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问题是，人家的车什么时候能坏？对于这个问题，冯如庸表示早打过算盘。他花了1000块钱，不但学会了修，还会改装，所以北边儿的零件门市部里还增加了摩托车配件。所以说，爱情绝对能增加智商，恋爱中的人是傻子这种判断都是没谈过恋爱的人的嫉妒之词。这个计划实施成本虽高，但马上就见效了。这再一次证明我其实才是那个智商低的。有一天，一个剃圆寸头、戴大蛤蟆镜的皮夹克少年骑车带着叫小童的姑娘轰轰轰地来到修理铺，想要加装一对皮质车把儿飘带。无巧不成书，我正在店里喝黑加仑，看了一场好戏。冯如庸殷勤至极，上蹿下跳，装了半天出了一身汗才装上一边儿。他停下来休息的时候，竟然还给姑娘递上一瓶可乐，妈的，连我都没享受过这待遇。姑娘笑着说“谢谢”。她笑起来，两眼弯弯的，看不见白眼仁儿，黑黑的很漂亮，而且一歪头，一头直发都跟着你的心跳“唰”地一摆。“嫩眼光不错嘛。”我用胳膊肘杵了冯如庸一下。他飞也似的逃开了。一对儿都装完以后，皮夹克少年带着姑娘轰轰轰地开走了。冯如庸一下子瘫在地上，满脸都是汗和痴笑。“她说话真好听。”他说，“哎，你说那摩托车响起来，像不像‘冯冯冯冯冯冯’？”说来奇怪，这么一句普普通通的话让他一说，听得人特想报警。
这一战役是冯如庸一生智力水平的巅峰，它表现出惊人的预见性和对人性准确的分析。“要卖零配件！男人怎么会让女孩子看见自己的车坏了，还带来修？男人只会带女孩子来，给她看自己的车怎样变得更牛逼。——小武侯冯如庸”。这是杜撰的，实际上并没有小武侯这个绰号，因为他的智力水平没能维持多久。暑假过去，秋天来了。再开学时我去打球，发现摩托车灯箱没了。我问冯如庸，答说因为用不着了，该知道这儿能修的人都知道了。他那张臭脸简直就像在同声传译：“因为小童的男朋友不骑摩托车了。”这时候我们已经讨论过追女孩的事，想不承认是朋友也不行了。男生之间只要讨论过这个就是朋友了。讨论世界杯、贝雷塔和二战都没用。
实际上，其表情传递的信息是不完整的。完整的信息是，小童换了一个开汽车的男朋友。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当然是再正常不过了。我上高三时，因为自己留级，喜欢的女孩儿先上了大学。我想去大学找她玩，哥们儿都劝我：别犯傻，你至少得有辆摩托车才能去大学门口接姑娘吧？你瞧，这就是当时北京青年崩坏的世界观，但至少有一定的代表性。
关于小童换男朋友这件事，我最大的感受其实是这样的：你在这家店里还真他妈是呼风唤雨啊！你说增加业务就增加业务！你说卖零件就卖零件！你说支灯箱就支，你说撤就撤！这个谜不久以后就解开了，不过现在先说说小童那个开汽车的男朋友的事。
这事儿捞干的说，其实没什么好解释的。值得一提的只有一点：小童这个新男朋友，长得跟那个骑摩托车的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以至于连冯如庸看见停在路边的捷达上走下来吻别的俩人，都差点儿错以为是那小子鸟枪换炮了。两个男朋友一模一样的圆寸，细眉朗目，胡子刮得溜光水滑，身材瘦瘦小小的，透着一股机灵劲儿，一走一动都跟弹簧似的，倍儿有劲。冯如庸一党在应对小童换男朋友这件事的策略上，一如既往地体现出其建立在完全不存在的逻辑体系上的自成一体的逻辑：他们挂了一块“专修捷达”的牌子，因为小童的新男朋友开的是一辆捷达。他们的逻辑基础是，只要来店里修车就能见到小童，甚至能跟她说话，因为修汽车的时间比修摩托车长得多。这个逻辑基础首先就是错的：他们吸引来的是小童的男朋友，而不是她。这对追姑娘这件事本质上毫无裨益，且与前述那句充满智慧的哲言互相冲突。关键是，就算你挂出了“专修捷达”的牌子，也不具备排他性——镜头收回，视野扩张，画面中充满了整条街上形形色色的“专修捷达”。这一点儿都不让人意外。我的朋友逻辑水平都这个德行。真正让人意外的是，他们还真来了。牌子挂出去没多久，小童贤伉俪就来修车了。“车子漏水，”小童的男朋友说，“另外水温总是高。”老板打开机器盖子看了看，一撇嘴，说了句“冯如庸，上！”，就坐到房檐底下抽烟去了。这位老板看年纪足可以当冯如庸他爸，脸上布满深可及骨的皱纹，令人联想到一幅油画，好像就叫《父亲》。我正在一旁喝黑加仑，天气凉了，我喝得慢了许多，有时候都喝不完一瓶了。我一边喝一边跟老板聊天。我言语轻蔑，态度佻浮，大意就是，这小子真会修车？老板掐了一颗烟，又点上一颗，慢慢地给我讲。冯如庸的形象缓缓地在我心里翻了个身。
