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国际秩序刻不容缓
当拿破仑在厄尔巴岛( Elbe)度过首次被放逐的岁月之际，拿破
仑战争的战胜国于1814年9月齐集于维也纳，规划战后的世界。维
也纳会议( Congress of Vienna)在拿破仑逃离厄尔巴岛到他最后在滑
铁卢被彻底击败期间，一直持续进行。而重建国际秩序则变得愈加刻
不容缓。
代表奥地利参与谈判的虽是梅特涅( Prince Klemens vonMetter-
nich)，但会议地点就在维也纳，因此奥皇得以就近掌控。普鲁士国王
派哈登堡( Prince von Hardenberg)与会。复位不久的法王路易十八借
重塔列兰( Talleyrand)，使他保持经历自大革命前以来历任法国统治
者的纪录。沙皇亚历山大不愿将俄罗斯代表的尊崇地位让给任何人，
因此亲自出席。英国外相卡斯尔雷( Lord Castlereagh)则代表英国出
席。
这五人圆满达成任务。维也纳会议之后，欧洲经历了有史以来最
持久的和平。众强国之间有40年未开启战端，而1854年克里米亚战
争后，又有60年未曾发生重大战事。维也纳协议与皮特方案如出一
辙，因此当卡斯尔雷将协议呈递英国国会时，特附上一份英国原始lyJ
设计方案，以示两者有多么雷同。
矛盾的是，这个国际秩序以均势（或权力均衡）为号召的程度可
谓空前绝后，然而其维持的力量却不在于权力。造成此种独特的国际
态势的部分原因是，其均势建构得极佳，要集结足以推翻它的庞大势
力极为困难。但最重要的因素则在于欧陆国家是因共同的价值观而结
合在一起。各国不仅在有形势力上，在道德上亦处于均衡状态。权力
与正义取得相当的协调。权力均衡降低诉诸武力的机会；共同的价值
观则减低诉诸武力的欲望。国际秩序若被认为不公正则迟早会受到挑
战。但一国人民如何认定国际秩序是否公平，这同时取决于国内体制
及对外交政策战术性问题的判断。因此，国内各体制之间若能运作和
谐，对和平是一大助力。虽显讽刺，但梅特涅先于威尔逊总统，因为
他也相信有一致的正义观念是建立国际秩序的前提，尽管他心目中的
正义与威尔逊在20世纪想要具体实现的正义概念是多么南辕北辙。
事实证明建立普遍的均势并不困难。五位政治家将皮特的方案当
做建筑蓝图般遵循。由于民族自决的观念当时尚未发明，他们丝毫未
曾想到要把自拿破仑手中夺回的领土，依民族的分布分割成不同的国
家。奥地利扩大在意大利、普鲁士扩大在德国的版图。荷兰共和国
( Dutch Republic)获得奥属尼德兰（Austrian Netherlands，大部分属今
日比利时）。法国被迫放弃所有征服的土地，回复大革命前的“古老
边界”。俄罗斯得到波兰心脏地带。（为遵守其不在欧陆攫取领土的政
策，英国仅获得非洲南端的好望角。）
依英国对世界秩序的想法，国际均势的成败在于各国是否能扮演
好各自在整体大局中所担负的角色，美国在二次大战后所寄望于其盟
邦的也是如此。在实践的过程中，英国遭遇到欧陆国家观点不同的难
题，这也与美国在冷战期间的情形相仿。各国不会只把自己视为大安
全体系下的一个小齿轮。国家的生存需要安全，但这绝非国家存在的
唯一目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目的。
就像现代法国未曾以分工的角度来看北约组织( NATO)，奥地利
及普鲁士当年也不认为自己属于一个“大集团”。欧洲整体的均势，
若未能兼顾奥地利及普鲁士本身特殊且复杂的关系，或考虑到其传统
的角色，则均势对这两国便没有多大意义。
哈布斯堡王朝在三十年战争中未能取得中欧霸主的地位后，奥地
利便放弃想要控制全德的企图。衰颓的神圣罗马帝国于1806年寿终
正寝。但奥地利仍自视为中欧的龙头，矢志不让其他德意志国家，尤
其是普鲁士，抢走奥国传统的领导地位。
奥地利有充分的理由应深具戒心。自腓特烈大帝抢得西里西亚
