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冷战似乎时机成熟
1952年3月，朝鲜战争尚未结束，斯大林已做出外交姿态要解决冷战，其理由却与遏制政策发起人的预想截然不同。这项方案不是因为他们预测的苏联制度发生变化而催生的。这位共产主义理论大师一定是眼见军事竞赛没有胜算，借此保全共产制度。的确，以他的马克思主义偏执症，斯大林怎能相信，美国动员偌大的力量只是为了防御。
斯大林的建议只字不提建立和谐的世界秩序这一套；不但不谈如何废除造成冷战的条件，他还主张互相承认美国期期以为不可的势力范围：美国以西欧为势力范围，苏联以东欧为势力范围，两者之间以统一、武装的德国作为中立缓冲国。
从此之后，历史学者和政治领袖就一直辩论不休：斯大林做此建议，西方未予接受，错失了冷战和解的大好机会；或者是斯大林只是以此狡计邀请民主国家与苏联谈判，一旦开始谈判就阻绝了德国重新武装的机会。斯大林是想诱使西方国家有所举措，而破坏其团结，或者他的确有心扭转东西日益加剧冲突的局势？
答案是，斯大林本身恐怕也不晓得他必须做多少努力，才能缓和东西方紧张局势。虽然他的方案，若是在四年前提出来，民主国家就会热切接受，但是这四年来他的种种作为，却使得别人几乎不可能测试他的诚意——的确，这已经和他的诚意如何，几乎毫不相干。因为，不管斯大林的最终意图是什么，要测试它就会使得大西洋同盟的团结产生紧张，因而失去促成和议的诱因。
不管是什么情形，善于算计的斯大林却没有考虑到一个决定性因素：他自己的阳寿。斯大林提出这项建议一年之后，就去世了。斯大林的继任人没有韧性坚持通盘谈判，也没有权势能做出进行通盘谈判要成功一定需要的全面让步。最后，和平变成可望而不可即的事物，彰显着冷战双方的思维前提迥然有别。
美国方面坚信：“法律承诺可以创造出事实”的信念，等待斯大林执行雅尔塔和波茨坦的协议。斯大林则纯然从势力均衡角度评估一项协议应否遵行，因此等待民主国家对其权利做出某种坚持，使能评估执行协议的利弊得失。在双方都互有期待而未回应的时候，斯大林就拼命抢时间，收集更多的谈判筹码，以待西方国家有具体措施，或他自身认为时机成熟可以提出苏方的具体措施。
时机似乎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成熟。美国在1947年发起马歇尔计划，并于1949年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也在西方国家支持下成立。斯大林的初步反应可谓相当蛮横，先后搞出柏林封锁、捷克政变的花样，也同意入侵南韩。不过，美国还是一步一步成功地创造出一个势力范围，涵盖世界上所有的先进工业国家。
斯大林方面也在东欧营造一个安全地带，不过这项成就不啻是延伸其薄弱的防御。身为权力算计家，他必须了解（也可能比民主国家领袖更有了解），他得到的并非真实的实力大增，这些卫星附庸可能还会消耗资源。相形之下，北约会员国和日本代表极大的工业潜能。因此，就长期趋势而言，美国势力范围占了上风。以现实政治而论，斯大林的帝国困难深重。
美国为首的集团可说是利用朝鲜战争重振军备，开发出深厚的军事实力。斯大林似乎也明白，他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挑衅，已经起了反效果。他在东欧的蛮悍、强硬政策，已经滋长了西方盟国团结的因子，并且使得德国即将重新武装。
美国战时思想认定的和谐世界，已经转变成两个武装阵营，各依事后证实毫无根据的恐惧感在行事。美国领袖在朝鲜战争时认为，苏联策略在诱使美国介入亚洲偏远国家的冲突，俾使苏联乘机进袭欧洲的盟国阵地，这可以说是过分高估了苏联的力量和斯大林的手腕。斯大林一辈子都谨小慎微、精打细算，不会孤注一掷。同时，斯大林把西方的部署解读为不是防御性质的举动，而是他一向认定，且刻意避免的摊牌行动之前奏。事实上，双方都在为没有人愿意它发生的事——直接、全面的对立挑衅做准备。
斯大林并不愿意试探他的梦魇是否真实。一旦遇上可能与美国爆发军事冲突的情况，斯大林就回避退让。杜鲁门1946年要求苏军退出伊朗的阿塞拜疆省之时，他同意撤军；1948—1949年的柏林封锁即将升级发生战争之前，他也下令停止封锁行动。现在，他热切地设法消除他一手挑起的冲突危机，象征着路线又将转变。
在这个个案上，斯大林的方法特别愚钝，因为他极力避免向敌手暴露出脆弱面，尤其是这个敌手正以实力地位为基础在做决策。他的目标是透露他希望避免冲突，又不能显示出他畏缩退让。他的借口就是若干年前经济学家叶夫吉涅·瓦嘉( Yevgenii Varga)在一本高度理论化的新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越来越稳定，因此资本主义者之间互相争战，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事。如果瓦嘉的说法成立，斯大林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采取的策略，玩弄资本主义各国，让他们互相争斗，就不再有效。资本主义者不但不再各自交战，说不定还会团结起来对付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可能性由于北约组织成立、美日结盟而令人忧心。
