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外交起了革命性的变化
现实政治（根据对国家实力及国家利益的计算而制订的外交政
策）促成了德国的统一。但德国的统一却使现实政治自食其果，造成
与原意全然相反的结果。因为除非国际体系中主要的各国能依据变动
不已的情势自由调整其相互关系，或受到共同的价值观所约束，否则
难免发生武器竞赛与战争。
德国统一后成为欧陆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国势与日俱增，使欧洲
的外交起了革命性的变化。自黎塞留时代近代民族国家兴起后，欧洲
边缘地区的强国包括英国、法国、俄罗斯，一直在对中欧施加压力。
现在中欧首度拥有足够的实力可对边缘地区施压。欧洲应如何应对这
个位于中部的新兴巨人？
欧洲的地理分布形成一个无解的难题。依照现实政治所有的传
统，欧洲各国应会结成同盟，围堵德国日益壮大且有可能称霸的力
量。由于德国位于欧陆心脏地带，它随时面临着被敌对的同盟所包围
的梦魇。但德国若想保护自己，不让东西两方面的邻国同时结成敌对
的联盟，那就势必要各个击破，但这反而会促使感受到压力的各国团
结在一起。会自我应验的预言也成为国际体系的一部分。仍称为欧洲
协调的国际体系现在被两组对立势力所割裂：法德之对立及奥匈帝国
与俄罗斯帝国之间日益激化的敌意。
就德法而言，普鲁士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大获全胜，使法国始
终想要报一箭之仇，而德国并吞阿尔萨斯与洛林( Alsace - Lorraine)，
给这股怨气找到一个具体的焦点。当法国领袖们察觉到1870~1871
年那场战争，已为法国的优越地位画下休止符，也使各国国势的强弱
产生无法挽回的变化，怨恨的情绪就又掺杂了恐惧。黎塞留在四分五
裂的中欧操持德国各邦相互对立的做法，已不再适用。在缅怀过去及
未死的野心两相煎熬之下，法国将其挫折感升华为以近50年的时间
一心一意只想收回阿尔萨斯与洛林，却从未考虑即使成功地收回这两
地，最多也只能安慰法国的自尊，丝毫无法改变根本的战略现实。如
今法国凭一己之力已难以对付德国；因此永远都需要与他国结盟始得
自保。同样的，法国也随时准备同任何与德国敌对的国家结盟，因而
限制了德国外交的弹性，也使任何涉及德国的危机均会加剧。
至于奥匈帝国与俄罗斯的对立，也是德国统一所造成的。俾斯麦
在1862年出任首相后，便请奥地利大使向奥皇转达一项惊人的提议，
建议古神圣罗马帝国的首府奥地利将其重心由维也纳迁至布达佩斯。
这位大使认为此一提议荒谬之极，因此在回报维也纳时把它归咎于俾
斯麦的神经有问题。然而奥地利一旦在争取德国的领导地位失败后已
别无选择，只能依俾斯麦的建议行事。布达佩斯成为奥匈帝国新成立
的第二个首都，与维也纳平分秋色甚至偶尔凌驾其上。
被排除于德国之外后，奥匈帝国就只能向巴尔干求发展。奥地利
并未参与海外殖民运动，因此奥国领袖认为斯拉夫民族聚集的巴尔干
半岛，就地缘政治而言应是奥国进行扩张理所当然的场所，即使这么
做只是为了不落于其他强国之后。但这个政策便会与俄国起冲突。
照常理，奥地利领袖应能警觉到不应挑起巴尔干的民族主义，或
让俄罗斯成为奥国永久的敌人。但维也纳循情理办事的时候不多，在
布达佩斯情况更糟。于是激进的民族主义气氛弥漫。维也纳的内阁仍
不改在内政上不求建树，外交上漫无章法的做法，这作风是自梅特涅
时代奥国便逐渐处于孤立的罪魁祸首。
德国认为在巴尔干没有国家利益，但对保持奥匈帝国却十分重
视，因为奥匈帝国一旦崩溃，有可能打破俾斯麦全盘的外交政策。届
时其说德语信奉天主教的部分，会想要加入德国。威胁到信奉新教的
普鲁士在德国的地位，使俾斯麦的一番心血付诸流水。此外，德国也
将失去唯一可信赖的盟友。另一方面，俾斯麦虽想保留奥匈帝国，但