后，奥国的领导地位便受到普鲁士的挑战。外交冷酷，崇尚军事，加
以高度纪律感，把普鲁士在一个世纪内，由位于北德蛮荒之地的二流
诸侯国，推向一个堂堂的王国，虽然在列强中仍是最小的，但军事力
量却名列前茅。普鲁士的边界断断续续，由部分为波语区的东边，越
过北德，再到已渐拉丁化的莱茵区——此地因汉诺威王国( Kingdom
of Hanover)而与普鲁士本土分隔——这使普国产生极为强烈的使命
感，以保卫其四分五裂的领土为国家最高目标。
这两个最大的德意志国家彼此间的关系，以及各自与其他德意志
小国的关系，是欧洲稳定与否的关键。至少自三十年战争后，德国内
部的情势便一直令欧洲左右为难：每当德国分裂衰弱，就会招来邻国
的入侵，尤其法国。反之，德国若有统一的可能性，又会令邻国疑
惧，甚至到今天仍是如此。黎塞留生怕统一的德国会独霸欧洲并凌驾
于法国之上，在1609年便有一位英国人提出相同的看法：“再论德意
志，若全德定于一尊，则各国均将惊骇不已。”在历史上，德国不是
太弱便是太强，此二者对欧洲和平均无助益。
维也纳会议的主导人物明白，若要中欧和平稳定，就必须打破黎
塞留在1600年所做的安排。黎塞留刻意助长中欧的分裂衰弱，使法
国始终保有侵略的野心并作为法军演练战技的场地。因此集会于维也
纳的领袖们着手合并但非统一德国各邦。奥地利及普鲁士是最强的两
国，其次是一些中等规模的国家，如巴伐利亚（Bavaria）、符腾堡
( Wurttemberg)及萨克森，分别被扩大及强化。拿破仑时代之前的
300余个邦国，被合并为约30个较大的国家，全部结合在新成立的德
意志邦联( the German Confederation)之下。德意志邦联旨在共同抵
御外侮，它是个完美的设计，虽强大到不怕法国的攻击，却又太分散
尚不足以威胁到邻邦。这个邦联平衡了普鲁士超强的军事力量与奥地
利无上的威望及正统地位。其目的在阻止德国走向全国的统一，保存
各诸侯国与王国的王位，同时又防阻法国的侵略。它在这三方面均很
成功。
胜利者在处置战败的敌人，以及设计和平方案时，心态必须由获
胜所必要的奋战到底的精神，调整到为达成持久和平所需要的妥协求
全。惩罚性的谋和对国际秩序无益，因为它会使战争期间实力已大肆
消耗的战胜国，还需要负责压制战败国对和约不满，决心抑制到底的
反弹。凡有不服的国家几乎必可找到不满的战败国为盟友。此即凡尔
赛和约(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失败的根源。
维也纳会议的战胜一方与二次大战的胜利者一样，都避免了这个
错误。要对法国宽大并非易事，法国企图称霸欧洲已150年，其军队
在邻国驻扎也已25年。但参与维也纳会议的政治家认定，如果能让
法国相当满意，而不是愤愤不平，对欧洲才比较安全。法国征服的领
土虽被剥夺，但得以保留“古老”即大革命前的疆域，而且比黎塞留
治理下的法国要大了很多。拿破仑的死敌英国外相卡斯尔雷说明如此
安排的理由：
“法国持续之过度作为无疑仍可能促使欧洲分崩离析，
但若令其失望则此等国家势必再动干戈，其不仅掌握主动，
且有一股道德力量，仅此便足以令其紧密诘盟。因而盟国出
于确保欧洲各强国均迫切需要之和平，应再给予一次机会。”
到1818年，法国获准加入在维也纳定期举行的有关欧洲事务的
集会，有50年之久，这几乎等于是欧洲的政府。
英国相信各国均十分明白自身的利益所在，一旦遭到挑战也懂得
如何自卫，因此对这样的安排或许不致有异议。他们不认为需要有正
式的保证，或是这种保证对一般的常识判断会有多大的助益。但150
年来饱受战争所苦的中欧各国，却坚持要有明文的保证。
尤其是奥地利所面临的危险，英国不太能体会。奥国乃中世纪之
产物，是多民族组成的帝国，在其位于德国及意大利北部的历史据
点，聚集着多瑙河盆地的众多民族。奥国有感于有动摇国本之虞的自
由主义及民族主义浪潮，越来越令人反感，便设法撒下道德约束之
