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士的本义与士的辉煌
第一个脱序的群体是流民，流民是社会动乱的主力军。
第二个脱序的群体是游士，他们来源于先秦的士阶层(当然也包括一些没落大夫一级的贵族)。我们曾指出，士本是最低一个等级的贵族。它首先是武士，在军队中担任中下级军官，在周天子领地或诸侯国中的基层行政机构中担任职事官，以及在卿大夫家中当邑宰或家臣。作为贵族，他们的地位和职业是世袭的，因此他们要有守职敬业的决心。他们为官作吏，或能分得一块土地，或能有禄足以“代耕”，因而不必如农民一样顶烈日犯霜露去耕田种地，这是“士”在周初的情况。西周中叶以后，随着“礼崩乐坏”、“强凌弱，众暴寡”，周初分封的贵族秩序被打乱，形成了“君不君，臣不臣”的局面，士作为一个社会等级逐步解体。不少诸侯国和卿大夫家庭的破灭，使得许多士不仅没有了“世官”之可守，甚至连家业也都零落殆尽，成为无所依归、为当时社会所不再管、只得自谋出路的游士。
“游士”这个词最早出现在《管子?小匡》篇中，书中记载：
齐桓公招游士八千，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粮，财帛足之。使出周游于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
这里所说的“游士”近于游说之士，与我们所指的脱序的游士略有不同，但是他们也是脱离了旧有秩序的士人。他们可以自由流动，择主而事，不再隶属于谁。这在统治者看来，他们已经不是拥有特定权利的特殊等级的尾子，不是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诸伯”和“诸舅”《诗经?小雅?伐木》中有句“既有肥牝，以速诸父”，“既有肥牡，以速诸舅”。陈启源《稽古编》云：“诸父诸舅之称，天子施于同姓异姓之臣也。”了，而是有一定知识和才能的“四民”之首。统治者已经没有义务对他们采取“包下来”的政策，但是，日常百姓的治理，特别是在与其他诸侯竞争之时，又少不了这些有文化、有行政才能的“士”。到了战国时期，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极其激烈，为了在争夺中取胜，至少要使自己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那就要千方百计地争夺有真才实学并能够妥善处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重大问题的士人。此时由布衣而至卿相者，像赵国的蔺相如，秦国的范睢、蔡泽等等，真是数不胜数。这样，不仅在用人之际要大量招徕游士，平常也需要“养士”。一个有身份、有地位、有影响的贵族不养成百上千的士，那是不可想象的。战国时期的四公子——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甚至养了“数千”有才能和无才能的士。齐国的孟尝君连“鸡鸣狗盗”之徒也囊括在内，只要有一“技”之长，就会受到这些有钱有权的贵族的恩养。当时甚至形成这样的舆论：“得士者昌，失士者亡”。一些有野心的贵族都要尽可能地去笼络士人，因为有了士人的辅佐才有力量。
应该说这是士人最辉煌的时期，中国历史上只有过这一次。他们可以自谋职业，有的“学而优则仕”，当官为宦，佩多国相印；有的经商，大名鼎鼎的范蠡、子贡、白圭，都是靠经商致富的士人；有的可以隐居为农，苏秦就说“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他就要为农夫以终生了；有的可以作为手工业者，《庄子?德充符》就描写了这种奇士，墨子门下也多手工业者；有的教书讲学，以传播知识为生，战国时期的许多大思想家多是教书的出身。有了选择职业和居处流动的自由，生活有了基本保障，自然而然就会产生独立的思想。独立思想的发展引起了争论，形成了不同的思想学派。士人思想自由的发展与争论就是产生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的基础。齐国宣王时期还建立了稷下学宫，召徕各种学派的学者“数百千人”，“不治而议论”，待遇丰厚。这是古代知识阶层不受政治势力和学派观点干扰、最能自由表达的时期，中国后世的思想，大多在这个时期都已有其雏形出现，它是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当时经济条件的限制，知识分子阶层还不能独立，大多数游士还要依附一定的政治势力。
◎游士的辉煌与解体(2)
同其他人一样，士人的自由也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不仅流动和选择要花费气力，它本身就是一种痛苦。没有或缺少知识与能力的士人们和恪守旧时代士的某些原则或道德的士人也不会受到欢迎，不被统治者所选择。于是这些人便会慢慢沉沦下来，有的甚至穷得没有饭吃。《孟子》中所说的陈仲子，平常以“身织屦，妻辟纑”为生，有时弄得好几天吃不上饭。《礼记?檀弓》中所写的那位不食“嗟来之食”的饿者，最后饿死了事。当然也有为人所羡慕的直上青云的士人。如《孟子》中一位游士景春所说的话：
