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至2006年，穰县新农村建设初见成效。全县所有行政村实现了通油路。积极推进“村庄整治”，修建道路910公里，治理坑塘179个，兴建村级游园118个、文化茶馆300个、沼气池3800座，安装有线电视5700户、太阳能热水器8700余台。投资3400万元，扎实推进信息村建设，建设信息村330个。村级幼儿园、卫生室、商业网点、治安室、村民活动场所等公共服务体系逐步配套完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2007年穰县政府工作报告》
困在泥淖中的乡村
清晨起来，有一种沉重和乏力之感。乡村生活就像一个大泥淖，我总有一种控制不住地想沉下去的感觉，整个精神越来越散。这是一种周而复始的感觉。年年回家之前，总是下定决心多待些时候，但每次都逃跑似的匆匆走了。
我对调查的可能性和有效性产生某种担忧。虽然直到二十岁才离开家乡，这段时间也一直和村庄的人们在一起，但是，我却感到自己似乎无法进入他们的话语系统。乡村犹如一张大网，纲和目太多，让我无从下手。
面对芝婶、五奶奶以及村庄的一些留守老人，我觉得她们的内心是一座深厚的城堡，难以进入。或许，面对我这样一个外来者，她们自然地处于沉默，我们不处于同一立场，也没有情感的交融。面对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该如何重新回到话题之中，几乎处于失语状态。对于她们，我已经是乡村外部的人，我的思维和他们的思绪总是处于错位之中。
那一天，在芝婶家门口，芝婶五岁的小孙子在浮满垃圾和绿色水藻的坑塘边玩儿，儿子哭闹着也要去，我严厉地呵斥儿子，在拉扯孩子的瞬间，我看到芝婶脸上“明了”的笑容，这使我突然间很羞愧。即使你抱着“重回大地”、“重回村庄”的目的，即使你想回到他们中间，但结果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你无法摒弃自己的优越感和城乡生活的差异而带来的某种嫌弃感。
国家也在作许多努力，有许多政策的确是在关注农村、关心农村，譬如义务教育、种地免税、各种补贴等。但也正因为如此，这里面的危机与黑洞也更清晰地显露出来。义务教育终于得以实施，农民再不用为交书杂费而发愁。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每到开学的时候，就会看见父亲走门串户的身影，他在四处为我们借钱交学费。但是，当真正可以轻松上学的时候，孩子上学的热情、农民让孩子上学的执著却不如以前了。中小学教育的规模在不断地缩小，这固然有人口减少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与乡村文化氛围的淡薄有很大关系。小孩无心上学，觉得到十几岁出去打工就可以了。这形成了一种矛盾状态，农民拼命打工挣钱，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条件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孩子却往往不想上学，希望更早地走进打工者的队伍。
这同时也导致了另一个现象，农村年轻人结婚越来越低龄化。许多家庭害怕子女在外面自己谈恋爱，找一个外地的男孩或女孩，将来走亲戚麻烦不说，万一有个矛盾，很难调解，极其容易离婚。村里几对离婚的年轻夫妇都是这种状况，夫妻吵架，说离就离，各回各家，很少有商量回旋的余地。面对这样的情况，通常是在孩子出门打工之前，家长就托四乡八邻的亲戚朋友，为孩子找好对象，订婚，很快结婚，然后两人结伴出去打工。至于感情合不合，性格对不对，大家根本没有考虑。
种地虽然免税了，但是，父亲就此算了一笔账，即使种地不交钱，肥料、种子、人工在不停地涨价。种一年地下来，也只是落个“原地转”，没有什么赚头。因此，打工者回来种地的热情并不高，只是高兴一阵子。
哥哥家的诊所一上午也没见一个看病的，问是不是因为房子在装修的原因，嫂子笑着说：“不是，啥时候都没有人。”自从农村实施合作医疗之后，国家能够报销一部分医疗费，农民也就很少来这种乡村诊所。有关系的人家，把合作医疗的一些项目弄到自己诊所，还能勉强支撑。其他的私人诊所都处于半停业状态，像哥哥这样的年轻人已经在寻找其他出路。但是，即使是这些直接受影响的群体，他们也没有过多的埋怨，因为他们都知道，对于老百姓来说，合作医疗是天大的好事。
中国的农民永远是最容易满足的，给他一点好处他们就念念不忘。和几个老人在一起，谈到合作医疗、免税、补贴，大家都非常兴奋，说这是几朝几代都没有过的事情。按一位老人的话说：“现在早晚穿得都像客人一样，没有破烂现象，说话办事不一样。坐在家里，南京北京，国内国外，都了解。各种知识在电视里都能学到、看到，当然高兴。”
