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节制的德、俄两国
到20世纪末期，曾维护和平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欧洲协调已名存
实亡。欧洲列强盲目地投入两极化的对抗，最后也像50年后的冷战
期间一样形成两大阵营。不过其间有一重要的差别。在核武器时代，
避免战争可谓外交政策的目标之一，甚至可说是唯一的主要目标。而
在20世纪初年，仍有可能一声令下战争就此爆发。事实上当时有些
欧洲思想家还认为，偶尔流流血可以改善国家的体质，如此天真的假
说在一次世界大战时被残酷地打破。
多年来史学家一直在辩论谁应为一次大战的爆发负责。但我们举
不出是任何单一国家导致如此疯狂地迈向毁灭。欧洲所有主要国家都
有其短视与不负责任之处，而且想法很天真，这是在它们一手造成的
那场大灾难深植于欧洲人共同的记忆中之后，再也无法恢复的。帕斯
卡尔( Pascal)在《思想录》(Pensees)中的警语说：“吾人受自设障
碍所蒙蔽，陷入深渊仍不自知。”
要归咎的因素很多。欧洲国家把均势扭转为武器竞赛，却未能意
识到现代科技与大规模征兵，已使爆发全面性战争成为国家安全以及
整个欧洲文明最大的威胁。不过各国对一战的爆发虽均难辞其咎，但
完全失去节制的当属德、俄两国。
在德国统一的整个过程中，有关均势会受到什么影响未曾引起太
多注意。前后两百年间德国一直是欧洲战事的受害者而非发动者。30
年战争时，德国人死伤的人数估计高达总人口的30%，18世纪各王
朝间决定性的战役与拿破仑战争的决定性战役多半都战于德国的土
地上。
因此统一后的德国几乎无可避免地要努力防止这类悲剧再发生。
但新德国不见得非要把它当做主要是军事问题来看待不可，俾斯麦之
后的德国外交家也不是非得以霸气来执行外交政策才达得到目的。因
为腓特烈大帝时代的普鲁士虽是列强中最弱的一国，但统一后的德国
很快便一跃而成为第一，也因此令邻国十分不安。所以德国若想参与
欧洲协调，就必须在外交政策上格外地自制。可惜自俾斯麦去职后德
国最欠缺的就是节制。
德国政治家之所以如此沉迷于赤裸裸的实力，乃因为跟其他民族
国家比起来，德国缺乏团结全国上下的思想架构。形成西欧其他现代
民族国家的各种理想，没有一种见于俾斯麦擘画下的德国，没有英国
所强调的传统自由，法国大革命所标榜的全民自由，甚至看不到奥地
利的主张天下一家的善意帝国主义思想。严格说来，俾斯麦一手建立
的德国根本不符合民族国家的理念，因为他刻意将奥地利的德国人排
除在外。他的德国只是范畴加大的普鲁士，是别有用心的图谋，主要
目的是为增加普鲁士本身的实力。
缺少思想基础是德国外交政策漫无目标的罪魁祸首。多年来一直
是欧洲主战场的惨痛记忆，在德国人民心中种下了极度的不安全感。
俾斯麦所建立的帝国现在虽是欧陆第一强国，德国领袖们始终有一种
模糊的被威胁感，这表现在整军经武与好战的言论上。且军方参谋人
员总是以全部的邻国同时进攻作为战备的依据。为准备应对这最坏的
假想状况，他们反而弄假成真。因为德国若有实力足以同时击败所有
邻国的攻势，则压倒个别国家必然易如反掌。这些邻国眼见德国重兵
压境，自然会结合在一起互求保护，于是德国原意在求安全的做法反
造成不安全。
或许采取明智且节制的政策可延迟甚至改变即将到来的恶果。但
俾斯麦的后继者抛弃了他的收敛作风，越来越追求纯粹的实力，就如
同一句他们常挂在嘴边的话：德国要做欧洲外交的铁锤，而非处于挨
打的铁砧。德国仿佛已耗尽太多力量投入国家的统一，以致无暇思考
建国的目标何在。帝制时代的德国始终没有一个清晰的国家利益概
念。随一时情绪摇摆且对外交气氛极度缺乏敏感度，使俾斯麦之后的
德国领袖既蛮横又优柔寡断，将国家先是带向孤立，继而走向战争。
俾斯麦曾极力压抑德国实力的展现，利用他复杂的同盟大局约束
