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在具备了用人用钱的权力的情况下，会不会受人摆弄而上当呢？我从来没有机会亲自请问父亲，倒是有一件小时亲眼见到的场景，也许可以据此有点了解。
应当是在读小学的时候，家里尚未陷入长年的贫困，客人川流不息。但是这一天却很清静，父亲只穿了短裤跟汗衫，跟一位常常来我们家的同乡说话，我们小孩子各自去干各自的。
当时常常招待客人喝咖啡，由在家里帮忙的一位女佣，名唤“三妹”，用一只铝壶烹煮。
就在这么样安安静静的气氛中，忽然之间听到三妹大喊：
“不要打啦！不要打啦！”
那只大狼狗Lady 也跟着“轰轰轰”地乱吠，我们小孩子赶快跑去看热闹，原来客厅里父亲跟那位常来的客人打起来了，客人当然是非常熟的朋友，否则不可能只穿着短裤汗衫就接待他。我只见到这一位东北大爷想往外跑，却又怕给狗咬到，皮鞋也只是套住而已，站在院子里，手里拿着一份也许是他们讨论的什么文件，指点着在玄关的父亲说：
“好啊你动手打人！马教授你动手打人！咱们报上见！明天就让你上《纽司》！”
《纽司》是当时的一份周刊，常常报道些内幕消息，当然不能跟今天的相比，却也十分畅销。
父亲在玄关里一个劲地陪礼，连连作拱，一迭声地对不起对不起，我看到父亲大腿上还有一点血痕，应当是擦伤。
父亲又连连地说：
“不喝咖啡不喝咖啡，没关系没关系，喝茶喝茶请喝茶，对不起对不起！”依然作拱不已。
这位乡长看看父亲好像还真的有诚意吧？总之他说：
“好，我就喝咖啡，要我喝，我就喝！”
这一场打闹就此落幕。从三妹那儿听说，父亲在咖啡端上来的时候，请客人用咖啡，客人只说我不喝咖啡，父亲登时勃然大怒，抓住老乡的衣领，凶巴巴地质问你为什么不喝咖啡你为什么不喝咖啡你为什么不喝咖啡！不觉就照头一拳揍了上去，接着两人一阵乱打，父亲人高马大，真要来，我看那位乡长不是对手，他老人家当年在日本学过剑道的哩！只是人家不喝咖啡就要挨揍，这一家定的规矩也太严格古怪了些。
很可能是在什么事情上，父亲吃了哑巴亏。他无钱无势，却又负些责任，让人坑了，又抓不到把柄，对面而坐，越看越有气，刚好人家不肯喝咖啡，气头上胡乱揪住这个理由，就打了上去。当时，要是那位乡长一开始便喝了咖啡，揍他的理由也许是：
“你干嘛老吐二氧化碳？”然后还是一顿揍。
反正真想给他一顿好揍就是了。父亲急了就动手，我相信。他对母亲动过手，母亲的反应是去验伤提告，在那个年代十分新潮，但一定让父亲更为不满。从他揍我的状况看来，他一定也是着急得走投无路了。
父亲一向豁然大度，名位钱财全不放在心上，这一回，我猜应当是公家账本儿的来往有了问题，而且他最后发现让人坑了。人最生气的就是让最相信的人害到，他穿着那么轻便，当然是无所不谈的老友，于是分外地忍无可忍，我猜。
到了中大在台复校，是不是该请这一位老中大来当未来的校长？有人这么想，当然他自己避之唯恐不及。后来主其事者为戴运轨教授，中大真有福气。
父亲过世之前，病榻上跟我说过两件事，有关当年接收台大的：
日本侨民在遣返之前，有许多事情临时才知道：比如说许多人到了那个时候才发现他们自己该是日本人还是台湾人。凡是要回到日本的，允许携带的行李非常有限，于是到处都有人把家里的东西拿出来摆摊子。很多的图书也出现在街道旁。
父亲一看机不可失，就大肆买书，不限种类，不限哪国文字。他在日本高师的时候，就学过第二外国文德文，英日文当然也难不倒他。书到底买了多少，我算不出，只记得青田街老家无处不是书，成套的大书到单册的小书，有的有插图，有的无插图。我后来对于艺术特别有兴趣，是由于家里有好几套日本的艺术类图书，包括浮世绘、南画、禅画、西洋画、书道全集、陶器、瓷器、版画、自然科学图录、植物图录……我读到的第一本论语是日本出版的彩色插图本，那个时候还不满八岁。
