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愿意停止对北越的一切空中、海上轰炸行动，只要能迅速导致有成果的讨论( productive discussion)。当然，我们也假定讨论进行当中，北越不会趁轰炸中止或限制而占便宜。”
圣安东尼方式是越战有决断性影响的转折点之一，美国提议停止以军事行动对付北越——一项明确的义务——换取“有成果的”讨论，只要求不要借轰炸中止而占便宜。何谓“有成果”或“占便宜”，却没有制定标准。可是，河内已经显示出颇有能力操控美国国内辩论，当然也十分明白，美国若想中止轰炸，势必惹起争议，还会迁延时日。不借中止轰炸占便宜，显然不会使河内不搞游击战，或者放弃它原本已在做的动作；最多只能说，这项规定指的是，河内不得将其占上风的战略升级罢了。
河内谈判战术的特性是，即使这么一面倒的提议也要加以拒绝。河内利用这项提议当保护网，保护它即将发动的全面军事行动。不到几天，我和河内的联络渠道中断。北越了解到美国中止轰炸的代价的确很高，在坐下来思考美方方案前，试图增加对约翰逊的压力。春节攻势在几个月之后就爆发了！
河内正确地察觉到，美国人越来越不满，对越南问题迟迟没有解决，将和朝鲜战争拖延良久一样，不会再容忍。不过，美国国内这两项争议，性质上有差异。美国介入朝鲜战争是否明智，从未受人质疑；不满，是针对如何求胜的措施意见不一。至于越战，原先广泛支持美国政策的共识，突然间消失了。在朝鲜方面，批评政府的人士要求美国再加把劲；他们不满杜鲁门的政策，提出替代方案是麦克阿瑟战局升级的战略。在越南方面，绝大多数的批评者却力促美国减少努力——及时完全地放弃它；他们的主张从修正美国战略，到无条件撤出，无所不包。在朝鲜战场，如果反对派占了上风，敌人势将面对更糟糕的替代方案。在越南方面，当美国国内争执闹得如此明显，河内立刻明白，外交停滞，加上军事压力，对河内有利。僵持之局会使得约翰逊政府被攻讦缺乏外交主动，美国子弟持续伤亡将导致呼吁减少军事行动，甚至还会酝酿放弃越战之声音。
针对美国的对越政策之批评，开始时相当传统式，理性地质疑越战能否打赢，以及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关系。1968年3月11日，李普曼把他业已著名的批评遏制政策之矛头，指向越南。他认为，美国业已过度扩张本身的实力，遏制政策摧毁了国家目标以及借以达成目标的资源之间合理的均衡关系：
“事实上，他（约翰逊）的战争目标无限大：它担保整个亚洲的和平。以这样的无限大目标，战争不可能以有限的手段去打赢。由于我们目标无限，我们必然会‘被击败’( defeated)。”
为了凸显传统的思想类型对越南根本不配套，李普曼把“被击败”这个字加上引号，以示越南与美国安全根本不相干。根据这个观点，撤出越南只会强化美国整体的地位。
同样的观点1966年富布赖特参议员已经提出过，他批评美国屈从于“权力的傲慢”，把“权力与道德，主要责任与全球任务”混为一谈。不到两年前，富布赖特曾经谴责戴高乐，因建议越南中立化而“弄混了情势”。当时，富布赖特曾警告说：这样的路线或许会“激出无法预见的连锁事件，因为她（法国）在远东既非主要的军事力量，也非主要的经济力量，因此不太可能能够掌控或大为影响它的倡议所促发的事件”。1964年，富布赖特只认识两个实际的选择方案：“扩大冲突，或重新努力强化南越人的能力，使之能以目前规模成功地进行战争。”
究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发生何种情势，使得富布赖特参议员把越南的地位，由重大降级为周边呢？为什么这反映出约翰逊政府在同时执行富布赖特两项建议时，具备之傲慢心态呢？美国领袖遵从美国国家传统，不愿把美国援助越南摆在安全理由之上，若是这么做，迟早可能对成本、效益产生争辩。把问题摆在于东南亚建立民主政治的角度，他们放弃了在进退之间的合理的停止点。
