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西方联盟的概念：麦克米伦、戴高乐、艾森豪威尔与肯尼迪
大西洋共同体面临观点整合
柏林危机象征着两大势力过去近20年沿着欧洲大陆分界线的相互碰撞，进入最后的稳定期。这对峙碰撞过程的第一阶段(1945—1948年)，斯大林建立苏联势力范围，把东欧国家化为卫星附庸国家，隐藏着对西欧的威胁。第二阶段（1949~1956年），西方国家以组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对策，把他们的占领区统合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并且发起西欧整合的过程。
在整合期间，每个阵营间或都有企图打破对方势力范围的动作。但是这些计谋都没有成功。斯大林1952年提出和平通告，企图引诱联邦共和国脱离西方阵营，却铩羽而归——部分原因是斯大林去世，政策无以为继。杜勒斯的“解放”东欧策略，在1956年匈牙利革命失败中证实纯属空话。赫鲁晓夫1958年提出柏林最后通牒，代表着再一次企图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西方分化的努力。但是到最后，苏联必须罢手，尽量牢牢紧握住东德卫星政权。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苏联集中力量渗透发展中世界。结果导致欧洲两极稳定。1958年，法国大哲学家、政治学家雷蒙·阿兰( Raymond Aron)曾经这样概述这个矛盾的性质：
“欧洲现状是不正宗，或荒谬的，但是它楚河汉界、泾渭分明，人人都知道分界线在哪里，没人太害怕会有不测后果。如果在铁幕的另一边发生事故——我们一年前即经验及此——这一边可没事！因此，欧洲清清楚楚的分立，莫辨对错地被认为比起其他安排来较少危险。”
也正好就是这种稳定感，使得所谓大西洋共同体( Atlantic Com-munity)内部潜在的歧见得以浮现出来。紧接着柏林危机落幕，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法国总统戴高乐和美国总统肯尼迪，有必要整合他们关于同盟的性质、核武器的角色以及欧洲的前途等等问题彼此相异的观点。
麦克米伦：英国不再是世界强国
麦克米伦是英国第一位必须面对英国不再是世界强国的痛苦事实的首相。丘吉尔在和美国、苏联打交道时是平起平坐。即使他的地位没有反映出真实的均势情形，丘吉尔以他的才具以及英国战时的英勇奋战，能够弥补想象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当丘吉尔在二次大战刚告结束，以英国在野党领袖身份呼吁盟国与莫斯科谈判，以及1953年斯大林逝世，他又以英国首相身份主张对苏谈判，他是以一个大国发言人身份讲话。英国虽然不再是前排老大，依然能够影响其他所有国家的评估。整个苏伊士危机事件中，艾登依然以一个相当能自主的大国政府首长身份，周旋于国际间，也有能力单方面行动。到了麦克米伦面临柏林危机时，英国本身仍有能力改变超级大国战略思考的假象已经无法维持。
麦克米伦是一位温文尔雅、气质高尚的怀疑论者，代表最后一代的老式保守党人。他生长在英王爱德华时代，当时英国是全球第一霸权，英国国旗在世界每个角落都飘扬。虽然麦克米伦具有狡黠的幽默感，他亲眼见到了英国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由强权巅峰逐步式微的历史，却又不免有几分挥不去的忧愁。麦克米伦曾伤感地回忆在牛津大学教堂里同班同学只剩下四人还活着的校友重逢情景。1984年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期间，麦克米伦辞去公职已经将近20年，他告诉我说：他虽然非常敬重撒切尔夫人，也能理解她的做法，他却绝对做不到与这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派上战场、舍身奋战的战士之子弟，做殊死决战。
麦克米伦是在英国强权式微的分水岭事件——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被推选入主唐宁街10号首相官邸。麦克米伦以极度的矜持与华饰来扮演其首相角色。以财政大臣的出身，他十分明白英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走下坡，英国的军力也永远赶不上核超级大国的庞大实力。英国在欧洲共同市场刚创议时，就拒绝加入。张伯伦1938年提到捷克时，称之为一个遥远的小国家，英国对它所知不深，正是精确道出英国在过去一个半世纪，在世界另一端大打殖民战争，却对仅有数百英里路之遥的欧洲的那份生疏、不相干的漠然态度。