并不想得罪俄罗斯。他虽在数十年内得以勉强维持这两者不起冲突，
但问题始终并未真正克服。
更糟糕的是奥斯曼帝国正经历一段缓慢解体的痛苦过程，使大国
之间经常因争取势力范围分赃不均而冲突不断。俾斯麦曾说，在五个
人的竞赛中，最理想的当然是站在占多数的三个人那一边。但在英、
法、俄、奥、德五国中，法国对德国敌意甚深，英国因“光荣孤立”
政策不可能结盟，俄罗斯因与奥地利有利益纠葛，立场摇摆不定。德
国想要组成三人多数就须同时与奥、俄结盟。唯有具俾斯麦那样的意
志力及手腕的政治家，才想得出如此危险的平衡做法。此后德国与俄
国的关系便成为欧洲和平的关键。
俄罗斯一进入国际舞台，就惊人地迅速取得主要地位。1648年威
斯特伐利亚和会上，各与会国还认为俄罗斯不够资格参加。但自1750
年起，俄国已成为欧洲每一场主要战争的积极参战国。18世纪中叶时
它已引起西方某些观察家莫名的不安。1762年法国驻圣彼得堡代办曾
回报：
“若对俄之野心未善加抑制，其后果对邻邦或将不堪设
想。俄之实力固不应以幅员之广阔而论，且其统辖东境广大
之领土气势远胜实质。但余以为，无畏严苛天候而得以适应
严酷自然挑战之国度，加以习于奴隶式的服从，使其人民需
求极其有限，因而交战时所费亦极少。如此国家，余以为极
可能对外征服。”
到维也纳会议召开时，俄罗斯已算得上是欧陆最强大的国家。至
20世纪中叶，它已晋身至世上仅有的两大超级强权之一，又在近40
年后分崩离析，在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内丧失了前两个世纪获得的庞大
领土。
沙皇绝对的权力使俄国的统治者得以为所欲为，全凭一时的喜好
采取外交政策。在1756~1762的6年间，俄罗斯参加了七年战争，与
奥地利同盟一道入侵普鲁士。1762年女皇伊丽莎白( Elizabeth)驾
崩，俄罗斯改投向普鲁士，同年6月叶卡捷琳娜二世( Catherine the
Great)罢黜其夫后又改持中立。50年后，俾斯麦曾指出，沙皇亚历
山大一世相信任何一种思想没有长过5年的。梅特涅的顾问根茨
（Friedrich von Gentz）曾对沙皇的地位做如此描述：“束缚拘限他国君
王之阻碍（分权、宪政、民意等等）对俄皇均不存在。其夜有所梦次
晨即可付诸实现。”
矛盾是俄国最明显的特征。它虽不断作战，不断向四面八方扩
张，却仍自认为时时受到外来威胁。组成俄国的民族越复杂，它越没
有安全感，这可能有部分原因是因为必须把各民族与邻族隔离起来。
为维持统治并压制各民族之间的紧张，俄国历朝的统治者都会伪称有
某种外来的庞大威胁，而时间一久谎言往往成真，使欧洲稳定经常笼
罩在阴影下。
俄罗斯自莫斯科周边地区分路向中欧、中亚、太平洋沿岸推进，
这为追求安全而征服的行动逐渐演变成为扩张而扩张。俄国史家克琉
契夫斯基( Vasili Kliuchevsky)对此过程有如下的描述：“此类战争，
原意为防御，却于俄罗斯诸领导人无预谋无意识之下成为侵略之战。
承袭前罗曼诺夫( Romanov)王朝之固有一统政策，为从未隶属俄罗
斯之领土而战。”
俄国对欧洲均势的威胁逐渐变得与其对周边邻国的威胁不相上
下。不论控制着多大的领土，它仍是毫不留情地向外推展边界。最初
此举主要是为自保，如1776年波将金亲王（Prince Potemkin，其最著
名事件为在女皇必经之路上建造假农村）赞同自土耳其夺取克里米
亚，便是基于有助于增强俄国国防的合理理由。但到1864年时，安
全已成了不断扩张的同义字。首相哥尔查科夫( Aleksandr Gorchakov)
将俄罗斯在中亚的扩张解释为，一股沛然莫之能御的力量使其边界不
断推进，又为绥靖其边境不得不继续向外扩展：
“俄罗斯于中亚之情形，凡与无固定社会组织半野蛮游
牧民族接触之文明国均有此现象。此时，为边界安全及贸易