那年才十八岁、还没摸过汽车的我，完全把修车这事儿想错了。我凭年龄判断，跟我差不多大、平时没活儿干，还兼管卖饮料的冯如庸，肯定是个学徒。实际上，冯如庸从一开始就是这家店的王牌。他连技校都没念完就出来了，因为他有一双神耳，能判断出车里最细微的声响是从哪个部位发出来的。开过车的人肯定知道，车里的异响最常见、最烦人、最难找。你听着觉得在右边，到右边一听又觉得在后边。最后你像蜘蛛一样把车厢爬了个遍也找不到。而一个具备冯如庸这样神奇听力的人，再加上对汽车结构的基本知识，就成了解决车内异响的利器。整条街上，这家店最出名的就是解决异响，所以这家店里经常来一些好车来修。这些高级车自己的修理厂都解决不了一些讨厌的声响，冯如庸坐进去一听就能把问题抓个现行。在同龄人还拿豪车的车标当小花园里换烟换啤酒换地盘的硬通货的时候，他已经坐过劳斯莱斯和奔驰了。
但是冯如庸在真正动起真格的来学汽车修理的时候，选择的却是捷达。那时候捷达还是不错的车，比天津大发什么的高级多了。家里有捷达的过去肯定都是万元户。彼时的捷达以皮实著称，细节其实并不太像德国造的东西，不是这儿松就是那儿垮，总发出奇声怪响。这给了冯如庸一个很好的过渡。他获得了大量的实践机会来修理捷达，解决了千奇百怪的问题，只为了备战小童和新男朋友的到访。
老板喊他上场时，他那个劲头就像腰上已经有幅金腰带，十根手指套满了总冠军戒指，两脚还穿着金靴一样，走过小童身边时竟然还甩了一下头发，我跟老板同时以手掩面。他来到车前，更不打话，两手并举两把螺丝刀，起下一个塑料盖子，拎出一面看不出什么材质的恶心的网子。对着阳光一看，上面有虫子、柳絮、泥和不知名的黏液。小童跟圆寸同时往后一缩。冯如庸踏着轻快的步伐，走进北间，拿起一个手枪状物体，对着那个网子猛扣扳机。手枪吹出一股劲风，网子上的恶心物体飞得满天都是。他一边操作一边吹口哨。我说我愿意用十年阳寿换他不吹口哨，老板说我出二十年。吹完网子，泡在一盆清水里，他又拿铁丝在发动机舱两侧使劲捅，一下一个洞，十分骇人。我大惊，呼声“我操”，站了起来。老板淡然地说，没事，没坏。原来那是本来就有的排水孔，被泥和树叶堵住了。捅完之后，端来水盆往上一倒，畅通无阻。顺便拿出网子插回原处，上紧盖子，“砰”地落下舱盖，完工。
整个过程没有事先的演练和思考，没有丝毫的失误和停顿。他用看起来最简单但实际上是最标准的工艺（除了吹口哨的部分）解决了问题，并且把这些最简单的工艺表演得神乎其神。外行看起来，就像是一位遁世高手在演练一门绝世武功。他拍了拍手，走到小童面前，一甩头发，用大拇指往后一指：“修好了！”小童的男朋友愣了一下，皱着眉头走过去坐进车里试车。小童又笑了，她轻轻说：
“你真厉害！”
那时候我想，操，完了，冯如庸的一辈子交代了。有时候我就是这么睿智，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小童笑着说话的时候，既不升高音调，也不加快语速。她的声音既甜又脆，还有一点儿沙哑；她的语气里同时有少女的娇柔和大姐姐的慈爱。那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声音，美得让人想闭上眼睛。她一说话，你不会注意到别的什么事了。对我尚且如此，何况是冯如庸呢。
走的时候，老板隔着窗户客气道：“嫩最好别出毛病，但是万里有个一呢？就来我这儿，我们修捷达一绝，嫩早听说了吧。”我模模糊糊地听见那个小伙子说：“没听说，是我女朋友告诉我的。”然后他们就“冯冯冯冯冯”地开走了。冯如庸站在尘埃里，哭了。
回家以后我问我爸，捷达毛病多吗？我爸摇摇头说，那车棒极了，很少出毛病。我说那为什么满大街都是专修捷达？我爸说是开的人有毛病。我当时理解错了。后来我知道捷达这车的性格像个山东汉子，直爽豪快，能打能扛，但不太细致。开车的人不大在意，车很容易受伤。且吃的必须好，吃不对付就闹病。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接下来的一年多里，剧情走上了平稳的路线。冯如庸跟小童之间，一点儿进展也没有，反过来也没有退步，一切都像是封闭在一个时间循环里演着相同的剧本，直到第二年暑假，冯如庸得到了他的第一辆车。
那一年，街北头开了几家酒吧。开酒吧的人自成一体，跟开修理厂的人不是一个圈子，很谈不来，酒吧和修理厂势力接壤的地方经常打架。修车一条街有个名声在外：这帮青岛人平时自己跟自己老掐，但是如果有外敌入侵，他们会变得空前团结。那时节，每个店的老板都手持巨大凶猛的冷兵器，跟酒吧行业背后那些货真价实的犯罪势力做斗争。在一次械斗中，冯如庸的老板受了伤，需要休养很久。冯如庸见着我，一甩头发，自豪地说：咱老板打架，那俏欻（注10）！手里那扳手，一下一个，一下一个——我没见过这种大规模械斗，一直到后来大学的时候看了部电影叫《纽约黑帮》，里面有个扛巨大十字架的汉子，看起来威武雄壮，没两下就让人干倒了，我对冯如庸说的那个情景一下子有了画面感。其实那时候冯如庸还在三里屯，但是我没找他聊这部电影，后来没机会了。