网，以抑制轻举妄动。梅特涅最高明的手法在于能说服大国自异中求
同。塔列兰曾指出如此有所节制对化解歧见是多么重要：
“若最小的反抗力量与最大的攻击力量相当，则可取得
平衡。但实际情况仅允许人为的非稳固的平衡存在，唯有若
干大国秉持中庸及公正之精神，此一平衡始得以持续。”
维也纳会议后，均势及正统观之间的关系表现在两份文件中：四
国同盟( the Quadruple Alliance)，由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及俄罗斯
组成；神圣同盟( the Holy Alliance)，仅由被称为东方三强(Eastern
Courts)的普、奥、俄三国组成。19世纪初各国对法国的疑惧，无异
于20世纪大家对德国的观感，都视之为虎视眈眈，包藏祸心。因此
集会维也纳的政治领袖组成四国同盟，以压倒性的武力，不容法国的
侵略野心有一点出头的空隙。1918年凡尔赛和会上的战胜国若也曾组
成类似的联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不会发生。
神圣同盟是维也纳和会最值得一提的创举
神圣同盟则完全不同。自近200年前斐迪南二世退下神圣罗马帝
国皇位后，欧洲就未曾见到这类的文件。它由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提
出。亚历山大一世始终无法忘情于自诩的伟大使命：重整国际秩序，
'n
改革每个参与国。1804年，皮特所倡议的建立各国自由体制的圣战无
疾而终；到1815年，亚历山大自信满满，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尽
管此次他所号召的圣战与他11年前所拥护的正好相反。如今他独尊
宗教及保守思想，他所主张的国际秩序改革，其大前提也改变了：
“诸强国过往对彼此相互关系所遵之方向，须彻底改变，
且亟须以我主永恒之信仰之崇高真理，重建此秩序。”
奥国皇帝曾笑言，他一时之间不知该在部长会议上，还是该在告
解室内讨论这些事。但他很清楚，自己既不能加入沙皇圣战的行列，
也不能加以驳斥，以免给亚历山大自行其是的借口，仅留下奥地利面
对当时的自由主义及民族主义浪潮孤军奋战。因此梅特涅将亚历山大
的草案转变为后世所称的神圣同盟，以缔约国有责任维持欧洲内部现
状为各国的宗教义务。这是近代史上，欧洲列强首次赋予本身一个共
同的使命。
英国的政治领袖绝无可能加入一个赋予一国干预他国内政的权
力，或应说是义务的组织。卡斯尔雷称神圣同盟为“满纸冠冕堂皇莫
测高深之荒唐事”。梅特涅却视此为让沙皇保证维持正统统治，尤其
是防范其独断专行地抒发其宗教热忱的一个机会。神圣同盟将保守的
国君聚在一起对抗革命，但也要求他们必须协同行动，这无异于让奥
地利在理论上对强邻俄罗斯的妄动享有否决权。所谓的欧洲协调
( Concert of Europe)是指，在某些层面互别苗头的各国，对影响整体
安定的事务要以一致的步调设法解决。
神圣同盟是维也纳和会最值得一提的创举。神圣两个字常使人忽
略它在实际运作上的意义，即在各强国的互动关系中加人道德的限
制。为维护其国内体制以保有既得的利益，促使欧陆国家结合在一
起，避免了如前一个世纪它们必然走上的冲突之路。
但以为各国体制相容，便可保证处于和平的均势，不免太过一厢
情愿。18世纪欧陆各国的统治者均以君权神授为政权基础，也可谓志
同道合。但他们有种使命感，正因为对本身的制度感到自豪而彼此争
战不断。
一国国内的制度会决定其在国外的行为，威尔逊不是第一个提出
此主张的人。梅特涅有同样的想法，却是基于截然不同的前提。威尔
逊认为民主国家就一定爱好和平，讲道德。梅特涅却认为民主国家很
危险，不可捉摸。他眼见行共和政体的法国给欧洲带来如此大的祸
害，因此认为唯有合法正统的政权才能带来和平。他冀望各古老王朝
