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国际关系改变
1956年同时发生两件事，彻底改变了战后国际关系的模式。苏伊士危机结束了西方盟国的天真，此后，西方盟国再也不能全然相信自己声称利益相契合这套话。与此同步，血腥弹压匈牙利起义也显示出，苏联在必要时不惜以武力去维持其势力范围，解放之语乃是空话。此后再无疑问，冷战将拖延下去，将剧烈对峙，两军将隔着欧洲中央分界线互相戒备，久久不能了结。
匈牙利的反抗苏联霸权，出自掺杂在一起的三大爆炸性因素：俄罗斯传统上的帝国主义，苏维埃的意识形态，以及匈牙利人强烈的民族主义。匈牙利可以说是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世代相传的扩张主义的受害者之一。历史上，与其接壤的邻国一旦打算采取真正独立政策时，俄罗斯皆一贯加以压制；这种作风延续到后冷战时期。但是，通常这都会肇致俄罗斯陷人大麻烦。敉平独立运动之后，俄罗斯势必在邻国维持驻军，耗费不赀，因而消耗国库却未必有助俄罗斯的安全。凯南曾说：“沙皇政府事实上是因为笨拙地蚕食吞并其欧洲部分的少数民族地区，却又无力加以消化才亡了国。”
共产党统治的苏联也重蹈覆辙。斯大林把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沙皇政府丢失的所有领土，全都收复，又借由红军占领，扶植成立苏维埃式政府而在东欧建立卫星附庸国家。沙皇时期的帝制统治已经相当复杂，在共产党统治下，这些附庸国人民除了外国控制外，还要承受经济制度之剥削，可谓雪上加霜，苦不堪言。
苏维埃式的中央计划制，经长期实践被证明让人无法容忍，即使在苏联本身亦难以落实，在附庸国家中，它一开始就带来灾祸。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捷克的生活水平可与瑞士媲美。战后，它被拉低到与整个共产阵营一样灰涩、单调、乏善可陈。波兰的工业基础与意大利相若，资源则更胜一筹，但是却沦落到与东欧国家一起均贫的地步。东德把共产制度视为无法与西德分享经济福祉的唯一障碍。东欧每个国家人民都认为，他们牺牲自我的福祉，成全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苏联霸权作为。
在苏联境内，共产主义可以本土的事物出现，在东欧国家它却毋庸置疑是强制加诸身上的事物，并且古老的国家传统也被它束缚住了。即使完全掌握了警察、大众传播媒体以及教育体系，附庸国家的共产党却自觉像是被围困的少数族群。列宁曾经撰文说，布尔什维克党人如果要遵循沙皇尼古拉一世的政策，将它们加诸邻国身上，将是愚蠢之举，但是在斯大林逝世之时，共产主义统治和专制沙皇统治的最大差别是，斯大林事实上更加残暴不仁。最后，苏联的政策也遭遇到早先困扰俄罗斯的同样问题：为了强化苏联的安全而共产化的东欧，消耗太多资源和高层的注意，以至于负担的意味大过战略利益的意味。
斯大林相信唯有由莫斯科全面、强悍地管制，才能把东欧附庸国家慑服。1948年，东欧唯一一位大体上凭借自己的努力而掌权的共产党统治者铁托，公然表明贝尔格莱德将不受莫斯科节制，走自己的路线。斯大林把南斯拉夫逐出共产情报局( Cominform)作为报复。斯大林预期他会迅速下台，不料铁托却在西方民主国家援助下熬过来；这些西方国家暂时搁置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反而恢复以旧式的均势考虑做出此一决定。
斯大林对铁托施行独立路线的反应是，恢复他强调纪律的旧办法，在所有的附庸国家搞公审，几乎稍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全都被他假司法之名义谋害灭除。就和前一个十年在莫斯科的整肃活动一样，这些人之中很少人真正搞反对运动。他们可以说全都是忠诚的共产党人，替苏联在其国家搞共产统治当工具，譬如捷克的斯兰斯基( Ru-dolf Slansky)、匈牙利的拉伊克(Laszlo Rajk)、保加利亚的柯斯托夫( Traicho Kostov)和波兰的哥穆尔卡(Wladyslaw Gomulku)。其中只有哥穆尔卡逃过一劫，没有丧生。这些人在其民众心目中都是莫斯科的工具，仍然难逃遭清算的命运，使得共产主义制度道德破产，即使少数还相信共产主义宣传的人士也不禁动摇起来。
