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奥地利）视其团结是对抗革命乱象及法国主宰欧洲的主要屏
障。但克里米亚战争中（塔列兰称之为“欧洲贵族院”的），奥地利
却与急于将其赶出意大利的拿破仑三世，不愿涉入纷争的英国，结为
不甚协调的盟友。它因此解放了昔日神圣同盟的盟国俄国、普鲁士，
任这贪得无厌的两国毫无顾忌地追求其国家利益。普鲁士要奥地利付
出的代价是强迫奥国撤出德国，而俄罗斯在巴尔干逐渐升高的敌意，
后来成为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之一，也导致奥匈帝国最后的崩溃。
保守利益需团结在一起
面对权力政治的现实时，奥国可惜未能认识到，其生存全仰赖欧
洲各国矢志维护政治的正统。保守利益需团结在一起的观念超越国
界，因此有缓和权力政治冲突的作用。民族主义有相反的作用，它唯
国家利益是图，激化对立，增加每个人可能面临的危险。不堪一击的
奥地利由此让自己身陷一场毫无胜算的斗争中。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五年内，意大利民族英雄加富尔( Camillo
Cavour)展开把奥地利赶出意大利的工作，在与法国结盟，俄国默许
的情况下，挑起对奥国的战事，这两种状况在过去都是令人无法想象
的。再过五年，俾斯麦在一场争夺德国盟主的战争中打败奥国。俄国
再次袖手旁观，法国虽不情愿但也未插手。在梅特涅时代，遇到此种
情势欧洲协调必会集会讨论，对这些乱事加以控制。但此后，外交更
仰赖赤裸裸的权力，不再是共同的价值观。和平又持续了50年，但
每过十年，紧急情势便加倍，武器竞赛也加剧。
英国在以权力政治为本的国际秩序中，另有一番局面。一则它从
不依赖欧洲会议制度保障其安全；再者，这新的国际关系形态对英国
来说反而是常态。在19世纪中，英国成为主导欧洲的国家。它有足
够的力量独善其身，有地理上的屏障不必介入欧陆的乱事。它有历任
领导人持续冷静地追求国家利益，也是英国的优势之一。
卡斯尔雷之后的英国领导人，对欧洲的了解的确不及他。但他们
对基本国家利益的认知却比卡斯尔雷更透彻，他们以高超的技巧与锲
而不舍的精神追求这个利益。继他之后出任外相的乔治·坎宁
( George Canning)，立即切断了卡斯尔雷对欧洲会议制度仍有影响力
的最后几个渠道，不管它们是多么的间接。1821年，在他继任卡斯尔
雷前一年，坎宁呼吁“言行均保持中立”的政策，并说：“不要为愚
蠢的浪漫情绪所惑，误以为我们只手便可重建欧洲。”正式出任外相
后，他明白宣示以国家利益为基本方针，这在他看来是与长期介入欧
洲相冲突的：
“我国与欧洲系统关系虽言密切，但并非意指每有状况
我国便须应邻国之关切召请，而致涉入纷扰之中。”
换句话说，英国要保留视不同情形选择本身策略的权利，且一切
以国家利益为依归。在此政策之下，盟国仅是辅助性质，甚至根本无
此必要。
帕默斯顿在1856年解释英国国家利益的定义时说：“凡有人问何
谓政策，唯有答以视个别情形之发生，求最佳之对策，以吾国之利益
为方针。”半世纪后，官方对英国外交政策仍没有更确切的说法，如
外相艾德华爵士( Sir Edward Grey)的这番话：“英国外相素来遵循
的乃是他们所认为的国家眼前的利益，而对未来不做太详细的盘算。”
在大多数其他国家，如此的说法难免被讥为了无新意。我们认为
好的就是上策。在英国这些话却会被看做再明白不过了；很少有呼声
要求对经常挂在嘴上的“国家利益”加以定义。帕默斯顿说过：“没
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英国不需要正式的策略，因为领