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这两位都是没有什么特操的纵横家。公孙衍是“纵家”，主张关外六国“合纵”以对付强秦，曾佩五国相印而为“纵长”；张仪则是“横家”，主张六国与秦国交好，从而达到让秦国各个击破的目的。然而，这些纵横家们的关于“纵横”的主张也在不断地变化。如为人们所熟知的苏秦，曾游学齐国，师事鬼谷子，学成后西至秦国以“连衡”之策说秦王，怂恿他出兵关东灭六国，秦王不用，苏秦黄金花尽，黑貂之裘敝，落魄而归。至家，“妻不下絍，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他感慨万分地说：
妻不以我为夫，嫂不以我为叔，父母不以我为子，是皆秦之罪也。
《战国策?秦策一》
于是他发奋苦读，后以“合纵”之策说赵、燕、韩、齐、楚等国，鼓励他们联合起来对抗暴秦，得到他们的赞成。赵国封他为武安君，佩相印，并给他“革车百乘，锦绣千纯(束)，白璧百双，黄金万镒”，联络各国诸侯，共抗强秦。当他如此排场地路过家乡时，父母亲自为之“清宫除道，张乐设饮，郊迎三十里。妻侧目而视，倾耳而听，嫂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谢”。因此，他踌躇满志地说：
嗟乎!贫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盍可忽乎哉？
《战国策?秦策一》
苏秦的故事活画出游士们的思想面貌。这种没有固定主张，缺少超越精神的士人，只是为了个人的荣华富贵，朝秦暮楚，以三寸不烂之舌扰乱天下，给老百姓带来无穷祸患。孟子讴歌的“无恒产者有恒心，惟士为能”的士人应该是——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
但是像以拯救“天下之溺”为己任，以推行其“仁政”理想而四处奔波的孟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墨子等，这种有超越精神的士人，和“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的重道轻位者，在脱序的士人之中只是少数。大多数游士还是“无恒产无恒心”的，连商鞅这样开宗立派的法家思想家，在游说秦国时也是看秦孝公的脸色行事，而缺少坚定的前后一贯的政治主张。他先是说以“帝道”，秦孝公听了昏昏欲睡，并不开悟；于是他再说以“王道”，孝公仍然没有兴趣；商鞅最后改说“霸道”和“法术”，才受到秦孝公的欢迎。作为法家的一代宗师尚且如此，其末流则不难想象。像那个位至秦朝宰相的李斯，当他被秦二世处死时，把自己比作粮仓或厕所里的老鼠，还真是有几分自知之明。这些游士都是以个人富贵为追求目标，缺少独立的人格，更不用说孟子提倡的“说大人则藐之”的风度了。
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在他的著作中也不是宣传谋国方略，而是以揣摩人主的好恶为立说之本(如《说难》、《孤愤》等名篇)。我们说法家只有政治操作的权术，没有超越本身利益的人文精神，是不过分的。这种把权术、谋略视为立国根本的政治主张，对后世文人士大夫的人生态度也有不良影响，一些缺少超越精神和社会关怀的士人就把“应帝王术”作为政治操作中的核心去研究和揣摩，使得儒家的“兼济天下”的精神被消解。
◎游士的辉煌与解体(3)
最能体现游士精神的，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思想意识，他们实用主义的价值观，纵横捭阖的处世手段，没有固定是非观念的认识论，庄子常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实际上他是有是非的，因为他们确实是以“无是非”为“是”，以“有是非”为“非”的，而且极端坚持自己的主张，以此傲视他人。以及更缺少社会关怀，这些对于后世的游民思想意识都是有深刻影响的。
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民族，在文明发端时期的重要思想体系都会构成这个民族文明发展的“基因”。中国春秋时期所形成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法家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研究者们对这种影响已经作了许多论述。实际上，纵横家也是中国文化基因的组成部分。纵横家喜欢谈阴谋策略，但是没有理想和终极关怀。在正常的和平时期，人们蔑视这种思想意识，说它：
言无常信，行无常贞，唯利所在，无所不倾。
《荀子?不苟》
