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又见曾经日夕亲近的老树。幼年当小和尚时，常常盘桓其下。
小肉票
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六日，美国在广岛上空扔下第一颗原子弹，八月九日，在长崎投下了第二颗，八月十四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的八年抗战取得胜利，举国狂欢。
情绪稍定，就准备打包回家乡的人不计其数，重庆的中央政府也忙着复员。我在李府，从大约半岁的娃娃到现在，已经是过了四五个春秋的小男孩了。一切正常的话，我理应顶着马姓，当李家的人，一直成长下去。李伯母来台的时候带着她的孩子李本明与李本京，要是我在复员时跟着他们李家到底，看来这是毫无问题的原定计划。我后来应当在北京，李捷先生担任河北省建设厅长，我当然也会跟着过几天好日子。李伯母来台时，应当也可能把我带在身边。但是如果我跟她的另一位大女儿李本昭一样暂留大陆，以为不久就可以团圆，也许就此成了红色中国的小国民了。
无常的命运却把这个小孩推到另一个方向。
整个大后方的公民营机构都赶着复员，中研院在次年也照着计划打包复员，要回到南京去。那个时候，重庆码头上的江面，满满的都是各种新旧大小的船只，岸上人山人海，家家都带着臃肿的行李，无头无绪地找船。没票的想要买到票，有票的却也想要能够上得了船。江面上，上下浮沉栉比鳞次的船只，挤得快连水都看不见了。
李捷先生在中研院工作，他们府上自然也要跟着返回南京，但是一大家子都要上船也不容易，只好分批走。便是分批也不容易，谁也不知道下一班船什么时候才到。这个时候，中研院在重庆找到了一个院子，作为临时招待所，员工就暂时住在里面，那就不必在大马路上吃饭过夜了。只等船一到，马上就可以离开。
这一等也不知道等了多少天，所有的烦恼自有大人承担，我这个小男孩依然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地玩耍。
若干日子过去了，这个时候，有一位女士也到了这院子里转来转去地逡巡，终于找到了她要找的一家人，就是李家。当时的计划是，在这几天先由李伯母到南京安顿张罗妥当，然后家里的其他人再陆续回去。同在这个临时招待所的院子里等船的，除了李伯母，她的二女儿李本明、小儿子李本京，另外是李府的一位保姆。李本明那个时候刚刚从重庆第二中学高中毕业，正准备到复员在南京的中大医学院入学。李伯母的小儿子李本京，应该还不满十岁，还是很皮。保姆跟着李家整整八年，在李本京渐渐长大之后，她的主要责任就是照应我，也趁此行之便要回到家乡安徽去。
到院子里来的这位女士就是我的母亲，她已经跟父亲离婚好几年了，几年间也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大家依然是旧识，她便主动向前跟李伯母打招呼，当时李本明也在李伯母身边。大家免不了客客气气地叙叙旧，寒暄中，我的母亲也问了问行程跟船只之类的问题。
她当然注意到了李伯母身边的小男孩：
“你就是马国光吗？”
马国光不认得她，躲到了李伯母身后。
“我就是你的妈妈啊！”
她笑眯眯地说，上海口音，而我当时习惯的是北平口音。她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就是马国光吗？”可见母子分离很久，她连是不是自己的孩子也已经不太确定了吧？
民国三十四年于合川。自左至右为：李本京、李本明、李本昭和我。
民国三十五年二月在合川李府，数月后被抢走。
小马国光心里一阵凉，因为，他模模糊糊记得有人跟他说过，当心你妈妈来把你带走！也许《"文"》是在他太《"人"》胡闹的时候《"书"》吓他的言《"屋"》语吧？要不也许真有些风吹草动的传闻。我记得清楚的是，“妈妈”这个字眼，在幼年的时候，只要听到，就害怕得要命。对于我，“妈妈”跟“恐怖”完全同义。这样的感受在记忆中的时间相当长，感觉恐怖的经验，应该不仅只有一次。我联想到的是一位会把我给带走，然后，再也无法见到许多我深深依赖着又爱着我的人。
这位穿着打扮十分漂亮的女士，只停留了一会儿，很快就离开了。李伯母看她的模样，虽然好一阵子音讯全无，觉得这几年她应该过得还好。
终于等到了开回南京的船，船上还有许多其他人，满舱都是杂七杂八的人跟行李。我们这几个，是李伯母、李本明、李本京和保姆。除了五个人以外，也有许多行李，而船舱一片混乱，从重庆到南京，在那么混乱的江面上还要过三峡，还要经过洞庭、鄱阳两湖，是一趟十分艰难的旅程。