导人对国家利益均心知肚明，牢记在心，碰到任何状况自然知道该如
何应对，也有信心会获得国人的支持。套句帕默斯顿的话：“国家利
益恒久不变，你我有义务加以遵循。”
英国的领导人可能对什么不该做，比对事先洞悉战争的因由更清
楚。他们更不肯明白说出有何积极的目标，或许是因为他们对现状很
满意。由于自信对国家利益可以掌握得很好，这些领导人认为没有必
要事先加以说明。它们宁可等事件发生，这是欧陆国家办不到的，因
为欧陆国家就是这些事件本身。
英国对安全的看法跟美国孤立主义者所见略同，即英国仅对惊天
动地的大事会有反应。但英美对和平与国内政治结构的关系，则各有
主张。英国的领袖丝毫没有美国领导人的想法，以推广代议政治为达
成和平的关键，他们对有别于本身的政治体制也不以为意。
帕默斯顿曾在1841年为英国驻圣彼得堡( St Pertersberg)大使说
明，在哪种情况下英国会出兵抵抗，及为什么英国不会抵制纯属内务
的变局：
“女王陛下政府于处理英格兰与他国关系时，其行为准
则愿遵循的大原则之一，即外国对其内部宪法及政府形式有
意做何种变革，应被视为英格兰无由以武力干预之事。
但一国企图夺取侵吞属他国之领土则另当别论；因此类
企图将扰乱既有均势，改变各国相对实力，而可能为其他强
国制造危险；因而此类企图，英国政府享有予以制裁之充分
自由。”
英国外相无一例外，最在乎的都是保有国家的行动自由。1841
年，帕默斯顿重申英国对抽象事件敬谢不敏：
“英格兰少有参与介入尚未实际发生或非即将发生
之事。”
近30年后，格拉史东在上维多利亚女王书里提出同样的原则：
“英格兰应完全掌握就各项事端评量其应负义务之主动；
不应就他国实际或假设之利益而向彼等有所宣示，使之自视
为至少具有共同阐释权，以致减损吾国选择之自由。”
英国政治家对自主权相当坚持，对任何形式的集体安全一律排
斥。后世所称的“光荣孤立”( splended isolation)正反映出英国人深
信结盟弊多于利的观念。有能耐奉行如此无动于衷的策略的国家，必
然实力雄厚足以自立，也不预期会遭遇须向外求援的危险，任何可能
威胁到它的极端发展，对其可能结盟的对象威胁一定更大。英国身为
维持欧洲均势的关键国，使其领袖们享有一切需要或想要的选择自
由。这个政策对欧洲没有任何领土的要求，因此可以持久；英国对欧
洲除均势外别无所求（虽然其对海外殖民地极贪得无厌），因此可主
动选择要干预欧洲哪一个争端。
尽管如此，“光荣孤立”并未阻止英国针对特殊事件与他国临时
结盟。英国为海权国家，缺少大规模常备陆军，偶尔会需要与某一欧
陆盟国合作，但它总是宁愿事到临头才选择合作的对象。每逢这种时
刻，英国领袖们均能表现出不计前嫌的弹性。1830年比利时脱离荷兰
的过程中，帕默斯顿先是扬言，若法国企图掌控刚独立的比利时，，英
国将向其宣战。数年后，他又主动提议与法国结盟，以保障比利时的
独立：“英格兰独力难以于欧陆行其政策，势须借重别国之助力。”
当然与英国短暂结盟的各国也各有其目标，通常都是为了扩大在
欧洲的影响力或疆域。一旦其作为超出英国认为恰当的限度，英国便
会转向或组织为维持均势而对抗旧盟友的新联盟。这般铁面无私，坚
决以自我为中心的作风，为英国赢得“老奸巨猾的英国( Perfidious
Albion)”之喻。这种外交形态或许称不上如何崇高，但确实保持了
欧洲的和平，尤其是在梅特涅的体制的边缘逐渐出现破绽后。
19世纪英国的影响力到达巅峰。英国自信满满，也当之无愧。它
是当时工业最发达的国家，皇家海军更称霸四海。在各国内部波涛汹
涌之际，英国的内政却十分太平。在面对19世纪的重大问题时，干
