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英国舰队开到达达尼尔海峡。此时伊格纳帖夫宣布的圣斯特法诺条
约( Treaty of San Stefano)，震动全欧。这个条约将削弱土耳其，改建
立一个“大保加利亚( Big Bulgaria)”国，其国土将延伸至地中海。
各国都相信这个国家一旦建立，必定成为俄罗斯的附庸。
自1815年以来，依欧洲传统概念，奥斯曼的命运只能由欧洲协
调共同来解决，不可由一国尤其是俄罗斯单方面行动。圣斯特法诺条
约有可能使俄国控制重要的黑海海峡，英国决不会坐视不管；它可能
让俄国控制巴尔干的斯拉夫人，奥地利决不会任其发生。于是英、奥
均宣布此条约令人难以接受。
突然之间迪斯累里不再孤单无助。他的行动看在俄国领导人眼
里，等于是克里米亚战争时的反俄同盟又死灰复燃。英国外相索尔兹
伯里爵士发表其著名的1878年4月备忘录，说明圣斯特法诺条约为
何必须修改时，连俄国驻英大使也是伊格纳帖夫的宿敌苏瓦洛夫，也
表示赞同。英国扬言若俄国进入君士坦丁堡就要宣战，奥地利则扬言
若巴尔干的领土分配不公，也不惜一战。
俾斯麦最看重的三皇同盟现已摇摇欲坠，濒临破产。在此之前他
一直极端小心谨慎。1876年8月，在俄军假“为正教及斯拉夫世界而
战”之名进军土耳其前一年，哥尔查科夫曾向俾斯麦提议，由德国召
集会议解决巴尔干危机。要是梅特涅或拿破仑三世，他们对担任欧洲
协调的主导者是求之不得的，俾斯麦却犹豫踌躇，他认为召开会议只
会令三皇同盟内部的歧见曝光。他曾私下表示，所有与会国包括英
国，来参加会议，“均是对我国别有用心，因无一国可获我国如其预
期之支持。”他也以为让迪斯累里与哥尔查科夫共聚一堂非明智之举，
他称这两人为“同等危险自负的臣子”。
可是情势越来越不妙，巴尔干眼看要成为一场欧洲大战的导火
线，俾斯麦这才勉为其难地在柏林举行了会议，因为俄国领袖拒往其
他的国都。不过他宁愿不插手寻常的外交庶务，便说服奥匈帝国外长
安德拉西( Andrassy)发出请帖。
会议定在1878年6月13日举行。但会议尚未开幕，英俄便就主
要问题达成了协议，由索尔兹伯里与俄罗斯新任外相苏瓦洛夫于5月
30日签订。圣斯特法诺条约要建立的“大保加利亚”国由三个新实
体所取代：规模缩小许多的保加利亚独立国；东罗美利亚国( Eastern
Rumelia)。理论上在土耳其总督统治之下的这个自治实体将受一个欧
洲委员会的监督（20世纪联合国维持和平计划的前身）；保加利亚其
余的部分仍回归土耳其统治。俄罗斯在亚美尼亚占领的领土则减少。
在另外的密约中，英国向奥地利保证将支持其占据波斯尼亚的黑塞哥
维纳( Bosnia Herzegovina)，并向苏丹保证将保障土耳其的亚洲领土。
苏丹则报以允许英国使用塞浦路斯为海军基地。
到柏林会议实际开议时，促使俾斯麦同意主办会议的战争危机已
大部分消除。此次会议的主要功能便是对已达成的协议给予全欧洲的
认可。早知道会有如此结果，俾斯麦会不会肯担起可能两面不讨好的
调停者角色，的确是个疑问。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会议即将召开，使得
英、俄很快地以私下方式取得协议，宁可以直接谈判保住既得利益，
以免受后果难测的欧洲会议所掣肘。
协商一项已达成的协议的细节实在算不上是什么壮举，因此各主
要国家除英国外只派外相参加。而英国则是有史以来，首次由首相及
外相一同出席在英伦三岛以外举行的国际会议，因为迪斯累里不愿把
已经成功在望的重大外交成就，被索尔兹伯里抢去功劳。自负且年事