老板养伤不在店里时，冯如庸成了一把手。他才二十岁不到，就撑起买卖来了，我还在带锁的日记本上模仿卡夫卡呢。冯如庸当家时，遇到需要开出去试车的异响故障，一般不接，以防小童他们来的时候他不在店里。他这套奇怪的逻辑贯彻了这么久，连我都快被他洗脑了，我几乎觉得这样下去他能成功。给喜欢的女孩的男朋友修车到底能成什么功，我当时可能没想这事儿。果不其然，有一天，冯如庸刚送走一辆来查异响的车，那辆满身是伤的捷达就开来了。那小子开车一定特别鲁莽。门一开，那个圆寸小伙子下来了，小童没露面儿。这倒也不是头一回了，冯如庸也没觉得奇怪，但那圆寸着急忙慌地催道：“机油灯亮了，走两步就熄火，一熄火连刹车都没了！你快看看！”说话带着哭腔。冯如庸如临大敌，举起舱盖，拉出机油尺，也顾不上戴手套，徒手一抹，眉头皱了起来。“不缺啊！”他叹道，拉开车门坐进去，点火，摘空挡，踩油门，没两下果然熄火了。他从屁股兜掏出手电，叼在嘴里，其动作迅如闪电，像特工掏枪一般。在他检修的过程里，圆寸一直咬着指甲在一旁走来走去，不时探头看一眼，或是用手掌用力摩擦寸头，发出沙沙沙的声音。冯如庸依次检查了各个机构，在发动机舱里这儿捏一把，那儿拧一下，发动机时而发出轰鸣，时而呻吟着熄火。他的头发太久没染，这时候已经全黑了，湿漉漉地垂下来，他用手一抹，脸上就是一道黑，抹了几次，他就变成铁血战士了。这时，圆寸用力一拍头顶，一咬牙，说道：算了！别修了！
后来冯如庸讲到这段时，我脑子里非常乱，因为我也经历过喜欢的女孩子有了男朋友这种事，但是我没跟暗恋对象的男朋友见过面，更别提给他修车了。在他说“算了”的时候，冯如庸也跟我一样乱，他不知道是该失望，还是该羞愧，或是该恼羞成怒。
不过跟接下来的事情相比，这只不过是专业领域上的一次小小挫折而已，跟感情无关。而下面这些剧情才是感情戏。圆寸说：别修了，来不及了，我要去机场。冯如庸不知道说什么，没搭茬儿。圆寸走了两步，又回来说：
“我去新西兰，”他说，“不回来了。如果施小童来了，就让她开走吧。”
施小童。这三个字给冯如庸带来了多大的冲击已无据可考，因为他自己坚称当时非常平静，而这是不可能的。
圆寸走之前又补充说，如果施小童不来，这车就给你们吧，反正我也不回这鬼地方了。
“鬼地方”三个字让我听了心痒难耐，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个巨大丰满的故事可以挖掘，可惜已经挖不到了。
“祝你好运吧，哥们儿，”他最后说，“你喜欢施小童吧？你可长个心眼儿啊。”
这当然是我们所有人最后一次见到圆寸，不然冯如庸也不会得到那辆破捷达，并在上面写满了字停在路边当招牌。老板伤愈复出之后，两人一起嘀咕（注11）了半个月，最后判断这辆车要修好成本太高，在没有确定归属的情况下不值得冒险，就凑合开到路边堆在那儿了。过了几年，酒吧和夜店往南蔓延，逐渐侵蚀了修车一条街的大好河山。老板把门脸儿一盘，在附近一个什么电机厂大院儿里重新开了个店。那时候，冯如庸已经成了这条街的“捷达王”，一手听声辨位走遍江湖没有对手，手下修过的捷达成百上千，到了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境界。这是老板的想法，冯如庸不敢说不赞同，但他始终觉得施小童会来的。于是他把那辆捷达留在街上。客观地说，这是个双赢的战术：施小童认得那车，车上有地址电话，又可以当广告。经历了市容、城建，以及脱胎于环卫、吸收了部分城建职能的城管，哪股力量都没能撼动这辆合法停在车位上的私家车。
但是，傻×，施小童是大学生，她得毕业啊。我也是偶然想起这个傻×。我并没有打算去看望冯如庸，我有很多更好的铁哥们儿一毕业都没了踪影，我的交际维护能力大抵止步于此。后来我买了车，又换了车，修了那么多次车都没想起他来。直到有个开捷达的同事偶然跟我说起他的车出了奇怪的毛病，一开起来，后备厢的位置就发出女人哧哧哧的笑的声音。此时，冯如庸凭其走遍江湖的听声辨位手艺和他那头长发从记忆深处跳了出来。我跟同事介绍道，我认识一个专修捷达且解除异响一绝的师傅，不知道还活着没有。
找到他的店很容易，到了原来店址的地方，没费多大劲儿就看到了那辆破车；顺着车上的线索来到大院深处，开阔的停车场上停满了捷达，得排队。我拍了拍同事的肩膀说，排个屁，我走走后门儿去。一进店门我就打听，冯如庸在吗？我打听的对象其实就是冯如庸，他抬头跟我照了半天眼儿，谁也没认出谁来，最后只好互相自我介绍，大好的江湖重逢剧情就这么被破坏了。我们居然还握了握手，只能说时间这东西太厉害了。修完车送走了同事，我去三里屯溜达到傍晚，吃完饭又喝了一杯，才回店里找冯如庸叙旧。他正在吃盒饭，拉了两句家常之后，听说我在搞IT，突然问我：你会上网吗？我说，嫩咋不说嫩了？他说，你要是会上网，帮我找个人呗？说完露出一口白牙，嘿嘿嘿地乐起来。