预或不干预，维持现状还是与变革者合作，英国的领袖们毫不受教条
所拘束。19世纪20年代的希腊革命战争中，英国同情希腊脱离奥斯
曼统治而独立的意愿，只要这不致加大俄罗斯的影响力，以致威胁英
国在东地中海的战略地位即可。但到1840年，英国选择干预以便阻
止俄国扩张，因而转为支持奥斯曼帝国的现状。1848年匈牙利革命期
间，英国正式的立场虽为不干预，其实却欢迎俄国恢复现状之举。19
世纪50年代意大利反抗哈布斯堡的统治，英国虽同情却未插手。为
维护均势，英国既不能归类于干预主义，也不能说是不干预主义；既
不是维也纳旧秩序的守护者，也不是改革派的拥护者。其作风极其务
实，决不带感情，英国人民则深以能全身而退为傲。
任何务实政策，应该说尤其是务实政策，都必须以某种固定的原
则为基础，以免乱枪打鸟，漫无目标。无论英国是否公开承认，其外
交政策的固定原则即英国愿扮演均势维护者的角色，通常这个原则的
含意是指支持弱者对抗强者。到帕默斯顿上任后，均势已成为英国理
所当然的外交政策原则，不需要任何理论上的辩解；无论在任何时刻
要行何种政策，必须都会以保护均势为着眼点。在几个固定切实的目
标之外则是无比的弹性。比方说，各低地国家不得落入强国之手这个
政策，自威廉三世在位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均未改变。1870年迪
斯累里再度肯定此一政策：
“吾国政府素来以为，自敦刻尔克( Dunkirk)及奥斯坦
德( Ostend)迄北海诸岛之欧洲沿岸诸国，应为自由兴旺之
社群所有，行和平之道，享自由之权，为有益人类文明之商
业活动，不得落入军事强权之手，如此始符合英格兰之利
益。”
1914年英国对德国入侵比利时的反应是对德宣战，却大出德国意
料之外，由此可见德国领袖是多么昧于时局。
直到进入19世纪多年，英国仍认为维护奥地利是一重要目标。
18世纪时，马伯洛（Marlborough）、卡特雷及皮特曾参与过几场战
争，以阻止法国削弱奥国。虽然奥国在19世纪所感受到的法国的侵
略威胁不再如此强烈，但它仍被英国视为对俄罗斯向黑海两个海峡扩
张有用的制衡力量。眼见1848年的革命可能使奥国解体，帕默斯顿
曾这么说：
“奥地利居欧洲核心，可左抵蚕食右挡鲸吞。以吾之见，
欧洲政治独立自由全在于彼仍居列强之林，享领土主权完
整；因此之故，或有意或无意，但使之积弱不振，甚或由一
等强国沦为二流小国，对欧洲必为害甚巨，且英人必群起而
攻之，阻挡之。”
但1848年革命之后，奥地利日趋衰颓，政策摇摆不定，使其在
英国东地中海政策上的作用大减。
英国政策的焦点在于防止俄罗斯占领达达尼尔海峡。俄奥两j国的
对立多半与俄国图谋奥地利的斯拉夫省份有关，这一点与英国的关系
不大，但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权亦非奥国的重要利益。于是英国开始
认为奥地利不是制衡俄国的合适筹码。这便是奥国在意大利皮耶芒
( Piedmont)被击败，在与普鲁士角逐德国领导地位时败北，英国均
无动于衷的原因。此种冷漠态度在上一代是难以想象的。至20世纪
初，对德国的疑惧成为英国政策的主轴，而奥地利为德国盟国，于是
首度被英国视为敌对的力量。
19世纪谁也想象不到有一天英国会与俄罗斯结盟。帕默斯顿认
为，俄罗斯正推行“全方位普遍性的侵略政策，部分成因于沙皇尼古
拉之性格，部分源自政府长期之政策”。25年后，克拉瑞登爵士
( Lord Clarendon)也附和这种看法，他曾说克里米亚战争是“文明对
野蛮之战”。19世纪英国主要致力于钳制俄罗斯兼并波斯，向君士坦
丁堡及印度进发的野心。此后要再经过数十年德国的穷兵黩武，目中