翻看美籍华人社会学家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这部著作避开社会学家对乡村的结构性考察，而是把重点放在乡村的情感问题上，从这一角度考察乡村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的变化，及与传统现代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也是乡土社会学首次“向内转”，把乡村情感生活微妙而丰富的存在给展示出来，非常有启发性。但是，作者是社会学家，所关注的仍是整体性的变迁与结论性的东西，是一个纳入性与体系性的工作。我恐怕没有能力作出如此高屋建瓴的结论，我更愿意把目光投向一个个的生命存在，去发现、叙述他们彼此的差异及个体情感的存在，他们在这样的时代所经历的只属于“那一个”的悲欢离合。
他们在被世界遗忘的角落里
整个乡村给人一种温暖自在的感觉，虽然有触目惊心的破败。它的确有变化，但也是自在的变化，没有时间与速度，因此，也就没有危机与焦虑。几位妇女在村头的树下打牌，有的人带着孙子到处闲逛聊天，有的人在田地里干活，青年也在各自忙碌。我预想的悲伤、痛苦、无奈都慢慢被消解，甚至被我自己给否定了。因为在这里，这些都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好像有点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滋味，甚至有点故意找茬儿的意思。但在这样一种明晰的感觉背后又有说不出的困惑，还有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我所讲述的乡村故事，一个个生命，他们的矛盾、痛苦，所面临的问题究竟反映了什么？是这个社会的不公平赋予他们的苦难，还是其他的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愿意轻易把这些人生、这些生命样态归结为社会的问题，我总以为，这里面蕴含着更为复杂、多义的东西，它不仅仅与政府相关，也与传统、文化、道德，与这块土地、这片天空、这片原野相关，它与已经深深扎根于土壤中的几千年的民族生活息息相关。它是一种久远的密码，它是一种民族无意识，而时代政治、政策及由此带来的变迁则只是一个横截面，是暂时的影响，一旦这种强大的外力消失，一切可能又恢复到过去。
我的观点是如此犹疑，不确定。从外部看事物与从内部看事物永远是有差别的，而从底层看事情与从上层看事情也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底层问题并非一个简单的压迫与被压迫的问题，它是一个文化力量的博弈过程。
或许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都被我们忽视了，即中国农民对政治的冷淡。在农民眼里，社会仍然是别人的，他们不属于其中。所有的好与不好，他们都只是被动地接受。他们只是“被拯救者”，而不是主人公。乡土中国不仅是地理意义的农村，而且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
沿着窄窄的田埂慢走，从远处过来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边走边东张西望。我猜想应该是捡垃圾的，略微走近点看，这个人穿得非常破烂，白褂子已经变成了灰黑色，脚上穿着80年代乡村流行的黄胶鞋。这不是军哥吗？怎么变成一个流浪汉了？兴哥，军哥，还有那个弟弟，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从我记事起，他们弟兄三个就住在路边的一个土屋里。兴哥是退伍军人，小弟弟长得非常俊俏，也非常活跃，后来却成了小偷，常年在监狱里，后来听说死在监狱里了。关于他，他怎么做小偷，怎么从偷东西到偷女人，村里流传着很多传说。在村庄生活的两兄弟都沉默寡言。即使冬天的夜晚到哪一家去聊天，他们也只是黑暗角落里的旁听者，从来没有听见他们说话。再后来，随着老屋的倒塌，这三兄弟也就不知所终了。前些日子遇到兴哥，现在又碰到军哥，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仍然在村庄。
看见我，军哥的眼睛似乎亮了一下，但又马上移开，回归到一种陌生的神情。我站住，说：“军哥，起恁早。”他的嘴巴嗫嚅了几下，想说话，但最终没有说出来，眼睛也没有朝向我，而是朝着四周转了几转，掩饰自己的尴尬。他的脚步没有停，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我很奇怪他何以有如此强的陌生感，好像要把自己屏蔽掉，与我们无关，与熟悉的人无关，与村庄无关。