然而胜利了，再苦，心情总是好的。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一路顺水而下，江上无数的船只，上行下行，大多都是要回家乡的，在整整八年艰苦的抗日战争之后。
不知经过了几日，终于抵达靠近南京的下关，船在岸边停靠，许多人在此下船。但是保姆还要继续往安徽老家走。她不认得字，也不太会说话，李伯母就要陪她去买接续路程的车票，一定要上岸一下子。当时本明姐虽然只是个高中刚毕业的女学生，此际也可以担当一点事情。李伯母特别吩咐女儿李本明，要记住三件事：一手牵着国光，一手牵着小名学涛的李本京，而两眼得好好地看着行李。她说她马上就回来，只是帮着保姆买张车票，顶多十来分钟。
李伯母刚离开，我母亲却上了靠在岸边的船，她显然不是同船的乘客。江轮行驶的时间长短，由于江面太乱，非常没有把握，上下差个好几天很平常。本明姐跟我讲这一段往事时，已经八十多岁，她依然想不透，他们的行程，我母亲怎么能够那么精准地掌握在手？她怎么会料到李伯母会离开我们三个孩子片刻去买车票呢？进而趁隙接近我们？
她是认得我母亲的，当时称我母亲为“娘娘”。“娘娘”笑眯眯的，却也单刀直入地说，要把国光带走，要她放人。母亲身旁有两位男士，她从来没有见过，表情冷冷的。
当时的景况，我记得非常清楚，历历在目，事隔六十多年之后。
本明姐紧紧抱着我，说什么也不放。我记得“娘娘”身后的两个男人，依然一声不响。
现在回忆起来，很像电影里的场面。我记得当时下着小雨，天色暗暗的。男士当中至少有一人是打着领带的，我记得。我记得李姐姐边哭边说话，我听不懂她说的是什么。六十多年之后，在美国费城的一处四围都是参天巨木的树林里，就是李姐姐跟姐夫闵锡钧先生的一幢两层楼的花园住宅中，我终于知道了她跟“娘娘”说了什么。
李本明姐姐一再地祈求我母亲，不要把我在这样的情况下带走，一定要等她妈妈回来，妈妈上岸帮着保姆买张车票，几分钟之内就会回来，娘娘就这么带走国光，她真的没办法交代，请娘娘体谅，这样真的不好，真的不好！李姐姐声泪俱下地祈求。
我母亲却摇摇头不肯答应，又有她身旁的两位男士，显得格外的阴森可怖。那个场景，我记得。
本明姐姐后来也有了让步，她亲自向我母亲保证，她一定说服妈妈让娘娘把国光带走，保证！但是无论如何，不可以在她母亲不在场的情况之下不见了这个孩子。
随便李本明怎么恳求，我的母亲只是相应不理。
以下的情节我一生也没有忘记：
一个男人走到了李本明身后，捂住了她的嘴，另一个人则早把一辆黑色小汽车开了过来，我的母亲亲手从本明的怀里用力地拉扯着我，我则大哭不已，本明姐终于不敌，我的母亲成功地抢走了她的儿子我。
满船没有任何一个人过来打听或是帮忙，谁也管不了这一件说不清的事。那个时候的中国，几乎是无政府状态，谁敢过问哪？
对，我们在六十多年后查核这一段的经历，雾蒙蒙的天气、三个陌生的人物、抢夺我这个小孩的动作，我们两下相对，天衣无缝。本明姐在说到此处时，强抑泪水，全身发抖，几乎无法言语。六十多年之后了，她终于面对着当年的那个小男孩，现在也是个小老头儿了，她拉着我的手，哽咽着说：
“国光啊，我对不起你，没能抱住你，留下你，让你受了那么大的惊吓。”受到了更大惊吓的是她自己。
她眼看着娘娘跟两位男士把我带进了黑色汽车，我记得我是在后座，也许是妈妈抱着我，我记得我的脸是朝着后窗的，一个半圆形有点像一个腰果一样的后窗，很小，看出去朦朦胧胧，因为下着雨。那个时候李姐姐也顾不得她的亲弟弟学涛跟行李了，急急地追上去，强自挤进车里。该说的都已说尽，只有继续哀求。
没有人理会她，车子一路进入南京城，东拐西拐，在一个巷口停了下来，我的母亲抱着我下了车，李姐姐还来不及反应，母亲转个弯就不见了。车上的男人把车又开了一段路，会开到什么地方去呢？李本明吓得要命。他们明明白白地跟她说，是要在半路下车呢？还是要他们把她送回去？本明姐在这么混乱的当口，身上一文莫名，又不认得路，一个尚未上大学的女孩子，要她怎么办？
她选择了回到码头。
下一次见到李本明，是在台湾刚读小学的时候，他们一家三口才从基隆下船，暂住在我们青田街的老家一阵子，后来李伯母带着本明跟本京，住到了温州街底。我永远不会忘记李伯母刚刚进我们家大门，在玄关前，我跟在父亲身旁等她，她见到父亲，还没有来得及打招呼，第一句话就说：“我要是见着孙彩蘋，一定要好好地问问她，怎么可以这样？”李伯母脾气非常好，这是我见她说过最重的一句话，此后，再也没有听到她谈起我母亲。
