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义气就这么简单，在关键时候肯于花银子。这还表现在刘唐、公孙胜等人请他带头夺取“生辰纲”上。为什么刘唐、公孙胜知道了这笔大买卖，自己不去组织人干，非要千里迢迢来找晁盖？由此可见其为人，晁盖在江湖上是有“字号”的。那时没有现代媒体和传播工具，一个人在江湖上叫得响，完全靠口耳相传，如果没有特殊表现是不可能广泛流传的。晁盖的缺点是缺少远大的眼光，他劫“生辰纲”的目的就是取得不义之财，为的一生快活，没有什么“打天下坐天下”的“雄心壮志”。《水浒传》中不吝钱财，又有眼光，最爱结交天下好汉，堪称第一义侠的是宋江。在书中第十八回有段文字介绍他说：
这宋江自在郓城县作押司。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缓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宋江这种行为，行之既久，从而成为其性格的特征，这种特征是游民最欢迎、最服贴、最崇拜的。游民最大的困难是没吃没钱，宋江毫不吝啬，有求必应。来时给，去时送。游民第二个困难是没有地方住，宋江有庄园里的房屋，可以尽情地住。游民脱离了主流社会，成为化外之民，为世人所轻贱，而宋江不管高低贵贱，只要是江湖上的朋友，一律接待，而且是“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这后一点是最为难能可贵的，因为人性的弱点往往是“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连极富有又讲义气的小旋风柴进也在所难免。武松初到他的庄上时，柴进“也一般接纳管待”，武松脾气不好，又爱吃酒，得罪了庄客，没有人说他好话，大家都厌倦了他，柴进也就疏远他。而宋江的这种对江湖好汉的持久的关切，满足了或抚慰了游民那已被磨灭或变态的自尊。从宋江对待李逵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他对处于最底层的游民也不歧视。李逵是最一无所有的，没有钱，没有声望，没有好性格，脾气极坏。据吴用介绍，戴宗也是讲义气的，李逵与戴相识最早，但是二人的关系比较一般，戴宗也只是利用他。而李逵一见宋江，马上与之结成生死之交，其原因就在于宋江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满足了李逵，比李逵的真兄长待他还亲。有宋一代是个游侠平民化、绿林化的时代(如果在唐代，一谈到游侠不是“五陵少年”，就是“京洛豪贵”，总之多是“不惜金弹抛林外”的贵族少年)，宋江这种态度更会受到游民侠客的欢迎。如果武侠与义侠相比，义侠比武侠更受到江湖游民的尊敬。义侠也有不同的层次，宋江能在梁山坐上第一把金交椅，就因为他代表了最高层次的义侠。因此，尽管宋江没有特别的本领和武艺，但是在江湖上，无论识与不识，一听到宋江的大名，不是雀跃欢呼，便是“纳头便拜”。这个荣誉是梁山上任何一个好汉都没有获得的。所以，这个武艺不如山寨大多数好汉、计谋不如吴用的宋江，登高一呼就有“从者云集”的势态。梁山领袖这把交椅不是好坐的，而宋江却应付裕如(几乎没有反对势力)。宋江又有些像《史记》里热情歌颂的信陵君，但这个“信陵君”不在庙堂之上，而在“草泽”之中。应该说小说中所展示的“义侠”宋江是文学形象，用此以寄托作者的理想，与历史上的宋江大相径庭。真的宋江是狂侠骁勇，能够真刀真枪，驰骋于沙场的勇士，不像《水浒传》的宋江有那么多的谦逊和礼让。
◎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17)
《水浒传》中另外一个义侠就是上面说到的柴进。他是五代后周皇室之后，得到宋代统治者的特别优待，有可以免罪的“誓书铁券”。柴进更没有特别的本领，但也受到江湖好汉的敬重，只是因为他能够“仗义疏财，专一结识天下好汉，救助遭配的人”，被人称作“见世的孟尝君”，被广大的江湖好汉所爱戴，上梁山后也成为山寨的重要领袖。然而他不能与宋江相比，两人最大的差别有两点：一是柴进没有长性，不如宋江对朋友有始有终，从来到走，始终一贯。二是宋江世法平等，对江湖朋友一律对待；柴进则有高有低，比较注重人的身份与名声。他对宋江、林冲、武松、李逵、洪教头等人就有很大不同，特别是洪教头被林冲打翻以后，灰头土脸地走了，柴进也没有特别挽留，要是宋江决不会这样处理。因此，在梁山的地位，柴进远不能与宋江相比。
《水浒传》中虽然充满了刀光剑影，但是它着重描写的还是富于感情的义侠。这些义侠在书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宋江从第十八回出场之后，便主宰了全书。每当他拿出几两银子周济失路的英雄和说一些为对方着想的感人肺腑的知心话时，那些顶天立地的江湖好汉都会表现出由衷的感激，甚至作者本身也不免动情。像第二十三回宋江为武松送别，第三十八回初识李逵，都可以看出作者所设想的义侠还能以深挚感情去抚慰流离失所的游民，使他们感到人情的温暖。这样，义侠自然会成为游民结合的核心，游民会从心底把他们当作人格楷模。当然，《水浒传》中对义侠饱含感情的描写更反映了游民喁喁望救的心态。