戴着冠冕的国君即使不是维护和平，也至少会保存国际秩序的基本架
构。由此政权的正统性便成为巩固国际秩序的凝聚力量。
区别威尔逊及梅特涅对国内正义与国际秩序的不同看法，对了解
美国与欧洲呈对比的观念十分重要。威尔逊不遗余力地推动他认为具
革命性的新观念。梅特涅则力图将他视为古老的观念制度化。威尔逊
领导的是刻意为追求自由而建立的国家，他深信民主价值可形诸法
律，并深植于全新的世界组织中。梅特涅代表体制演进缓慢，几乎不
被人知觉的古国，他根本不相信权利可经由立法来创造。在他看来
“权利”是自然存在的东西。法律或宪法上是否有规定仅属技术问题，
与是否能带来自由无关。梅特涅认为权利还需保障便是矛盾：“理所
当然之事经大肆宣扬，反失去其力量，误将客观之存在当做立法对
象，会造成原欲保障之事却反受束缚。”
梅特涅有些论点是为无法适应新国际形势的奥地利帝国的行为自
圆其说。但亦反映出理性主义者的观点，即法律与权利自然存在，非
来自君王的命令。他成长的背景适逢法国大革命，以高唱人权为始，
却以恐怖统治（Reign of Terror）为终。威尔逊的美国经验比这好多
了，而且现代极权主义要再过15年才开始，因此他不会想到民意会
出轨。
维也纳会议后，梅特涅在维持国际体系及解释神圣同盟的要求上
居关键地位。他是被迫担负这个责任，因为奥地利强敌环伺，国内体
制又与当代的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潮流越来越不相容。普鲁士觊觎其在
德国的地位，俄罗斯虎视着巴尔干诸国的斯拉夫人口。当然也少不了
法国，亟待在中欧重建黎塞留的传奇。梅特涅明白，一旦允许这些危
机演变为实力的角力，不论最后是输是赢，奥地利必落得民穷财尽。
因此他的政策是建立道德共识以避免危机，对不可避免者则设法借力
使力，支持愿站在冲突第一线的国家，如在低地国家与法国对抗的英
国，在德国与普鲁士对抗的诸小邦。
梅特涅凭着非凡的外交技巧，将熟知的外交理论化作可行的外交
政策原则。他对奥地利两个最亲近的盟友，也是奥国两个地缘政治上
的威胁，说服它们相信，革命所带来的意识形态上的危险，大于它们
战略上的可趁之机。若当年普鲁士有意利用德国的民族主义，可能早
在俾斯麦前一代便会挑战奥地利在德国的龙头地位。若沙皇亚历山大
一世或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只考虑俄国的地缘政治扩张机会，
则必会像他们的后来人一个世纪后所做的那样，更彻底地利用奥斯曼
帝国的瓦解，而对奥国十分不利。当时普、俄均自我节制，以免有违
维持现状的大原则。在拿破仑的猛攻下仿佛即将寿终正寝的奥地利，
借梅特涅的安排又获得苟延残喘的机会，多延续了百年的寿命。
解救这个不合时宜的帝国并指引其政策近50年的功臣，在13岁
前不曾到过奥地利，到17岁才去定居。梅特涅的父亲曾任哈布斯堡
所属莱茵区( Rhineland)总督。他本人见多识广，总觉得说法文比说
德文自在。1824年他写给威灵顿（Wellington）的信中说：“长久以来
欧洲对我有如祖国。”当时反对他的人对他义正词严的大道理及巧饰
过的讽喻不以为然。但伏尔泰及康德应能理解他的看法。身为启蒙时
期的产物，却发现自己被拖进一场与本性不合的革命斗争中，又成为
一个四面楚歌但国体难改的国家的首相。
态度严肃，目标中庸是梅特涅的处事风格，他曾说：“勿在意抽
象概念，接受事物现状，竭尽所能避免昧于事实。”又说：“对经不起
考验的高调，如保卫人类文明，无从产生实际行动。”
秉持此种态度，梅特涅得以使自己不致随波逐流。拿破仑刚在俄
国被打败，俄国军队还未抵达中欧前，他便看出俄国是一长期的潜在
威胁。当奥地利的邻国都专注于摆脱法国的统治时，他却以战争的目
标是否有利于其摇摇欲坠的国家，作为奥国参与反拿破仑联盟的条
件。他的态度与二次大战期间，民主国在类似情况下面对苏联时的立