我在读初中的时候，父亲要把他自己的藏书捐给学校，校方请人来清点。当时父亲正在欧洲做访问学者，“监点”就成了我的事，我也只能管到他的研究室开门关门而已。
点出来的总数有十万册以上。
在父亲的病床前，我谈起小时怎么读那些书的事情，他也很讶异于我居然自己把架上的书拿下来读。其实我读也读不懂，我的不在意读得懂读不懂，是书便爱读，可能就是在小时候养成的习惯。
他说，台湾在二次大战末期，遭到美军很厉害的轰炸，台大也未能幸免，校园里弹痕累累。很多的课，得在露天的场地上。中国内战方酣，民穷财尽，大学要点钱办事很难。但是看到了那么多的好书，就忍不住要买，政府不给钱，自己掏钱也要买，很多日本人知道是台湾大学要这些书，也愿意捐，但是他们也非常缺钱，多少也要给一点。那个时候为台大买了大量的书，可以讲大部分的预算都先拿来买书，政府里有人有意见，觉得应该先盖房舍才对，但是他主张先把书买下来再说。政府没有预算，他就自己掏钱。其实，他们当时也相当的穷苦。他宁可让大家先在外面露天上课，图书馆的书一定要准备好才行。
第二件是关于台大医院的事。
父亲病重，非得住院不可，但是当时他早已退休多年，谁也不认得他，他更不认得谁，我们只巴望能让这位退休的穷教授有个床位，便心满意足了。经过老友前台大医院院长魏火曜的公子、也是名外科医生魏达成教授的安排，终于有了个三等床位。父亲说，几等没有关系，一样看病嘛！
他却想起了好几十年前关于台大医院的故事。
他说，大学医院原来是亚洲最好的研究医院，人才好、设备好。他们接收台大，是包括大学医院在内的。
没想到正式去接收台大医院的时候，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让人给搬光了，我问是谁搬的？他说：“应该是那些兵小子！”是啊，兵小子搬光了医院，怎么办？父亲说道，整个台大医院，只有一个灯泡能亮，其他的可想而知。怎么办？
父亲立刻去找陈仪，依他的说法，是打算去跟陈仪吵架的。陈仪了解了之后，马上处理，没有多久，把所有的设备都给追了回来，还另外补助了一些。
“陈仪不是不讲理的，也从来没有拿过不该拿的钱。”
这是我听到父亲对于陈仪的评论。
陈仪做过福建省主席，当时福建的民政厅长是严家淦，福建原来入不敷出，就有人推荐父亲为他想办法。
父亲受托，就在福建沿海步行走了一趟，同时画了详细的地图，圈出若干可以采盐晒盐的地方，福建省政府便以此图为准，开发了许多盐田，从此财政问题解决了，这应该是他与陈仪彼此共事的开始，并且他们也都是留日的高材生。多年后，父亲有一大本数百页、连带许多图表图画与照片的论文要出版，当时台湾没有够好的英文论文可用的字模，便只得求助当时的“财政部长”严家淦。严部长就只为了他，特别在财政困难时，进口了一套字模给他先作论文排版之用。君子之交，可为佳话。
关于地图，其实很有国防价值，父亲一直带到了台湾，交给相关单位。据说要讲功劳也不小。齐世英先生曾经问过父亲，要不要让他去给父亲从“老总统”那儿得个什么奖励？也许是个勋章之类。父亲婉谢了他的这一番心意。
父亲担任过台大地质系第一任的系主任，我只知道，有一次他从田野调查回来，发现他主任室的东西已经被人家搬出来放在外面走廊上，他的系主任就是这么样没有再干了。又过了没几年，他成了第一届退休的公教人员，当时可以说只有退休没有退休制度，父亲再婚才两三年，又有了孩子，猝然之间陷入极度贫困，而我的能力也有限。晚年的父亲常常怕台大会把他从宿舍赶走，一点风吹草动，就要人打电话给我，要我去弄明白，好让他放心。
父亲是在台大医院去世的，叨蒋经国先生之光，后来住到了头等病房。他与许多政府高官都是旧识，他们也都来探望，但那个时候我看父亲已经难好了。他当大官的老朋友的确不少，父亲没事不会找他们，有困难就更不打扰了。他死于胃癌，但我总觉得他是穷死的，一个穷死的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