关系计，较文明之一方势须对其邻邦享有某种权威。
该国须作一抉择：或放弃此一长期使命，听任其边界扰
攘不安，或一而再再而三深入蛮荒之地，以致其最大之困难
在于如何收手。”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时，许多史家均曾提到以上这段话。
然而矛盾的是，过去200年间，俄罗斯也曾数度以坚忍英勇的表
现，保存了欧洲均势于不败。要不是俄国，拿破仑与希特勒几乎笃定
可建立世界性的帝国。因此俄罗斯对欧洲具双重意义，既是均势的威
胁，又是均势的关键国之一，对均势很重要但又不完全属于均势。翻
开俄罗斯的历史，它多半是在受到外力阻挠时才会停手，而且是极不
情愿地勉强接受。但也有些时候，最突出的便是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四
十年间，俄罗斯并未大发威风，反而是以其庞大的实力为保卫中西欧
的保守势力而服务。
即使是在维护正统时，俄罗斯也远比其他保守王朝更理直气壮，
也因而更有帝国主义倾向。西欧保守君王懂得自我节制，俄罗斯统治
者却自诩为是在替天行道。沙皇的地位几乎从未受到任何挑战，因此
他们对民主运动所知不多，只认定那是不道德的。至少在克里米亚战
争前，沙皇一直是保守势力团结的推动者，但也不忘利用正统论扩大
自身的影响力，尼古拉一世因此赢得“欧洲警察( gendarme of Eu-
rope)”之称。在神圣同盟最兴盛时期，根茨对亚历山大一世有这样
一段记述：
“亚历山大一世虽对大联盟始终如一热切支持，彼却最
无求于该盟约。该盟约仅为其行使影响力于大局之工具，此
亦为其野心之主要目标之一。彼之所以有意维护该体系，非
如奥、普、英乃出于必要或恐惧；乃是基于自由运用且经精
心估算之利益，此种立场只待有另一体系可予其更大利益时
随时可放弃之。”
俄国人与美国人一样都认为自己的社会不同凡响。俄罗斯向中亚
发展时遭遇的只有游牧或封建式社会，在许多方面都类似美国人向西
开拓，而俄国所持的理由，如上述哥尔查科夫的说法，也与美国人对
其本身“天定命运( manifest destiny)”的解释不谋而合。但俄罗斯越
接近印度，就越引起英国的疑虑，到19世纪后半叶，俄国对中亚的
扩张演变成外交政策问题，但美国西进没有这个困扰。
美俄少数几个与众不同的共同特征中，有一点便是国界都是开放
的。美国是因其自由观念而自命不凡，俄罗斯则是出自集体受苦的经
验。人人都有资格分享美国的价值观；但俄罗斯的价值观仅限于俄国
人，其他被统治民族多被排除在外。美国的自命不凡使它走向孤立主
义，偶尔则出现舍我其谁的救世企图；俄罗斯也因此而充满使命感，
但经常因此而走向军事冒险。
俄籍民族主义宣传家卡柯夫( Mikhail Katkov)对西方与俄罗斯价
值观的差异有如此的分析：“彼处事事讲求契约关系，此地则讲求信
仰；此一对比源自教会于西方与东方所取得之地位。彼处同时存在双
重权威；此地则独一无二。”
俄罗斯族与泛斯拉夫族的作家及知识阶层，异口同声地将所谓的
俄国利他主义归之于其希腊正教的信仰。伟大的小说家也是热爱俄国
的民族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Fyodor Dostoyevsky)，将俄国的利他
主义解释为一种必须把斯拉夫人自外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义务，且
必要时不惜对抗整个西欧的反对。他在1877年俄罗斯在巴尔干半岛
用兵时写道：
“问问人民；问问士兵；为何要挺身而起？为何要走上
战场？如此所为何来？他们将众口一词地答以为侍奉基督，
也为解放受压迫之兄弟。我国应监督其相互和谐，保护其自
由独立，即便与全欧为敌亦在所不惜。”
俄罗斯虽既钦佩、忌妒，又轻视西欧各国，但它并不像西欧各国
