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西鲁番入侵。本来是“西闯”(《香花僧秘典》中就说“西闯”)，但是百年之后，人们或已不明其意，或是传写致误，变成了“西鲁”。于是，作者索性把它写成一个国名。“西”字是承其旧，另外也因为古代中原地区人民的外患主要来自西方或北方。“西鲁”正像《征西说唐三传》中的西番“哈迷国”、《说唐小英雄传》中的“北番赤壁”国一样，都是“羌无故实”的。有些学者对西鲁番还详加考订，认为借指西藏；见刘联珂《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有的说“西鲁”乃“西罗”之讹(“西罗”即罗刹)，即今之俄罗斯。见周贻白《洪门起源考》和帅学富《中国帮会史》。言之虽辩，但有些是无的放矢的。因为身处社会底层的游民会众文化很低，他们即使有些关于国家大事的知识，也多来源于通俗小说与戏曲。很少被编入通俗戏曲与小说的西藏或罗刹，他们未必听说过其名。
第三，少林寺僧人揭榜征西鲁。一个国家遇有外敌，手足无措，张贴榜文，向民间百姓求救，这在自称尊贤好士的中国皇权专制时代是不存在的。但通俗小说特别是反映游民理想与追求的通俗小说，为了给沉沦下层但具有“鸿鹄之志”的游民英雄安排出路，往往要杜撰出这种情节。“说唐”系列的通俗小说中多有这类的情节。如《征西说唐三传》写薛仁贵征西，被哈迷国苏保同毒镖所伤，程咬金奉旨回朝搬救兵，于是，留守在京的太子李治出榜文招能人领兵挂帅。薛丁山与母亲柳夫人及妹妹薛金莲到长安揭了榜文，封为二路元帅，征西，大获全胜。“西鲁神话”的作者运用这个情节意在把身为平民的少林僧人与最高统治者联系起来(这也表明天地会虽有改朝换代的大志，亦无把矛头直指清朝皇帝的气魄)，并突出创建天地会先驱们的英雄气概。
第四，功成身退，反遭奸臣陷害。描写忠奸斗争是通俗小说常见的母题之一，特别在讲史小说中，它往往是贯穿全篇的主线。忠臣的特点是公正无私，忠诚勇敢，视功名私利如粪土，一心为了君王国家；奸臣是佞幸小人，他们为了个人私利不顾国家利益，处处陷害忠臣。杨家将、呼家将、薛刚反唐以及东汉姚期、马武的故事，莫不如此。忠奸斗争是最能唤起匍伏在皇权专制主义道德规范之下的臣民们的正义感的。因此，作者也把少林寺僧人写成忠于朝廷的义士和为朝廷建立了卓越功勋的功臣。他们因为受到奸臣的陷害被迫走上反抗道路，这不是犯上作乱而是为朝廷除害，是“替天行道”。这与他们标榜的“反清复明”的宗旨相矛盾，这一点前面已经讲到，实际上许多反抗者皆以体制内的受害者自居。这样他们的反抗才能得到更多的体制内群众的支持，即所谓哀兵必胜者也。“西鲁神话”的作者也是遵循着这个思路的。
第五，“海水面上浮起一个白石香炉，重有五十二斤。香炉底有‘兴明绝泪’四字”。这是一个神话，表明少林寺僧人与明朝后裔结合起来共谋推翻清廷是天命，是不可违背的。古代不仅统治者用上天示警的神话来欺骗人民，就是社会秩序的反抗者也接过这种策略来激励自己的斗志和号召群众。《水浒传》中“忠义堂石碣受天文”，就写到天帝降下的“石碣”上刻着“替天行道”、“忠义双全”，用以表明梁山好汉“上应星魁”，“合当聚义”。“西鲁神话”是模仿《水浒传》来写这个故事的。
◎秘密会社天地会内幕(5)
第六，“白石香炉”浮现之后，马上就有一百零八人的聚义。这与《水浒传》中“石碣受天文”之后就是一百零八将“英雄排座次”完全一样。
第七，“五虎大将”这种称呼法也不见于正史，陈寿的《三国志?蜀志》中只是把关羽、张飞、马超、黄忠、赵云等蜀国最著名的五位武将编排在一卷之中，并无这五人便是“五虎将”之说。后世通俗小说和通俗戏曲的作者，为了赞颂在其作品中出现的英雄，便发明了“五虎将”这个名目，可能与阴阳五行的影响有关罢。这在通俗小说中是经常可以见到的。《三国志演义》、《水浒传》中皆有所谓“五虎上将”。“五房”之说也是“五虎将”的演变。
以上仅是随手拈来的几例。如果细加勾稽还可以为“西鲁神话”的情节从通俗小说中找出一些原型来。“西鲁神话”是逐渐积累而成的，它在天地会的流传过程中，日趋复杂，日益丰富，日趋文学化。
如果比较前面几个先后出现的抄本，可知越晚出的“西鲁神话”，就越从通俗文艺作品中撷取更多的情节，增添更多的人物，而且还安排人物之间的对话，使之更加小说化、戏剧化。我们可以拿皇帝出榜招贤一段为例，将“田林本”与“修志局本”作一比较。先将时间在前的“田林本”抄录如下：
