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我的父亲马廷英博士。百余年前，从一个虎狼出没之地不告而别，到后来成为名闻国际的地质学者。
金州虎狼与小鬼
十六年前，作家故友陈恒嘉请我们夫妻俩南下，参加他们府上陈老先生八十五岁寿辰，令人难忘。就在彰化乡下老先生家的院子里，四围尽是水田，天光云影之间，摆上几张大圆桌，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坐得满满，煞是热闹。现场六七十人当中，只有长孙陈升的几位乐团成员跟我们俩不是他们的家人，不免有点感慨。
我们家是对日抗战胜利之后来台的，人丁乍薄，不必三代以上，便是父母之所经所历，知道的也十分有限。就是那么一鳞半爪，也多半是从父执长辈或是父亲学生的口中间接得知，有的却是从他人发表的文章中读到的，自两岸开放之后，又从大陆方面补充了几星几点，怎么说也谈不上完整。许多人能为他们的父母甚至祖父母、曾祖父母写上好多来历，我就难免惭愧。最近几年，还流行寻根修谱，但我们这样的人家，依然无头无绪。每个大年三十我们也会凑合着祭祖，便以红纸并排写上“辽东马氏苏州陶氏列祖列宗神主”，上供上香，简单处理。前几年曾经到父亲马廷英博士的出生地大连外围的金州，寻访他的出生地三十里堡（堡字读如“铺”）的马家屯，但早已沧海桑田不见踪影，其他种种更无从追寻。
父亲在家名雪峰，以廷英为号，以后就以号代名了。那个年代为自己另取一名，十分流行，这个后来的名号，有何来历，我不得而知，只是常常纳闷，家里给取的名字也不是阿猫阿狗，看着也还体面，干嘛要改？是否另有隐情？但答案已经在天上了。
父亲十几岁就离家出走，这样的行为可不寻常，算算应在百年以前了。今天，从金州三十里堡直放大连市区，一拐弯就能上高速公路，四十分钟到达，非常快捷便利。百年前可不一样，那是个虎狼出没的荒山野外，连到天涯海角，所谓走出去，应该说的是去大连吧？不知道父亲是怎么“走”的？童年的时候，姑妈跟我们讲，父亲书读得好，十几岁就考上了“满洲国”留日的官费，于是不告而别，去了日本。学成归国，从学生到学者，就是他八十年一辈子的生涯。
父亲不告而别之后，也许家里辗转知道了他在日本，真相如何我也不得而知，但过了大约一年，他从日本寄回家一张照片，年轻的父亲坐在一架英文打字机前，照片后面简单地写着：“眼前是一架只要想到了，字儿就会出来的机器。”据说照得相当神气。他刚去日本读的是东北仙台的高等师范，然后读同样位于仙台的东北帝大。他有打字机可用，应在高师阶段，时间当在十八九岁的时候。他一年之久不通音讯，还是长子，家里面也不着急，这个家，很奇怪。后来看他一生也没把家当回事，当真是承传有自。
父亲的信写得那么简短，也许是因为我们老家上二三代没几个人能认字的。爷爷让父亲上学，无非只巴望他将来能记个账就很好了，父亲总是一边在野地里放猪，一边读书，看看书，看看猪，就觉得不该老死是乡，十分合情合理。大陆的网站上说他出身于小地主，却没说是野地里放猪的小地主。
他读书用功，又聪明过人，在金州中学时代就表现优异，家里弟弟妹妹的文具都不用花钱再买，只用这位长兄的奖品就足够了，这是姑妈跟我说的，我信。
爷爷看了看他那张打字机前的照相，只说了一句：
“日本有这么样的机器，该是个好地方，就让他在那儿待着吧。”
还能怎么样？父亲就这么样地留在日本，将近二十年之久，并且永远也没有再回家乡，我没听他说过爷爷奶奶的寿数，大概什么时候辞世他也不太清楚，姑妈也没提过，这也算是家风。
对于爷爷，我知道得当然更少。从前的身份证上有祖父母栏，有马德芳这么一个名字，祖母是什么氏，我也记不清楚。后来的身份证上祖父母这一栏也没了，我的祖父母从此也没了踪影。对于过去，只有在父亲的病榻前听他说了一点儿，在我写这一段的时候，又跟姑妈通越洋电话，问了一点儿。
父亲是十四岁从金州中学毕业，相当于现在的“国中”，没有证据显示他在东北上了高中，从十四到二十七岁，中间哪些年在东北故乡？哪些年在日本？无从得知。只有二十七岁那年他高师毕业，是可以从许多文件中证实的，也可以证实他二十九岁就已经从仙台东北帝大毕业了，但得到博士学位时已经三十七岁，从研究所读到博士足足用去了八年，那么他在三十七岁前都在读书，之后都在教书、做研究到去世。
依姑妈所言，他十五岁去日本，但他不告而别去了日本，当时家中最小的女儿姑妈还未出生，容或不准。因为考取公费留学，看来不会在那么年轻的时候，除非他聪明得要命。我猜他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家里要他结婚，他就私下考上了公费溜了。依我看，父亲的中文表达应该比他的日文差一点，虽然他的中文有点古色古香。那么早就出国闯前程的人，要以什么语言为母语，是个问题，至于他自我认同是哪一国的人，依我看，他嘴上从不说，却非常爱国。