3义、义气——游民的道德
①“义”的含义
“义”与“义气”是一回事，“义气”是“义”的俗名。“义”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大约产生于战国时期，因为孔子还不太谈“义”，即使谈到，也很少把它作为一个有固定含义的伦理观念来谈。到了孟子则大不相同，他不仅大谈而特谈，而且把“义”还作为仅次于“仁”的道德规范，作为他推行“仁政”学说的重要的出发点之一。不仅儒家学派谈“义”(不同的儒家代表人物心目中的“义”也有差别)，其他学派如墨家、法家也谈“义”，当然，各派对“义”也是各有其定义的。于是，“义”作为一个伦理范畴，其内涵与外延便有了多种解释，成为一个模糊概念。
《周易?乾卦》有云：
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
唐代孔颖达《疏》云：
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
言“天”可以给万物都带来利益，使万物处在最适合的地位。所以，后世学者又把“义”训为“宜”。“宜”的意思为“适宜”、“应该”等等，那么“义”也就可以理解为“适宜”、“应该”的意思。那么，什么是“适宜”的或“应该”的呢？不同阶层、不同处境的人们可能对它有完全不同的解释或回答。
儒家把“义”看成一种做人的义务与原则，孟子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这种义务与原则，是和他们所主张的仁爱、忠恕之道的伦理基础与“克己复礼”的社会主张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强调“义利之辨”，认为两者往往不能兼而得之。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之说；又有“见利思义”《论语?宪问》。之戒。总之，“义”和“利”是对立的。利益当前，首先要看一看它是否妨碍“义”，不要见利忘义。墨家则与儒家相反，他们把“义”、“利”打成一片。墨子说：“义”是“有力以劳人，有财以分人”。《墨子?鲁问》。又说，“举义”是“不辟贫贱”、“不辟亲疏”、“不辟近”也“不辟远”《墨子?尚贤》。以上小注皆用《诸子集成》本。的。由此可见，墨子主张的“义”是以“兼相爱”、“交相利”为基础的。因此，墨子在《贵义》篇中明确地说：“义可以利人。”这与儒家明辨义利是大异其趣的。后世的士大夫讲的“义”多属于儒家，指本着儒家观念应该尽的义务；文天祥在绝命词中说：“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而游民所说的“义”和“义气”则接近墨子的主张，他们把“义”看作利，而且是赤裸裸的个人的利益，在《水浒传》中的“义气”就是指白花花的银子。
◎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18)
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温饱、健康、安全、审美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等。大多数人的需求是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的，游民把“义”理解为“交相利”、“兼相爱”，正反映了他们的低层次的需求——生理上温饱的需求、安全需求——尚处于危机之中。在肚子还不能填饱，生命也无安全保障的条件下，怎么能舍弃利害而不讲求呢？所以，他们不能接受儒家义利分离的主张，而认同墨家的观点。于是，与“利害”相关联的“义”、“义气”遂成为一种很通俗的道德伦理观念。大多数的游民没有文化，不善于作“形而上”的思考，这种对“义”的通俗的解释又是与他们的利益密切相关的，所以很容易被他们所接受。游民说某个人有“义气”，主要指此人对他有利，或是说此人不会背叛他的利益；说某个人“不义”，主要指此人会给他造成危害，或是说此人会背叛他的利益。而且这种“义”或“义气”，总是与主流社会所实施的带有强制性的规范相抵触，甚至是人们利用前者以触犯后者、乃至瓦解后者。
②江湖义气与“报”
《水浒传》中所讲的“义”和“义气”更为明确，也就是指金钱和物质上的援助。书中谈到“仗义”往往与“疏财”联系在一起，梁山泊中以“义气”闻名的英雄好汉都是慷慨大方、不吝惜金钱的。宋江则是最大方的，他走到哪里，金银就撒到哪里，仿佛是赵公元帅。遇到宋江以金钱资助江湖朋友的情节，金圣叹都要大加批评，鄙薄这种“以银子为交游”的作风。这是站在文人士大夫立场看问题，当然也有几分酸气。不是谁都能如此出手大方的。《儒林外史》中的那些穷酸文人，为了所谓的“雅集”买只鸭子怕不肥都要拔下耳挖戳戳鸭子胸脯上的肉，这是不是比豪爽的衙门里的恶吏潘三更令人厌恶一些。如果他是一文不名的游民就绝不会这样想。他们在“茕茕独立，形影相吊”的时候，最需要的就是物质上的援助，帮他们活下去。游民向往的“出门靠朋友”，就是靠的这些有恩有义的朋友，《水浒传》竭力倡导这些，正说明作者是站在游民立场看这个问题的。需要指出的是，也不是帮助任何人都叫江湖“义气”，像鲁达救援金氏父女，宋江赍助卖糟腌的唐牛儿，送给卖药汤的王公一具棺材等等，这些都不叫“义气”，而是自上而下的施舍。只有帮助与自己有相同命运的人，或者是帮助将来有可能与自己结成同伙的江湖好汉才叫作“义气”。“义气”是江湖好汉结合过程中的道德观念，其他人是不能介入其间的。当然，后世也有将“义气”这个概念的外延扩大化的倾向。
