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间是一段相当混乱的时期，因为欧洲秩序在重整中。这段期间
结束后，德国一跃而成为欧陆最强大的国家。使欧洲保守君王团结在
一起的正统原则，曾调和梅特涅时代均势体系的紧张，如今却变成空
洞的口号。而对这所有的发展拿破仑三世本人都难辞其咎。他高估法
国的实力，鼓动每一次的争战，误以为法国可以从中渔利。
到最后，国际政治演变成纯以实力为基础。而在这样的世界中，
法国自视为欧洲第一大国的想法与是否有实力支持这种想法，其间始
终存在着差距，这个差距直到今天仍影响着法国的政策。拿破仑三世
在位期间，他屡次呼吁召开欧洲会议改写欧洲地图不成，便是理想与
实力无法配合的例证。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后，1859年意大利战争
前，1863年波兰革命期间，1864年丹麦战争期间，1866年普奥战争
前，他都曾呼吁各国领袖集会，每次均希望在会议桌上改写各国的疆
界，却从不曾明言究竟要如何改写，也不肯为此矢志一战。他的难题
在于没有足够的实力坚持己见，他的构想又太激进难以获得共识。
法国倾向于与肯接受其领导的国家结盟，是自克里米亚战争后法
国外交政策中一贯的要素。由于与英、德、俄或美国结盟无法占上
风，又以屈居次要与堂堂大国及济弱扶贫的国家形象不合，法国便思
与次要国家结合以取得领导地位，如在19世纪与萨丁尼亚、罗马尼
亚及中等规模的德国诸邦，在两次大战期间与捷克、南斯拉夫及罗马
尼亚。
同样的态度也见于后戴高乐时代的法国外交政策。普法战争100
年后，实力强大的德国始终是法国的梦魇。法国很勇敢地选择了与这
个可畏又可敬的邻国交好。然而就地缘政治的逻辑来推理，法国应设
法与美国建立紧密关系，即使只为多一些选择余地。但法国的自尊阻
碍它选择这条路，反而倾向于在欧洲号召组成与美国抗衡的团体，即
使有时是不切实际，有时是饥不择食的任意凑数，甚至不惜付出让德
国最终称霸欧洲的代价。在现代史上，法国有时的行为犹如反美国领
导的国会反对派，试图将欧洲共同体( the European Community)’擘划
为可取代美国的世界领袖，并与它能够主导或自认为能够主导的国家
结盟。
自拿破仑三世去位后，法国一直欠缺足够的力量，实践其得自法
国大革命的天下一家的理想，也没有合适的场合供其发挥兼善天下的
热情。百余年来，法国始终难以接受的事实，即黎塞留所建立的让法
国独大的客观条件，在欧洲各国完成国家统一后便告消失。法国的外
交作风常令人感觉突兀，便是起因于其领导人企图在越来越不利的大
环境中，延续法国仍是欧洲重心的政策。首创国家至上观念的国度，
居然在一个世纪的大半时间里，均致力于挣扎着使愿望与实力能够旗
鼓相当，的确相当讽刺。
由拿破仑三世发动的摧毁维也纳体系的大工程，在俾斯麦手中完
成。俾斯麦以对1848年自由革命持强硬保守反对立场而在政坛大放
异彩。他也是率先在欧洲实行男性普选权的领袖。在前后60年间堪
称欧洲最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也出于他的手笔。1848年他费尽心机
反对民选的国会决议将德国的帝位授予普鲁士国王。但就在刚过20
年之后，他却在反自由主义原则下，借普鲁士强大的军事力量，完成
德国的统一大业后，亲手将皇位交到普王手上。这惊人的成就将国际
秩序又带回18世纪毫无节制的竞赛局面，而此刻更因工业技术的精
进及国家可动员的庞大资源，使此种角力更加危险。没有人再提起正
统王朝的团结，或欧洲各古国的和谐相处。在俾斯麦的现实政治原则
下，外交政策成为一种实力的角逐。
“铁血宰相”俾斯麦
俾斯麦的成就与他的个性一样出人意表。这位“铁血宰相”能写