我爷爷十六岁就当家了，原先是个石匠，先是做打石粗工，姑妈跟我在越洋电话里讲，爷爷少了一只眼睛，会不会是炸石打坏的？姑妈没说。后来因为能雕石，就成了雕石师傅，姑妈说他会雕石狮子，可见有点美术的天分，但也仅止于细工石匠，不像齐白石，从粗木工而细木工而画画、写字、作诗文成了大师。百年前的东北，也没有提拔齐白石的王湘绮（王闿运）那样的人物。
似乎家里的人口不少，生活得很不容易。而我姑妈生下来的时候，作为长兄的父亲，已经在日本五六年了，一老大一老幺，父亲排行最长，两人相差二十岁。算来他们兄妹首次见面时，父亲已经四十上下，姑妈对父亲的了解不会多，她听到的兄长也多过她见到的兄长。
我的学长，担任过“国立艺专”校长的王铭显教授，也曾留日，他念的是筑波大学，此校的前身，便是日本高等师范。先父病重，住在台大医院，他以校友身份前来探视，还带了高师的毕业纪念册，里头就有父亲的名字。这就证实了父亲最早的时候是读高等师范的，这么算算，父亲读高等师范时，应该就在二十岁左右。
这位年轻的东北青年，在去日本之前，交了个好朋友，年纪比他大上许多，有三十多岁，姓甚名谁？有什么背景？后来也没听父亲说起，只是邀他同去了日本。年轻的父亲专心读书，他就给父亲做饭吃，也许还帮忙干点别的事。其实父亲在吃的方面相当马虎，这位“厨师”的手艺纵使真有，大概也无从施展。后来他这位年长的老友在日本去世，也是父亲为他办完了丧事，老人家对我的说法是：“你爸爸就把他给埋了！”小时候我还以为是父亲亲手挖的坟呢。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么多。可以推测的是，当年日本政府给的官费一定不少，还能养一个厨子。另外，我想父亲应当再也没有余钱汇给老家吧？由此也看得出父亲年少时就不平常，也不顾家。
不仅父亲年少就有单身远渡重洋的气魄，年幼的父亲也不同凡响。
这个故事倒是父亲亲自跟我说的。
在父亲大约只有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忽然失踪了。
在那样的乡下，小孩子不见了，大家不会马上知道，因为随处都可以乱跑，到了天黑不见人，大人才开始慢慢儿着急，到处叫唤也没回应，那个时候没有电灯手电筒，大家打着火把找这个孩子，却一点影子都没发现。
老人家就一直操心到了天亮。
百年前的辽宁金州，有虎有狼，牲口让野兽吃了，也很常见。小孩子要是不见了，大家推测，就是让虎狼给叼走了，从此也就没有抱太大的希望，找不到父亲，大家就判断这个孩子凶多吉少。
不料最后却传来了好消息，这个孩子让人从乱葬岗的坟堆里给找着了。
也不是谁把他扔到坟堆里，是他自己上去的。几个人找回这个孩子的时候，发现他还随身带着一捆绳子、一把斧头。
原来他是想要抓回一只鬼怪回家。
小孩子常常在大人身边听他们聊天，有一回大人跟他说在乱葬岗里有鬼，绿毛红眼，个子不怎么大，就像个小孩。他私下就想，要是能抓这么一个绿毛红眼的小鬼养着玩玩该多有趣，比养只小狗小猫可强多了。他还在后院里先做好了一个树枝绑成的笼子，打算抓回来就先关在笼子里，喂喂看。特别挑了黄昏的时候爬上乱葬岗，为的是听说鬼怪晚上才出来活动，先潜伏着，等天黑了方便抓。
后来父亲成为科学家，当非偶然。
在仙台的满洲青年
高等师范毕了业，父亲考上了东北帝大，该校离他原先读的高师应该不远，他读的是地质系，时间比校友鲁迅晚一些，也从没有听他说过他们彼此认识。以他们那一代的习惯看来，便是认得，也不一定愿意提起，他们对这些闲口舌最没兴趣，更何况是鲁迅。现在许多人动辄爱说认得这个认得那个的，他们可不。
地质学在当年属于显学，因为清廷积弱，知识分子无不图谋报国，地质学可以为国家发掘矿藏，乃为强国之根本。父亲跟从恩师矢部长克教授做研究，以珊瑚成因与大陆板块等学说名闻国际。他得到帝大的博士学位的时候，已是快四十岁的中年了。当时他是日本第四位得到理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地质学方面的第一人，属于留日的老前辈了。
取得博士学位，有点波折。
日本军政府看他是满洲人，在日本那么多年，眼看就要得到理学博士学位，在当时是很高的荣誉，便千方百计地要他归化，但他却坚持不肯，可见国家意识很强，有仇日嫌疑，便横加干预，设法阻止让他拿到应得的学位。他的老师，也是当年望重一方的学者矢部长克教授很生气，非常不苟同军政府的做法，就把他的论文寄到了德国柏林大学，柏林大学审阅了论文之后，二话不说，马上就把博士学位颁给了父亲。