施舍是单向的，有去无回的，更不期待回报；“义气”却不是单向的奉献或救助，它是有来有往的。于是，这里就要涉及到“义气”的另一面——“报”。
“报”这个词在殷商就出现了。《史记?殷本纪》就有“报丁”、“报乙”等人名，其义含有回报之意。《诗经?周颂?丰年》的“小序”说此诗是写“秋冬报”的，也就是说在丰收以后向上天报恩祭祀而作此诗。“报”的概念出现得很早，但是它并未被春秋战国时诸学派吸纳，作为伦理道德中的一个范畴。当时的人们只把“报”看作一种客观或必然出现的现象，《荀子?在宥》中说：
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
这种“报”不是人们期待的结果，而是必然的结局。那种施恩望报、锱铢必较是为舆论所鄙视的。《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有“报者倦矣，施者未厌”的句子，就是批评“有劳者望报过甚”的。佛教的传入，引入了因果报应说，报应在佛家看来也是一种必有的结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必刻意地去追求。而游民却是把“报”看作行事立身之本的，并作为他们奉行的重要道德之一。“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也是与“出门靠朋友”一样流传广远的走江湖的人们的口头禅。
◎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19)
闯荡江湖的人们讲究“义气”，不是单纯的奉献，而是一种投资。虽然它并不希望具体的受施者的回报，却希望得到江湖——游民群体的认同，得到他们的赞许，为他开辟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对头多一道山”，就是这种意思的明确表达。具体的受施者如果能够回报施予者，当然更是施予者所热望的了。《水浒传》中连宋江这样有眼光有气度和具有领导才能的人物，在其心中对于自己在江湖上的投资也是有明确地计算的。这正像钱钟书先生评价杨万里的诗所说的，他是“老于世故的交际家，只觉得他豪爽好客，不知道他花钱待人都有分寸，一点儿也不含糊”。《宋诗选注?杨万里》。宋江论身份只是一个郓城小吏，平常“官吏”合为一词，实际上，宋代“官”与“吏”大有区别，“官”贵“吏”贱，而且吏人不能入流做官，甚至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比“四民”还不如。通过正常途径很难发展，爬上高位；可是他“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卧荒丘，潜伏爪牙忍受”。他的志向与他的社会地位之间形成尖锐的矛盾，他要发展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混在黑白两道之间，广泛“接交天下豪杰”，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这正像皇权专制时代的武将们养寇以自重一样。这一点在《水浒传》中有非常具体的描写。例如，他在家里挖了地窖，“又恐连累父母，叫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册，各户另居，官给执凭公文存照，不相来往”。可见他结交江湖朋友不是由个人性格所致，更非偶然的兴之所至，而是谋求个人发展的一种手段。他为干非法活动所作的周密的准备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这说明宋江非常懂得为谁投资和怎样投资才能得到更多的回报，而又避免风险。
晁盖等人劫取生辰纲，不仅款额巨大，而且背景通天，是关系极其重大的案子。当案发之后，宋江得知，马上通知晁盖。他说，“我舍着条性命来救你”，的确不是虚语。但这也是他在江湖上的一笔最大的“义气”投资，是指望回报的。晁盖、吴用这些江湖上的精英是完全懂得这一点的，他们在梁山上立住了脚以后，马上就想到“早晚将些金银，可使人亲到郓城县走一遭”，以报答他的搭救之恩。宋江作为一个小吏之所以那样有钱，不知道收到过多少笔这样的回报。我这样分析，是不是诬蔑了梁山好汉们的“义气”的纯洁性了呢？不是的。宋江曾多次向江湖朋友宣扬此事，以梁山的恩人自居。在江湖上，他向人表白：“晁盖是我们的心腹兄弟”。在发配江州的路上，他更是把“救晁盖一节备细”地说给与他邂逅相逢的每一个江湖好汉听。