在一个村庄里，在一个生活的群体中，有多少这样被遗忘的人？我想起了春节在万虎家看到的场景。大年初二的中午，万虎端着一碗面条，没有一根青菜，白惨惨的，上面放着两片肝片，这是新年的饭。厨房乱糟糟的，他的妻子，一个曾经聪慧、秀丽的姑娘，因为夏天用井里的凉水洗澡把脑子洗坏了，坐在灶台后，直直地看着我，碗掉了都不知道。万虎的两个孩子，脸被寒风吹得红肿，身上的衣服也不知道有多长时间没洗了，他们在院子里的小凳子上吸溜着面条，吃得很香。我问万虎，媳妇的病怎样，他说看了好多地方，后来没钱了，就不治了，现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万虎还是有些结巴，憋得脸通红，听了好长时间我才听明白。他现在在村里的砖厂干活，一个月能挣几百块钱，但是，还不够媳妇吃药的。我说不是有合作医疗吗？现在农村看病不是可以报销吗？他摇摇头，似乎有些茫然与不解。我这才明白，像万虎媳妇这样的病并不在医疗报销内，这是慢性病，不住院，很难报销。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万虎是很难去争取到一些权利的。
有多少这样被遗忘的人？小柱、清立、姜疙瘩、昆生……还有万善，我的一个堂伯家的大儿子，现在应该已经五十多岁了吧，他常年在外流浪，偶尔回村庄，总是悄悄地沿着墙进到哪一家里，蹲在墙角。给人打招呼，很客气，也很正常，再说几句话，就开始表演，用手把耳朵拧了一下，用标准的普通话说，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广播。然后，大家就会给他几个钱。这几十年来，每天晚上，他到底睡在哪儿，是一个谜。问哥哥，哥说，哪儿？麦秸堆、窑、野地，到处都是他的地儿。
还有那耍把戏的小女孩儿。戏班子带着这样几个女孩子，走乡串户，选一个背风的地方，敲一阵锣，就开场了。“咔嚓”一声，小女孩儿的胳膊被卸了下来，那样垂着，像面条一样，软绵绵的，在风里晃着。她的头也一直低着，仿佛抬不起来。有时候为了表现效果，小女孩儿还被要求抖动胳膊，以表明胳膊与身体的确是两截。那奇异的抖动与无力的胳膊，给人以永远难忘的观感。表演完了，大人会带着小女孩到各家去收点粮食，给多少算多少。
他们都到哪儿去了？
小柱埋在哪里？他的女儿又到了哪里？有谁还记得他的存在？他曾经存在过吗？那样一个鲜活的、健康的生命。小柱，和我出生于同一年。小时候，我们俩最要好，因为同一年出生，我们俩似乎格外亲近。七八岁的时候，村里一个人问，你俩谁大，我抢着说，当然我大，我10月份，他4月份，不是我大还能是他大？这成了我的一个笑话，小柱妈、村里人每次看见我俩在一块儿，就要笑，都要说起这件事。
我最后一次见小柱大约在十三四年前。大年初一的早上，村庄各家，尤其是一个梁姓家庭都要互相端饭，小柱把饭端到我家的时候已经九点钟了。我一见是小柱，特别高兴，让他别再跑了，就在我家吃算了，他就留下了。那时候，我们刚二十岁，小柱个子很高，一米八左右，长得很洋气，不像农村人。他的性格本来就开朗，出去打工好几年，又多了一些城市味，显得格外气派。他十六岁就出去打工，在北京干过保安、电焊工，在翻砂厂里当过翻砂工，建筑队小工也干过。那一年他刚到青岛的一个首饰厂打工，他在那里干了十年。没有人知道小柱是什么时候发的病，突然开始吐血，在县医院住有快两个月时间，血一直止不住，也始终找不到病因。最后几个月，多器官功能衰竭，不停地咯血，最后，鼻子、嘴里也呛血，轻轻一咳，血就喷出来，家里腥臭难闻。兄弟姊妹们刚开始还积极凑钱，积蓄花得差不多了，眼看也没什么指望了，于是为出钱又生了很多矛盾。没挨到小柱死，大家又都各自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小柱死之后，他老婆带着女儿再婚了。第二年，小柱妈查出来有胃癌，没钱动手术，很快也死了。
梁庄村出去打工的人，除了少数在校油泵，少数大专毕业生在公司干些技术活，大部分人都是建筑工人、首饰厂工人、三轮车夫、塑料高温车间工人、翻砂厂翻砂工。赵嫂的两个儿子就在塑料高温车间，还带了同村的几个男孩子去。据他姐姐讲，那里环境差得很，他们经常头晕、呕吐。但是，并没有人认为这其中有什么问题，即使知道有可能会影响身体，只要没出在自己头上，那疾病似乎也很遥远。
我少年的伙伴，清丽、冬香、多子，都到哪儿去了？她们是不是也和春梅一样，在家里苦苦撑着，等着那一年中仅有的幸福的几天，然后又夫妻分离？王家的一个女孩儿，自十几岁出去之后，将近二十年了，就没与家里联系过。她是活着，还是早已葬身于城市的哪一个黑暗角落？
但是，也并非都是绝望或痛心，乡村的痛，乡村的悲，总是包含着温暖与坚韧，因此，也还隐约闪现着那永恒存在的希望。就像五奶奶、芝婶、赵嫂和她们的儿女，无论怎样的痛苦、抱怨与争吵，背后还有亲情和谅解。
在路上碰到韩家种菜的老两口。我一直搞不清楚怎么称呼他们。韩家和梁家的辈分到底是怎么排的，父亲说那得从山西洪洞县迁过来那一辈儿说起，太久远了。反正，我和这老两口是同辈，叫韩哥，虽然他们已经七十多岁了。韩哥用扁担挑着两筐菜颤悠悠地往这边走，腰几乎快弯成九十度了。韩嫂拿着一把菜，跟在后面，也是颤巍巍的。但很显然，他们还很健康。还在田里劳作，依靠自己的劳动讨生活。
乡村也还是有生机的。那天一个堂嫂子来看我，她和丈夫两人在北京卖了十年的菜，在家里盖了房，还有一定的存款。在和我的交谈中，她一直说的是普通话，表现欲望很强，凡是谈到大的问题，她都竭力表达自己的观点。言语中对城市人的市民气息严重不屑，因为市民总是为几分钱斤斤计较。说起现在房地产的行情，她也很有自己的看法。虽然我并不喜欢她那股强势及自鸣得意的劲儿，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常年的城市生活及对自己生活的满意使她产生了一种自信。