彭元凤带领众师徒前(往)京都揭榜，守榜军士报与黄门官代〈带〉朝熙主三呼万岁。
主问：“臣乃何(处)人氏？姓甚名谁？”
元凤奏曰：“臣乃河水县太白山少林寺内修真之人，今闻西鲁猖狂，为臣前来领(榜)，于〈为〉主人分忧改〈解〉尼〈疑〉。”
主闻大悦，即赐先锋印。(生)铁蠲〈铸〉，记〈计〉重二斤三两，上有“白山”二字为记。
主问曰：“爱卿要带多少人马？”
元凤奏曰：“臣不用许多将士，只要三千御林兵马，我师徒一百二十八人。”
熙主大喜，当殿赐(送)御酒三杯，早胜回朝；加封厚〈役〉爵，享受荣华。
“修志局本”：
以后皇上出下榜文，不论军民人等，僧家女将，山林豪杰，有能者到来扯榜，征服西鲁，即封万户侯，赏黄金万两。粘有日久，无人敢扯。后来少林寺众僧闻知前来扯榜。军士看见，带至玉田县知县，至京都朝见皇上，龙颜大悦，帝开金口，问众僧人要多少人马。
僧奏曰：“不用一兵一卒，即要杜龙解粮，苏洪为先锋两事足矣。”
此二人是起创少林施主，故将此恩报恩。
帝即问：“众大师何日祭旗兴师？”
僧奏曰：“即日。”
帝即取酒赐僧人三杯，欢声而去。
“姚大羔本”中讲到这个情节时，只是说少林寺内“有总兵官挂起先锋，受了帅印”，极不合理。和尚庙内，怎么出了“总兵官”？而在“田林本”中为了把这个情节合理化，便增加了“彭元凤”这个人物。他是个“好汉”，在少林寺内教习武艺，“十八般韬略，件件精通”(“田林本”原话)。虽然文字不太通顺，但是情节较为合理。
“修志局本”又增加了“杜龙”和“苏洪”二人。而且，此本完全从游民的角度解释了任用这两个人的意义。“此二人是起创少林施主，故将此恩报恩”。出兵打仗原是要冒锋镝舍生死之事，不是什么肥职美缺，何况照“西鲁神话”所说，“西鲁番”特别厉害，满朝文武都感到无可奈何呢，出征肯定是件危险的事!可是在处于社会底层的游民看来，只要是个官，总有油水可捞，因此派他们二人为“解粮”、“先锋”也是“将此恩报恩”。
这两个本子的“西鲁神话”无论是叙事还是对话，完全是小说的口吻，这样的文字在明清小说中俯拾皆是。对于朝廷、军队的组织结构，平民百姓知道得很少，一般通俗小说中经常提到的也就是皇帝、万户侯、太监、御林军、元帅、将军、先锋、粮官、军师等等。“修志局本”除了再度肯定万云龙为“大哥”(也就是主帅)和五虎将之外，又增加了军师陈近南、先锋苏洪、解粮杜龙(“萧本”作郑君达)。“军师”这个官职在晋朝之前有，至晋因避司马师之讳，改称“军司”。其职责为“所以节量诸宜，亦监军之职也”。至于运筹帷幄，调兵遣将，负有辅佐君王或头领责任的“军师”，只有在通俗小说中才这样写。如《三国志演义》中的诸葛亮，《水浒传》中的吴用，“说唐”中的徐茂公等。历史上的诸葛亮只做过“军师中郎将、军师将军”。胡三省称这些称号皆为“古将军号”，并非是一种官职。而“西鲁神话”中的陈近南做军师则成为一种官职，这种理解是从通俗小说中来的。至于“先锋”、“解粮”更非古代军中的官职，它只是用兵时的差遣，到了小说中它便成了官，“西鲁神话”也这样写，这显然是受到小说或戏曲的影响。
◎秘密会社天地会内幕(6)
叛徒、忘恩负义之辈也是通俗小说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并用他们来衬托正面人物的光明磊落。“说唐”系列中的《反唐演义传》刻画了一个名叫薛义的人。他在倒霉之时，妻子被奸臣霸占，自己被囚在府狱之中；薛刚见义勇为，冒死相救，并把自己应承袭的泗水关的总兵也让给他。后来，薛刚落难去投奔他时，薛义翻脸无情，把薛刚擒住，解往长安。“修志局本”的思路与通俗小说作者相同，也为“西鲁神话”增加了一个叛徒，名叫马二福。
寺中有一名马二福，乃少林寺第七条好汉，第几条好汉的说法是受到“说唐”的影响，该书就把书中出现过的“英雄好汉”依照作者想象的武功高下加以排队，分为第一到第N条好汉。使铁棍一条，重三十六斤，故此名叫亚七。
