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20世纪20年代外交大势的政治家史特瑞斯曼
自威廉三世以来通行于欧洲多年的一切均势外交原则，都指向英
法应结为反德联盟，以防这个不安分的邻国再生出侵略野心。根本上
说，英法各自都比德国要弱，即使是战败的德国也一样，唯有期望联
合在一起才能制得住德国。但这个联盟始终不曾出现。英国放弃了三
个世纪以来独尊均势的外交政策特色，摇摆于表面上采取均势原则，
实际上日益倾向于集体安全原则之间，均势是针对法国而来，在集体
安全的执行上又裹足不前。法国采取的则是无可奈何的外交政策，一
会想利用凡尔赛和约延后德国的复兴，一会又敷衍了事地想与强邻修
好。因此注定要左右20世纪20年代外交大势的政治家，居然不是来
自战胜国，而是来自战败德国的史特瑞斯曼( Gustav Stresemann)。
但是在史特瑞斯曼脱颖而出之前，法国还有再一次自行寻求安全
保障不成的挫败。1922年底，眼看赔偿没有一定把握，裁军问题争论
不休，得不到英国可靠的安全保证，德苏又展开复交，法国感觉已到
忍无可忍的极限。当年战时的总统普恩加来( Raymond Poincare)继
任总理，他决定单方面执行凡尔赛和约的赔偿条款。1923年1月，法
国与比利时部队未与盟国磋商，便占领了德国的工业重镇鲁尔区。
劳合-乔治在多年后曾表示：“若没有拉巴洛会议，就不会有鲁
尔区事件。”但不可否认，若英国愿意提供安全保证，法国就不会采
取如此迫不得已的行动，占领了德国工业的大本营。而法国如果更情
愿在赔偿（及裁军问题）上妥协，或许英国会更倾向于与之结盟，虽
然当时英国的民意近乎反战，这个联盟能有多大意义是另一个问题。
法国这唯一一次单方面军事行动反而暴露出它其实已无力于自行
其是了。法国控制鲁尔区的各项工业，是为了取其钢与煤以取代德国
拒付的赔款。德国政府下令消极抵抗，并付钱给煤钢工人请他们不要
上工。这个政策虽使德国政府破产，引起恶性通货膨胀，但也使法国
无法如愿，令占领鲁尔区变成法国的重大失策。
如今法国完全孤立。美国自莱茵区撤回其占领军以示不满。英国
也大为不悦。德国看出这次盟国内部冲突是个与英国修好的机会。全
国反法国占领情绪激昂，甚至使某些德国领袖一时情急想要恢复过去
的英德联盟。这又是一个德国积习难改、常高估其选择余地的例证。
英国驻德大使阿伯依爵士( Lord d Abernon)曾提到在某次谈话中，
一位德国著名政治家又提起帝制时代德国主张与英结盟的若干理由，
还表示：“1914年的情形今日已完全改观。很明显的，正如英国在
1914年与德交战是为阻止其军队称霸欧洲，不出几年它也可能因同样
的原因与法国作战。问题在于英国是否会独力作战，还是会有盟友。”
凡有为有守的英国领袖不可能大胆到要与德国结盟。不过外相寇
松及外交部官员克劳爵士（Sir Eyre Crowe，1907年克劳备忘录起草
者），在1923年8月11日要求法国三思其在鲁尔的行为，否则未来
德法发生危机时它可能失去英国的支持。普恩加来不为所动。他不认
为英国支持法国是对法国施恩，而是有国家利益的实际需要：“倘若
发生类似1914年的情况，英国为了本身的利益，势须采取与当年相
同的行动。”
事后证明普恩加来对英国最终的抉择看法正确。但对于要多久时
间英国才会觉悟到确实面临着类似当年的危机，以及在此期间薄弱的
凡尔赛体系终于瓦解，他的估计错误。
法国在1923年秋结束占领鲁尔区。它在当地未能激起相当规模
的分离主义运动，甚至在德军依凡尔赛和约规定不得进入，因此无法
前去镇压的莱茵区都是如此。占领期间开采的煤矿也仅够支付治理这
片领土的开支。同一期间，德国则为萨克森（左派鼓动）及巴伐利亚
（右派鼓动）的暴动所苦。通货膨胀肆虐，使德国政府的施政能力都