论者或不关注这些细微末节，或认为这是在刻划宋江的“虚伪”和“权诈”，殊不知《水浒传》作者在写到这些时并无贬斥之意，他是认真地把宋江当作有情有义礼让谦虚的君子来写的。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评价的分歧，是因为作为游民知识分子的作者，这里不是指最后的写定者施耐庵，而是指最初演说宋江故事的江湖艺人。和受了现代教育的评论者或旧日文人士大夫读者的价值观念不同的缘故。文人士大夫认为君子施恩济人不能期望报答，如果期望报答则近于市侩小人；今日的评论者则以为“农民起义”笔者并不认为《水浒传》是写“农民起义”的。的领导就应该正直无私，一心为了起义事业；这种评论现在看来不仅有隔世之感，而且那样可笑。而《水浒传》的作者认为，期望回报是完全合理的，这是“以利为义”思想的延伸。林冲、武松都是书中着力歌颂的“义士”，他们都是主张有恩必报、有仇必复，决不含糊的。对于那些不知报恩，甚至是恩将仇报的人，作者是深恶痛绝的。清风寨知寨刘高的妻子和李鬼夫妇都是这种不知报恩，甚至是恩将仇报的丑类，最后都极悲惨地丢掉了性命，这正表现出游民对于忘恩者的深恶痛绝。
“义气”在江湖上是联结游民群体的纽带，它的重要特征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艰危与共，彼此关照。在江湖游民们的眼中，梁山的生活是极幸福的，梁山是他们向往的圣地。第十五回阮小五赞美在王伦统治下的梁山时说：
◎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20)
他们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
谁说生活贫困、经济不发达就没有对自由的追求呢？游民所向往的梁山不仅解决吃喝问题，又有自由，这样才“如何不快活”。心胸狭隘的王伦被火并以后，梁山上的头领采取开放政策热诚欢迎江湖好汉入伙，他们称之为“聚义”。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为了“正义”聚在一起，实际上是游民们把单个力量合在一起，相当于现代的“集资”，有了雄厚的资本才能干更大的买卖；“聚义厅”也就是买卖得手之后，“论秤分金银”的地方，相当于当时商号的账房，不要把它想得过于神圣。如果哪位兄弟蒙难，他们也会舍命相救。宋江陷在江州，梁山好汉不避危险长途跋涉数千里到江州冒死去劫法场，救下了宋江、戴宗，大败了江州兵马，梁山的“义气”发挥到了极致。当然这个大动作也等于一次广告宣传，说明梁山是游民们可以信赖的地方，可以成为他们的归宿。
我们说，“义气”的本质是游民求生存的道德，因此对于一无所有的游民来说，这种道德真实的内涵就离不开实际利益。可是像其他许多阶层的最被尊崇的道德一样，它既然为众多的遵奉者长时期地崇拜，也必然会产生出超越性的一面。“义气”也是如此，它也可能在少数游民心中从实际利益中超脱出来，表现为对同命运者的关爱。《水浒传》中也以生动的笔墨描写了这一点。许多江湖好汉之间也存在着感人的“义气”，如宋江与武松，戴宗与李逵，武松与张青、孙二娘，解珍、解宝与顾大嫂、孙新、乐和，石秀与杨雄，朱仝与雷横等等。特别是写鲁智深与林冲，在他们相识结拜以后，林冲屡遭劫难，最后发配沧州，鲁智深暗中千里相随以保护林冲的安全，他说：“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对此作者赞美说：
最恨奸谋欺白日，独持义气薄黄金。迢遥不畏千里路，辛苦惟存一片心。
这是《水浒传》中在描写“义气”时最少与实际利益相关的篇章。它表现出游民道德也可能在少数人身上与人性中美好善良的一面结合起来，显示出其超越性，尽管它不会在游民中形成主流。
“义气”是江湖好汉们的粘接剂。因为“有情有义”，他们走到一起来了。只要有了“义气”名声，便可以走遍天下，畅通无阻；如果不讲“义气”，在江湖上则寸步难行。这一点几乎成为后世武侠小说的侠客活动的通则。江湖好汉在“义气”的感召下到梁山入伙。如杨林所说，公孙胜因感“梁山泊晁、宋二公，招贤纳士，如此义气；写下一封书，教小弟自来投大寨入伙”。樊瑞也认为“既然宋公明如此大贤，义气最重，我等不可逆天，来早都下山投拜”。可见梁山泊的兴旺发达是由于它的主持者注重“义气”，再加上一些策略与手腕，这样就能把江湖好汉团结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反社会的力量。与此相对照的是梁山第一任寨主——白衣秀士王伦，因为他心胸狭隘，嫉贤妒能，不能容人，将他的恩人柴进推荐并主动要求入伙的林冲都拒之门外，这样不仅不能使梁山泊发展，自己也终于被火并掉，连强盗也做不成，为后人所笑。这是不讲“义气”不能立足江湖的铁证。
③作为“义”陪衬的“忠”
游民和游民群体有着强烈的反社会倾向，作为游民的道德理想的“义”和“义气”必然为主流社会所不容。因此，反映游民意识的通俗小说和通俗戏曲，要想面向社会和受到主流社会的听众和观众的认同，必须要用被主流社会所认可的观念和意识加以调和。于是，在“义”之外，《水浒传》和《三国志平话》中还强调“忠”。
