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演讲稿的结尾，他说：“我在最卑微的家庭里出生，成人后也缺乏有地位的亲友的举荐。不过，诸位贤明的父老，假如我不宜出头，反正我已饱受挫折，不会因为这一次的失败而苦恼。”
没过几天，一位骑士突然冲进纽沙勒，带来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萨克族的印第安酋长“黑鹰”带着一路人马出征，烧杀抢掠，骚扰得洛克河一带不得安宁。
这个消息弄得人心惶惶。雷诺州州长要征一批志愿军。当时的林肯是个“失业而又毫无资产的公职候选人”，他于是前去投军，被选为队长。林肯想训练“克拉瑞树丛帮”成为“正规军”。但对于林肯的指挥，他们的回答是：“去你的吧！”
荷恩敦说，林肯始终认为他参加抵抗“黑鹰”的战斗，只是“一种假日的活动与冒险”。也许吧!
林肯后来在国会演讲时声称，他从未攻击过红番,只是“打过野葱头”;没见到过印第安人，倒是“和蚊子血淋淋地搏斗过几回”。
机遇来临（3）
“黑鹰”之战结束后，“林肯队长”又开始忙于竞选州议员。他挨个与人握手、讲故事，赞同每个人的观点，一有人聚会就站出来趁机演讲。
选期到了。纽沙勒的208张选票中，虽然只有3票没有投给他,不过他还是没有能够当选。
两年后，林肯再次竞选，这次终于被选上了。他借钱买了一套新衣服，穿上后就去议会上任了。
以后的几年：1836、1838和1840年，他都连续当选。
纽沙勒有一个人名叫杰克·基尔梭。大多数人都认为他一事无成，是个失败者。他老婆为了谋生，只得招些房客，与人搭伙。而他自己则成天钓鱼、拉提琴、朗诵诗篇。可是林肯却喜欢和他来往，并深受他的影响。在此之前，对于林肯而言，莎士比亚和罗勃·伯恩斯只是一些人的名字而已。可是，自从认识基尔梭以后，林肯就整天坐着听他读《哈姆雷特》，背《麦克白斯》，多么丰富的修辞，多么动人的激情和深远的智慧！他第一次体会到了英国语言竟是如此美妙无比！
林肯景仰莎士比亚，热爱罗勃·伯恩斯。他甚至认为自己与伯恩斯之间会有血缘关系。伯恩斯也曾经是农民，与林肯一样穷困，也是在一间小木屋出生，成长的环境与林肯差不了多少。据说，伯恩斯耕田时犁到一窝田鼠，便哀伤不已，为此还作诗一首。林肯在莎士比亚和罗勃·伯恩斯的著作中，发现了一个充满了情感和意义的爱的世界。
林肯还惊讶地发现莎士比亚和罗勃·伯恩斯竟然都没读过大学，他们所受的学校教育也大致与林肯差不多。
于是，林肯梦想：他，文盲汤姆·林肯的儿子，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拓荒者的后代，也许不必永远当店员或做铁匠，他同样可以做高尚的工作。
莎士比亚和伯恩斯成了林肯热爱的作家。他读莎翁作品的时间，远比读其他作家的时间要多得多，这对他的文风产生了很大影响。一直到后来当上总统，日夜为美国的前途忧心的时候，他仍不时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他会在百忙中与莎士比亚专家探讨剧本，写信请教文中的一些段落。在他被暗杀的那一个星期里，他还为朋友们朗诵了《麦克白斯》中的片段。