成问题。法国对赔款金额的坚持反而因为它自身的行动而无法实现。
英法都把对方将了一军：法国执意以片面行动削弱德国，因而失
去英国的支持；英国一味要求和解，却未考虑会对均势有什么影响，
因而使法国丧失安全感。即使是解除武装后的德国，仍有力量力挫法
国单方面的行动，由此不难想见，一旦德国挣脱凡尔赛的束缚将是如
何一番景象。
20世纪20年代，每当民主国家面对僵局，各国总是抬出国际联
盟，而不肯面对地缘政治的现实。连英国参谋部都落入这个窠臼。前
一章曾引述一份文件，指德国为主要威胁并认为法国将无法有效的抵
挡，正是这份文件也脱不了当时主流思想的格局：参谋部下结论时并
未提出更高明的见解，只是建议“强化”国际联盟（无论其代表的意
义为何），“在如德国行事脱轨等情况下缔结特别的联盟”。
这个建议几乎保证会失败。国际联盟太不团结，等到德国如脱缰
野马时再缔结联盟已嫌太迟。到这个地步，德国只需要一位有眼光有
耐心的政治家，能设法去除凡尔赛和约的不平等条款，就必然能享有
比战前更有利的长期优势。
这位领袖在1923年现身，史特瑞斯曼在这一年出任外长，后任
总理。他复兴德国实力的方法即所谓的“顺应( fulfillment)”政策，
它与德国先前采取的政策完全相反，也放弃前任政府对凡尔赛和约所
采取的外交游击战。“顺应”政策是靠着利用英法对于其本身的原则
与凡尔赛条款不符，而感到于心不安。史特瑞斯曼努力让德国履行宽
限后的赔偿时间表，借以促使盟国主动解除凡尔赛和约中最苛刻的政
治与军事条款。
战败后并被外国军队局部占领的国家，原则上有两种选择。一是
向胜利国挑战，为执行和平的过程制造麻烦，希望其知难而退；一是
与胜利国合作，同时设法恢复本身实力，以待来日东山再起。这两种
策略都有风险。战败后仍想反抗，等于在最虚弱的状况下还要与人一
决雌雄；合作则可能打击民心，因为能令胜利国高兴的政策往往会令
战败国的民意无所适从。
在史特瑞斯曼之前，德国采取的是抗拒政策。对抗战术使它在鲁
尔危机期间得以占上风，但法国退出鲁尔区却一点也不能平息德国的
怨愤。令人费解均是，把阿尔萨斯与洛林归还法国并未引起议论。但
重划德国的边界，把大片领土让予波兰，却遭到民族主义者激烈的反
对。此外，有强大的民意压力要求解除对德国军力的限制。还有就是
全国近乎一致同意，盟国要求的赔偿十分荒唐。
史特瑞斯曼的想法跟民族主义者不同，他了解不论凡尔赛和约有
多么不得人心，事实上也不论他本人如何深恶痛绝，他知道自己需要
英国，也多少需要法国的协助，才能取消那些严苛的规定。拉巴洛协
定震惊西方国家，这个战术相当有用。但由于苏联太穷，无法帮助德
国经济复苏，又太孤立，在大部分外交角力中无法给予德国暗中支
持，因此德苏协定真正的影响，唯有等德国强大到足以公开挑战凡尔
赛之后才看得出来。最主要的是，恢复经济实力必须借助外国的贷
款，但在对立的气氛中德国将很难获得外援。由此可见，史特瑞斯曼
的顺应政策充分反映出他对德国政治经济复苏条件最实际的评估：
“德国基本的军事弱势点明了德国外交政策的限制、性质及方法。”
虽然顺应政策是以现实主义为出发点，但这种务实作风在一次大
战后的德国（尤其在保守派圈内），与在当年保守派政策对一次大战
爆发曾推波助澜的时代一样不多见。战争在德军仍在盟国土地上时便
告终，这使应为德国投入战争而负责的人得以避开指责，而把罪过转
嫁到继他们之后较为温和的主政者身上。劳合·乔治已预见到这个后
果，他在1918年10月26日向战时内阁谈到德国首次求和的提议：
首相表示：工业化的法国已惨遭蹂躏，德国却逃之天天。一旦我
们准备向德国本土攻去，它马上说：“我投降。”现在的问题是，我们
该不该继续像它攻击法国那样反击回去。
其他阁员觉得英国已太兵困马疲，无力于采取报复行动。外相张
伯伦( Austen Chamberlain)忧心地答道：“现下报复的代价太高了。”