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英国再也不能以远距离观察欧洲，视欧洲为英国军队偶尔必须干预以制止一个暴君崛起的地方。麦克米伦因此一反过去漠不关心欧洲的政策，申请加入欧洲共同体（European Community）。并且，尽管苏伊士事件令英国神伤，麦克米伦的最大关切仍是培养英国与美国的“特殊关系”。
英国并不自认为是个纯粹的欧洲国家。毕竟，她的危难经常源自欧洲，可是救兵却来自大西洋的彼岸。麦克米伦不接受戴高乐的立论，戴高乐认为欧洲与美国不要结盟，安全度才会加强。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之后，英国可能至少也和法国一样愿为柏林而战，但是其动机可能未必出于为盟国占领权这个模糊观念辩护，而是出于支持美国认为全球均势已受到威胁的评估。
苏伊士事件之后，法国与英国对于遭到美国羞辱，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法国加速它的独立，英国则选择加强与美国的伙伴关系。英、美结盟的观念其实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存在，也受到鼓舞，早在1935年，英国首相鲍德温( Sfanley Baldwin)就在艾伯特大厅的演说中提出这个概念：
“我一向相信，在世界任何地方，不论是欧洲或东方，抵御战争最大的安全将是大英帝国与关利坚合众国的密切合作。可能需要一百年才达致期待的目标，机会也可能永远不来。但是有时候我们应该有我们的梦想，我展望未来，看到全世界和平与正义合作，我不禁想起，即使人类不能公开拥护它，将来的某日某时，追随我们的人将可以看到它。……”
美梦成真并没有花100年的时间。由第二次世界大战起，英国和美国就因相互需要而结合在一起，虽然这些需要是通过非常不同的历史经验积累而成的。
两国能够铸成坚强的结合有一个重要因素，即是英国具备配合变动环境而调适的不寻常能力。艾奇逊的评语或许没错，他指出：英国紧抱帝国的幻象太长久，未能替自己当前在欧洲的角色定位。另一方面，在它与华府的关系上，英国几乎是每天都展现出，虽然是个老大帝国，决不在基本问题上自欺。英国领袖仔细评估过他们不再能够以传统的利益、风险平衡法去影响美国政策，选择（尤其是在苏伊士危机之后）以缓和方式扩大影响力。英国两党领袖设法使得美国总统在决策过程中倚重他们的意见，不仅不认为咨询伦敦的看法是对较弱的盟国示惠，还认为是自己统治上不可或缺的重大事项。
然而，英国并不尽然完全认同美国的国际关系哲学。英国人从来没有分享美国人那套人类完美论点，也不会主张道德至上论。“以哲学观而言，英国领袖大体上都认同霍布斯的性恶论。明白人类的罪恶，就很少会对人性失望。在外交政策上，英国一向奉行伦理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对英国有利的，也可以视为对世界有利。
要具备这样的观念，必须具有相当的自信心以及天生高人一等的感觉。19世纪，有一位法国外交官告诉英国首相帕默斯顿说，法国已经习惯帕默斯顿在最后一分钟才由袖里掏出外交牌，这位勇气十足的英国首相竟然答说：“上帝把牌摆在那儿！”不过，英国把国家自我本性置于实务运用时，却直觉地以温和态度去做，因此它自认可以代表一般利益，倒也经常没错。
在麦克米伦执政时期，英国完成了由实力变为影响力的过渡。他决定把英国政策依附在美国政策之上，并且技巧地处理对华府的关系，以扩大英国的选择范围。麦克米伦从未争辩哲学论点或观念性论点，也很少向美国主要政策公开挑战。他把中央舞台让给美国，退到幕后试图操控整出戏的内容。戴高乐经常吵吵闹闹，让人不理会他会有痛苦；麦克米伦则使美国轻轻松松地来征求英国意见，以致不这么做反倒不好意思。
麦克米伦在柏林危机时期的战术就接近这种手法，他认为不值得为柏林交通问题打一场核战争；另一方面，丢失和美国的关系可就十分严重了。他愿意与美国站在同一边，即使面对核战大摊牌也无怨无悔，这就远胜过其他盟国所作的保证。然而，在他必须面对这个最后大抉择之前，麦克米伦决心试探是否尚有其他对策。他义无反顾地以西方鼓手和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制止美国鲁莽行事，也向英国民众显示“他们领袖已竭尽全力去促成了解与协议”。
手段很快就变成目的。麦克米伦对自己的手腕灵活极具信心，自认有把握以纯熟的技术掌控谈判来拔除挑衅的针刺。在麦克米伦看来，外交程序本身可能可以卸解赫鲁晓夫最后通牒的胁迫，一个接一个没有结论的谈判能使冲动的赫鲁晓夫把最后通牒的时限一延再延。在阿登纳极端恼火的情况下，麦克米伦于1959年2月底3月初到苏联访问11天，当时赫鲁晓夫已经数度重申他最早的最后通牒。麦克米伦此行并未获致具体成效，赫鲁晓夫却借着他在场重复胁迫言词。但是，麦克米伦依然不屈不挠地追求安排一系列会议的目标，认为这是避过赫鲁晓夫期限最务实的手段。他的回忆录中记述这一段经过：