因为打烂了寺中的宝灯，被僧众驱赶出寺，他心怀不忿，投奔朝中的奸臣陈文耀、邓得胜，与他们共同陷害少林寺僧。因此，天地会中以“七”为忌。按：天地会以“七”为忌，是否与蔡禄有关，也值得研究。他在与万礼、万五达宗等人结拜时就排行第七。近世关于“西鲁神话”的传本(如朱琳之《洪门志》)在叛徒行列中又增加了符四、田七。言苏洪光(即天佑洪)率领天地会兄弟攻打四川时，四川总督王春美派心腹符四、田七(二人皆是文士)诈降，苏洪光不察，派二人充任三合军(即天地会部队)副军师，在会中掌管“四排”、“七排”两个步位。后与清军作战时，符、田内应，三合军遂以内变不支，卒至惨败。苏洪光也为流矢所伤，全军败退。此后，天地会忌用四、七两排，更以文士善变，禁收文人入会。这一变化反映了游民与文人士大夫之间的隔膜。同时，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天地会虽为反满的官僚士大夫所创建，但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演变为游民组织。因此，他们对文人有一种天然的敌意。
“修志局本”以后的诸本大多增加了皇帝赐御酒的情节：
以赏赐御酒为名，顺带御林军数万，暗带硫磺引火之物，视其饮醉睡着，焚之，方无后患。
“萧本”的《西鲁序》中又改为“御赐毒酒”。这些显然是受到《水浒传》的影响。宋江等人“征四寇”建立大功之后，徽宗赐鸩酒，毒死了宋江、李逵等梁山好汉。天地会文献的作者之所以引入这个情节，意在把反抗的矛头引向皇帝。因此，在清朝末年出现的文献中，这个情节非常突出。
“戏不够，神来凑”，是中国老百姓讽刺传统通俗小说与戏曲公式化地用神、佛的出现促进故事情节进展的谣谚。这的确是传统小说、戏曲的通病。“西鲁神话”既然是模仿小说而成，这种“通病”也必然影响到它。“姚大羔本”还很少出现神佛，到了“修志局本”就有数处写到神、佛帮助身处绝境的少林寺僧人。如少林寺被焚时：
惊动佛祖下凡，化作火坑一座，救出一十八人。
当少林僧人只剩下五位，又被清兵追赶到江边时：
前有大江拦住，后有追兵，惊动岳神朱光、朱开二圣，化成铜铁桥，五人随桥而过。
这非常像《说唐后传》中程咬金被派出木杨城，冲出北番重围，到长安讨救兵时，咬金被番将祖车轮一斧砍下马来，被仙人谢映登所救的故事。后来的诸本大多保留了这些神话情节，而且更加神化。藉此表明，组织天地会符合天意。“萧本”《西鲁叙事》中写得最为明白：
幸得云端上来了一位达摩尊者，见寺内有五人命不该绝，日后尚有结拜天地会一段缘由，即化黄黑浮云，救出十八人。
这种借神佛以说天命和全知的叙述方式是符合古代通俗小说特征的。
像《水浒传》的“忠义堂石碣受天文”一样，“田林本”的“西鲁神话”也出现了“齐天御使捧着忠义榜文，在高溪松柏(林)张挂”的情节。这个“御使”是代表玉皇大帝的。他高呼“玉(御)旨下，万云龙接榜”。“田林”会簿中还照录了“榜文”：
◎秘密会社天地会内幕(7)
伏以( )遵依天降白石香炉之浪涌炉，现洪平天下之移传，因少林寺□□之兵机，平番不受厚爵，奸妄(佞)毒害〈之〉温良，都昌定(点)火坟(焚)化少林寺之诛害，佛敕二板红桥引渡之脱难，高溪云龙之忠义，胆如铁石之苦恨，天差御使之榜论，后传天下之结交，君臣五祖之敬训，秉玉皇敕下之清规，依始祖之根苗，分博(传)四海之口号。古云书曰：天下人治天下，非是一人治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常曰：异姓结盟，义同梁山之祖；滴血共饮，情各(若)宋江之宗。新添弟兄之友，谨计(记)妄言之乱。临亭之内不得凌辱妻妹之奸，倘有(反)骨之辈，天降报应之誓。又曰：在老之贤，不得报旧恨之仇；执器攻新(亲)之(体)，会发三关之外；跪香三柱，方显五祖之命。同台之众，谨之恨(慎)之，榜悬晓论。
太岁( )年，月。( )( )日吉时出榜帖论。
这件“榜文”虽然文字上极不通顺，错字、别字、落字连篇，令人不能卒读，估计可能是位文化极低的游民知识分子抄写的。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其内容含义还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全知全能的玉皇大帝完全知道少林寺僧人为满清朝廷效力，建立奇功以后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万云龙忠肝义胆，帮助了被残害之余的五位少林僧众逃脱苦难。