一样把自己视为一个国家，而是自视为一个使命，超出于地缘政治之
外，受信仰所驱使，借武力而结合在一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认为俄
国的使命仅是解放其他斯拉夫民族，还包括维持他们彼此间的和谐，
这种社会任务很容易便会演变成对其他民族的统制。在卡柯夫眼里俄
罗斯是第三罗马帝国：
“俄皇不仅为其先人之继承者；亦为东罗马诸皇、成立
教会及奠定基督信仰教义之宗教会议主其事者之继承人。拜
占庭灭亡后，莫斯科兴起，俄罗斯伟大之一页于兹开始。”
俄国革命后，这殷热烈的使命感转移到共产国际上面。
俄国历史的矛盾在于同时受解救同胞的使命感与普遍的不安全感
两股力量所煎熬，始终挥之不去。到最后终至错乱，成为不扩张就分
裂的恐惧感。因此，在俄罗斯主导瓜分波兰时，一部分是为安全理
由，一部分也为追随18世纪的扩张潮流。一个世纪后，俄国的征服
已成为不由自主的行动。1869年，一位泛斯拉夫官员法德耶夫(Ros-
tislav Andreievich Fadeyev)，在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东方问题之我
见( Opinion on the Eastern Question)》中指出，俄罗斯必须持续西进
以保护既有的征服成果：
“俄国自第聂伯河朝向维斯瓦河（即瓜分波兰）之历史
性举动乃对全欧宣战，东西已分裂不再相属。俄国如今立于
敌方阵营之中，但此仅为一时情况：它唯有击退敌人，否则
便须放弃阵地，若无法将其势力推进至亚得里亚海( Adriat-
ic)，则只得再退居第聂伯河以东。”
法德耶夫的分析与凯南( George Kennan)大同小异。凯南在其早
期论苏联行为根源的文章中是自战争的另一面加以解析。凯南在文中
曾预言，苏联若扩张不成，便会分裂崩溃。
俄罗斯自视甚高很少能获得外界的共鸣。虽然俄国在文学及音乐
上有非凡的成就，却从未能像一些殖民国家一样，成为被征服民族在
文化上仿效的对象。俄罗斯帝国也从未被其他社会或其统治的民族视
为榜样。在外界看来，俄罗斯是一支庞大可怕的力量——神圣而深具
侵略野心，令人生畏，必须以合作或对抗来加以遏制。
梅特涅尝试过合作路线，在当时大致相当成功。但德、意统一
后，19世纪上半叶的自由民主伟大理想失去统合的力量。民族主义及
革命式共和思想不再被视为对欧洲的秩序的威胁。一旦民族主义成为
普遍被接受的国家组成原则，俄、普、奥各国君王合力防卫正统的必
要性便越来越减弱。
梅特涅得以建立一个接近欧洲政府的架构，是基于各国君王公认
共同的价值观是对抗革命不可或缺的防御工事。但到19世纪70年
代，或是对革命的恐惧已消减，或是各国自认为不借外力即可打倒革
命。此时自路易十六上断头台后已过了两个世纪；1848年的自由革命
已大功告成；法国虽已是共和，但也失去感化其他社会的热忱。俄奥
在巴尔干或德法为阿尔萨斯及洛林越演越烈的冲突，如今已没有共同
的价值观可约束。列强相互看待彼此时，眼中不再看到为共同目标合
作的伙伴，而是危险甚至不共戴天的敌人。冲突成为标准的外交模
式。
现实政治已成主流
在更早时英国曾扮演欧洲平衡者的角色，对约束各国有所助益。
即使此时，在欧洲所有强国中，只有英国仍处于可进行均势外交的地
位，不受对另一国有宿仇的束缚。但英国已逐渐无法掌握什么才是最
严重的威胁，要再等数十年才恢复正常。
为英国所熟悉的维也纳均势体系已完全改观。统一的德国无须外
求正渐渐累积雄霸欧洲的实力。过去英国一直反对以征服来达到德国
统一，但大部分英国领袖，迪斯累里除外，认为无理由反对中欧基于
民族国家而进行的统合，因为这是英国政治家几十年来都赞成的，更
何况最后完成统一的是拜一场战争之赐，而战争中法国等于是侵略的
一方。
自40年前坎宁开始将英国与梅特涅体系保持距离后，光荣孤立