日本军政府在当时是处处以德国为典范，一看连德国都颁给了他学位，抢了先机，很没面子，马上就准了帝国大学的学位颁发。于是乎，父亲一下子就成了德日的双料博士。
父亲一生都没有在我面前提过这一件事，我是从其他人发表的文章里读到的。至今我还在学习父亲的从不大惊小怪自我膨风，并一心期望成为累世家风。教书期间，一见到学生有点小小获得，便彼此贴布告“狂贺”不已，字还写得好大，便觉得这一款年轻人出息不大，严禁我的导师班学生搞这样的名堂。
我还听父亲的学生说过，有关父亲在东北帝大读书的另一个故事。
学校里每年照例都要举行运动会，各学院竞争得相当激烈。最后有一项总锦标，是个大银杯，颁给了运动场上得分最多的理学院。理学院代表当然高高兴兴上台领奖。在台下的文法学院的学生不免吃味儿，便风言风语地说，你们理学院有什么了不起，只会跑跑跳跳，哪能像我们，个个都能喝酒。
理学院的选手一听，这有什么困难！喝酒？我们也有你们比不上的海量！这个时候就把父亲给推了出来，不由分说，马上就有人把超大瓶日本清酒倒在大银杯里，父亲二话不说，当着众人灌了下去，不知道那个银杯有多大，但是人家一连倒了三杯，他照灌不误，好在他的块头大，否则肚子装都装不下。
那么后来怎么样了？父亲的学生说，后来他什么也没提。喝了那么多，不会还有什么可说的后来，我想。
逃婚邂逅与复活
父亲离家出走的原因，我们晚辈原来没有怀疑过是为了读书，可是直到几年前我亲赴大连，联络了国台办，几小时之内，就找到了两位在大连的侄女，方才有了另一种版本的说法。
两位侄女的年纪，一位小我十几岁，一位只小我四五岁。父亲四十几岁才成婚，自然使得我年纪小却辈分高。
据她们说，人民政府曾经到家乡寻找父亲的家眷，父亲离家那么早，当然没有什么家眷。奇怪的是，家乡还是有一位马廷英夫人，活到了八十多岁才去世。一生就以马太太的身份在家乡过完了一辈子，年纪比父亲还大。这么讲来，也许就是我们所谓的童养媳了，是不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带到家里来养，不得而知，但是，爷爷要父亲早早完婚应无疑问。那么，父亲就不一定只是为了好学方才离开家乡，很可能是逃婚。
从二○○六年之后，我再也没有回到东北，也无从知道这一位名义上我的大妈在世时的情况。我以此事请教在北京高龄百岁的母亲，母亲听了哈哈大笑，说她居然被父亲骗了六十多年。可见父亲跟母亲婚前婚后，也都没有提过此事。他们那一代的人，真的是非常沉得住气。
父亲跟母亲的婚姻只维持了一两年，他们怎么认识又怎么结婚的，父亲一生都没有提过母亲的名字，晚辈又哪里敢问？直到父亲去世多年，两岸开放来往，我在非常戏剧性的情况之下与母亲相会，方才问出了一点端倪。
母亲，连名字搞清楚，也要费一点周折。记得最早的身份证上是“孫彩蘋”，但是在与母亲离别之后五十年，又得重逢，方知她已经是“孙采苹”，这跟大陆用简体字有关。政权更替，连人民的姓名也跟着变，母亲的孙姓还好，要是姓萧，就成了姓“肖”，那是不同的字，岂不把姓都改了？
母亲当年也是留日的学生，读的是早稻田大学，她是上海附近的南汇人，算是少数地道的老上海了。在留日之前，她读的就是胡适先生当校长的中国公学，那应当相当于高中。她有位年少时的好朋友杨惠敏女士，就是当年抗日时为上海四行仓库守军送国旗的女童军。杨惠敏女士后来到了台湾，她的先生是台大教授朱重明先生，住在台北温州街，我们家在青田街，所以常常遇到。她一见到什么人，而我或是姐姐在场，不论是小面馆还是菜摊子边，总是会提一提她跟母亲的交情。母亲带我们来过台湾却没有留在台湾，也曾经透过什么管道，拜托杨女士带我跟姐姐去照相馆照一张相，再转寄给她，但是这一件事好像最后也没有做。在那个时代，就是这么一点来往，也可能被加上通匪的罪名吧？何况又是介入了人家的家务事。
日本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孙彩蘋
早先我的身份证上，母亲名字的下面，附加了一个“殁”字。也就是说，在当年报户口的时候，造谣说我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事实上，父亲辞世已经三十年，我姑丈辞世更过了五十年，在纽约的姑妈如今也是九十几岁的老太太，在北京的母亲，已届百岁高龄。当年为我们报户口的是姑妈姑丈，不知道实际原因何在，只记得报户口之际我跟姐姐是住在姑丈姑妈家受他们照应的。