玉皇大帝的“榜文”还指示他们可以用“结交”的方式组织起来，并且为这种组织提供了理论“天下人治天下，非是一人治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和组织原则“义同梁山之祖”，“情若宋江之宗”。在天地会建立之初，其内部文件里谈到“梁山”与“宋江”之处并不多，可见最初的天地会受文人士大夫影响之深。道光以后的文件中提到梁山和宋江的渐多。。在“榜文”里还指出，结盟之后最重要的就是遵守纪律，这是天地会存在下去的生命线。这种用天降“榜文”来宣布天地会的结盟是符合天命的形式，显然是受到通俗文艺作品的影响。这种形式在《水浒传》和“说唐”系列中是经常出现的。梁山好汉在石碣上所接受的“天文”中，也反映了“天命”对梁山的“替天行道”和“排座次”等行为是完全支持的。增加这种情节意在坚定会众的信心，并以此招徕更多的下层民众的加入。
生旦净末俱全才能构成一台完整的戏，而“西鲁神话”较早的传抄本中没有旦角，作为“香花僧”内部流行的经籍也不好涉及女性。“姚大羔本”中只有一个“李神妃”，但她没有什么活动，更没有参与天地会的创建。在“西鲁神话”流传过程中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修志局本”就开始出现了女性：
因苏洪有一妹，天资(姿)国色，亚七(指叛徒马二福)一心追寻二人。二人闻知，自尽而死，留下桃木剑，将亚七千刀万剐。
这是说马二福好色，通俗小说中的叛徒大多具有这种品格，英雄大多不好色，有的英雄则不仅不好色，而且，一见到“色”，就要有所警惕。《水浒传》中的英雄见到“色”则必欲除之而后快。逼死了苏洪之妹。在“萧本”《西鲁序》中出现了有名有姓的两位女性，一是郑君达(曾为少林寺僧人出征时的粮官)之妻郭秀英(有的版本写作郭秀兰)，一是郑君达之妹郑玉兰(有的版本写作郑玉莲)。君达因与少林僧人结拜被皇帝以红罗赐死。郭秀英、郑玉兰祭郑君达之坟时见到：
坟头现出桃李木剑一口，剑头二龙争珠，剑尾有“反(清)复明”四字。(清)兵追赶五位僧人，就将宝剑勇力救去，杀退(清)兵，与僧诉说一番前事：“当日我丈夫与你相教，因为奸臣所害，走到此地，幸遇夫人公子搭救，未知何时得报？”
郭、郑二人成为天地会中“前五祖”的救命恩人，可见其地位之重要。近世抄本(如戴魏光之《洪门史》)言郭秀英杀退清兵后，将桃李剑给她的两个儿子郑道德、郑道芳，自己与郑玉兰投三汊河而死，谢邦恒葬之河畔。天地会晚出的文献把郭秀英、郑玉兰列为“三英”之二。天地会中有了这两位美丽英勇刚烈的女性，仿佛“说唐”系列薛家将故事中的樊梨花、薛金莲；杨家将故事中的八姐、九妹、穆桂英。有了她们，使得以金戈铁马、朴刀杆棒为主的粗犷故事更富于色彩，也便于号召天地会中的女会众。有了“女会众”，便带来了一个令游民头疼的问题，即男女关系的问题，或说是“淫”的问题。从游民的道德出发，天地会最憎恶“淫”，这一点《水浒传》也为天地会作出示范。晚出的天地会文献中的“西鲁神话”突出了叛徒马二福的“淫”的内容，说他有意强奸郭秀英、郑玉兰。《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中更是绘声绘色地描写了马二福(其名改作马福仪)欲非礼郭、郑二人的情景。
◎秘密会社天地会内幕(8)
“桃李剑”既为郭秀英、郑玉兰所使用(或为二人所化)，那么它在天地会中也有重要的地位，成为洪门的镇山之宝。“萧本”中即有《桃李剑叙》一章，把郑君达及其妻子郭秀英、妹妹郑玉兰的故事从“西鲁神话”中独立了出来。其中言君达是福建厦门大咸美人，身居水军都督之职。他的妻子和妹妹十分美丽，为游方和尚马二福所垂涎，二人不从，投水身亡。后渔父吴成贵父子见二人之尸，便把她们埋葬。二人坟上长出了桃树、李子树，树倒后化为桃李剑二口。此剑“能千变万化，飞腾空中，千里取人首级，实是至宝”。吴成贵把它献给天地会，会中“把它收藏在洪花亭上，以为反(清)复明之用，且以为古记。”这种想象仿佛是来源于《三遂平妖传》、《封神演义》。用这个故事可以增加天地会的神秘性，给会众以激励，并用来惩戒敢冒犯“淫”戒之人。