政策使它大致得以扮演平衡维持者的角色，因为欧陆没有一个国家占
绝对的优势。德国在统一后却逐步获得此种能力。而德国又不是以对
外征服而是以发展本身的疆土建立实力，一时之间令人看不出其真正
的意义。英国的作风向来是均势真正受到破坏而不是有可能受到破坏
时，才会插手干预。而德国对均势的威胁要数十年后才看得出来，因
此19世纪后半叶英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考虑是在法、俄，法国是因为
在海外殖民野心上与英国有冲突，俄国则是因为她向达达尼尔海峡与
博斯普鲁斯海峡、波斯、印度的扩张及后来对中国的侵略。这些全都
是殖民问题。就欧洲本土的外交，虽在20世纪曾引起多次危机与战
争，但此时英国仍采取光荣孤立政策。
由此可见俾斯麦在1890年去职前一直主导着欧洲的外交。他希
望新缔建的德意志帝国享有和平，不想与任何其他国家起冲突。但在
各国失去道德约束的情况下，他的任务极其艰巨。他必须阻止俄罗斯
及奥地利加入与德国敌对的法国阵营。他必须不让奥地利，又要防止
俄罗斯动摇奥匈帝国。他需要与俄国保持良好关系，同时又不能得罪
对俄国图谋君士坦丁堡与印度深感忧虑的英国。即使是像俾斯麦这样
的天才人物，也难以永久地维持如此险象环生的平衡；国际体系承受
的压力越来越强，越来越无法控制。不过俾斯麦领导德国的近20年
间，他以超乎寻常的谨慎小心，执行自己曾大力鼓吹的现实政治，至
少欧洲的权力均衡始终不曾破坏。
他的目标是，除无法和好的法国之外，不让任何其他大国有任何
借口形成直接反德国的联盟。他公开宣称德国统一后已“饱和”，不
再有侵占更多领土的野心，以此向俄罗斯保证德国对巴尔干没有兴
趣；他说，巴尔干根本不值得德国费一兵一卒。至于英国，他极力不
在欧陆做出任何会引起英国对均势产生忧虑的行动，并且退出殖民地
竞争。曾有人建议德国走殖民主义路线，他答以：“俄罗斯在此，法
国在此，我国夹在中间。余之非洲地图便是如此。”不过后来他受到
国内政治压力，对此不得不改弦更张。
但仅是保证还不够。德国需要的是同时与奥地利、俄罗斯结盟，
虽然乍看之下不太可能。但俾斯麦却在1873年真的组成了第一个所
谓的“三皇同盟（Three Emperor’s League）”。这个联盟也标榜三个保
守王朝的团结，极类似于梅特涅的神圣同盟。难道俾斯麦对他曾处心
积虑打破的梅特涅体系，一夜之间又重新垂青？但多半是拜他之赐，
时代已不同了。德、俄、奥虽是以正宗梅特涅式的方式宣誓，要合作
镇压各国的颠覆倾向，但对政治激进分子的共同反对立场已不足以让
这三国结合在一起，尤其各国都已有信心不必仰赖外援即可压制国内
的动乱。
再说，俾斯麦也已失去主张正统论的资格。他与格拉克的书信往
返虽未公开，但他基本的态度是众所周知的。从事公职
期间素来拥护现实政治的他，突然转向正统论实难以令人信服。俄罗
斯与奥地利之间越来越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已超乎保守势力的团结
之上。俄、奥均觊觎衰落的奥斯曼土耳其在巴尔干的领土。俄国在泛
斯拉夫主义及传统扩张主义驱使下，对巴尔干采用冒险政策。单纯的
恐惧感使奥匈帝国也持同样的态度。于是在文字上，德国虽与俄、奥
保守王朝联盟，那两个盟国实际上都对对方恨之入骨。如何应付这两
个誓不两立的盟国，势必令俾斯麦在位一天就一天寝食难安。
第一个三皇同盟使他觉悟，无法再以讨好俄、奥的内政保守原
则，控制由他本人所解放出来的势力。于是他设法以强调实力及自利
来操持这两国。
有两件事最能显示现实政治已成为当时的主流。第一件发生于
1875年，起因于德国一家主要报纸刊出标题耸人听闻的一篇社论：
“战火一触即发？”这是有意制造的一场虚惊。这篇社论是针对法国军
费增加，法军又购人大批马匹而发。俾斯麦很可能只是要引起战争将
来临的危机感，但并无意于更进一步，因为德国没有部分动员，也没
