏文。当然，我也缺课太多，实在太多，大概上学的日子还没有缺课的日子多。至于换贴照片，实在小题大做，只因买公车的学生月票，要贴照片，临时没有带，便把学生证上的揭了下来充数，然后在注册时给一位自认跟我有仇的老师，发现了我没有钢印的照片。当时居然被他罗织成了伪造文书。林良国也跟着我一起转学，转到我们自己接洽成功的东方夜间部，那是个我更不去上学、更加陌生的学校。阿兄的义气到这样的地步，直比两肋插刀了。
我们为了生活，去应征一种给青少年读的、唤作《学生周刊》的报纸，发行人是当时的名记者刘芳刚先生，但是我们不太遇到他。负责管事的是一位夏先生，另有一位秘书吕小姐，好像后来刘社长还追上了吕小姐，但是我们那时太年轻，搞不清也没有兴趣去了解这些事情。
我们只管努力地卖报，争取订户。林良国跟我，得利用中学中午休息的时间，溜进校园，对着正在吃便当的学生鼓吹推销。这一方面当然我比林良国行，短短的时间，要摸进去，然后上台说上一段儿，要能让大家心动，然后来填订单，一边林良国就发样品报。我们还要闪得快，给训导处的人抓到了也麻烦。一个中午，手脚口舌都灵便的话，可以跑两三所学校。我曾经创下一天里争取到了八十二位订户的纪录。
然而从拿到订单，到他们的家长也同意订阅，然后寄报、收款，然后拿到我们的佣金，我们差不多都快要饿死了。还要再想办法活下去。林良国又有一位什么亲戚，据我的观察，他们那种族群，好像很容易变成叔婶兄弟，不一定是血缘关系。一位他同样唤作叔叔的人，跟那个捡破烂的有些交情，有一天，拿了好多毛衣给我们看，都是崭新的，包装件件完整。请我们帮他卖卖，只要卖掉了，我们便可以得到不少利润，看来很不错。我们分头四处推销。
那个时候只有松山机场，国内外旅客都从松山机场进进出出。
我就穿上漂亮的西装外衣，打上领带，擦亮皮鞋，头发梳得油亮油亮，到松山机场去卖毛衣了。我假装自己是刚回来的侨生，跑跑单帮，故意讲话不卷舌。一时也十分顺手，钱是拿到手了，正要想交给那个叔叔，不料却见不到他，他那个叔叔让警察给抓了去。这才晓得他把人家百货公司的仓库铁门都撬了开来，大批大批地偷出许多货色，叔叔已经关在监牢里了。
叔叔终于招出了也帮他销赃的我们，我们白天不敢在家，晚上又没有灯火，警察找我们也不容易。曾经有两次，警察已到了门口，还爬梯子上来。林良国警觉性很高，早早把门扣上，那把挂锁也锁好，照理讲从里面是锁不到外面的锁的，但是那片门实在差，锁上了还是有一条很大的缝，这下子可好，我们可以拉出个缝，锁住了，关好门，一把锁就挂在外面，跟外出未归一模一样。警察就在一片木门外，试着拉门，我们便紧贴门板站立，屏息无声，直等到他离开，如是者有两次。到那位贼叔叔判刑确定，我们也没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