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强烈的证词来自苏联方面的人士。苏联学者自1988年开始，承认苏联应对缓和之破裂负责任。苏联评论人士显得比美国许多批评者更了解缓和的命题，他们指出：缓和乃是华府使莫斯科不能挑衅已有的军事、政治现象的方法。勃列日涅夫这一代的领导人违背此一默认的了解，寻求单方面收获，激起里根政府的反应，以致苏联无力招架应付。
最早、最有趣的一位苏联“修正主义”评论人是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Economy of the World Socialist System)教授达希契夫( Vyacheslav Dashichev)。达希契夫在1988年5月18日当期的《文学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勃列日涅夫领导层历来的估计错误和无能”，使得世界其他大国全都结合在一起反苏，也激发了武器竞赛，搞得苏联国库空虚，不胜负荷。因此，苏联传统上站在世界家庭之外，所采取的设法破坏的政策，必须抛弃。达希契夫说：
“西方国家认为，苏联领导人积极利用缓和加强其军力，寻求在军事上与美国并驾齐驱，并且与所有的敌对大国大体上能相上下——这是史无前例的事实。美国受到越南战祸之打击，对于苏联在非洲、近东和其他地区的扩张，有非常敏感的反应。
一‘回馈’效应的运作使得苏联在外交政策和经济方面陷于非常困难的位置。她受到所有的世界大国，美国、英国、法国、西德、意大利、日本、加拿大和中国的反对。跟她们庞大的优势力量作对，非常危险。远远超过苏联的能力所及范围。”
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1988年7月25日在外交部一次会议上，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逐项列举出苏联的种种错误，例如进军阿富汗、与中国交恶、长期低估欧洲共同体、耗费不赀搞武器竞赛、1983~1984年间退出日内瓦武器管制谈判会议、苏联早先决定部署SS-20导弹，以及苏联必须保持与全体敌国兵力相埒的国防理论。换言之，谢瓦尔德纳泽几乎对苏联过去25年的所作所为，全都加以批判。这等于是默认西方政策对苏联有重大影响，因为民主国家若是未对冒险行动施惩，苏联政策就可以称是成功的政策，也就没有需要重新评估了。
美国两党历任八位总统追求结束冷战，而冷战之终结与1947年凯南所预测者大体相同。不论西方国家采取多么宽容的政策，苏联的制度使她非得借外界常有大敌的幽灵，来合理化它强要百姓忍饥受苦，并且维持武装部队与情报安全机构以保障其政权的做法。西方国家反应的累积压力在里根时代达到最高点，苏共第二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把正式理论由和平共处改为相互依存，对内镇压的道德基础为之消失。接下来，如同凯南所预测，苏联人民习于纪律，不能立刻适应宽容与妥协，一夕之间由最强沦为“国际社会中最弱、最可怜”的一个民族。
本书前文提到，凯南后来认为他提倡的遏制政策太侧重军事方面。更精确的评语应该是，美国一向在过分依赖军事战略，以及情绪上过分倚赖敌人回心转意之间，摇摆不定。我本人也曾经屡次批评以遏制名义提出的许多政策。不过，美国政策的整体方向可说相当有远见，而且虽然政府更迭，决策者个性各异，仍然保持相当的连贯性。
当自信的苏联帝国一副俨然代表未来新潮流的模样，而且世界领袖也倾向于接受此一见解之时，如果美国没有出面组织反抗，已经在战后欧洲崛起为最大的政党之共产党，可能就得逞。从柏林问题起发生的一系列危机，就无法抵挡住，而且也必然会发生层出不穷的其他危机。克里姆林官利用美国在越战之后举国骚乱的局势，派出附庸国部队到非洲，也把苏联军队开进阿富汗。如果美国不起而保障全球均势，并且协助重建民主社会，苏联就会更不知节制。美国没有由均势的角度来观察、界定自己的角色，的确令痛苦增加、令过程繁复，但是这也使得美国有前所未见的坚贞信念与创意。并且事实也没有改变，美国依然保持了全球均势，以及世界和平。
冷战获胜，当然不是哪一位总统的成绩。它是美国两党40年努力之功，也是共产党积70年僵硬之果，里根现象乃是个性与机会偶然汇合的结果，早了十年，他会被认为太逞强好胜；晚了十年，又似乎太偏执一途，毫无折中。以意识形态上的强悍号召美国民众支持，再加上外交上的弹性作为（换了另一位总统，保守派恐怕就不会原谅他如此做），正好是苏联衰弱并出现自我怀疑心态的时期所需要的对策。
然而，里根外交政策性质上的夕阳无限好的意义，大于新时代曙光的意义。冷战几乎是美国人定见的产品。美国人心目中认定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严重挑战，因而其普遍真理不论是否过分简化，如何适用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问题，成为一大考验。军事上的威胁之大是明显、迫切的，其源头非常清晰。即使如此，美国仍不辞辛劳，由苏伊士运河到越南，把她的普遍原则运用到并不友善的特定案例上。
后冷战的世界，不再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挑战，在本书写作时亦无任何一例地缘战略上的冲突对峙。几乎每一情势都是特例，自认为与众不同的特殊主义，激发了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使得美国以不屈不挠的决心赢得冷战。但是在21世纪的多元世界里，需要更精细的运用。美国最后仍须面对她在其历史上一直能够回避的大挑战：传统上自视为单纯的哨兵或十字军，依然界定着美国的选择，或局限住美国的发展。总而言之，美国终究必须对其国家利益的发展作出确切的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