劳合·乔治不幸言中，新成立的魏玛共和政府( Weimar Repub-
lic)自刚成立起，便一直受到民族主义分子的围攻，其实它所获得的
和平条件比军方总指挥部可能得到的待遇要好得多。德国这些民主新
领袖在最艰难的环境下保全了国家的实力，却得不到应有的肯定。在
政治上，减轻损害很少能获得报偿，因为很难证实如果不这么做会有
更坏的后果。
跟几十年后主导美国对中国敞开大门的是一位保守派总统一样，
唯有像史特瑞斯曼这样拥有完美保守派资历的领导人，才能在不论多
么为难的情况下，想出在外交政策上要顺应不受欢迎的凡尔赛和约。
他是啤酒批发商之子，1878年生于柏林，以认同保守、偏资产阶级思
想的国家自由党( National Liberal Party)的主张，在政坛打天下。
1917年他出任党魁。史特瑞斯曼交游广泛，爱好文学与历史，言谈间
不时对德国的经典引经据典一番。不过他早期的外交政策观点不出传
统保守主义的立场。比方说，他认为德国是受嫉妒而急于想保住龙头
地位的英国引诱，才加入战争的。
迟至1917年，史特瑞斯曼还赞成在东西两面大事征服，并吞并
英法在亚、非洲的殖民地。他也支持无限制潜艇战。就是这个大错特
错的决定促成美国参战。这样一个把凡尔赛和约称为“历史上最大骗
局”的人，居然会推行顺应政策其实不足为奇，只有不相信现实政治
能让人体会中庸之道可贵之处的人，才会觉得不可思议。
史特瑞斯曼是战后德国首位懂得善用凡尔赛和约赋予德国的地缘
政治优势的领袖，也是唯一一位懂得如此的民主领袖。他掌握到英法
关系脆弱的本质，利用它来加深这两个战时盟国的嫌隙。他也聪明地
运用英国担心德国不是法、俄对手的心理。英国政府一位分析家把德
国说成是对抗共产主义思想蔓延的利器，而他所持的理由显示出“顺
应”政策已收到成效。德国政府受到“国民议会( National Assembly)
大多数成员的支持，是真正的民主政府，有诚心尽其所能履行和约，
值得盟国明白给予支持。”若英国的支持失败，德国“目前势将倾向
于布尔什维克主义，日后则可能再恢复君主极权。”
英国赞同协助德国的理由，与美国在叶利钦( Yeltsin)时代主张
援助俄罗斯的说法，有若干相似之处。但这两个例子均未考虑到政策
“成功”会有什么后果。若顺应政策收到效果，德国会变得越来越强
大，足以威胁到欧洲的均势。同理，冷战后的国际援俄计划若达成目
标，俄国日益增加的力量可能在前俄罗斯帝国广大的沿边地带，到处
形成地缘政治的后果。
这两个事例中，主张和解的人士都抱有积极甚至颇具远见的目
标。西方民主国家愿配合史特瑞斯曼的顺应政策，确实相当明智。但
它们错在未能加强彼此间的紧密关系。顺应政策必然会促使席克特将
军预言的那一天早日到来：“我们必须恢复实力，只要一达到这个目
标，我们当然要收回所有失去的东西。”美国颇有远见地向冷战后的
俄罗斯援手；但俄罗斯的经济一旦复苏，它对邻国的压力势必升高。
这或许是值得付出的代价，但若不承认必须付出代价就不对了。
史特瑞斯曼在推行顺应政策的早期，并不在意其最终的目标为
何。不论是为获得永久的和解，还是为推翻现有的秩序，或最有可能
的是同时保留这两种可能性，他最先必须达成的是让德国摆脱有关赔
偿的争议。法国除外，所有盟国都希望让这个问题告一段落，好开始
收取部分的赔款。法国则希望跳出因占领鲁尔区而自食其果的泥沼。
史特瑞斯曼很技巧地提议，交由国际仲裁重订偿还赔款的时间
表，因为他预料国际商讨不会像法国单独行事那样难以对付。1923年
11月法国同意任命美国银行家道威斯( Charles G．Dawes)担任“公
正的仲裁者”，来降低法国的赔偿要求——这悲哀地意味着战时的联
盟已分崩离析。道威斯委员会建议减少赔款金额并分五年付清，各国
于1924年同意。
德国的逐步复兴
后来的五年中德国约付出10亿美元，但也获得约20亿美元的贷