众多的盟国，以避免各国间潜在的不和演变成战争。俾斯麦的后继者
对如此复杂的情势缺乏耐心与敏锐感。德皇威廉一世于1888年驾崩
后，其子腓特烈（其崇尚自由主义曾令俾斯麦忧心不已）仅在位98天
便因喉癌而辞世，由腓特烈之子威廉二世继位，这位君主的言行令人
颇感不安，欧洲最强国家的统治者岂可如此不成熟又反复无常。心理
学家曾解释他之所以会如此反复又粗暴，是因为天生有一只手臂畸形
的补偿心理，普鲁士皇室尚武传统浓厚，因此这对他而言是极大的打
击。这位好显威风的年轻皇帝在1890年罢黜了被视为功高震主的俾
斯麦。从此威廉二世的外交便成为欧洲和平的关键。丘吉尔曾讽刺但
传神地描绘出这位皇帝：
“只知昂首阔步，装腔作势，将手中之剑耍得嘎嘎作响。
他只想有拿破仑的威风，不想象拿破仑一样上战场。他绝对
是输人不输阵。假设是个火山口，至少也要冒得出烟来。他
正是如此，白昼远观是一团云雾，晚上是一团火光：久而久
之旁观者必定心生恐惧，而亟思团结以求自保。而在种种矫
揉造作、虚张声势之后，却是个极其平庸、虚有其表但大体
而言没有恶意，又想成为腓特烈大帝第二的人。…
威廉二世最渴望的是国际间承认德国的重要地位尤其是实力。他
企图推行他与幕僚人员所称的全球政策( Weltpolitik)，却从未深究这
个全球政策的定义为何，与德国的国家利益又有何关系。空有口号没
有理论基础：以狂妄的言词掩饰内在的空洞；以大言不惭模糊内心的
胆怯与缺乏方向感。好大喜功却优柔寡断反映出德国两个世代的本位
主义。即便德国的政策不是如此不智且不负责任，要使德国这个巨人
融入当时的国际架构中仍是相当艰巨的工程。更何况德皇的个性与德
国内政体制相激励的结果，根本无法产生明智负责的政策，反而是任
性而为，适得其反，使德国素来所恐惧的后果弄假成真。
俾斯麦去职后20年间德国居然促成了化敌为友、化友为敌的180
度大反转。1898年时英法几乎为埃及而开战。英俄反目几乎一直是影
响19世纪国际关系的要素之一。英国也时而想要找寻对抗俄罗斯的
盟友，先试着找过德国，最后是找到日本。谁也想不到英、法、俄有
一天会站在同一阵线上。但十年后德国强势威胁性外交的后果正是如
此。
俾斯麦种种的操控手法虽复杂，但从未逾越传统均势的范围。他
的后继者却显然对均势怀有戒心，也从未能认识到德国越是扩大其实
力，越会鼓励欧洲均势体系下不可避免的反德同盟及武器竞赛的生
成。
对于其他国家不愿与已是欧洲第一强国且有独霸可能的国家结
盟，德国领袖深感憎恶。他们似乎认为要采取高压的做法，才最能够
让邻邦认清其实力之不足和与德国结盟的好处。但这种贬抑别人的做
法却收到反效果。俾斯麦之后的德国领袖为求国家绝对安全，反使欧
洲其他各国均感到绝对不安全，几近于自然而然地形成与德国相抗衡
的同盟。要取得霸权没有外交捷径，唯有诉诸战争，这个道理俾斯麦
之后德国见识浅短的领袖觉悟得太晚，以致一场世界性大战已不可
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德国帝制时期，被视为和平主要威胁的多半
是俄国而非德国。先是帕默斯顿后有迪斯累里，都深信俄罗斯图谋伸
入埃及和印度。到1913年时德国领袖同样恐惧于惨遭俄罗斯铁蹄的
征服，而且其恐惧感之强烈，对促使他们于一年后决定强迫各国作致
命性摊牌影响颇大。
其实担心俄国想建立一个欧洲帝国并没有确切的证据。德军情报
单位宣称有证据证明俄罗斯正计划发动战争，这既不可信也无关紧
要。当时两个同盟的国家都沉醉于铁路与军事动员计划等新技术，也
不断进行与当时国际争端规模不相称的战备活动。正因为如此积极的
备战却找不出明确的目标，这种行为便被解释为反映着庞大但暖昧的
野心。颇具代表性的是1900—1909年任德国首相的比洛(Prince von
Bulow)，他赞同腓特烈大帝的观点：“普鲁士众邻邦中，以俄帝之实
