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考虑导致尼克松在1969年夏天，做了两项不寻常的决定。第一个决定就是抛开构成现存的中美对话之全部议题。华沙会谈定下的议程十分复杂，耗费时间。各方都强调本身的愤懑：中共要谈台湾的前途，以及被冻结在美国的资产等问题；美国方面则寻求中共宣布放弃对台湾动武、中国加入限制武器谈判，并且解决美国人对中国提出的经济权利主张。
中、苏、美三角关系
尼克松决定集中在中国对与美对话的态度这个较为广泛的议题。优先重点摆在确认中、苏、美三角关系的牵连范畴。如果我们能够确认我们的猜测为真——即苏联与中国彼此之间畏惧对方之心，远大于他们对美国之戒惧——美国外交上就会有一史无前例的大好机会。如果关系能在此一基础上改善，传统的议程悬案自然水到渠成，会有解决；如果关系不能改善，传统的议程也就依然不得解决。换言之，实质议题会因中美关系修好而解决，不是替如何修好定下限制。
为了实施把两极对峙的世界转化为战略性的三角关系之策略，美国在1969年7月宣布一系列的单方面主动议案，来显示态度已有转变。原先不准美国人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禁令取消；美国人可以携带价值一百美元的中国制物品进入美国；也准许在某一限量之内的美国货物输往中国。这些措施本身都不算太具重大意义，但是旨在传达美国有了新作风。
罗杰斯国务卿在尼克松许可下，于一项重要演说中透露这些信号。他在1969年8月8日于澳大利亚宣布，美国将欢迎共产党中国在亚洲、太平洋事务上，扮演重大角色。如果中共领导人放弃他们内省式的“世界观”i美国将“开启沟通渠道”。罗杰斯的谈话是二十年来美国历任国务卿，对中国最温和的谈话。他吁请各方注意，美国在经济领域单方面采取若干主动，旨在“提醒中国大陆人民，我们对他们之历史性友谊关系”。
但是，如果1969年夏天真正有苏联进犯中国之险，就不会有充分时间让这些复杂局势逐渐暴露出来。因此，尼克松采取或许是他任内最大胆的措施，向苏联提出警告，如果她进攻中国，美国不会视若无睹。不管中国即时对美国持何态度，尼克松及其策士们认为，中国的独立是维持全球均势不可少的因素，也认为与中国的外交接触，攸关美国外交弹性。尼克松向苏联提出警告，也是具体表示出他的政府新策略将使美国政策以仔细评估分析国家利益作为基础。
尼克松关切苏联沿着中、苏边境部署重兵，批准在1969年9月5日发表一份措词强硬的双边声明，声称美国“深为关切”中苏爆发战争。副国务卿理查得逊( Elliot Richardson)奉命传递此一讯息；理查得逊的职位可以令苏方明白他是代表总统发言，同时也不致让美国正面向苏联的挑战过于明显：
“我们不会利用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敌对，求取利益。这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之间意识形态的歧义，不关我们的事。但是我们不能不深为关切，这一争执的逐渐升级将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
当一个国家宣称放弃利用另外两方之间的冲突求利，事实上也就是宣示它有能力这么做，另两者最好节制自己以保持此一中立态势。同理，当一个国家表示她“深为关切”军事行动之可能性，也就是传达她将会帮助他确定的侵略行动之受害人——虽然帮助的方式尚未明白表示。尼克松因此可谓本世纪美国历任总统中最特殊的一位，他表露出：预备支持一个20年来美国并无外交关系的国家，他的政府迄今与这个国家亦无任何层次的接触交往，甚至这个国家的外交官和媒体一有机会就痛诋美国“帝国主义”。它揭示出美国又回到现实政治的世界来了。
为了强调新作风，每一年的总统外交政策咨文都要强调美、中关系改善之重要性。1970年2月——华府与北京之间出现任何直接接触之前——外交咨文呼吁与中国展开务实谈判，并且强调美国不会与苏联勾结，对付中国。这当然是向莫斯科警告的反面说法；它暗示，华府在情势逼迫下有其选择考虑。1971年的咨文重申美国愿意与中国建立接触，并且再向中国担保，美国没有不良意图：
“我们预备与北京建立对话。我们不能接受其意识形态观点，或者共产主义中国必然在亚洲施展霸权的理念。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对中国施加一种国际立场，否定了它的合法国家利益。”