已高的哥尔查科夫，50多年前曾与梅特涅在莱巴赫及维罗纳会议上交
手，此次则选择柏林会议作为他在国际政坛最后一次的演出。他抵达
柏林时宣称：“宁可如明星般沉没，不愿如油灯将尽般熄灭。”
俾斯麦曾被问起他认为谁是此次会议的焦点，他的答案是迪斯累
里：“那个老犹太，就是他。”虽然这两人的背景大不相同，却有英雄
惜英雄之感。他俩都是现实政治的信徒，都厌恶被视为伪善的道德外
交。（他俩均看不起的）格莱斯顿宗教意味浓厚的言词，在他们眼中
纯是唱高调。俾斯麦和迪斯累里对巴尔干的斯拉夫民族并无好感，都
认为他们只是一群暴戾、不断惹是生非的乌合之众。他俩有尖酸刻
薄、以偏概全、话中带刺的倾向，不耐枝节琐碎之事，喜好以大手
笔、海派作风推动政策。
或许迪斯累里可谓唯一曾超越俾斯麦的政治家。他抵达柏林参加
会议时已立于不败之地，目标都已达成，一如卡斯尔雷在维也纳会
议，斯大林在二次大战后所享有的地位。所剩不过是如何执行英俄先
前的协议的细节问题，及基本上属军事技术问题的由土耳其，抑或保
加利亚，控制巴尔干的隘口要塞。对迪斯累里而言，柏林会议的策略
问题在于，如何把俄罗斯被迫放弃部分征服领土的不满，由英国转移
到其他国家。
由于俾斯麦本身的处境极端复杂，迪斯累里得以如愿。俾斯麦认
为德国在巴尔干无利益可言，对会议将讨论的问题也没有特别的立
场，只除了几乎不惜任何代价务必防止俄、奥发生战争。他自称在会
上的角色有如“诚实的经纪人”( honest broker)，每次发言时开场白
几乎不外是：“德国在东欧问题上没有任何直接的利益。”
虽然他对眼前的种种钩心斗角再清楚不过了，但是他就像做噩梦
一般，眼看着危险一步步接近，却动弹不得。当德国国会促请俾斯麦
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他的答复是他打算保持距离。他以1851年的一
个事例说明调停所可能带来的危险。当时沙皇尼古拉一世介入普、
奥，而且实际上是站在奥国这一边：
“当年俄皇尼古拉之角色便有如今日欲加诸德国之角色；
他（尼古拉）来此说道：‘谁先开枪，我就打他’。结果和
平得以保全。对谁有利，对谁不利，有待历史论定，在此不
拟赘述，仅有一问，俄皇尼古拉为此可曾得到任何好处？普
鲁士绝无可能如此！奥国是否感激俄皇尼古拉？三年后克里
米亚战争爆发，到此便无须再多说。”
或许他还可加上一句，沙皇的干预也终未能阻止普鲁士统一北
德，这才是1851年真正的问题所在。
俾斯麦尽可能在恶劣的情势中求取最好的结果。他的做法是在关
系到巴尔干东部的问题上——如并吞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 -
大致上支持俄国，对巴尔干西部的问题（如并领波斯尼亚的黑塞哥维
纳）则支持奥地利。只有在一个问题上他与俄国立场对立。在迪斯累
里扬言除非让土耳其保有面对保加利亚的山区隘口，否则要退出会议
后，俾斯麦才向沙皇说项，推翻苏瓦洛夫的主张。
如此俾斯麦避免了克里米亚战争后奥地利所遭遇的与俄罗斯失
和，但仍未能全身而退。众多俄国领导人物感觉并未享受到胜利的果
实。俄罗斯可为维持正统而暂缓领土的取得（如亚历山大一世在19
世纪20年代希腊革命，及尼古拉一世在1848年革命期间的做法），
但对终极目标从未放弃，也从不接受妥协的结果。对俄国侵略的制止
行动通常只会换来不以为然的厌恶。
于是在柏林会议之后，俄国把未能达成所有的目标怪罪于欧洲协
调，而非自身的野心太大；怪罪于勉为其难召开会议以避免一场大战
的俾斯麦，而非集结反俄联盟扬言不惜一战的迪斯累里。俄罗斯已习