文字极为简练优美的散文，喜爱诗，曾在日记中一页页地抄录拜伦
( Byron)的作品。这位称颂现实政治的政治家却有绝佳的均衡观，虽
大权在握却懂得自我约束。
怎样才算革命家？这个问题很难得出确切的答案，否则能成功的
革命家就不多了。因为革命家刚起步时必然是处于弱势，但革命家的
胜算在于既有势力又对本身的弱点总缺乏自知之明。尤其当革命的挑
战不是以向巴士底狱( the Bastille)进攻等激烈的方式呈现，而是披
着保守的外衣时，这个道理更是正确。社会既有秩序对于表面上看来
是要保护它的人很少会起戒心。
俾斯麦正是这样一个人。他的生涯开始于梅特涅体系最蓬勃的时
代。当时的国际秩序包括三个要素：欧洲均势；德国内部普奥相安无
事；因保守理念而结合的联盟体系。在维也纳会议后的一个世代里，
国际情势紧张的程度相当低，因各国都相信彼此有祸福与共的利害关
系，而普、奥、俄这三个所谓的东方王朝也认同彼此的意识形态。
俾斯麦一一破解这三个前提。他相信普鲁士已成为德国最强大的
一邦，也不需要神圣同盟作为与俄罗斯的桥梁。他认为共同的国家利
益已足以使国与国之间结合在一起，且普鲁士标榜的现实政治可取代
保守势力的同盟。他视奥地利为普鲁士统一德国的障碍而非伙伴。他
的看法几近于与所有当时的领袖相反，或许只有皮耶芒首相加富尔是
例外，因为他不把拿破仑三世不按牌理出牌的外交看做是威胁，反而
当做是可善加利用的机会。
1850年他在一次演讲中，对于德国的统一须以建立议会式机构为
前提的普遍想法大加挞伐，拥护他的保守人士起先还未领悟，他演讲
内容的重点是反梅特涅体系的前提：
“普鲁士之荣誉非取决于全德各地，为唯恐其宪政招致
威胁而心怀不满之议会名流，行堂吉诃德式之追求。余以为
普国之荣誉在于不与民主产生任何不名誉之瓜葛，并决不容
许未得普国同意之事出现于德国。”
表面上俾斯麦对自由主义的抨击，是沿用梅特涅的哲学。但两者
所强调的有极大的差异。梅特涅体系是基于普奥对保守制度有共同的
承诺，且需要彼此合作对抗自由民主的潮流。俾斯麦则暗示普鲁士可
自行其是；即使对内采取保守政策，在外交上也无须与奥国或其他保
守国家发生关联；同时普国也不需要与他国结盟来应付本国的革命。
因为俾斯麦，使哈布斯堡又面临与黎塞留所带来同样的考验——除国
家荣耀外不涉及任何价值体系的政策。也跟黎塞留当年的情形一样，
他们不知该如何应对，甚至无法掌握这种政策的真正含意。
但普鲁士在中欧不向外求援，又如何维持现实政治呢？过去自
1815年以来，普国一向几乎是不惜任何代价地依附着神圣同盟；但俾
斯麦的做法却恰恰相反，他是全方位的与各国结盟，建立关系，使普
国与起冲突的各国的关系总是比那些国家彼此之间还要密切。在这样
的安排下，看似孤立的地位反使普鲁士能操持他国许下的承诺，并对
冲突中要支持哪一国待价而沽，看谁出价最高。
在俾斯麦看来，普鲁士除加强本身在德国的地位外，别无太多的
外交利益可追求，这是最有利于它待价而沽的策略。而其他每一强国
都有更复杂的牵扯：英国不但有本身的帝国，还有欧洲整体的均势需
要操心；俄罗斯同时向东欧、亚洲及奥斯曼帝国三方面进攻；法国有
新缔造的帝国，对意大利有野心，还在墨西哥开疆辟土；奥地利忙于
意大利与巴尔干半岛，又须顾及在德意志邦联的领导地位。由于普鲁
士的政策完全集中于德国，因此除奥地利外，与其他大国均无主要歧
见，而当时与奥国的歧见基本上仍是俾斯麦个人主观的想法。现代人
所说的不结盟( nonalignment)，与他将普鲁士的援手待价而沽——而
他认为那可以左右逢源——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下情势迫使吾国难以向他国先许以承诺。吾国无力
于依本身意旨决定列强间之关系，但可保有行动自由，随机
善用彼此关系间之优势。吾国与奥、英、俄之关系不应构成