力及位置最为危险。”
历来欧洲对俄罗斯的广大疆域与锲而不舍的扩张总感到忐忑不
安。欧洲各国都在以威胁或反威胁手法扩大本身的版图，而俄罗斯仿
佛是不得已非有一套特立独行的扩张规律，唯有部署更强大的武力，
且通常要通过战争始能加以制止。在无数次危机中，俄罗斯经常都看
似很有希望达成合理的解决，获得比实际结果更好的安排。可是它总
是宁冒战败的风险也不肯妥协。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1875—1878
年的巴尔干战争及1904年日俄战争前夕，情形皆是如此。
有一种解释是说俄罗斯因横跨欧亚两洲，因此有这类倾向。在西
方俄罗斯是欧洲协调的一部分，参与复杂的均势运作。但即使如此，
在需求未能获得满足时，俄国领袖对尊重均势往往仍显得不耐烦而且
好发动战争，例如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前奏，巴尔干战争，及
1885年俄国与保加利亚几乎开战都是如此。在中亚俄罗斯面对的是弱
小的诸侯国，均势原则便不适用；在西伯利亚，俄罗斯则如同美国开
拓地广人稀的美洲一般通行无阻，直到遇上日本。
在欧洲的会议桌上，俄罗斯听得进去以均势为主的意见，但不见
得一定遵守其准则。欧洲各国虽一向认为土耳其及巴尔干的命运应由
欧洲协调来决定，但俄罗斯一定是企图以片面武力方式解决这个问
题，如1829年的亚得里亚那堡条约（Treaty of Adrianople）、1833年
安吉阿尔一斯凯莱西条约( Treaty of Unkiar Skelessi)、1853年与土耳
其冲突、1875、1878及1885年的巴尔干战争。俄罗斯认为欧洲应该
只管西方的事，一旦欧洲望向东方它便有所不满。同样的问题又于二
次大战结束后重演，西方盟国主张东欧的命运关系到欧洲的整体，斯
大林却坚持东欧，尤其是波兰，属苏联的范围，其未来应与西欧民主
国家无关。斯大林也像过往的沙皇一般独断独行，以致西方势必形成
某种军事联盟以对抗俄军的推进，解除俄罗斯对邻国的压制。在二次
大战战后，经过一代的时间这个历史模式又重新现身。
俄罗斯向外扩张很少知道有所节制。一旦受阻它便满怀悲愤，暂
时隐忍，伺机报复，在19世纪大半是对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后是
对奥地利，，在柏林会议后是对德国，在冷战期间则是对美国。在后苏
联时期，当新俄罗斯完全吸收了解体所带来的震撼后，它会对其历史
帝国的崩溃如何反应，仍有待观察。
在亚洲，俄罗斯的使命感更是不受政治或地理障碍所约束。整个
18世纪及19世纪的大部分俄罗斯在亚洲都是独自行动。它是第一个
与日本打交道的欧洲强国，也是第一个与中国签订条约的国家。俄国
未耗费太多殖民人力，未派出太多军队，便完成在亚洲的扩张，因此
与欧洲列强不起冲突。偶尔与中国发生摩擦也不很严重。中国为了借
俄罗斯协助其以夷制夷，在18及19世纪将大片大片的领土让给俄
国，开启一连串的“不平等条约”，遭到此后的历届中国政府尤其是
共产党政府一致谴责。
俄罗斯对亚洲领土的胃口随着每一次的斩获越来越大，似已成了
一种模式。1903年沙皇亲信也是俄国财政大臣维特( Serge Witte)，
在呈尼古拉二世的奏折中说：
“以中俄接壤之广及吾国极其有利之条件，俄罗斯吸收
极大部分之中国乃迟早之事。”
俄国领袖对亚洲的态度与对奥斯曼帝国一样，主张远东属它本身
的事，其他国家无权插手。俄罗斯全方位的扩张有时是同时进行，但
较常见的是此起彼落，看哪个方向所冒的风险最小，就向哪边进发。
帝俄时代的决策机构反映出俄罗斯的双重性格。俄国外务部
( Foreign Office)属枢密院(Chancery)，其独立自主的官员立场基本