“我忧心忡忡地推动以一系列会议，一点一点稳步走向‘和平共处’（用一句当时的流行话来说）的观念，即使不是和平，至少和平共处也能在世界不受挑衅。”
然而，当和谈成为他们自己的目标，他们就只能听任有心破坏谈判的一方的牵制，或起码摆出随时可以不谈的姿态也能占了上风。因此，赫鲁晓夫发现他能够界定什么事“可以谈判”。为了让对话能持续，麦克米伦用尽心智想在苏联的议程上找出若干项目，可以在比较安全的情况下进行交涉。1958年11月27日，也就是收到赫鲁晓夫的柏林问题正式通牒的翌日，麦克米伦曾致函其外相劳埃德( SelwynUoyd)说：
“我们不能回避谈判，如何去执行它？这一定会导致谈判统一的德国之前途，以及脱离计划( Disengagement Plans)吗？”
各种不同的计划的共同特点是，在中欧建立有限度武装的地区（指的是德国、波兰和捷克），并且核武器由这些国家撤出。就麦克米伦而言，以及较低程度下就美国领导人而言，这些武器部署在哪里主要只有象征性的意义。由于核战略必须仰赖的核武器实力（绝大多数的美国核武器并未部署在欧洲大陆），与苏联讨论脱离计划，在麦克米伦看来乃是争取时间的一种无害的方法。
阿登纳反对所有这些办法，因为一旦美国核武器撤出德国，它们势必撤回到美国境内，这势必中断阿登纳认为的欧、美核防务极其重要的政治关联。他的推理，或至少他的国防专家的推理是，只要这些核武器部署在德国领土，苏联必然投鼠忌器，不摧毁核武器，就不敢冒险进攻中欧。加上要进攻中欧就得发动核攻击，美国必定会加以反击。
然而，如果美国撤回核武器，德国就有可能受到传统武器的攻击。阿登纳不敢确定，一旦德国受到毁灭性打击，美国领袖是否将以发动核战争做反应。因此就柏林问题探索出谈判方案，就代替了继续争辩大西洋同盟的军事策略。
每当麦克米伦或艾森豪威尔两者之一采取任何具体的外交主动，另一方的反应就必然印证政治人物之间的关系也少不了虚荣心，彼此要互别苗头。虽然两人私交甚笃，艾森豪威尔在1959年为了麦克米伦径赴莫斯科访问，甚为恼火；同年秋天，麦克米伦获悉艾森豪威尔邀请赫鲁晓夫到戴维营进行会谈，大大发作一场：
“（艾森豪威尔）总统深陷于‘没有一次高峰会议不是在外交部长会议时即有进展’的结论。他所能想到的唯一方法就是，以宴客作乐代替讨论磋商。因此他邀请赫鲁晓夫到美国做客，也答应将要访问俄罗斯。这些看来挺像奇怪的外交手法。”
怪倒不怪，但是无可避免地，当赫鲁晓夫察觉英国不会与美国各行其是，他就全力在艾森豪威尔身上下工夫。在赫鲁晓夫看来，麦克米伦把美国劝诱得肯坐下来谈判，作用已毕。以最后分析而言，能决定让赫鲁晓夫得遂心愿与否的唯一交手对象是美国总统。因此，所有主要问题的谈判是由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的会谈，以及后来由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日内瓦的会谈。可是，美国越是独占了国际对话的机会，越是在若干北约组织盟国之中制造诱因，使得他们追求获致某种程度的自由空间。当苏联对西欧的威胁渐渐消失，对莫斯科的畏惧心理也逐渐消失；大西洋盟国内部意见参差也就较少危险，戴高乐即企图利用这种局势，鼓励欧洲采取比较独立的政策。
但是，英国愿意奉谁为老大，唯其马首是瞻，却毫无疑问。麦克米伦宁愿追随美国，而不愿追随欧洲，因此他没有理由去鼓励戴高乐的办法，并且他从来不曾追随以任何名目要使欧洲与美国分手的动作。然而；一旦遇上防卫英国重大利益，麦克米伦与戴高乐可就一模一样的坚定不移了。这个情形在所谓“天雷事件” ( Skybolt Affair)中最为明显。
为了延长轰炸机群的寿命，英国决定向美国购买还在研究中的远程、空中发射巡弋导弹“天雷”。1962年秋天，事先没有照会英国，肯尼迪政府便取消天雷研究计划，表面理由是技术难突破，事实上是为了减低对飞机的倚赖，认为飞机没有导弹来得强，并且几乎可以肯定说也是为了不让英国有自主的核武实力。美国事先未与英国咨商就单方面做此决定，使得英国轰炸机实力迅速过时、老化。法国一再声称别依赖美国，这时似乎得到验证。
然而，天雷事件接下来的发展却证明，与美国保持“特殊关系”还是有利。麦克米伦此刻发动他耐心培养对美关系时建立起来的大小人脉关系，并且也不太客气地扬言：
“如果利用研发天雷导弹遭遇到困难为理由，迫使英国得不到独立的核实力，其结果的确非常严重，赞成拥有独立核实力的英国人士，以及反对它的人士，都将深刻忌恨此一作法。它冒犯了国家荣誉意识，也势必遭到吾人全力抵制。”
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在拿骚( Nassau)会谈，于12月11日达成协议，修改英、美核合作关系。美国在弥补英国买不到天雷导弹的遗憾，另外售给英国五艘北极星导弹潜水艇和相关导弹，英国即可因此发展自己的核弹头。为了吻合美国要集中控制核战略的条件，英国同意把这五艘潜水艇“指派”交给北约组织调度指挥，唯“国家最高利益濒危”之际则不在此限。