款，大部分来自美国。事实上等于是美国在替德国付赔款，德国则利
用多出来的10亿美元进行工业现代化。法国在赔偿上决不让步，就
是为使德国无法强盛。在被迫选择要让德国衰弱还是让德国有能力偿
付赔款时，法国选择了后者，却眼看着赔款反帮助德国重建经济，最
后并得以恢复军力。
到1923年底史特瑞斯曼已可声称获得部分成功：
“我们所有的政治与外交作为，经英美两大强国刻意的
合作，意大利与其邻国（法国）的疏远，及比利时的举棋不
定，几方面加起来已形成法国终究无法抵挡的情势。”
史特瑞斯曼的估计正确。顺应政策已为法国及整个欧洲秩序带来
难解的窘境。法国的安全需要在军事上维持德国某种程度的不平等待
遇才能维持；否则德国在人力与资源上的实力均优于法国，势必会凌
驾其上。但若无公平待遇，即与欧洲其他国家相等的建军权利，那德
国决不会接受凡尔赛体系，顺应政策也会中断。顺应政策也使英国外
交官处境尴尬。英国若不答应给予德国军事平等，以作为德国履行赔
款义务的交换条件，则对方大可恢复原先的不合作态度。但给德国军
事平等又会对法国不利。英国原可与法国结盟以制衡德国，但又不愿
卷入法国与东欧的联盟，或是要为某一块波兰或捷克的领土而与德国
交战。张伯伦在1925年曾套用俾斯麦对巴尔干的评语并表示：“为了
波兰走廊，没有任何英国政府愿意或能够冒牺牲一兵一卒的危险。”
他的预言跟俾斯麦一样并未言中：英国后来确曾参战，就像20世纪
初的德国一样，而且正是为英国一向排斥的理由。
为避免两难，张伯伦在1925年想出一个主意，由英、法、比结
为有限的同盟，只保证这三国与德国的边界，它基本上是一个自西侧
反抗德国侵略的联盟。但当时史特瑞斯曼的顺应政策，已进展到他几
乎能否决盟国决议的地步。为阻止德国被当做潜在的侵略者，他宣称
没有德国参与的条约就是反德条约。
张伯伦有些相信，德国怕遭到包围是促使它在战前之好战政策的
原因之一，于是退而提出一个怪异的协定组合，想把传统盟约与新的
集体安全政策混合在一起。为保留原始提议的结盟构想，在瑞士洛迦
诺( Locarno)签订的新约保证法、比、德的边界不应受到侵略。为符
合集体安全的原则，条约中不设定任何假想敌或受害者，只保证对抗
来自任何势力对任一方向的侵略。未来开战的理由不再是针对某个国
家的侵略行为，而将起于有任何一国违反了法律规范。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战败国德国的外长史特瑞斯曼已取得主
导地位，超越了战胜国的白里安与张伯伦。以放弃对西部边界的翻案
为条件，史特瑞斯曼获得白里安与张伯伦默认，凡尔赛和约有关德东
边界的部分需要修正。德国接受其“西边”与法、比的边界，及莱茵
区永久非军事化；英、意对此安排提供保证，承诺将协助逐退不论来
自何方的越界或进入莱茵区的入侵行动。但史特瑞斯曼拒绝接受与波
兰的国界，而其他签约国也不愿提供保证。德国与东欧邻国签署仲裁
协议，保证和平解决一切争议。但英国连这样的保证也不肯为其背
书。最后德国同意加入国际联盟，从而承担了以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
端的一般性义务，理论上这也包括东面的未定界。
洛迦诺公约终于让人舒了一口气，且被誉为新世界秩序的开端。
三位外长，法国白里安、英国张伯伦、德国史特瑞斯曼，一起获诺贝
尔和平奖。但欢欣鼓舞之余，没有人注意到他们规避了真正的问题；
洛迦诺与其说为欧洲带来和平，不如说它已导向下一次的战场。
各民主国对德国正式承认其西边国界所产生的笃定感，显示出新
旧国际秩序观点混杂，造成观念混淆与失去戒心的程度。因为此一承
认所隐含的意义是，战胜国胜利后虽订立凡尔赛和约，却无法强制失
败者遵守其和平条件，德国却争取到可选择只遵守它愿意遵守的条
款。自这一层意义来说，史特瑞斯曼不肯承认德国东边的国界已代表