斯大林在1952年10月出版一篇亲笔写作的长文《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作为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指导纲领，反驳瓦嘉的论点。斯大林在这篇理论文章中，重申他在1934、1939和1946年宣布的共产主义信念，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变得更加稳定，还面临着加速恶化的危机：
“据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比起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大得多。理论上，这当然是对的。它不仅在今天，现在是对的；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也是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领袖或多或少也理解到这一点。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以对苏联作战开始，而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交战而开始。”
每当斯大林重弹旧调，大唱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无法避免、势必互相争战的老调，他的信徒了解他意在向他们担保、安慰。根据斯大林绕圈子的推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可能发生冲突，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和苏联之间的战争还不会立即爆发。斯大林的文章在此等于是训令苏联外交官员，暂勿摊牌，等待资本主义的内部冲突大大挫弱他们之后再有所举措。
1939年斯大林借由一篇声明，表露他预备与希特勒修好的讯号。斯大林现在于1952年声称，当时的分析依然正确，因为以资本主义国家战争的特性来看，资本主义相互争战的风险，比和苏联交战的危险要来得小：
“鉴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只关系到某资本主义国家比别国是否优势的问题；可是与苏联的战争，势必牵涉到资本主义本身存在与否的问题。”
这一堆高度理论的言词乃是斯大林向资本主义者放出的安抚信息，尤其对美国发讯号。实际上，他要说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必要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因为苏联毫无意图搞军事挑衅：资本主义者虽然为了“宣传”的目的，大声叫嚷苏联侵略，他们本身也不相信那是侵略，因为他们明白苏联的和平政策，也知道它不会攻击资本主义国家。换言之，资本主义者不应该误解他玩的游戏规则：斯大林要加强力量与影响，但是他不会借战争手段玩得太过火。
斯大林固然晓得做这套意识形态的声明可以满足他的同志，他也晓得资本主义对手不会轻易相信他，还得有更具体的证明才行。如果想缓和紧张局势、希望恢复玩弄让资本主义国家各自交战的旧把戏，莫斯科需要缓和一些压力，以免资本主义世界因为压力而团结（不过斯大林认为这个团结也只是假象，实则貌合神离，各有打算）。
斯大林在外交层面做出努力，1952年3月10日他以民主国家能够了解的语言，提出他所谓的“德国和平通告”。经历若干年的冲突对立、壁垒森严之后，苏联突然似乎有意要和解。斯大林指出，盟国和德国之间迄未签署和约，因而向其他三个占领国家提出一个草案，建议“召开由全体利害相关的政府出席的一个国际会议”，研商和约问题，并期于“最近的将来”能有结论。这份和平通告主张通过自由选举，成立统一、中立的德国，允许它有自己的武装部队，所有外国驻军于一年内撤出德国。