因此，可以说纽沙勒的一个无名小辈——渔夫杰克·基尔梭深深影响了白宫。
詹姆士·鲁勒吉——纽沙勒镇的创始人和酒店老板，是个南方人。他有个十分迷人的女儿，名叫安妮。19岁的安妮，一头褐发，一双蓝眼睛，美丽迷人。她已跟镇上最富有的商人订婚。林肯却暗中爱上了她。
安妮同意嫁给商人约翰·麦克奈尔，可结婚还要等到两年之后，因为她正在学校读书。
但是没过多久，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麦克奈尔卖掉了商店后，声称要去纽约州，接自己的父母亲和家人到伊利诺州来居住。
他辞别安妮，并许诺会常写信来，保持联系。
林肯此时担任邮递员。每星期两次，公共马车会送邮件来，邮资由分到25分不等，依距离远近而定。邮资并不便宜，所以邮件也不多。林肯常把邮件放在帽子里，各处走动。每当碰到别人打听邮件，他就会取下帽子来找一番。
每个星期两次，安妮就要向林肯询问有没有信件。但是3个月过去了，她才收到第一封信。麦克奈尔在信里说，他穿越俄亥俄州时，突然病倒发烧，昏睡了三个星期，所以他没有早点给安妮写信。
第二封信又隔了三个月才收到，写得平平淡淡，含糊其辞，说父亲生病，自己又被债主纠缠，因此不知何时才能回来。
接着，一连好几个月，安妮都没有接到信。她不禁产生了怀疑：麦克奈尔是否真的爱她？
看到安妮忧伤的模样，林肯提出愿意帮她去寻找麦克奈尔。可安妮说：“不，他知道我在家里等他，既然他连封信都不愿给我写，那我也不想去寻他。”
然后，安妮告诉林肯麦克奈尔临走前的告白。麦克奈尔承认，人人皆知的“麦克奈尔”不是他的真姓，他是以化名隐居在这里的，他的真姓是“麦克纳玛”。
麦克奈尔说，他在家里是长子，因为父亲在纽约州经商失败，他们债台高筑，家中的债务会压得他喘不过气，只好独身一人到西部来挣钱。他隐姓埋名，不想让债主知道他的下落，否则他们会追踪而来。此刻他发了财，要携父母来伊利诺州享福。这些话传开以后，在村里造成很大的轰动。众人纷纷议论。人们说那都是该死的骗子编造的谎言，上帝才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或许早已结婚；或许他已有好几个老婆；他或许还抢过银行、杀过人……一句话，他已经抛弃了安妮·鲁勒吉，那倒真是一件幸事，谢天谢地。
这些都是本地人的说法。林肯什么也没说，可他的内心开始活动了。
机遇终于降临了。
最后的树叶（1）
林肯走路的姿势，仿佛有浓浓的忧郁从他的身上滴下来似的……
与边疆地区许多饱受风霜侵袭的房屋一样，鲁勒吉酒店也是一栋粗糙的木屋，人们路过时根本不会多瞧它一眼。但林肯现在却成天盯着它。对他而言，那房子犹如圣殿一般高耸入云，每次他跨越门槛时，心跳就会加速；他的全部心思都绕着它转。
他仰卧在店铺的柜台上，读着从杰克·基尔梭那里借来的莎士比亚名剧，他重复地读着这几行：
从那边的窗户，透进来何等温柔的光芒！
假如那是东方，朱丽叶就是太阳。