李伯母在世的时候，我每两三天就会去温州街她那儿玩一玩，我说什么她都非常有耐性地听，还要搭一两句腔儿。记得有一回，一本画报上有个美人的照片，脸上还有几滴汗水，跟真的一样，我拿到李伯母跟前跟她说：“李伯母，你看书都滴上水了！”她笑眯眯地回应道，那还不快擦了去？长大之后自然明白那是她凑我这个娃娃的趣儿。她就是这样，在我心目中，从来也不生气，总是和颜悦色的，超有耐性。李伯母去世之后，本明本京与我见面的机会就少了。没有多久，本明姐就赴美留学，然后是本京兄考上了第一届的政大外交系，我们只有一点零零星星的来往，而如今与本明姐再见面，她已经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了。
当时她也无从对她的妈妈交代，怎么好好的一个男孩子，当众就让人抢了去？
大家只是纳闷，行船多如过江之鲫，李伯母带着我们搭哪一条船，是中研院特别安排的，出发的日子虽然已定，但是谁也拿不准。我母亲就是起先打听清楚了，又能如何地掌握？从重庆到南京下关，数千里弯弯曲曲的长江水路，变数非常多，她怎能预料一定会见到我们？假如没有李伯母要亲自下船帮保姆买车票，母亲就不仅是面对着孤女跟孩子了，那她还会依然照计划进行绑架吗？战后的当时根本就没有治安可言，要是李家也请了保镖呢？会不会在冲突中有伤亡？会不会因此搞得船舱大乱，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母亲为何不肯找时间跟父亲好好谈谈？还是估计她自己完全没有胜算，因而出此下策？那两个男生跟母亲是什么关系？是雇来的人还是友情相助？会不会又衍生出其他的问题？难道他们不怕抢夺孩子绑架肉票的风险吗？绑架者之一就是孩子的母亲，是不是母亲跟他们因为这个理由而有恃无恐呢？？这些问题一一追究，可以写出一部精彩的电影剧本。
我第一眼看到了八十岁的母亲，是一个比我矮一个头还不止的老太太，曾经在机场像一根树桩子一样立定了好几个小时，动也不动地等着看她离散了数十年的儿子。她是那么老迈，在我眼中，仿佛我的母亲一到这个世界上就是那么老的，而她又是那样的慈祥，说什么都轻声轻气斯斯文文。她全心全力，简直可以说是不自量力地照顾我，我原先印象中的妈妈，应该是另一位妇人吧？
花和尚
母亲抢我到手，照理说，我从此就该在母爱的光环之下，受到无微不至的呵护了，但事实并非如此。
往事的镜头移转，一下子跳接过来，我在一座尼姑庵里了，在上海附近的南汇。
在此之前，依稀只记得母亲带我到了这一座庙里，里面有好多比丘尼，穿着袈裟，个个都冷冷的，母亲跟她们其中一两位说了说话，然后母亲起身要走，我想我又要让人扔下了，我急得很想跟，却被后来方知的“大师父”拉住，一丝儿也动不得，着急恐惧、六神无主。
但又很快地就适应了这一处唤作“清凉寺”里的生活。
一直以为这一座小寺庙应该是什么“庵”，以为比丘修行之地都是庵。一九九○年我跟晓清邀了母亲与同母异父的弟弟章立凡一起到上海，我们俩特地到现在改名为南汇的这一座尼姑庵访旧，方才发现，这一座庙，也是一个“寺”，唤作清凉寺，一开始就是一座“寺”，没有想到几十年后依然存在。
当初是一排竹篱笆围起来的寺庙，对于小孩子来说，已经够大了，却一定不是天下名僧挂单的地方，只在一处村落的边上，四围没有什么人家，要去村子还是大街，也没有多少路，步行都可以到达。那条街我们再去的时候，依然老样，如果用来拍满清时代民间背景的电影，用不着再搭新景。黑洞洞的连栋屋宇、斑斑漫漶的老招牌，都还在。
竹篱间有一处瓦檐的大门，日本人所谓之的“鸟居”，虽小也显得庄严。后来去南汇看到的此处已变成了灰色的砖墙了。原先篱边总是开着一年四季次第流转的各色野花，高低错落，迎着阳光飘舞，闪闪亮亮。院子很大，门前一条小溪，庙前就是溪头，总是泊着一只小木船，笼在岸边弯着腰的浓浓柳荫里，只一根绳索随便地在柳枝上缆住。静静的水面厚厚的浮萍，盛夏时也开出点点白花。我常常在师父们不注意的时候，偷偷躺在小船里，人小，没有人见得着，我拉着柳枝儿，小船一晃一晃，我幻想着顺流而下，通到许多别的村落，最后会到一望无际的大海。那个时候已经知道有大海，想来是在母亲身边时到过黄浦江边吧？
院子门口正对的便是大雄宝殿，离院门约有大人的十来步。其实院门大多是开着的，附近的小孩子常常进来玩耍。殿前有五六级台阶，我们小孩子常常玩从师父那儿听来的故事，把台阶最上层当做佛祖如来的所在，三五个小娃娃跳上跳下演出，同时是演员也是观众。我们都穿着厚厚的衣服，臃臃肿肿不怎么灵活，那时应该是晚秋了。