不过，这份和平通告包含太多的漏洞，即使西方国家接受德国中立这个原则，斯大林仍然可以使得协定达成遥遥无期。譬如，草案禁绝“对民主政体和维持和平不友好的组织”，若是依苏联的词语用意，这就可以包括所有西方式的政党在内，在东欧也的确就是如此。其次，一旦民主国家同意坐上谈判桌，苏联谈判代表必然是顽固的莫洛托夫或是同样难缠的人物，他也会竭尽全力松懈德国与西方的关系（苏联接受德国中立的原则，已经隐含这项利益），而且不必付出德国统一的代价。
不过，斯大林在通告中的语气和精确用词透露出他的目的超越做宣传；它似乎表露出开始谈判的意愿，是战后以来第一次苏联可能愿意付出大代价，换取紧张局势之缓和。斯大林和其平常行径不太一样，在和平通告中出现一句话，透露出可以有弹性的迹象：“苏联政府提议衡量此一草案时，已经表露它也预备就此问题考虑其他可能的方案。”
斯大林如果在四年前，也就是在柏林封锁、捷克政变和朝鲜战争之前，提出这份和平通告，它几乎必能阻止德国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确，非常有可能德国申请加入大西洋同盟的议案根本不会被考虑。因为通告中提示到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都曾主张的以谈判解决欧洲前途问题。
然而自1948年迄至通告出现这段期间，大西洋同盟已经组成，德国的再武装也开始了。作为德国重新武装的政治架构之欧洲防务共同体( European Defense Community)，也在欧洲各国会中辩论。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方面，阿登纳在国会秘密投票中以一票之差险胜（相信这关键一票即是他本人投给自己的一票），当选总理；反对党社会民主党虽然彻头彻尾是民主政党，却力主追求德国统一，不要与西方结盟。
西方领袖了解，一旦他们试探苏联的提议，所有这些提议都会被延宕；一旦延宕，可能就再也不会有新的动力。在欧洲若干国家的国会里，尤其是法国和意大利最明显，共产党拥有将近三分之一的议席——捷克政变发生前，共产党也有相同比例的实力。而且西欧各国的共产党，都热切反对一切有关大西洋和欧洲整合的措施。甚至，决{定奥地利前途的和约谈判，已经迈入第七个年头，朝鲜战争停火谈判。业已接近第二个年头。所有的民主国家彼时知道，而且在本书写作之时读者亦已知道，斯大林寻求开始谈判的目的，可能就是要破坏盟国的团结，并且巩固其卫星国附庸。
这当然是斯大林的如意算盘。然而，证据亦显示他也准备试探全面和解的机会。迹象之一就是他对西方对其和平通告回应之回复。3月25日，法、英、美三个占领国提出同样的答复，其宗旨不在开启谈判，而在中止这个讨论。他们接受德国再统一这个原则，但是不接受德国中立的构想。他们指出，统一的德国应该可以自由加入“与联合国的原则、宗旨相符的联盟”——换言之，仍然留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内。西方国家的答复也接受了自由选举的原则，但又限定条件要让德国人民即刻拥有自由集会、自由言论的权利，这两种权利极可能在选举还没举行之前，就危害到苏联对东德共产党政权的掌控。西方国家的通告目的在表达立场，立此存照，不是意在讨价还价。
斯大林又一反平常作风，立刻回答，而且口气委婉修好。甚至，对民主国家后来每一反驳，他都以同样速度立刻作答：西方国家3月25日的备忘录，他在4月9日作答；5月13日的备忘录，5月24日得到答复；7月10日的备忘录，也在8月23日得到回音。苏联每次作答，就往接纳西方的立场靠近一步。只有9月23日的备忘录，没有得到斯大林答复。此刻，斯大林已经忙着即将召开的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无暇他顾，并且毫无疑问，他暂时按兵不动，也在等候美国即将举行的总统大选的结果揭晓。
斯大林此时健康情形不理想，在党代表大会上发表简短演讲，以挑战性的意识形态语言包装和平共处的理论。紧接着党代表大会之后，斯大林在1952年12月宣布，他预备与刚当选总统的艾森豪威尔会面。他从来也没有对罗斯福、杜鲁门或丘吉尔，提议高峰会谈，一向都玩弄技巧要他们主动开口邀请。
苏联国内与此同时又恢复整肃活动，也预示着政策行将产生变化的迹象。斯大林每当要推动新政策时，对于原先用来执行另一条不同路线的属下都不会轻易信赖，即令他们像个奴隶似地奉行其指令，也不会获得信赖，尤其这个时节他特别有这种想法。斯大林认为部属另有想法乃是不忠的种子，宁可用决绝的补救方法，就是把负责执行即将被修正的政策之部属一劳永逸地摧毁掉1 1952年出现若干依循这些路线发展酝酿的迹象，过去的忠贞分子如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以及秘密警察首脑贝利亚，都成了整肃的目标。一批新面孔即将出现去执行斯大林的外交构想。