不用问，他要找的人当然是施小童。据说他在三里屯南街上前后看见过她三次，都没敢打招呼，但可以确定她还在这一带活动。我惊了个后滚翻，问道：这么多年了，你还没换对象哪？就你这点儿胆量，就找着了还能怎么的啊？弄不好人家都结婚了。冯如庸拿筷子扫着饭盒底，低着头说：也不怎么的，就是把车还她。我还想说：你还她就要啊，那都第几任前男友的事儿了？但转念一想太过伤人，就没说。此时我已经有过几个女朋友了，他还守着最初的信念，我已经不再只有智力上的优势了。我帮他找人这件事，本来打算糊弄糊弄就得，没想到真让我糊弄着了，那是一个互联网安全十分堪忧的年月。总的来说，这才叫真的伤人。
关于怎样在网上找到一个人，其实只要知道其履历中的一两个关键环节，再编造一些身份，打几个电话，就能弄清其他环节。这里面的具体方法，还是不说的好。然后借助当时还刚刚起步的社交网络，结果就那么自然而然地浮出水面了。那时候人们常说“网络无美女”，其逻辑是，美女都忙着谈恋爱，没时间上网。事实正反抽了他们几次脸，因为网上不但有美女，而且是最活跃的一个人群，若找不到，只能说是智力差距。在这种智力差距下，就算他们撞大运找到了也没用。
真正的难题是，怎样跟已经找到的施小童建立联系。这个难关我也渡过了，凭的是脸皮厚和我们张家的家训：张弛有度。个中辛苦，我已经不想再回味了，我自己追姑娘都没这么惨过。实在是太丢脸了。作为回报，施小童同意“去看看”，但会“带几个朋友”。这真吓人。我们约在破捷达处见面，双方都好找。见面那天是个阴天，这一般预示着惨剧的发生。不过惨剧不是当天发生的。当天最惨的是冯如庸的穿着：他穿了一件西服，袖子极长，扣上了所有扣子，胸口露出一截红白条的领带，我看了差点儿转身奔逃。但是如果逃的话，到此为止吃的所有苦、丢的所有人就都白费了。总得看场热闹吧！我对自己说。
施小童变了多少，我已经记不清了，这么多年一直喜欢着她的人又不是我。但冯如庸见到她的时候完全傻了，一句人话都说不出来，眼圈儿红润，眼泪愣往回憋，那场面真让人于心不忍。最后只好由我将他的中文翻译成中文，我对施小童说了车的事，那个失踪多年的圆寸青年的事，以及冯如庸并没有说的一些事。因为她带的朋友是两个女孩，两个姑娘一直在一旁指指点点，哧哧偷笑，十分讨厌。后来的事情证明这两个姑娘是帮凶，而元凶正犯就是我，而不是施小童。但当时我哪里知道，兀自滔滔不绝，挥霍着我积累多年的说书天赋。我觉得我把冯如庸和施小童都打动了，因为施小童一开始还说笑答对，到后来也只是愣愣地听着，不再说话。
那天的书是这样收场的：“我讲的这些事，你可能早就知道了，也可能现在才知道，但没关系，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隔了这么多年，你们俩总算是他妈的认识了。”这句话是发自肺腑的，我只有发自肺腑时才说脏字。大出所料的是，施小童低头玩了一会儿衣裳角，然后慢悠悠地说道：“这车，这车我改天再拿吧，到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先吃个饭什么的。”
天空中咔嚓一个响雷，下起雨来。这是真的还是我脑袋里虚构的，我已经记不清了。施小童走时，还要了冯如庸的手机号。冯如庸一指捷达上刷的字：就这。施小童记了号码，亲切地捏了捏他的手指，温柔地笑笑，走了。冯如庸如痴如醉，这个状态维持了好几天。想必那是痛苦又幸福的几天。一段痴等了这么多年的不靠谱恋情，突然走向了高潮，这么明显的问题，以我之慧眼，竟然没有看出来，可见我也被促成一段姻缘这种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好事蒙蔽了。这是我的错，我有罪。
那几天，冯如庸接起每个电话，如果不是施小童就立刻挂掉。这样当然会耽误生意，但哪还管得了这许多呢？过了差不多一个礼拜这种非人的生活，要等的电话终于等来了。施小童约他拿车，顺便吃饭。或者原话说的是吃饭顺便拿车？有些人很在意这种细节，我就因为说过“我回来领报销，顺便看看你们”这种话而被领导训斥过。施小童很贴心，贴心到令人心碎。她定了餐厅，并且在告诉冯如庸她请客的同时又很有技巧地安慰他不必担心没有别的意思。现在想来，她的每一句话听起来都有好几层意思，识相的话就不要去送死啊浑蛋！但那时候就是有长二捆（注12）也拉不回冯如庸，他去赴约了。