不祥之征兆；而英国连仲裁条约都拒绝保证，造成国际承认的欧洲国
界分为两类，一是德国接受且有其他强国作保者，二是德国不接受其
他强国也不保证者。
使情况更复杂的是，欧洲现在有三种层次的承诺存在。第一层是
传统盟约，辅以幕僚人员谈判及政治磋商的旧式运作。如今此种方式
已不流行，仅有法国与东欧新兴弱国间是此种安排，但英国拒绝加
入。一旦德国侵略东欧，法国必须在两个不情愿的选择中做一抉择：
放弃波兰与捷克，或独力抵抗德国，后者是法国自1870年以来即挥
之不去的梦魇，而且这么做的可能性亦不高。第二层是类似洛迦诺这
类的特殊保证，显然其约束力被视为低于正式的联盟，这正是为什么
它在英国下议院从不曾受到阻力的原因。最后一种便是国际联盟对集
体安全的保证，但在实际上它已被洛迦诺公约所抵消。理由是，倘若
集体安全真正可靠，则洛迦诺便属多余；若洛迦诺有其必要，那就等
于国际联盟连其主要创始会员国都保障不了。
由于洛迦诺式的保证或者是全面性集体安全的概念，都没有设定
一个假想敌，因此便无法预做军事规划。即使有可能采取协同军事行
动，虽然国际联盟时代并无这种例子，但其官僚化的运作方式，包括
调查真相及各种其他的协调过程，必然也是旷日费时。
所有这些史无前例的外交安排，令感觉备受威胁的国家益发不
安。意大利变得必须保障莱茵河沿线的边界，但过去意大利向来不把
这条河纳入国家安全的考虑。意国参与洛迦诺最主要的原因是想跻身
一流强国。一旦达到目的，就没有理由再冒实际的风险。十年后莱茵
河边界受到挑战时，它的表现充分证实这一点。在英国眼中，洛迦诺
代表首次有一主要强国，同时保证一个原本的盟国及一个刚遭击败的
敌人，而且摆出不偏不倚的姿态。
洛迦诺并不代表法、德之间的和解，只是对战争的军事结果加以
肯定。德国在西线遭到挫败，在东线却击败俄国。洛迦诺等于是承认
这两种结果，并为德国日后进攻东欧埋下祸根。
1925年洛迦诺被誉为迈向永久和平的里程碑，事实上它却为凡尔
赛国际秩序敲响了丧钟。自此之后，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差别日益
模糊，若是战胜国能因此获得更大的安全感，或战败国能够真心接受
经过修正的和平安排，则这种演变值得庆幸。可惜两者均未发生。法
国一年比一年觉得气馁，无力感日增。德国的民族主义风潮也日胜一
日。战时的盟国全都不肯负起责任——美国逃避和平规划者的角色，
英国放弃传统平衡者的角色，法国也未能担负起护卫凡尔赛和约的任
务。唯有史特瑞斯曼，一位战败国的领袖，有长期的政策，并不遗余
力地将其国家推向国际舞台的中央。
现在建立世界和平新秩序唯一的希望，全在于洛迦诺协约所带动
的激昂情绪及它所引起的期待，一如“洛迦诺精神”这句口号所展现
的，或许能克服其结构上的缺失。而且正好与威尔逊宣扬的理念相
反，促成这种新气氛的不是全世界的舆论，而是三位外长，张伯伦、
白里安及史特瑞斯曼，因他们所属的国家彼此猜忌对立才引发战争，
使和平难以巩固。
凡尔赛秩序没有地缘政治为基础，因此必须靠各国政治家的私交
来维持，这也是史无前例的。19世纪主导外交政策的是贵族，在他们
的圈子里，大家对抽象的概念有共同的认识。他们彼此多半能相处融
洽，但不会认为私人情谊能够影响他们对本身国家利益的评估。任何
协定决不会以当时“气氛”作为签署的理由，也不致为了维护某人在
位而做出让步。领袖们也不以称呼对方的名而不称姓，以向其人民显
示彼此关系之良好。
这种外交形态在一次大战后起了变化。从此将外交关系个人化的
趋势便一发不可收拾。当白里安欢迎德国加入国际联盟时，他特别强
调史特瑞斯曼的人品，史特瑞斯曼也投桃报李。同样的，因听说张伯
伦对法国有个人偏好，促使史特瑞斯曼在张伯伦于1924年继较亲德
的寇松爵士后出任外相时，加快执行其顺应政策及承认德国的西界。