斯大林的外交攻势起码意在试探，苏联若是抛弃东德共产党政权，会有何种收获。斯大林从来未曾承认东德共产党政权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给予它的地位与其他东欧卫星国不同，准确地说是把东德当做德国统一问题认真谈判时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
斯大林可能认为谈判时机在1952年已经成熟。斯大林提议以自由选举决定德国统一，即是传递信号透露可以牺牲东德共产党政权。即使果然如西方盟国担心害怕的，共产党控制住东德的选举，西德这边人口更多也可以保证亲西方的民主政党稳胜。试如唯有斯大林一个人可以有意志力和强悍心，去驱使其力竭气衰的人民起而与民主国家抗衡，他也是唯一一个大权在握的共产党领袖，可以处理掉一个苏联附庸政府。
斯大林若是估算错误，那是因为他假定对手也在玩现实政治，和他一样冷血。就在战争刚结束那段时期，他显然认为可以恐吓对手，或至少教训对手了解，企图迫使苏联让步的代价将十分昂贵。但是他也表现出，当美方要上谈判桌时必定也会根据现有的状况衡量，不会因为过去情形而受影响。斯大林似乎认为，他不必为残害民主国家付出任何代价。
这些假设经过证明是大错特错。美国人不干现实政治这一套——起码不是斯大林所了解的这一套。就美国领袖而言，道德箴言是真实的，法律责任也有意义。斯大林或许认为可以利用柏林封锁加强他对德国问题的谈价地位，或者以此逼迫西方国家和他谈判。他也可能把朝鲜战争作为试探遏制政策的遏制界线何在的方法。但是美国人是基于原则而抵抗这些侵略行为，不是出于保卫势力范围的考虑；美国介入是为了补救普遍原则受到伤害，不是针对某一地域情势受挑衅而干预。
斯大林在1945年对美国的善意视若无睹，他在1952年也低估了这些年来他的举措已经让西方国家多么失望。到1945～1948年这段时期，美国领袖希望和苏联和解，但是从未能集合足够的压力让斯大林认真对待他们。到了1952年，斯大林总算认真对待美方的压力，可是他的恶名太昭彰，已经叫人无法信任他的诚意。因此，他们把斯大林的提议解读为：又是冷战斗争的一个伎俩。和斯大林妥协已经不在西方国家的日程表上。
斯大林挑的时机也不好。他的和平通告在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八个月提出，在职总统杜鲁门已决定不竞选连任。杜鲁门和艾奇逊面对这个极不可信的事件，鉴于没有充分时间去完成这件事，也不太倾向于和斯大林谈判。
杜鲁门政府认为，和平通告并没有切中正题。问题不在于条件如何（条件仍可调整），而是它设想的未来世界是什么模样。德国将是中立国家，又被允许武装起来，并且所有的外国军队在一年内全部撤离德国领土。这些条件真正意义是什么？“中立”的定义是什么？监督选举？监督中立？苏联是否因而在德国事务上得到永久权力可以发言讲话，甚至以监督德国中立的名义取得对德事务的否决权？外国军队应该撤退到什么地点？就西方占领军而言，答案十分清楚——事实上他们在欧洲大陆没有可以立足的基地，1950年的法国或许能够接纳一支美国大军驻留，但绝不是毫无限制、长期驻留。美国国会在苏联和美军之间建立中立的缓冲区之后，也不会同意这样的军事部署计划，美军势必得撤回美国，苏军却只需要退到波兰、德国边境，只往东后退一百英里。换言之，若是切实执行斯大林的方案，就等于是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瓦解来换取苏联撤军一百英里。
即使把撤军条款解释为苏联部队应该退回到苏联领土，还是会有新的困扰。由于这些东欧傀儡政权若无苏联驻军撑腰，没有一个能自立，或者说一旦起了民变，必须有苏联干涉弹压才能站稳。斯大林会答应即使共产政府被瓦解，苏联军队也决不再进入东欧吗？1952年的领袖想都不敢想，斯大林这个老布尔什维克会答应坐视民变而不插手。
但是杜鲁门和艾奇逊对斯大林的方案毫不热衷，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和平通告中描绘的德国长期未来，不能打动他们。因为，即使可以把德国的中立界定为永久阻断苏联干预的设计，并且也让德国具有相当的武装力量不至于听凭苏联施恩示怜，这也只不过又回复到1871年德国统一以来的欧洲两难局面而已。一个强大、统一的德国坐落在欧洲中心，纯然追求其国家利益，已经证明不符合欧洲的和平。这样一个德国将比西欧任何一国都强大，甚至比他们全都加起来还要强大。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出现了1500万新难民，来自许多德国人认为原本就是他们国土的乡里。如果在战后不久就把统一、中立的德国不再加以监督控管，会是何种情形？毕竟，这种结果将使俾斯麦蒙羞，因为这位伟大的德国政治家享有历史盛名即在于他指导德国走出旧时代。
德国领袖阿登纳和斯大林的去世