林肯合上书本，静静地躺着，痴痴地回忆昨夜安妮说的每一句话。
那时，当地流行一种缝被服的团体活动，每一次安妮都会应邀参加。她那少女的纤纤玉指做起针线活来又快又灵巧。早晨，林肯常骑马送她到缝被服的地方，到了傍晚再去接她回家。有一回，他大胆地走进屋里——那种场合男人一般是很少进去的——并坐在她的身边。他心跳剧烈。安妮的脸上泛起红晕，手中的针脚开始不稳。安妮那时留下的乱针，多年以后仍能从那条棉被上看出来。
仲夏之夜，在山嘉蒙河岸边，林肯和安妮在一起并肩散步。鸱枭在树上鸣叫，萤火虫在夜空中飞舞，织出一道道金色的光。
深秋里，他俩在树林里游逛。此时，橡树红得像燃烧的火焰，林中只听“啪嗒啪嗒”响，那是胡桃树的果实掉落在了地面上。
雪晴后的冬日，他们手拉着手，穿过一片银色的树林，只见——
橡树、 树和胡桃树穿起貂皮大衣，
比伯爵们还要高贵；
榆树中最贫穷的枝桠，
如今也挂上了晶莹的珍珠。
这对恋人眼中的世界和人生，多么美丽，多么神圣！当林肯凝视着安妮的蓝眼睛，她那颗少女的芳心就像一只快乐的鸟儿般吟唱，而当安妮的酥胸轻触林肯时，他就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了。
不久，林肯和人合伙，在纽沙勒村买下了三间残破的木屋，重新开了一家杂货店。他的合伙人贝利是一个牧师的儿子，可他却是个酒鬼。
一天，店铺前面来了一位过路人，他驾着篷车要迁往爱奥华州的。因为路滑难行，马儿又疲惫，为减轻负担，他要把一桶零碎东西卖给林肯。林肯对一桶碎铜烂铁毫无兴趣，但对劳累的马儿动了恻隐之心，于是他付了50分钱买下了那个废料桶。他看也不看一眼，就把它滚到了店铺后面。
过了两个星期，林肯才把桶里的东西倒腾出来，想知道自己究竟买了些什么。他在一堆废铁下看到一部布莱克史东写的《足本法律评注》！当时正值农忙，店里没什么生意，他就利用空闲时间兴致勃勃地读了起来，没几天，四册书就被他一气读完了。
就是由于这部书，林肯坚定了要做一名律师的志向，他要让安妮为他感到骄傲。安妮非常欣赏他的志愿，两人商定，当他正式拿到执业证书时，两人就结婚。
读完了《足本法律评注》，林肯为了向一位律师借阅别的法律书籍，徒步走到20英里外的春田镇。在回家的路上，林肯捧着书边走边读。他常常放慢脚步，停下来专心研究困难的段落，直到完全弄明白。就这样一直读到天快黑了，星星也已升起，他才饿着肚子赶回家。
林肯一头埋在了书本里。白天，他躺在小店旁的榆树下，一双光脚板搁在树干上，津津有味地读书；晚上，他用堆着的废料点灯，在制桶店里读书。他一会儿高声朗诵，一会儿默写、改正，最后自己重写，直到句子浅显易懂才满意。
最后的树叶（2）
这一阵子，林肯总在腋下夹一本契蒂或布莱克史东的书，不停地读。无论是在河边或林间散步，还是在田野劳动，人们总发现他在钻研学问。有天下午，雇他砍柴的农民找不到林肯，最后发现他赤足坐在谷仓一角的柴堆上，正在研究法律。
当地的一位老师曼塔·葛拉罕告诉林肯：“你如果想在政界和法律界出人头地，文法不通可不行。”
于是林肯问葛拉罕：“什么地方可以借到文法书呢?”