斯大林的继承人又不敢搞这个暴君玩的镇压手段，更对是否允许苏维埃阵营里出现异端思想意见分歧。他们陷在相互矛盾的两种恐惧之中：一则是若在东欧搞镇压生怕会阻碍了亟需与西方纾缓紧张关系的动作；一则又怕若是卫星附庸国自由化，或许会导致整个共产帝国倾覆。（不过，1953年他们却没有因为担忧西方的反应，就不派坦克到东德敉平乱事。）1955年，他们决定只要东欧附庸国领导层安分地拥护共产主义，就算有民族主义思想也就罢了；他们也与铁托修好，以示新作风。1955年5月，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访问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刻意求好。然而，就跟往后每次试图改革一样，自由化必定会打开反共闸门。
赫鲁晓夫1956年2月在苏共第二十届党代表大会上演说，披露斯大林种种罪行之后，共产主义的声誉江河日下。南斯拉夫却是例外，它转而以民族主义为诉求。很快地就显现出，斯大林认为铁托主义对苏联是一大威胁，看法正确。卫星附庸国家的领袖遇上了大矛盾，想要取得民众支持，他们就必须抬出民族主义，必须以波兰、捷克或匈牙利的共产党员姿态出现，不能唯唯诺诺当克里姆林宫的傀儡。赫鲁晓夫访问贝尔格莱德以后，克里姆林宫对东欧附庸国家政权的掌控，越来越受到压力。
从头到尾，美国基本上采取消极态度。遏制理论的中心前提是，
让时间自己来拖得由东欧自己解放，不必正面去向苏联挑战。1952年
美国总统大选时，杜勒斯在《生活》上发表一篇“大胆政策”的文
章，批评这种政策太消极。杜勒斯认为，东欧国家（他称之为“被俘
国家”）已接近绝望，“因为代表自由力量的传统领袖美国，似乎专心
致志于‘遏制’和‘僵持’政策”。他呼吁美国“昭告公众，它希望
解放能出现”。
但是在实务运作上，何谓“解放”？杜勒斯太精研苏联事务，以致毫不怀疑苏联必会扑灭任何动乱。杜勒斯撰文时，毕竟斯大林还健在。因此杜勒斯明明白白反对“鼓励一系列血腥起义和报复”。杜勒斯说，他的主义是，美国的宣传和其他非军事措施鼓动以铁托模式“和平地脱离莫斯科”。
艾奇逊在铁托与莫斯科分手后支持他，是出于现实政治考虑，杜勒斯基本上拥护同一政策，则以称之为“解放”的普遍理想主义出发。在实务上，杜勒斯提出解放理论乃是企图在不增加美国风险的情况下，增加莫斯科巩固其征服成绩的成本。杜勒斯鼓励的是铁托主义，并非民主政治，他跟艾奇逊想法的差异只不过修辞上的小差异罢了。
杜勒斯的批评者指责他有解放东欧的想法，不过他实际上从未公开表达。但是，他也没有去更正这种说法。杜勒斯一直是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自由电台(Radio Liberty)等机构的主要支持者，这些机构的主要目的是东欧保持自由的原则存活，并且鼓舞民众伺机起义。自由欧洲电台的手法一点也不婉转含蓄。理论上，它的论调并不是官方立场，它支持的“解放”只是字义上那么具有好战味道。不幸的是，美国政府财务支持的机构发出的论调是“个人观点”或“官方立场”，其间区别何在，东欧自由斗士极难理解。
波兰和匈牙利的棘手问题
因此，几乎就在民主国家为苏伊士危机焦头烂额之际，苏联也在波兰和匈牙利这两个主要附庸国碰上棘手问题。
波兰先出事。6月间工业城市波兹南发生暴动，遭到镇压，造成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10月间，在过去斯大林整肃中幸免的若干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头头，决定采取波兰民族主义路线。1951年被整肃垮台的哥穆尔卡，被邀复出担任波兰共产党第一书记，并于1956年10月13日第一次出席政治局会议。1949年起就任波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且担任波兰国防部长的苏联罗科索夫斯基( Konstantin Rokoss-ovsky)元帅，遭到罢黜，结束苏联监管波兰这羞辱的一页纪录。波兰共产党发表一篇声明称，波兰今后将以“民族之路走上社会主义”；以波兰人炽热的民族主义感情和漠不关心社会主义来看，这份声明怎能让莫斯科放心？克里姆林官思考了一阵子，是否要军事干预，苏联坦克开始向主要城市推进；赫鲁晓夫也在苏共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和莫洛托夫的陪同下，于10月19日飞抵华沙。