大雄宝殿前的平台上，左右各有一个大水缸，里面养着数本荷花，盛开时花叶莲蓬伸出水面，迎风摇摆，佛殿里阵阵清香。冬天大缸里的水会结冰，冰里有好多气泡，我望着那冰跟冰下的水，只觉得这个世界好神秘。大雄宝殿正面是一排红漆窗格的落地窗，从里面可以坐着看月亮。直到我那一年回去，那儿的落地大窗依然是当年的模样，据出家人说，连玻璃都没换。没错，那种不怎么平、透着望去影子如在水中晃动着的手工玻璃，在今天的台湾，怕是一片也找不到了。我如今的身高跟这一片落地窗也没有差多少，然而在印象里，大窗子简直可以通到天顶。还记得一个人搬了小板凳坐在窗前看月亮时，师父一定会提醒不可以用手指月，至今我指月依然是勾着手指以关节相向，然而不免联想到那一部禅宗名著却唤作《指月录》。
殿上一尊金身大佛，台座高及成人的颈项，这一尊坐佛高到屋顶，顶上便是华贵的藻井，我在往后的几十年里，无数次地忆起这一尊金身大佛。
正殿两边左右厢房，里面各有两间小屋，右边的是藏经所在，但也可以用来晾萝卜干，或是辣椒，里面也许就是住持的方丈了。左边两间，从正殿的侧门进入，整间房里架了一座织布机，手脚并用的那一种，跟孟子母亲用的应该也差不多。当时没有电灯，点着一个里面灌了煤油的火灯，黑烟颤颤抖抖地直往上蹿。这间屋子有窗，春夏白天长，总有师父在“啪嗒咔嗒”之后梭子“嘶嘶嘶”的来来往往地织布，有时我也站在一旁看师父织布。从早到晚，也织不了几寸，都是灰灰的颜色，应该就是她们身上袈裟的来源了。我的小袈裟莫非就是她们织出来的布做的？可怜当时年纪小，不懂得感激。我拥有的还不只一套呢。
左厢房的里间有一张竹床，就是我睡觉的地方，小小一间。连着床，有一顶像门帘的那一种帐子。夏天蚊虫还是很多，师父就用煤油灯来熏，有时一张草纸往帐角一塞，可以染上许多蚊虫的血点。现在想想，那就是杀生，但她们并不讲究。她们只吃素，素菜的味道如何，我也不记得，忘不了在那一段时间我总是大鱼大肉地吃，因为我有吃荤的特权。
读汪曾祺的短篇方知，在中国，一般而言，比丘尼是不放焰口的，那是和尚的事，女性出家人不方便抛头露面吧？我不知道清凉寺里的师父们是否放焰口，但是我常常跟大师父出门，她总是拉着我的手，走在乡间的路上，一路好多人跟她合十，我也觉得神气。大师父明显地比一般的师父要胖一点儿，皮肤也黑一些，个子高一些，声音洪亮。记得她的眉毛也比较浓，总是笑口常开。我也的确记得在一场丧礼上，有许多纸糊的、色彩鲜丽明亮的房屋、家具、人物等，在屋外“轰轰轰”地燃烧着，大师父领着师父们，围着熊熊烈火一圈圈地念经打转。
大师父在许多红白喜庆上都是上宾，她带着我的时候特别都让别的小师父给我换上便服，一套小工装裤，里面是件白衬衫，一双黑布鞋，这样的打扮，直到上台北国语实小的时候依然如此。
到该上席的时候，大师父就会把我抱到有鱼有肉的荤席上，两边的客人马上让出个位子，记得大师父回回都不忘跟这一桌的客人说，小孩子还在成长，一定要吃吃荤，补一补，请大家照顾。于是我的碗里就总是鱼啊肉啊非常丰富，高高地堆着，把我的视线都挡住了，想要吃到大鱼大肉下面的白饭，也不容易。大师父做客的机会很多，于是我自然让僧俗们养得白胖白胖。
然而吃饱了归来却有点费事，大师父要我从后门走，为什么呢？据她跟我讲，我嘴里的荤腥味道，前殿的菩萨是闻得到的，一定要从后门走。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我一个人从后面篱笆侧门进去。后院就是斋房，外面有一口井，我就要在井边汲水，用力地漱口刷牙，然后从后门绕着菩萨高高的后背台座，轻手轻脚地，转入织布机的那个房间，再进入我的小房间，生怕菩萨闻到我嘴巴里的气味。大师父说菩萨的鼻子灵得很，我就连气都不敢出。
我吃了一顿好饭，应当睡得香甜。也许依然是习惯性的，师父夜里织布的声音——啪嗒咔嗒啪嗒咔嗒啪嗒咔嗒，接着是梭子一下子来一下子去地“嘶…嘶…”的几声，幽暗的煤油灯，把小师父的影子大大地映照在开着的房门上，我躺着也见得着，影子跟着煤油火灯颤颤抖抖。
我也参加晚课。那个时候不会太晚，要不我不可能参加。
我被师父们剃了个小光头，穿着她们为我缝制的小袈裟、小僧鞋，另外有一个专为我用的小木鱼跟敲木鱼的小木锤子，敲出来的声音只是“叮叮叮”而非她们的大木鱼“嗑嗑嗑”，这一点当时的我很不满意，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如果一定要“嗑嗑嗑”的声音，我却拿不动那么大的木鱼。晚课时间一到，我也有一席之地，地上一方小型的软坐垫子，我“叮叮叮”地敲着念着，天天听，天天念，听的念的是什么全不明白。
师父常常把菩萨的事迹说得活龙活现，然而我心中总有一个疑惑，菩萨那么厉害，怎么只会老老实实地坐在那儿，从来也不下来喝点儿吃点儿给祂的供养？
我问大师父，大师父很慈祥地跟我讲，菩萨的确是会下来的，只有在清早做早课的时候，菩萨就吃早上那么一顿就饱了，等着明天早上再吃。那个时候太早，你还在梦中哪，她说。