与任一国交好之障碍。唯与法之关系须谨慎从事，以便视需
要随时可与之往来。”
如此暗示可与波拿巴主政的法国友好往来，显示出他已打算将意
识形态打人冷宫，以便于普鲁士得与任何国家结盟（不论其国内的制
度如何），只要有益于增进国家利益即可。这样一来他的政策与黎塞
留的政策暗合。黎塞留虽身为枢机主教，却会因法国利益的需要而反
对同样是天主教的神圣罗马帝国。俾斯麦也一样，虽个人思想属保守
派，但当保守派的正统原则有可能限制到普鲁士的行动自由时，他就
会与保守派大佬们分道扬镳。
这隐含的歧见到1856年变得白热化。当时任普鲁士驻德意志邦
联大使的俾斯麦，更详细地说明他主张普鲁士应对拿破仑三世持更积
极的态度，但在普国保守派的眼中，拿破仑三世是正统王位篡夺者。
将拿破仑三世当做普国可能的对话对象，在一手提拔俾斯麦建立
外交事业的保守派大佬眼中，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对俾斯麦这逐渐
成形的想法大为震怒大惑不解的情形，与200年前黎塞留提出国家利
益应超越宗教之上的革命性论点时的遭遇不相上下，同样的反应也见
于当代尼克松总统( Richard Nixon)提出的与苏联缓和(detente)的
政策。在保守派看来，拿破仑三世代表法国新的扩张主义野心，更有
甚者，这象征着肯定令他们憎恨不已的法国大革命所标榜的原则。
俾斯麦对保守派关于拿破仑的看法并未极力驳斥，就如同尼克松
对于保守派对共产党缓和动机的解读着墨不多。俾斯麦在不够老成持
重的拿破仑身上，跟尼克松在老朽的苏联领导阶层身上
，同样都看到机会，但也看到危险。他认为法国的扩张野心与
法国革命的影响，对奥地利的威胁比对普鲁士更大。他也不认同一般
认为拿破仑三世很狡狯的看法，还曾故意说，欣赏他人的才能并非他
的特长。奥地利越怕拿破仑三世就越必须向普鲁士让步，而普鲁士就
越能享有更大的外交弹性空间。
俾斯麦与普国保守派关系破裂的原因，与黎塞留跟反对他的教士
起争执的因素大同小异，其间最大的差别在于，普鲁士保守派是坚持
普遍的政治原则，而黎塞留的反对者是坚持宗教无国界。俾斯麦主张
实力本身就可以创造正统；保守派则认为正统观所代表的价值观超越
实力的算计之上。他相信对自身实力做正确的评估会令各国懂得自我
节制；保守派却坚信唯有道德原则始能真正地限制各国对权力的主
张。
这个冲突引起俾斯麦与其恩师格拉克( Leopold von Gerlach)，在
19世纪50年代末期在信件中你来我往地激辩。格拉克是普王军事上
的左右手，俾斯麦之所以有今日，他的第一个外交职位，他与王室的
关系，他的整个事业，全都要归因于格拉克的提携。
辩论始于俾斯麦上书格拉克，建议普鲁士研拟多一个与法国结交
的可能选择，在随此建言所附的信函中，他提出实用重于意识形态的
主张：
“余对数理推论之结果，即吾国难以与今日奥国为友，
无从逃避。奥方若始终拒不同意划定德境内之势力范围，则
吾国势必预备于承平时期借外交及谎言与奥对决，并运用任
何机会予其致命之一击。”
但格拉克无法说服自己接受为战略利益便可牺牲原则的说法，尤
其是有波拿巴的一员牵涉在内时。他力主梅特涅的做法，让普鲁士与
奥地利、俄罗斯的结合更密切，并恢复神圣同盟以孤立法国。
俾斯麦再提出的建议令格拉克更难以理解，俾斯麦建议邀请拿破
仑三世参观普鲁士军团的演习，因为“此一与法国关系友好之明证，
可增强吾国对所有外交关系之影响力”。
有人居然胆敢建议让波拿巴家的人参观普鲁士的军事演习，令格
拉克大为震怒：“以君之才智，怎可因拿破仑一类之人物而牺牲原则。
拿破仑为吾人之天敌。”若他看到俾斯麦所做的眉批：“有何不可？”
可能就会省下写下一封信的力气了。他在此信中重申一生所秉持的反
革命原则，也是促使他支持神圣同盟及襄助俾斯麦早期事业的原则：