葛拉罕告诉他，农民约翰·凡斯家里有一本《科克罕文法》，他住在6英里外的一个村庄。林肯马上戴上帽子，赶到那里去借书。
使葛拉罕大吃一惊的是，林肯以极快的速度读通了整本文法规则。事隔30年后，葛拉罕还感慨地说：“林肯是我所见过的年轻人中最勤奋的一个……有一次，他为了推敲三种表达方式中效果最好的一种，竟花了好几个小时。”
林肯读透了科克罕的文法之后，又开始读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洛林的《古史》、杰佛逊、克雷和威伯斯特等政治家和军人的传记，以及汤姆·伯恩的《理性时代》。
林肯身穿“深蓝色棉布外套、笨重的皮鞋和浅蓝色的斜纹马裤，他全身的打扮极不协调，裤脚吊在外套下三寸左右，离袜子还有一大截”。这位与众不同的小伙子，在纽沙勒村走来走去，读书、梦想、讲笑话，人缘很好，每到一处就结交一帮朋友。
著名的林肯研究家亚伯特·毕佛瑞在他写的林肯传中说：
林肯以机智、学问和善良的品德吸引人，也以他那古怪的装束吸引人；那笨拙的姿势、短得令人发笑的马裤也成了他的标记。所以，很快“亚伯·林肯”就成了人们对他的称呼了。
但“林肯和贝利店铺”还是倒闭了。因为林肯一心只知道念书，而贝利总喝得酩酊大醉，所以破产是免不了的。林肯又只好干些粗活挣点住宿费。他帮人砍柴、耙草、筑墙、剥苞谷、到锯木厂打工，还当过一阵子铁匠。
在曼塔·葛拉罕的启发下，他又学习了三角和对数，当起了测量员。他赊账买了一匹马、一副罗盘，就去为镇上的农民丈量土地，每丈量一块地，收三角七分半的酬劳。
这时，安妮到一个农场里给人煮饭打工，因为她父亲的酒店也破产了。林肯马上到了同一个农场，帮人耕种。只要能在安妮身边，他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到了晚上，他就去厨房帮安妮洗盘子。林肯去世前曾经对一位朋友说，他在伊利诺州做农场工人的时候，远比做白宫主人快乐得多。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无缘品尝那种满足和狂喜了。
真是好景不常，1835年8月，安妮病倒了。一开始，她只是感到浑身乏力，开始发烧，但仍然坚持干活。一天早晨，她连下床的力气都没有了。人们从纽沙勒请来爱伦医生，他诊断安妮患的是斑疹伤寒，可当时的医疗水平还无法治好它。安妮四肢冰冷，医生用热石给她取暖，但她体内却似火烤一般。她一直嚷着要水喝。现代治疗斑疹伤寒时，常用冰块退烧，并鼓励患者多喝水，可惜的是，那个爱伦医生并不知道现代医学的治疗方法。
安妮挣扎着度过了可怕的几个星期。最后，衰弱得举不起她的小手了。医生不允许外人探视，要求让病人完全休息。林肯也一样不能进去看她。以后的几天里，安妮一直频频地呼唤着林肯的名字。于是，家里人特地请来林肯。当林肯走进屋子，关上房门，轻轻走到床边，两人对视良久。这一刻，已是这对热恋的情人最后的凝视和告别。
最后的树叶（3）
第二天，安妮开始昏迷不醒。几天之后，她就离开了林肯和这个世界。
安妮去世以后的几个星期，是林肯一生中最悲伤的日子。他茶饭不思，沉默不语，一个人离群索居，双眼凝视远方。仿佛随着安妮的去世，他的灵魂也已被摄走，只留下一副空空的躯壳。朋友们怕林肯这样下去会自杀，于是拿走了他身边的刀子，还防着他去跳河自尽。
安妮死后，被埋在五英里地以外的“协和公墓”。林肯每天都要步行到那里，去陪伴安妮。朋友们有时觉得他待在那儿的时间太长了，于是不得不去把他苦苦劝回家。当暴风骤雨来临时，林肯就痛哭着说，他不能让狂风暴雨侵扰安妮居住的地方……在山嘉蒙河岸边，有人看到林肯口中喃喃自语、漫无目的四处乱逛，就为他请来了医生，因为大家怕他发疯。医生认为，应该让林肯做点事，以便转移他对安妮的怀念。