阿登纳( Lonard Adenauer) 1876年生于天主教徒为主的莱茵邦( Rhineland)。莱茵邦在维也纳和会之后才纳入普鲁士治下，传统上对由柏林发号施令的德意志帝国集权统治并不满意。阿登纳自1917年起担任科隆市长，直到1933年遭纳粹罢黜。希特勒统治时期，他完全退出政坛，一度隐居到修道院里。1945年3月，盟军挽请他复出担任科隆市长，同年底，英国占领军当局不满意他的独立作风，把他罢官。
阿登纳的外貌有若罗马皇帝的花岗岩雕像，挺直躯干，高颧骨，眼睛略斜，透露着他说不定有千余年前在莱茵邦地区游牧的匈奴人的血统。阿登纳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青年时期就培养出优雅的举止风度，反映出一种被占领国家领袖罕见的沉着肃穆气质，而被占领的德国已经没有多少成年人能记得其政绩过去可有傲人之处。
阿登纳的办公室设在威廉皇帝时期兴建的太保官( Palais Schaum-burg)内，窗帘一向低垂笼上，任何人踏进去仿佛置身于一具时间已静止的蚕茧之中。身为战败国领袖，急需带领其国民走出对过去历史的罪愆和迷惑，有勇气面对未来横逆，沉着镇定可说是最重要的特质。阿登纳以73岁高龄出任总理，好似他过去一辈子的岁月都在准备着负起这项重责大任，为他的被占领、被分裂、士气民心沉沦的社会，重新恢复自尊。
阿登纳内心的安全感得自于信仰，多于来自理性分析。他不像丘吉尔或戴高乐喜爱读书或精研历史。但是他在隐退之际花了相当长时间思索沉想；他由德国的痉挛骚动得到教诲，对面临的时代具有极为敏锐的直觉。他对与他同时代的人士之心理，尤其是弱点，洞烛在心。我记得有一次阿登纳谈到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为什么没有强劲的领袖出现时，我提到与他同时代的一位很杰出的人物，阿登纳以他高尚的风味答道：“别把精力和力量强劲混为一谈。”
阿登纳为了克服德国人骚动的激情，极力要为以极端主义、倾向罗马威权著名的德国，重新建立可靠的信誉。阿登纳年纪大，还记得俾斯麦担任首相时的施政。出生于莱茵邦虔诚天主教徒家庭的阿登纳，从来不关心现实政治这一套，即使德国已经统一，他也不以现实政治为然；他也认为德国皇帝攻略世界的夸大做法，不符合他实事求是的冷静作风。他对创建德意志帝国的青年贵族阶级，并没有特殊感情；他认为俾斯麦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德国的安全放在以操控东西局势的技术作为的基础之上。在他看来，欧洲中央的强大、自由流动的德国，对人人都构成威胁，亦牺牲了自己的安全。
阿登纳面对战争方告结束的世界乱局，认为一个被瓜分、占领，且与历史根源切断脐带的国家，若要重新掌握其未来前途，势必需要有稳定的政策。阿登纳不愿因眷恋过去，或因传统的德国对俄罗斯爱恨情仇关系，乱了他的既定路线方向。他选择无条件地站在西方阵营，即使付出延迟德国统一的代价也不惜。
阿登纳在国内的对手社会民主党，反抗纳粹的纪录可谓毫无瑕疵。他们传统上的势力基地是苏联占领地，这一部分的德国已经被迫接受共产党统治（社会民主党人曾经勇敢地反抗这一发展）。社会民主党人坚持民主政体，也对遏制政策持怀疑态度，他们重视德国统一，优先于大西洋关系。他们抵拒阿登纳的亲西方政策，乐于以承诺中立为代价追求德国国家目标之进步。（20世纪60年代中期，社会民主党改变路线：他们转而支持大西洋同盟，并于1966年与基督教民主党合组大联合政府，但仍保留较阿登纳的基督教民主党更有弹性的对东方阵营之战术。）
阿登纳不像社会民主党一样，不愿谈判中立问题，部分出于哲学原因，部分却是基于审慎的实际原因。这位高龄的总理不欲重新唤醒民族主义的激情，尤其是两个德国分治已成为事实。丘吉尔在他那篇“铁幕”演说中也曾经警告，慎防两个德国互相叫卖，由出价高的一方统一。他比其国内政敌更清楚，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一个统一、中立的德国只会在一个对德国不利的和平解决方案中出现。对这个新德国不仅会有严格的限制，也会建立某种国际控管，强大的邻国将会永远具有干预权。阿登纳认为这样默认接受臣服命运，在心理上远比德国分裂来得危险，他选择与西方站在平等、整合的地位，也要替他的国家争取尊严。
斯大林是否能够克服阿登纳和其他民主国家领袖的保留态度，推动召开一次重要的外交会谈，或者能在会议中有何种让步，我们永远无从知道。他提议召开会议的构想定然会得到丘吉尔的支持。然而，斯大林亡故使得这些猜测全都没有定论。1953年3月1日他和一群同僚看完电影分手，到3月2日清晨三时被发现躺在别墅地上，其间某一时刻，斯大林中风。他究竟在什么时候中风，没人知道，因为守卫根本不敢在指定时间之前进入他的房间。因此他很可能躺在地上好几个钟头，才被发现。斯大林的副手马林科夫、贝利亚等人守在床侧，直到三天半之后，斯大林才咽下最后一口气。医生们被招来施救，但是他们的诊治不免遭受见仁见智的批评，最后也成了整肃遭殃的对象。