有威胁性地调动部队。
对不存在的威胁将计就计，很轻易地就能强化一国的态势。法国
高明的外交手腕，制造出德国打算先发制人发动攻击的印象。法国外
交部发出消息，指沙皇在召见法国大使时曾表示，法德若发生冲突他
将站在法国这一边。英国对一国独霸欧洲向来极为敏感，此时也被惊
动。首相迪斯累里命外相德比爵士( Lord Derby)，向俄罗斯首相哥尔
查科夫提出吓阻柏林之议：
“余以为我国应推动某种协议行动以维护欧洲和平，如
当年派姆( Pam)（即帕默斯顿爵士）力挫法国并将埃及人
逐出叙利亚。或许可为此特殊目的与俄罗斯结盟；其他强国
如奥地利，或许意大利亦可邀其加入。”
迪斯累里虽对俄国的侵略野心深怀戒惧，居然也暗示英俄可结
盟，由此可见他对德国可能主宰西欧是多么当真。但是一场虚惊来得
快也去得快，所以迪斯累里的计划不曾有机会付诸实施。俾斯麦虽不
确知迪斯累里心中的盘算，但以他如此敏锐的人不会猜不到英国最大
的顾虑。
正如坎南所指出，这个危机的本身没有它所引起的关注来得重
要。俾斯麦并不打算在刚令法国颜面无光之后，那么快便走上战场，
但他也不排斥让法国以为，若逼不得已他有可能这么做。沙皇亚历山
大二世无意于保障共和制的法国，但也不介意让俾斯麦觉得俄国可能
作此种选择。所以引起迪斯累里有所反应的是尚不存在的事实。然而
英国的不安、法国的军事活动和俄国的难以判断使俾斯麦相信，唯有
采取攻势才能阻止对抗德国的结盟，而一代之后确实出现了反德的三
国协约（Triple Entente）。
另一个危机则确有其事。它以又一次巴尔干危机的形式出现，并
且证明了当国家利益发生基本冲突时，思想或意识形态上的结合已无
法维持三皇同盟。由于此次危机所揭露的冲突到最后无可避免地终结
了俾斯麦的欧洲秩序，并令欧洲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此要说明
得详细一些。
自克里米亚战争后暂时趋于沉寂的东方问题，此时又再度成为国
际瞩目的焦点，并引发一连串环环相扣、错综复杂的事件，随着19
世纪一年年过去，逐渐变得像日本歌舞剧一样千篇一律。有某一近乎
意外的事件触发危机；俄罗斯扬言要有所行动；英国便派出皇家海
军。然后是俄罗斯占领奥斯曼帝国巴尔干的某一部分作为要挟，英国
于是扬言要宣战。双方此时展开谈判，俄罗斯在谈判桌上做些退让，
而就在这个时候情势又更为恶化。
1876年，多年来受土耳其统治的保加利亚人开始反叛，其他巴尔
干民族也群起呼应。土耳其的反应是令人发指的镇压，而泛斯拉夫情
绪高涨的俄罗斯扬言欲加以干预。
这个举动在伦敦又引起例行的对俄国将控制达达尼尔海峡与博斯
鲁斯海峡的恐慌。自坎宁以后，英国政治家始终奉行一个信条，即俄
国一旦控制这两个海峡，就会主宰东地中海及近东，继而威胁到英国
在埃及的地位。因此根据英国一贯的认定，奥斯曼帝国即使再老朽再
不人道也要保留，甚至不惜与俄国一战。
这种情势令俾斯麦极端为难。俄罗斯的冒进若能激起英国军事反
应，也很可能引得奥地利加入战团。假设德国被迫在奥、俄之间作一
选择，那俾斯麦的外交政策必将随三皇同盟一同付诸流水。不论情势
怎么发展，他不是会与奥国就是会与俄国敌对，如果采取中立那就会
得罪双方。1878年他对国会表示：“每逢奥、俄意见分歧，我国必须
选择一边形成二对一的多数。”
这种中庸作风是他一贯的策略，但此次危机发生后却使他倍感棘
手。他第一步行动是设法找出三方面均能接受的立场，以强化三皇同
盟的关系。1876年初，三皇同盟起草了所谓柏林备忘录( Berlin Mem-
orandum)，警告土耳其勿继续其镇压。这个有一定附带条款的备忘录
似乎在暗示，俄罗斯可能代表欧洲协调干预巴尔干，一如梅特涅在维
罗纳、卢布尔雅那及特洛波召开的会议曾指定某一国负责执行其决
议。
但当年与此时采取这类的行动有一个极大的不同点。梅特涅时代