批评战争的人士和从事战争的领袖，走的是同一条路，只是方向背道而驰。反战人士把结论摆在明显的实际基础上：战争赢不了，成本超过效益，美国已经透支过度。但是，反战人士也是同一个美国理想主义的产品，迅速以两个阶段把他们的批评伸展到道德层面：第一，在道德层面而言，河内与西贡之间差别实在不大，因此没有必要以意识形态理由去打战；第二，美国坚持作战下去，不是反映其实际判断差劲，而是美国体系核心的道德腐败。因此之故，一个差不多享有普遍支持的政策在两年内，就变成对美国整个外交政策是否合乎道德的指控；而且不久即演变成对美国社会本身的批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期，美国很幸运，不需要在其道德信念和战略分析之间做抉择。它所有的重大决定都立刻被视为推进民主政治、抵抗侵略扩张。然而，南越再怎么牵强来说，也不能被称为民主国家。接替吴庭艳上台的所有政府，都感到被包围；南越将领在此之前于群众心目中并无赫赫声名；一点儿也无心举办选举，试验自身受欢迎的程度。或许有人会说，西贡新统治者比起河内那帮人高压欺凌百姓少一点。事实上，这个主张经常被人提出，但没人把它当真。道德相对主义论，就一个信仰善恶分明的国家而言，根本不能接受。
批评者日益主张，如果西贡不能符合完全的民主标准——他们的心底早已明白，西贡根本做不到——就怨不得被彻底抛弃。时日一久，将近20年来防卫南越所依据的安全前提“骨牌理论”，先是被抛弃，接着遭讪笑。耶鲁大学教授任斐德( Richard Renfield)提出一份极为透彻的论文。把李普曼批评美国战略上过分扩张以及越战双边在道德上的半斤八两，摆在一起相提并论；因此，结论是战争毫无意义。他认为，美国在越南抵抗共产党侵略的心情，绝没有它支持保守势力对付社会变迁来得强。
批评者指出西贡许多不当之处，以凸显美国做法在道德上站不住脚。1968年，赖斯顿问起一个许多美国人深受其扰的问题：“什么样的目标，使得这场大屠杀变成合情理？如果我们在战场上摧毁了越南，又将如何拯救它？”1972年，富布赖特宣布，约翰逊从来不了解“议题不在‘自由人’和‘集权政府’之间，而是在互相为敌的集权政权之间；事实上，（越战）不是一场国际侵略战，直接或间接都谈不上，而是一场反殖民战争，后来转为内战。”
电视此时开始流行。每天定时播出的晚间新闻吸引数千万名观众，绝大多数普通媒体记者原先一辈子也无法得到这么多的受众。电视还拥有视觉直观的优势。电视新闻反映出民众渴望戏剧和表演的心态，即使它有心做好，也不能经常保持平衡观点，何况技术上也不可能采访到越共在其控制地区犯下的暴行。电视新闻主播变成政治人物，好比总统那样可触及众多百姓，受人注目，甚至总统出现在百姓面前的频率也比不上他。
战后，美国一直响应领袖的号召，牺牲奉献去协助偏远的国家。在越南，对战后复兴给予极大动力的美国例外主义( exceptional-ism) -认为美国价值放诸四海皆为准的一种信仰——开始攻击自身，采取道德的焦土政策。随着战争死亡人数的上升，抨击美国外交政策的论调，由挑战政策的有效性转为质疑其必要性——由攻击美国在越南的作为，进而抨击美国在全球的作为。失去斗志的高层
对美国执行全球政策得当与否的攻讦之所以特别尖锐，是因为它们大都源自大学校园与知识界，涉及在此之前许许多多最忠心维护美国在国际上采取理想主义的人士。许多知识界领袖被肯尼迪延揽加入政府决策阶层，当他遇刺身亡，新边疆突然中止，他们大为震撼，后来更因为他们的学生反战示威，而更受惊骇。以何种形式撤出越南，已经不是他们关心的主题；受到自己学生的压力，许多教授逐渐趋向单方面、无条件撤退。
作为对20年来两党协商一致的外交政策的挑战，反对越战的激进派人士嘲讽反共是过时的观念；林德( Staughton Lynd)和海登( Tom Hayden)这两位跑到河内的反战分子说：“我们拒绝再当反共人士。我们坚信这个字眼已经丧失它过去具有的明确内涵。它却成为一种主要的抽象思想，美国人用来替其未必高明过强奸的外交政策做辩解。”美国最主张国家利益的政治哲学大师摩根索( Hans Morgenthau)也转而宣称美国邪恶不正：“当我们谈到违背战争规则时，我们必须谨记住，最基本的违背之举，莫过于从事这种战争，而因此带来所有其他违禁之措施。”