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见，“西鲁神话”像其他一切民间故事和传说一样是逐渐积累丰富起来的。它的故事情节越来越曲折，内容越来越丰富。与民间故事和传说不同的是，累积起来的新情节、新内容不是从传播者的生活中来的，也非个人体验中来的，而是从他们头脑里的知识中来的，而这些知识的绝大部分是通过通俗小说和据以编纂的戏文获得的。这种“知识”甚至在他们的头脑中形成了固定的逻辑，成为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直至今天，由于这种文艺作品的影响尚未完全消失，人们仍然习惯于按照这种逻辑去思考问题。例如，秉公执法是每个执法人员的职责，但是，老百姓往往赞之以“清官”。又如，三年困难时期，许多高级官员下乡，深入基层，访贫问苦，调查研究。有某大员到陕北一带调研，老乡们见到他，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询问：“朝中是不是出了奸臣了？”中央由某人主政，农村老百姓还是习惯说，“某人坐朝廷了”等等，帝制已经被推翻半个多世纪了，新的共和国也建立了几十年了，可是人们在思考问题的方式上还沿袭着旧小说和旧戏曲的路子。可见它已经成为一种思维定势，渗透到社会下层的民众的头脑之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现在尚且如此，那么在一百多年以前，对于文化水平很低，处于社会底层的游民，按照通俗文艺作品的逻辑编造“西鲁神话”就不奇怪了。
我们从对“西鲁神话”的分析可见，它绝不是由有较高文化修养的文人士大夫向壁虚构出来影射历史上某个重大事件的，如言少林寺僧人为清廷立功是影射郑芝龙的，郑君达是影射郑成功的，西鲁入侵是影射俄罗斯侵犯边境的等等。这些大多也是身处下层的游民很少了解的。而是由文化水平很低的天地会众口耳相传辗转增益逐步形成的。故事所反映的思想意识、心态情绪都是游民的，而非文人士大夫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天地会的组织者和中坚力量到底是些什么人物，他们的宗旨与目的究竟是什么。
当然，我说“西鲁神话”的编纂和发展演变多取材于通俗文艺作品，并不是否认这个故事的现实基础。前面我已经用专门研究天地会的罗炤先生十余次南下实地调查的结果，和他所发现的《香花僧秘典》中的《三滴水赞》，以及其他专家的考证来说明，“西鲁神话”中有些人物与情节所蕴涵的现实影痕(如万云龙及其弟子分为五房和他们与郑成功有一定的关系，以及起义和牺牲等情节在历史上确有其事)，然而，我要指出的是，“西鲁”故事毕竟是一个受到通俗小说和戏曲的影响的会众编造出的神话。关键是天地会的创建者与一代又一代的组织者为什么创作并不断发展这个故事?这是由天地会的性质和需求所决定的。天地会是游民的秘密结社，作为一个组织必需建立权威与秩序，而游民的社会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是倾向反对权威与秩序的，在游民组织中要建立秩序是非常艰难的过程。秘密宗教是以其教理教义来保持组织稳固的，这些教义、教理通过诵经和宗教仪规灌输到教徒的头脑中去，从而增加该教派的凝聚力；没有教理与教义的帮会，为了建立权威与秩序，必需创造它的神话和具有神圣意义及价值的历史。社会学家贝格尔说：
◎秘密会社天地会内幕(9)
的确，似乎只有通过神圣的方式才可能在最初使人们接受一种秩序。转引自郑也夫《代价论》。
“西鲁神话”把现实生活中某些平凡的事迹，甚至把一些不是很光彩的东西(例如对反抗民族压迫战争的背叛)都加以神圣化，使之变成能够对其会众产生凝聚力的事件。因此，“西鲁神话”的产生与发展是适应了天地会组织的需要的。
②木杨城之谜
甲.木杨城问题的提出