有一天，姑丈跟我说，你的生日在哪一天没人记得，你爸爸只记得是在“国庆”前后，那个时候，重庆到处都挂着国旗，那么，就拿双十节作你的生日吧。这就是我有个光彩生日的来由。至于母亲明明活着，至少无法确定她的生死，何以会搞出个“殁”字？我哪儿知道！至今也不好跟依然健在的母亲提起。依我看我父亲，他不是那种会故意颠倒生死来表示什么心情的人，这事大概就是姑丈姑妈的主张，想来他们也没有什么恶意，身份证上要注明“离婚”，也许为父亲觉得为难，就径自替他把他的前妻“赐死”算了。我们的家风都有些不拘小节。
母亲跟我说，好久之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人介绍她跟父亲认识，那时她早稻田大学刚毕业，当时住在东京的池袋，应该是单身一个人，父亲跟她先通信约好了时间，就去池袋看她，门铃一响，年轻时的母亲把门打开。
“好漂亮的一位先生！”
这是母亲对于父亲的第一印象。
母亲年过九十的时候，尚有两位也住在北京的同学，也都九十好几了，据她同学的女儿跟我讲：
“我妈说，当年追你母亲的人有一条街那么长！我妈她们都没人理会。”
也许是夸张的言语，然而当年母亲应当也是位美女吧？那么，父亲站在门口，门开处，他的第一印象也许就是：
“好漂亮的一位小姐！”
他们彼此的第一印象应该非常好，但假如只是以貌取人，自然失之偏颇，母亲却对于有学问的男子格外中意，她一生前后两位先生都很有学问，但也没有因此得到幸福。
他们怎么谈恋爱的，我无从得知。据父亲的好友史学家杨家骆教授跟我讲，当时抗日战争爆发，许多留日学生都要回国，船票一票难求，于是就有了些限制，以男性为优先。然而有家眷的就可以连家眷一起买到票。云英未嫁的母亲孙小姐，为了要赶快回到上海，就跟父亲商量，能否以家眷的名义让她也可以买到一张票？父亲的性格一向豪迈爽快，立即答应没有问题，于是马先生孙小姐就一起上了船。
一念之间牵动了许多人的一生，就是这么开始的。
轮船原定在上海进港，那么那个姻缘应该也就没有了，母亲要回家乡，父亲要继续北上。想不到日军炮火连连，根本无法靠岸，只得转向天津。
当时姑丈姑妈正好定居在天津，得知哥哥要在天津上岸，就忙着准备接待。后来一查旅客名单，吓了一跳，大哥在日本早有了嫂子了！他们居然毫不知情，于是马上安排并且布置新房。
我的父母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就发生了亲密关系，我也是不得而知。不过，他们在天津，的确没有完婚。
我听过一位父执辈的梁先生说，父亲当年在日本期间已经是个有名的学者，他之回国事先没有张扬，到日本政府发现他不见了，就急着找他，这样子一来，就让父亲无法在国内日本人占领区自由行动，原先想回家乡看一看的想法也无从实现了。又传说，国民党政府因为他是留日多年的学者，怀疑他是汉奸，也在找他。风风雨雨的，让父亲很不安宁，家乡最后得到关于父亲的消息是：“已经让蒋委员长亲手枪毙了！”这位梁先生离开家乡比较晚，讲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在场，当时我还在上初中。由此事可知，在早年，我父亲的家乡，是多么闭塞的地方。
丁文江先生与东沙群岛
父亲倒是亲口跟我说过一段与丁文江先生的往事。
此事关联到何事，我也不清楚，发生在什么地方，我也无从查考，推测是在民国二十五到二十六年，父亲刚刚回国之际。姑且记录在此，也许可以作为近代史的一个小小附注。
丁文江先生也是地质学家，想邀父亲到地质调查所工作，父亲好像兴趣不大，没答应。丁文江很有耐性，一说再说，磨咕了整整一个晚上。但是父亲的脾气也很倔强，不答应就是不答应。父亲只想做个纯粹的学者。丁先生只得黯然告辞。
半夜里居然有人敲门，打开一看，又是丁文江。他傻傻地立在门口，欲言又止，后来结结巴巴地，只说肚子饿了，你这里有没有东西可以果腹？父亲请他进到屋里，把当时很有名的，一个方方的铁盒，是上海的名牌“金鸡饼干”，整盒地递给他。
丁文江先生打开饼干盒子，一片一片，慢慢地吃。两个人，四只眼睛相对，该说的，都已说尽。可想而知的是，在那个寂静的半夜里，昏黄的灯下，只有丁先生咕咕嘎嘎吃饼干的声音。父亲看着这个可怜的说客，只因为国举才，都快要把整盒饼干吃光了，万一胀坏了肚子怎么是好？
人命关天，把心一横，就跟他说：
“你快别再吃了，回去睡吧，我答应你就是了。”
丁文江闻言大喜，鼓腹而归，开开心心地睡了个好觉。
后来丁文江先生做地质调查时，死于矿坑中的煤气中毒，得年只有四十九岁。
现在台北“中研院”应该还有一幅丁文江先生的油彩画像，那是徐悲鸿先生的作品。前两年在大陆有规模空前的徐悲鸿回顾展，收集了他生前所有的作品，但是独缺这一幅非常精彩的人像。这一幅作品，是丁文江先生的胞弟丁文渊先生托父亲带到台湾的，后来父亲把画像交给了“中研院”，也不知道这件作品目前情况如何。
丁文江先生画像，画家徐悲鸿的力作