惯英国的反对立场；但由德国这样一个传统盟国担起诚实的经纪人角
色，泛斯拉夫主义者却认为受到了冒犯。俄国民族主义报纸把此次会
议说成是“俾斯麦亲王领导的反俄联盟”，把他当成俄罗斯欲求未获
满足的替罪羔羊。
俄国在柏林的谈判代表苏瓦洛夫，因在现场所以对真实情形知之
甚详，他总结会后俄国好战声浪四起的现象如下：
“彼宁愿令人民维持一错觉，即俄罗斯之利益严重遭若
干外国强权之行动所破坏，以此延续最恶毒之鼓动人心之
举。人人冀求和平；我国情势亦亟须和平，然彼却于此时，
试图将实为本身政策错误造成之不满情绪，转移至向外界发
泄。”
不过苏瓦洛夫未曾反映当时的俄国民意。沙皇本人虽没有像报界
或激进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反应如此过分，但对会议的结果也不尽满
意。此后数十年内，德国在柏林的背信弃义一直是许多俄国政策文件
中的主要论点，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件文件。以保守国君
团结为基础的三皇同盟，至此已难以为继。自此，若要说国际事务有
任何的凝聚力量，那就只有现实政治一途了。
19世纪50年代，俾斯麦所赞同的政策相当于英国“光荣孤立”
政策的欧陆版。他力主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先持观望态度，在选定
对普鲁士国家利益最有利的一边后，始能投入普国的力量。这种做法
是避免结盟，保有行动自由，更可使普鲁士享有比任何可能的对手更
多的选择余地。到19世纪70年代，俾斯麦为求完成德国的统一而回
归传统的与俄、奥结盟。但19世纪80年代出现前所未有的情势。德
国国势太强，已无法坐观情势的发展，否则可能演变成整个欧洲联合
起来对付德国。同时它再也无法依恃俄国会像过去一样，几乎是直觉
反应式地支持德国。现在德国是个需要朋友的巨人。
为解决这个困境，俾斯麦完全改变以往的外交政策取向。如果他
不能以比对手少作承诺来操控均势，那他索性尽量与比对手更多的国
家建立关系，以便在必要时能有更多的与国可供选择。他放弃前二十
年间外交政策对行动自由的主要诉求，改以建立一个联盟体系，经他
巧妙地运用，一方面可防止德国潜在的敌国结成联盟，另一方面也可
约束德国盟国的行动。德国与不同国家结盟有时显得自相矛盾，但每
一个联盟中，德国跟各盟国的关系必定比它们各自彼此间更亲密；因
此俾斯麦总是对联盟共同的行动有否决权，并有权选择独立行动。前
后十年间，他成功地维持了与盟国的敌国间的协定，而得以节制各方
面的行动。
他自1879年开始这个新政策，先是与奥地利密切结盟。他明白
柏林会议后俄国的不满情绪，因此现在希望建立阻止俄国再扩张的屏
障。但由于不愿让奥国利用德国的支持向俄国挑衅，他设法获得了对
奥地利巴尔干政策的否决权。索尔兹伯里对德奥同盟表示热烈欢迎，
还用了“可喜的福音( tidings of great joy)”的字眼，令俾斯麦深信想
要制止俄国扩张的不只是他。索尔兹伯里显然希望奥地利在德国支持
下，会承担起英国阻挡俄罗斯向达达尼尔海峡与博斯普鲁斯海峡前进
的负担。为他国的国家利益而战并非俾斯麦的专长。他尤其不肯在巴
尔干这么做，因为对当地的纷扰感到极端厌恶。有一次他发巴尔干人
的牢骚：“务必让这些宵小明白，欧洲各国政府无必要因其贪婪或内
斗而令自身缚手缚脚。”可惜对欧洲和平很不幸的是，他的后继者把
这番警语完全置诸脑后。
俾斯麦主张以结盟而非对抗的方式约束俄罗斯在巴尔干的扩张。
至于沙皇，已到孤立的边缘。鉴于英国是俄国主要的敌对国，法国国