波兰领袖并未被唬住，他们照会这位苏共总书记：他们一行不会被当做党对党的会谈，因此不会被请到共产党中央党部晤谈。苏联代表们被安置在国宾招待所贝维德宫( Belvedered Palace)下揭。
赫鲁晓夫在最后关头退却了。10月20日，苏军奉令退回他们的基地。10月22日，赫鲁晓夫支持哥穆尔卡出任波共的总书记，以交换波共新领导班子答应保持社会主义制度，并且波兰仍留在华沙公约组织里。表面的正式形式上，苏联的防卫体系维持住完整之局，实际上，一旦与西方爆发战争，波兰军队的可靠度就得仔细思量了。
苏联退让、允许波兰的民族共产主义出头，部分原因是一旦出兵弹压，必会遭到波兰3000多万人民的反抗，而且历史上波兰人抵拒俄罗斯侵凌和苏联残暴的勇气、意愿更是历历如绘。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克里姆林官在此同时也在匈牙利面临了更大的考验。
匈牙利人口900万，跟邻国一样经历苏联的侵凌压迫。20世纪40年代起，它就由正统斯大林派的拉科西( Matyas Rakosi)高压统治。20世纪30年代拉科西陷身布达佩斯监狱时，斯大林以沙皇军队1849年虏获的一面匈牙利国旗奉还给匈牙利，救他出狱。战后，拉科西随着红军回国，建立起连斯大林都自叹弗如的残暴统治体系，让许多匈牙利人痛悔当年不该放虎归山。
1953年柏林暴动平息后不久，拉科西的气数亦尽。他被召到莫斯科，贝利亚以无法比拟的斯大林式暴虐口吻告诉他，虽然匈牙利曾经被各种不同民族统治过，却从来没出过犹太人的国王，今天苏联高层领导也不能容许犹太人出头称王。取代拉科西的是纳吉( Imre Nagy)，一个知名的改革派共产党员。两年后，马林科夫在莫斯科垮台，纳吉也被黜，拉科西复出担任总理，施行严酷的共产主义正统派政策，艺术家、知识分子纷遭镇压，纳吉也遭开除党籍处理。
斯大林的继承人缺乏他的强悍顽固，纳吉不仅没被整死，他还出版一本论文，对苏联是否有权干预其他共产国家内政，提出质疑。同时，复出掌权的拉科西也没有比他从前执政时更能符合民心期待。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揭露斯大林之后，拉科西再次被黜，这回由他的亲信格罗( Erno Gero)接任。
虽然格罗宣称他是民族主义者，他却与拉科西过从太密，不能遏止全国风起云涌的爱国狂潮。10月23日，哥穆尔卡在波兰重登权位的翌日，布达佩斯方面事态也失去控制。学生分发要求改革的传单，其内容远超过波兰方面已达成的改革；这些要求包括：言论自由、拉科西等一伙接受审判、苏联部队撤退，以及纳吉复职等等。纳吉在国会广场上与大批群众见面时，他还是站在改革派共产主义者的立场，提出包括把若干民主程序导入共产主义制度之内的改革方案。他对着大失所望的群众，还要求他们信赖共产党，许诺定会执行迫切需要的改革。
但是，太迟了，匈牙利人民已经不再信赖备受忌恨的共产党能够改正过失，洗刷前愆。接下来就仿佛电影里的情节，男主角被诱导在半推半就、甚至或许不知究里之情况下，去承担他没有做选择、却命定的任务。纳吉虽是改革派，却是个一辈子忠贞顽固的共产党员，在动乱初起站到群众面前时，似乎决心要拯救共产党，就如波兰的哥穆尔卡一样。但是随着时间进展，纳吉被匈牙利人民的热情感动，转变成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neville)，一个世纪以前所说的真理之活生生的代表人：
“经验显示，一个邪恶政府最危险的时刻，往往是它开始自我改革之时。只有大智慧才能拯救，在长久高压之后决定与民更始。原来仿佛无可避免而极力忍受的苦难折磨，一旦有可能脱离，它就变成无可再忍。改革因而只是更加清晰地揭露什么还是高压，什么更难强抑忍耐。”
纳吉将为迟迟而才体会到的民主认识付出生命的代价。苏联敉平革命后，给予纳吉机会撤回早先的言论主张。他断然拒绝，因而惨遭处死，也使他在为东欧自由而牺牲的烈士神殿上赢得一席地位。