英国部队纳入北约组织却变成徒具虚文的规定。由于只要基于“国家最高利益”需要，英国就可以自由使用这些潜水艇，加上由于照定义而言，除非是国家最高利益濒危，根本不会考虑用到核武器，拿骚协定实质上是把法国人极力以对峙企图争取的行动自由，给了用咨商方式来交涉的英国。英国和法国对于核武器态度的差异在于，英国预备牺牲形式、只要内容，可是戴高乐却极力要重振法国声威，把形式和内容等同来看待。
当然，法国的情形完全不同，因为它一点也没想要获取和英国相同的对美国决策之影响力。因此，在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提起大西洋合作的性质这个哲学性的议题，总要争取欧洲的盟主地位，至于美国却要借此重新认识欧洲外交的历史作风。
美国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即以过去其他国家未曾得有的方式，主导世界事务。美国人口并不算多，却产出全世界1/3的物品和服务，加上它在核科技上享有极大优势，可谓得天独厚，远胜过任何可能的敌手。
数十年来，美国由于得天独厚，她的领袖忘记了，受战祸蹂躏、暂时无力且软弱的欧洲曾独领风骚主导世界事务历两百年的那份叱咤风云的威势。他们忘记了欧洲生龙活虎地发起工业革命，也忘记了欧洲的政治哲学孕育出国家主权的观念，更忘记了欧洲式外交的繁复的权力均衡体制运作了近三百年。欧洲在美国的大力援助下复苏，它的若干传统外交模式就会再生，尤其是法国，自黎塞留以来，现代统治术即源生于法国。
戴高乐：重振欧洲雄风
没有人比戴高乐有更强烈的重振欧洲雄风之意识。20世纪60年代，戴高乐与美国争端迭出最高潮之际，流行的看法是指责这位法国总统仍然偏执自大。殊不知他的问题恰恰相反：他必须力图重振充满失败感、薄弱感的法国之国家意识。法国不像美国那样日益超级强大，也不像英国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做是整体的、学习的经验。很少国家有法国的惨痛经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全国青壮年几乎牺牲殆尽！浩劫余生的法国人明白法国绝对经受不了另一次类似的惨痛经验。在这种思维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变成噩梦成真，使得1940年法国战败，不仅是军事失利，更是心理重创。虽然技术上说来，法国是战胜国之一，法国领袖心知肚明，她是借他人之力而获得拯救。
和平并未带来喘息机会。第四共和重蹈第三共和的覆辙，政局不稳，政府更迭频繁，法国必须面对殖民地纷纷独立的严酷的事实。法军经历了1940年的奇耻大辱之后，刚刚组建起来，就得再打将近二十年的殖民战争，并先后在中南半岛和阿尔及利亚战败。美国有稳定的政府、全面战胜更强化了她的自信，可以专心致志从事其价值认定的任务。戴高乐则统领着一个遭受一个世代的冲突、数十年的败战羞辱的国家，他评断政策不太依据现实的标准，大体是以是否能有助于恢复法国尊严作为依据。
法国与美国之间的冲突越来越严重，因为双方都彼此有深刻的误解，似乎从来就话不投机。虽然他们大体上都不是虚夸自大的人，美国领袖倾向于对其务实观点过于自信。法国人民在太多的热情破碎、太多的梦想粉碎之后，已变得狐疑多心，戴高乐认为有必要以一种高傲、甚至骄恣的态度来弥补长期以来民心的不安全感。美国领袖个人觉得受辱和历史上的高傲感与戴高乐的个人高傲和历史上的受挫辱感，交织在一起，出现了美、法两国之间的心理鸿沟。
由于华府认为西方盟国的利益理所当然会一致，认为稍有意见不同，彼此咨商一下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依美国人的观点，同盟就好比是公开上市的公司；在其中的影响力要反映每一人的所有权比重，应该以一个国家对共同目标的贡献比例来计算。
法国几个世纪以来执行外交的传统，没有一种因素可以导致这样的结论。自黎塞留以来，法国的外交主动无不出自评估风险与报偿。出自异样的传统，戴高乐较少关切咨商机制的性质，比较重视汇集各种方案以备意见不一时可拿出来应变。戴高乐认为这些不同的方案会决定相对的交涉议价地位。在戴高乐看来，国与国之间关系健全与否，视利害评估而定，不是看发生争端是否有正式的解决程序而定。他不认为和平不是常态，而是必须自利害冲突中挣脱出来的东西：
“人‘受其天资所限’，可是‘欲求却无穷’，世界因而充满着相互抗拮的力量。当然人的智慧经常成功地制止这种对抗蜕变成为残酷的冲突。但是，竞争的努力就是生命的环境。……就最终的分析而言，永远是在均衡中找到和平。”