但是，身在城市的打工者，却永远是异乡人。回到家乡，堂嫂自信而活泼，然而，在都市里，她只是无数的乡村打工者之一，是菜市场里的一个卖菜人而已。我的表哥，在北京的一个建筑工地做小工。每次到我家都手足无措，那种沉默、无奈的表情，常常让我震惊。实际上，他高中毕业，灵动，健谈，有头脑，在他们村子里是以聪明而著称的。但来到城市，他只是一个讨生活的打工者而已，他的情感、智力、生命，与城市没有产生任何交叉。
在所谓的现代社会中，农民在乡土社会里所形成的思维习惯、语言方式和生活模式完全失效，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在城市各个角落里的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他们衣衫破旧，神情怪异，动作拘谨，显得非常愚笨，就好像鱼离开了水，半死不活。谁能想到，在乡村，在他们自己的家里，他们会是怎样地如鱼得水、生动自然呢？
梁庄的“华丽”转身
在一般的概念中，经济的衰退会造成文化的混乱与衰退。这是因为，文化的传承需要一种稳定因素的支撑，生活安定，经济充裕，才能够使文化的内在与形式得到充分的体现。但在中国当代乡村，结果却似乎恰恰相反。如果从最广义的乡村总体经济，从一个农民家庭的总体收入来看，乡村经济的确是在发展。但是，无论是传承意义上的道德和习俗，还是求知方面的文化，却处于一种断裂与衰退之中。人们总是用“转型”这一个词来概括、形容这一断裂，却忽略了这一转型背后所造成的“黑洞”效应。
就梁庄村而言，整体的、以宗族、血缘为中心的“村庄”正在逐渐淡化、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为中心的聚集地，虽然，作为村庄中的大姓氏，仍然会有安全感和主人翁感，但这种感觉已经被削弱到了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这与一些发达地区为了经济利益、村庄宗族势力再度抬头相反。北方内陆的村庄，宗族势力很少能带来经济利益，因为本地几乎没有资源可以利用，大部分村民都是出外讨生活。
与此同时，村庄的规划、村庄家庭之间的内在联结，都在发生变化。村庄的最好位置往往是最有钱的住户，并以此形成村庄新的等级与阶层。而宗族家庭之间的感情往往很淡，尤其是新一代家庭，人们各自出门打工，春节回来一聚。对于村庄的政治事务、公共事务，譬如选举、修路、砖厂的去留、学校的建设，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关心。
家庭内部也在发生变化。由父母通过日常生活教育孩子各种行为规范，变为由爷爷奶奶或亲戚代劳，父母和孩子之间似乎只有单纯的金钱关系。而随着学校在村庄的停办——它可以看做是统摄整个村庄向上精神的象征物，随着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人的去世——他们往往是村庄的心灵指向和道德约束，村庄从内部开始溃败，只剩下形式的、物化的村庄。这一溃败意味着中国最小的结构单位遭到了根本性的破坏，个体失去了大地的稳固支撑。
村庄的溃散使乡村人成为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的指引和归宿地。它意味着，孩童失去了最初的文化启蒙，失去了被言传身教的机会和体会温暖健康人生的机会。它也意味着，那些已经成为民族性格的独特个性与独特品质正在消失，因为它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存在地。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它的营养度，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
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中国农村的确有很大的发展，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正成为新的环境、新的血液，深刻地影响着农村的整体生存状态。所有这些，只用“转型”二字来概括是远远不够的。当以一种“内视角”进入乡村才会发现，在当代改革的过程中，对传统文明与传统生活的否定性思维被无限地扩大化和政治化，普通民众和知识分子对乡村的想象也大多与这一思维同质。
当我就这些疑问与穰县县委书记交流时，他也深有同感。在听到我回来住在老家已经一个多月时，他大大地赞叹起来，他给我开了绿灯，指派自己的秘书和我一块儿，在全县范围内走访村庄，扩大眼界，从各个层面了解一下乡村的整体发展。
我们的第一站是一个小镇，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里是全国知名的服装批发市场，有着成熟的制作、批发、转销一条龙的大型产业链。每年做宣传，镇里就要花费数百万请明星、歌星，办大型文艺演出。由于制作的粗劣与仿制品的泛滥，1995年之后，该镇就慢慢衰落了，到2000年以后，就连镇上的居民都遗忘了这里曾经有过的辉煌。