父亲有一篇重要的论文，就是为了纪念丁先生而写，那一册大大的论文一翻开，封里就是那幅彩色的徐悲鸿画的丁文江先生像。在五六十年前，印那么一幅四开彩色铜版纸的价格是非常昂贵的，这一笔印刷费，穷了一辈子的父亲，也不知道他是怎么筹到的？
二○○六年，我初履四川，又终于到了重庆的沙坪坝，找到当年从南京迁来的中央大学，现在已名为重庆大学了。我悄悄地参观了艺术学院，就在父亲当年上课的理工学院旁边。同在该校教书的画家徐悲鸿、傅抱石，虽非同科，却让我觉得分外亲切。
丁先生去找父亲，后来就有了父亲在东沙群岛的故事。这要从父亲善泳开始讲。
父亲在台大任教的几十年，到了夏天，除了教书跟做研究，其余的时间都泡在水源地的河里，风雨无阻。台风天刚过，河水高涨湍急，他照样来来回回地从此岸游到彼岸，偶尔岸边还停放着一具草席掩盖着的、溺水而死的尸首。好天气的话，他可以顺流而下，从水源地游到当年名为川端桥、后来唤作中正桥的对岸，他走入竹林，去同乡“立委”王洽民王叔家吃晚饭。他们情同手足，我也常去玩，甚至住上几天，兄弟姐妹个个都彼此相熟，但我是搭三号转五号公车去的，父亲却省去两张公车票。有意思的是，他出现的时候身上穿得很整齐，因为他能够两只手轮流擎着他的衣服鞋袜泅水，多半是除了内衣裤，还有一袭长袍一双皮鞋，不沾水干干净净的。到竹林里换好了再串门子去。
父亲去世多年之后，我到他的母校，仙台的东北帝大，自己进去参观了一番。只要再搭一两站的小火车，就是有名的日本三大名景之一的松岛。
在松岛海边一看，对于为何父亲善泳，立刻恍然大悟。
原来松岛海面有好几十个小小的岛，个个上面都是千百年的老松，从岸上望去，就是一个个修饰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盆景。岛与岛之间，相距不远。想当然耳，年轻的父亲在日本的夏天，就是从这一个岛游到下一个岛，从从容容、不慌不忙。据他说，游泳就该像走路，人能走多远，就该游多远。事隔六十年，我还没有听到别人说过同样的道理。
这个游泳的本领牵连到东沙群岛的某些发现。
小时候，曾经见过一幅父亲在水底的黑白照片，身边海带、珊瑚围绕，他戴着潜水镜，半立在海床上，手里抓着什么也不记得了，当时觉得他真了不起，能潜到海底，还能摆出这么样的架势！
后来方知，他亲自在东沙群岛做了许多研究工作，而且得到许多学术性的发现。他潜入海底做探勘时，也发现了海床上若干珊瑚长在一些海底的瓷器上，对于珊瑚他很内行，计算出这些珊瑚在什么深度、什么温度等等条件下的成长时间，推断出应属五百多年前的明代，由此进一步证实了那一片海域在明代就是中国的领土。
父亲去世后，“总统府”的褒扬状上也记上了这一笔。我曾经以此事请教父亲，他的回答很简单：
“在学术上没有多大价值。”
流亡校长
看来父亲一生只会做研究，却也有过一点行政经验。
他当过东北中学的校长，应当是抗战时流亡的东北中学校长。从北平到大后方的四川，一路流亡了一两年，随处驻校，随处迁校，中间也换了好几位校长，父亲应该是把学生带到大后方的最后一位。
这个校长当得如何，不得而知，许多事据说主要都是由教务长处理的。学生当中，国共双方的都有，有冲突的时候会找校长处理，他是怎么处理的，我也不得而知。
但是有一件小事，提起来，许多当年的学生依旧回味不已。
流亡学生当中，都是年轻人，还有女生，而一路翻山越岭，有时要在野地里扎营造饭，辛苦不在话下，安全更是问题。那个时候的中国，盗匪横行，城市都不保，遑论乡野山林！
这位校长在出发之前，吩咐学生买了一大捆铁丝，另外再要他们买些大红纸。
也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总之，扎营造饭。但是校长却要学生先找一些树枝，在营地四周插好，然后围上两圈铁丝。学生依命完成，校长就让人把红纸取出裁好，以毛笔写上“小心电网”四个大字。大家就只准在这两圈“电网”里活动，谁也不得迈出一步。
果不其然，山匪发现了这么些位老师带领的年轻学生，当然有意打劫，却又见到了几张大红纸写了几个大字，山匪大多是文盲，不敢造次，立刻上山把师爷给请了出来。师爷是认得几个字的，不仅如此，还对于“电网”很有一点儿见识，师爷看了又看，想了又想，便跟山匪头目说，对这个玩意可不要掉以轻心，电是见不着却很有威力的东西，到你知道有电没有电，就太晚了，早让电给电死了。何况，电还有吸力，老远就能把人给吸了去，一吸上就再也拉不开，谁去拉谁跟着一块儿给吸住电死！
头目一听，这还了得！赶忙下令撤退。
我看这是继诸葛亮的空城计之后，唯一而且地道的空城计了，何况并非小说杜撰，而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这一群年轻的学生，虽然沿途吃了许多苦，终于抵达了大后方的重庆，继续读书。
