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赫鲁晓夫的最后通牒：柏林危机，1958~1963.2
这种态度使得华府无可避免地逐渐与阿登纳分道扬镳。9月22日，政府方面漏出来的一则讯息清楚说出：“美国政府某权威人士今天呼吁西德，以自己利益，接受两个德国存在的‘事实”’，“这位人士说，西德‘与东德交谈’，而不是不予理会，将有更好机会达成德国再统一”。
1961年12月，邦迪再度向波恩当局担保，谈到美国“基本”目的是确使德国人民“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可以为信赖美国而遗憾”。同时，他也警告称，不能把这项担保误加诠释成为空白支票：“我们不能让德国对西方政策有否决权——也没有任何德国政治家做此要求。自由人的伙伴关系不能只以一人之需要而行动。”
事实上，这种修好的词语把彼此都消解了。由于美国和西德已宣示的立场无法调和，而且由于德国得完全仰赖美国来防卫柏林，不让波恩享有否决权，其后果不外乎下列两者之一：为一个肯尼迪政府已明说并不相信的目标，冒战争风险；或者强制波恩接受德国领袖已经拒绝的观点。前者的目标在美国国会或舆论中，不会获得支持；后者则会摧毁德国对西方的承诺，以及大西洋盟国的团结一致。
华府和波恩的关系越来越紧张。美国国务院既害怕美苏僵局，又害怕与阿登纳破裂，逡巡不前数个月，没有执行肯尼迪的命令，推动与莫斯科直接谈判——或者应该说，进行会谈却了无新意。如果赫鲁晓夫有感觉，他或许可以感觉到这是确定西方国家各种不同暗示，何者可以对其具有政治利益的良机。然而，他不仅此图，却又加高赌注，避免谈判。
在这段外交停顿、盟国内部龃龉的时期，我也以国家安全会议顾问的身份，略为涉及白宫的决策。虽然我知道当时正在辩论的议题，也知道围绕着总统身侧的种种不同流派主张，不过我个人可没有参与到最后决定。艾奇逊虽然言词刻薄，却没有失宠，此时依然担任政府体制外的顾问，不时提供意见。像艾奇逊这样力主北约同盟的传统派，根本不愿谈判。至于戴高乐和阿登纳，他们看不到新的柏林交通程序会有什么改善余地，谈判德国统一问题也恐怕只会产生激烈争辩。
我虽然敬佩阿登纳，却不相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策略可以持久。每当赫鲁晓夫有选择而动，他就可以迫使西方谈判；哪怕戴高乐也好，没有一个西方领袖能够不先向百姓说明已经竭尽一切能事犹未奏效，就直接表示必须与敌对方摊牌决战。考虑到依照苏联议程谈判的危险，我认为先发制人至关重要，可以先提出美方对德国前途的方案。如果把决定留给会议去裁定，或听任截止时限到来再匆匆决定，我真替盟国的团结担心。就程序而言，我赞同谈判；就实质而言，我比较接近阿登纳和艾奇逊的传统派立场。
我在肯尼迪时代的白宫短暂的兼职期间，有几次与阿登纳相见。这使我很痛苦地看到，柏林危机在原先亲密盟国之间产生的不信赖感之深。1958年，拙著《核武器与外交政策》 ( Nuclear Weapons andForeign Policy)出书不久，虽然我只是一个没什么名气的小教授，阿登纳邀请我前往一晤。在那次谈话中，阿登纳坚定地告诉我，千万别被共产阵营由波罗的海直抵东南亚这种表面现象唬住。他认为，中国和苏联之间无可避免，迟早会决裂。他说，他希望当中苏决裂之时，民主国家能够准备好借势运作。
我过去从来没听过这种推论，也不相信这个论点。阿登纳必定是把我吃惊的静默，当做是默示同意，因为三年后他和肯尼迪会面，谈话终结时重提中苏必将分裂之说，又提到我也有同感。稍后，我得到肯尼迪的口信，希望此后我对地缘政治有何高见，不仅要能和西德总理分享，也要能向美国总统提供。
或许由于阿登纳与肯尼迪这一席对话，我被认为与阿登纳关系不浅。白宫在1962年初要我出面向他解释肯尼迪政府的柏林政策。我奉命要向阿登纳简报美国对谈判的做法、为柏林拟订的军事应变计划，甚至特别要简报美国的核实力，我被告知：除了英国之外，这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盟国曾知其详情。