斯大林的继承人比他更急盼与西方国家能够缓和紧张关系。然而，斯大林的权威、精明和毅力，以及最重要的，要采取如此复杂的路线必需的政治团结，他们都缺乏。斯大林的继承人无可避免地陷人他身后的权力竞逐战。在这场混战中，人人试图组建党羽以支持自己夺得大权，谁也承担不起对资本主义国家让步的责任。贝利亚被整肃的罪名就是这个原因。事实上，他的罪责是他知道太多内幕隐私，威胁到太多有力的同僚。他在苏共政治局会议上被捕，不久就以阴谋放弃东德的罪名处死——虽然斯大林一年前提出的和平通告，以及其后与西方多次函电往来的内容要点，也都同样指向同一方向。
根据赫鲁晓夫回忆录所述，斯大林的继承人非常担心西方会利用斯大林逝世这个机会，与共产世界大摊牌。或许是为了吓阻任何人搞政变的野心，斯大林曾一再警告左右手，一旦他撒手人寰，西方会把他们当做小丑扭断脖子。与此同时，斯大林的继承人对西方的疑心，也因彼此激烈争权而抵消掉。即使苏联新领导班子渴望自冷战中暂时缓和，每一位竞夺大权的人都知道，除非已经掌握绝对大权，在外交上稍示弹性都会致命。但是，他们对紧张局势持续下去，亦相当不放心。1946年，丘吉尔曾评论说，斯大林只想不战而享受战争的果实；1953年，斯大林的继承人想要得到紧张舒缓的果实，却不愿或不能做出让步。1946年，斯大林制造一外交死结来维持他和西方的谈判地位；1953年，他的继承人却躲到一个外交死结中，以保持互相斗争时的选择。
当政治人物要争取时间思索时，他们就提议大家来会谈。3月16日，距斯大林亡故一个多星期，担任总理的马林科夫，没有指出特定内容，但是邀请西方国家会谈：
“目前没有一种有争议的或未决的问题，不能以当事国相互协议为基础的和平方法去解决。这涵盖到我们与美国在内的全体国家的关系。”
但是马林科夫并未提出具体建议。苏联新领导班子不晓得如何达成缓解紧张局势，又只具有远低于斯大林的权威去凝铸新方案。在同一时期，新当政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于与苏联谈判的提议，忧心忡忡，也与苏联生怕向美国让步一样。
担心的原因，两方都一样——苏联和美国都对新环境害怕。两者都很难消化大战结束以来国际环境产生的变化。克里姆林宫担心放弃东德可能会使整个卫星国附庸阵营崩溃-30年之后的情况就果真如此。可是，不放弃东德，真正想要舒缓紧张却是镜中月。美国也关心一旦开启德国问题的谈判，会伤害到北约组织，实质上等于是以大西洋同盟去换得高峰会谈。西方国家是否实际上丧失了斯大林死后的大好机会
要讨论西方国家是否实际上丧失了斯大林死后的大好机会，必须先回答三个问题。大西洋同盟可否与苏联进行重大谈判而不会分裂瓦解？如果对苏联再施压，他会不会提出较有意义的方案？苏联领导阶层是否利用谈判来阻止德国再武装和西方统合，而又不用实际上放弃东德附庸或放松它对东欧的控制？
美国领袖的评估是：真正谈判的幅度极为狭窄。此说正确。中立的德国若非对人人构成威胁，就是容易招致勒索。外交上有些试验只能纸上推演，不能实际付诸实践，因为一旦实验失败，风险大到无可挽回。大西洋同盟好不容易才有的建树，岂可冒险让它付诸流水？
事实上联邦共和国保留在西方统合体系内，符合大家的利益，苏联尤其受惠最大，只是权位犹未稳定的任何一个苏联领袖，都不能承认此事。如果德国留在大西洋同盟之内，就可能要同意对沿着新国界线的军事部署施以限制（因而实质上削弱了统一后德国的军事实力）。如果全德都纳人中立区，北约组织就会受到影响，中欧会变成真空或潜在威胁。
如果民主国家预备以军事后果相威胁，或起码提高冷战程度，斯大林的继承人可能就被导引接受让统一的德国留在北约组织中（虽然多少会有若干军事限制）。丘吉尔在1951年又复出执政担任英国首相。他在斯大林犹仍健在时就有类似想法。丘吉尔的机要秘书约翰·柯维尔曾记载：
“W（Winston，指丘吉尔）好几次向我透露，他希望能对斯大林有联合行动，召开一种类似维也纳和会的会议，重新召开波茨坦会议，弄出结果。如果俄国人不合作，我们就加强冷战。”
但是西方其他领袖没人愿意冒这样的风险，或提出这样易被批评的大西洋同盟人士指为一面倒的方案。美国领袖因而停止任何重大举动，也就停止认真利用斯大林猝逝的乱局之机会，但是就另一方面而言，他们保存了大西洋同盟的团结。
僵持对峙的代价就是辩论的重心由谈判的实质内容转变成是否需要谈判。即将步人一生事业终点的丘吉尔，变成力主召开谈判的人，可是谈判内容为何他从未精确描绘过。丘吉尔一辈子都力主搞权力均衡，虽然已经年逾80，依然辛辣尖刻如常，力主召开高峰会谈。
美国领袖批评丘吉尔热衷谈判是接近老年痴呆，有失厚道。事实上，丘吉尔的立场一贯如常，在战时、在战争甫结束，甚至遏制政策初步订定之时，都主张应该和苏联谈判。（详见本书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有改变的是，这些方案提出之时的环境条件。20世纪50年代的丘吉尔从来没有明白说出他主张的全球和解具体内容是什么。在大战时期，构想基础是假定美国会撤离，甚至根本就不会在欧洲驻军，因为罗斯福一再这么说。后来，在1945—1951年担任反对党领袖时，丘吉尔显然没想到与苏联全面和解要有下列条件：一个中立、统一的德国，沿法德边境建立西方同盟体系，苏联军队撤到波、苏边界，在苏联周边国家依照芬兰模式建立政府——也就是中立、民主的政府，尊重苏联立场，但本质上可以自由追求自己的独立外交政策。