10月24日，群众示威一变而为全面革命。苏联坦克匆匆介入，立刻遭到放火焚烧，政府官署也被占领。同一天，纳吉被任命为总理，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两人也抵达匈牙利评估时局。10月28日，这两位苏联客人似乎已获致与赫鲁晓夫在华沙相同的结论，接受铁托式的匈牙利。苏联坦克开始撤离布达佩斯，可是这项动作并不能令局势如波兰那样平静下来。示威者现在的要求已上升到：建立多党制度、苏军完全撤出匈牙利，以及退出华沙公约组织。
事件发展过程中，美国政策还是那么矫揉造作，谨慎犹豫。尽管口中高唱“解放”，华府很显然没料到会爆发这场革命，它陷在两难之境，进退维谷，一方面是意欲尽可能协助革命，另一方面又怕苏联找到借口插手干预。总之，华府显示出它几无能力同步处理两项大危机。匈牙利学生、工人在街头与苏联坦克作战时，美国默不吭声。莫斯科根本没被警告，它若动武或威胁势必将危及美苏关系。
美国在10月27日曾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陈情，吁请注意“外国军队在匈牙利行动所制造的局势”。但是它的处置散漫无章，以致安理会直到11月4日才对决议案投票表决，此时苏联的干预业已发生。
自由欧洲电台却在这段空档期，以诠释美国态度自居，呼吁匈牙利人加速革命的步伐，拒绝任何妥协方案。例如，自由欧洲电台在10月29日迎接纳吉出任新任总理的播音口气不善：
“纳吉和他的支持者想要扭转特洛伊木马故事，制造出现代版剧目。他们需要停火，以便布达佩斯现在执政的政府可以长久维持地位。目前为自由而战的人士一刻也不能不注意反对他们的政府有何计划。”
10月30日：纳吉废止一党制度，并以1946年最后参加自由选举的所有民主政党之代表组织成立一个联合政府。自由欧洲电台还是不信服：
“国防部与内政部还在共产党手中，别让它继续下去，自由斗士们，别把你们的武器挂在墙上。”
自由欧洲电台的经费来自美国政府，它却有一个独立的理事会，管理人员也未曾接受政府正式指令。然而，匈牙利的自由斗士哪能分辨其中微妙：一方是美国政府，一方只是个电台。他们只晓得这电台明明是以散布“解放”政策为职责，而且杜勒斯国务卿还以支持这一政策自豪！
艾森豪威尔政府也曾几度发表意见，似乎意在向苏联表态，可是无意中，这些谈话却几乎与自由欧洲电台的广播一样煽动意味十足。10月27日，就在苏联部队似乎要撤出匈牙利首都之日，杜勒斯在德州达拉斯发表一项演说，听来好像美国希望在莫斯科不察之下，把匈牙利诱离苏联阵营。杜勒斯说：任何与莫斯科分手的东欧国家，都可以得到美国援助，而且美援“不会以这些国家采取任何特定社会形式”为条件。换言之，这些东欧国家不需要先成为民主国家，才能接受美援；只要采行铁托模式，并且退出华沙公约组织即可。杜勒斯在这段评论里还加了一句典型不自私的美国式保证，他说：美国“没有暗藏目的希望这些卫星国家独立”，也没有期望他们是“潜在的军事同盟国家”。
不料这些话弄巧成拙，即使在非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领袖听来，美国这一大堆外交辞令（诸如声明绝无暗藏目的等等）经常就是无法预测与自以为是的代表！总之，在这个节骨眼上，苏联关切的是美国的行动，而不是美国有何种动机。8年前，莫斯科否决东欧国家参加马歇尔计划，因为它认为美国的经济援助乃是一种资本主义的陷阱。杜勒斯愿意提供经济援助给退出华沙公约的国家，证实了这份诡诈。杜勒斯大谈不预备期望匈牙利转过来与西方缔结军事同盟，反过来看，岂非可以解读为出于美国自制？
就在杜勒斯对苏联谈话煽火之时，艾森豪威尔也在10月3 1日发表一项演说，可是最堪注意的是全篇演说都没有暗示到，苏联若动武镇压将会受到惩罚。艾森豪威尔可能是接受幕僚劝谏采取修好口吻，因为在前一天，苏联宣布苏联在东欧驻军的条件，话语虽模糊难明，似乎已经派兵在即。在此同时，艾森豪威尔必然已明白，苏军已经大批移动，向匈牙利各地加强部署。艾森豪威尔对苏联宽容克制，与他在同一份演说中对英、法在苏伊士事件中的行动的抨击，成为极鲜明的对比。