“余始终不渝之政治原则即对抗革命。汝将无法说服波
拿巴勿同情革命阵营。彼显然因此立场而受益，殆无可能改
变态度。若余之反革命原则正确无误，则于实务上务须加以
遵行。”
然而俾斯麦与他意见不合并非像格拉克以为的，是出于他对格拉
克认识不清，反而是因为他对恩师太了解了。在俾斯麦心目中，现实
政治必须不受制于意识形态，须有弹性及能够善用每一个可能的选择
机会。他就像为黎塞留辩护的人士一样，把辩论的方向转向他与格拉
克均赞同，而且显然是对格拉克不利的一个原则上，即对普鲁士忠诚
高于一切的大道理。在他看来，格拉克坚持保守势力的团结是有违爱
国原则的：
“唯因法国有可能影响到吾国，余始对其有兴趣，且吾
国唯有与事实存在之法国打交道。身为浪漫主义信徒，余对
亨利五世之命运（波旁王朝王位被夺者）故可一掬同情之
泪；但身为外交家，若余为法国人则必为其子民，然依实际
情况，无论法国为何人所领导，对余而言均是外交棋盘上无
可避免之一子，余唯一之职责即为吾王及吾国效命（译注：
黑体字为俾斯麦自标之重点）。个人对于外国强权之同情或
反感，不应与处理外务之责任感有所混淆；余确感其间有对
吾王及吾国不忠之虞。”
一个地道普鲁士人对爱国心应超越正统原则之上，而且若环境需
要，一个世代对保守势力应团结的信仰居然可能近乎对国家不忠，对
这样的主张能够如何反驳？俾斯麦先下手为强地切断他所有的退路，
先一步驳斥了他可能提出的说辞，即维持正统符合普鲁士的国家利
益，因此拿破仑三世是普鲁士永久的敌人：
“对此余可加以否认，但即使君所言属实，余仍以为令
他国知悉吾国承平时期之忌讳，就政治而言非明智之举。于
君所预言之破裂发生前，余以为令世人相信，吾国之政策非
注定要导致与法国关系紧张，于我方有利。”
这也就是说，现实政治要求在战术上保持弹性，而普鲁士国家利
益也要求对于与法国有可能往来保持开放的态度。一国的谈判态势取
决于它自认手上有哪些牌可打，断绝任一种可能性反而便宜敌方更易
于算计我方的行动，压缩了奉行现实政治者的行动自由。
格拉克与俾斯麦正式决裂到1860年时已是势不可免，当时的争
议是普鲁士对法国与奥地利为意大利而战应持何种态度。格拉克认为
这场战争已充分证明，拿破仑三世的真面目是要为效法拿破仑一世对
外侵略而开路。因此他呼吁普鲁士应支持奥地利。相反地俾斯麦眼中
却看到机会——若奥国被迫退出意大利，则可借此作为最后将奥地利
逐出德国的先声。他感觉梅特涅那一代的信念已成为有害于普鲁士的
种种禁制：
“余誓与吾王同生共死，即便余以为吾王乃咎由自取，
然法国之为法国，无论在拿破仑或圣路易(St. Louis)治理
之下均无两样，奥地利对余而言则为一外国。君必然答以现
实与原则必不可分，即便自实用之角度观之，吾国之政策若
谓考虑周详则亦须顾及对外事务之正义原则。余愿与君讨论
实用观点：但君若必定要强调正统与革命、信仰基督与无信
仰、上帝与魔鬼间之对立矛盾，则余将无言以对，仅能回
以：‘君我所见不同，君无权对余之观感置喙。’
这段毫不客气的宣示可以说与黎塞留所见略同，即人因灵魂不
朽，所以必须受上帝之审判，但国家并非不朽，因此仅能以功过论英
雄。他跟黎塞留一样，就个人道德观点他并不反对格拉克的主张，而
且很可能相当赞同；但俾斯麦反对把个人的道德观反映到政治行为
上，他特别阐述了个人信念与现实政治间的差别：
“余非出于主动为吾王效命。此乃天意，或许上帝将指
引明路，令余之灵魂不致毁灭，若非深信30年后吾或吾国
于欧洲之政治成就已无关乎个人荣辱，否则不免高估余此生
之价值。余甚而得以想见，日后‘反新教之非正信者’将以
波拿巴式专制统治马克一勃兰登（普鲁士核心）。余与君非
属同一时代之人，但就诚实而言君我均可问心无愧。”
俾斯麦的确是与其恩师不同时代的人。他属于现实政治的一代。
格拉克则是梅特涅那一代的思想。梅特涅体系反映着18世纪的宇宙