在“水浒”和“三国”故事的发展与形成中，正是民族矛盾特别尖锐的时期，先有辽、金、西夏，后有蒙古，整个社会面临着异族的侵略与压迫。这时，人们谈论“忠”有一种特殊含义，它意味着拥护汉族统治者所建立的宋王朝和反对外来的侵略与压迫。《水浒传》现存最早的本子是明嘉靖间大字刻本，名为《忠义水浒传》；1975年所发现的早于嘉靖本的《水浒传》残页，名为《京本忠义传》。两者皆以“忠义”相标榜，以致有的学者如严敦易、王利器、孙述宇等。认为《水浒传》的创作与北方沦陷于金人之后，坚持抗金的“忠义人”有关。不管这个论点是否成立，从《水浒传》的名称上，就反映了游离于社会之外的游民对于主流社会所肯定的道德的认同，这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21)
“忠”的本意为发自内心的忠诚。先秦时不完全是“事上”的观念，朋友之间有时也用“忠”去规范，孔子就有“为人谋而不忠乎”的告诫。战国之后，它完全变成了单纯的“事上”的道德观念，所谓“臣事君以忠”。这本是孔子的话，但在此语之前还有“君使臣以礼”，秦代以来专制制度的发展强化，抛弃了前一句。“忠”是无条件的、无偿的、单方面的，是在下位的人们对在上位者应该尽的义务。宋代，皇权专制主义进一步加强，竟发展到“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地步。这一点显然是脱离了宗法网络的游民们不能接受的，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上”，对于不存在的东西怎么去事奉呢？然而令人感到有趣的是，《水浒传》中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好汉，还经常谈论“忠”，而且是对宋王朝，对“赵官家”的“忠”，并常常把它挂在口边。我认为这些往往是带有调侃性质的门面语，不能认真对待，否则就会上当。例如，《水浒传》中第一次大规模的对抗政府的行为，是在“生辰纲”案被官府发现以后，派何涛观察与捕盗巡检缉捕他们归案时。此时，晁盖等人已经逃到阮氏三雄所居住的石碣村，官兵追赶，随之而至。在吴用指挥下，阮氏兄弟先各驾小舟在湖中引诱官兵，阮小五唱了一支“嘲歌”：
打鱼一世蓼儿洼，不种青苗不种麻。酷吏赃官都杀尽，忠心报答赵官家。
然后把来围剿的官兵大骂一顿，钻水而逃。过了一会儿，阮小七也驾舟而来，同样唱了一首：
老爷生成石碣村，禀性生来要杀人。先斩何涛巡检首，京师献与赵王君。
让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阎罗阮小七这类处于社会底层的人，首先打出“忠于”赵官家的旗帜是令读者感到不伦不类，甚至有点可笑的。因为这些人不仅杀人不眨眼，不能见容于主流社会，而且没家没业，说话不必对谁负责，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人物，这种“忠心”能作数吗？即使真的作数，“赵官家”也不会认可的。在皇帝老倌眼中，如果任何一个芝麻绿豆大的人物都有处置他们所认为的“酷吏赃官”的权力，那还了得，岂不是要弄得天下大乱，“国将不国”了吗？
其二，“忠”作为“事上”的观念，在宋代儒生眼中，它是绝对的，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可是《水浒传》江湖好汉们心目中的“忠”，却是一个可以商讨的，可以“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问题。这一点在《西游记》里表现得更为明显，孙猴子被招安时与玉皇大帝讨价还价。在这些江湖游民还没有落草的时候，他们所想的就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在这里，尽“忠”已经不是臣民应该绝对遵守的义务，他们已是与“赵官家”对等的双方，所持的也是“有往有来”的态度，仿佛是买方与卖方。这时“忠”已经很接近“义”，甚至可以说，它不过是“义”的放大而已。用句通俗的话说，游民们认为可以尽“忠”，但必须是有利可图的，其反面意思则是无利则不能尽忠，这种态度是当时的主流意识，特别是带有绝对专制主义色彩的程朱理学，决不可能认同的，“赵官家”更不会接受。
其三，《水浒传》最为国内学者所诟病的就是写梁山好汉被招安，然后去剿灭其他不肯受招安的“盗匪”，并认为这是宋江等人“忠君”思想发展的结果，也是对农民起义事业的背叛。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就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思想观念虽然在人们的行为中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对一些人，这些人在任何社会也是少数，相对说来，文明的进步可以使这类人增多。甚至可以起决定作用，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实际利益驱动人们的行为。游民为什么要造反？农民为什么要起义？对于个人来说，原因可能千差万别，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是没有办法生存下去了，只好铤而走险，或可获得一线生机。他们造反的目的是求生，而不是求死。实际斗争中，明智的造反领袖也是时时刻刻在寻找机会，把随同自己的兄弟们带入安全的港湾。在皇权专制社会里，游民们的武装斗争和以游民为核心的农民武装起义，其前途不外有三：一是推翻旧的王朝，建立新王朝；二是被朝廷剿灭；三是被朝廷招安。当然第一结局对起义的参加者来说最好，历史上也不乏其例，如刘邦、朱元璋等。如果站在刘邦、朱元璋的立场上，最佳结果是造反成功，建立自己的王朝。然而，这对一般老百姓来说却不一定是从此进入了“幸福之门”。