我讲故事时，或听故事时，遇到故事里的人干了特别丢人的事，常常进行不下去，自己的脸和脖子红得跟熟虾似的。现在我就在这种状态下讲接下来的事。施小童定的是一家高级西餐厅，就在工体北路上，想必贵得很。西餐的洋规矩是极多的，冯如庸到得早，如坐针毡。那个该死的waiter（服务员）三不五时地踩着轻快的鼓点儿蹦过来，一会儿问问点什么餐前酒，一会儿问问上什么前菜。冯如庸啥也不懂，就都说随便。要是稍微有点儿理智，他应该说“等一会儿人来了再说”。不过就结果看来，作用也不大，这个局设得太完整了。施小童用冯如庸的名字预订了座位，点了最贵的套餐，然后，没来。
冯如庸僵直地坐在灯光已熄灭大半、客人早已走光的西餐厅里，面对着一桌随便上来的菜和酒的样子，简直无法想象。我如果想，完全可以把这个场面描绘得很生动，但这太残忍了，对所有人都是。真正残忍的是，冯如庸到那时都不认为自己上当了，他还在担心施小童出了什么事，因为她的手机关机了。施小童伤害的就是这么一个傻×，这就是真正的残忍。
冯如庸打电话找我，不然结不了账，走不出那个门。他可以找别的朋友，但他大概生了我的气，觉得我应该负全责，因为他一路上一句话也不说。我们就这样沿着工体北路走回三里屯南街，我还是第一回陪大老爷们走这么远的路。回到店门口，那辆捷达已经刷了漆，补了胎，换了灯，不知道花了多少钱整饰一新，准备迎接未知的命运了。因为路上一句话也没说，我到这时候也不知道到底出什么事了，所以整个局面里最莫名其妙的人是我。冯如庸给我讲了事情的经过，他那时福至心灵，用了十个字就说明白了。
“她耍我，嫩知道吗，她耍我。”
冯如庸等到餐厅关门上板儿，给我打电话之前，给施小童打了个电话，通了。电话那边特别吵，有巨大的音乐声、尖叫声和笑声。施小童喊了几声，声音让冯如庸觉得空前陌生，虽然他前后也没听过她说几句话。接着那边几个女孩同时大笑起来，中间掺杂着兴奋的尖叫，能分辨出“丫真去啦”这样的碎片。末了，施小童开心地大笑着对话筒喊：“冯师傅！您不是当真了吧？”
讲完，他站起来，拉开捷达的车门，坐进去，点火。捷达发出健康性感的声音，像一只蓄势待发的大狗。我拉车门，他从里面锁上了。我大喊，你上哪儿啊？他摇下一半窗户说，我找她去。我说，找着以后哪？他说，嫩别管了，嫩找我老板要饭钱。说完一掰轮儿一踩油门，尾灯拖着一道红光，转出院门不见了。
当时应该还不到晚上12点，出事的时间是早上6点，因为是河边遛早的大爷发现的。这说明他还真找了一晚上。万一找到了，他打算怎么办？找不到又怎么办？我也干过类似的事情，高中时被宣判留级之前，有个铁哥们儿不知道怎么得到了内部消息，打电话告诉我。我惊慌之下，骑上自行车就走了，也不知道要去哪儿，找谁，找到怎么办找不到怎么办，全不知道。区别是，我是慌了神，而冯如庸则是断了线。他和他坚定的信仰之间有一根缆绳，现在它断了，对他来说，这无异于万丈高楼一脚蹬空，扬子江心断缆崩舟。这些比喻都没用，都说明不了他当时的心理状态，没有什么比喻能做到这一点，除非你自己经历一次。这种事谁也不会再经历一次了，回想起来，整件事充满了不可能，充满了显而易见的漏洞，充满了可笑的判断和愚蠢的念头，充满了随时挽救一切的可能性，但依然一步一步走到剧本最后一行。剧本最后是这么写的：
我站在河边，看消防官兵打捞捷达。捞上来一看，车里没人。有人下水找人。更多人在河岸围观，记者站了一地，一些愚蠢的主持人不断地对着镜头指出他们看到的东西叫什么名字——我看到消防车，我看到一辆白色捷达，我看到许多围观群众。没人关心事情的前因后果，人们只关心事件本身。因为它已经从一个可悲的爱情故事变成了一起发生在凌晨的突发事件，接下来它会上报纸、上广播、上电视。冯如庸修了那么多年的捷达，修了千百辆捷达，他的手艺连大众汽车的人都服了，还送来了一座水晶奖杯，上面刻着“捷达王”。就这样，他都没上过电视。我想了想，决定不再等捞出人来，转身走了。
（注9）扎眼：醒目，有时略带贬义。
（注10）俏欻（音qiao chua）：青岛当地方言，大概是动作灵敏凶猛之意，不甚明了。
（注11）嘀咕：此处指摆弄、鼓捣，该词也作小声说话之意。
（注12）长二捆：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CZ-2E）。
宗大胆儿
宗大胆儿是我高三时候班上的插班生。那时候我并不太懂什么是插班生，等我弄懂了才发现，宗大胆儿其实是冒牌的插班生。正经的插班生是说：人家借这个学校的高三参加高考，或是复读。而宗大胆儿则是一直毕不了业的超级留级生。因为我高二那年他休了学，再回来，摇身一变成了插班生，真是岂有此理。不过若跟宗大胆儿讨论此事，他还觉得颇为惋惜，因为如果不是因故休学的话，他就是解放以来留级最多纪录的有力挑战者了。我毕业以后，跟老校长打听过这个人，真是吃惊非小，因为他在同一所学校待的时间，已经只有江户川柯南和草京有希望打破了。