就匈牙利方面而言，艾森豪威尔强调，虽然美国希望终止苏联在东欧的强权，“我们当然不能借武力来执行这项政策”，因为这样做“不但违背东欧人民的最佳利益，也违背了联合国的原则”；这个事实显然自由欧洲电台以及此时正向美国求援的自由斗士都见不及此。艾森豪威尔又说，同时他将竭力“排除假恐惧，认为我们期望这些东欧国家的新政府，是潜在的军事盟国。我们绝无这种隐蔽未宣的目的。我们把他们视为友人，也纯然希望他们可以是自由友人。”
美国再次声明不具任何不可告人的动机，即使出自总统之口，克里姆林官听来也不觉得比杜勒斯国务卿所言更有说服力。苏联执行外交政策时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俄罗斯国家利益为基础，根本不能理解美国声言不具自私动机的说法。但是，苏共政治局却明白放弃使用武力这段话，将使得苏联不再有顾忌，一旦决定在东欧放手镇压，不必害怕美国介入。
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匈牙利革命时所发表的这两项正式声明，值得讽刺的是两次都在无意中煽风点火。美国担保不在东欧寻求军事同盟，却使克里姆林宫震骇，因为它听来仿佛东欧有选择可以换阵营改投美国；美国放弃用武也助长危机，是因为它使得苏联不再担心一旦红军镇压，美方会有何激烈反应。
在这个时候，布达佩斯的情势也已经失控，改革派政治领袖驾驭不了。10月20日，造反派进入共产党在首都的党部，杀死那里的首长，连纳吉的一个亲信也遇害。当天下午，纳吉宣布依照1945年民主党派联合政府的基础，成立新政府。共产党一党统治的告终，可由联合政府内出现小资产阶级小店主党( Small Holders Party)代表贝拉·柯瓦兹( Bela Kovaez)作为例证。几年前，柯瓦兹还被以叛国罪起诉哩！此外，长久以来坚决反共的象征明曾蒂大主教( CardinalMindszenty)也被释出狱，对兴奋的群众演讲。纳吉与来访的两位苏共局委员米高扬、苏斯洛夫交涉，要求苏联军队全部退出匈牙利；匈牙利出现许多政党，它们纷纷发行报纸和手抄传单。
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佯装答应纳吉，退兵之议可以谈判，飞回莫斯科，佯作准备召开下一轮谈判的事宜。10月31日晚上，《真理报》和《消息报》同时发表一份前一天正式颁布的克里姆林宫正式声明，声称：
“在华沙公约国家中驻扎外国军队，必须征得地主国和整个华沙公约组织的同意；华沙公约会员国部队要驻扎在另一会员国境内，需依据全体会员国的协定，也必须征得驻地国之同意或请求。”
根据这段话，艾森豪威尔在上述10月31日的广播演说中对苏联政府的宣告给予乐观的诠释，他说：
“如果苏联确实信守它宣布的意图去行动，全世界将可目睹在我们这个世代向正义、信赖和国际间了解所出现的最大的进展。”
苏联的声明听来好似就一般原则作说明，华府忽视了其中两项至关重要的警告：第一，暗示撤军也需要经由驻军相同的程序，这等于让苏联拥有否决权；第二，有一段话特别针对匈牙利发言，警告称苏联决不“允许”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成就”遭到放弃，必要时将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结合起来保卫它们：
“保卫人民民主匈牙利的社会主义成就，是现阶段劳工、农民、知识分子和匈牙利全体劳动人民的首要、神圣任务。苏联政府有信心，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将不会允许国外、国内反动势力来动摇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础，他们将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团结和相互援助，以保障和平与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可是，苏联声明中提到的“人民民主匈牙利”已经不再以此为国名，事实上也不再愿意保持这个国名或所谓的社会主义成就。纳吉这个有很长党龄的共产党员绝不会不了解苏联警告的意义，也不会不清楚他本人所推动的改革之冲击。纳吉此时已势同骑虎，一边是匈牙利人民的怒潮，一边是共产党盟国的责难，他既无法控制也无法引导整个浪潮的方向。匈牙利人和波兰人不一样的是，他们并不是要求共产党政权自由化，而是共产党政权的消灭；不是要求与苏联平等地平起平坐，而是要完全脱离苏联。