天地会第二个令人难以索解的谜，便是“木杨城”的意义及来源。它困惑了几代天地会的研究者。木杨城是天地会文献中经常提到的，它有时指自己的基地，有时指敌方的堡垒，有时指开香堂的现场，有时又指天地会在开香堂时用的重要法器。当它作为法器时，是个木斗形状的器物，开香堂时要摆放在香案正中，中间插着“某某山，三军司令”的帅旗，两边插着代表前、中、后五祖的旗帜，下面写着“木立斗世”，上面标有“木杨城”三字。在此它具有象征意义。也有在拜会的时候，主持者“以竹插地，糊纸作门，名曰木杨城。又用桌椅搭桥，嘱令入会之人由桥下走入城内”。刘坤一奏，见《光绪东华续录》。这时开香堂的处所就是木杨城。会众在入会仪式上又有攻打木杨城和逛木杨城的节目。木杨城是如此复杂，难怪像罗尔纲先生这样博学的史学家在谈到它时也说，“几经诠释，终苦不得其解”。《困学丛书》，P598，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然而，因为它在天地会的活动中有着极重要的地位，所以又必须弄懂它。而且了解了木杨城的来源，也就会对天地会的形成及其宗旨有更深刻的认识。
木杨城这个词早在《香花僧秘典》中就出现了。在香花僧人做法事时的“物什”之中就有“斗灯名木杨城”的说法。这与天地会开香堂时把木杨城当作法器是一样的。《秘典》里也有《木杨城曲词》，全文如下：
说木杨来讲木杨，说起木杨根本长。遇围四百八十里，深有十里零三分。本邑有座高溪庙，西山有座古林池。左边有对桃花树，右边有对松柏林。庙前有座三仙塔，庙后有个古林泉。专意虔诚来此地，特来拜见五祖宗。兄弟来到木杨城，指引树下同结拜。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四面八方都来到，五祖台前逞英雄。师祖传下一枝香，高溪庙内把炉烧。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一部供僧人用的内部文件，为什么谈“结拜”、“一姓兴亡”、“万民忧乐”？可知这个僧团与天地会结社有必然的联系。
《香花僧秘典》中的木杨城就是义兄义弟结拜之地与活动的大本营，所以才详细描写它的位置、大小、形状、特征，极赞誉之能事。
“姚大羔本”会簿也说到木杨城，在“盘问兄弟”一节中写道：
“尔过里乔(桥)还有什么？”
答曰：“有一座木杨城。”
“尔进去不曾？”
答曰：“进去。”
“尔进去见有甚么为记？”
答曰：“有三个字。”
“三个甚么字？”
答曰：“是青气、黑气、山乃为记。”
这里说的就是天地会。可见木杨城是天地会的根本。
“田林本”的“西鲁神话”也提到木杨城。当“齐天御使”宣读完“忠义榜文”之后，对万云龙等人说：
招满弟兄，设下木杨，四真造三关。一名朱色，二名日月，三曰洪门，立作忠义堂。如此如此，依榜而行。
这里的木杨城更为重要，它是根据玉皇大帝的指令建造的，是天地会根本之所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天地会会簿，无不提到木杨城。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中所记载的天地会内部文献，关于“木杨城”的盘诘最多，下面采录一段，以见其来源的蛛丝马迹。
◎秘密会社天地会内幕(10)
问：过了忠义堂又到何处？
答：又到木杨城。
问：木杨城有几多高？
答：一望而高。
问：有何为证？
答：有诗为证。诗曰：
看见木杨一望高，城基八面动枪刀。
军情四路来飞报，云龙出阵显功劳。
问：木杨城有几阔？
答：两京十三省阔。
问：有何为证？
答：有诗为证。诗曰：
十三省聚会洪英，始末开基立两京。
灭清计策千年切，君臣相会定大平。
问：木杨城何料所造？
答：下结大洪石，上是大明砖所造。
问：有何为证？
答：有诗为证。诗曰：
下结洪石大明砖，城基万载世流传。
民安便把乾坤转，君臣相会定中原。
问：木杨城有几多个望楼？
答：有二十一个望楼。
问：何人把守？
答：明兵把守。
问：有何为证？
答：有诗为证。诗曰：
望楼把守是明英，清兵难到木杨城。
廿一相逢军将会，炮洗清兵不顺情。
从这些盘诘中，可以感到其中隐含着把守木杨城之意。木杨城本是明人所造，明人所居，明人所守，清兵攻打它，遭到把守它的明人强烈的抵抗。近世开香堂的仪式中又有《破木杨城诗》：
奉了大哥命，来破木杨城。一不扰人民，公买公卖立根衡。二不要退缩不前进，杀退敌人百万兵。木杨城已经克复了，忠义堂前把令交。
木杨城的所有者仿佛变了，它转到敌人手中，所以需要“攻打”。这与上面的诗歌仿佛有矛盾，实际上这反映了满清入主中原的过程。有的诗歌又写到逛木杨城：
木杨城内有关公，花红百物在其中。四大忠贤扶左右，松柏长钱挂西东。藤牌宝剑千军列，厘戥秤扇甚威风。玉尺烟筒通四海，结彩绫花照明光。五色彩旗三军命，黄罗宝伞插五中。铰剪金花和玉箸，左桃右李壮军容。三牲酒醴来奉敬，五斋五果奉五龙。洪粮谷斗加足用，灯烛光辉满地红。