英国外相是卡斯尔雷，即使英国拒绝参与但他仍赞同神圣同盟的干预
行动。然而现在迪斯累里是英国首相，他对柏林备忘录的看法是，这
是解散奥斯曼帝国的第一步且英国被排除在外。如此太接近英国所最
忌讳的欧洲霸权。迪斯累里向俄国驻英大使苏瓦洛夫( Shuvalov)抱
怨道：“英国受到之待遇有如门的内哥罗( Montenegro)或波斯尼亚
( Bosnia)。”他也对经常与他通信的布莱福夫人写道：
“均势已失，若不采非常之举，与北方三强共进退，则
彼三强可自行其是，此对英格兰非愿见者。”
以圣彼得堡、柏林、维也纳所展现的团结，英国想要抗拒它们达
成的共识，不论其为何，都将万分困难。迪斯累里显然别无选择，只
有在俄罗斯攻击土耳其的同时仍加入北方三强的行列。
不过他依循帕默斯顿的传统，仍决定放手一搏。他将皇家海军移
往东地中海，并表明同情土耳其的立场，使土国保持顽强的态度，逼
得三皇同盟任何潜在的歧见曝光。素来并不十分谦虚的迪斯累里向维
多利亚女王( Queen Victoria)宣称，他已打破三皇同盟。他认为此联
盟“已形同历史遗迹，有如古罗马之三头统治。”
迪斯累里是英国政府领导人之中最奇特也最杰出的人物之一。
1868年当他得知自己将被任命为首相时，不免欣喜若狂：“万岁！万
岁！我已爬上顶峰，位极人臣！”相形之下，当他的宿敌格莱斯顿
( William Ewart Gladstone)在同一年受命继任首相时，却撰写了一篇
万言书，谈权力的责任及自己对上帝的神圣使命，文中还有一段祷
词，祈求全能的上帝赐他以不屈不挠的毅力，以便负起首相任重道远
的责任。
在19世纪下半叶主导英国政治的这两位伟人，上述的反应将两
人正好相反的性情表露无遗：迪斯累里锋芒毕露，才华横溢，敏锐机
智；格莱斯顿则学问渊博、态度稳重、信仰虔诚。这的确是很大的讽
刺，维多利亚时代由乡绅及笃信英国国教的贵族家族组成的托利党，
居然会选出一位犹太裔的豪爽之士为领袖，由精英分子形成的保守党
派却把一位圈外的能人志士推上了世界舞台的最前端。犹太人获得如
此高位的他是第一人。一个世纪后，同样也是看似高高在上的托利党
（即英国保守党），而不是自诩为进步的工党，让一位蔬果商人之女即
撒切尔夫人( Margaret Thatcher)登上首相宝座，她又是一位了不起
的领袖人物，也是英国第一位女首相。
迪斯累里的崛起颇出人意料之外。年轻时他是个小说家，更像是
文人而不像是政治决策者，原本极可能终此一生做个成功的作家，没
想到却成为19世纪英国政治的主角之一。他跟俾斯麦一样，都赞同
将投票权扩大到全体男性，他有把握英国的中产阶级会投票给保守
党。
身为托利党党魁的迪斯累里，对帝国主义自有一套论点，与17
世纪以来英国所奉行的以商业为主的扩张政策颇不相同，有人曾说英
国是因商业扩张而无心插柳地建立了帝国。对迪斯累里而言，大英帝
国不是为商业需要而是为精神需求而存在，也是英国之所以伟大的基
本前提。在著名的1872年水晶官( Crystal Palace)演讲中他说道：
“此一问题非同小可。症结在于英国是否甘于不求长进，
一切追随欧陆，模仿欧陆，到一定时间后走上势不可免的命
运；抑或是要成为泱泱大国，成为帝国，使后世子孙得以君
临权位的巅峰，不仅为其国人也为全世界所景仰尊敬。”
对此深信不疑的迪斯累里必然会反对俄罗斯对奥斯曼帝国的威
胁。就欧洲均衡的角度，他拒绝接受三帝联盟的解决办法；就大英帝
国的角度，他反对由俄罗斯来执行欧洲列强对如何处置君士坦丁堡所
达成的共识。因为在19世纪里，视俄罗斯为英国世界地位主要威胁
的观念已渐渐根深蒂固。英国认为在海外的利益遭到俄国的两面夹
攻，一面是针对君士坦丁堡而来，另一面是经过中亚逼向印度。俄国
在19世纪后半叶向中亚扩张的过程中，其处心积虑的侵略方法后来
成了公式化。每次被侵略的对象一定是远离国际焦点的偏远地带，使