镇党委书记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转业军人，说话精炼，有条理，正在对服装市场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期待重新恢复当年的辉煌。我问他，为什么在已经有广泛影响力的情况下，服装市场会败落？他很干脆地说，还是管理者不行，要想成为大型的市场，必须有先进的管理与经营理念。另外，就是商户的素质太低，太不注重产品质量。他的工作重点分为四步，改造街道环境，包括下水道、电力、路面等等；提高政府行政办事效率，抽调各职权部门集中在一起，使商户手续简单化；抓骨干品牌，骨干企业；扩大宣传，吸引外资。
镇党委书记侃侃而谈，俨然是一位实干家。他带我们去一家毛衣加工厂参观，这是香港的一家公司，老板的祖籍在本镇，回家探亲的时候政府鼓励他回来开厂。工厂简陋，一个巨大的开放式的厂房，有电扇吹着。机器在轰鸣，女工们在忙碌，一派繁荣的景象。
我却对车间里的孩子发生了兴趣。在一位妇女的脚下，躺着一个孩子，正在轰鸣声中睡觉，他的脸上落着白色的毛线碎屑，看起来很滑稽；一个孩子还吊在妈妈怀里吃奶，母亲用布兜拴着他，两只手仍然在忙碌；还有几个孩子围着机器，在捉迷藏，做游戏。我想，无论是工厂主，还是书记，都是不会在意这一场景的，因为在乡镇，这样的场景非常普遍。更何况，母亲能够不背井离乡，能够带着孩子，在村镇附近找来活做，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比起在城市里打工而不得不把孩子留在老家，或把孩子拴在出租屋里的那些母亲，她们甚至是幸运的。
我忍不住问起厂长，这样是否有危险？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厂长认为危险不大，但他承认这样不合规矩。但是，如果不让她们带孩子进来，她们很可能无法工作。党委书记敏捷地接过话题，现在这样的儿童很多，他准备在厂里办公立幼儿园，妈妈可以把孩子放在这里，以厂为家。这样，既可以让妈妈放心工作，又解决了孩子的教育问题。书记的思路让我为之一振，但是这也只是一种设想，谁来出这样的一笔经费，这也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但是，镇党委书记仍然改变了我对基层官员的认识，在乡村，也有这样锐意进取、希望做一番事业的官员，不管他是为了个人升迁、名利，还是其他的什么，在客观上，他在为公众考虑，在做一些实际的事情。无论如何，对于中国的乡村来说，有这样的官员总是一件幸运的事情。
我们又去了村庄整治的几个典型乡镇。这是穰县南面的几个乡，从县城出发，一直是平坦的柏油路，道路两旁是清新秀丽的白杨树，它们只有碗口粗，这是县委书记来之后为发展杨树经济栽种的。再往远处，是大片大片的庄稼地，玉米、红薯、高粱，青葱翠绿，我恍然好像到了南方。到了模范村才发现，新的乡村规划已经完成。一排排房子，虽然仍是北方普通的屋架房，但是却高低整齐，规格基本一致，房前屋后不再是黄泥土，而是水泥地，有统一的下水道、垃圾池，还有沼气池。沼气池是近几年县里推出的一个节能项目，凡是建造沼气的人家都有一部分政府补贴。
我们进到其中一户人家里。只有老两口在家，儿子长期在外打工，他们在家里养些家畜，为了产生沼气，又专门养了两头猪。我们参观了他们的猪圈、沼气池，里面发出的巨大气味熏得人难以呼吸。问起使用的情况，老两口认为这的确是节省了煤气、煤球钱，但是，夏天气味太大。
我们还去了另外一个乡的一个别墅村，那些别墅就盖在公路边。蓝天白云下，红砖白墙、圆顶拱门的别墅很漂亮。中西结合的统一样式，卧室、客厅、厨房、洗澡间，功能齐全，也考虑到了农民的实际情况，譬如房顶是平的，农民习惯在房顶晒粮食；院子里也有车库，放拖拉机和农用车。别墅村是乡里统一规划，以社区的方式进行建设的，有各种配套的设施，卫生室、宣传栏、健身器材等等都有。最明显的是道路的变化，原来村庄的道路一下雨就变得泥泞难走，有些地方陡窄难行，拖拉机都过不去。现在道路宽敞平整，一切都是现代化，农民真正过上了没有泥泞的生活。
几个村民在路边打牌，在闲谈中我得知，从整体上，农民很高兴建别墅这件事，统一规划，干净整洁，离自己的土地、原来的村子不远，又在公路旁边，可能会有商机，谁不愿意？但是，并不是家家都有盖房的钱，也不是家家都愿意从村庄里挪出来。其中一个老伯面色凝重，默默地坐着，也不说话，我问他家里的情况才了解到，他儿子、儿媳都在外打工，好的时候，一年能攒个一万多块钱，不好的时候连工作都找不到，还得倒贴钱。为盖这房子，家里仅有的几万块钱积蓄已经花光，还借了将近两万块。他很惆怅，不知道怎么办。还有一些村民在村庄里刚盖了房子，政府怎么动员他们也不愿意搬，结果造成了新村庄和旧村庄同时并存的局面，反而多占了耕地。
和几个乡党委书记交流下来，我发现，中央对乡村有全方位的资助政策和管理政策，水利有农田灌溉，具体到各项都有专项资金；环境方面有水污染的治理，生态测量，这几年环保局的工作力度也越来越大，也正因为此，湍水上游的造纸厂和穰县的大型造纸厂、化肥厂才最终真正关闭。