我和戴高乐有短暂的交往，好生领教了他的原则。我们初次见面是尼克松1969年3月访问巴黎时。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举办一场盛大宴会，一名助理在人群中找到我，说是戴高乐想和我谈话。我带着敬畏之情，走近这个高身材的总统。一见到我，他立刻屏退周遭的人，没有一句寒暄客套，开门见山就问我：“你们为什么不从越南撤退？”我有点腼腆地答道，单方面撤退会伤害到可信度。戴高乐不为所动，又问所谓可信度会在什么地方出现？我一指出中东地区，他立刻变得忧心忡忡地评论说：“真奇怪。我认为正好是在中东地区，你的敌人才有可信度的问题！”
翌日，尼克松在和戴高乐会谈后，邀我对戴高乐陈述的欧洲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组成的观念加以评论。戴高乐不喜欢和助理辩论，或者说要辩论也不愿当着助理的面去辩论。我却莽莽撞撞地请教他，法国有何妙计去阻止德国人主宰他刚描绘的欧洲呢？戴高乐显然认为这个问题不值得多费唇舌详尽作答，只简洁地吐出：“通过战争啊！”——距他与阿登纳签署两国永久友好条约才六年！
专心致志于追求法国国家利益，构成了戴高乐的冷漠孤高，以及外交上毫不妥协的作风。美国领袖强调伙伴关系，戴高乐却强调国家有责任照料自己的安全。华府希望把整个任务的一部分摊派给盟国每个会员承担，戴高乐却认为这样的分工会把法国贬抑到附属地位，并且摧毁了法国的认同感：
“大国不可能容其命运由其他国家（不管它有多友善）的行动来代为决定。统合后的国家失去对其国防的关注，因为它不再负责防务。”
这个说法解释了戴高乐近乎标准化的外交程序，以最少的说辞提出方案，如果方案被拒，干脆就单方面付诸实施。就戴高乐而言，万事莫如法国人自认为和被外人视为，一切都以法国人的自由意志行事为最重要。戴高乐把1940年的战败羞辱视为短暂挫败，有待严正、不妥协的领导人来加以克服。以他的思维方式，法国绝不能接受一丝一毫屈从附属他国的表象，即使对它又畏又敬的友邦美国也不能显露出屈从迹象：
“至于美国，富裕、活跃和强大，（法国）发现本国对她居于依赖的地位。法国持续需要她的援助以避免金融危机，从美国取得武器，配备士卒。法国的安全完全依赖她的保护。这种说法出自统合的姿态，自动地把服从美国的权势视为当然。这就是所谓超乎国家的欧洲之理念，在这个构想下，法国就消失了。一个没有政治实体、没有经济动力、没有防卫能力的欧洲，因而在面对苏联集团时，注定成为那个自身有政策、经济和国防的强大西方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的附庸。”
戴高乐原则上并不反美，他认为，只要法国和美国的利益真正吻合一致，他很愿意合作。因此，在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中，美国官员对戴高乐全力支持美方立场，大吃一惊——这是所有盟国领袖之中，最无条件支持美方立场的国家。他也反对各种中欧退出的方案，最主要原因是这将使美军离得太远、苏军又靠得太近： “这种‘摆脱’或‘退出’本身对吾人而言不具任何价值。如果解除军备的地区不能既包含大西洋也包含乌拉尔山在内的话，法国又如何获得保障？一旦发生冲突，又将如何防止侵略者长驱直入德国这个无人之境呢？”
如果戴高乐不把他主张独立的立场与若干实质上将挫弱美国在欧洲的角色之构想相结合，这些坚持也只不过留在理论层面。第一个想法就是不能仗恃美国会无限期地留驻在欧洲。欧洲必须在法国领导下，准备独力面对未来前途。戴高乐并没有声言他赞同这样的结果，而且他似乎也忘记这个假设前提或许会变成自夸自诩的预言。
1959年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巴黎时，开门见山地请教戴高乐：“你为什么怀疑美国会将其命运与欧洲命运视为一体？”在艾森豪威尔的苏伊士危机做法之后，这是个奇怪、自以为是的问题。戴高乐客气地以历史上较遥远的实例作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经过三年的人命牺牲浩劫之后，美国才出兵援救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更是在法国遭纳粹占领后，美国才参战。若是在核时代，这两次的美国介入都太迟了！
戴高乐抓住每个机会展示，在特定议题上面，美国的判断没有法国那么重视欧洲；他也毫不客气地利用赫鲁晓夫提出柏林最后通牒的时机。戴高乐希望波恩政府把法国视为比美国更加可靠的盟国，逐渐以法国取代美国。当美国单方面主动将若干在此之前不可侵犯的西方战后柏林政策之教条，列入外交议程之时，阿登纳越来越不安，这却对法国构成既是危险，又是机会的情势。说它是危险，是因为“如果德国人民改变立场，欧洲均势将为之大乱，也可能预示战争将要爆发”；说它是机会，是因为德国的害怕或许反倒加强法国在欧洲的影响力。
戴高乐构想中的欧洲是依据俾斯麦的德国之路线所组成——也就是以国家为基础团结起来，其中的一个国家（法国）将扮演主导角色，其作用就和普鲁士在德意志帝国之内一样。每个国家在戴高乐重新界定的黎塞留的法国称霸旧梦中，都有角色可以扮演：苏联将要求德国分裂；美国希望西欧有防堵苏联的能力；法国则希望把德国的民族意识导向为欧洲统一。但是，法国与普鲁士不同，法国不是西欧最强大的国家；它不具备经济实力去主宰其他国家，而且它也不具备主控包括两个超级大国的均势之地位。