奥斯汀·张伯伦系名门之后。父亲是才干过人、足智多谋的约瑟
夫·张伯伦( Joseph Chamberlain)，20世纪初时曾主张与德国结盟。
日后签订慕尼黑协定的内维尔·张伯伦( Neville Chamberlain)则是其
同父异母的兄弟。奥斯汀在数任英国联合政府中均握有极大的权力。
但他与父亲一样都未做到最高的首相位置；事实上，他也是20世纪
英国保守党唯一一位未做过首相的领袖。有一说法指他“每战必与，
每役必输”。麦克米伦首相( Harold Macmillan)对他的评语是：“此
人口才一流，但气势不足。条理分明，但不够锐利。他倍受尊敬，但
无法令人生畏。”
张伯伦主要的外交成就便是促成洛迦诺协约。他亲法的立场众所
周知，还曾说过他“像女人一般爱恋法国”的话。史特瑞斯曼害怕会
有英法同盟出现。史特瑞斯曼是基于这种顾虑乃发动最后签订洛迦诺
协约的过程。
事后看来，对欧洲疆界线双重标准的缺失便很清楚。但张伯伦认
为这已是将英国的战略承诺大为延伸，已到达英国民意能接受的底
线。英国在18世纪初之前，均是以英吉利海峡为其安全国界。整个
19世纪，这个安全界线移到了低地国家。张伯伦则试图再移向莱茵
河，但后来德国于1936年越界时，英国并未起而捍卫。至于保障波
兰，在1925年时英国政治家尚没有这种见地。
白里安则是法国第三共和的典型政治人物。他以左翼激进分子起
家，后来成为内阁中固定的一员，偶尔担任总理，多半是任外长（曾
历任14届政府的外长）。他很早便警悟到法国相对于德国的弱势，因
此认为与德国修好是法国维护长期安全的上上策。凭他个人长袖善舞
的手腕，他希望能为德国解除凡尔赛和约中最严苛的条款。
白里安这种政策在曾遭德军蹂躏的国度中不可能受欢迎。也很难
判断他这个政策是为消弭一个世纪来的仇视，还是为现实政治而不得
不如此。在危机发生时，法国人喜欢立场强硬不妥协的普恩加来，他
坚持必须严格执行凡尔赛和约。当危机演变到不可收拾时，如占领鲁
尔区之后，白里安就会再度出山。如此变换频仍的缺点就是，法国无
法有始有终地贯彻这相反两种政策中的任一种：法国已没有足够的实
力执行普恩加来的政策，但法国民意令白里安没有太多的筹码可与德
国达成永久的和解。
且不论白里安真正的动机为何，他明白法国若不主动修好，也会
在英美压力及德国日益强盛的逼迫下这么做。史特瑞斯曼虽强烈反对
凡尔赛和约，他却相信缓和与法国的紧张关系，可加速裁军条款的修
正，并成为改定德国东界的基础。
1926年9月27日，白里安与史特瑞斯曼在法国近日内瓦的侏罗
山脉( Jura Mountains)中，一个穷乡僻壤的村落施瓦希(Thoiry)会
面。当时德国刚获准加入国际联盟，白里安以一篇亲切且热忱感人的
演说表示欢迎。在此有利的气氛下，两位外长研拟出一套整体协议，
打算一劳永逸地解决战争留下的问题。法国将归还萨尔区，凡尔赛和
约要求的公民投票不会举行。法军在一年内会撤出莱茵区，盟国军委
会将退出德国。德国方面则会为萨尔区的矿产支付三亿马克，并加速
偿还对法国的赔款，实现道威斯计划。白里安等于是想以凡尔赛和约
最为德国不满的条款，来交换对法国经济复苏的援助。协议内容显示
出双方处于不平等的谈判地位。德国得到的是永久性、无法收回的好
处；而法国所获得的不过是只此一次、暂短的金钱上的收益，而且有
一些是重复德国已做过的保证。
这个协议在巴黎与柏林都遭到反对。德国民族主义者对任何形式
的遵从凡尔赛和约，不论实际条件多么有利，一定是反对到底，而白
里安则被指责抛弃了莱茵河的缓冲区。发行公债筹措德国额外的支出
也成问题。于是白里安在11月11日突然中止谈判，宣称“施瓦希构
想尽速实施的希望因技术性障碍而破灭”。
这是两次大战期间德法最后一次尝试达成全面的协议。至于即使
这个协议得以付诸实施，后来的历史是否就会大为改观，也不得而