就生长在冷战的理论基本上未受挑衅的时代的领袖而言，上述攻讦反对声浪着实令他们惊骇。约翰逊本身是战后两党达成共识的主要参与人士之一，对于他夙所敬仰的知识界的攻击，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以致找不到共同语言可以跟学界沟通。哈伯斯坦( David Halbers-tam)到了1966年也一变尖锐批评越战，但稍早他本人曾说：“越南是（美国）全球承诺正正当当的一部分，它可能是全世界仅有五六个真正事关美国利益的国家之一。如果它真是那么重要，可能值得我方做更大的承诺。”
约翰逊的反应是求助于由杜鲁门以迄肯尼迪诸位前任总统的正统论。但是反战人士而言，这些正统论听来已经过时，甚至言不及义了。他提议无条件谈判，河内领袖置之不理；河内太精明，才不给美国国内骚乱提供安全阀。为了平息反对浪潮，约翰逊逐渐修正他的谈判立场，原先是要求在美国中止敌对行为前，北越必须先撤军，改为采取圣安东尼方式，美方在谈判之前即先中止轰炸行动；从原先拒绝和河内在南越的代理人“民族解放阵线” ( the National LiberationFront)谈判，改为同意与其个人代表会谈，最后更让步接受民族解放阵线以政治实体身份参加谈判。他甚至还以对整个中南半岛提供经济援助，来诱使北越软化立场。这些行动，每一样都被河内视为不充分而加以拒斥，也被美国国内多数反战人士斥为不够诚意。美国国内大辩论变成在求胜与撤退两者之间两极化；求胜，缺乏战略，撤退，却无政策。
针对约翰逊政府还有一派较温和的批评者——我也是其中之一员——则主张，以谈判求妥协。然而，真正的障碍不在华府，而是河内。北越共产党斗争了一辈子，不是要以分享权力或减少游击战（他们最有效的施压手段）来求取妥协。北越共产党和一个世代以前的斯大林一样不理解，谈判如何脱离均势去进行？也不能理解，单是谈判又能谈出什么结果？约翰逊一再担保他会有弹性，他不会顽固闭塞，在河内看来，除了言不及义之外，未免太天真！
令人讽刺的是，美国为了妥协要付的代价，跟它为了求胜要付的代价并无不同。河内只有在自认太弱，无法战胜之时才会接受妥协——换言之，要在它被击败之后才会接受妥协。美国只能在战争过后表现温和宽大，不能在战争进行中表现温和宽大。约翰逊政府和温和派批评人士提出来的所有的标准“解决方案”，在河内不屈不挠的决心下，都没有扣住关键。停火，美国人看来是结束杀戮的良策，到了河内的角度来看，却将失去使美国人撤离越南的诱因。成立联合政府，在河内领袖看来，是否终究会走上共党接管，尚不得而知，但必然会使西贡政权苟延残喘。
美国真正能选择的不是胜利与妥协，而是胜利与失败。北越与美国之间的差异在于，河内掌握住现实，约翰逊或温和派批评人士都不肯承认现实。河内这帮现实政治的信徒认为越南的命运将以地面军力之均势去解决，不是在会议桌上谈定。
回顾起来，不会有人质疑美国要开启谈判可以不必付出代价。河内在1968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就决定谈判，只不过想让美国两党都承诺接受谈判结果。但是河内领袖必须在进入谈判之前，先在军事上发动作为争取上风。这项增进其谈判地位的行动，就是1968年的春节总攻势。每年阴历新年，1968年也没有例外，交战双方都同意在这段期间停火。然而，这一年的1月30日，共军针对南越30个省的省会，发动大规模全面攻击。由于完全出人意料，他们在西贡境内占领若干重要目标，甚至攻打美国大使馆和斯威特摩兰将军总司令部。顺化古都也被攻陷，共军据守25天之久。
就军事层面而言，阴历新年总攻势现在被公认是共产党的大败笔。共产党游击队第一次现身，从事公开交战，发动全国大进击的决策，迫使他们在常理之下他们不会选择的战场去作战。美军优越火力几乎把整个游击队架构全数歼灭，这和美军教战手册上预料的状况完全雷同。从此以后整个越战期间，越共游击队战斗力一蹶不振，几乎所有的战斗都由北越陆军正规部队承担起来。
就某些方面而言，阴历新年总攻势证明了美国军事理论正确高明，共产党孤注一掷，接受了美国戗略一向冀求的消耗战，他们的伤亡可能远超过正式报告所披露的数字；他们也可能冀望与美国的谈判能提供一个安全阀。