并指出它“妄言乱世”(柳宗元语)。宋濂进一步批评说：
量天下之权，度诸侯之情，而其所欲动之揣摩也，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偾，天下用之则失天下。学士大夫宜唾去不道。
《诸子辩》见《文宪集》卷二七，《四库全书》本。
这些批评虽然都有道理，但是，在专制主义制度下，那些被统治阶级所弘扬的所谓“人类的理想”和“终极关怀”都带有一定的欺骗性。特别是在非常时期或非常状态之下，这些平时挂在嘴边的东西都会抛个精光，此时他们只关心具体操作的手段和事物行为的进程了。在这种情况下，纵横家的阴魂就会起作用了。那些“理想”、“终极关怀”都会被视为“书呆子的见识”，视为“迂阔”，弃置而不用。另外，游民中的知识阶层也像其他游民一样，希望在社会变动中能够“发迹变泰”。他们对游士精神，对倡导阴谋策略的纵横家更有兴趣，并进一步把它庸俗化，剥去一切文饰，使之成为游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士”作为贵族“尾巴”时，本来是有自己的尊严、义务和道德观念的群体，甚至连最残酷的战争中都有必须遵守的规则。如宋襄公的“不鼓不成列”、“不杀二毛”，不是什么“蠢猪式的仁义道德”，而是周初贵族战争中要普遍遵守的，它是贵族的尊严和荣誉所在。只是到了春秋时代，礼崩乐坏，才被视为可笑之举。
2游士的解体
秦统一以后，士人要依附的政治力量只剩下一家——秦王朝，没有选择的可能。而且秦原本是战国七雄中文化最落后的一国，荀子游秦之后感慨秦国无儒，后世也有“孔子西行不到秦”的诗句。在这种传统氛围之中，虽然在统一战争时秦统治者还暂时优容和争取过士人，但是一旦统一大业完成之后，秦始皇所采取的就是法家的文化专制主义。如韩非所强调的：
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韩非子?五蠹》
初建立的秦王朝按照法家的主张，用极其严厉的手段控制舆论，钳制思想，不许在下位者有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更不准随意议论，使广大民众达到《管子?任法》中所说的那样驯顺的水准：
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匈以听于上。
从官到民都要听在上位者的话，而且要虚心地听，不许有自己的一点意见。思想发布的最后权力在皇帝手里，全国只要有耳朵就可以了。秦朝统治者只承认政治秩序，并且力图以“政治秩序来取代文化秩序”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在这种政治环境里的士人不仅没有了选择权，而且连存在的权利也受到质疑。法家为统治者所设计的理想国中，除了君王以外只需要两类人，即农夫和战士。战士可以保卫统治者和开拓疆土，农民种地织布以保证统治者与战士的衣食住行。此外之人都属于“蠹”(害虫)，均在排斥之列。法家的这种设计也取消了自己，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韩非、李斯皆死于秦，这不是偶然的，这是法家理论上的漏洞与悲哀。法家思想家赋予皇权专制社会的最高统治者以绝对的权力，把他们推到人间最崇高的地位上去，使他们具有决定一切的权力。可是，法家没有想到，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消灭自己。一切为专制体制进行政治设计的知识分子，最终都是作法自毙。
◎游士的辉煌与解体(4)
游士自由流动，妄议国政，只能影响专制统治者地位的稳定，自然属于第一个被打击的对象。当然，彻底地排斥干净以“劳心”为主的士人是不可能的，但是那些不安分的、具有自主意识的、四处流动的士人，肯定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秦统一中国之前，就根据法家思想对游士采取了严格的限制，甚至惩罚措施。《云梦秦简》中就有《游士律》一条：
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
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
前面是针对外国到秦国游说的游士而言，说如果丢失了通行凭证(亡符)，要罚一身衣甲之钱，到年底征收。后面是针对秦本国游士而言。说秦国的游士如果出国游说，就要取消其户籍，抓到以后，如果有“上造”以上的爵位，要判劳役三年；如果是“公士”以下的爵位或无爵位，要判劳役四年。转引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P81。当时秦国还需要外国来的游士帮他出谋划策，所以只对没有证件、来历不明的游士略示薄惩以外，别无惩处；而对于本国的游士，特别是对那些要出国为别国效力者，则严惩不贷。从其未统一中国时的法律可以想见其统一之后对游士的严厉。这时已经没有本国、外国之分了，秦国法律可以适用于全国了。