在城北一英里以外的地方，有位林肯的好友叫宝林·格林，他把林肯领回家中，并自觉担负起监护林肯的责任。格林的家非常幽静，房屋后是向西延伸的林立的山崖，房屋前是一片平坦的洼地，通往树荫环绕的山嘉蒙河。格林的老婆南施，让林肯劈柴、挖土豆、挤奶、摘苹果；她在纺纱时，故意让林肯帮着扯线，让他忙得没有多余时间自个儿冥想。
1837年，安妮去世两年以后，林肯告诉一位州议会的同事：“人们以为我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了，其实，我在孤独时依然悲观，有时候，我甚至都不敢随身携带刀子。”
安妮的去世，使林肯成了全伊利诺州最忧郁的人。
与林肯共事过的威廉·H·荷恩敦曾说：“林肯在以后的20年中，已失去了人生的欢乐。他走路时，仿佛浓浓的忧郁快要从他的身上滴下来似的……”
此后，林肯开始偏爱那些有关悲哀和死亡主题的诗歌，甚至到了着魔的地步。他常常一个人无语地静坐，很长时间出神发呆。然后，忽然念出几行忧伤的诗句，句子出自一首诗：《一片最后的树叶》。
布满青苔的石板，
盖在他曾亲吻的芳唇上，
多年以前镌刻墓碑的，
是他心爱的人的名字。
林肯在安妮死后最喜爱的诗是《人类啊！你何必骄傲呢？》。在孤独的时候，他念给自己听；在伊利诺的乡村旅馆里，他念给旅客听；在演讲时，他为听众引用它；进入白宫以后，他又背给客人听，并且将它抄送给朋友们。他说：“假如我能写出这样的好诗，我愿意倾尽所有的财物，哪怕负债。”
这首诗的最后两段，是他最喜欢的：
希望和绝望，欢乐和悲伤，
与阳光和雨水交织；
笑声与热泪，蜜语与哀歌，
如后浪掀前浪，接踵而来。
就在一转眼、一吐纳之间，
健康的朱颜成死亡的惨白，
金色的生命入棺木和殓衣，
人类啊！你何必骄傲呢?
安妮·鲁勒吉安息的“协和公墓”，坐落在一个静谧的农场里，周围有麦田和牧地包围，牛羊们常在此觅食。这是一块安详的土地。到了春天，鹌鹑们会来这里筑巢繁殖，偶尔会有一两声羊的叫唤和鸽子的咕咕声打破这里的宁静。现在，那里灌木和藤蔓丛生，很少有人会去那里参观。
1890年，就在安妮去世50余年后，在四英里路开外的彼得堡，当地一个从事殡葬生意的商人新辟了一处公墓。而在此之前，彼得堡已经有了一处名为“玫瑰山”的公墓，那儿既宽敞又美丽，因此，新公墓一时没有人购买。真正是“生财有道”，那商人居然打起了安妮坟墓的主意，他想把安妮的遗骨迁移到新公墓里去。
“在1890年5月15日左右，”——本书引用商人自己的话时一字未改——他掘开了安妮的坟墓。
有一位老太太，她是安妮的堂兄麦克葛拉蒂的女儿，那时还住在彼得堡。麦克葛拉蒂深知林肯对安妮的感情。他常与林肯在一起同吃同睡、一起下田，并协助林肯丈量土地。
老太太在一个宁静的夏夜，坐在自家门廊前的椅子上告诉本书作者：“以前我常听爸爸说起，林肯在安妮去世后，常一个人走五英里路到安妮墓前，在那里一呆就是一整天。爸爸怕林肯发生什么意外，就去把他劝回家……安妮的墓被掘开时，爸爸与那个殡葬商人当时都在场。他说，他们没有发现安妮的尸骨，只找到四颗珍珠钮扣。”
精明的商人于是挖出珍珠钮扣和一捧泥土，供奉在彼得堡的“橡树园”新公墓中。并声称安妮·鲁勒吉就葬在那里。如今，每到夏季，就有千百名游客来凭吊所谓的“芳冢”。 他们对着四粒珍珠钮扣垂泪的场景，这样的场面我亲眼见过。艾德嘉·李·马斯特斯《汤匙河诗集》中的一首诗，被刻在一块美丽的花岗岩纪念碑上：