听父亲的学生说，跟父亲出去做地质调查，睡在野外是很平常的事，有时严寒有时酷热，还要躲避各种毒虫野兽的骚扰。但是最可怕的还是人。他在中国西南做调查的时候，就曾经死里逃生。
那一次有几个人一起作伴。因为地质学家常常要打标本，都是石块，就得随身带着许多沉重的工具，人力当然背不动，得雇几匹骡马才行。
走着走着，忽然间耳边闻得枪声大作，山腰里出现了十几个骑着马的土匪，飞驰而下，几位学者哪见过这种阵仗？纷纷四散逃命，土匪便一路追赶，鸣枪示警，就在这样的追与逃之间，一位同伴居然中弹身亡！
只有父亲，听到枪声，便站立在原地不动声色，土匪喝令把骡马背上沉重的行囊打开一看，不过是些各种各样大小不一的锤头，很是诧异，为首的禁不住问道：
“就只带着这些玩意儿，还跑什么跑？”
言下之意，也觉得那位当场让他们给打死的学者死得冤枉。他们问父亲，你们是干什么的？父亲跟他们说了来历，他们一听说是做研究的教授，马上态度转为恭谨。又听说他姓马，这下子更加的热情了，因为这一帮土匪里还有当年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的部众。忙不迭地请父亲等人上山，当了几天他们山寨里的贵宾，以老虎肉相待。
父亲的学生说，从此以后，马先生出外做调查，一定要求学生，只要一扎好营帐，就得马上摊开所有的工具，晾在帐外，让任何路过的人都看得清楚。防偷防抢，莫过于此。
常常要做田野调查的父亲，上山下海是家常便饭。父亲能够受穷受苦，依然体魄强健心胸豁达，此中必有关联。他的学生跟我讲，父亲做野外探勘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扎帐棚，采撷野菜野果。他能分辨各种植物的特性跟作用，除了基于现实之需要之外，也跟早年在日本的接触有关。
后来我在仙台的东北帝大，发现了他们有个药用植物园，各种奇花异果纷然杂陈，分门别类编卡编号又作说明。怪不得了，父亲应当在早年的时候常常来此地参观学习，他一生除了专心于地质学的研究之外，自然科学，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能吸引他的注意，看来一株平淡无奇的小草，他不仅能够指认出名字，也能对于科目、类别、作用说上许多。我至今对于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如天文，依然维持着高度的兴趣，不得不说是受了父亲的影响，虽然他也没有刻意教导。
父亲与台大
第一次进入台大，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也许非常小，小到认不得地方。然而父亲与台大，在我眼中，就是他的一生一世。
父亲称台大为“大学”，他说的大学，一定就是台大。东海成立的时候，创办人曾约农先生三天两头到我们家，个子矮矮的，光着白头，一把长长的白须垂到胸前，是曾国藩的曾孙，长得比曾国藩漂亮得多。好像也是住在青田街附近，望之如神仙。当时我还在上初中，后来想想，他原本的专业也是地质，自然与父亲是旧识，当时常常到家里来，应该是为刚开创的东海大学挖角的。
父亲始于台大终于台大。
刘绍唐先生当年创办《传记文学》，以一人之力，在整理史料方面的贡献很了不得，特别是由于国共誓不两立、真相十分不明之际，满足了许多人的求知欲。然而我常常想，胡适早年提倡写自传，他自己写了一本《四十自述》，又写了一本《丁文江先生的传记》，然后再也没有见到他为自己再写什么传记。
今天要是重新检视《传记文学》的目录的话，我相信，学者的自传不会多，政客、军人似乎要多些，有的就是自己写，或主动，或被动，别人代笔也会写出来。
学者的注意力总是在学术方面，前瞻多于回顾，他们看待研究的对象，远重于他们对于自己的关切。钱穆、林语堂，都是在八十岁之后，才写了一点点回忆录，他们不会那么自我膨风，觉得有多大的价值可以写什么传。学者的传记不好写，写出来，容易读的也不多。学者的研究跟他们的生命，根本就是一元的，便是兵荒马乱，生死交关，他们常常也察而未觉。
印象中父亲谈话总是围绕着他的研究与发现，也可以想见，面前的谈话对象大多也是学者，否则人家也听不懂。
我收到过一封父亲的家信，上面只有一句话：“要好好读书 父字”，一共七个字。但是他一生写了一百多篇论文，退休了还是在写，只是难得写家信，他一定觉得家信有什么好写的？不写家信也应该是他与母亲离婚的原因之一。