上以西方为重。这些官员多为波罗的海地区的德裔，他们把俄罗斯看
成是欧洲国家，所拟定的政策也以在欧洲协调下执行为前提。但枢密
院的角色有同样独立的亚洲部( Asiatic Department)分庭抗礼，负责
对奥斯曼帝国、巴尔干及远东的政策。换言之，俄国实际上是全方位
的扩张。
亚洲部与枢密院不同，不认为自己与欧洲协调有关，反而它视欧
洲各国为其图谋的阻碍而予以忽视，并尽可能地设法通过片面的条约
或战争，不理会欧洲，以遂行其目标。由于欧洲各国坚持有关巴尔干
及奥斯曼帝国的问题必须协调解决，冲突便在所难免，俄罗斯对于来
自被它视为多事的欧洲列强的阻挠则深感愤愤不平。
既为防御，又为进攻，使俄罗斯的扩张企图总是暖昧不明，因而
也引起西方对俄国真正的意图辩论不休，一直延续到苏俄时期。俄罗
斯的目的何在始终令人参不透的原因之一是，俄国政府总是更近似于
18世纪的专制政府，即使是共产党时期亦不例外，而不像是20世纪
的超级强国。不论是帝俄或苏俄时代，俄罗斯从未出过伟大的外交首
长。历任外相或外长都与涅塞尔罗德( Nesselrode)、哥尔查科夫、吉
尔斯( Nikolai Giers)、兰姆斯多夫(Lamsdorff)，甚至葛罗米柯
( Gromyko)等人一样，聪明才干不在话下，但都缺乏擘画长远政策的
实权。他们不过是善变又易于受干扰的专制君主的仆人，必须与相互
排斥的诸多内政问题相竞争以争取君王的重视。帝俄时期没有俾斯
麦、索尔兹伯里或罗斯福一类的人物，也就是没有对外交事务握有整
体执行权力的外交大臣。
即使是强势的沙皇在位，以俄罗斯的专制决策体系，也难以形成
一贯的外交政策。一旦沙皇找到可信赖的外相，往往会一直留任到极
高龄时也不换人，涅塞尔罗德、哥尔查科夫与吉尔斯都是如此。19世
纪的大半便是这三人包办的。这些人即使年事已高在外国政治家眼中
仍十分被看重，认为是在圣彼得堡唯一值得会晤的人，因为他们是唯
一能面见沙皇的大臣。其他人则受到仪节的限制几乎见不到沙皇。
更糟的是沙皇的执行权经常与其自认的帝王式生活方式起冲突，
使决策过程益形复杂。例如亚历山大三世在签署再保险条约后，俄罗
斯外交的关键时刻，却立即离开圣彼得堡出巡连续四个月之久，在
1887年7—10月间，出海游玩，检阅演习，还探访丹麦的姻亲。唯一
真正的决策者远在天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岂能不出差错。而沙皇的
政策不仅随情绪而变，也极受军方煽动的民族主义所左右。军方冒险
家如在中亚的考夫曼( Kauffman)将军，对外相根本不理不睬。上一
章中提到哥尔查科夫与英国大使晤谈时，表示他对中亚一无所知，或
许真说的是实情。
到1894~1917年在位的尼古拉二世时代，俄罗斯被迫为其专制
的体制付出代价。他先是把俄国带向与日本的一场毁灭性战争，继而
又让俄国身陷于同盟的体系中，使得对德作战几乎等于势在必行。俄
罗斯的精力均投注于对外扩张，并被随之而来的对外冲突消耗殆尽，
其政治与社会结构却日趋脆弱。1905年对日战争失败应是一项警讯，
表示伟大改革家斯托雷平( Peter Stolypin)所主张的巩固内政，已是
刻不容缓的了。俄罗斯需要的是休养生息，但得到的却是一次次的对
外冒险。在亚洲受阻后，它重拾泛斯拉夫主义的梦想，转向君士坦丁
堡进发，而且这一次失去了控制。
然而，扩张到达一定程度后，不但不能增强俄罗斯的实力，反而
促成其衰弱。1849年时俄罗斯被公认为欧洲最强的国家。70年后其
王朝倾覆，本身也暂时退出了强国之列。1848~1914年间俄罗斯曾卷
入六次以上的战争（殖民战争除外），远超出其他主要强国。而每一
次的争战，除1849年干预匈牙利之外，其财政及政治上的支出都远
超出可能得到的好处。虽然一次次的冲突都弊多于利，俄罗斯仍把领
土扩张看成是强国地位的象征，对土地贪得无厌，却没有实际需要，