在1948年以前依照这个思路和解，也就等于把欧洲回复到历史上曾有的状态。在战时，以及战后若干年，丘吉尔可谓高瞻远瞩，领先当时的时代。如果他没在1945年大选中失败，交出政权，说不定可以给兴起的冷战一个新方向——假设美国及其他盟国愿意冒险实行丘吉尔策略的重点：不惜与苏联对立的风险。
可是，到了1952年，丘吉尔设想中的和解已经几近不可能了。除非爆发政治大地震。阿登纳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他所创建的联邦共和国在1949年以前可以说是几近不可想象。丘吉尔在1944年之后所设想的世界大局，就要求联邦共和国中止与西方的统合，并作为一个不受约束的民族国家，回到先前的状态。在1945年，于东欧建立芬兰式的政权等于是回归到常态。到了1952年，这已经无法通过谈判去建立，只能由于苏联崩溃或重大冲突才能产生。甚至，这个大冲突可能是因德国统一这个议题而起——可是，没有一个西欧国家预备在大战结束没几年，就替一个战败的敌国冒险出头。
假如大西洋同盟是一个能够执行统合政策的单一国家，它可能就会按照丘吉尔的构想采取全面和解的外交做法。问题是1952年的大西洋同盟太脆弱，经不起这样的豪赌。美国两大政党产生的总统都没有选择，只好痛苦地静待苏联回心转意。
艾森豪威尔的新国务卿约翰·佛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认定东西冲突是一个道德议题，极力避免就任何问题谈判，除非苏联制度发生重大转变——因此，与英国长久以来的观点迥然不同。英国有史以来就没有空间说，它只和友善、意识形态相仿佛的国家谈判。英国在其国力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没有享有像美国的安全空间，因此它必须务实地与意识形态上的大敌国谈判，寻求共荣共存。由古至今，英国对其国家利益有相当清晰的界定，因此英国民众得以评断其政治家能干与否。英国或许偶尔会对某特定和解方案的条件有所争议，但是几乎决不会争辩应否谈判。
丘吉尔遵循英国传统，以近于永久性的谈判寻求与苏联有更宽容的共存共荣关系。另一方面，美国领袖却只想到要改变苏联的制度，而不是与苏联来交涉谈判。因此，英美之间的辩论日益演变成谈论应否要和苏联谈判，而却不谈谈判要有什么内容。1950年大选期间，丘吉尔提出在当时冷战阶段可谓革命性的点子——召开四国高峰会谈（不过，丘吉尔在这次选举又告铩羽）。他说：
“我还是不禁又想起与苏俄最高层谈判的构想。这个构想之所以有魅力是因为它代表以最大的努力来弥缝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双方各自能生活，即使不能友好亲睦，至少也不必活在冷战的仇恨之中。”
但是刚组建成立大西洋同盟的艾奇逊，认为这样操作的时机犹未成熟：
“我们由艰难的经验发现，与苏联交往的唯一方法就是制造出实力情境。当我们尽力消除所有的软弱地域之时——我们就可以与俄国人形成可行的协定。目前由我方主动要求对话，不会有何效果。”
丘吉尔要到1951年10月才又复出担任首相，他在杜鲁门总统任期所剩无多之情境下，选择不再大力推动召开高峰会议。他决定等待美国新政府上台再说。最后由他的战时老友艾森豪威尔脱颖而出，当选美国总统。在这段等候期间，他也同意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召开高峰会议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无论谁是苏联领袖，他应该都会接纳高阶层协定。1952年斯大林仍为苏联当家领袖，当年6月，丘吉尔告诉柯维尔，如果艾森豪威尔当选，他将“有另一机会借由三巨头会议来争取和平”。他认为，斯大林在世，我们会比较安全，因为他若去世，继承人势必开始争夺继承权，会有不稳迹象。
斯大林在艾森豪威尔接任总统之后不久就去世，丘吉尔主张和苏联新领袖谈判。然而，艾森豪威尔也没有比他的前任更能接受丘吉尔提出的与苏联重开谈判的构想。马林科夫在1953年3月17日有了表示，丘吉尔立刻在4月5日敦促艾森豪威尔，不要错失良机“试探马林科夫为了缓和世局紧张，愿意做到何种地步”。艾森豪威尔答复，请丘吉尔等候他预定4月16日在美国报纸编辑人学会上将发表的一篇政策声明演说。可是，艾森豪威尔在演说中等于不同意丘吉尔的假设前提。艾森豪威尔认为世局紧张如何缓和，解铃还需系铃人：朝鲜战争停火，对奥地利合约，以及“终止对中南半岛和马来亚安全的直接、间接攻击”。因此，他把中共和苏联视为一体，提出明显无法达致的条件，因为马来亚和中南半岛的情形大体上都不在苏联控制之下。（事后发展亦证明，艾森豪威尔对中苏关系的评估不确定）。艾森豪威尔说：没有必要再谈判，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刻，不必空口多话。