11月1日，在实质上已组成联合政府之后，纳吉采取了最后、无可挽回的一步，宣布匈牙利中立，并且退出华沙公约组织。这已经远远超过哥穆尔卡在波兰的作为。纳吉在匈牙利电台广播一项声明，等于是签下了他自己的死刑宣判书：
“匈牙利政府对匈牙利人民和历史负有深远责任，为表达匈牙利数百万人民齐一的意志，谨此宣告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永为中立国。
匈牙利人民以独立、平等为基础，遵循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希望与其邻国、苏联以及世界全体人类友好共存。匈牙利人民渴望不加入任何强权集团，能够巩固并进一步发展其国家革命的成就。”
同时，纳吉亦吁请联合国承认匈牙利的中立，但是他根本没有接到答复。
对于纳吉的哀婉吁求，这个所谓的世界家庭却充耳不闻，美国与英国都没有采取措施，督促联合国紧急处理纳吉的吁求。苏联更是不会因为纳吉陈情就转为温和。11月4日上午，早先几天已侵入匈牙利各地的苏联军队，毫无预警就出击，蛮横镇压匈牙利革命。卡达尔(Janos Kadar)曾受到斯大林整肃，经纳吉提拔擢升为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他在几天前精神失常，此时却随着苏联军队回到首都，组织成立了一个共产党新政府。匈牙利陆军总司令马勒德( Pal Maleter)在和匈境苏军司令员交涉苏军退出匈牙利时，遭到逮捕。逃入南斯拉夫大使馆的纳吉，得到保证准许安全离境到南斯拉夫做难民，不料一踏出大使馆就遭到逮捕。明曾蒂大主教躲进美国大使馆，一下就困在里头直到1971年。纳吉和马勒德后来都遭处死。斯大林的精神仍然活在克里姆林官。
11月4日以前，苏联部队积极部署的这段紧要关头，联合国一直忙着就苏伊士运河事件谴责英国和法国；直到4日才终于转过来注意悲剧已铸成的匈牙利。安全理事会要求苏联撤兵的决议案，立刻被苏联大使否决掉。联合国大会亦召开特别会议，通过一个类似的决议案，确认匈牙利有权要求独立，并要求派遣联合国观察员到匈牙利。这是联大这一天内通过的第二个决议案，它稍早已决议为中东事件成立一支联合国紧急部队。中东决议案是无异议一致通过，甚至英、法也赞同。匈牙利决议案则以50票赞成、8票反对、15票弃权而通过。苏联集团投下反对票，印度、南斯拉夫等不结盟国家为首者，以及每一个阿拉伯国家，都投下弃权票。中东决议案付诸实行，匈牙利决议案却被搁到一旁，没人理会。
匈牙利革命遭到残酷镇压之后，有人问起：西方国家的外交若是更坚定、更具创意，是否可能阻止或缓和这出悲剧？很显然，匈牙利境内的苏联部队在多日来已经大量增援部署。西方国家是否有力量足以阻止他们出击呢？美国政府本身首先高举解放的大旗。美国通过自由欧洲电台的宣传，制造出希望，其力量远超过杜勒斯在1952年于《生活》杂志上的文章所能预期的。当匈牙利革命一爆发，美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必定已把每个新闻记者都知道的事汇报给国务院：共产匈牙利的政治结构已在瓦解中。国务院此时人才济济，光是俄国通就有鲍林( Charles Bohlen)、汤普森(Llewellyn Thompson)、柯勒(FoyKohler)和凯南等人，可备咨询，我们很难相信国务院没有料想到苏联发动军事干预的可能性。总而言之，艾森豪威尔政府没有努力设法让苏联的干预提高代价。
匈牙利动乱时，美国口惠而实不至，空唱高调。十年来美国政策一向明明白白不愿冒战争危险去推翻共产主义对东欧的控制。但是，华府未能认真探索除了战争，还有何方法可以影响局势发展，却在华府大肆宣扬以及它实际上预备如何做两者之间造成巨大差距。美国从来没有对年轻的、没经验的匈牙利政府说明，美国的支持可以到何种限度。并且虽然渠道有许多，美国也从来没有忠告匈牙利人，如何先巩固已经争到的，然后再进一步摊牌。美国在和苏联领导人沟通时，大都依赖公开声明的方式，不料其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本意相去甚远。