观，认为宇宙有如一座庞大的时钟，其内部的每一个齿轮均复杂而密
切地咬合着，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其他部分的互动就会受影
响。俾斯麦则代表科学上与政治上的新世纪。他看宇宙不是机械式的
平衡，而是现代的观点，即宇宙包含许多变动不已的个体，相互激励
而形成我们所谓的现实。在生物哲学上与它相当的理论便是达尔文的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
基于这种信念，俾斯麦主张所有信仰的均是相对的，连他对普鲁
士将永垂不朽的信念也不例外。在现实政治的世界里，政治家有责任
在做决定时，将思想也当做一股势力，与其他相关的势力放在同一天
平上加以评估；而各种因素应以其对国家利益能有多大的贡献，而非
根据预设的意识形态来判断其价值。
不论他的理念看起来是多么冷酷无情，其所根据的前提与格拉克
的前提一样难以求证。俾斯麦的前提是，每位政治家对相同的已知情
势经仔细分析后，必会得出相同的结论。正如格拉克认为若正统原则
可有一种以上的解释，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俾斯麦也认为政治家评估
国家利益居然会出现一种以上的可能性，是不可思议的。由于他极擅
长于掌握权力间细微的差异及其种种变化，使他能在有生之年排除梅
特涅体系的束缚，代以一种自制政策( policy of self restraint)。但因这
些微妙之处对俾斯麦的后继者及仿效者而言，不是如此明显而易于掌
握，他们一成不变地奉行现实政治的结果，导致过度仰赖军事力量，
以致造成武器竞赛及两次世界大战。
成功往往令人极难以捉摸，因此政治家在汲汲营营于追求成功之
际，很少会多考虑到成功可能带来的反效果。俾斯麦在事业刚起步时
也是如此，他一心一意要以“现实政治”打倒仍极受梅特涅原则所左
右的世界秩序。这必须要让普鲁士切断普国安全有赖奥地利领导德国
以及维护保守理念等念头。不论这在维也纳会议时是多么正确的观
念，到19世纪中叶，普鲁士已不需要与奥地利结盟以维护国内的稳
定或欧洲的安定。事实上依俾斯麦的看法，误以为需要奥地利的援手
是妨碍普鲁士完成统一德国大业的最大障碍。
在他看来，普鲁士过去的光荣史足以证明他所主张的普鲁士在德
国居领导地位，以及普鲁士有足够自立的能力。因为普鲁士不仅只是
德国的一邦。姑不论其内政政策的保守，但自历次对抗拿破仑的战争
中因其重大牺牲所累积的国家荣耀是绝不容抹杀的。普国的国界，自
维斯瓦河横过北德平原以迄莱茵河西岸，那一连串曲曲折折的领土，
仿佛这样的安排已注定它要领导德国迈向统一，即使自由派也持这种
看法。
但俾斯麦更进一步否定传统因袭的观念，即认为民族主义与自由
主义是一体的，或是至少也认为德国的统一必须经过自由的体制才能
实现：
“普鲁士非因自由主义或自由思想而壮大，反是历代有
为睿智之良相辅国有功，极力耕耘吾国之军事及财政资源，
并善加掌握，以待有利时机则可立即义无反顾地将其投入欧
洲政治大局之中。”
俾斯麦所依恃的并非保守原则，而是普鲁士体制的特点。他是根
据普鲁士的实力，不是诉诸公认的意识形态，而主张普国在德国的领
导地位。他有信心普鲁士体制对外在影响具绝对的免疫力，因此它可
利用当时的民主浪潮作为外交政策工具，以在国内鼓励更多的言论自
由作为对他国的要挟，虽然40年来没有一个普鲁士国王曾实行过这
种政策：
“即便我军全数在外，吾王仍居国家之首安全无虞，欧
陆他国尤其德境任一他邦均无此能耐。其有助于加倍顺应时
代之需要，接纳公众事务之发展。普鲁士皇家权威之巩固，
并使鼓动其国会更加活跃，借以对德境局势施压，亦不足
虑。”
俾斯麦不赞同梅特涅的观点，即东欧三王国均担心国内之动乱，