没错，庙里早课非常早，通常天都还没有亮，那个时候我睡得正香，难怪看不到菩萨下来吃早点了。但是，要是能见到菩萨吃饭，就实在有趣了，决定哪一天起早一点试试。可惜小孩子总是起不来，就这么过了好多天，也许大师父都忘了我曾经提过的问题吧？
终于有一个清早，做早课的唱经声音传到了我耳边，我悠然醒转，猛古丁地想起这会儿大师父正领着师父们做早课，也正是菩萨吃早点的时候吧？顾不得穿衣，就溜到了门边，从门缝里往外瞧，师父们还是个个都跪坐在她们的位子上唱经，菩萨就像我一天到晚见到的一样，端端正正地在莲花座上坐着，法相依然，一点动静都没有。
实在太早，我又回到床上去睡了。
到了白天，想起此事，自然急急地去问大师父，为什么我早早从门缝里没看见菩萨下来吃早点？
小和尚清晨就是从这个门后偷窥，想要知道菩萨有没有下来吃供品。
“哟，怪弗得啰，原来斯侬起来刻到了伊拉，伊拉斯弗肯娘小囡囡刻到伊拉切凡格。”
（哟，怪不得了，原来是你起来看到了祂。祂是不肯让小娃娃看到祂吃饭的。）
大师父回答得很好，我嘛附近几个村子的鱼肉照吃，晚课还是跟着照唱照拜，小木鱼“叮叮叮”照敲。
师父们唱经，经本是经折装的本子，那个年代任何一本书都是贵重的东西，何况是佛经？师父们的手从来都不敢碰佛经，手中有一根长长扁扁的竹签，暗沉沉泛着岁月的幽光，插在书中，读着读着，就把竹签从左滑到右又归到左，那么轻轻哗的一迭声翻了一页，全部十几位师父在清和悠扬的唱经声中一起翻书，因为两页的经文从右上角念到左下角，只是和和平平的一口气，翻书之际也是换气之际，大家“吸”的一下子，一起抬头又一起低头读下一页，整齐划一，煞是好听又好看。
照理说大家都该守秩序，好好把晚课做完，却只有我一人在大金佛像前拿着木鱼敲敲打打地走来走去，口里照背着那些我一个字也不认得的佛经。走到哪一位师父身前，只顾把背朝着她，她也一点都不荒疏于任何一句经文的念唱，一边为我搔背。没有固定的师父为我抓背，十几二十位，我选上谁就是谁，也不知道背是真痒还是假痒？一定常常觉得念经实在无聊。走来走去，像是在许多固定句点中的一个移动的逗点。
在清凉寺期间，我上过学，现在走走，不过是几分钟的路，已经是一所有操场、有楼房、有教室的南汇小学了，当年却不是这样。
上学，有的时候我穿的依然是小袈裟，天凉了就穿上厚的、上海人唤作“绒线衫”的毛衣，有的时候是一袭小棉袍。那个时候没有笔记本，每位小朋友都要自备一块石板，黑色的，四面木条固定成框，连带一根线，绑在板子边的小钩子上，线的一头是个毛线捆扎而成的小绒球，这就是写完擦了去，又可以再写的擦子。小娃娃袋子里放着一两根石笔，灰白色，不如粉笔那么白，也细得多，但是比较硬。有的时候，一不小心石板掉到地上裂开，也只好将就着用。教室里没有课桌，只有小板凳。我在那一段时间学了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只记得有一次老师说她要走开一下，去一个我们看不到她、她看得到我们的地方。于是十个八个小孩子都乖得要命，一动不动，生怕自己调皮不乖，被老师从什么秘密的地方发现。还有一次，老师说我们要把字写得漂亮才行，我私下以为字写得漂亮就是一笔下去金光闪闪，像戏台上花旦的头饰一般，做梦还梦到我一笔下去就写出这样的字。醒来又觉得，要写出老师要求的那么漂亮的字，是不可能的了。
在清凉寺附近有一株好大的李子树，小小的叶子，密不透光，树荫匝地，十分清凉，小孩子常常在树下玩耍，偶尔也有小朋友吃青青黄黄的小小李子，我从来就没有觉得好吃过，我一辈子都不爱吃李子，或源于此。但是这一株大李树常在梦中出现，刚发的小叶子淡到几乎透明的淡绿，粗粗老老凹凹凸凸的大树干，枝叶随着一阵风沙沙发响，扑簌簌落下几个李子，打到了一个小家伙的头上，大家便前仰后合笑个不停。树下有一大片南瓜田，南瓜长得比小孩子还要大，玩捉迷藏，我蹲在叶下瓜后，没人找得着。
几十年后回到原地，怯生生地问起此事，不太有把握，因为印象很模糊，也许是小孩子常做的一个梦而已。不料一问却真有其树，差只差在是棵杏子树，台湾不产杏子，然而杏子跟李子，非常相像，难怪我总以为是李子树。
“树还在，要看看吗？”我的亲人，一位姓闵的，这样问我。
当然也只是几分钟的步程，原来这一棵树年龄太大，已经成了国家专案保护的大树，树干粗得足足两三人合抱，四周用铁栅栏牢牢围住，还有一方不锈钢的“身份证”，字号明列，附带说明，大意是此树已有两百多年，十分珍贵，等等。原先南瓜田之所在，现在成了一所政府机构了。
我与此树，居然重聚，也是奇遇，只是兴奋，没有《世说新语》中什么“树犹如此”的感慨。现在又是二十年过去了，但愿还在。