场完全相反。他跟卡斯尔雷及皮特一样，认为中欧强大乃欧洲稳定的
前提。为极力避免一决实力高下的战事，他对中庸之道的重视不亚于
对纯实力的累积：
“欧洲强国之态度随其地缘位置而有不同。法、俄各有
一处边界，且易守难攻。莱茵河加以三道堡垒的防御令法国
得保安全；恶劣天候则使尼曼河( Niemen)成为俄国天险。
奥、普却四境门户洞开，饱受邻国威胁。两国在法、俄强势
压力之下，唯有善用智慧步步为营之上策，彼此及与邻国保
持友好，始得安宁。”
奥地利虽需要俄国作为对抗法国的屏障，却不放心这躁进的盟
国，尤其是沙皇宗教般的狂热。塔列兰曾说，亚历山大一世不愧为疯
狂保罗( Tsar Paul)之子。梅特涅说亚历山大是“集男性美德与女性
弱点的奇异组合。对真正的野心不敢造次，对纯粹的虚荣却勇气十
足”。
梅特涅以为对俄国的问题不在于如何防范其侵略野心，因奥国对
此力不从心，而是如何缓和此种野心。一位奥国外交官回报：“亚历
山大期望世界和平，但非为和平本身及和平之好处，而是存有私心；
非一无条件，而是有所保留；和平须由其仲裁，世界之安定幸福须来
自于他，全欧均应承认此为其功德。有赖其恩赐，并可任其予取予
求。”
卡斯尔雷及梅特涅对于应如何对付见异思迁好干预的俄罗斯，有
不同意见。卡斯尔雷身为远离冲突现场的岛国的外相，只打算对俄国
明显的攻击采取行动，而且一定要攻击威胁到均势才会有所反应。梅
特涅的国家却在欧洲心脏地带，冒不起这种风险。正因为不信任亚历
山大，梅特涅力主与他保持密切关系，全力防备他可能造成的威胁。
他曾写道：“一旦开火，亚历山大定会在佞臣引领下逃离我等的监督，
届时将无以节制其自恃天命而为所欲为。”
为冲淡亚历山大的狂热，梅特涅采取双管齐下策略。他虽坚决反
对奥地利强出头或采取片面行动，但在他领导下，奥国却成为打击民
族主义的先锋。他更不鼓励他国自行行动，部分即由于他担心俄罗斯
的宗教式狂热会演变为扩张主义。对他而言，温和中庸既是哲学上的
美德，也有实际上的需要。他曾对一位奥国大使做如下的指示：“化
解他人之利益主张比急于追求本身利益更重要，别无所求，收益反
大。”只要情况允许，他一定设法以耗日废时的谈判，限制他国不得
超越欧洲共识所容许的范围，借以拖延他国祭起圣战旗帜的图谋。
另一方面，梅特涅的做法是团结保守势力。凡诉诸行动势不可免
时，他另有巧妙之戏法，对此他曾做过如下解说：“奥地利事事重实
质而多思量。俄罗斯唯重形式。英国重实质不重形式，我方之任务即
在结合英方期期以为不可与俄方之惺惺作态。”梅氏以灵活的手腕，
把他深怀戒心的俄罗斯，变成基于保守利益而结合的盟友，把他信任
的英国，变为保卫均势不受挑战的最后依靠，由此使奥国得以掌控一
个世代的欧洲事务步调。然而必然要发生的事只能延后，无法扭转。
即使如此，能够依据不符时代主流的价值观，延续一古国长达一世
纪，不可谓成就不大。
令梅特涅两难的抉择在于，他与沙皇越接近，与英国的关系就可
能受影响；他越是冒此风险，就越不得不靠拢沙皇以免孤立。他的理
想组合是，既有英国支持维护现有的领土平衡，又有俄国支持弭平国
内的动乱；既有四国同盟保护地缘政治上的安全，又有神圣同盟保护
国内的安定。
但随着时光流逝，拿破仑逐渐被遗忘，这个理想组合越来越难以
维持。这两个同盟越是走向集体安全与扮演欧洲政府的角色，英国越
是觉得有必要敬而远之。而英国越是保持距离，奥地利就越得仰赖俄
罗斯，因此对保守势力便更不遗余力地加以保护。如此形成一个牢不
可破的恶性循环。
不论卡斯尔雷有多么同情奥地利的处境，但他无法说服英国对潜
在而非实际的危险有所行动。他曾声明：“逢欧境领土平衡遭破坏之
时，彼（英国）可有效干预，但于任何抽象之问题，彼定为欧境最不
可能冒险投入之政府，值确切之危险危及欧洲体系，吾国必不落人
后；但吾国无意亦无法依抽象假设性戒备原则，即付诸行动。”但梅
特涅最头痛的便是，基于现实需要，他必须将英国视为假设性抽象的