丘吉尔有机会先读到艾森豪威尔的演讲稿，深为忧心春蕾因之霜冻而死。丘吉尔仍然不死心，建议波茨坦会议三大国，美、英、苏举行会谈，不过可由丘吉尔和刚刚重新担任苏联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先举行预备会议。丘吉尔诉诸他在战时与莫洛托夫建立的旧谊，并附上他致艾森豪威尔信函中所附的邀请函草稿，对莫洛托夫说：
“我们可以重叙战时旧谊，而且可以和马林科夫先生及贵国其他领袖会晤。当然我不认为我们可以解决攸关世局现实的任何严重议题。我也应当表明，我不预期在这个非正式会谈中能有何重大决定，只不过盼望能恢复我们之间轻松、友善的基础。”
然而，艾森豪威尔却认定，召开高峰会议等于是对苏联做了危险的让步。多少有点试探意味，他重申要求苏联先符合若干先决条件：
“我在4月25日致阁下函件中表达，我们不必操之过急，也不应让我们国内认为，国家、政府首脑的会谈迫使我们仓促做出主动行动。”
丘吉尔虽然不以为然，但他认识到英国对美国依赖太深，使得他不能在华府有这么强烈看法的问题上，任性地做出主动提议。在没有跟马林科夫直接沟通的情况下，他又再次试探，向英国众议院透露他愿意在私下晤谈时，对这位苏联新任总理表达什么意见和主张。1953年5月11日，他说明他的分析为何和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不同：美国领袖害怕会伤害到大西洋同盟的团结，以及德国的再武装，丘吉尔却更不欲伤害到苏联境内一项更有利的演变：
“如果想要达成国际政策整体解决的自然欲望，会伤害到俄国境内可能发生的自发、健全的演进，则未免太可惜了。我认为俄国国内若干声明和明显气氛改变，比外在出现的迹象重要多了。我很焦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员的外交政策丝毫未触及到俄国人情感上的深刻发展。”
丘吉尔在斯大林撒手人寰之前力促谈判，是因为他认为斯大林是最能履行承诺的苏联领袖。现在丘吉尔主张召开高峰会议，以便维持住斯大林死后产生的充满希望的机会。换言之，不论苏联内部发生何种事故，或者谁掌控苏联权力结构，都有必要谈判。丘吉尔认为，召开最高阶层的会议，可以替未来的谈判定下原则和方向：
“这项会议不应受制于笨拙、僵硬的议程，或陷入技术上细枝末节的迷宫中，也不应受到一群专家和官员激烈争斗的大场面的影响。这项会议应该尽可能限于最少数的国家和人员参与。它或许不会获致式的协定，但或许与会人士有一种共同感觉，他们可能不必撕破脸乱斗，而能有些较好的表现。”
但是，丘吉尔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各国领袖如何表达他们不搞集体自杀的决定？丘吉尔提出的唯一具体建议，就是签订一项类似1925年洛迦诺公约的协定。当时，德国和法国都承认彼此的疆界，英国也分别向德、法保证，一旦受到另一方侵略，将与被侵略者站在同一边（详见本书第十一章）。
这并不是一个好例证。洛迦诺公约只持续了10年，而且从未解决过任何一项危机。英国或任何国家，可以不问潜在的争端内容是什么，就借由同一场协议，同时保障一个盟国和一个大敌的边境安全，这在1925年已经是个奇怪的想法，到了30年之后意识形态冲突的时代，也不会有多大改进。谁来出面保障谁的边界，去对抗何种危险？波茨坦会议与会国家要保障欧洲所有的边界，反对所有侵略吗？如果是如此，外交就等于转了一圈，回到罗斯福总统四大警察的构想。或者是，除非波茨坦会议全体与会国家一致同意，不得有抵抗行动？如果是如此，则又不啻给苏联一张空白支票可以发动侵略，不必担心会遭到抗拒。由于西方与苏联彼此都把对方视为最主要的安全顾虑，双方又如何满意于共同保证呢？洛迦诺公约的签订是用以代替法、英成立军事同盟，也以此向英国国会和大众报告。现在，仿照洛迦诺公约成立新协定，是否就把已有的同盟关系解散？
然而，丘吉尔并未依任何谈判立场提出其主张。1953年7月1日，他驳斥克里姆林宫的政策是不可变动的这一说法；也不认为苏联是第一个不受历史腐蚀的社会。根据丘吉尔的说法，西方国家的两难是因为它既不承认苏联的卫星附庸国家，却又不愿冒战争之险去解除这些附庸。唯一的解套方法是，发起“武力的侦察”以查明新苏联的结的最佳办法就是彻底回避谈判，而制造出心理弱势——这可以他在1953年4月对白宫某位演讲稿撰稿人提出的警告中，得到证明。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