看他们那一代的人做了那么多的研究，偶尔知道他们还有研究以外的贡献，难免惊讶不已：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抗战期间，生活困苦，朝不保夕，但是看看在那个八年十年里造就了多少后来复国建国的人才！虽然名为流亡大学，其实，从房舍到教材、仪器，与今日不可同日而语，却不得不承认，那个时候学术上的人才与成就，不论在哪一个领域，真不见得比现代差。
父亲带过抗日流亡的东北中学，到后来，又参与了从日本人手中接收台大的工作，做得如何，我一直不关心，也无由得知。但是前几年读到了一本书，名为《罗宗洛校长与台大相关史料集》，在书里，见到了一位我从来就不怎么熟悉的父亲。
从别人的日记，以及相关记载中，读到了去世已经三十年的父亲，生死难辨，悲喜相参。在记载中只要提到了父亲，哪管只有半行，也是一读再读，几疑隔世。哪年哪月哪日的上午还是下午，我的父亲去了淡水，跟某某人喝了几瓶酒，吃了什么菜。某日又跟陈仪说了什么，要求了什么，历历在目，而我的父亲在三十年前已成灰烬。
一般的印象，总会以为台大第一任校长是傅斯年，其实，在傅校长之前，有段非常精彩的历史。
要是所谓“代理校长”也算在其中的话，傅斯年已经是第四任了。第一任是罗宗洛，第二任是陆志鸿、第三任是庄长恭。陆志鸿是被免去校长职务的，庄是闽南人，只做了一年不到的校长。前三任台大校长个个都不想长干，跟现在有的学校校长一职大家抢着要当，甚至还有小动作，很是不同。
第一任罗宗洛校长是最吃力的一任，他要从日本人手中接收台北帝大，并且创设台湾大学。依日本人的记述，当时在台湾所见中国的接收人员，以台大的接收为最有条理，最有效，也最清廉。我觉得很骄傲，因为我父亲就是其中一位“接收大员”，我宁愿觉得，我的清廉，我的痛恨贪污，也许遗传自父亲，虽然贪污的机会也轮不到我。
父亲是跟随罗宗洛校长来台的人员之一，他们是南京中央大学的同事，又在大后方沙坪坝中大同事，他们在留日期间，就已经熟识，因为罗校长在日本读的第二高师，就在仙台，父亲读的东北帝大也在仙台。罗校长比我父亲只大一岁。
早期，只有罗校长，陆志鸿与父亲比较参与接收事务，之后又有在台的杜聪明、大陆来的魏建功跟苏步青等人。读罗校长在那一段时间的日记，发现接收人员其实大部分的精神、时间，都耗费在跟陈仪政府的周旋中，备极辛劳。南京中央政府则大多不闻不问，这是理所当然的，当时的南京政府已经岌岌可危了。罗校长费尽心血，却事倍而功半，亲自到南京争取人事与经费，然而那时大局已不可为，终于留书辞职，再也没有回到台湾。后来在“文革”中他又备受打击，却依然维持了学人的风骨，劲节凛凛，应属中国学人之光，也属台大人之光。
台大的校庆是十一月十五日，台湾许多学校的校庆不是十月十日就是爱挑十月三十一日，如我曾经读过的艺专。三十一日那天是“老总统”的生日，大家就凑趣拍马，不怎么像话。台大是十一月十五日，起因于该日是罗宗洛、陆志鸿、马廷英等，在台大校本部，正式接收日本台北帝大的典礼之日。台大人不可忘记这一段因缘。
父亲同样没有在我的面前提起过他接收台大的这一回事，我只听老教授说过，“令尊对于台大有很大的贡献”。但这样的言语常常也是客套，我没当一回事。后来在罗宗洛的日记中，却发现他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就是罗校长与陈仪不对盘的时候，许多问题总是交给父亲去跟他谈，好像每回都有如其所愿的结果，甚至他在日记中写道：“马到成功，真福将也！”罗宗洛要去见陈仪的话，几无例外的，也一定邀父亲同行。
在台北帝大时代，台湾本地人常常遭受歧视，师生皆然。国民政府终于接收了台大，大部分本地师生都强烈主张驱逐所有的日本师生，甚至不惜降低师生平均水准。然而罗宗洛、马廷英等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学术水准得来不易，一个大学的水准要许多年才能逐步建立起来，不可以因政治因素而降低。他们反而主张把优秀的日本教授留下来，继续借重，这个想法连陈仪都不同意，台籍师生更是鼓噪不已。一阵僵持之后，几位接收大员干脆宣布，谁再闹就处分谁！就在如此艰难的状况下，才真正地维持了当年台大的水准，没有使得台大成为二等大学。
用人方面，坚持不得受到政治干扰，也就是必须专职专任，不可学政两栖，此与今日的情况自然不同。今天有许多教授，政党轮替了，就回去当教授；政党又轮替回来了，又去当官。他们那个时候的教授非常穷，比一比、想一想，十分感慨。