知。因为洛迦诺式外交所引发的基本问题，即和解究竟会促使德国接
受凡尔赛国际秩序，还是会助长德国威胁这个秩序的问题，依然无
解。
洛迦诺之后，这个问题越来越难以回答。英国相信和解是唯一可
行的方式。美国也认为在道德上有义务与德国和好。战略或地缘政治
分析已不流行，各国虽对正义一词各有迥然不同的定义，却都把它挂
在嘴上。一连串肯定国际联盟一般性原则与呼吁的条约陆续出炉，部
分是出于信念，部分是出于不胜其扰，也有部分条约是出于想要逃避
地缘政治的残酷现实。
后洛迦诺时期，只见法国一步步自凡尔赛和约的安排中退却，虽
明知其不可，但在英美不断施压之下也只有一再让步。这段期间资金
不断涌入德国，大半是美国资金，加速了德国工业的现代化。专为监
督德国裁军而设立的盟国军委会于1927年裁撤，其功能转移给无法
进行履约查证的国际联盟。
德国暗中重整军备的脚步加快。早在1920年，当时的工业部长
拉塞诺就曾安慰军方，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裁撤重武器的条款，主要
只会影响到反正很快就要淘汰的武器。他指出，研发现代化武器及建
立快速制造这些武器的工业产能，不会受任何阻碍。在1926年，洛
迦诺公约获批准后不久，白里安与史特瑞斯曼正在施瓦希村会面时，
一次大战最后三年的德军总司令、刚当选德国总统的兴登堡元帅
( Marshal von Hindenburg)，在参观陆军演习时说：“今天我看到德国
军队的传统精神及战技标准，保存得完好无缺。”果真如此，则一等
德军规模所受到的限制去除，法国的安全将立即陷入危机。
等到裁军问题成为国际外交的主要课题时，这个威胁更是近在咫
尺。德国要求政治平等，处心积虑地为将来坚持军事同等待遇创造有
利的心理环境。除非能获得进一步的安全保障，法国拒绝裁军；而唯
一能够提供保障的英国，对德国东界不肯加以保证，对其西界也不愿
逾越洛迦诺公约的范围，由此可见洛迦诺公约的约束力不及盟约。
为避免、至少也要延后，德国正式平起平坐的日子，法国开始玩
起国际联盟裁军专家所爱玩的制定裁军标准的游戏。它向国联筹委会
( the League Preparatory Commission)提出一份分析报告，比较实际军
力与潜在军力，有训练的后备军人与人口趋势，现有武器与技术更新
的速度。然而这种种辛苦设计的论点都无法规避一个关键性问题，即
只要采取平等的军备标准，不论标准多么低，法国的安全都受到威
胁，因为德国有超强的动员实力。法国越是愿意接受筹委会的前提，
为自己制造的压力就越重。到最后，法国的种种运作反而主要只是加
深了英美的成见，认为法国才是妨碍裁军乃至和平的真正障碍。
法国最大的困境在于洛迦诺公约后，它已无力于将自身的想法付
诸实现，只能退而求其次地设法缓和其恐惧。法国的政策变得越来越
只能做被动的反应。这种心态表现在法国自洛迦诺公约成立后两年
内，开始构筑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此时德国仍在解除武装状
态，而东欧新兴国家的独立也有赖法国为其后盾。唯有法国利用莱茵
河非武装区为要挟，采取攻势战略，东欧才能获得救援。但马其诺防
线却显示法国打算采取守势，固守国界之内，因而使德国对东欧得以
为所欲为。法国的政治与军事策略已不再齐一步调。
失去方向的领导人往往喜借公关造势来代替方向感。为要让民众
觉得他有所作为，‘白里安利用美国参战十周年纪念的机会，于1927
年6月向华盛顿提出一个草约。根据此条约，美法两国对彼此关系将
宣示放弃战争，并同意以和平方式解决一切争端。美国国务卿凯洛格
( Frank B．Kellogg)对于这样一个宣示放弃无人畏惧的战争，又提出
人人视为当然的和平建议的文件，不知该如何回应。但1928年选举