秦统一后，所有游士都是皇帝的治下之民，他们若略有活动，大概都要处以劳役了。法家的“尊君卑臣”的主张在秦朝得以贯彻。商鞅认为国家大权只有君主独享：“权者，君主所独制也。”《商君书?修权篇》。反对“释法任贤”，他说：“夫举贤者，世之所治也，而治之所以乱。”《商君书?慎法篇》。只要有法律，国家就可大治，“贤者”也不需要，任贤只能导致动乱。在这种势态下还要游士干什么？此时，所有士人只有老
老实实“以吏为师”，从小吏做起，为朝廷服务。而且“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故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韩非子?有度》。耳目口舌只为君主而生，没有一丝一毫的个人之“私”。这种意识形态彻底断绝了游士的生存基础。
汉朝建立之后，因为采取了分封制，大封同姓王和异姓王，诸侯国之间有竞争，游士略显活跃。特别是惠帝之时废弃了秦之挟书律，文帝废除了诽谤妖言罪，士人感到了短暂的宽松，但是这也如人之回光返照，像战国时代的那种辉煌却永远不再。经过了文、景两代推行的“强干弱枝”政策，诸侯国大多名存实亡，不敢放胆招揽游士，士人只有为朝廷服务一条道路。当时又加强了对士人的思想控制，汉武帝时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游士的社会基础、思想基础都已消失殆尽，自然就难以生存下去。在这个大一统的时代，士人已经没有了选择的权利，他们想“游”是游不起来了，只有归附皇权这一条道路。用人权只掌握在朝廷手中，不管你贤还是不肖，“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此时士人的升沉往往不是凭个人才智，而是凭机遇和对皇权的曲从程度了。所以，士人们只能以统治者的意志为依皈，不可能坚持离经叛道的主张。西汉中期以后，士人多出于大姓强宗。大姓强宗的子弟如果能出仕做官，累世为官的家族便成为士族，做不成官的士人也有其家族作为后盾。士族便成为士人与豪强地主的结合体。要为官的士人首先要在家族中成为合格的孝子，此时士人受到家族和国家的双重约束，像战国时期那种摆脱外在束缚、完全受自己意志支配的士人是越来越少了。整个的皇权专制社会大体如此。
与战国时期的游士以争相出“奇”出“新”，勇于推销自己和具有自主意识相反，天下一统时代的士人则是越平庸越有前途，这是在家中就已经训练完成的了，到了社会上再进一步打磨，成为彻底的没有骨头的软体动物。扬雄在《解嘲》中指出，由于“天下已定，金革已平”——
◎游士的辉煌与解体(5)
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俯眉。
在这种时刻，有独立意识的士人的卓而不群的作风往往会成为其不幸的根源，所谓“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这时游士不仅作为一个群体不复存在了，而且其思想意识和风格神采也在消解之中。特别是在科举制度实行以后，正像唐太宗李世民所说“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此时的士人绝大多数都奔走于科举之路，因为它给每一个遵守统治阶级规范的士人以希望。利禄引导士人循规蹈矩，遵守统治者倡导的主流意识。至于那些绝了利禄之望的士人，往往会堕入游民的队伍，成为本书后面将要论述的游民知识分子。只有在特定的时期，例如群雄逐鹿、天下大乱的时刻，由于争夺皇位的需要，一些野心家才会礼贤下士，才会允许士人们稍逾规范，像曹操在《求贤令》中所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何以霸世”!因此只有“惟才是举”，哪怕这些“被褐怀玉”之士是“盗嫂受金”之徒。这时在某些士人的思想行为上，可以看到战国时期游士的一些影子。当然，这也是有限度的，曹操杀持不同政见人士孔融，理由就是说他“不孝”，可见他还是不能容忍政治上的反对派的。如果问曹操，你不是说过“惟才是举”，哪怕是“盗嫂受金”之徒，这不是阴谋吗？曹操也可以自我辩护说，我也说过“今天下尚未定”，现在“天下已定”，自然不能容忍“不孝”！
典型地反映游士的思想意识的纵横家、策士们的思想，也颇为后世的游民所取，我在下面所谈及的游民意识，就从先秦游士继承了许多他们所能接受的东西。带有游民色彩的士人或游民知识分子(两者很难绝对分开)往往成为游民骚乱、农民起义或暴乱中的“摇羽毛扇”式的人物。没有这类人物，一切武装造反活动都不会有任何起色。
如果说儒家、法家是皇权专制社会稳定时期的主流思想意识的话，那么游士思想在动乱时期便起了主导作用。
◎自命为社会良心的游侠(1)
1“大夫士”与贵族精神