危机当做实际威胁来看待。国内的革命浪潮正是奥地利感觉最难以处
理的危机。
为缓和原则上的歧见，卡斯尔雷建议各国外相定期见面或召集正
式会议，检讨欧洲局势。这后世所称的欧洲会议( Congress)制度，
旨在就欧洲所遭遇之问题凝聚共识，为多边行动解决问题找到出路。
但英国对这种“欧洲政府”制度颇为排斥，因为它太接近英国所极力
反对的统一欧洲国。且不论英国的传统政策，没有哪届英国政府曾许
下永久承诺，愿在无实质威胁的平时，随时检讨时势。英国民意对参
与欧洲政府的态度，就仿佛20世纪美国人对国际联盟的观感，而且
均是基于相同的理由。
英国内阁早在1818年首次于夏倍（Aix - la - Chapelle）召开欧洲
会议时，即明示其保留态度。卡斯尔雷带着他极不情愿的指示与会：
“我国赞同此次会议有一共同宣言，并同样勉为其难，保证次等强国
定期集会将限于一个主题，甚或一国家，但排除以任何方式涉人国际
法所不容之干预。我国真正之政策始终为，除极紧急事故决不涉入，
一旦涉入必挥大军前往。”英国希望节制法国，但除此之外，伦敦对
“涉入欧陆”及统一欧洲的双重排斥心理始终不减。
唯有一次英国觉得欧洲会议外交与其目标吻合。1821年希腊革命
期间，英国将沙皇有意保护崩溃的奥斯曼帝国境内信仰耶稣教的人
口，视为俄罗斯企图进攻埃及的先声。鉴于英国的战略利益受到威
胁，过去虽极力将欧洲的问题关系仅限于对抗法国，此刻卡斯尔雷却
毫不迟疑以同盟之名请沙皇节制。不出所料，他就理论与实际间的差
异做了一番解析：“土耳其的问题完全另当别论，在英国我们认为它
涉及非理论上而是实质上的考虑。”
但卡斯尔雷向四国同盟提出呼吁，反而最是显示出这个同盟的不
可靠。当有成员以本国战略利益为唯一实际标准时，这个同盟便无法
给予各会员国额外的安全保障。因为不论发生什么危机，各国除本国
利益外，并无更大的安全义务。梅特涅显然对卡斯尔雷个人，对其目
标甚至对欧洲会议制度本身明白的认同，感到欣慰。某奥地利外交家
曾说卡斯尔雷， “有如热爱音乐者坐在教堂中，想鼓掌却又不敢造
次。”但如果连英国最倾向欧洲的政治家，都不敢对自己的信念喝彩，
那英国在欧洲协调中的角色，注定只是过渡性而无法发挥功效的。
类似威尔逊及其倡议的国际联盟在一个世纪后的遭遇，卡斯尔雷
欲说服英国参与欧洲会议制度的做法，远超出英国代议政府在理论上
或战略理由上所能容忍的限度。他跟后来的威尔逊同样认为，若其国
家肯参与某种永久性的防患于未然的欧洲论坛，才是防范新兴侵略野
心的最佳途径。他对欧洲的了解超过同时代多数的英国人，也明白新
建立的均势必须小心加以维护。他以为他已设计出英国可接受的方
案，因为这只不过是四个战胜国的外相进行一连串的讨论会，不涉及
任何义务。
但即使只是讨论会，对英国内阁而言仍带有太多欧洲政府的意
味。事实上，这个制度性会议连最初的障碍均未克服。卡斯尔雷参加
1818年首次在夏倍的集会时，法国被允许人会，英国继而退出。此后
英国内阁拒绝让他再参与任何欧洲会议，会议随后曾于1820年在特
洛波( Troppau)，1821年在莱巴赫（Laibach，即今天的卢布尔雅
那），1822年在维罗纳( Verona)举行。对英国外相一手筹划的欧洲
会议，英国始终敬而远之，正如一个世纪后，美国对其总统所倡议的
国际联盟保持距离。在这两个例子中，由最强大国家创建的集体安全
制度，均由于国内禁忌及历史传统而失败。
威尔逊及卡斯尔雷都相信，在一场毁灭性的战争后所建立的国际
秩序，唯有靠国际社会所有主要成员，尤其是其国内主导人物的积极
参与，始能获得保障。对他们两人而言，安全必然是集体的；倘若有
任何一国受害，到最后没有一国能幸免。如此看来，安全是不可有缝
隙的，每一国在对抗侵略上享有共同利益，而预防侵略则更符合这共
同利益。卡斯尔雷认为，不论英国对个别问题持何种观点，维持整体
和平及维持均势理应符合英国真正的利益。他与威尔逊均相信，维护