有关宗大胆儿休学的原因，我是要补充一下的，但这件事要往后放一放。与他干的各种鸟事相比，那件事也不是非提不可。还是先说说这个人本身。宗大胆儿插班时，已经开学两三周，座位早已固定。按照江湖规矩，老师将他安排在留级生专用的最后一排西南角，与我同桌。他一跟我打招呼，吓了我一跳，以为见了鬼。这人的眼睛几乎看不见白眼球，黑眼仁儿占了绝大部分面积，导致他无论看哪儿都像在盯着你看。我从没见过黑眼球这么大的人。英语课上讲高考作文的写作，老师让同桌写下两三句对彼此外貌的概述。宗大胆儿对我的描写，翻译成中文大意是：瘦，头发长，长得无聊。真是神来之笔。我对他的描述则是：瞳孔扩散，瞳反射消失，不行了。为此我还查了半天字典。
班主任的课上，老师让新同学自我介绍。新同学即留级生与插班生。轮到他时，他慢悠悠地站起，环视四周，笑眯眯地说：我叫宗东东。我敢打赌，当时百分之九十的同学都没听懂他在说什么。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名字太奇诡了，另一方面则是他那对黑眼睛笑起来实在太可怕。你一看他，好像就要被吸进去似的，这个比喻既可以用来形容美少女的大眼睛，也可以形容宗大胆儿恐怖的黑眼球。真正可怕的是，他还长了一双笑眼，一说话，眼睛就弯成两道弧线，里面露着漆黑漆黑的瞳孔。
由于他的名字比较奇怪，很长时间里大家都不愿意叫他，这客观上造成了一种他很不合群的假象。实际上接触多了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个自来熟，因为他根本不懂什么叫拘谨，怎么叫客气，更别提优雅与矜持了。由于刚开始没什么朋友，他显得很孤僻，也没什么存在感。有一次体育课，我去器材室拿篮球的时候，发现操场边的双杠上立着一个人棍。走近一看，原来是宗大胆儿双手抱肩直立在双杠上，眯着黑眼睛（即便眯着也很大），若有所思。当时我想，这人胆儿真大，摔下来怎么办？我太天真了。
时间一长，年轻人终归还是会熟起来。我渐渐敢看他的眼睛了，与此同时，我发现这人太不正常了。刚开始我以为他是傻，不然怎么会留这么多次级？后来我一想，我也留级了，我又不傻，一定有什么别的原因。我之所以觉得他傻，原因是这样的：这人没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不会躲避任何危险。比方说，午休时穿过足球场是一件危险的事，你必须左顾右盼，快速通过。但宗大胆儿则双手插兜，慢悠悠地走过。有足球以亚音速飞过他脑后，他就跟没事儿一样，继续往前走。有时出去吃饭，需要过马路时，他则表现得特别浑蛋——这是从多年以后我已经变成一名司机的立场来看的——他像一只拧发条的青蛙一样，有节奏地迈着两条短腿，不疾不徐地过马路，如果有自行车高速驶来，他既不看，也不躲闪，最后总是自行车骂骂咧咧地躲开。
不仅如此，宗大胆儿上课时胆子也特别大。他总是接老师的下茬儿，搞得老师七窍生烟，而你从他接的下茬儿里，似乎能感觉到恶意，又似乎没有。而且他举手也特别踊跃。老师讲试卷时，一般会礼节性地说一句：我讲一题，不懂的举手，没有就继续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们都给我闭嘴，听我讲就行了。结果每道题宗大胆儿都举手。后来老师生气了，问他：你是成心的吗？他笑嘻嘻地说，不是呀，我真不懂，不然能留级吗？把老师气了个半死。
宗大胆儿挨过一次警告处分，这个处分是我校历史上最离谱的处分。它的理由是“放学后在楼顶上行走，危及公共安全”。事情是这样的。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眼看就要高考了，按说这种时候，你只要没犯什么大逆不道的错误，学校都会放你一马，让你赶紧滚蛋了事。宗大胆儿不知道怎么想的，也不知道是从哪里爬到了教学楼的楼顶上。我们在操场上争分夺秒地利用静校前最后的几分钟打球，忽然有人叫道：“楼顶上有人！”顺着说话人的手儿瞧，只见宗大胆儿左手托右肘，右手捏着下巴，沿着教学楼顶的边缘慢慢地踱步，口中似念念有词。我一惊，连忙大喊：“宗大胆儿！你干吗哪？”同学照我后脑勺就是一掌，把我的枕叶都震碎了，喝道：“别嚷嚷，吓着他再掉下来！”我捂着脑袋回头骂道：“傻×，那是宗大胆儿，能让我吓着吗？”说话间，只见宗大胆儿右手握拳一砸手心，然后坐在楼顶上，两条短腿悬下来，继而身子一翻，两手扒住房缘，做了个反向的引体向上，整个人慢慢悬垂下去，双腿一飘，从窗户钻进教室里去了。我们教学楼不高，只有六层。被抓获后，老师问他去楼顶上干什么，答曰背单词。