也消化不了。尼古拉二世的亲信维特向他保证：
“由太平洋岸迄喜马拉雅山峰，不仅亚洲甚至欧洲事务
均将在俄罗斯控制之下。”
在工业化时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对强国的地位，比在保加
利亚有个附庸国或在韩国有个保护国更为有利。
俄罗斯也有一些领袖人物如哥尔查科夫，已觉悟到这一点，因此
主张对俄罗斯而言，“领土延伸便代表弱点延长”，可惜他们的观点终
究未能缓和俄国对不断征服的痴迷。后来的共产党俄国也是因与沙皇
时期大同小异的缘故而瓦解。苏联在二次大战后若能够安于其国界之
内，与日后所谓的卫星国( satellite orbit)建立类似于与芬兰的关系，
境遇会好很多。
当中欧出现双雄——实力强又莽动的德国及疆域广又不安于现状
的俄罗斯——相持不下，即便德国与俄国交战得不到任何好处，俄罗
斯若与德国开战也毫无胜算，冲突仍恐怕在所难免。因此欧洲的和平
取决于19世纪扮演平衡角色极为称职且极有节制的一个国家。
英国的外交政策
到1890年“光荣孤立”这个名词仍可贴切地点出英国的外交政
策。英国人骄傲地自诩其国家为欧洲的“平衡之轮”，借平衡之轮的
重量可防止欧陆各国盟中出现唯我独尊的局面。而对参与这些同盟，
英国政治家的想法与美国孤立主义者一样是感到应敬而远之。但仅仅
25年后，英国却加入法国并肩对德作战，英国人成千上万地在佛兰德
斯( Flanders)泥泞的战地上捐躯。
1890～1914年英国外交政策发生显著变化。而领导英国走过这个
转变期的前半段的，居然是代表英国所有传统价值观及外交政策的一
位领导人。索尔兹伯里侯爵( Marquis)是道道地地的圈内人。他出
身历史悠久的塞西尔家族( Cecil)，其先祖自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时期起，便曾担任朝廷重臣。1901~1910年在位的英王爱
德华七世( King EdwardⅦ)，他的出身比起塞西尔家族只能算是后
进，据说他偶尔会抱怨索尔兹伯里对他说话带有纡尊降贵的语气。
索尔兹伯里崛起政坛可谓不费吹灰之力，而且是命中注定的。年
轻时在牛津基督教堂( Chris Church Oxford)受教后，他周游全国，
熟读法文，与政府领袖会面。他担任过负责印度事务的次官( Secre-
tary of State for India)后，在48岁时成为迪斯累里的外相，曾在柏林
会议上担当大任，负责大部分实际细节的谈判。迪斯累里辞世后，他
成为托利党党魁。除1892~1894年格莱斯顿最后一任任期外，索尔
兹伯里是19世纪最后15年间英国政治的主导人物。
在某些方面他所处的环境类似布什总统( George Bush)，只是他
担任国家最高领袖的时间更久。他们两人掌握政权时都正值既有的世
界正在消失中，他俩都知晓该如何应变，并留下功绩。布什的世界观
受冷战的影响，他崛起于冷战期间，却在事业最高峰时必须领导冷战
走完最后一段岁月；索尔兹伯里的成长经验则发生于帕默斯顿执政时
期，英国海外势力如日中天，英俄对立根深蒂固，但到他主政时这两
个现象都已明显露出疲态。
索尔兹伯里的政府必须面对英国相对国势已衰落的现实。其庞大
的经济实力现在已有德国可相抗衡；俄法也已加强殖民攻势，几乎在
世界各地都对大英帝国构成挑战。虽然英国仍是一等强国，但它在19
世纪中叶所享有的优越地位如今是江河日下。正如布什对他未能预见
的情势能够高明地加以应对，英国领袖在19世纪90年代也认识到必
须调整传统的政策，以适应出人意表的现实。
外表肥胖臃肿的索尔兹伯里爵士，所代表的是英国满足于现状而
非求新求变的仙人掌。“光荣孤立”这个词语就是他首创的。他明确
保证推行英国传统的政策，在海外坚定地对抗其他殖民强国，对欧陆
诸同盟，则唯有在英国面临最后选择、否则均势有失衡之虞时才会介