◎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22)
汉代要比秦对老百姓好一些，因为当时土地多人民少，开国的三四代皇帝采取的又是对于老百姓少管理的无为而治的黄老政策。汉武帝以前的汉朝皇帝又不爱生事，当时官吏少、政府也小，这是实行黄老政策的制度上的原因，也是这种政策能够保持相当长时间的决定性因素。而明朝与元朝不过是“鲁卫之政，伯仲之间”而已。朱元璋从游民一跃而为皇帝，洞悉民间的情伪利弊，其统治更为严酷一些。而且，在长时期的战乱中，最倒霉的还是老百姓。鲁迅就说过，当官军与盗贼(造反者)交战时，最倒霉的是老百姓。因为，官军来了，老百姓是“匪”，要被杀；待到“匪”来了，老百姓又仿佛是代表“官”，也要被杀。推翻一个旧王朝要有足够的力量，还要恰逢旧王朝已经彻底腐烂，很难维持下去了，这种历史机遇不是很多的。方腊之所以不被招安，甚至敢于称王，并非像一些研究者所认为的是他“革命性”特别强的缘故，而是因为他在照水时看到了“自己头戴天平冠，身穿衮龙袍的影子”，又见到《推背图》有“十千加一点，冬尽始称尊。纵横过浙水，显迹在吴兴”的谶语，点明自己要做皇帝。他又有八州二十五县作为称王称帝的资本，所以才不肯被招安。这是从实力考虑的，不是什么道德因素(更非意识形态因素)在起作用。
第二种结局最糟，参加起义造反者大多是要丢掉性命的，而且死得很惨，这是造反者们要尽量避免的。第三种结局是造反或起义参加者特别要着重考虑的，对于其中的领袖人物更是如此。因为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建立新的王朝，又要想求生存，甚至发展，招安无疑对他们是有吸引力的，成为他们的选择之一。这不是出于什么对皇帝的忠心，而是从自己群体的利益考虑的。
从《水浒传》来看，参加梁山聚义的大体上包括三类人。一是在现实社会中生活不下去了，所谓“逼上梁山”者便指这类人，如林冲等。二是怀着不逞之心到梁山谋发展，或是羡慕梁山可以过“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的享乐生活的人，前者如吴用，后者如阮氏三雄。三是被他人，主要是梁山好汉引诱或胁迫上山的，如秦明、卢俊义。这三种人如果被招安后有个稳定与安全的生活，他们都是不会反对，而且会积极拥护招安的。梁山泊山寨的造反生活，在《水浒传》这部文学著作中是富于浪漫情趣和充满欢乐气氛的，但如果搬到现实生活来，不会是那么好过的。因为它相对于朝廷的武装力量来说，毕竟是弱小的，混迹其中每天都要担心生命的安全问题，成千上万的人拥堵在一个山头上，食物供应也会成为问题。“夜夜娶妻，天天过年”那只是做完一笔好“买卖”之后，不可能经常有这种“买卖”。英国学者贝思飞在其《民国时期的土匪》一书中，有大量的文字介绍了当时东北、河南、山东一带的土匪及其生活状况。这些土匪对于土匪生活的厌倦，除了个别的长久地习惯这种冒险的生活者外，不会有很多人把它当作终老之地，何况，这种冒险生涯是“养小不养老”呢。因此，招安在今天的评论家看来是不光彩的，可却是当时造反的游民们热烈追求的。在大多数“不革命”的老百姓眼中，游民们武装起来大胆地造反来与朝廷对抗，是和百姓们干的其他营生一样，也是一种吃饭求官之道。所以才有“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那样精辟的概括。而且北宋、南宋之际也恰恰是造反、动乱频率最高的时期，同时也是统治者以安抚为主的时期，这就难怪宋江对招安有那么强烈的追求。许多造反者被招安后，当了大小不等的官，上面提到的郑广就是一例。他被招安做官后还大模大样地骂众官，也没有受到什么惩处。被招安者结局也有不少是圆满的，招安在两宋之间真正成为游民们的变泰发迹之道。这与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所提倡的无条件的“忠”是大相径庭的。