再见到的清凉寺已经十分破旧，我与我内人重回此地，母亲与弟弟虽然也到了上海与我们同聚，她却不肯回到她离开已经有五六十年的家乡，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母亲，身体固然不错，却很怕回老家“收脚印”，也就是自以为得享高寿，可能是阎罗王把她给忘了的缘故，要是回到了家乡，就很容易让阎王派遣的小鬼发现，那可就不好了。可见原来鬼也是有籍贯户口的，并且也要遵守法律，不得随意搬迁，否则没得供养，那么北京鬼一定不认得母亲。她让无神论的党统治了六十多年，居然变不成一个无神论者。
与妻子晓清在幼时常去玩的大树下
我们是自己叫了计程车，一路去看母亲的家乡跟我当年当小和尚的地方。
家乡里的亲人都非常好客，早早地在路边等我们，下车的第一件事便是去看看那一座至今犹存的清凉寺。
寺庙周围，原先是直到天边的碧绿田野，现在全不见了，前前后后全是房子。前面那条可以行舟的小溪一点痕迹也无，更用不着提起溪边系舟的大柳树跟水上厚厚的浮萍了。记得师父们偶尔划船出门，也不知道是要上哪儿去，几位师父同心协力，两对桨整齐划一的动作，配合上师父们开心的叫喊，在微冷的晴空下，清丽的声音飘散四野，我立在岸边，想象着这一叶小舟不知道可以划到多么遥远的地方？羡慕得要命。
我忘不了那一尊大佛，那尊只有我睡着了的时候才会下来舒放筋骨进点饮食的金身大菩萨，一进院子，就直入大雄宝殿，猛抬头吃了一惊，居然来了个反高潮，难道当年是我太小，把菩萨看得太大了吗？怎么好大的一个圆圆的台座，只有中间放着小小的一尊佛身？而且彩色斑斓，跟记忆里的那个一色金身全不一样了？师父不等我问，便说原有好大一尊佛像，“文革”的时候，已经被红卫兵砸碎了，“文革”过去，庙里又无钱重修，只好用上这一尊将就将就。
“一样拜嘛！”出家人这么说，她们倒真是好脾气。
原来我们玩“天界故事”的那几层台阶居然那么浅。门前的一对养着荷花的大水缸不见了，红漆的落地窗依然老样，我看到了小小的自己搬了一个小木凳，坐在窗下角落边，傻傻地望着月亮，一边又提醒自己千万不要用手指月啊！免得手指头会被锋利的月亮割一刀，流出血又肿起来。右厢房的那一座占满了整个房间的织布机没有了，两边都是橱柜，门关得紧紧的。走进里间，我吓了一大跳，怎么依然是一张靠墙的床？依然还有一顶灰白的帐子？这里就是当年我睡觉的地方，只是感觉得出地板在这几十年里磨得更薄了，似乎脚下稍微重一点，就可能踏穿。
潮气很重，毕竟是一处低洼湿地吧？后院的那口井没了，那是我吃了鱼肉回来打水刷牙漱口的所在。斋房里东西堆得好多，乱七八糟，踏进去都难，只得在门外看一眼。至今我只要见到了就想吃的糯米莲藕，最早的时候就是师父们在这间厨房做的。大殿前方右边有一座房顶半倾的黑色瓦屋，仿佛一脚就能踹倒，原先是一座我眼中好大的仓库，里面藏了许多神奇的东西，大大小小的箱子、盒子、布包袱，里面是什么，我至今也想不透。但是也有一些偶尔会拿出来用的工具，像是简单的可以把干稻草卷成草绳的木头旋子，有大竹筛子、篮子，还有用不着的跟缺了脚的桌子板凳、香烛金纸、帐幔旗幡、棉被褥子，等等。
我上学的学校还在吗？我说。在在在，我的亲人说。从前觉得上学要走好远的路，特别是在冬天，穿着厚厚的棉衣，行动格外的不方便。现在一会儿就到了，正是下课时分，吵吵闹闹的里面有好几百个小朋友，是啊，记忆中的瓦房一间也没了。
我们走在街上，还是当年的老街，一间间狭窄晦暗的店面或是人家，上面依然是明清之际就悬在那儿的店号木匾，隐约还有几星残金，竟衬得屋宇分外的苍老。地面都是青石，磨了几百年的一方方石块，光光滑滑没有半个棱角。我应该是走在拍摄古代影片的布景里。
奇怪的童年，像一场短短的荒谬戏，比这一条街还要短。
常常到庙里跟我一起玩的小孩子里，有一个小女孩，名字叫“鄂鄂”，很难以国语发音，勉强地发，就是“敖敖”，其实是以小舌抵住喉头上面发出的音，南方人都发得出，闽南音也有，比如说，形容一个人很行，就说“呷敖耶！”的那个“敖”字。
这个敖敖留着一个妹妹头，个子跟我差不多，白胖白胖，是附近难得有的跟我差不多小的小孩子。她很乖，总是安安静静的，我们总是在一起玩，东转西转的，记得她有时把功课带到庙里写。
一九八八年，在母子通信的十几年之后，我才能够去北京重会我的母亲。母亲请了一位客人来看我，起初我也认不得，但是母亲说她就是敖敖，我的小表姐，我一下子就见到了那个留着妹妹头的女孩子，四五十个年头过去了，这一位小老太太，居然还是留着小时的妹妹头！我又从她的那一对大眼睛里看到了遥远的从前。
我想我当年在庙里生活的时间应该蛮长的，大约一年，也许更久。因为原先在合川李府说得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后来在庙里是一句也说不出来，满口只是阿拉伊拉侬，用语彻底地改变了，我已经变成了上海人。我早已忘记了母亲、父亲、四川等，在小小的心田里，大概以为自己本来就是个小和尚吧？