这种意见不一或许可以因时间流逝而解决，尤其因为阿登纳热切希望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其实，所有的德国领袖也深悉法国与美国之间实力悬殊，他们不可能拿美国的核保护去换取法国在政治议题上的灵敏、清醒。
然而，美、法之间有一项歧见就是深植于问题的本质之中，不容迟缓不决：那就是核时代的军事战略由谁掌控的问题。美国坚持统合、法国力主自主，两者无可妥协，并且两者之间没有缓冲来淡化争端。由于核武器的威力毫无先例可以比拟，历史无法提供可靠的数据以制订军事战略。每位政治人物在评估新技术对政策和战略有何冲击时，都很盲目；在这方面的结论出自那些没有实证的经验或资料的不切实际的理论。
核时代：艾森豪威尔与肯尼迪
战后头十年，核垄断似乎使得美国的无所不能的论调成真。可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期，情势转逆明显，两个核大国都即将能让对方经受从前社会无法料想的大灾祸，甚至威胁到人类文明的存续。
这种体会乃是即将改变国际关系性质的一种革命之核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虽然武器日益发展、日益精确化，其杀伤力仍相当有限。战争需要大量动员资源和人力，这需要时间去征集和集结。伤亡则是逐步增加。理论上，一场战争在失控之前当可制止。
由于武力只能相对少量地增加，认为国家拥有太多力量以致无法达到理性的政治目的，这种说法显得荒谬。然而，这正是核时代发生的事情。超级大国主张集中控制核战略力量，面临的两难局势变成不是如何增加额外的力量，而是如何把这么多的核武器只限于自己使用。两边都没有设法解决这个挑战。过去必然会导致战争的政治紧张，却因为害怕发生核灾难而抑制下来，形成一个危机阈值，而保持了半个世纪的和平。但是局势也产生一种政治挫折感，使得非核的挑衅更似合理、更加频繁。超级大国和无核武力国家之间的军事差距，过去从未如此之大；也从来没有这么不受重视。北朝鲜和北越都没有被美国的核武力吓阻，而不追求自身目标；甚至还挺身与美国军力对抗；阿富汗游击队也没有被苏联的核武力所吓阻。
历史上第一度出现，核时代使得可以借由完全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发生的发展，来改变权力均衡。单一国家取得一枚原子弹改变的均势，远大于过去取得领土的程度。然而，除了以色列1981年袭击摧毁伊拉克核反应堆为唯一例外，整个冷战时期没有一个国家曾诉诸武力去制止敌国力量的增加。
核时代把战略变为威慑，而威慑变成神秘的智力活动。由于吓阻的效果只能做逆向测试，也就是以“未曾”发生的事件来测度它的功效，也因为根本不可能展示为什么某事不曾发生，因此非常难评估现有的政策是最好的政策，或只是勉强有效的政策。甚至，或许根本就不需要威慑，因为不可能去证明敌手是否原本就有心要攻击。这种难以估量的特性引起国际间和国内对核事务的激烈辩论，其范围包罗万象，有主张和平绥靖主义，也有主张强悍对敌，不能让步；有因怀疑而进退失据，也有过度自信势力强盛可以恫吓对方者；有无从验证的国防理论，也有无从证明的军备控制理论。
任何同盟潜在的紧张关系——国与国之间利益的差异，由于这些不确定因素而加剧。历史上，国家一般（当然不是永远）都固守同盟，因为背弃盟国的结果被认为比履行己方义务的结果更加危险。在核时代，这条定律就未必正确；背弃盟国必须冒“最后”遭受灾祸之险，但是坚守盟约而以核武力作战，却保证“即刻”灾祸临头。
为了强化核威慑，美国和其盟国相互激励，强调一旦遭到挑衅必定强烈反击。为了强化这句威胁的可信度，同时为了一旦威慑失效也得降低灾害程度，美国还有一个更大的动机，设法让核战争更能被预估、较少灾害。美国防卫策略家中流行精选攻击目标、集中管制和指挥核武力，以及机动反应策略等等。然而，美国的盟国却抵制这些措施，因为她们担心，核战争若是更能被预估，较能被忍受，相对地核侵略也就越可能发生。于是乎，到了最后关头，美国或许在动用其核武器之前就退缩了，这一来欧洲岂非陷入两头落空的最恶劣状况：威慑力减弱、战略根本未能实现。
这种担忧绝非无关紧要。同时，美国领袖担心法、英有自主的核武力，会造成多国有能力控制核按钮，也绝非小事一桩。如果欧洲盟国去攻击苏联，美国可能被卷进核战争。因为苏联非常可能先对美国攻击，以防止美国借苏联受伤害而渔翁得利。不过，更可能的一幕场景是，苏联对美国盟友施以最猛烈的反击，因而产生一个问题：美国是否坐视其最亲密盟国遭受重大打击？