这份咨文再次重申美国在两大共产主义中心之间的冲突中，保持中立立场：
“我们不会有任何动作去激化此一冲突，也不会去鼓励它，认为我们会与一方勾结，去对付另一方，乃是荒谬的想法。同时，我们也不能允许共产中国或苏联指挥我们的政策，去对付另一方。我们对中国、对苏联，不仅要听其言，也要观其行。”
一再声称放弃与任何～个共产主义巨人勾结，等于是邀请他们都与华府改善关系，也等于是向他们警告，继续对美国保持敌意，后果自行负责。就某一程度而言，中国与苏联都计算到他们需要美国的善意，也担心美国偏向其敌手，因此他们都有诱因改善对美关系。两者也都被明白告知——的确，信息摆在那里，谁都可以明白读到——与华府拉近关系的先决条件就是节制，不得威胁美国的重大利益。
事情的发展显示，要界定对华关系新架构容易，要实现它却不易。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孤立十分彻底，彼此都不知道如何与对方接触，也不知道如何去找到共同语言沟通，可以向对方担保：修好并非陷阱。
中国方面的困难更大，部分原因是北京的外交十分妙微与间接，大部分超越我们在华府的官员。1969年4月1日，也就是尼克松总统宣誓就职两个多月之后，即将被任命为毛泽东的继承人的中共国防部长林彪，向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报告，不再用在此之前美国是中国头号大敌的说法。林彪形容苏联同样对中国有重大威胁，这一来，三角外交关系的基本先决条件已经完备。林彪亦重申毛泽东1965年接见美国记者斯诺( Edgar Snow)讲过的话——中国在其国境之外没有任何部队，并且除非中国领土受到侵犯，也无意对外掀起战争。
毛泽东的信息未受到注意，部分是因为中共过分高估斯诺在美国的重要性。斯诺是长期同情中国共产党的美国记者，北京领导人认为他在美国对中国问题享有特殊的可信度。然而，华府认为斯诺是共产党的工具，不预备相信他享有的秘密。毛泽东故意在1970年10月1日中共国庆日观礼台上，把斯诺安排在他身边，美方没有注意到其中的意义。毛泽东1970年12月接受斯诺访问时，表示他愿意邀请尼克松以访客身份或以美国总统身份，到中国大陆访问；这个信息，美方也未予重视。虽然毛泽东还指示译员把笔记递给斯诺过目（以示具诚心邀请），华府从来不知道有此一邀请，直到数个月之后通过其他渠道已安排好尼克松访华之行时，才知道有这一段公案。
与此同时，美国与中国在1969年12月于华沙恢复外交接触。但是，与过去一样，并没有令人满意的进展。尼克松指示十分干练的、谨慎的美国驻华沙大使斯托赛尔( Walter Stoessel)，利用社交场合接触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代办，邀请他恢复大使级会谈。斯托赛尔的机会在1969年12月3日到来，场合挺怪异的——南斯拉夫借华沙文化官举办时装表演。中国代办完全没有得到北京的训令，指示一旦遭到美国外交官接触时应该如何对应。斯托赛尔好不容易堵住其译员，这个信息才得以传递出去。到了12月11日，中共代办终于接到指示，知道如何与美方交涉，才邀请斯托赛尔到中国大使馆，恢复华沙会谈。
但是，双方几乎立刻发生僵局。双方的标准议程都没有可以探究地缘政治根本问题的空间——根据尼克松的观点，后来发现毛泽东、周恩来也有同感，中、美未来关系的发展有待于这些地缘政治根本问题如何解决。甚至，这些问题在美方而言，还得通过向国会及主要盟国咨商的繁冗过程，如果能有何进展，这些进展也必然缓不济急，且人人有成见。
结果是，华沙会谈在美国政府内部制造的争议，更大于双方在会谈中的争端。因此，尼克松和我在1970年5月，听到中共以抗议美军攻击柬埔寨越共庇护基地为借口，中止大使级会谈的消息时，反而如释重负。此后，双方都试探是否还有比较具弹性的接触渠道。巴基斯坦政府满足了此一需求。双方接触步调加快，在1971年7月我秘密访问北京时，达到最高潮。
中国领导人是我所遭遇到的对手中，最能接受尼克松式外交手法的一群人。他们和尼克松一样，认为传统的议程是次要的，最要紧的是找出是否有可能在一致的利益上合作。这也就是为什么日后毛泽东见到尼克松，开口就说：
“台湾是小问题，世界才是大问题。”
中国领导人所要的是，美国担保不会与克里姆林宫合作施行勃列日涅夫主义；尼克松所要的是，想知道中国是否可能与美国合作，对付苏联在地缘政治上的攻势。每一方的目标本质上都是观念性质，不过，迟早这些观念都必须化为务实的外交做法上。双方提出其世界观后的说服力，出现某种共同利益的感觉——尼克松在这方面十分拿手。