国家对乡村的发展越来越重视，一直在努力寻找一条适合乡村的道路。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农民却始终处于一种被动消极的状态，并没有真正的参政意识。政府—村干部—农民三者之间始终是三张皮，没有形成有机的统一体。当代的农村政策不停地改变，身在其中的农民不知道哪一种东西还真正属于自己，包括土地。因为没有拥有过权利，农民也不认为那些都是自己应该关心的事情，国家给一点，当然好，不给也是自然。
古老村庄正在消逝，而新的村庄将以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样的心态、面貌达到健康的新生呢？这是一个大课题。
寂寞的文化茶馆和戏台子
为了提高村庄的文化素质，穰县推广了一项名为“文化茶馆”的文化工程。这使我非常感兴趣，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对“村庄如何新生”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
文化茶馆由县乡提倡，个人承包，以自己的房屋或大队部的房屋为基点（不另盖新房），承包者自己置办桌椅茶炉，县文化馆拨出专款购买书架、书籍，中央推广的“远程教育”的接线口等一些公共资源也都放在茶馆里。“远程教育”的电视也由政府购买，内容很多，有各种戏曲，港台、国内电视连续剧，其中，最重要的是各种科教知识光盘。这样，农民既可以在茶馆里聊天、喝茶，同时，也可以看书、看电视、学习科普知识。
我们到其中一个文化茶馆去参观。仲夏的午后漫长炎热。进入村庄，远远看去，有几个孩子在“坑塘”里洗澡，脱得光溜溜的，一会儿扎个猛子进去，一会儿又打水仗，很是热闹。走近去才发现，所谓坑塘只是一个用水泥修筑起来的死水潭。有几个台阶，看起来很整齐，水面却污黑油亮，上面泛着一些脏东西，有妇女在边上洗衣服、洗那种装化肥的塑料袋。仔细观察水源，水是从上面一个水井引进来的。估计是为了迎合上级的“坑塘改造”工程（这也是一项村庄建造工程）。要想保持干净，必须换水，但很显然，自建成之后这里的水就没有换过。
文化茶馆就在坑塘旁边，紧挨着还有一个很高很宽阔的台子，这是新搭建的戏台子。我们进到茶馆里面，有几个人坐在那里看电视，应该是港台武打连续剧，打打杀杀的声音十分响亮。靠后墙的地方摆着两个书架，有两个孩子在看书，还有一个中年农民也在看书，他非常专心，皮肤黝黑，表情拘谨。另一边还有几个人在打牌。
茶馆的主人看起来快七十岁的样子，走路颤巍巍的，背已经驼了。一问起来，他竟然才五十六岁。泡了一碗茶，我们坐下来闲聊。主人现在带着两个孙子过日子，儿子在另外一个乡的变电站工作，儿媳妇在外地打工。两个孩子留在他这儿，一个七岁，一个三岁。儿子、儿媳已经半年没回来了。本来说是暑假让大孩子去他爸爸那里，但是，却因为儿子工作太忙，还要上夜班，又不去了。茶馆的收入是卖茶和打牌的抽钱。客人一碗茶一块钱，再续水不要钱。打牌一桌一下午十块，喝茶不要钱，一天下来有七八桌人，就会有盈余。
在茶馆待了两个半小时，那位看书的中年农民几乎一动不动，一直在专心看书。到了约四点半钟的样子，他起来了，把书放回到书架上，到外面推着自行车走了，自行车后面的篓里放着锄头和镰刀。我到他放书的书架上翻了翻，都是《射雕英雄传》。两个十几岁的孩子看会儿书，又看会儿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的是港台连续剧。那一桌打牌的人一直在打。中间有人来来去去，但多是在打牌那儿站一会儿，去看书的人并不多。实际上，就读书而言，除了学生应试所必须学的课本外，整个民间阅读基本处于一种极度萎缩的状态，更不用说其阅读的质量问题。我曾经统计过，吴镇一共有四家私营书社，其中一家以出租影像碟片为主的书社生意最好，大部分都是香港片，有极少数的传统戏曲和电影，其他三家生意都处于关闭的边缘。其中有一家叫“希望书社”，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店里的武侠小说占满了三面墙，大红大绿，装帧粗糙，是典型的盗版书；一面墙摆的是儿童读物和学习用品；在角落处有一个小书柜，放着几层当代小说、外国文学、励志类和官场黑幕之类的书，没有唐诗宋词或其他古典类的书籍。店主说来租书的大部分是镇上初中和高中的学生，有少部分镇上的居民，并且大家几乎都是直奔武侠小说而去。即使这样，生意也越来越差，一是因为这几年吴镇高中、初中都实行封闭式管理，只在周末下午让学生出去一两个小时；另一个原因就是学生在课余时间几乎都是上网打游戏，很少看书。唯有一个学生与众不同，一个高一的男同学，每隔一周都来借一本中国小说或散文看，像《白鹿原》、《围城》他都借过。在和店主的闲聊之中意外得知，镇上还有一个民间藏书者，是一个老民办老师，家里藏有几千册书，有相当一部分还是线装书。我当时一听，非常振奋，很想去拜访那位藏书者，就托店主打听一下。结果很让人失望，藏书者一年前已经去世，儿子把他的书全部当废品卖了，还将父亲的书房改造为三间大门面房，做起了五金生意。