这的确是一桩艰巨的任务。我才刚开口做简报，阿登纳就打断我的话头。“他们在华府已经都告诉过我了。当时我没有动容。为什么现在他们认为我会接受呢？”我回敬他，我不是美国政府官员，我只是受命拜访他，缓和他的忧虑，他应该先听我讲完再做结论。
阿登纳当场窘住。他问我，我兼差担任白宫顾问，花掉多少时间。我告诉他，大约是25%的时间。他平静地说：“那我可以假定你告诉我75%的实情。”这句话是当着美国大使道林(Walter C．Dowl-ing)的面冒出来；照阿登纳的算式，道林大使岂非无时无刻不在说谎话？
但是即使在德、美关系陷于如此低潮时，阿登纳还是显示出诚信君子的道德风范。虽然核战略不是他最有兴趣的范围，他深为感谢华府通过我向他简报核实力，由此显示出对他的信赖。我在大约25年以前在15岁上就由德国移民到美国，不以为我的德语词汇足敷商谈核武器这类话题，因此以英语发言。我们的译员是阿登纳的一名幕僚。事隔25年，这位译员已经相当上了年纪，且已退休，他写信给我说，他曾经把那次核实力简报做成纪录，呈交给阿登纳。阿登纳的反应是，他曾经保证对简报内容保密，因此即使在档案里留下一纸谈话记录，也有违承诺。他下令把我们的那段谈话记录全部销毁。
然而，1962年4月，德、美关系还是失控。4月21日，美国有一项计划，想成立一个国际交通管理局( International Access Authority)控制进出柏林之一切交通。这个管理局将有五个西方理事（三个西方占领国，加上联邦共和国、西柏林各推一位代表）、五个东方理事（苏联、波兰、捷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东柏林各推一位代表），以及三个中立国理事（瑞典、瑞士和奥地利）。至于统一问题则由东、西德各派出等量的代表，组成一系列委员会去磋商、推动。
一点也不意外，阿登纳强烈反对成立一个交通管理局，尤其是东、西德在其中地位平等。甚至，东、西柏林都派出官员参加进来，更会削弱柏林原本已经脆弱的四国分治地位，并且更强化东德的角色。由于共产阵营的代表人数与民主国家的代表人数相同，届时三个并不强大的中立国家在苏联挟制下，岂非有了决定性的声音？阿登纳认为这是糟糕的方案。
阿登纳决心刺破水泡，采取他前所未有的措施，公开抨击他的主要盟国。1962年5月7日的记者会上，他强烈指斥国际交通管理局的构想：
“在我看来，这整个计划无法推行。你们都知道，由于东、西方代表的票数可能势均力敌，到头来，瑞典、奥地利和瑞士这三个国家就会有决定性的声音。我可要请教诸位，如果这些国家被问到他们是否喜欢这个角色，他们会给予肯定的答案吗？我可不以为会。”
为了强调他的不痛快，阿登纳特地讽刺肯尼迪政府把发展中国家置于施政优先位置的做法：
“我也反对殖民地，并且全心支持开发援助。但是我亦要求（东德）一千六百万德国人能被允许自己过自己的日子。我们应该把这一点告诉我们的友人和敌人。
这些歧见从来没获得解决。1962年7月17日，肯尼迪还对苏联新任大使多勃雷宁( Anataly Dobrynin)说：“或许还有其他议题，我们愿意再对德国人施压，譬如说，交通管理局的结构。”由于阿登纳已经公开详述他反对这个管理局的组成与功能，赫鲁晓夫应该已经知道，他把握着可以让大西洋同盟内部爆发重大危机的关键。
奇怪的是，就在苏联的成功已经在望之时，赫鲁晓夫又转变行进方向。为了把过去三年苦苦追求的突破能够毕全功于一击，赫鲁晓夫把苏联的中程导弹部署到古巴境内。他显然估算到，如果部署成功，他在迟早要进行的柏林会谈上的交涉地位，就会强大莫比。基于同样的理由，肯尼迪也不能容许苏联的战略武力深入到西半球来。肯尼迪大胆、技巧地处理古巴导弹危机，不仅迫使赫鲁晓夫撤回苏联导弹，也在这个过程中，让赫鲁晓夫的柏林外交手法仅余的可信度，彻底破灭。
赫鲁晓夫意识到他已失去所有的有利因素，于1963年1月宣布柏林墙的“成功”，已经使得为柏林问题单独达成和约一事，不再有必要。柏林危机终于过去，它整整持续了五年。整个过程里，盟国在所有最基本问题上坚守立场——虽然有许多次踌躇摇摆。就赫鲁晓夫而言，他的成就无非是垒了一堵围墙，使得不情愿被共产党统治的东德人民，无法逃出东德这个乌托邦罢了。
西方国家可谓得来全不费工夫，赫鲁晓夫竟然玩过头而失手，因为盟国已经危险到濒于瓦解的边缘。美国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两位总统任期内的立场，都是以美国传统信念为基础，美国反对以武力要挟去改变，但并不反对改变。作为学理上的表述，这是不许有例外的，前提是要有一共同理解：危机的结果要以实质去判断，不是以方法去评断。