事后，我们留级生族群对他挨这个莫名其妙的处分十分不平。宗大胆儿自己倒是很淡定，他说其实学校每年都会给他一个警告处分，然后他一留级，这个警告处分就没人追究了。现在回想起来，这大概就跟现在驾照每年会在固定时间清分儿差不多。`w-r-w-h-u.c-o-m`但话是这么说，宗大胆儿还是有些生气，因为以前的处分都是因为跟人打赌，干出种种不靠谱的坏事来，这次只是爬了个楼顶。几天后，班主任点名批评宗东东同学，说他私自进入供暖重地，干扰他人工作，遭到了投诉，太不像话了。这件事我知道。他是爬上了供暖厂的烟囱，快要爬到最高处时，被工人发现了。因为个子小，远处又看不真切，他被当成了淘气小孩儿。工人们又是哄又是劝，还替他爸爸担保不打他，总算把他弄下来了。真实的原因是他自己在上面待无聊了。供暖厂就在我爸单位对门，我溜出来想去游戏厅。那个游戏厅就在供暖厂院门口，围了一票工人，指指点点，一位领导用《驾驶园》杂志卷成喇叭喊话。宗大胆儿磨磨蹭蹭地爬下来以后，一边掸身上的灰，一边念念叨叨：“Gratitude：感谢、感激的样子。”把所有工人都吓傻了，再一看他那双大黑眼珠子，都以为这孩子准是疯了。
宗大胆儿在班里自有其用途。一些特殊的场合，老师和同学都会马上想起这个人。比如说，夏天里，正考着试，教室开着窗户，突然飞进来一只硕大无朋的蜂。该蜂既像鸟，又像马蜂，嗡嗡不休，飞得又快又鲁莽，有时还撞墙。女生们花容失色，老师也吓得不轻，教室里一时乱作一团。宗大胆儿趁乱问我：“这题选啥？”我怒道：“选你妈！快去抓马蜂！”宗大胆儿微笑道：“这个不是马蜂，是蜂鸟，鸟类的一种，只是长得像马蜂而已。”这时老师撕心裂肺地尖叫道：“宗……宗宗……宗东东！你快把那个轰出去！”宗大胆儿无奈起身，卷起试卷，大步上前。打蜂之前还回头跟我说：“其实我是骗你的，亚洲根本没有蜂鸟。”啪。没打着。他抡起卷子，咬着牙，挥一下就从牙缝里龇出一句“×你妈，×你妈”，挥舞动作正好落在×字上。那蜂狂乱地跟他搏斗了一阵，落荒而逃，从窗户出去了。宗大胆儿趴窗户往外看了看，半拉身子都出去了。看了一会儿，钻进来说：“跑了！”说着一挥手中的试卷，就像在宣布刚刚成立了一个政权一样，教室里爆发出一阵掌声。
宗大胆儿的另一个重要用途是赌钱。在我们留级生中间，流行着一个秘不外传的玩法：用宗大胆儿打赌。这是一项需要集体开动脑筋的运动，需要参与者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例如，甲（通常是我）和乙打赌：你说宗大胆儿敢干这个吗？赌上之后，再由甲出面跟宗大胆儿打赌：你敢干这个吗？如果他敢，就算甲赢，反之乙胜。这个游戏的乐趣不在于输赢，而是双方都期盼着能发明一件宗大胆儿不敢干的事情，并以赌博的形式验证它。可惜并没有。像对女老师告白，闯进体育老师办公室坐下跟他对视这样的水平，习以为常，根本拿不出手，还把体育老师吓得跑了出来。有这么一回，开年级会，副校长讲话。这个副校长有个毛病，每讲几句，就要问一句“大家觉得对哇？”然后并不等人回答，接着便讲。我们赌宗大胆儿敢不敢接一句“不对”。这件事后来把副校长老太太给气哭了，现在想想真是不应该。但是，我们还是没能发现宗大胆儿不敢干的事。
快高考那几天，我们这些留级生已脱离管控，上学期间溜达出去根本没人管。这天下午，天热得都带咸味儿了，每个人脑袋里都有根保险丝要熔断了。有的人已经断了，情绪失控，当街打起架来。我们几个人喝完汽水，就坐在路边看打架。严格来说，那不能叫打架，只能叫打人。打人的是一个胖子，约有一米九高，好像大白天就喝醉了，口齿不清，揪着一个瘦小的中年男人乱打。看起来那个小个子似乎是个富康司机，胖子过马路时，他没有停车，镜子碰着了他。胖子边打边骂：“你是不是瞎？是不是瞎？”来回来去就这么一句。我身旁恰好有个乙，我跟乙对望一眼，互相会意，便敲敲宗大胆儿肩头问：“你敢劝架去吗？”宗大胆儿把空汽水瓶往路边一扔，站起来拍了拍屁股。宗大胆儿彼时可能一米六出头。
他走上前去，喊了声“嗨”，然后歪着脑袋皱着眉头看那个胖子。皱眉头肯定是因为太阳太毒了。胖子按正常逻辑扭头骂了他两句，发现他还瞪自己之后，就放开那个中年人，冲他走过来。按照剧本，下一个镜头肯定是胖子双手推他肩头。这时宗大胆儿可以选择后退一步，胖子必然再推，边推边挑衅，等他再推时，一闪身就可以让过他去，回头给他个脖儿切。体育老师教导我们，脖儿切很危险，不要乱用。所以我这时候有点儿后悔和担心了。没想到胖子骂骂咧咧地走过来，还没等抬手，宗大胆儿突然一弯腰，俩胳膊对环儿一搂胖子的膝盖窝，往后一拖，胖子应声而倒。宗大胆儿放开怀里的一条左腿，双手扭住右腿一转身，一脚踩在了胖子裆上。路旁的我跟乙不由得捂住了眼睛。后来那个胖子缩成一团半天不动，可能睡着了。宗大胆儿抬手冲富康司机打了个招呼，叫上我们走了。