紧贴着滚滚稻浪迎风翻飞的燕群，房檐倒粘着的燕巢，探头探脑地总是张着小嘴等着母鸟的小小乳燕，院子里右侧种了一片青色的甜蔗，秋日里干爽的空气跟亮丽的阳光，都在我的梦中一再出现，没头没尾的。在什么神祇诞辰的时候，庙里挤满了人，晚上在寺院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插满了香头，星夜里大地望之若天河，一清早，霜露未解，我就去拔昨夜留下的香棍，一大把一大把，师父会为我用这些材料编出各种小房子、小桌子、小椅子，等等。
没有父母的呵护，却有一个至今想来无限感恩、无限怜惜的快乐童年，先是在合川李家，他们视我如珍宝，然后我是一个快乐的小和尚，在好多比丘尼的照应之下。我想当时如果把我放在和尚庙里，大概不会得到那么多的呵护。是女人，就有母性，无论出不出家。
阿弥陀佛！
南汇清凉寺的两位师父，是我童年时就在此出家修行的僧人，九○年代游上海专诚往访，得以重聚，也是奇缘。
这个时候，姐姐在哪里？她跟我至今依然不得要领。然而那一年我内人跟我到了清凉寺，有两位当年的师父还在，也都有八十多岁了。一位是当年的二师父，我记得她长得好高，冰冷的一张长脸，我有点怕她，但是此时在我面前的，却是一位身高不及我的胳肢窝的小老太太，她说，她还带我到过她在俗的家里去，她的父母亲都很喜欢我。这个时候才知道，让我有鱼有肉可吃的大师父，在“文革”的时候被迫还俗，已经不知去向。庙里大多是从小就让父母送来出家的，有的是因为八字不好，出家就只是希望能借着佛法佛缘存活下去。更多的是家里养不起，还有因为是女孩子，就遭到弃养，庙里便收了下来。看来连一个浪漫的爱情悲剧也没有。在中国这一片广大而又贫瘠的土地上，容不下几许浪漫的空间。
她们问道我还有一个姐姐是不是？在哪儿？可见她们也见过这个小女孩，但是对姐姐的印象却不深，姐姐也在这里住过吗？我后来问姐姐，她却不太记得了。
在清凉寺里，距离我们到台湾来，已经不会太远了。
我还记得我那时是怎么样地告别了清凉寺的，那样的告别式，也忒的别具一格吧？
妈妈出现了，大概是分离的时间太长，我看到她，十分的忐忑不安，又。
妈妈穿了一件浅棕色大衣，肩膀高高的，我觉得她很奇怪，干嘛要耸着肩走路？我是小土包子，没有见过上海女人大衣的垫肩。
妈妈也没有跟我特别的亲热，只是顾着跟大师父说话，一边说一边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人车都很少，她们的话说个不停，大师父牵着我的手，妈妈在她的那一边。我就这么样傻傻地跟着，也习惯了，反正一路碧草天涯，满眼繁花，赏心悦目得很。
走着走着，好像是一辆大军车从后面远远地靠近，停在路边，上面盖着帆布棚子，妈妈先上了车，然后大师父也拉着我上了车，车上已经有好多人，男女老少，都坐在两边的硬板长椅上，大家都不怎么说话。妈妈跟大师父还是在轻轻地说话，说个不停，显然的她们很熟。我看着车子后方倒退的风景，发呆。
到了某一处，还是在乡下，却是两边什么都没有，只见干枯的田地，车子就停在土石路上，是一个看不出来有什么人家的地方。扬起的灰尘还未落定，大师父起身，我理所当然的也跟着起身，没想到却被妈妈拉住，我拼了全身的力气要跟大师父下车，人却被妈妈两手拉住吊在半空，空自挣扎。
直到多少年后，上姚一苇老师的课，他讲到戏剧原理中命运问题的时候，说到人被命运控制，就像是吊在钩子上的虫一样，我就马上想起从前的这一幕。人在面对命运的时候，一点劲都使不上。
就这样，连哭都来不及，我们母子又重聚了。我的小和尚生涯，也就从此告终。依身份证所记的年龄推测，我当时刚满五岁，时值民国三十六年。依那个时候的气温衣着的记忆，应该正当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之后的冬季，而父亲正在台湾。
中国人
在大陆，跟姐姐相处的时间非常短，也不记得母亲把我们究竟放在何方？姐姐也许大部分时间就在育幼院里，后来又到了托儿所里，她还在上海读过小学一年级，读完了没有不晓得，但是她在来台湾之前，会背英文的二十六个字母，证实至少她有一阵子是在母亲身边的。我与姐姐会合，已经是很快就要到台湾来的时候了，对于姐姐的确实记忆，应当从此时开始。
自从母亲从李本明姐姐手中抢夺了我，他们全家不知如何向我父亲交代，而父亲也回到了南京中央大学。我幼年的印象里，有妈妈爸爸一起在南京中山陵牵手上台阶的画面，也许就是妈妈找到了父亲，讨论着他们跟我们的未来吧？不过当时应该已经处于离婚状态了，这是事后的推断。