基于这些原因，中美对话初期阶段主要集中在协调观念与基本方法上。毛泽东、周恩来与日后的邓小平，都不简单。毛泽东是有远见的、冷静的革命领袖；周恩来是高傲、有魅力、干练的行政主管；邓小平，则是具有根本信念的改革者。这三个人反映出详细分析的传统，也是古老中国经验的精华，能够分辨何者为常经，何时应权变。
他们的谈判作风与苏联领导人大异其趣。苏联的外交官几乎绝口不谈观念问题，他们的战术是，选定莫斯科当下关切的一个问题，纠缠不休，旨在令对手疲乏而不是被说服，而获致一项决议。苏联谈判代表的坚持与死硬，强调苏共政治局的一致意见，反映出其纪律严酷，也透露出苏联政治的内部张力，把政策变成累死人的零售叫卖，葛罗米柯就是这一派人士的典型。
中国领导人代表着在感情上远为安全的社会。他们比较不在意计较小地方，而着重建立信心。尼克松与毛泽东会谈时，毛一点儿也不浪费时间，开门见山就向尼克松表示，中国不会用武力对付台湾。“我们可以暂时不去管它（台湾），等个一百年吧！”对美国人想了20年的这个担保，毛泽东没要求美国回报。
我在和周恩来起草上海公报时，一度建议拿掉中方版本中一句话，换上美方版本，可又担心周恩来可能反对它。他说：“这样子谈不出结果的。如果你能说服我，为什么我们的字句不妥，我就听你的。”
周恩来的态度里不是出于抽象地表示善意，而是因为他确实把握住长期的优先秩序。当时，中国需要重振信心，斤斤计较这些小节，有违其利益。照毛泽东的说法，主要的安全威胁是苏联：“目前，来自美国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的侵略，都是小问题；因此，你要把部分军队撤退回国，我们则是不要派兵出国。”换句话说，中国并不怕美国，甚至也不怕美军在中南半岛作战；她不会向美国的重大利益挑战（不管美国在越南要怎么办），只关切来自苏联的威胁（日后又衍生出来自日本的威胁）。为了强调他重视全球均势，毛泽东还说他自己那些反帝主张是“空弹”。
这个方式先谈观念、回避实质问题，缓和了我们初期的接触。1972年2月，尼克松签署上海公报，替未来十年的中美关系提供蓝图。上海公报有个破天荒的特征：它有一半以上是双方各自表述在意识形态、国际事务、越南和台湾问题上面的不同观点。奇妙的是，双方见解不一的部分却给双方有同感的主题赋予重要意义。它们确认：
——中国和美国之间关系正常化之进展，符合全体国家的利益。
——双方都希望减少国际军事冲突的危险。
——彼此都不在亚太地区寻求霸权，也都反对任何一国或国家集团建立类似之霸权。
——彼此都不预备代表任何第三者谈判，或针对其他国家，彼此达成协议或了解。
抛开外交辞令，这些协议表示，最低程度上，中国不会有任何举动加剧中南半岛或朝鲜的局势，中国和美国都不会与苏联集团合作，并且两国都反对任何国家想主宰亚洲的企图。由于有能力主宰亚洲的另一国家就是苏联，因此可以说中美已心照不宣地结盟阻止苏联在亚洲的扩张主义（与英、法在1904年以及英、俄在1907年达成的协约没有不同）。
一年之内，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了解，更加明白，也更加全球化：1973年2月双方才公布一份公报，中国与美国同意将“共同”（由上海公报中的“个别承诺”升级）“抵抗”（由“反对”升级）任何国家在“世界”（由“亚洲”升级）建立霸权的企图。仅只一年半的时间内，中、美关系由尖锐对立、孤立的情形，进展到实质结盟共御头号大敌。
上海公报及促成公报之外交折冲，夸大一点来说，使得尼克松政府能够建立崭新的和平架构。美国一公布对中国开放，国际关系的模式就起了戏剧性大变化。日后，西方国家常称对华关系是“打中国牌”，仿佛紫禁城里的中国领导人之政策，可以在华府设计似的。事实上，“中国牌”从来不曾打过，也不存在。美国政策的作用是，建立一个架构，在国家利益相合时能够彼此支持。
在尼克松及其策士的分析里，只要中国恐苏大于恐美，中国基于自身利益就会与美国合作。同理，中国之反对苏联扩张主义，虽然吻合美国与中国之利益，绝不是对美国施惠加恩。尼克松对于中国领导人，尤其是周恩来的思路清晰，大为折服。周恩来一点也不要求美国在中、苏冲突上明明白白选择立场。美国借着与两大共产主义巨人都有更亲近的关系，而不是偏袒其中之一，谈判地位反倒最坚强。