入。索尔兹伯里认为英国是个海岛，最理想的政策便是在海上积极进
取，对欧陆各国习以为常的同盟则保持距离。他曾直率地说过：“我
们是鱼。”
但后来他却不得不承认英国已过分扩张的帝国，在远东及近东感
受到俄罗斯的压力，在非洲感受到法国的压力。连德国也加入这场殖
民竞赛。德、法、俄虽相互在欧陆时起摩擦，但在海外一律是与英国
起冲突。因为英国不仅拥有印度、加拿大及非洲的一大部分，更基于
战略理由而坚持掌握大片大片的土地，即使不是为了要直接控制，也
是要防止其落入别个强国的手中。索尔兹伯里称此为“仿佛在土地上
加盖记号，以防万一有变时这些领土不致为其他强国所占有”。这些
地区包括波斯湾、中国、土耳其及摩洛哥。19世纪90年代英国感觉
在阿富汗、达达尼尔海峡四周及中国北方与俄罗斯，在埃及和摩洛哥
与法国备受不断的冲突所包围。
1887年的地中海协定签订后，英国间接与德、奥、意三国同盟发
生关联，希望借此使意大利与奥地利加强在北非与法国，在巴尔干与
俄罗斯相抗衡。然而事后证明地中海协定只是权宜之计。
失去了谋略大师的新德意志帝国不懂得如何掌握其机会。地缘政
治的现实需要使英国逐渐走出孤立，虽然坚持孤立传统的著作所在多
有。英国扩大参与欧陆的第一步是与德国改善关系。德国自认英、俄
都有求于我，主持决策的领袖便以为可以同时自这两国获得极大的让
步，却不明确说出究竟想要什么样的好处，也从未意识到他们可能是
在逼使英、俄走得更近。当德国提出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提议遭到拒
绝，其领袖感到愤愤不平，没多久便恼羞成怒。这与法国的作风形成
强烈对比，法国耐心地一步步求发展，等了20年才等到俄罗斯，又
等了15年才等到英国提议签署协定。俾斯麦之后的德国虽咄咄逼人，
其外交政策却非常的外行、短视，在面对自己所引起的冲突时甚至是
胆怯。
导致战争爆发的一连串外交举动
威廉二世最后导致战争爆发的一连串外交举动始于1890年，就
在他辞退俾斯麦后不久。他拒绝沙皇再延长再保险条约三年的建议。
一开始主政便拒绝俄国这个建议，德皇及其资政等于是把俾斯麦交错
的结盟体系中，可算是最要紧的一根主轴给拔掉了。这么做是出于三
个动机：一是希望让德国的政策尽可能的“简单与透明”——新任首
相卡普列威(Caprivi) -度承认，他缺少俾斯麦可同时在空中玩八个
球的能耐；二是想要向奥地利保证德奥同盟是德国的第一要务；三是
他们宁愿与英国结盟但再保险条约被视为其障碍。
这三个考虑都显示出对地缘政治的认识不足，使得威廉二世统治
下的德国一步步地陷入孤立。德国的地理位置及历史天生就充满复杂
性；没有一个“简单”的政策能顾及其众多的层面。使俾斯麦得以在
奥地利的顾虑及俄罗斯的野心之间，左右逢源达20年之久，而不致
与其中之一关系破裂或使巴尔干固有的危机加剧，所依恃的正是又与
俄国缔约又与奥国结盟而产生的暖昧。终止再保险条约正好带来相反
的状况：限制德国可作的选择，因而鼓励奥地利的冒险行为。俄罗斯
外相吉尔斯立刻便察觉这一点，他说：“由于我三国之条约（再保险
条约）终止，维也纳已自俾斯麦严苛但明智且用心良苦的桎梏中解
放。”
放弃再保险条约不但使德国失去约束奥地利的筹码，最严重的是
增加俄罗斯的焦虑。德国对奥地利的信赖在圣彼得堡眼中，被解释为
德国又重新支持奥国在巴尔干的活动。一旦德国在过去从未有重要利
益的地区，变成对俄罗斯目标的阻碍，俄国是绝对会另找可资抗衡的
援手，而法国正是求之不得。
使俄罗斯有意向法国靠拢的促因，再因德皇拒绝延长再保险条约
后不久，德英即签署殖民地协定而增强。英国自德国获得尼罗河的源
流区及东非广袤的土地，含桑给巴尔岛( Zanzibar)。德国则换来无足
轻重的一条连接西南非与赞比西河( Zambezi River)的土地，即卡普