年即将到来，令他有一番觉悟：“和平”人人爱，白里安的草约又有
不涉及任何实质后果的优点。
1928年初，国务卿凯洛格不再保持沉默，接受了这个草约。但他
比白里安更胜一筹，提议放弃战争这一条有越多国家加入越好。这个
提议令人无法拒绝的程度不下于其了无新意。1927年8月27日，排
除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巴黎协定（the Pact of Paris通称为凯洛
格一白里安协定），声势浩大地由十五国一同签订。很快地几乎世界
上所有国家都通过此协定，在20世纪30年代频频侵略他国的德、
日、意三国也包括在内。
协定才签过，各国领袖便各自有了异心。法国在其原始提议中加
入但书，承认出于自卫的战争及履行国联盟约、洛迦诺保证、所有法
国同盟盟约的战争为合法。这使一切又回到原点，因为但书中涵盖所
有想象得到的实际情况。再者，英国为保护其属国，坚持要有行动自
由。美国的保留意见更是不留余地：它主张门罗主义，自卫权利、及
各国有权自行判断自卫的条件为何。美国等于是保留了每一个可能的
漏洞，还拒绝参与任何执行巴黎协定的行动。
数月后凯洛格在参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提出令人讶异的理论，指
美国在巴黎协定下没有协助侵略受害者的义务，因为若有侵略行动，
便证明巴黎协定已失效。蒙大拿州参议员沃尔什( Walsh)问：“假设
某个国家真地破坏了此约，我们又为什么要涉入其中？”凯洛格答：
“毫无理由。”
他已将这个约定变化为一个空泛的论调，即巴黎协定只有在和平
不被破坏时才能维护和平。战争唯有在所有可预见的情形之外才会被
禁止。无怪乎布罗根(D．W. Brogan)对凯洛格一白里安协定有这样
的评语：“曾借宪法第十八修正案放弃饮酒之害的美国，邀请各国立
誓放弃战争。各国半信半疑之下，只好遵从。”
在此过程中，白里安的原始构想却被他过去的盟友转变为向法国
施压的新工具。它们据以大力主张，既然战争已被列为非法，法国就
有义务加速裁军。为彰显和好时代的来临，盟国于1928年终止占领
莱茵区，比预定计划提早五年。同时，张伯伦公开表示，以英国的立
场，只要德国不乱来，德波边界可以、事实上也应该加以修正：
“若它（德国）加入国联，并秉持友好和解的精神参与
国联事务，我本人相信，在合理的几年时间内，它会发现自
己的经济与商业支援对波兰是多么必要，其友谊在波兰是多
么受欢迎，届时不需要求助于国联，凭自己的力量它便能直
接与波兰人达成友好的协议。若德国民众与新闻界能受到节
制，少谈太多东边国界的问题，或许反而会更快获得解决。”
史特瑞斯曼很技巧地利用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一方面增加对苏联
的选择余地，一方面增加向法国要求对等军备待遇的压力。例如，他
要求能获得同意，免除德国参与国联宪章执行条款的义务（第十六
条），理由是德国没有武装，无法面对受制裁的风险。事后，他师法
俾斯麦的作风通知莫斯科，他要求豁免执行义务是因为德国不愿加入
任何反苏的联盟。
苏联明白他的暗示。在洛迦诺后不到一年，1926年4月，德苏便
在柏林签订中立条约。双方同意在另一方受攻击时保持中立；也同意
不加入任何针对另一方而来的政治结盟或经济抵制，原则上不论所牵
涉的问题为何。实质上，这意味着集体安全原则不适用于德苏两国的
相互关系。而德国又已获豁免于对其他国家采取制裁。德苏因对波兰
共同的敌意而结合，正如总理沃斯( Wirth)对驻莫斯科大使布洛克
道夫·兰泽( Ulrich von Brockdorff Rantzau)的训示：“有一件事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