游侠也属于“脱序”的人群，但游侠与游士不同。游士是社会环境的产物，是被迫“脱序”的，他们不安定的生存状态往往是不得已的。游士多来源于一个阶层，其身份受到各国统治者的尊重，有特殊才能者还备受欢迎。实现大一统之后，这些条件就自然消失了。他们被纳入社会的正常秩序之中，成为“四民”之首，或者说是皇权专制制度下官吏的后备队。他们正式取得了做官为宦的身份之后，便称之为“士大夫”。此后如果他在家乡居住而不做官，过所谓“优游林下”的生活，那么，他就是在野的“缙绅”了。他们不仅不再是脱离社会正常秩序的群体，而且成为自觉维护社会秩序的阶层。应该说游士只是个中间阶段，再往前他们属于“士”和“大夫”两个阶层。他们是贵族，可合称为“大夫士”。
西周是货真价实的“封建社会”(所谓“封邦建国”)，这个社会中天子、诸侯是位居“南面”的为君者，“大夫士”则是中下层施政者，用现代的话说，他们是社会的管理者(官吏)和保卫者(军人)。他们不仅各有专职，而且是世袭的。上个世纪40年代的“战国策派”学者林同济认为，由于上述两个特征，使他们形成“世业”和“守职”的观念，并造就他们的荣誉感和自尊心，形成了独特的人格。林同济描绘这种人格说：
以义为基本感觉而发挥为忠、敬、勇、死的四位一体的中心人生观，来贯彻他们事业的抱负，守职的恒心。他是一副“刚道的人格型”。
《大夫士与士大夫》见《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
这就是一种“贵族精神”。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贵族精神呢？因为那是长久固定分工的社会，“大夫士”世代作为社会管理者和国家的保卫者，养成了负责公共事务和为国作战的习惯，而长期从事于此，必然养成“忠敬勇死”的精神，必然习惯性地爱管一些与他个人关系不大的公共性的事物。我们翻阅一下《左传》、《国语》，常常可以看到具有这种精神状态的人物，直到《战国策》中还不乏这类人物。
先秦，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各种学派的开山人物，都是秉承了这种贵族精神的，包括现代研究者称之“代表手工业者和小生产者利益”，但却能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墨子。他们以天下为己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这种习惯于管理公共事务精神的发扬和“忠敬勇死”人生观的体现。就是为大儒们所不齿的游士，其中杰出者亦非一些拘拘小儒可以望其项背。如鲁仲连、唐且、颜（斤蜀）等人自尊自爱的态度，也是不乏贵族色彩的。
秦统一之后，民间不需有思想存在，各个学派除了服务官府的，全部消失，游士更受到取缔。然而“贵族精神”却不是一时半会可以完全消灭的。民间秘密活动的游侠就是承继了这种精神，秦朝末年，他们也投入了抗暴和复国的斗争。最引人瞩目的“田横五百士”，所体现的就是先秦的贵族精神。也就是后来游侠所推崇精神的先声。
2“侠”的本义
游侠，在两汉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让统治者感到头痛的一个社会问题。游侠之中，品类复杂，高尚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诺千金，存亡死生；恶劣者或呼朋引类，招摇过市，或武断乡曲，称霸一方。由于两汉时期游侠的兴盛，并且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从而演变成一种心态，一种生活追求，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后来“侠”竟成为一种关于人的品格或作风的形容词，说某人“好任侠”，某人有“侠气”，某人有“侠风”等等，成为某些人的品格特征。
什么是“侠”？历来有多种解释，但这些解释往往局限在“武”字上。《中国武侠史》的作者陈山认为，先秦“剑”又称之为“铗”，“因此，‘侠’在形、义两个方面都可能从‘铗’字转化而来”。《中国武侠史》，P40。这是把侠解释为剑客。前辈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秦汉史》中讲到，春秋之后，失职之士，“好文者为游士，尚武者为游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这些说法都是受到韩非子《五蠹》篇中的“侠以武犯禁”、“游侠私剑之属”等话头的影响。实际上，论者并没有抓住这些话的主旨所在。韩非子说到这些人窝藏“私剑”(属于个人的武装力量)，并敢于“犯禁”，目的在于揭露他们“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汉书?游侠传》。而这个“杀生之权”在法家看来只能专属于君主。韩非子认为这些“侠”的目的在于“肆意陈欲”(使自己的欲望不被约束)，要想成为“侠”，就要“弃官宠交”《韩非子?八说》。(官员放弃职责去结交朋友)，私设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可见韩非子尽管强调“游侠”的暴力作用，但他对游侠的理解还是在于“侠”有一帮子人(私剑)为后盾。最早被称为“侠”的并不以“武”闻于世。