美国对中国开放，提供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个案去研究外交决策者之个性。后来视为新转折点的，通常是来自一系列不经意的行为，很难分辨何者是蓄意去抉择。由于中、美关系是在20年的完全孤立之后才发展，每件事情都是全新的，因此对日后发展都有影响。双方是基于需要而修睦，不管谁在各自国家内当家主政，都得相互修好。但是，中、美关系进展之顺利、迅速与范围广泛，都得归功于双方领导人的坚持和精明；就美方而言，更是因为它破天荒地强调国家利益之分析。
毛泽东以上承中国3000年世代相袭的大一统而自信心十足。他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后，此刻正要在中国外交政策上注入若干务实做法。中国数世纪以来，都以远交近攻为治夷策略，毛泽东深以苏联扩张主义为忧，在对美开放上面也师法同样的策略。
尼克松不介意毛泽东的动机是什么。他的主要目标就是，美国在外交政策上重新主动。尼克松追求他所谓的美苏“谈判时代”的来临以克服越南乱局，他不依靠个人关系，也不靠苏联回心转意，而是依靠平衡诱因，使苏联能更有弹性。
美国对中国开放之后，苏联在两个阵线上受到挑战——西有北约组织，东有中共。就另一方面而言，在苏联的自信达到最高点、美国的自信沉沦之际，尼克松政府设法重新洗牌。这让苏联明白，全面战争对苏联风险太大。对中国开放之后，苏联即使发出非全面战争的压力，也变得非常危险，因为这有可能加速中、美修好的速度。一旦美国对中国开放，苏联的最佳选择变成寻求它自身与美国缓和紧张关系。基于她可能比中国有更多东西可与美国交换的理论，克里姆林官甚至想象，它可以影响美国和苏联成立对付中共的准结盟关系——勃列日涅夫在1973年和1974年两度向尼克松如此建议。
美国基于新的外交政策做法，不预备在任何势力均衡态势中，去支持强者对付弱者。作为一个最有能力扰乱和平的国家，苏联应受激励去缓和已有的危机，并且避免在两面受敌之情势下再惹出新危机。中国也有能力打破亚洲均势，基于需要美国的善意对待，也应受到节制，而可以对苏联之冒进达成抑制之效。通过上述做法，尼克松政府试图与苏联解决实际问题，并且与中国就全球范围维持对话关系。
虽然许多苏联事务专家警告尼克松，与中国改善关系，不利美苏关系发展，事实却恰恰相反。在我秘密访问中国之前，莫斯科在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高峰会谈这件事上就拖了一年多，迟不安排。它提出一大堆条件，才肯安排高峰会议。可是，我密访北京后一个月内，克里姆林宫就改变主意，邀请尼克松到莫斯科会谈。苏联领导人放弃逼美国单方面让步的作为后，美、苏所有的谈判就开始加速进行。
尼克松是西奥多·罗斯福以来，第一位以国家利益为号召执行外交政策的美国总统。这个做法的缺点是，在美国人民心目中起不了情感共鸣作用。虽然尼克松经常提到和平的架构，架构却是一种工具，本身不会使社会的心灵激发出承诺——尤其是被灌输了美国例外论的社会。国家利益，也不像历次总统外交政策咨文所陈述的那么明白易懂。因为缺乏长久建立的传统，美国领导人对国家利益这个观念，就没有英国、法国或中国领导人那么放心。即使在最合适、最宁静的条件下，要建构尼克松式的外交政策传统也要花掉一个总统四年任期的绝大部分时间。
尼克松在他的第一个四年任期中，都没有太多机会进行这类启迪教育工作，因为美国社会饱受抗议示威之苦，美国政府也为共产主义威胁而忙碌不已。至于他的第二个任期，则一开始就受水门事件之困。面临被弹劾之虞的总统，不可能被接纳为重构传统思考的领袖。
同时，尼克松与其策士提出的新做法，也着实不符合美国的意识形态传统。20年前，杜勒斯国务卿把他的现实主义分析，披上美国例外论的外衣；10年之后，里根总统在推动美国群众支持其外交政策时，给它理想主义的外表，但是就其运作内容而言，却与尼克松的主张没有太大不同。尼克松的两难是在于，杜勒斯或里根的论调于他都好比火上加油。若是在比较平静的时代里，尼克松取杜勒斯或里根的论调，可能又太睿智了。
尼克松的外交政策新做法越是理所当然，它所回避的祸害也消退之际，尼克松（和我）的做法变得越有争议性。若无水门事件，尼克松或许能让美国接受其外交主张，并且显示出这事实上是实现美国理想主义的最务实做法。但是水门事件和越南问题使得美国无法产生社会共识，虽然尼克松在中南半岛悲剧之情境下，仍使美国居国际主导地位，他的第二个任期却目睹美国社会上下对美国在世界之角色有格外激烈的辩论，尤其是对美国应以何种态度对待共产主义，争辩特别激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