势仍弱，而且其共和体制使法国不可能成为可信赖的与国，于是沙皇
同意恢复三皇同盟，但此次是基于现实政治的原则。
奥皇一开始看不出与主要的敌对国结盟有什么好处。他理当宁肯
与英国同盟，因为双方在阻挡俄国向达达尼尔海峡与博斯普鲁斯海峡
扩张上有共同的利益。但迪斯累里在1880年竞选失败，格莱斯顿上
台，英国即使是非直接地参与亲土耳其、反俄罗斯的同盟也全无可
能，奥地利只得放弃与英国结盟。
第二个三皇同盟绝口不提道德，完全以现实政治为基本条件。盟
约中规定，任何一签约国一旦与第四国开战，如英、俄或法、德，其
他两国将保持善意的中立。如此一来德国便可免于两面作战，俄国可
免于克里米亚战争时的反俄联盟（英、法、奥）再次出现，而德国保
卫奥地利对抗侵略的承诺也维持不变。奥国则至少在文字上受限无法
加入反俄的结盟，抗拒俄国向巴尔干侵略的重责大任便转移到英国肩
上。俾斯麦借着部分相互抵消的若干同盟维持了均势，使他几乎可享
有跟先前观望外交阶段同样的行动自由。最主要的是他去除了可能使
地方性危机演成全面大战的促因。
1882年，即第二个三皇同盟的次年，俾斯麦将他的结盟罗网更加
扩大，说服了意大利加入德奥二国同盟( Dual Alliance)形成德奥意
三国同盟( Triple Alliance)。意大利通常不过问中欧的外交，但现在
对法国捷足先登征服突尼斯感到不满，因为这影响到意大利对北非的
图谋。同时意国摇摇欲坠的专制王朝希望，若在强国外交上有些建树
或可有助于压制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至于奥国，也希望多一层保障
以防三皇同盟无法约束俄国。在结成三国同盟时，德、意保证互伸援
手对抗法国攻击，意大利则保证万一奥、俄交战时对奥保持中立，缓
和了奥地利对两面作战的顾虑。最后在1887年，俾斯麦又鼓励意、
奥两个盟国跟英国达成所谓地中海协议( Mediterranean Agreements)，
三方面同意联合保持地中海的现状。
俾斯麦的外交形成了一连串环环相扣的同盟，有相互重叠也有相
互竞争之处，使奥地利获得对付俄罗斯攻击的保障，使俄国得以抵制
奥地利的冒险挑衅，使德国可免于被包围，又让英国加入反对俄国向
地中海扩张。为减少这个复杂的体系可能遭遇的挑战，俾斯麦竭尽所
能地满足法国除阿尔萨斯与洛林外在各处的野心。他鼓励法国扩大殖
民地，部分即为了转移法国对中欧的兴趣，但更主要的原因是让法国
涉人与其他殖民国尤其是英国的对立。
十多年间，这一番布局被证明相当正确。英、法几乎为埃及而兵
戎相见，法国因突尼斯而与意大利交恶，英国仍反对俄国在中亚及向
君士坦丁堡的扩张。俾斯麦急于避免与英国起冲突，因此在19世纪
80年代中期前对攫取殖民地采取守势，把德国外交政策范围限于欧
陆，目标则是在维持现状。
但到最后，现实政治的需要复杂到难以为继的地步。时间一久，
俄、奥在巴尔干的冲突已失去控制。若纯讲均势不受外力干扰，则巴
尔干早已划分为俄、奥两个势力范围。然而民意已被挑起，即使在最
独裁的国家也无法接受这个政策。俄罗斯绝难同意让斯拉夫人落入奥
地利手中，而奥地利也不会同意让俄罗斯在巴尔干的斯拉夫附庸增
加。俾斯麦的18世纪式内阁外交与大众民意时代渐行渐远。英、法
两国的代议政府对回应民意已视为当然。在法国，这意味着要求收复
阿尔萨斯与洛林的压力日增。但最能彰显民意重要性的最突出的例子
发生于英国，即1880年格莱斯顿在英国主要以外交政策为诉求的大
选中击败迪斯累里，然后完全扭转他的巴尔干政策。
格莱斯顿算得上是19世纪英国政治上的主导人物。他对外交政
策上的看法类似威尔逊总统后的美国人。他以道德而非地缘政治标准