这个利益最好的办法，便是参与影响国际秩序的决策过程，以及组织
对抗破坏和平者的反抗势力。
集体安全的弱点在于各国的利益极少一致，安全也很难做到无懈
可击。因此一个全面性集体安全制度，其成员同意坐视不管的可能性
大于采取联合行动的可能性。大家要不是集结在泛泛的大原则下，便
是眼看着最强大的一员，因自觉最安全最不需要此制度的保障而出
走。威尔逊及卡斯尔雷均未能说服其国家加入集体安全体系的原因
是，这两个社会都不觉得眼前有什么危险，都自认为可以独立应付，
即使必要时也能在最后一刻找到需要的盟友。国际联盟或欧洲会议对
这两国而言，只会增加风险，却无助于提升国家安全。
不过这两位英美政治家之间有一项很大的差异。卡斯尔雷不但与
同时代的英国人见解不同，甚至与整个英国近代外交政策都格格不
入。他未留下典范，没有英国政治家曾以他为榜样。而威尔逊不仅对
美国人舍我其谁的热情有所回应，更将此种情绪推向新高点。后世所
有的美国领导人多少都有他的影子，在他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也深受
其主张的影响。
获准参加历次欧洲会议的英籍“观察家”，卡斯尔雷同父异母的
兄弟斯图尔特爵士( Lord Stewart)，大部分精力都用在阐明英国的参
与有哪些限制，很少对达成共识出力。在特洛波，他提出一份文件，
肯定各国有自卫的权利，但坚持英国“身为四国同盟之一员，不会承
担维持一支欧洲警察的道德责任”。在莱巴赫，他奉命重申，英国决
不会介入对抗“臆测性”危险的行动。卡斯尔雷本人在1820年5月5
日发布的官方文件中，曾说明英国的立场。他肯定四国同盟是“为欧
陆极大部分国家自法国军事统制中解放”而成立的。但它从未以成为
世界政府联盟( Union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World)或以监督他国
内政( Superintendence of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other States)为宗旨。
到后来卡斯尔雷发现自己身陷于个人信念与国家需要冲突的两难
中，却寻不出一条出路。在最后一次晋见英王时，他说：“陛下，向
欧洲道别已不可免；唯陛下与微臣了解欧洲并曾解救欧洲；在微臣之
后，将无人了解欧陆之事。”四天后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随着奥地利日渐仰仗俄罗斯，梅特涅最难解的问题变成他以保守
思想讨好沙皇，借以牵制俄国利用其在巴尔干及欧洲边陲发展的大好
机会，能持续到几时。答案是近30年，这期间梅特涅应付了那不勒
斯( Naples)、西班牙及希腊的革命，同时有效地维持着欧洲共识，
避免了俄国介入巴尔干。
东欧的问题不会消失
但东欧的问题不会消失。基本上，其缘由来自巴尔干各民族欲脱
离土耳其统治而纷纷发生独立革命。这为梅特涅体系所带来的难题，
一是不符其维持现状的承诺，二是今日对土耳其而发的独立运动，有
一天可能转向奥地利。再有，对维护正统最不遗余力的沙皇，干预的
欲望最强，但谁也不相信，至少在伦敦或维也纳无人认为，沙皇一旦
发动大军，他只会维护“现状”。
有一度为平息奥斯曼帝国瓦解所带来的震撼，英奥两国曾有一段
时间关系相当密切。不论英国多么不在乎特定的巴尔干问题，俄罗斯
向俄土边界两个海峡推进，在英国看来也对其地中海利益构成威胁，
因而俄国遭到强烈抵抗。梅特涅虽乐见其成，但从未直接参与英国反
俄罗斯扩张的举动。他以审慎且最要紧的隐形外交( anonymous diplo-
macy)团结欧洲，顺应俄国，计诱英国并让他国承担抵制俄国扩张的
直接压力，奥地利却保留对俄或敌或友的主动权。
梅特涅于1848年退出欧洲舞台，这象征着奥地利运用团结保守
势力，维持维也纳和会安排的这招险棋，开始走向末路。可以确定的