《水浒传》中的招安结局是悲惨的。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宋江结局有几种：被捕获，被剿杀，被招安，被招安后做官并参加平方腊，被招安后被杀等等。作者选择了招安后封官平方腊而又被害的悲剧结局，这大约有历史的原因。大多数专家认为《水浒传》成书于明初，明代初中叶对待敢于造反的人们处理是非常严厉的。造反者即使被招安了，一旦统治者有了力量，也不会遵守招安造反者时的承诺，造反者还是会受到严厉的惩处的。作者也许有感于此，所以描写了宋江等人的悲惨的下场，对于宋江不成功的招安作出比较深刻的批判。从书中的描写可以看出，作者认为招安实际上是一种交换。朝廷以不同等级的官职来换取江湖好汉的归顺和效力，而且，这种招安还应该是有担保的。这不仅要求朝中有同情自己能为自己说话的大臣(如书中的宿太尉)当政，而且，自己还应该保有实力，时时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本钱。民国初年，许多出身土匪的军阀不肯放手军队，也就是懂得“有枪才是草头王”的道理。这两点都未具备，宋江等人便急于成交，才导致招安的失败。作者批判了宋江对宋王朝披肝沥胆的忠诚和忽视了自己与梁山群体利益的“忠”，这体现了作者对“忠”的道德观念的批判。所以，我们从作者对招安悲剧的描写中，更能认识到《水浒传》这部主要由游民知识分子创作并反映游民意识和情绪的通俗小说，所以题作《忠义传》或《忠义水浒传》的原因，它是把“忠”作为“义”的陪衬的。作者在告诉读者，单纯的“忠”是没有好下场的，只有“义”才是能够维护游民利益的最高原则。
◎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23)
④化“忠”为“义”
如果说《水浒传》的作者有意用“忠”来掩饰作品中所鼓吹的“义”的话，那么，《三国志平话》和《三国志演义》则把本来是“事上”道德的“忠”化为较为平等道德的“义”。前面说过，宋代以前的人，特别是文人士大夫谈到三国时，多是关注诸葛亮与刘备的关系。杜甫咏诸葛亮的诗有二十余首，几乎都是描写君圣臣贤这个主题的，意在突出诸葛亮的“忠臣”形象，所歌颂的就是“忠”这个道德观念。他在名诗《蜀相》中写道：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这是对“忠臣”和“忠”的道德多么深沉的咏叹，文人士大夫把它看作是自己出仕的楷模。
可是从《三国志平话》起，刘、关、张便在三国故事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并杜撰出“桃园三结义”的故事，特别突出他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义气”，甚至把关羽当作实践“义气”的样板。皇权专制社会确定君臣关系的应该是“忠”，而在《三国志平话》和《三国志演义》中把“义气”放在了首位，而且这个“义气”也带有强烈的利益色彩。我在第一章里举元杂剧《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为例说，亡命江湖的关羽和卖肉的张飞，因为看到刘备吃酒醉以后，有蛇穿七窍，断定“此人将来必贵”，所以才待他醒了以后不问年纪大小，拜他为兄，以便将来有个好的前途。这种“义气”是不是有点“烧冷灶”和势利眼的味道?诸葛亮对蜀汉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而在游民们眼中，这也是感恩图报的“义气”。有些杂剧甚至把他的经过三请才出山辅佐刘备，也说成是考虑到个人利益有了保障。元代无名氏《诸葛亮火烧博望屯》和明代无名氏的《刘玄德三顾草庐记》都写到，诸葛亮看到刘备“舜目尧眉”，关羽、张飞的长相都类似于“五霸诸侯”以后，仍然不肯出山，因为诸葛亮掐算出刘备只有做两年皇帝的命。后来待赵云来报阿斗诞生，他掐算出阿斗能在蜀中当四十年皇帝，这才决定辅佐刘备。这些剧本把一代名相写成鄙俗浅陋如山野村夫和锱铢必较如势利小人，并非是作者讨厌诸葛亮才对他肆意歪曲。剧本肯定是出于江湖艺人之手，他们内心深处是非常重视具体利益的，剧本中的诸葛亮那些打算和行为(在我们看来很可笑)在他们看来是十分自然的。他们是从自己的经历和认识理解历史人物的。
我在前面谈到过，在社会大动乱中，游民非常有可能变泰发迹爬到社会上层，甚至成为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他们在冒险活动的开始或之中特别强调彼此的提携，富贵时同登青云，落难时互相扶助。陈涉起事之前，辍耕于垄上之时就说过“苟富贵，勿相忘”，可惜后来他没有实践自己的诺言，当穷朋友去看望他的时候，他把他们杀了。后世的异姓兄弟结拜都要以互相关照，永远不背叛建立盟誓，可是有多少人能实践这一点呢？《三国志平话》、《三国志演义》就写了一个永不背叛的故事。书中写到刘备被曹操击败，落荒而逃，把家属丢给了关羽。在这种条件下，关羽为了保护二嫂，“降汉不降曹”，“加入”了曹操的阵营。曹操待之颇厚，“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赠给他金银、美女、锦袍、赤兔马，并封为“汉寿亭侯”，但是，当他得知刘备的行踪以后，“挂印封金”，“过关斩将”，千里走单骑，护送二嫂去寻找刘备，在古城下还受到刘备、张飞的冤枉，又斩曹营大将蔡阳以明志。这种“义气”是很感人的。江湖艺人把这些看作是“义”，所以刘、关、张古城相会这个故事，在《三国志平话》中又称作“古城聚义”。受到通俗小说影响的老百姓在给关公建庙时，正殿所挂的匾额多是“义气千秋”。可是皇权专制统治者不这样认为，他们热衷宣扬关羽的“忠”。清代乾隆皇帝曾下谕旨，命令把关羽的谥号从“壮缪”改为“忠义”，其重点在于表彰他“力扶汉室，志节凛然”的“忠”。