无人，英国才将主要的安全考虑转向德国，直至20世纪后这疑虑才
真正成为事实。
英国政府更替的频率比所谓的东欧强国要频繁：英国主要政治人
物（帕默斯顿、格莱斯顿及迪斯累里）在位期间都很顺利，没有波
折，梅特涅、尼古拉一世及俾斯麦也一样。但英国政策目的的一贯性
却颇不同凡响。一旦择定方向，它便会坚持到底，令人产生信赖感，
因此英国在稳定欧洲局势上可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力。
英国在面临危机时能临危不乱，是其代议政体的本质使然。自
1700年起，民意在英国外交政策上即扮演重要角色。18世纪欧洲所
有其他的国家，都看不到有关外交政策的“反对”意见；在英国则已
是体制的一部分。18世纪托利党一直是代表国王的外交政策，倾向于
干预欧陆的纷争。罗伯特爵士( Sir Robert Walpole)等人的辉格党则
偏向对欧陆的纠纷保持某种距离，且更重视对海外的扩张。到19世
纪，两党的角色对调。帕默斯顿所属的辉格党代表积极派，德比
( Derby)与索尔兹伯里(Salisbury)的托利党则不赞成与欧陆有所纠
葛。像柯布登( Richard Cobden)这类的激进人士，也跟保守派立场
一致，赞成英国保持不干预态势。
由于英国的外交政策是公开辩论的产物，因此人民在战时表现得
出奇的团结。再者，由于外交政策如此公开，有时首相换人，政策也
会180度大转弯，虽然这种情形并不常见。例如，19世纪70年代英
国对土耳其的支持，到认为土耳其人道德可疑的格莱斯顿，于1880
年大选中击败迪斯累里后，便突然告终。
无论何时英国都把本身的代议政体视为特例。其对欧陆政策唯国
家利益是图，不涉及意识形态。每当它对某国的革命表示同情时，如
1848年对意大利的革命，都明显的是基于实际的理由。因此帕默斯顿
曾赞许地引述坎宁对务实原则所发的箴言：“因反对创新而抵制改进
者，终有一日当改进已成常态，便唯有接受创新。”这是经验之谈，
并非在吹嘘英国的价值观或制度。整个19世纪，英国均根据一国的
外交政策来评断这个国家，除格莱斯顿时期略有中断，英国对他国的
内政体制并不在意。
英美对时时刻刻陷入国际事务都不太感兴趣，但英国采取孤立主
义的理由，与美国有很大的歧异。美国自认为其民主体制应为世上其
他国家的典范；英国却觉得本身的议会政体与其他国家无关。美国相
信推广民主政治可确保和平；更应该说，要获得可靠的和平，除此之
外别无他法。英国或许会对某种政体特别青睐，但不会为它冒险。
英国虽对法国君主专制被推翻及再出现一个拿破仑，怀有依历史
经验而来的疑惧，1848年帕默斯顿却以下述的英国政治务实原则盖过
此一疑惧：
“英国行事所依据的不变原则，即承认一国自行选定的
体制为其国体。”
帕默斯顿主导英国外交政策近30年。1841年梅特涅曾语带推崇
但略显嘲讽地分析其务实的作风：
“帕默斯顿爵士何所求？欲令法国有感于英国之强大，
并证诸埃及事件之结果操之于其手，且法国无插手余地。又
欲向德、法二强表明英国无求于彼二国，有俄罗斯之援手已
足矣。再者，即挟英国或将与法国靠拢之顾虑，以令俄罗斯
就范，且不致蠢动。”
这段话描述英国对均势的了解可谓一针见血。最后英国靠着它走
过19世纪，仅与一个强国发生相当短暂交战，即克里米亚战争。虽
然一开始各方根本无此意，但正是克里米亚战争，使维也纳会议费尽
心血所建立的梅特涅秩序崩溃。东欧三王国团结的解体，使温和中庸
的道德因素自欧洲外交消失。随后是15年的乱世，继而再出现的稳
定却十分不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