里维地峡（Caprivi Strip），及北海中的黑尔戈兰岛(Helgoland)，据
说此岛对德国沿海的海防有某种战略价值。
这个协定中双方面都不吃亏，但它却引发了一连串的误解。英国
是把它当做解决非洲殖民问题的手段；德国却视其为签订德英同盟的
先声；俄罗斯更进一步把它解释为英国加入三国同盟的第一步。因此
俄国驻德大使斯塔尔( Baron Staal)曾如此气急败坏地回报其传统友
邦德国与宿仇英国所达成的这项协议：
“一旦因诸多利益及积极参与世上某地区之事务而结合，
其几乎必然于其他国际重大问题上亦共进退。与德之协约几
已成定局。唯有因应英格兰与三国同盟其他诸强之关系。”
俾斯麦的对反德同盟的梦魇眼看就要成真，因为再保险条约的结
束已使法俄结盟顺理成章。
德国原算计到法俄绝不可能联手，因为俄罗斯为阿尔萨斯一洛林
而战没有任何好处，法国为巴尔干的斯拉夫人而战也是同样情形。然
而事实证明这是俾斯麦之后，德国帝制时期领导阶层所犯下的众多重
大错误之一。一旦德国义无反顾地承诺与奥地利同一阵线，不论法俄
的目标多么不相同，两国即有必须结合在一起的现实需要，因为要想
达到它们各自的战略目标，其先决条件便是要击败德国或至少削弱德
国。法国是为了不打仗德国是决不会放弃阿尔萨斯一洛林而必须借重
俄国，俄罗斯则心知肚明不打败奥地利，休想接收奥匈帝国的斯拉夫
部分，而德国拒绝延长再保险条约便明白表示不会坐视俄国攻打奥
国。若无法国相助，俄罗斯绝无可能对抗德国。
在德国拒绝更新此约后不到一年，法俄便签订相互给予外交支持
的友好协约( Entente Cordiale)。俄罗斯年高德劭的外长吉尔斯曾提
出忠言，指这个协议不能解决俄国的基本问题，即俄国最主要的敌人
是英国而不是德国。法国急于摆脱俾斯麦所强加给她的孤立，便同意
在协约中加注一条，约束法国在俄英发生任何殖民冲突时，要给予俄
国外交支持。
这个反英条款对法国领袖而言，只是进一步建立必然成为反德联
盟的结盟关系，所需付出的些许代价。因此法国努力的方向是将法俄
协约延伸为军事同盟。俄国民族主义人士对此表示赞同，因这可加速
奥匈帝国的解体，但传统派却感到不安。最后接替吉尔斯的兰姆多夫
伯爵(Vladimir Lamsdorff)，在1892年2月初的日记中写道：
“彼（法国）亦企图极力怂恿我方同意，于遭第三国攻
击时联合军事行动之协议。但为何不适可而止？由于饥馑为
患、财政艰困、军备尚未完成、运输交通不便，尚有无政府
主义者死灰复燃之问题，我国亟须和平安定。”
但后来法国领袖克服了他的疑虑，要不便是沙皇否决了他的意
见。1894年两国签署军事协定，法方同意若德国攻打或德奥合攻俄
国，法国将伸出援手。俄国则在德国攻打或与意大利合攻法国时，也
会助法一臂之力。1891年的法俄协约属外交性质，若说是同时针对
英、德而来或许并不为过，然而现在这个军事协定却单独以德国为目
标。这个后世学者凯南( George Kennan)所称的“致命同盟”(1891
年法俄协约及其后1894年的军事协定)，可视为欧洲迈向战争的分水
岭。
它象征着均势的运作已开始步向终点。最适于均势运作的环境在
以下三种条件中，至少要合乎一项：一是各国都必须觉得自身享有可
视当时情况与任何国家结盟的自由。18世纪大部分时间，均势都是因
同盟关系不断调整而有所调整；在1890年前的俾斯麦时代也是如此。
其次是结盟关系固定但有另一国扮演平衡者角色，以确保不会有任一
边独占上风，法俄签约后英国仍担任平衡者，并同时受到两方面的拉
拢，便属此种情形。第三是各同盟的组合已牢不可破，也没有平衡的
第三者，但各同盟的凝聚力分散，对个别问题往往能够达成妥协或改
变结盟对象。
但若没有一项条件符合，外交便趋于僵化。国际关系变成一场游
戏，任一方之得必被视为另一方之失。军备竞赛及紧张升级势不可
免。冷战期间的情势是如此，英国加入法俄同盟而于1908年形成三