◎自命为社会良心的游侠(2)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
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
这段话说得很清楚，太史公所标举的延陵季子、战国时四公子，都不是“以武犯禁”的人物。他们的共同点在于“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换句话说，他们是因有一帮追随者(不管这些追随者抱有什么目的)而彰显社会的。我们所熟悉的“武”并未在司马迁的考虑之列，虽然先秦贵族都接受过“武”的训练。司马迁还说“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也就是说没听说过平民之侠。我们知道《史记》中有《刺客列传》，记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五人行刺报恩的事迹。司马迁对他们的献身、勇武、守信、执著、一往无前的精神深致赞美，甚至说“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这是多么高的评价，后世也称这些刺客为侠，把他们视为武艺高强的侠客。但太史公不认为他们是“侠”，关键在于他们没有一批追随者。
再从文字学角度了解一下“侠”字。甲骨文、金文皆无“侠”字，侠者，夹也。《尚书?梓材》有句“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一切经音义》云：“夹，辅也。”在金文中，“夹”的字形很像中间有一个大人，两侧皆有一个小人夹辅。这只是字的本义，用这个概念去定义一个群体，大约是战国时期的事情。人们最初称什么样的人为“夹”——侠呢？也就是说什么是侠呢？要理解这一点，先要对产生侠的社会环境有个确切的认识。
前面说过，宗法国家的中国是一个垂直型的组织社会。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是有着清晰的等级建构的，就是我们所引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西周时期等级十分森严，不可逾越，每个人都被控制在这种严密的垂直的统治建构之中。这样的社会是缺少流动和交往的。班固对这样的社会有十分准确的描述：
古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孔子曰：“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职，失职有诛，侵官有罚。夫然，天下理焉。《汉书?游侠传》。
在这个等级社会中，人们各守所职，各安其分，在下位者连改变自己地位的愿望都没有，更不用说行动了。班固幻想每个人都老老实实做国家这部机器无生命的零件，然而，作为有七情六欲的人，必然不能满足于充当垂直锁链中的一个链环。他也有交往的要求，而交往本身是人际关系中的一种横向联系。它不仅反映了人性中的一种需求，即理解与沟通的需求；而且也是人们向自然和社会索取与斗争时的一种结合形式。因此，当垂直式的社会控制稍一松动，人们的横向联系马上加强，这是毫无疑义的。游侠之风正是始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孔子本人就特别喜欢交游，《论语》开篇就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带领了众多弟子周游列国，他的弟子成为实现其政治主张的坚决支持者。因此，孔子及其弟子可以看作游侠之滥觞。到了社会发生巨变的战国时代，原有的社会等级解体，这时才产生了像“四公子”那样因为肯于礼贤下士，急公好义，从而才有众多的追随者的大侠，被司马迁冠于《游侠列传》之首。然而，这种横向的交往和一些人能受到许多士人的追随，也在扭曲着垂直统治的社会，更不利于法家所设计的只有君主一人才能享受绝对权力，其他任何个人、任何集团都不能分取一杯羹的极权社会。游侠的活跃意味着原有垂直统治的固化社会的分崩离析，自然它会受到皇权专制的嫉视，法家对游侠的讨伐也正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班固感慨地说：“于是背公私党之议成，守职奉上之义废矣。”这里所谓“公”就是君主的“私”；那么“私党”也就是君主之下各自为政的“侠”了。这些“私党”纷纷“背公”，搞自己的一套，带坏了社会风气，谁也不肯“守职奉上”，老老实实听统治者的话了。这到底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天下无道”呢？我想在重视个人存在价值的21世纪，就不用多说了吧。