就实质内容而言，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府内部斟酌的种种不同方案，都极具危险。它们全都有个缺陷，即是依照苏联的方向去变更现有架构。当然不可能不这么做，毕竟苏联发动这个危机也不是为了降低自己的地位。每一种交换条件的方案都是以苏联放弃它原本就不应发出的胁迫，换得东德附庸地位的提升，以及对既有的柏林交通程序之修正。阿登纳的两个梦魇，一个是东德共产政权可能得到方法可以利用柏林的脆弱性施压，另一个是在波恩对盟国的义务和其渴望国家统一的目标之间，可能会产生差距。这两者都潜伏在每一个谈判方案中。
艾奇逊对这个局势有清楚的看法，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参与创建”了战后同盟体制。1961年9月21日他致函杜鲁门，预测西方国家在柏林失败受辱，“却装出新秩序时期的政治家风范”。艾奇逊认为，如果失败不可避免，西方同盟的前途就坐视谁来为此混乱负起责任。他在1962年1月致函克莱将军说：“最好是让追随者跟着领袖而去，别让领袖跟着追随者走。谁来收拾残局？谁来受命领导，重新出发？”这是和戴高乐策略完全不同的主张。
柏林危机的过程中，德国的重点优先秩序变了。战争结束以来，阿登纳主要唯美国马首是瞻。赫鲁晓夫提出最后通牒一年之后，情势完全变了。1959年8月26日国务院有一份情报指出，阿登纳为盟国之间缺乏共识忧愁。根据这份报告，阿登纳仍然希望盟国恢复团结。但是，如果“美、英的结合显示出倾向于与赫鲁晓夫取得谅解，阿登纳将被迫把他的主要后台转向法国”。
整个柏林危机期间，赫鲁晓夫就好像一位棋手，起手势非常惊人，然后就坐下来期待对方思索再三后不战而降。研读外交记录后，我们很难了解为何赫鲁晓夫对于被提议、辩论、且经常暗示的种种谈判方案，却毫无试探动作。这些方案包括交通管理局、两个和约，以及“受保障城市”观念等等。最后，赫鲁晓夫从来没有在自己订的截止时限有所动作，或者按照种种方案让西方盟国来坐下来谈判。经过三年的最后通牒和血液凝固的可怕威胁之后，赫鲁晓夫的唯一真正“成就”就是垒了一座柏林墙，最后却成为象征苏联的柏林政策大失败的笑柄。
赫鲁晓夫陷入自己编织的罗网里，他发现不动武没有希望达成他的要求，要战他又从来没有十足的准备，可又不敢接受西方提议的和谈，怕被克里姆林宫的“鹰派”和中共责备，接受太低的让步。赫鲁晓夫乏力于引导“鸽派”走上更加强悍对峙之路，又对自己的地位太没把握，不敢对“鹰派”的要求让步，两难之下就尽量延宕不决，然后以在古巴部署导弹冀图孤注一掷。
柏林危机，加上作为高潮的古巴导弹危机，成为冷战的一个转折点，只不过当时人们未这么认为而已。如果民主国家未因内部争端而分散注意力，他们可能就能正确诠释柏林危机的意义——证明苏联潜在的弱势。到头来，赫鲁晓夫必须接受西方有个据点深入在苏联阵营里的事实，也未能达成他发动危机之初扬言的任何目标。因此，欧洲分裂为两大阵营再次获得确认，犹如匈牙利1956年革命一般。此后双方都抱怨局势，却再也不试图以武力改变版图。赫鲁晓夫在柏林、古巴两个事件上失败的最后结果是，苏联此后不再向美国直接挑战。除了1973年中东战争末期一度碰撞出火花之外。虽然苏联集结了一支庞大的远程导弹兵力，克里姆林宫从来不觉得他们可以发动直接威胁，向美国的既得权益挑战。苏联军力转到安哥拉、埃塞俄比亚、阿富汗和尼加拉瓜等发展中世界，去支持所谓的民族解放战争。苏联此后十年，未再阻碍柏林对外交通，柏林继续照原有程序与外界交通。在这期间，东德政权逐渐得到外交承认，这是出于西德的决策，且获得西德所有主要政党支持，并非由美国发起。盟国利用苏联渴望东德获得承认的心理，坚持苏联必须遵循几个先决条件：确认柏林交通程序，承认柏林四强分治地位。苏联在1971年的四方协定中正式承认这些条件。直到1989年柏林墙倾覆，德国实现统一，柏林或其对外交通都没有再受到挑战。遏制政策终于奏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