来评断外交政策，因此他认为保加利亚人期待民族复兴是合理的，而
且同为信仰基督的国家，英国理当支持保加利亚对抗信奉伊斯兰教的
土耳其。格莱斯顿主张应由列强联合起来教训土耳其，然后负起治理
保加利亚的责任。他提出与日后威尔逊总统“集体安全”相同的概
念：欧洲需要联合行动，否则英国就不应有任何动作。
“务须由欧洲列强联合行动始合乎安全。我国国力固然
庞大：但首要条件在于各国应齐心协力。余在此仅提出六大
国：俄、德、奥、法、英、意。此六国之完整结合对最后之
圆满成功不仅重要且近乎不可或缺。”
1880年，格莱斯顿因不满于迪斯累里强调地缘政治的做法，在苏
格兰中罗西恩郡( Midlothian)展开他关键性的竞选活动，开创首次
在小城镇展开竞选的历史，也是首次将外交政策议题直接诉诸选民公
决。年事已高的格莱斯顿却突然挺身而出走上讲台。他主张道德是正
确的外交政策唯一的依据，并坚持基督信仰的正道及尊重人权，才是
指引英国外交政策的明灯，不应是均势和国家利益。在某一站他曾说
道：
“别忘记，在全能的上帝眼中，阿富汗山村中的生命尊
严与你我是同样神圣不可侵犯。也别忘记，你我有着相同的
血肉，以共同的爱相连接，不限于基督文明世界。”
格莱斯顿为开路先锋，威尔逊步其后尘。威尔逊主张个人道德与
国家道德没有区别。格莱斯顿也跟晚他一辈的威尔逊一样，认为自己
领会到一股在全球民意监督下迈向世界和平的新潮流：
“显见一国际新规律正渐得举世人心，且将转移世事运
作之道；此一规律肯定独立，蔑视侵略，爱好和平，反对流
血，重视长远，排斥短视；更有甚者，乃认定全体文明人类
之公决为辨别是非善恶至高无上之权威。”
上述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是出自威尔逊之口，而其含意当然也十分
类似于威尔逊的国际联盟( League of Nations)。格莱斯顿在1879年曾
谈到他与迪斯累里在政策上的差异。他强调不会采用均势，而是要致
力于“维持欧洲众强国之团结。然理由何在？乃在于维持整体团结可
中和暨约束其各自之私欲。共同行动乃自私自利之致命伤。未能维持
全欧团结显系紧张持续升高之缘由。德、法或奥、俄间之嫌隙将何从
弥合尚未可知，保加利亚之未来亦然。”
在格莱斯顿之前，英国历任首相从未发表过这类的论调。卡斯尔
雷将欧洲协调视为执行维也纳协议的工具。帕默斯顿视它为维持欧洲
均势的工具。格莱斯顿则完全不把欧洲协调用于强化欧洲现状，而是
赋予它革命性的角色，要借着它来建立崭新的世界秩序。这些理想经
过一个世代之后，要到威尔逊走上台面时才再度被提出。
俾斯麦认为这类主张纯粹是痴人说梦。也就难怪这两位重量级人
物会水火不相容了。俾斯麦对格莱斯顿的态度就相当于小罗斯福总统
对威尔逊总统的态度：他感觉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重臣好大言不惭又
令人头痛。铁血宰相于1883年上德皇书中写道：
“若往昔娴熟欧洲政务之英格兰政治大家，其传承尚余
一线生机，则吾之任务当轻易许多。以格莱斯顿氏之无能，
仅好逞口舌之利，则英格兰之立场不可恃，徒增吾国政策之
困扰。”
格莱斯顿对德国对手的看法就更不客气，还曾称俾斯麦为“邪恶
的化身”。
格莱斯顿的外交政策理念与威尔逊的理念的共同缺陷是，造成其
国人对国际事务更为疏离，而不是更积极地参与。在一般的外交事务
层次上，格莱斯顿于1880年上台后，英国在埃及及苏伊士运河以东
的帝国主义政策并无多大改变，但确实使英国不再介入巴尔干及整个
欧洲均势。