我们又出来看那个戏台子。戏台高旷，用水泥垒的台子，四周用钢筋围筑，顶棚用石棉瓦和钢架搭成。村支书说搭建这个戏台就花了一万块左右。但是他认为这个戏台子并不实用，从建成到现在只演过两场戏。请正规剧团或民间班子来都需要钱，演三四天需要三千块左右，这对经济并不宽裕的梁庄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现在家家也有电视，人们根本不愿意出来。再加上，村里本来人就不多，能来看戏的就更少。倒是有红白喜事的人家，都在这戏台上放电影。村支书承认，如果真的组织好节目，看戏，放电影，周围可以摆摊做小买卖，也会吸引四里八乡的人来看，非常热闹。他们组织过一次。但是，太费力气了，谁有工夫管这闲事呢？
回到县城，和姐姐说起文化茶馆的事，姐姐大笑，城里文化茶馆倒也不少，几乎就是麻将茶馆了。有些文化茶馆连书也不要了，就是办个证，给打麻将提供一个合法的场所。在穰县，打麻将是全城的活动，不管是机关干部、一般职员，还是个体商户，几乎人人都是麻将爱好者，人们都有固定的麻将友，午饭应酬之后，如果下午没有要紧的事情，就会相互约好，直奔某个固定的地方，从下午一直打到晚上十二点左右。每天如此。我想不只在穰县，大半个中国县城人们过的都是这样的生活。
在和县委书记谈到文化茶馆和戏台时，很显然，他对此的期望很高，他希望能够借助这个平台，通过政府的帮助，鼓励民间的参与，以乡村能够接受的方式来提升乡村的文化品质，增强文化氛围，对村民形成一种熏染和影响。并且，重新恢复一些传统的文化形式，譬如传统戏、豫剧、舞狮等等。但是，从实施情况看，结果却并不理想，这一举措并没有得到村民的响应，在某种意义上反而助长了一些不好的习气。从干部层面看，村支书、乡干部和负责管理的人也只是把它作为一项工作指标，没有真正去组织、监管。国家的一些文化普及举措也并没有真正收到效果，如清道哥所讲，远程教育给你个电视机，扔到大队部，算是回了老家。大队部里有电脑室，几台电脑都可以上网，有培训室，有几台缝纫机，还有图书室，里面的书也不少，可无一例外，都落满了灰尘。我们去参观的时候，村支书匆匆叫来管钥匙的人，或在地里干活，或到镇上办事，总是需要等好长时间。村民是不会这么麻烦等着去借本书的。这些都使得最初的美好设想被架空。
在乡村的一些镇上，也还有一些民间戏班子，经常被邀请在红白喜事时唱些老戏段。但是，这并不能称之为文化回归，真正的“文化回归”并不仅仅指形式上的东西，它应该是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生活方式、习俗、道德观进行重新思辨，并赋予它新的生命力。但是，这一切，都非常难。一种文化，可以在短短几十年内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要想再重新恢复，却是非常艰难的事情，更何况，它身处在如此强大的现代化旋涡之中。
倾听文化茶馆那麻将的哗啦声，遥想那空旷的戏台飘过的寂寞空气，还有几亿少年无所适从的茫然眼神，我看到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活的颓废及无可挽回的衰退。
再见，故乡！再见，妈妈！
独自来到墓地，与母亲告别。
大地，总是永恒。在母亲的坟地附近往远处看，左边是绿色的田野，一望无际，非常平坦，低矮、新鲜的庄稼充满着生命力，灰蓝、微暗的天空，天边是暖红的彩霞；右边往下看是宽广的河坡，树林郁郁葱葱，粉红色的合欢花在树顶连绵起伏，随风起舞，如同精灵的舞蹈；围绕着树林，笼罩着一团团淡白的轻雾。不知为什么，那一刻，觉得母亲仍与我同在，她躺在这片土地中，而她的女儿用她的灵魂与精神在感受着这片土地。有一种温暖慢慢进入心间，是的，妈妈，我来看您了，虽然次数越来越少，但每当想到这一方土地，想到在这一方土地上，仍然有您，就觉得我们心意相通，我总相信，您还在注视着我们。
少年时代失去母亲，是我永远说不出的痛。想起母亲躺在床上，只能发出“啊、啊”的哭声，我就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那是一位失去行动、失去语言的母亲的绝望，她无法表达她的爱，也为自己给这个家庭带来深重的灾难而歉疚。这哭声犹如长久的阴影跟随着我，我的软弱、自卑、敏感、内向，通通来自于此。
我无法想象母亲在骨灰盒里，尤其是当我站在她的坟前的时候。如果没有这象征性的坟头，我无法想象，我是否还能如此深刻地感到和她心意相通。每次家里有大事，都要来到这里，烧纸，磕头，然后，坐在坟边絮絮叨叨地和母亲说一说话。
少年时代，哥哥与父亲吵架，深夜里，他拿着刀往墓地跑，我跌跌撞撞跟在后面，心里害怕极了，不只是害怕哥哥会死掉，而是害怕母亲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可怕的事。那一刻，我真的希望时光永远停下来。至今还能回忆起哥哥的哭声，声嘶力竭，那委屈，那依赖，是只有在母亲面前才可能有的。哥哥躺在母亲的坟前，在那里翻滚着，倾诉着，似乎渴望母亲能抱住他，安慰他孤独可怜的心灵。这次回家我才知道，当年父亲手术成功，几个姐姐专门回家，到母亲坟边哭了一场，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这样大的事情必须告诉母亲，才算达到真正的隆重。