◎游民的群体性格与人格追求(24)
《三国志演义》在塑造刘备的形象时，也没有完全清除掉江湖艺人给他涂上的游民团体中“大哥”的色彩。作者把照顾兄弟关系看成他的第一要务，妻子、孩子都不如“兄弟”重要。有的杂剧把他写成“义气”的化身。这些都反映了游民对于皇权专制下君臣关系的理解。他们把皇权专制君王要求臣民们对于统治者所尽的“忠”，与游民之间以利联结的“义气”等同了起来，混淆二者的界限。
4平等——游民关于人际关系的理想
①结义兄弟间的平等原则
近代的平等原则也许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至少它是从等价交换中获得灵感的，不平的双方就不会有正常的交易。中国古代关于平等的观念始于墨家，墨子提出兼爱交利的理想社会是以人人平等，有财相分，有利相交，彼此互爱为基本目的的。他说“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墨子?法仪》，《诸子集成》本。也就是说在“天”之下，长幼贵贱平等。既然人们在天面前都是平等的，那么就都有权享受天赋于人的各种物质生活，由此出发，他倡导全民同利，在经济上，有财相分，有利相交。“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墨子?尚贤下》，《诸子集成》本。通过损有余以补不足的方法达到在经济上平等的目的。墨子的“兼爱”正是把所有的人，包括亲近之人与疏远之人，等量齐观。游民不是新的生产力或新的社会关系的代表，也缺少文化知识，提不出一套关于新的社会模式的设想。然而由于长期沉沦在社会底层，受尽他人的白眼与凌辱，他们本能地追求人际关系的平等。除了不侈谈“兼爱”以外，游民的“平等”观念或许从墨家那里得到一些启示。平等关系在皇权专制社会中只有朋友关系近之，于是，这些便成了他们追求的目标。
美国的布克夫人(赛珍珠)在20世纪30年代翻译《水浒传》时，把书名改作《皆兄弟也》。这是借用《论语》中的半句话“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以表达人们对美好的人际关系的期望与理想。实际上这也是《水浒传》中江湖好汉的口头禅。第二回少华山头领陈达攻打华阴县时路过史家庄，陈见了庄主史进，开口就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相烦借一条路。”第四回逃避追捕的鲁达感谢赵员外对他的款待时，赵就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如何言报答之事。”第四十四回石秀对赐酒相款待的戴宗、杨林表示感激时，杨林便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有何伤乎？且请坐。”可见这句话在当时的普及程度。游民在表达自己对人际关系的平等原则的追求时，还是脱离不了主流社会所尊崇的儒家思想，用他们的话语作为自己的思想材料。
儒家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如果说主流社会的人们更注重前四伦的话，而“朋友”一伦则更受游民们的欢迎。他们把与自己同命运又肯帮助自己的人称之为“朋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是他们经常挂在口头的。这些脱离了家族宗法制度的游民希望人们把他们看作兄弟，在必要时拉他们一把。因此，不能说布克夫人的翻译是没有道理的。可是鲁迅先生在给姚克的信中，对于《水浒传》书名的更改却有不同的意见：
近布克夫人译《水浒》，闻颇好，但其书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
这段话讲得十分深刻，《水浒传》中虽然到处以“兄弟”相称，但是大多还都是萍水相逢的江湖游民，他们一见如故，互相提携，情逾骨肉。然而这种“兄弟”之情并不是普施于所有的人们的。贪官污吏不必说，他们是梁山英雄打击的对象，就是许多无辜的平民百姓也常常死在好汉们的板斧朴刀之下。江州劫法场时，李逵就是不问何人，“抡着大斧，只顾砍人”，“一斧一个，排头儿砍将去”。他们的心中决不会产生半点兄弟之念。因此，“兄弟”这个称呼仅仅是给予那些能够与自己互相救助的人们的，或者是有可能加入自己的互救的游民群体的人们。换句话说，就是给予属于自己帮派或者有可能成为自己帮派中的人的。这种互救的群体，如我们在前面所说，是以结义或结拜的方式固定下来的，只要进入了游民组织，他们便互相认为是基本上平等的了。实际上，这不仅离真正的平等遥远得不可以道里计，就是形式的平等，也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下面先说一下游民组织较宗法家族平等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