不过，阴历新年总攻势在心理层面上是河内大胜。美国领袖若是对业已失去游击队掩护的北越主力部队，加大压力，情势可能大为改观。回想起来，实在令人唏嘘。如果美国真的强力进击，约翰逊说不定就获致他所提议的无条件谈判，甚至无条件停火。证明就是，约翰逊再度提议谈判，并且依据圣安东尼方式局部中止轰炸行动，河内迅速接受——实际上，不到72小时，河内就宣布接受谈判。
然而，美国领袖已经受够了。这不是因为舆论唾弃他们。民意调查显示，61%的美国人民自认同鹰派，23%自认同鸽派；支持继续轰炸北越的人也有七成。失去斗志的是一向支持美国应该介入越南的大佬、贤达。约翰逊召集一批前朝大佬咨商，这些人大部分是鹰派，还包括艾奇逊、约翰·麦克劳( John McCloy)、邦迪和狄伦等人。他们绝大多数建议美国中止升级越战，开始清理越战。鉴于河内态度此刻尚未为外人所了解，这个决定可说是为美国种下失败的种子。坦白地说，我大体上同意这些“智者”的建议；这也证明了，到了回顾时才容易认清转折点，而不是在转折发生时就体会到它。
1968年2月27日，当时影响力如日中天的电视新闻主播克朗凯特( Walter Cronkite)预言美国将会失败，令白宫大为震撼：
“现在情势比以往更肯定。在越南的血腥经验将以僵局告终。今年夏天几乎必然地平手，将以真正的互有取予的谈判或可怕的升级战事而告终；并且我们能升级的，敌人都能与我匹敌。”
最后这句话可以有相当的疑问；北越怎么可能成为历史上唯一的国家，可不受任何风险、效益评估之影响？不错，它几乎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有更高的忍耐受苦的毅力；但还是有个限度。河内最不会有兴趣的事物就是互有取予的谈判。不过，克朗凯特夸张的比拟却有一部分至当正确：河内的忍受度明显胜过美国。
在此之前一向大力支持政府立场的《华尔街日报》也转向了，质问：事态发展是否已“弄乱了我们原先可驾驭的目标？如果政府或国家将不复存在，还有什么可以拯救、保存？”《华尔街日报》认为，“如果还没准备好的话，美国人民应该准备好接受：整个越南事件前景黯淡。”3月10日，全国广播公司电视网一项越南特别节目的结尾，很快成为普遍的声音，它说：“放下一切争辩，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必须正视，要摧毁越南才能拯救越南，是否才算明智？”《时代周刊》3月15日也参加进来评论说：“1968年已使得国人觉悟到，在越南获胜，或甚至只是有利的解决，可能已经非此一世界最大强力所能及！”
参议院领导阶层也加入进来，曼斯菲尔德宣布：“我们在一个错误的地方，从事一场错误的战争。”富布赖特也提出质疑：“政府有权不经国会同意，不经国会辩论或审酌，就扩大战争吗？”
在这些攻击的冲击下，约翰逊退让了。1968年3月31日，他宣布对北纬20度线以北地区局部中止轰炸行动，一旦具体谈判开始即全面中止轰炸行动。他指出，将不再大量增兵调往越南，并且又重申一再表达的保证：“我们在南越的目标从来不是歼灭敌人。”距离河内违反正式停火协议，对美国基地设施发动猛烈攻击，而且光在顺化就杀害数千名平民只有六个星期，约翰逊就邀请河内领袖参加东南亚经济开发工作，明明白白地暗示可以给予经济援助。他又宣布放弃竞选连任，派了50万大军到东南亚作战的美国总统，把撤兵的事交给后继者来负责。
这是战后时期历任总统最重大的一项决策。如果约翰逊不是这样戏剧性地放弃竞选连任，他可以把越南问题呈现在大选中，由选民来评断，争取选民某种形式的肯定。如果他的健康情形不允许他承担第二个任期的重担，约翰逊应该在他剩余的任期中，对河内增加压力，让他的继任人可在选后与国会获致协议，留有最佳选择空间，河内在阴历新年总攻势之后已经势力衰竭，美国在1968年若持续施压，几乎必定能带来远比日后出现的更好的谈判架构。
约翰逊同时决定减少战斗、放弃竞选连任，又提议谈判，可说集所有不利之大成。他的继承人互相竞争保证真正开始，民众已失去方向。河内只以程序性的会谈做交换就获得中止轰炸行动，得到机会让北越人员南下，重建它在南越的组织架构。河内根本没有诱因与约翰逊谈判解决，反而有许多诱因，要考验他的继承人的实力与意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