◎自命为社会良心的游侠(3)
另外，我们在讨论游侠时只关注了“侠”，忽略了“游”。游在这里作何解释？从来很少有人追问，仿佛它不成问题，因为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游”就是游动、游走。这种固定观念源于后世对“侠”的理解，后世人们认为“侠”都是四处行义，打抱不平的，他们自然应该是个“游走者”。我认为，这里用来解释《史记?游侠列传》中所记载延陵和“四公子”是不妥的。因为这些人的行侠(聚集门客)与交友，似乎与其游动、游走没有多大关系。只是到了汉代的“游侠”，游走、奔走的色彩才浓了起来。我认为，太史公所说的“游侠”的“游”似乎应该理解为交游之游。这是古人都懂的，他们常说的某人与某人游就是交友之意。这些公子哪一位不是善于交游的呢！
我们对《史记?游侠列传》、《汉书?游侠传》所入选的游侠事迹一分析，便可知他们的最大公约数就是善于交游、有人追随(这是善于交游的结果)。《史记》写的游侠有(只说有传记的)朱家、田仲、剧孟、郭解；《汉书》中有朱家、田仲、剧孟、郭解、万章、楼护、陈遵、原涉等。史书中很少写到这些人物“武”的行为。特别是《汉书》中的楼护、陈遵、原涉，都是取得了政治地位的高官。他们都生活在王莽当权时，其共同点是“好交游”，朋友很多。当时王姓的五位诸侯争名斗胜，互不相让，但他们都与楼护有着良好的关系。楼护母死，“送葬者致车二三千辆，闾里歌之曰：‘五侯治丧楼君卿’”。陈遵以好客闻名于世。他请客饮酒不许逃席，不仅关闭大门，连客人车子车辖都要拔下来，扔在井中。说他们是“侠”，主要指他们都善于交友，并有着相当多的支持者。
我们从反对游侠的声音中也可以看出“侠”的特点在交游。东汉史学家荀悦反对游士、游侠。他在《前汉纪》中概括游侠时，说了三点：“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游侠之所以能够作威作福、树起威势的根本在于“结私交”。他还说这些游侠：
饰华废实，竞趋时利，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飨宴之好，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文，私务众于官事，于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坏矣。
这些游侠追赶时髦、时利，不顾及家族的利益，不尊敬父兄和骨肉之情，整天与朋友宾客待在一起。他们不注重修养，追求世俗的名誉；他们与朋友宾客吃吃喝喝、搞物质拉拢，花去自己的家业。荀悦所反对的游侠也是以好交游为特征，他认为这种交游不仅在思想意识上排斥儒家所宣扬的保护宗族宗法的思想观念，而且也在经济上损害、破坏着宗法宗族制度的物质基础。
当然，韩非的“侠以武犯禁”并没有错，“侠”有了追随者，势力大了，对于既定的规范和最高统治者的权威就会有不买账的现象出现。他们或者为了公益或者为了私利，不免与现存政权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在专制体制下，只能是暴力的。
后世所称的“侠”，虽然武侠占了主流地位，但是这种热心于公共事务、公益、长于联谊、善于交友的侠风仍然保留着。那种没有朋友、不顾及他人的人们，不论有多么高超的武功，也为侠客所不齿，甚至不被人们称之为“侠”。而那些并没有什么武艺，可是极喜交游，朋友遍天下的人们，也会被称之为“侠”。这些人的共同点，就是喜欢交接朋友，有众多的士人相辅助。这就使我们对单纯地以“武士”来解释“侠”提出了疑义。
在战国时，游侠与游士是很难分开的。在那时，“士”已经是个模糊概念，只要不务农，不经商，不以其他方式出卖劳动力，又有一定的特长，都可以称作“士”。如果再具有了侠的品格，就可以称作游侠。然而除了“四公子”等贵族之侠外，“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可能他们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吧。
◎自命为社会良心的游侠(4)
3“侠”是人们对生活的一种选择
游侠最为活跃的时期是在西汉初中叶，当然，这与史书对这个时期的游侠活动有充分的记载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先秦贵族精神没有消失殆尽，西汉初专制统治也较秦朝松动，游侠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如果说在秦代游侠是处于地下状态的话，汉代则上升到半地下状态，所以才引起舆论和史官的关注。
如果我们对《史记》、《汉书》中关于汉代游侠的记载加以分析，可以看出游侠的确是脱离了主流社会秩序的人群。他们在士、农、工、商之外，不治产业，不属于民；又常常破坏法律，拯危救难，阻挠统治阶级意志的贯彻执行，这说明他们不依附统治者。因此，总的来说，皇权专制统治阶级对游侠是采取取缔和打压政策的。