那个时候，母亲应该是已经把我跟姐姐从不同的地方接了出来，准备去台湾了。但是我没有父亲与母亲同居的记忆。他们在那个时候是否法律上已经完成离婚手续，也无从知晓。但据齐邦媛姐姐跟我说，母亲曾经在台湾登报公开指责父亲，内容跟文辞很是激烈，目前还没有去查民国三十六年的中央日报，实在提不起那样的精神，姑且在此记上一笔。但齐教授不会是个打妄语的人。
下关惊心动魄的经历之后，心急如焚的李伯母只得把我被亲生母亲抢走的消息，一五一十地跟父亲说了，父亲的回答却也沉着得很，他说，不用操心，到时候她一定会出现的。
其他的，他一个字也没有。
应该就是在民国三十六年，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二人到了台湾，这差不多是认识姐姐的开始。她是一个很会生气、常常鼓着小嘴、皮肤白白的小女生。我们要去台湾了，妈妈跟我们讲，然而台湾是什么样的地方，我们也不关心，妈妈问起来，我只担心台湾有没有核桃吃？台湾有没有图画书可读？姐姐却怕飞机掉下来，坚持如果飞机上有降落伞她就不登机，她的逻辑是，既然有降落伞，就是属于会掉下来的飞机，那个小女孩儿有很奇怪的逻辑。
那是架很简单的货机，一般所谓的“老母鸡”，人坐在两边，行李放在中间地板上，一面大网子网着。应该是在冬天，因为我们下飞机的时候穿的都是一袭棉袍，我的是深蓝底的面上有许多米粒般各色的小碎花，姐姐的是粉红的花色，我在头上顶了个有绒球的紫红毛线瓜皮帽子，姐姐的帽子是什么样的我就不记得了。我两边的胳肢窝各夹了一件东西，一边是一只金鸡饼干方盒子，里面装的全是核桃；另一边是一叠绑得十分严实的杂志《儿童知识》，上海什么出版社出版，里面的插图是彩色的。这一摞杂志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那是后话。那年我刚满五岁，要是珍珠港事变的那一年出生的话，则应为六岁。
我们在松山机场落地，虽然是冬天，却把我们闷得一身汗。记忆中是一到了台湾就住在青田街，但是后来姐姐跟我说，我们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住在新北投的一栋日式的小院子里，天天可以洗温泉。的确，我最早见到没有穿衣服的女性是妈妈，我们一起洗温泉，她抱着我进浴池，一再地哄我说不烫不烫。除了那一次绑架的时候她紧紧地抱住我，另一次的记忆就是在温泉的黑石头浴池里了。乳白色的温泉冒着热气，用小木桶先洗清了再进浴池，我一下下就闹着要出来，实在太烫。我们住的地方是个小小的斜坡，下面就是新北投公园，园里有喷泉，圆圆的池子，里面养了睡莲，贴水绽放，水里面还有鱼。那个喷泉，至今依然保留着，是难得的日本时代遗下来没有拆除的景致。几米有名的绘本《向左走向右走》里，男女主角初会与重逢的地方，也就是这里。我们有的时候就在这喷泉的边上玩，那个时候母亲也许正烦恼着想要怎么样地破镜重圆。
后来想到的是，父亲不肯在青田街接待妈妈，就这一点而论，他们应当已经不是夫妻了，否则不会那么在意男女之大防，而父亲肯定是早已决心不再破镜重圆了。齐姐姐曾经非常努力地要促成他们重聚，苦苦哀求，也是劳而无功。父亲也许想，你这个女孩儿家，懂什么？
母亲对于我们有什么打算？也许曾经很想跟这一对儿女长长久久。至少，她曾为我们取了个以她的姓为姓的名字，姐姐唤作孙心洋，我则是孙心南。一个向往国外，一个向往南方，母亲对于两个孩子的未来，至少有过想法。她也为我们姐弟各做了一件绒布睡衣，在扣眼的边缘里面，分别以毛笔写上“妹妹”、“弟弟”。我八八年去北京与母亲相会，听她叫唤我同母异父的弟弟章立凡，也是上海口音的“底滴”，又见到了挂在墙上、她亲自临写的兰亭集序，刹那间，仿佛回到了前世。
下飞机的小棉袍跟我们的睡衣，后来都成了姑妈用的抹布，我私下觉得妈妈留下来的仅有的痕迹都消失了，很可惜，但毕竟没说出口来，大概也不知如何表达吧？想来小的时候，就已经很多情。对姑妈的做法心里是有意见，然而七八岁的小孩儿是不会开口说出来的。大人在乱世之中，想不到这些，长大之后我也能体会。
母亲在身边的最后几天，常常把我和姐姐叫到跟前，好像至少那几天是住在青田街的。她只要开头说一句：“妈妈快要离开你们了！”接着泪如雨下，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只有跟着哭。母亲有的时候也会说：“以后你们就是马渝光、马国光，不是孙心洋、孙心南了！”我就哭着说我不要做马国光，我要做孙心南我要做孙心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