所以必须密切结合在一起。俾斯麦认为情形正好相反。因普鲁士国内
没有发生乱事之虞，正可利用这股团结力量作为动摇维也纳体系的武
器，借着扬言采取煽动民主革命的政策来威胁其他国家尤其是奥地
利。俾斯麦觉得，普鲁士在政治、军事及财政制度上的实力，为其登
上德国的盟主地位开启了康庄大道。
1852年他获任命为驻德意志邦联议会( the Assembly of the Con-
federation)大使及1858年出任驻圣彼得堡时，他终于晋升到可以主
张自己的政策的地位。他写回来的报告内容精彩，条理分明，主要是
敦促普国的外交政策不要感情用事，也不要死守正统，要根据对实力
的正确评估。此举使他回归18世纪路易十四及腓特烈大帝等君主所
立下的传统。加强国家的影响力成为即使不是唯一的也是一国最主要
的目标，其唯一的限制则来自所有能集结在一起的反对该国的力量：
——感情用事之政策难以引致共鸣。此为普鲁士独一无
二之特点。
——出于感情之同盟切切不可，因我方之牺牲仅可得自
认为完成一善举之报偿。
——政策为可能性之艺术，科学则为相对性之艺术。
——即便国君亦无权允其个人好恶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俾斯麦对外交政策的评估近乎科学式的计算，以俾斯麦的盘算方
式来看，外交政策有种近乎科学的运作根基，以客观标准分析国家利
益是可能办得到的事。按照这种估算法，奥地利应该算是外国，而不
是兄弟之邦，更是普鲁士在德国取得正当地位的一大障碍。他曾说：
“我们的政策是德国境内不容其他武力纵横，而这正是奥地利相信该
国自身亟须采用的政策……我们会彼此剥夺我们呼吸所需的空气……
不管这样的状况多么不受欢迎，这却是不能忽略的事实。”
他首次出任大使时的普王腓特烈·威廉四世( Frederick William
Ⅳ)，在格拉克的正统保守主义思想与俾斯麦的充满机会的现实政治
之间左右为难。
俾斯麦坚决认为，国王个人对传统以德国为尊的关切想法，不能
抑制了普鲁士的国策。既然奥地利绝不接受普鲁士支配德国的局面，
俾斯麦的策略就是一次又一次地削弱奥地利。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期
间，俾斯麦极力主张利用奥地利与俄罗斯断交之际加以攻击，当时该
国仍是普鲁士在神圣联盟的伙伴国家；理由无它，只因机会千载难
逢：
“我们有能耐让维也纳当局认为，普鲁士攻打奥地利不
见得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我们很快就会听到维也纳方面传来
的更敏感的说法……”
将实力当做唯一的标准，久而久之难免使所有国家均投入武器竞赛，
并采取对抗式的外交政策。
只要维也纳体系的基本要素，即普、奥、俄三国保守势力的团结
完好无缺，且普鲁士不敢独力加以破坏，那俾斯麦的主张就只限于学
理。但神圣同盟在克里米亚战争后出乎意料地迅速解体，梅特涅所擅
长的借幕后操持化解衰弱的奥国所面临的危机，现在奥地利却学而不
用，几经犹豫不决，终于决定与俄罗斯的敌人结盟。俾斯麦立即意识
到此次战争促成了一项外交革命。他说：“只需数年，算计实力之日
必将来临。”
的确，与克里米亚战争有关的最重要的历史文献，就是俾斯麦在
1856年战争终了时所发的电文。像过去一样，文中主张充分的外交策
略弹性，并毫不掩饰地崇尚机会主义。德国史家称之为“经典电文
（Prachtbericht英译Master Dispatch）”的确当之无愧，因其中汇集了
现实政治的精华，不过对收件人普鲁士首相曼托伊费尔( Otto von
Manteuffel)来说，这种言论还是太大胆，由他所做的无数批示中可见
出他根本难以接受。
电文一开始便说明拿破仑三世在战争终了时处于最有利的地位，