西方人很少能确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依旧不改沙皇其实很仁民爱
物，是他的子民好勇斗狠的成见，借此把鞭长莫及及混淆视听当做了
俄国外交政策的工具。
欧洲各强国中，仅英国关切中亚。当俄罗斯南侵步步逼近印度，
英国屡次抗议，但总被俄国首相哥尔查科夫搪塞过去。哥氏往往也不
清楚俄军的行动。英国驻俄大使奥格斯特爵士( Lord Augustus Loftus)
推测，俄国对印度的进逼“非出于俄皇之授意，虽俄皇享有绝对权
威，实乃军方跋扈使然。既建有庞大之常备军，为其寻求出路便势在
必行。一旦侵略之举启动，如中亚，领土征服即接二连三，欲罢不
能。”当然这番心得几乎是前面提到的哥尔查科夫的看法的翻版。另
一方面，俄国究竟是因骑虎难下还是刻意扩张才威胁到印度，对英国
而言并没有差别。
同样的模式一再重演。每一年俄军都会更深入亚洲心脏地区。英
国随即要求解释，所得到的不外乎种种保证，保证沙皇无意于并吞一
尺一寸的土地。起先这些敷衍之词还能把事情摆平。但令人不安的是
俄国又会再一次进攻，重新挑起问题。比方1868年5月俄军占领撒
马尔罕（Samarkand，在今日乌兹别克境内）后，哥尔查科夫告诉英
国大使安德鲁爵士( Sir Andrew Buchanan)：“对该地被占领，俄国政
府不仅不愿其发生，亦深表遗憾，并保证不致永不放手。”当然我们
也知道，撒马尔罕一直在俄国统治下，直到一个多世纪后苏联解体时
才终止。
1872年同样的文字游戏又在东南边数百里外重演，这次是位于现
代阿富汗边境的诸侯国希瓦( Khiva)。沙皇的侍从武官苏瓦洛夫伯爵
( Count Shuvalov)奉派到伦敦向英国保证，俄国无意于在中亚再取更
多领土：
“我皇不仅毫不据有希瓦之野心，甚至曾三令五申加以
禁止，又频频指示应保有不致导致持久占据希瓦之情势。”
这些保证言犹在耳，消息传来，俄军将领考夫曼(General Kauf-
mann)已攻破希瓦，并订下内容与苏瓦洛夫所言迥然不同的条约。
1875年，同样的手法又用于阿富汗边境的另一个诸侯国可干
( Kokand)。这一次哥尔查科夫感觉似有必要对俄方的言行不一致有所
解释。他很天才地想出一种前所未见的片面保证与正式双边协定间的
差别（前者在他看来是不具约束力的）。他曾写道：“英内阁由我方数
度自动善意地陈述我方对中亚之看法，特别是我方之坚定决心，决不
采取兼并或征服政策，似因而信以为我方已就此事与其订下确切之约
定。”言下之意，俄罗斯将坚持在中亚行动的自由，其进退存乎莫斯
科一心，即使它本身提出的保证亦不足以限制其行为。
迪斯累里不会允许俄国如法炮制地逼近君士坦丁堡。他鼓励奥斯
曼土耳其拒绝柏林备忘录，并继续在巴尔干的镇压。虽然英国表现出
坚定的态度，但迪斯累里在国内却受到很大的压力，因为奥斯曼土耳
其人的暴行使英国民情愤然，格莱斯顿对迪斯累里不顾道德的外交政
策也是冷嘲热讽。因此迪斯累里不得不加入1877年的伦敦议定书
( London Protocol)，与北边三王朝德、奥、俄一同呼吁土耳其停止在
巴尔干的滥杀，改革对当地的统治。土耳其苏丹认为，不论表面上提
出什么要求，迪斯累里一定是站在他这一边的，因此连这个议定书也
拒绝接受。于是俄罗斯对土宣战。
一时之间俄罗斯似乎赢了这场外交角力。不但有德、奥的支持，
法国也表同情，更甚得英国的民心。迪斯累里则动弹不得；如果助土
耳其一战，他的政府很可能垮台。
但就像过去多次的危机，俄国领袖这次又做得太过火了。俄军在
善战但鲁莽的将军兼外交家伊格纳帖夫( Nicholas Ignatyev)率领下，
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奥地利对支持俄国的立场开始动摇。迪斯累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