这首歌中竭尽形容铺排木杨城中各种陈设的丰富华美，它显然又不是了要攻打或把守的战争要地，而是要接纳弟兄们入伙，充满喜庆气氛的香堂了。这种矛盾现象，研究天地会的学者们很少涉及。但它确实与天地会的形成、发展有关。
日本学者平山周在《中国秘密社会史》中认为，天地会香堂上陈设木斗，是“以参拜唐太宗李世民为宗教仪式，即献之于少林寺以为根据者”。也就是说，唐太宗曾封赠少林寺，而少林寺开创者是少林寺僧人，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少林寺，唐太宗所封是河南嵩山的少林寺；开创天地会者是福建漳州之少林寺。所以参拜唐太宗以示不忘本之意。帅学富的《中国帮会史》中，认为“西鲁”是影射罗刹(今俄罗斯)，那么木杨城就是指罗刹与清交界的阿克萨城，这个地方有许多用杨树、柳树建筑成的“栅木城”，所以称之为木杨城。天地会所以重视木杨城，乃是纪念福建五百藤牌兵在康熙间参加与罗刹的战斗。这个论点是周贻白1947年发表的《洪门起源考》最早提出的。帅氏只是丰富和系统了这种说法。平山周点明木杨城与唐太宗有关，但没有讲明有什么关系。周、帅想把木杨城与“西鲁神话”联系起来解决，然而穿凿太过，缺乏说服力。
乙.木杨城的来源与实质
我也认为木杨城与唐太宗有关。但是为什么“设木斗”(木杨城)就是“以参拜唐太宗李世民为宗教仪式”，平山周没有论证，显然这在逻辑上是有漏洞的。而且，如果“设木斗”是与唐太宗有关的话，那么对木杨城为什么还有许多别的说法？对这些疑问，平山周更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
◎秘密会社天地会内幕(11)
天地会是个高举着“反清复明”大旗的政治组织。“反清”就是反对、反抗清统治者的压迫；“复明”就是指建立以汉族为主导力量的政权，而不能理解为是指恢复朱氏王朝的统治。由于满清直接消灭的是朱明政权，为了号召群众才提出“复明”的口号。实际上，天地会对历史上每一个一统的汉族政权都有好感。汉朝、唐朝是汉族王朝史上最辉煌的朝代，唐皇族李氏有胡人血统，但这是当时文化水平很低的游民自然不能够了解的。天地会对它们评价尤高。特别是唐朝，它产生了像唐太宗那样在皇权专制社会首屈一指的英明皇帝。天地会讲到其结拜根由时，总离不开万、朱、李、洪，万、洪是天地会会众的共姓，朱、李则是他们崇拜的两姓，朱代表明，李代表唐。木杨城和唐太宗有关，并非由于他封赠过少林寺，而是因为在“说唐”系列小说中，李世民曾与木杨城发生过关系。《说唐后传》中，北番赤壁宝康王向唐朝挑衅，他就在木杨城中立朝。《说唐后传》第五回就是“贞观被困木阳城(有的刻本作“木杨城”)，叔宝大战祖车轮”。书中第四回写唐朝军队在李世民带领下攻下黄龙岭，向木杨城进攻，世民问投降的番将尉迟宝林前面是什么关口。
宝林回答说：“陛下，没有什么关了。就是木杨、赤壁康王所住之地。”三天唐军到了木杨城，却见木杨城城门大开，空无一人。
此时宝康王使用空城计，全部搬到贺兰山中去了。唐军到达后被敌兵逼入并困在木杨城中，时过三个月，兵粮将绝。后来见到天降飞鼠，众人感到奇异。徐茂公说这是天赐皇粮。于是他率领众人在北番的宫殿前挖出了数万粮草，可以维持数月之食，解了燃眉之急。此后又用徐茂公之计，派程咬金冲出包围，到京城长安搬取救兵，诸小将率兵解木杨城之围。北番求和，唐太宗答应与之和好，并主动退出木杨城，赤壁宝康王才得以复归。通俗小说把北番都城称之为木杨城，可能是“牧羊城”之讹，后世评书艺人演播这部书时，有的把它改作“牧羊城”(辽宁旅顺一度名“牧羊城”)，有的称之为木阳城。天地会众取这个故事，除了包含着对李世民的爱重之外，其原因还在于：
一，木杨城是北番的都城，可以用以影射满清的都城北京，用宝康王影射康熙，小说称宝康王为康王，有的“西鲁神话”传本也称康熙为“康王”(见民国时小说《青红帮演义》)或“熙主”(见《近代秘密社会史料》)。而且，木杨城虽为北番都城，但也曾为唐太宗所居，这与北京分别为明清两代京城的情况类似。因此，攻打木杨城不仅有解救天地会会众心目中的圣主之意，而且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满清最高统治者。