俾斯麦因此认为欧洲各国都会向法国示好，但最有可能成功的是俄罗
斯：
“法俄同盟极其自然，不容轻忽。迄今神圣同盟之向心
力尝令法俄无从合流；然沙皇尼古拉已逝，神圣同盟因奥而
解散，再无可阻挡一无利益冲突之法俄二国自然修好之障
碍。”
俾斯麦预言，奥地利将沙皇推向法国，因此已身陷自作聪明的泥
沼中难以脱身。拿破仑为维持军队的效忠正需要有文章可做，方便他
随时可找到“不过于妄为且不过于无理之借口发动侵略。意大利为最
1859年，在奥地利与法国和皮耶芒开战时，俾斯麦又老调重弹：
“目前的情况再次向我们显示出有重大斩获可得，只要
我们让奥地利与法国之间的战事演发至不可收拾，接着南向
出兵，拔掉两国之间的界碑，直抵康斯坦湖或其他任何奥地
利人无法支配的区域再宣布战果。”
当时梅特涅已经料想到这种异端行径，但腓特烈大帝对于采纳其
属下征服西里西亚的建议更关心，并不赞同梅特涅的顾虑。
当俾斯麦整合日耳曼内部的时候，服膺的是达成欧洲均势时、根
本不讲情义的分析方式。在克里米亚战事方酣的时候，俾斯麦指出普
鲁士原则上可采取的方案如下：
他在同一电文中列举了三个同样可取的选择：（可基于保守利益
的相同立场）与俄罗斯联手对抗法国；与奥地利协议联手对抗次要的
德境诸邦（或许也对抗俄罗斯）；内政转向自由主义以与奥地利、俄
罗斯对立（或许与法国结盟）。俾斯麦与黎塞留一样，对于选择盟国
不喜受拘束。不论法、奥、俄均可考虑；完全根据哪一个选择最有利
于普鲁士国家利益来做决定。虽然他强烈反对奥地利，却仍愿意研究
与奥国合作的可能性，以换取在德国境内的补偿。另外，他在内政上
虽然极端保守，却毫不在意让普鲁士的内政向左转，只要这么做能对
外交有利，因为他视内政政策也是现实政治的工具。
当然想要改变欧洲均势的企图，即使在梅特涅主义的全盛时期也
所在多有。但当年各国必然会设法协调取得一致共识使改变的结果合
法化。梅特涅体系是通过召开欧洲会议调整均势，而非采取威胁或反
威胁的外交政策来达此目的。俾斯麦应是最不可能反对道德共识有效
的人，但这对他而言仅是众多权力元素中的一个。而国际秩序的稳定
正是有赖这种种元素的相互运作。靠施压改变均势，却不再空洞地强
调既有的条约关系、共同理念或欧洲协调，这代表外交的一大革命。
121
理想之对象。对萨丁尼亚之野心，加以对波拿巴与缪拉( Murat)之
感怀，借口已足，对奥之怨恨则有推波助澜之功。”当然这预言在三
年后完全应验。
在法俄势必暗度陈仓地合作，而法奥极可能起冲突的情况下，普
鲁士应如何自处？依梅特涅体系的做法，普国应加紧与保守的奥地利
联盟，强化德意志邦联，与英国建立紧密关系，并设法断绝俄罗斯与
拿破仑三世结盟。
俾斯麦却一一推翻这些做法。英国的陆军太微不足道，在对抗法
俄同盟上作用不大。结果是普、奥必须承受战争的冲击。德意志邦联
也无法增加真正的实力：
“若得俄、普、奥之后援，德意志邦联或可团结一体，
因即便未获支持，其对得胜仍有信心；然若东西两面作战，
则未受制于我方枪下之诸邦，倘未出现于反我之战场，亦必
会宣示中立以求自保。”
虽然超过一个世纪以来，奥地利一直是普鲁士主要的盟国，但现
在在俾斯麦眼中却是个不太相称的伙伴。它成为普国成长的主要障
碍：
“德国之小，容不下二主，若彼我总同耘一田畴，则唯
有奥国可令吾国获永久之得或遭永久之失。”
不论考虑到国际关系的哪一个层面，俾斯麦都认为普鲁士必须突
破因邦联而受到的对付奥地利的束缚，并扭转梅特涅时代的政策，以
便利用任何机会削弱奥国：
“奥国有如螳螂捕蝉，吾国乃黄雀在后。”
稳定的国际体系都有一个可怕的弱点，即对于致命的挑战几乎完
全无法预见。革命党人的盲点在于他们认为，自己可以结合本身目标
的优点与接收自打倒对象的优点。但革命所解放出的力量往往一发不
可收拾，而这些力量的发展方向却不见得是由革命者所标榜的主义所