小时候偶尔去大学父亲任教的地质系，心里有点纳闷，怎么地质系的红砖大楼在台大的外面？中间还隔了一条舟山路？当时并不明白，舟山路其实就是台大的，舟山路过去一直到山边，包括科大在内，都是台大的校园地产。早年台大沿着罗斯福路靠墙都是小吃店跟书店文具店，从外面根本望不见有名的傅园。地质系旁边，就是林业实验所，拥有大片的实验农场与各种树林。我当时以为被推到学校之外的地质系，其实，是因为父亲看到了这么好的环境，就选择了这一栋大楼作为地质大楼，一度“教育部”就在这一栋大楼的楼下。当时“部长”是张其昀，地理学者，跟父亲专业上很合得来，父亲说过他很不容易，当了“部长”，还能常常有论文发表。目前这一栋大楼已经不太容易发现了，旁边有生命科学馆，而原来也在旁边的侨光堂，现在变成了鹿鸣堂餐厅，另外还多了一间派出所。大树成林，高耸入云，那个地质系，除非特意要找，否则不容易发现。
在罗宗洛的相关日记中，常常读得出他们这几位接收大员的性格都很刚强，却也风趣。似乎都有些酒量，有很好的体力，能晚睡早起，都是工作狂，个个思考细密，实事求是，都没有丝毫做官的野心。在学术的大海中，他们早就体会出更大更丰富的人生价值。几位接收委员，没有例外地，不论是在台湾留了下来的，还是回到了大陆的，后来个个都回到了阳春教授的岗位上。
父亲自从民国三十四年十月来台之后，就没有再回到大陆，从此成为台大人。台大成立至今已七十年，还有没有他那么彻底的台大人，我不得而知。父亲几乎没有应酬，朋友极少，来往的话，也多半在步行范围之内，再加上一个台大，就是他全部的生活圈了。
所以他在台湾三十四年间的活动，简单到不行，不妨看看：
住在青田街，他长年着一袭长衫，从青田街转出去，顺着被瑠公圳切开左右两边的新生南路，沿着河边垂柳跟尤加利树，一路进入台大校园。走过农学院、文学院，绕过傅钟前的办公大楼，在三株参天巨松的树影下，穿过学校以短墙隔开的舟山路，进入地质系。
不论春夏秋冬，独身的父亲在二楼的研究所工作告一段落，就从舟山路步行穿过罗斯福路，经过“国防医学院”，到了水源地，在岸边顾先生经营的茶棚换衣服，然后一趟一趟地两岸游来游去，直到月出东山，步行回家。
他经常带着一只狼狗，名为Lady，是从德国来的“战俘”，受过训练，稳重而神勇，不论多深的河水，主人扔下去的小石块，它潜入水底，叼出来的就是那一颗，其他种种当然不在话下。它也常常在教室跟着上地质学的课。一位穿着长衫的教授，手执黑色文明棍儿，飘飘然的身边一只形影相随的狼狗，是那个年代大安区瑠公圳到水源地的活景观。
除了台大来回的路途，整个台北市对于父亲都很陌生，其他的地方就跟他不相干了。那个年代出国不易，他却应邀去过很多国家，但是谁要是问起名胜古迹，他一概不知。停留的时间再久，也只记得他暂住处所到图书馆跟博物馆的那一两条街。他要是必须像小学生一样地写一篇游记，保证得大丙。与父亲常来往的朋友，无非是前面五巷的数学系沈璇教授、工学院的陆志鸿教授、文学院的沈刚伯教授，还有三巷的甲骨文学者董作宾教授，后面巷子的师大历史系陈致平教授、英语系沈亦珍教授，和平东路大街边有水利专家金城教授，住在和平东路一百三十八巷其实就在董作宾教授住家旁的地质系的林朝棨教授，对面温州街泰顺街有农学院的王益滔教授、于景让教授、张研田教授，史学家杨家骆教授，还有师大数学系的范传波教授、岳长奎教授。路远一点，如新生北路的田曦将军、“立委”齐世英先生等府上，他也一律安步当车走了去。记得佛学跟碑学造诣都很高的李杏邨教授，也常是家里的座上客。真个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惜我这个没出息的晚辈没资格一旁陪坐，否则今天的我也许会略有不同吧？平生父亲为我引见长辈，只有一次经验。场面上有于斌主教，我见到许多人半跪一下子去吻他的权戒，很是新鲜。父亲就把我带到面前行了个礼，如此而已。时间，地点，我全不记得。
小时候从铁柜里乱翻乱翻翻出一些账本，单位都是银元、白米或是黄金，后来想想，明白那时的政局混沌兵荒马乱，经济已经崩溃，接收过程许多钱来钱往的问题只好以银元、白米、黄金计算。父亲是个大而化之的人，如何处理金钱问题？我很好奇。可惜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实他把钱用得如何。
他的学生说过，有一次，学校该发笔不知道是薪资还是什么的钱给大家，经手人就是父亲。然而那一张“国库支票”居然不见踪影，眼看日子就要到了，管事的遍寻不着，研究室就差没有拆卸掉而已。后来有人说会不会马先生把支票带回家了？两三个人便立即到家里来翻找，一本本书都一页页检查，因为他有过前科，他不止一次把付给他的支票夹在书里，过了好几年都不知道，最后当然成了废纸。这一回，翻了许多他在这一段时间里可能用过的书，也无头绪。忽然有个助教灵机一动，把父亲书桌边的垃圾桶一倒，那张“国库支票”马上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