美国领袖因而决心避免在违背自己意志下，被扯进核战争中。冒着本身受摧毁之风险做决定，已经够可怕了，不需要再因盟国自由行动而牵连自己。可是就另一方面而言，美国针对此一两难局面的“解决方案”，就是剥夺盟国有独立行动的能力，这却与欧洲历史上的大梦魇不能相容。欧洲领袖耳熟能详，为了比不上核灾祸这么严重的理由，就可以背弃盟国或被盟国抛弃，史例历历可考。他们认为，他们的生存要靠尽最大可能，不让美国在面临核战关头时有选择可与欧洲分开；倘若做不到这一点，也得自己有一支核武力可自行调度，作为一种再保险。
美国与欧洲对核战略的见解有别，产生一个难以解决的两难局面。英国和法国渴望对影响其国家命运的决定能保有若干控制，是可以理解的，也符合其历史发展。美国希望借由盟国统一步调，以免加剧核时代祸难的心理，也同样有道理。以威慑的观点看，英国和法国决心增建决策中心，有若干优点；侵略者因为得考虑到另有独立的核武力存在，其思虑不能不更加审慎。至于从进行作战较可忍受这个战略去看，美国坚持统一管控核武力则十分有力。两者之间的冲突无从调和，反映出各国在史无前例的情境下，面对着无法想象的危险，想要掌控自己的命运之努力。美国面对这个两难局面，试图去“解决”它；戴高乐则认为它已不可能解决，设法强化法国的独立。
美国的政策分成两个阶段，每个阶段都反映着在职总统的性格。艾森豪威尔的做法是力劝刚愎的戴高乐，法国没有必要发展独立的核武力，并且视法国建军之举为不信赖美国的表征。艾森豪威尔以美国人地道的法理和理想主义的兼具特性，寻求技术解决方案，化解美国人深恐由其盟国不昕节制惹出核战争的梦魇。1959年访问巴黎时，他请教戴高乐：同盟之内各国核武力如何能够整合成立一个单一的军事计划？此时，法国已经宣布发展核武力计划，但尚未试爆核武器。
艾森豪威尔的发问，得到一个他没有准备能接受的答案。戴高乐认为，整合核武力是政治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这两个观念之间的差异的鸿沟，艾森豪威尔似乎不了解。戴高乐在一年前提出一项建议时已经透露其答案了。艾森豪威尔努力找战略方案，戴高乐则想找到政治方案。艾森豪威尔主要关切一旦战争发生，如何形成有效率的指挥结构。戴高乐对进行全面战争的计划较无兴趣（他认为一旦爆发全面战争，人人都输，没有赢家），只想借维持法国在任何战争之“前”的行动自由来强化其外交方略。
1958年9月17日，戴高乐曾交给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一份备忘录，其中陈述了他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架构的看法。他建议在大西洋同盟内成立一个政治理事会，以美、英、法三国政府首长组成之。这个理事会定期集会，成立联合国参谋本部，规划共同策略，尤其着重在北约组织地区以外的危机：
“具世界重要性的政治和策略问题，应该交给由美、英、法组成的新机构。这个机构应该就影响世界安全的一切政治问题，负责做共同决策；也负责草拟战略计划，在必要时把它付诸行动，尤其是涉及运用核武器的战略计划。它也应该负责组织个别作战地区，如北冰洋、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防务。这些必要时可以再加细分。”
戴高乐为了表示他对这项建议的认真，还附带暗示法国有意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作为要挟。他指出：
“法国政府认为这样的安全组织为不可缺少的设计。因此，它目前参加北约组织的整个发展是以此为根据的。”
就某一层面而言，戴高乐要求法国的地位要与美国对待英国的特殊关系平等。就更深一层而言，他提议的安全设计与罗斯福的四大警察计划相似，只是以法国取代苏联成为其中之一——这是以核武器为基础的全球集体安全的观念，只不过，此时法国的核武力才刚刚萌芽而已！
戴高乐直接切人核问题的核心：在核时代，不会有技术上的权宜之计来确保各方协调合作。使用“任何”核武器的潜在危险都极大，以致要回避危险就会使得各国高度地从自身利益考虑，要想有共同行动，唯一希望是形成亲密的政治关系，使得参加在咨商过程中的每个人都把他们视为一体。然而，这样的关系在主权国家之间又是最难达成，而且依照戴高乐的外交作风又是几乎不可能达成。
戴高乐是否把这个政治理事会当做权宜之计，让法国核武力可以强大到能自主行动？或者他旨在建立史无前例的新的合作机制，使得法国在欧洲大陆能居于特殊的领导地位？答案我们永远不得而知，因为对这项建议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的反应都非常冷淡。英国不预备冲淡它和美国的“特殊关系”；美国则不希望以成立一个仅限核大国参加的理事会（更不用说，法国的核武力才刚在萌芽阶段而已），反倒鼓舞了棱武器的扩散；北约组织其他会员国也不能接受会员分两等的想法——有核武力的国家高人一等，没有核武力的国家就默默追随。美国领袖也宁可把大西洋同盟当做单一个体来交往——最近才因为苏伊士和柏林危机发生歧见，如何去调停则尚未明朗。