因此他的第二任期（1880~1885年）也造成反效果，使俾斯
麦——欧陆最温和的政治家——的安全网难以为继，就如同坎宁当年
退出欧洲造成梅特涅投向俄国沙皇。只要帕默斯顿或迪斯累里的观点
主导英国外交政策，当俄罗斯在巴尔干或在向黑海扩张时若做得太过
火，英国总能够成为最后的一股制衡力量。但格莱斯顿在位却使得这
项保障落空，迫使俾斯麦不得不更为仰赖日渐不合时宜的德、奥、俄
三角联盟。
这东方三王国一直是保守势力的堡垒，但到头来却比民主代议政
府更易于受民族主义民意所驱使。德国的内政体制出于俾斯麦的手
笔，以便于他充分利用内政达到均势外交目标，但也极易于导致野心
家的煽动。国会虽是由欧洲最开放的普选制选出，但德国内阁是由德
皇指定，直接向德皇而非国会负责。
于是国会监督的职责被剥夺，国会议员们便肆无忌惮地乱发议
论。而军事预算是每五年表决一次，有一度政府不免每到国防预算的
关键年时便会制造危机。若假以时日，这种体制或可逐渐演变成政府
须向国会负责的君主立宪制。可惜在新德国成形的关键年代，历任政
府极其受制于民族主义煽惑性宣传的影响，也习惯于制造国外的危机
以号召国内的选民。
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同样受泛斯拉夫主义者的激烈宣传所左右，这
些人的基本诉求为呼吁俄国在巴尔干采取更激进的政策，并与德国摊
牌。1879年一位俄国官员曾向连任至亚历山大二世王朝结束时的奥地
利大使作如下的解说：
“本地人民对民族主义报章唯有敬畏二字。此等报章标
榜民族主义不仅可自保，且保证大受支持。自民族主义风潮
席卷全俄，尤其自该党于对土耳其或战或和之问题上，排除
一切良策，唯我独尊后，所谓‘民族( national)’党已成为
实际之一股势力，特别于军中呈现一面倒之势。”
另一个多种族国家奥匈帝国的情形也一样。
在如此情况下，俾斯麦越来越难以执行他那危险的平衡。1881年
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于圣彼得堡登基，他不像祖父尼古拉那般受保守
思想所束缚，也不像父亲亚历山大二世一样对年老的德皇有个人的感
情因素在内。他懒惰专制又不信任俾斯麦，部分原因也是俾斯麦的政
策对他而言是太复杂了。有一次他甚至说，每次只要在电文中看到俾
斯麦的名字，一定立刻批上“悉”字。他的疑心因其皇后而更为强
烈，出身丹麦的皇后，对俾斯麦强占其祖国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
因永远无法原谅。
1885年保加利亚危机将所有激昂的情绪推到顶点。又一次革命后
产生了大保加利亚国，十年前俄罗斯热切想促成而英、奥深以为忧的
发展终于成真。然而历史不乏完全出入意表的事例，现在又多出一个
例证，新的保加利亚全然不是俄罗斯主控下的产物，却是在一位德裔
贵族领导下统一的。圣彼得堡的朝廷为这俾斯麦所极不愿见到的结果
而迁怒于他。俄国朝廷十分震怒，认为在维斯瓦河以西处处都是阴谋
的泛斯拉夫主义者，则散发谣言指俾斯麦在幕后主使恶毒的反俄阴
谋。在这种气氛下，亚历山大三世在1887年拒绝延长三皇同盟。
不过俾斯麦还不打算放弃他的俄罗斯牌。他深知若听任俄国自行
其是，迟早它会走向与法国结盟。但以19世纪80年代的大势，英、
俄始终处在战火一触即发的边缘，俄与法结盟只会增加与德国对立的
危险，却无助于减轻与英国的敌对。更何况德国还有英国牌可打，特
别是现在格莱斯顿已卸任。不论如何，亚历山大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法