游侠不是来源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任何人只要向往游侠，并按照传统对游侠的规定去做，就有可能成为游侠。有贵族之侠，如战国“四公子”，是公认的侠；东汉末年“四世三公”的袁绍、袁术也都“好游侠”，有侠风；东汉河内太守王匡“轻财好施，以任侠闻”；陈留太守张邈以侠气闻名天下，振穷救急，倾家无爱，由此，士多归之；另外，“布衣之侠”也不在少数，东汉末的许多出身下层的名人，喜欢交游，与侠客往来，如刘备(家庭贫困，与母贩履织席为业)、甘宁(出身小吏)、姜维(出身小吏)等等；至于一些家中富有的少年，倾心游侠、竭力模仿的更是数不胜数。
游侠存在的条件是中央集权还没有高度发展的时期，也就是统治者对游侠的取缔还不太严厉的时候。因为游侠与游士、游民不同，他们不是由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决定的，而是一些人自觉选取的一种生活态度。这些人不去做游侠，也不是不能生活下去了，甚至可能生活得更好。他们去做游侠，为的是满足精神上的追求，就像堂?吉诃德一样(当然不像堂?吉诃德那样荒唐)，是一些受了古代游侠传统的影响，自动脱离社会秩序的人们。他们被理想化的游侠生活迷住了。读《史记?游侠列传》，确实令人向往，对于热血的青年尤其是这样。这往往与人性中尚武习性和对超凡力量的崇拜有关。
古代游侠的流风余韵尚未泯灭，因此有些人，特别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或有一定叛逆精神的人们，便学做游侠。他们对平庸的生活不满，追求不平凡的人生或更有意义的生活。华夏民族又是少有强烈宗教信仰的民族，儒家教养又是循规蹈矩的。那些追求不平凡的人们的眼光便集中到侠上。如果这些青年采取的生活方式，与古代的游侠品格有某种程度的契合的话，人们便称他们为“侠”或说他们“有侠风”。如果他们再喜欢遨游天下，便是游侠了。汉代的侠流动性增大了，特别是出身平民社会的侠。如果一旦厌倦了这种生活，还可以改弦更张。只要你没有加入有约束力的秘密地下组织，东汉就有了秘密组织，《前汉纪》卷二六记“长安中群辈杀吏，受命报仇。相与探丸为号。赤丸杀武吏，黑丸杀文吏，白丸主治丧。城中暮烟起，剽劫行者，死伤扑道。”就不必像武侠小说写的那样还需要“金盆洗手”，才能回到主流社会来。
4游侠品格与生活的独特性
①司马迁笔下的游侠
那么，什么是游侠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品格呢？这些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有很具体的描述。作者说：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这包括了：
(1)勇于帮助他人解决困难，主动去拯救在生死边缘的人们，不怕死，而且不求回报。
(2)为了拯救困厄中的人们，不怕触犯法律和世俗的道德观念。
(3)说话算话，言而有信，一诺千金，救人要救彻底。
◎自命为社会良心的游侠(5)
(4)不逞强，不自我炫耀，作默默无闻的奉献，也就是司马迁在另一处所说的“其私义廉洁退让”。
这四条也是后世公认的游侠们所应必备的道德品质，这些品质的核心是为他的和反主流的。为了他人，其实就是古代贵族因为管理公共事务而形成的爱管与自己不相干事情的习惯的延伸。为此他们不怕与占主流地位的势力或制度对抗，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在皇权专制严酷统治的黑暗王国里，游侠是人们企盼的一线光明。游侠的为他和反主流又非逞一时之快，他们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此尽管游侠为别人做了很多，但从不期盼回报，他们不逞强、不炫耀，言必行，行必果，这是何等成熟的人格！
《史记》所描写的汉代游侠朱家、郭解等人的行为都充分体现出这四条。由于具备这种高尚的人格，也就受到普通人的爱戴，朋友遍天下，极具号召力。游侠敢于去铲民间的不平，在统治阶级看来这是代他们行权，长久如此则“国将不国”。游侠敢于对抗现行体制，更是皇权专制统治者嫉恶游侠的根本原因。汉代最有侠之品格的郭解最后被灭族，可见统治者对游侠憎恨之深。然而“天下无贤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朝廷与民间的评价是这样的不同。
自从司马迁热情讴歌了游侠之后，对后世诗文作家有所启示，这些“为他的”、“反主流”的精神也激励着具有浪漫激情的诗人，然而现实生活中像司马迁笔下的游侠少了，他们便把目光投向历史，一些被司马迁写过的刺客，由于他们的反暴政意义，被后人看作了游侠，其中最典型的是荆轲。陶渊明《咏荆轲》说得最明确，左思的《咏史》写得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