记得一个南方朋友给我讲她们家乡凭吊亲人的方式，清明的时候，早晨起来，一家人带着吃的、喝的东西来到亲人坟边，烧纸，放鞭炮，磕头，然后在那儿吃饭、说话、聊天，待上整整一天，天黑以后才离开。当听她这样讲时，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温暖与辛酸，多么温馨而又自然的纪念方式，陪上亲人一整天，和他一起生活，就仿佛他还在我们身边。我无法判断农村土葬能浪费多少土地，但是，如果真的以一种强制性的手段让民众失去这样的文化习俗，对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也是一种伤害。
乡村，并不纯然是被改造的，或者，有许多东西可以保持，因为从中我们看到一个民族的深层情感，爱、善、纯厚、朴素、亲情等等，失去它们，我们将会失去很多很多。也许正是这顽固的乡村与农民根性的存在，民族的自信、民族独特的生命方式和情感方式才能够有永恒的生命力。
而在启蒙者和发展论者的眼光里，这是农民的劣根性，是农民不肯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文化方式的落后表现。是不是我们自己的思维出现了问题？我们对自己的民族过于不自信，一切都想连根拔起，直到面目全非。曾经有一位学者说过：“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回望还并未远去的历史，我们付出的代价难道还小吗？
不知道为什么，当故乡以整体的、回忆的方式在我的心灵中存在，我想回来的欲望就非常强烈，对它的爱也是完整的。然而经过这几个月深入肌理的分析与挖掘，故乡在我心中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当爱和痛不再神秘，所有的一切都成为功利的东西，再回来的愿望与动力就没有了。或许，是我的功利破坏、亵渎了对它的神圣情感，我对五奶奶，对清道哥，对我故乡的人们的感情不再纯洁。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但是我知道，我终究还是会回来，看看这一片土地，看看这一个村庄，看看那些人、那些事……
再见，妈妈！
再见，故乡！
后记
后记
我常常想，生长于农村，家庭贫困而多难，我是有福的。它使我更深地体会到那掩盖在厚厚灰尘之下的乡村生活里某种内在的真实与矛盾，而这一真实与矛盾是一般意义的访客所无法获知的。它就类似于密码，只有出生在这个村庄，熟悉这个村庄的道路、坑塘、田地，年年月月走过村头那块青石板，并在上面崴了无数次脚的人才能够体会到。
就一个以文学为生命的人来说，拥有大地、树木、河流的童年，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幸运，生命因此更加宽广、敏锐，也更加丰富、深远。每当踏上故乡的路，想起村头那棵优雅的槐树，想起家门口那棵春天里总是开满白色小花的老枣树，还有那株开满一束束紫色花朵的苦楝树，想起村庄后面长长的河坡，微风吹来，那故乡般馨香的味道就在身边萦绕。少年时代我每天从这里上学放学；下雨后那沟满河平的大地，那深绿油亮的庄稼，那湿润清新的空气，这种回忆总是让我感到幸福。而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拥有对中国乡土的感性了解，那是天然的厚重积累，是一个人精神世界中最宝贵的一部分，它是我思考任何问题的基本起点，它决定了我的世界观中有土地与阔大的成分。这是我的村庄赋予我的财富，我终生受用。
真正走进村庄，才意识到这还是一片贫瘠的土地。虽然生活全球化了，虽然电视、网络，各种信息都以同步的速度抵达到了这里，但是，在精神上，这里依然贫困，乡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依然很远。一直有一种困惑，也许，现代并非都是好的，都是适应这一片土地的。难道乡村就一定要按照全球化的模式来发展？这种“熟人式的”、“家园式的”乡土文化模式，为什么一定要被“陌生人的”、“个体式的”城市文化模式所代替？我们在说现代性时，是否过于绝对化了？是否考虑到这片土地的根性？也许这根性仍能够使我们的民族根深叶茂？
古老的乡村模式、村落文化、生存方式的确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乡土中国在逐渐终结。但在我看来，这一结论是值得推敲并需要警惕的。当把一种正在生长、正在转型的文化看做现实，并从此出发去寻找新的出路的时候，我们忽略掉的是什么呢？是仍处于这一文化中的人们。他们的情感、思想，他们的生存方式并非全然跟随这一转型而变化，相反的是，他们可能仍然渴望回到那种传统的模式中。因为在那里，有他们情感的依托，有他们可依赖的习惯。这种渴望难道一定是落后，不需要加以考虑的东西吗？它是否还具有合理性？忽略了它，我们会进入怎样的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