是，正统论难以无止境地弥补奥国地缘政治地位衰微的颓势，或减缓
主流民族主义思想与其国内体制日益恶化的冲突。但随机应变是政治
技巧的要诀。梅特涅运筹帷幄处理了东欧问题，但继他而起者，既然
无力于改变国内体制适应时代潮流，便只有让奥国的外交，去迎合刚
兴起且不受正统思想束缚的权力政治潮流。那就是要打破现有的国际
秩序。
结果是欧洲协调终于在解决东欧问题时被粉碎。1854年，列强自
拿破仑时代后首次开战。具讽刺意义的是，这场一直被史学家指责为
无意义，根本可防止的战争，即克里米亚战争，其导火线不是来自与
东欧有重大利益关系的俄、奥、英国，而是法国。
1852年法皇拿破仑三世刚经由政变上台，他说服土耳其苏丹封他
以奥斯曼帝国基督信徒保护者的名号，而这一向是俄国沙皇自命的角
色。尼古拉一世对他眼中视为非法暴发户的拿破仑三世，居然胆敢踏
进俄罗斯的地盘，当起巴尔干斯拉夫人的保护者，深为震怒，要求获
得与法国同等的地位。苏丹斥回俄国使者，俄国与之断交。19世纪中
叶英国外交政策的主导人帕默斯顿勋爵( Lord Palmerston)，对俄国深
具戒心，立即敦促派皇家海军至达达尼尔海峡( Dardanelles)外的贝
西卡湾( Besika Bay)。沙皇仍秉持着梅特涅体系的精神。他说：“你
们四国（指另外诸强）合力可制住我，但这绝对办不到。而我可仰仗
柏林及维也纳。”为表现其不在乎，尼古拉下令占据摩尔达维亚
( Moldavia)及瓦拉几亚（Wallachia，今罗马尼亚）两诸侯国。
最不愿看到战争的奥地利，提出最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即由法
国俄国共同担任奥斯曼境内基督信众的保护者。帕默斯顿对如此调停
不甚热衷。为增加英国的谈判筹码，他派皇家海军进到黑海口。此举
鼓励土耳其向俄国宣战。英、法支持土国。
战争真正的起因有更深一层的缘故。宗教只是政治及战略图谋的
借口。尼古拉所追求的是古俄罗斯的梦想：取得君士坦丁堡及两个海
峡。拿破仑三世则是眼见有机会削弱俄国，破坏神圣同盟，结束法国
的孤立。帕默斯顿希望找到某种借口，可一劳永逸地终止俄国向两个
海峡进攻。战争爆发后，英国战舰进入黑海，开始摧毁俄国的黑海舰
队。英法联军登陆克里米亚，占领俄国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 Se-
vastopol)。
这些发展令奥地利的领袖不知所措。他们重视与俄国传统的友
谊，但又担心俄国在巴尔干的斩获，可能引起奥国境内的斯拉夫人更
加蠢蠢欲动。他们也怕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与老盟友站在一边，会给法
国进攻奥属意大利地区以借口。
起初奥国宣布中立，这是正确的抉择。但新上任的外相波义伯爵
( Count Buol)，觉得不采取行动太令人坐立难安，而法国觊觎奥国的
意大利领土也令人放心不下。在英法联军进攻塞瓦斯托波尔时，奥地
利向沙皇提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国撤出摩尔达维亚与瓦拉几亚。这是
结束克里米亚战争的决定性因素，至少此后的俄国领导人一直做如是
想。
奥地利就此放弃了尼古拉一世，及远自拿破仑战争时代即与俄国
建立的坚定友谊。轻率加上恐慌，使梅特涅的后继者抛弃了经一个世
代苦心经营所得的保守势力团结局面。一旦奥国主动摆脱共同价值观
的束缚，就同样让俄国获得解放，使之完全可根据地缘政治的取舍来
订定本身的政策。照这个方向发展下去，俄国势必与奥地利为巴尔于
的前途而起冲突，也总有一天会想要打倒奥地利帝国。
维也纳方案之所以能行之50年，就在于东欧三强（普鲁士、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