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的官式反应则回避重点。习惯了第四共和国易于驾驭、且任期极其短暂的总理们，基本上以官僚作风来应付戴高乐，希望时间会使戴高乐的主张淡化。他们接受定期咨商的原则，但设法把咨商层次限于低于政府首长的级别，并且表达希望议程仅限于军事议题。
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这套避重就轻，想借程序掩饰具体实质的做法，只有在假设戴高乐是夸夸其言、崇尚浮华的领袖，而且已日薄西山、行将下台之际，才有意义；这两个假设都错得十分离谱。戴高乐所提案不获回应，就转而以他独树一帜的办法，让他的对手方明白，他另有对策。他下令美国核武力退出法国领土、法国舰队脱离北约组织统一指挥体系，更于1966年决定法国整个退出北约组织军事体系。但是在戴高乐走上最后不可挽回的这一步之前，他会与美国年轻、充满活力的肯尼迪总统交手、冲突。
肯尼迪代表新一代的美国领袖。他们曾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不曾指挥战事；他们支持战后秩序的建设，但不是新秩序的创造者。肯尼迪的前人曾投入极大的精力维护他们建立的事物。肯尼迪政府则努力要建设新的建筑。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心目中，大西洋同盟的宗旨就是抵抗苏联侵略；肯尼迪则希望再造大西洋社区共同体，促成日后称为世界新秩序的先声。
肯尼迪政府为追求此一目标，发展一套双管齐下的做法，试图找出合理运用核武器的方法，并同时演进所谓大西洋联盟共同体的政治定义。肯尼迪对当时仍居主导地位的大规模报复军事理论所能带来的巨灾祸难，大为震骇。在他杰出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 Robert Mc-Namara)领导下，美国发展了一套战略，创造出既非大决战，也非投降的军事方略。肯尼迪政府增强对传统武器的重视，也设法对运用核武器增加许多限制。苏联核武力日强，美国相对越来越脆弱去面对苏联核攻击，使得美国产生所谓的“灵活反应战略”( Strategy of flexibleresponse)，设计出一套指挥体系和多重选择方案，能够让美国决定（某种程度下需敌手合作）战争要如何打，以何种武器打，以及在何种条件下可以罢手结束战争。
可是这套战略要奏效，核武器就必须纳入集中（也就是美国人）管控。肯尼迪指责法国的核计划对北约组织“有害”，他的国防部长更以一堆带尖刺的形容词，谴责英国在内的欧洲各国意图发展核武力，乃是“危险”、“耗费不赀”、“易于老旧过时”和“缺乏可信度”。副国务卿鲍尔( George Ball)也说：“通往核扩散的道路没有合逻辑的终止点。”
因此，肯尼迪政府呼吁“统一”北约组织所有的核武力，提出“北约组织多边部队”（the NATO Multilateral Force，简称MLF）的计划以达成这个目标。它预备把数百枚射程在1500~2000英里的中程导弹，部署在由北约组织指挥的船舰上。为了强调这支部队是由北约组织指挥的性质，船员由各参与国家征集配组而成。但是由于美国保持否决权，MLF并没有解决北约组织基本的核困境；它既累赘，又没效用。
1962年7月4日，肯尼迪颁布了他那高尚的“美国与联合欧洲相互依赖宣言” ( Declaration of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and a United Europe)。政治、经济上统合的欧洲，将成为美国的平等伙伴，共同承担世界领袖的重担与责任。稍后，肯尼迪在法兰克福的伯尔茨克切（Paulskirche，这是1848年自由的德意志国民大会集会之地）演讲时，又阐释这个象征，把大西洋伙伴与欧洲整合结合来提：
“唯有完全团结的欧洲才能保护我们大家，不使同盟瓦解。唯有这样的欧洲才会在面对大西洋议程时，允许隔着大西洋完全互惠待遇。也唯有这样的欧洲成立了，我们才能有完全平等的取予关系，平等分摊责任，以及平等的牺牲奉献。”
肯尼迪的号召无法推动，因为欧洲此刻是经济力量日增、军事上（尤其是核领域）却有深厚的无力感，犹在两难之间，美国的呼吁也引起北约组织盟国的怀疑。这个灵活反应战略的实际结果是，它将使得华府在决定是否作战上获得更大的政治选择自由——这也正是戴高乐刻意发展法国核武力，终于在1960年才成功，亟欲以此加以制限的目标。美国如此渴望的慎重与弹性的性质，反倒使得法国更强化其论点，认为更需要具备核武力自立以防美国碰上危机时却另有盘算。虽然美国的目标就是以加强核威胁的可信度来加强威慑力量，大多数盟国却宁以相反的路线为基础强化威慑力量——他们坚持大规模报复的战略，不计最后结果可能是生灵涂炭，以此增加敌国风险幅度。如果诈唬无效，下一步要怎么做，则未有讨论，当然投降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