美国的立场若是更坚定、更清晰些，或许将使苏联决定干预之时少些算计，至少后果也不会如此狼狈。克里姆林官可以被警告：镇压匈牙利革命将付出重大的政治、经济代价，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令东西关系陷入冰冻期。美国和联合国对匈牙利事件的立场，也可以比对苏伊士运河的反应更加一致化。不料，美国和其盟国却犹似旁观者，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民主国家没有必要为匈牙利投入战争，但是他们可以提高苏联若是弹压必须付出的政治、经济代价。实际结果是，克里姆林宫几乎不必付出代价，甚至经济上也没有负担。匈牙利事件两年多之后，尽管苏联因柏林问题发出最后通牒，英国首相麦克米伦却访问莫斯科，成为二次大战以来第一位访问苏联的英国首相；不到三年，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已在庆祝戴维营精神。
苏伊士事件使得阿拉伯国家以及印度、南斯拉夫等不结盟国家领袖，有机会抨击英国和法国。然而，当匈牙利事件发生，同样这一群国家却不肯批评苏联的行动，更不用说在联合国里发言谴责。联合国表决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事件时，两者若能扯上关系是最好。起码，美国针对英、法的措施应该可以也要求不结盟国家对苏联在匈牙利的动作，采取互惠态度。最后的结局却是，苏联在匈牙利的行动未损及它在不结盟国家中的影响力，而美国也没有因为它在苏伊士运河事件的立场，在不结盟国家中增强了影响力。
20世纪50年代所讲的不结盟集团，代表着对国际关系的一个新奇方式。当然中立国家一向都存在，他们的最大特征是外交政策消极被动。相反地，冷战时期的不结盟国家并不认为他们中立就必然事事不介入。他们组成论坛，把力量集中起来，以加强影响力，大力推动他们的议题，因而组成不结盟国家同盟。虽然他们大声抱怨国际局势紧张，却知晓如何借机得利。他们学会如何玩弄两个超级大国，让他们互斗。由于他们畏惧苏联大于畏惧美国，大体上都与共产国家站一边，不觉得需要以他们对美国严苛的道德要求，同样适用在苏联身上。
11月16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对印度国会提出他矫饰的理由，说明为何印度不赞同联合国谴责苏联在匈牙利行动的决议案。他说：事实真相还“隐晦不明”；决议案措词用字不恰当；要求由联合国监督办理自由选举乃是侵犯匈牙利主权的行为。
事实真相怎么会隐晦不明！印度完全是搞现实政治。事理很简单，印度不想放弃苏联在国际论坛上对它的支持；印度不想招苏联生气，何况中共和巴基斯坦在其边境虎视眈眈，苏联本身与印度距离也不算太远，何必为了遥远的某个欧洲国家事务，伤害到与可能供应武器的苏联的关系。
印度并不认为外交政策像是牛津大学里的辩论赛，不过它的外交官却假装他们是挑剔的听众，有权以道德标准来挑选谁是赢家选手。印度领导人曾经负笈英国受教育，熟读美国经典著述。他们综合接纳威尔逊和格莱斯顿的论调，以及迪斯累里和西奥多·罗斯福的作为。从印度的眼光来看，这样做十分允当，只要他们的对手不要因此就以为印度的论调就是它实践的指针，或认为印度的外交政策是以抽象、高妙的道德意义为主导就好。
12月18日，距匈牙利悲剧已经六个星期，杜勒斯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明美国对匈牙利革命为何有那样的反应。令人讶异的是，他又再度向苏联担保美国和平的意愿：
“我们没有意愿要以一群有敌意的国家包围住苏联，或者恢复过去所谓的缓冲地带——那种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展出来的以敌对势力包围苏联的观点。我们很清楚地陈述，在这方面我们的政策是希望促进卫星国家演变——和平演变，走向真正的独立。”
这篇谈话真叫人震骇。如果遏制政策不是以足可抵拒苏联扩张行为的力量包围住它，那么究竟遏制政策是什么？更叫人讶异的是，苏联不久前才在匈牙利施暴，同时在中东耀武扬威，杜勒斯这篇谈话已经有着道歉的口气。1957年3月13日，杜勒斯在澳洲另一次记者会中，又莽莽撞撞地总结美国的态度。这位律师出身的国务卿，以美方毫无法律责任做辩解：