国是否甘冒在巴尔干卷入战争的风险。换言之，俄、德之间的关系仍
反映着双方国家利益仍有非常确切的交集，即使它是在缩小中，而不
仅是俾斯麦的一厢情愿，只是若缺乏他的外交技巧，这些共同的利益
无从正式地显现出来。
不愧是外交大师，俾斯麦设想出他最后一个主要的安排，即通称
的德俄再保险条约( Reinsurance Treaty)。德、俄相互保证除非德国
攻击法国或俄罗斯攻击奥地利，否则在一方与第三国发生战争时，另
一方将保持中立。理论上，只要不主动发动攻势，德、俄现在都不必
担心腹背受敌。然而这多半要看对侵略者如何定义，特别是动员已越
来越被等同于宣战。由于这个问题从未被触及，德俄
再保险条约显然是存在着限制，更因为沙皇坚持此约保密，使其效用
越发缚手缚脚。
此约之必须保密最足以说明内阁外交的要求与外交政策民主化的
要求是多么格格不入。当时的情势复杂到这个条约居然含有两种层次
的秘密。更深一层的秘密是一条极机密的附加条款：俾斯麦保证不阻
挡俄国图谋夺取君士坦丁堡，并协助俄国增加在巴尔干的影响力。这
两项保证均非德国的盟国奥地利所乐于见到的，更甭说英国了，但
英、俄若果真因达达尼尔海峡的未来而起冲突，想必俾斯麦也不致感
到不悦。
德俄再保险条约虽复杂，却维持了圣彼得堡与柏林之间不可或缺
的联系，也向俄国保证，德国虽会防卫奥匈帝国的完整，但不会协助
其扩张以致牺牲俄国的利益。如此德国至少延后了法、俄携手的时
间。
俾斯麦以其错综复杂的外交政策促成节制及维护和平的苦心，在
1887年三皇同盟终止后，德军将领向他施压，要求对俄先发制人发动
战争时，他的反应中表露无遗。他在对国会演说时否定了所有的臆
测，并设法替俄国美言，避免刺激法、俄修好：
“我方不会扰乱与俄之和平，本席亦不认为俄方将攻击
我国。再者，本席不认为俄方正寻求其他盟国以便合力进袭
我国，或有意于利用我国在另一边或将遭遇之困难以便于其
发动进攻。”
然而，不论俾斯麦的手腕有多高明，作风有多稳健，他平衡均势
的做法注定即将要告终。他种种的折冲已复杂到即使是大师也难以为
继的地步。搭床架屋的各个同盟原旨在确保各国节制，最后却造成相
互猜忌，而民意的重要性日增，各国的弹性空间便缩小。
无论俾斯麦的外交多么高超，需要如此高度的操控正证明强大的
统一的德国对欧洲的均势造成何许的压力。即使是俾斯麦在位的日
子，强势的德国仍引起不安。事实上，俾斯麦的擘画立意固在提供保
证，日久却意外地造成不安，这有部分也归因于同时代的领袖难以理
解其环环相扣的本质。他们担心成为被操控的牺牲品，便想要左右逢
源。但如此做法反而限制了行为的弹性，而以现实政治取代冲突却主
要取决于行为的弹性。
欧洲文明的自戕
俾斯麦式的外交作风或许在他卸职后便人息政亡，但并不意味着
一定要代以任意而为的武器竞赛及更类似冷战时期势不两立的结盟，
而将传统的均势置之不顾。在近二十年间俾斯麦以其稳健弹性的作
风，保住了欧洲的和平，缓和了国际紧张情势。但他也付出遭后人误
解其伟大之处的代价，因为继他而起或后世仿效他的欧洲领袖，自他
的榜样中未能撷取更好的教训，只懂得增加军备，兵戎相见，最后是
导致欧洲文明的自戕。
到1890年，均势观念已发展至极限。起先，自中世纪大一统理
想的灰烬中产生的众多国家，使均势首次应运而生。迄18世纪，因
其强调国家利益至上，不可避免地导致战事不断，以防一国独霸的局
面及欧洲再出现帝国。均势维护了各国的自由独立，却无法维持欧洲
的和平。
均势政策在拿破仑战争之后40年达到巅峰。这段期间该政策运
作顺畅，因为均势状态经过周详设计，更重要的是由于有共识支持
（至少在保守国家间有此共识）。克里米亚战争之后，这种共识逐渐消