决定的。
俾斯麦也不例外。自1862年掌权后五年内，他得以实践前十年
中自己所提出的主张，除去了妨碍德国统一的奥地利。经由本章前面
所述的三场战争，他把奥地利逐出德国，并使法国残存的黎塞留所留
下的梦想破灭。
刚统一的德国并未实现前两代德国人的理想，建立民主宪政的政
府。事实上这个德国不代表过去任何重要的德国思潮，它是由各邦君
主间的外交协定所缔造的，不是民意的表现。其合法地位来自普鲁士
的实力，并非民族自决原则。俾斯麦虽成功地达到目标，但正因为他
有如此大的成就，使德国的未来，更应该说是整个欧洲国际秩序的未
来，都有了保障。他在为达到目标的准备阶段固然冷酷无情，但赢得
胜利后的温和作风也不遑多让。一等到德国的边界到达他认为国家安
全所必要的范围，他便开始采取审慎的具有安定作用的外交政策。二
十年内，他根据现实政治原则，以极高明的手法，为欧洲和平的利
益，而操持着欧洲各国的承诺及利益。
一旦决心战力向前，这种气概的力量就不会为任何欺诈行为所
乘，不管这种虚假行为多绚丽唬人或多么保守谦抑。德国已经统一，
这是外交上采取无限制适应力为先决条件的结果，而这种外交上的辉
煌成就也使得国际体系更无弹性。因为，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因此更
少，成员国减少之下，调整的能力就消失了。新的国际体系涵盖为数
更少、但分量更重的成员国，以至于很难妥协出一个大家能接受的均
势状态，或不是经过连番国力测试而维持均势。
这种均势结构中的问题，随着普鲁士在普法战争获胜于此种和平
状态的不良本质而加剧。德国并吞阿尔萨斯与洛林，引发法国无法平
复的恨意，导致德国对法国外交政策毫无选择余地。
在19世纪50年代，俾斯麦极度重视对法外交的可选择方案。为
了推动对法关系，他甚至牺牲了与格拉克的友谊。在兼并阿尔萨斯与
洛林之后，法国的恨意滋长到成为“德国人天性中与生俱来无法弥补
的缺憾”，俾斯麦疾言厉色地提出上述警告。
这也是他在“经典电文”中主张的政策，即静观其变待其他列强
已决定立场后再与出价最高者结盟。
德意志邦联只有在强敌压境时，各邦才能暂时放下彼此的对立，
团结抵御外侮；但联手发动攻势是根本无此可能。这个组织的薄弱的
确是俾斯麦坚持德国的统一必须由普鲁士领导来完成的原因之一。但
他也为此付出代价。当德国由弱势的被侵略对象转变为可威胁到欧洲
的均势时，原本不太可能的由其他欧洲国家结合起来对付德国的情
况，如今却极有可能发生。而这种恐惧影响到德国所采取的政策，这
个不久便使欧洲分裂成两个阵营。
欧洲政治家中最能掌握德国统一对欧洲的影响的，当属不久后出
任英国首相的迪斯累里( Benjanmin Disraeli)。他在1871年即对普法
战争有如下的看法：
“此一战事乃一场德意志革命，其政治意义远大于上一
世纪之法国大革命。往昔之外交传统一一被其打破，新天下
产生于焉，均势已遭全毁。”
俾斯麦掌权期间，各种的难题都靠他以高明灵活的外交手腕解
决。但久而久之他种种复杂的安排却注定要失败。迪斯累里不幸言
中。俾斯麦改变了欧洲地图及国际关系模式，但终究未能建立起其后
继者能遵循的制度。一旦他出奇制胜的种种战术逐渐失去作用，后继
者及竞争对手不肖，就只能从加强军备上追求国家安全，以减少对充
满变数令人难以掌握的外交的依赖。铁血宰相无法将其政策制度化，
使德国被迫落人左支右绌的外交困境中，到最后唯有靠武器竞赛，继
而发动战争来获得解脱。
俾斯麦在内政上也无法提供后继者可依循的蓝图。在世时独来独
往的俾斯麦，在辞世并成为传奇人物后更没有人能了解他了。德国人
只记得完成统一大业的三场战争，却忘记在事前曾费尽多少心血做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