国协约后，欧洲无形中也走上这个命运。
但1891年时的国际情势与冷战期间不同，它不是因单一的危机
而产生，而是经历了15年，上述三个弹性条件才一一被破坏。三国
协约形成后均势已无用武之地。纯就实力一比高下变成了常规，不再
是特例。外交也不再是妥协的艺术。因某种危机发生而致情势失控则
只是迟早的问题。
但1891年法俄结合共同对付德国之际，德国仍抱着能与英国联
盟以资抗衡的希望，可惜威廉二世的期望却因他的莽撞冲动而落空。
1890年德英殖民协定并未导致俄国外长所担忧的军事同盟。其原因一
则是由于英国的国内政情。年迈的格莱斯顿于1892年最后再次出任
首相时，拒绝与专制的德国或奥地利结盟，伤害到德皇脆弱的自尊
心。
但德国数次试图安排英德结盟都失败的基本因素，应归咎于德国
领导阶层始终未能理解英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及德国本身真正的安全
需要。150年来英国一直拒不加入任何无限制的军事同盟。它只肯参
与两种盟约关系：有限制的军事协定，其宗旨一定是为对付有明确范
围及定义的危险；或协约式的安排，好在与他国的利益有相通之处
时，在相关的外交议题上互相合作。就某方面来说，英国对协约
( entente)的定义当然是一种障眼法，其真正的意义就是合不合作主
控权在英国。但协约也有形成道德及心理上连带的作用，并假定——
虽无法律义务——在危机时双方会共同行动。而且这可使英国不致与
法俄接近，至少使其重修旧好变得比较复杂。
但德国不接受这种非正式的程序。威廉二世坚持要达成他所说的
欧陆式同盟。他在1895年曾说：“英格兰若要盟国或援助，便须放弃
不结盟之政策，并提出欧陆式保证或条约。”但究竟何谓他所说的欧
陆式保证？英国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光荣孤立后，显然并不打算许下前
150年一直规避的长期性欧陆式承诺，尤其不会为了正迅速成为欧陆
第一强国的德国而如此。
德国为获得正式保证频频施压却适得其反，原因是它并不真正需
要这种保证，德国已强大到在欧陆所向无敌的地步，只要英国不站在
敌国或敌对同盟的一方即可。德国应该要求英国的不是联盟，而是在
欧陆一旦发生战事时保持友好中立，要达到这个目的，协约式的安排
已足够了。但德国却为了没有必要争取的保证，提供英国不想要的交
换条件（对保卫大英帝国的整体性承诺），以致使对方怀疑德国其实
是想追求全球霸权。
德国的迫不及待更加深英国的保留态度，英国开始严重怀疑德国
的判断。索尔兹伯里曾写道：
“余不愿无视于德国友人明显之焦虑。但现下不宜受其
意见所左右。其大将已去。此固更易于与其打交道，气氛亦
较融洽；但吾人不免怀念某位老者（俾斯麦）出众之洞察
力。”
在德国领导阶层肆意地结交盟国之际，国内民众则要求空前强势
的外交政策。唯有社民党( the Social Democrats)虽曾一时冷静，但
最后仍向民意低头，改而支持德国于1914年宣战。德国的领导阶级
对欧洲外交毫无经验，更不用说他们口口声声挂在嘴上的全球政策。
当年领导普鲁士登上德国盟主宝座的少壮派贵族，在两次世界大战后
尤其是在美国，被指责为引起战端的罪魁祸首。其实他们基本上是以
欧陆政策为重，对欧洲以外的事务不太关心，外交政策走火人魔不应
归咎于这个阶层。反而新兴的工业经营及专业人员阶层，才是煽起民
族主义情绪的主要推动者，而德国政治体制中却没有如英、法数百年
来所形成的机制，有国会作为激进情绪的缓冲。西方民主社会中，强
烈的民族主义风潮可通过国会获得抒发；在德国却必须经由国会以外
的压力团体。
德国虽说相当专制，其领导人却对民意极为敏感，受民族主义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