逝，事态又回到18世纪的情形，现代科技和公众意见角色加重使得
一切状态更岌岌可危。连独裁国家都能诉诸来自外国的危机，以外在
威胁取代国内要求民主的共识，借此吸引民众支持。欧洲诸国的合并
使国际舞台的参与者数目变少，也削弱了运用外交联合取代本身力量
部署的能力，而维护法统的共识崩溃更使道德自制力受到侵蚀。
尽管美国憎恶均势思想的历史由来已久，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
策却又加以运用。美国有史以来首次参与国际体系，而且还是当中的
首强，尽管身为军事超强国，却不能再如前人般恣意施为，因为在这
个年代，军力与意识形态不再有助于遂行帝国主义野心。至于美国目
前还占有军事优势的核武器，也将朝着可用军力相等的方向发展（许
多国家都握有核武器）。
因此，美国愈来愈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有如19世纪欧洲的世界
中，二者有诸多相似之处。我们可以指望世界衍生出一个很像梅特涅
体系的东西，也就是以共识来强化均势局面，而当今世上，这种共识
的价值观就是民主。
然而梅特涅不必建立自己的法统以营造共识，当时，法统大体上
已经存在了。而在当今的世界中，民主却是很不普及的制度，而且各
地对民主的定义也不尽相同，美国自然而然会想用精神上的共识来维
持世界局势的平衡。为了真实地面对自己，美国必定尽可能推动对全
球民主有使命感的精神共识。但是美国不敢忽略了均势的分析，因
为，当打破均衡局面时，追求精神共识反而会变成自行溃败的行为。
如果不可能以法统建立梅特涅式的体系，美国就得学习在均势体
系中运作的方式，不管今昔之间的均势有多么不同。19世纪的时候，
世界上有两种均势体系模式：一种是不列颠模式，以帕默斯顿与迪斯
累里为代表；另一种就是俾斯麦模式。不列颠模式是等均势局面遭到
威胁的时候才行动，主事者几乎都居于弱势。而俾斯麦的方法则是尽
可能多方面建立亲密的国际关系，建立重叠的联盟体系，并运用有效
的影响力以缓和交锋各方的诉求，以前述手段防范反对均势的挑战。
奇怪的是，美国在两次大战期间和德国有过（不快）经验的情况
下，俾斯麦式的操纵均势，却和美国处理国际关系的传统方法可能更
如出一辙（译按：憎恶均势、不喜德国，却又处处借鉴）。帕默斯顿
与迪斯累里均势方法，需要各方不生事端的自制，以及在面对威胁时
毫不让步的使命感。所谓均势，几乎完全是在评估争端与威胁。美国
终将发现，要引导各国远离是非或威武不屈是相当难办到的事，更不
用想直截了当以武力介入国际事务。
俾斯麦后来的政策寻求以事先防范来抑制各方势力，方式是用不
同国家集团间的共同目标来建立某些共识。而在一个互相依赖的世界
中，美国发现要实现大英帝国式的光荣孤立实在很难，要建立一个周
密且照应到世界每个部分的安全体系更是不可能。最有可能、最有建
设性的解决之道，就是建立许多部分重叠的联盟体系，有些着眼于安
全，有的专注于经济关系。美国所面临的挑战，将是以美国人的价值
观衍生出目标，同时能以此目标统合不同群体。
不论采取何种模式，在19世纪结束之前，两种外交政策手段都
盛况不再。大英帝国由于与风险隔离，不再感到自己的能耐足以支配
局面；而俾斯麦被一位没有耐性的新国王解除官职，这位君王为自己
设定了一个不自量力的任务，想改进一位外交宗师的政策。在这过程
中，均势状态变得僵化，欧洲朝着更加破败的大灾难发展，因为没有
人相信均势可能达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