这件事之后我才知道宗大胆儿不光胆儿大，而且手重心黑，是个狠角色。那个跟我打赌的乙，我们都叫他黑八，是左近出名的又混又能打的。我问黑八，你以前知道宗大胆儿这么厉害吗？黑八憨厚地一笑说，怎么不知道？我都不敢惹他，你最好也别惹他。我问为什么，黑八答说：“这人不一定有多厉害，但是胆儿太大了，你永远不知道他能干出什么事来。你知道煤油灯儿吗？”这个煤油灯儿是我们这一带的老大，三十来岁，关于他的传说很邪乎。我这种温顺乖巧的少年，自然没接触过他，只听说他一出现，整个地区的气氛都会发生微妙的改变。黑八说，宗大胆儿是咱们学校唯一跟煤油灯儿叫过板的，其他学生在他面前都是小屁孩儿。据说那一次，煤油灯儿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带人砸了一家饭馆，酒瓶子乱飞。当时宗大胆儿正在跟他爸吃饭，老头子吓得心脏病都快犯了。宗大胆儿嚼着菜，站起来擦擦嘴，大步穿过酒瓶的暴雨，走到门口。当然，就像穿过中午的足球场一样。他在漫天飞舞的酒瓶和盘子之间行走，既不缩脖，也不弯腰，更不皱眉头。煤油灯儿正在门口斜靠着监工，看见一个矮个儿少年走到跟前，仰起头，瞪着一双大黑眼珠子看他。煤油灯儿问：“看什么？”宗大胆儿说：“你们吓着我爸了，我爸有心脏病。我们出去，你们再打，成不成？”煤油灯儿气乐了，肩膀乱颤。但是笑了一会儿就不笑了，抿着嘴跟宗大胆儿对视。看了一会儿，弯腰捡起一个酒瓶子，在门框上有节奏地敲了几下，里面的人就停手了。煤油灯儿问：“哥们儿，你叫什么？”宗大胆儿说：“红领巾。”煤油灯儿把酒瓶子一摔就走了。
听完这个故事，我好几天都没敢跟宗大胆儿对眼神儿。可是就算不看，那两个黑窟窿般的黑眼珠也会随时自动出现在我脑袋里。一晃高考了，又一晃毕业了。毕业以后，我跟大部分高中同学都没联系了，包括宗大胆儿。这是因为我的高中太混乱，又是留级，又是分流班，又是文理科，同学流落四方，没人牵头就聚不起来。至于宗大胆儿，正常情况下，没人能想得起来这个插班生了，十年以后好容易组织起来的同学聚会上也没人提过这人。同学聚会之后没多久，黑八找到我，问我还记不记得宗大胆儿。我说当然记得啊，怎么啦？黑八叹道：他受了伤，很重的伤，不知道还能不能行了，现在钱不够用，哥儿几个给他攒钱呢。我一惊，问道：宗大胆儿还能受伤？我这么问，是因为在我心里，他对各种物理伤害都是免疫的。如果派他去当战地记者，一定能拍到很多珍贵的照片，因为他对子弹和炸药肯定也是免疫的。可是我想错了，他不是免疫，只是单纯的胆儿大而已。我想起上学的时候用旧式的投影仪，电线根儿上掉了皮，铜线露了出来，接触不良，投影总是闪。宗大胆儿走过来，用手去捏电线，我一个没拦住，给他打了个跟头，愣没死。并且因为是宗大胆儿而不是别的学生，这件事连老师和校长都不知道。只是因为他胆子大，运气好，这件小事被我忽略了。我问黑八，宗大胆儿受了什么伤，怎么伤的？黑八表达能力不太好，断断续续地讲了。听完之后，我不能不感慨，除了物理伤害免疫这件事之外，还有件事我肯定也判断错了：宗大胆儿可能还是傻。
后来我回想起来，说不定真傻的是我，因此我现在要先补充一下关于宗大胆儿休学的事。这件事其实我早就知道了，所以，我不但忽略了他被投影仪漏电打了个跟头，还忽略了这件事。这早已证明他不是无敌的，而是一个一直走运的傻大胆儿。这是我高二时候的事，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宗大胆儿，不过对这件事情多少有所耳闻。听说宗大胆儿有一天逃课时，路过一个老旧的居民楼，头顶突然传来阵阵哭声。抬头望去，一个小孩悬空挂在四楼还是五楼的防盗护栏上。具体是四楼还是五楼，众说纷纭，也有说六楼的。但我一年以后去求证的时候，发现六楼都还没有安装护栏。孩子哭闹不休，一会儿叫妈妈，一会儿叫奶奶，两条小腿左蹬右踹，很快引来了一些上年纪的大爷大妈围观。这倒不是说上年纪的人喜欢围观，而是因为当时正是工作时间，只有老人在家没事干。要是没事干，就好好看孩子啊！这个孩子可能是家里没人看，不知道怎么跑到窗户外面来，一脚蹬空，悬在那里。经围观大妈提醒，宗大胆儿抬头一看，发现孩子双手也开始扑腾，整个人竟然是靠头挂住的。北方有句土话：“身子掉井里了，耳朵还能挂得住吗？”意思就是说，你该破罐破摔了，别逞能了。这孩子用事实推翻了这句话，真靠耳朵挂住了，不过这很危险，千万不要模仿。
宗大胆儿看了一会儿，双手插兜慢悠悠地走了。走没多远，可能觉得孩子实在太吵了，又折返来，找了一辆三轮车推到楼下，踩着它扒上一楼的护栏，像只树懒一般缓缓爬上二楼，继而爬到三楼，如此往复。此处应注明，宗大胆儿特别喜欢爬高，但是他攀爬的姿势实在太不优雅了，为我辈所不齿。宗大胆儿有个愿望，就是要去爬一爬中央电视塔，现在估计再也实现不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