“我们没有基础给予匈牙利军事援助。我们没有承诺要这么做，而且我们也不以为这么做会有助于匈牙利人民、欧洲或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
杜勒斯又失言！这并不是一个法律问题；也不是美国是否履行其承诺的问题。这是美国有没有履行它的各种声明谈话的暗示的问题。
美国既然声言在全世界有反共的大任务，无可避免就会在其原则和国家利益之间遇上鸿沟。苏伊士、匈牙利就是这种理想与现实有差距的场合。美国一直有个伟大的梦想：外交政策必须符合其箴言的普世运用原则。可是，十年来美国的决策者却为其世界领导作用的模糊性而大受挫折——必须向不完美的路线让步，让日常的外交运作得以持续下去；必须向具有不同历史经验的盟国表示尊重，注意其观点。苏伊士事件是个好机会可以弥补这个缺陷，使得政策能与原则吻合。抨击最亲密盟国，相当沉痛，却有救赎作用，重新肯定美国道德的纯洁。
下阶段的冷战坐标
匈牙利的情形又更复杂，因为它涉及以某种形式动用武力。然而美国领袖并不愿搭上美国子弟的生命，去为一个虽然触动美国人良心，却又完全与美国安全利益不相干的事情牺牲。原则是不容含糊不清或分等级有差异的。在苏伊士事件上，美国可以坚持适用其箴言的原则，因为后果如何不会有即刻的风险。在匈牙利事件上，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却默许现实政治，因为此时坚持原则说不定会有战争，甚至是核战争之虞。一旦人命攸关，政治人物就必须对人民及本人澄清，说明风险与利益之间的关系，不论他们要如何广泛地从宽界定。苏联很明显愿冒较大风险，去极力维持它在东欧的地位，相形之下美国为解放匈牙利而强出头的意愿就没那么高。我们无法逃出这个方程式。以匈牙利革命爆发前的言论来看，美国的匈牙利政策的确软弱；就利益而论，不肯冒战争之险介入，不仅是无可避免，也可谓得其宜——只不过它无法解释，为何不肯以非军事方式让苏联为了介入必须多付代价。
匈牙利和苏伊士事件摆在那儿，替下一阶段的冷战定下坐标。苏联保持住它在东欧的地位；包括美国在内的民主国家，在中东的地位则相对受挫。苏联找到绕过遏制的一条道路。就在苏联军队蹂躏布达佩斯后，战斗仍在进行中，赫鲁晓夫就出言恐吓要以导弹攻击西欧，并且邀请美国共同以军事行动在中东对付其最亲密的盟国。美国听任匈牙利在历史演进的大海中载沉载浮，美国的盟国也深深体会到本身的无能。
当时各方都还不清楚苏联与生俱来的弱点。可讽刺的是，共产党大力提倡运用武力，却使他们步人无以为继的困境。共产主义的领导人或许嘴硬不敢承认，事实却是，在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唯一一次革命，就在东方阵营内发生。长期而言，苏联如果在东欧布建芬兰式的政府，它可能会更安全、经济上也会更强大；因为它就不必为这些国家的内部稳定和经济进展承担责任。在东欧搞帝国主义，耗竭苏联资源，确实困扰了西方民主国家，却不能加强苏联实力，共产主义从来未能把它对政府和媒体的掌控，转化成使得民众接纳它。如果东欧共产党领袖不愿在苏联刀尖下俯首听命，他们就必须推行其民族主义政敌的方案。因此，经过一段血腥恐怖时期后，卡达尔逐渐走向纳吉制定出来的目标，只不过他没有主张退出华沙公约组织罢了。一个世代之后，苏联潜伏的弱点却映照出匈牙利革命乃是苏维埃制度彻底瓦解的先声。尽管发生了这个悲剧，10年之内，匈牙利发展得在国内比波兰自由，可是在外交政策上却更加依赖苏联。35年之后，在莫斯科第二波自由化运动中，苏联整个儿地对事情发展失去控制。
1956年的结果也造成另一个世代的受苦难和受压迫。虽然在历史学家眼中苏联阵营彻底崩溃之前的时段并不太长，我们却很难衡量，这个极权体制对其数不尽的受害人带来多少痛苦。在事件刚告落幕之后，莫斯科十分满意（其实她跟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都曲解了势力均衡的意义）。苏共中央政治局把这一年的事件解读为势力均衡偏于对其有利的状态，开始着手冷战以来最严重的挑衅——为柏林问题发出最后通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