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文化风暴：多事岁月

30年代初，茅盾的文学活动仿佛又恢复了20年代初那股活跃的劲头，“左联”的事，报纸约稿，出版社要书，杂志社要文章，无聊文人的攻击，犹似一场文化风暴，铺天盖地，把茅盾整个儿都淹没在文化之中。因此，30年代前5年，是茅盾创作的黄金时期，《子夜》、《春蚕》、《林家铺子》等现代文学史上的名作，都是这个时期创作的。

1932年底，茅盾写完了《子夜》的后记之后，乘兴又写了一篇《我的回顾》，对自己5年来的创作道路，作一个简要的回顾。短短的5年当中，茅盾在革命的高潮之后，冷静思索，勤奋创作，写出了三个长篇，两个中篇及十几个短篇，奠定了茅盾在新文学上的地位。5年中，茅盾左冲右突，努力“使自己不至于粘滞在自己所铸成的既定的模型中”，不断改换题材：知识分子题材、都市题材、乡镇题材、历史题材等，这些都显示了作家的努力和追求。在回顾自己5年来走过的历程，茅盾谦虚中充满自信，他说：“1927年9月，我开始作小说，到现在已经整整5个年头。5年来，除了生病（合算起来，这也占据了两年光景），我的精神时间，几乎完全在小说的构思与写作上。”接着又说：“我所能自信的，只有两点：一、未尝敢‘粗制滥造’；二、未尝为要创作而创作，——换言之，未尝敢忘记了文学的社会的意义。”

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我们这转变中的社会，非得认真研究过社会科学的人每每不能把它分析得正确。”他还说：“我永远自己不满足，我永远‘追求’着。

我未尝夸大，可是我也不肯妄自菲薄！是这样的心情，使我年复一年，创作不倦。“

从某种意义说，茅盾在政治与文学的天平上，似乎文学创作更有成绩，似乎更有发展前程。但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又驱使茅盾不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因此，瞿秋白、鲁迅等友人和茅盾来往十分密切，包括许多左翼文化人士，来往十分频繁。而茅盾的论人论文的尺度，政治、社会功利方面，尽量和党当时的要求相近。所以，茅盾当时曾向瞿秋白提出，要求恢复中共组织关系，希望在党内受到直接指挥。瞿秋白无论在经历上、志趣上，和茅盾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两人十分投机，共同语言也较多。听了茅盾的要求，秋白表示尽快向中共核心组织反映。但此时六届四中全会已开过，王明夺取了上海党中央的领导权，秋白被排挤出党的核心，因此对瞿秋白转述茅盾的要求，中共中央似乎不大在意，竟没有答复。

一天，“左联”成员阳翰笙来到茅盾家里，拿出他在上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地泉》说，出版社要再版，希望茅盾给这部小说作序。《地泉》是包括“深入”、“转换”、“复兴”三部曲的长篇小说。作品反映农村革命的“复兴”。但由于这部作品写作时正受太阳社朋友倡导革命文学的影响，小说的概念化缺点十分明显。

茅盾在前段时间，对这种所谓的革命文学作过批判。

其中包括阳翰笙的这部长篇小说。

于是茅盾对阳翰笙笑道：“你要我写序，我就要批评这部作品。”阳翰笙点点头，认真地说：“我知道，我也想过，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从1928年发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5年的历史，正在走向成熟。这本书是几年前写的，本不打算印了，现在既然有书店肯再版，就借再版的机会，请几个朋友写点文章，也算对这本书作个定评。”

“有那些朋友写了序？”茅盾听说阳翰笙请几个朋友写序，问道。

“瞿秋白、钱杏邨。”阳翰笙回答。

“那好，我也写，不过您不要动气啊。”茅盾笑道。

“哪里，哪里。”阳翰笙忙说。脸上一脸虔诚。

后来，茅盾写了一篇《地泉读后感》，从扭转革命文学创作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入手，评论阳翰笙的《地泉》的缺点。直言不讳地批评《地泉》“亦浓厚地分有了那时候同类作品的许多不好倾向。”什么“不好倾向”呢？这就是“缺乏社会现象全部的非片面的认识，”“缺乏感情地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指出《地泉》“本书只是‘深入’、‘转换’、‘复兴’等三个名词的故事体的讲解。而本书的作者，恰就先给我们三篇故事体的讲解。”

“惟在已有政治认识的人们方能理智地去读完这本书而有所会于心，或有‘画饼充饥’地聊一快意；至对于普通一般人，则本书只是白纸上有黑字罢了。”

后来，茅盾这篇直言不讳的文章，被阳翰笙一字不改地编进湖风书店1932年7月出版的《地泉》内，并作序言刊布。茅盾后来感叹，“这种接受不同意见的雅量是令人钦佩的。”并进一步加深了茅盾和阳翰笙之间的友谊。

左联成立以后，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多次，第一次讨论时，茅盾刚刚回国，环境的适应，家务事的分心，茅盾只看了一些讨论发言的文章，发现许多文章都十分中肯，鲁迅的话尤为精辟和深刻：“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所以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热闹一阵子以后，也就偃旗息鼓了。

1932年夏天，茅盾写完《林家铺子》之后，“左联”又发起文艺大众化的讨论，起因是瞿秋白在《文学》半月刊上发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在6月又发表《论文学的大众化》。当时发表文章的《文学月报》认为秋白的文章很重要，便约请茅盾、陈望道、夏衍、周扬、郑伯奇、田汉等人写文章，参加讨论。

当时，茅盾看到瞿秋白的《论文学的大众化》，观点十分新颖别致，见解也非常独到，但秋白对白话的估价，茅盾认为不敢苟同，因为秋白认为：

“五四”式的白话是非驴非马的文字，是中国文言文法、欧洲文法、日本文法的混合体；号称“白话”，实则是“新文言”，是士大夫的专利，和从前的文言一样，劳动大众是读不出，听不懂的。……因此现在必须发动一个反对“死的语言”

的革命运动。革命文学要用现代中国活人的话来写，尤其要用新兴阶级的话来写。

……至于革命的大众文艺，尤其应当从速用浅近的新兴阶级的普通话开始。

但茅盾也发现其中的一些观点，有些似是而非。因此，乘刊物约请茅盾写文章参加讨论的机会，针对瞿秋白的论点，写了《问题中大众文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全文分四节，分别为“旧”文言与“新文言”，“技术是主，文字本身是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