二，众小将终于攻入了木杨城，并解救了李世民，赤壁宝康王不得不俯首称臣，于是，唐君臣才得以从容地中优游木杨城，观看城中风景。因此攻打木杨城与游逛木杨城并不矛盾，攻打在先，游逛在后。
我们说木杨城取之于《说唐后传》，从天地会内相互盘诘的诗歌中也可以找到证据：
问：木杨城有几重？
答：有三重。
问：有何为证？
答：有诗为证。诗曰：
木杨城内有三重，花红宝烛在其中。
干戈叠叠扶明主，大清事绝尽归洪。
问：木杨城何人所造？
答：唐李世民所造。
问：何人重修？
答：万云龙重修。
问：有何为证？
答：有诗为证。诗曰：
唐王始立木杨城，云龙重修显威名。
灭清四海皆宁静，尽把胡人一扫平。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
在盘诘之中很明显地把木杨城与李世民、天地会联系在一起。有的关于木杨城的诗歌中还强调木杨城粮食很多，这与天地会是游民的政治组织有关。天地会的志向很大，意在推翻满清王朝，但是其力量相差太远，特别是财力单薄，甚至难以维持日常开支。天地会专家胡珠生指出，天地会招募会众是招军，人们参加天地会是从军。这在天地会会簿中有充分的反应。然而，军人招来之后首先面临的就是吃饭问题，因为“当兵吃粮”是募兵制实行以来就被社会舆论所公认的真理。没有粮食也就没有“兵”，因此天地会面临的问题是严峻的。“姚大羔本”会簿中的《身本》诗说，“个个无粮兵，等他一个人”。其他的会簿中，在许多地方也谈到粮食的短缺与粮食的重要，因为“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个尽人皆知的道理。由于这些原因，天地会会众幻想出现一个不必发愁粮食的地方，于是，《说唐后传》的“木杨城”是最令他们向慕的。人们期待着：
◎秘密会社天地会内幕(12)
木杨城内谷满仓，双挥宝剑挂中藏。见姚大羔《会簿》。
为什么木杨城内就有粮食呢？这与《说唐后传》中第六回“天赐皇粮”的情节有关。此回言李世民被困于木杨城中，在粮草将绝之时，天降飞鼠，徐茂公言这是预示“粮在殿前阶除之下，去泥三尺便见”。李世民命军士掘下去，“果见有许多皇粮，尽有包裹，拿起一包，尽是蚕豆一般大的米粒”。这数万粮草解了唐军的燃眉之急。游民最感困难的就是生存问题，所以他们在把木杨城想象成为自己的基地时，粮食一定是不可少的。
现存《说唐》的最早刊本刻于乾隆元年(1736)，《说唐后传》比它略晚，有乾隆三年姑苏绿慎堂本，与《说唐》一样两本同署“鸳湖渔叟较订”。既然是“较订”，他就不是原作者，那么原作者是谁呢？我们从书中所写的内容和词气来分析，当是说书人的集体创作。本书第七章已经指出，以秦琼、程咬金等为中心的“说唐”故事在明末清初即已形成。著名说书艺人柳敬亭就曾以讲说“说唐”故事而名噪一时。因此，作为说书人用的底本，很早就在世间流传了。《后传》中徐茂公说：
前年西魏王李密，纳爱萧妃，屡行无道，后来忽有飞鼠盗粮，把李密粮米尽行搬去，却盗在木杨城内，相救陛下，特献皇粮。
这个情节在传世的明万历刊本《大唐秦王词话》中就有。该书中说李密不听群臣劝阻，非要把米借给洛阳的王世充，结果遭受天谴，所有的粮米皆被飞鼠盗走。《说唐后传》与这个故事相呼应，两者有明显的承继的痕迹。《大唐秦王词话》至晚也写于16世纪末，如果《说唐后传》只是写于乾隆初年，两者相隔则长达150年，这是很难想象的。因为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就有褚人获本《隋唐演义》的广泛流传，产生于18世纪30年代的《说唐后传》不取材于《隋唐演义》，而远取材于《大唐秦王词话》，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因此我以为，《说唐》、《说唐后传》产生的时间大约与《隋唐演义》(1696)产生的时间相去不远。也就是说，木杨城的故事在清初就已经形成和流行了，因此天地会的创建者们才把它纳入自己的传说系统，在会内广泛流传。本书前面曾提到，罗炤先生说，在漳州一带，《说唐》的故事十分流行，因此，木杨城的故事被天地会开创者纳入建会的传说系统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