少女微贱本无闻，
不朽旋律已谱成。
“不存恶念施慈悯。”
宽容之道传众生。
慈容写满众生脸，
真理之光在闪耀。
安妮·鲁勒吉，
生前蒙受林肯爱，
埋骨荒草冢。
生虽未同衾，
死可结连理。
祖国永繁昌，
英华绽胸前。
贪婪的殡葬商依然无法带走安妮，她的遗骨留在她长眠的“协和公墓”里。那里也埋着亚伯拉罕·林肯的心，他的热泪滋养着这块土地。安妮·鲁勒吉长眠在野玫瑰和北美鸽的鸟语花香之中。
玛丽·陶德（1）
玛丽的风格是高傲，她坚信自己日后会成为总统夫人。
在安妮去世两年后，也就是1837年的3月，林肯骑马离开了纽沙勒。他来到春田镇，开始了“实习律师”的生涯。
他在马鞍袋里塞进几本法律书、几件衬衫和内衣裤，这就是他的全部财物了。在一只蓝色的旧袜子里面，有几枚数额不大的硬币，那是他做邮递员时所代收的邮资。到春田镇的第一年，林肯手头非常紧。要是别人也许早就挪用这笔邮资了，待以后再补上。但他没有这样做，他觉得这样不诚实。所以，当邮局里来人跟他结账时，他交出的钱正是前一两年收进来的那几枚，而且一文不差。
店铺倒闭后，贝利又酗酒致死，留下来一大堆债务。林肯骑马走进春田镇的那天，身上已负了1100元的债务。
那时，林肯完全可以通过钻法律上的空子，声明生意失败，请求分摊责任的办法躲过债务。但他没有这样做，相反，却主动找上门去，请求债主给他时间，到时他保证连本带息一并偿还。除一个叫彼得·凡柏金的人提起诉讼之外，别人都应允了；那人胜诉后，林肯的马儿和测量工具就被拍卖了。其他债权人耐心地等了14年，直到1848年林肯当选国会议员之后，他才将薪水寄回家，还清这笔老账，兑现了他的诺言。
那天早晨，当林肯到达春田镇的公共广场后，他就在西北端的“约书亚·F·史匹德日用商品店”前面下了马，将马儿拴在那儿。史匹德后来回忆道：
他下马后，打算向镇上惟一一家家具匠订做一个床架。他走进我的店铺，把马鞍袋搁在柜台上，就向我打听做一个床架需要多少钱。我算了一下材料的费用，发现总共要花17元。他说：“不算贵，可是无论多便宜，我都买不起。你假如让我欠账，那么，到圣诞节时我的律师事务所成功了，就可以还你钱；但假如失败了，可能一辈子也还不起。”我抬头打量着他，心里暗自惊讶：这辈子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张忧郁的脸孔……一直到现在，我仍然这么想。我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之心，于是对他说：“我的房间里有一张大床，如果你不嫌弃的话，请你来跟我分享它。”他问：“你的房间在什么地方?”我指了指通往卧室的楼梯说：“在楼上。”他什么也没说，抱起马鞍袋上了楼，下楼时，他笑逐颜开地对我说：“好啦！我十分感激你，史匹德！”
就这样，没付一分钱房租，林肯和史匹德一起在店铺楼上同住了五年半。
威廉·伯特勒是林肯的另外一位好朋友，他不但提供林肯五年的伙食，而且还为他买过不少衣服。伯特勒并未明说要收多少钱，这完全是出于朋友间的友谊和帮助。林肯可能付过伯特勒一点钱，那是在他有经济能力的时候。
林肯认为，如果没有伯特勒和史匹德的援助，他的律师事业绝对不可能成功。林肯把这两个好朋友视为上帝的恩赐。
林肯与一位姓史都华的律师合作。大部分时间史都华都在关注政治，律师事务所的例行事务都由林肯负责，不过业务并不多。办公室内的陈设也有点寒酸：一张肮脏的床、一块野牛皮毯、一把椅子和一条长凳，还有一个书架，上边搁了几本法律书。
律师事务所开业的头半年，只收了五笔律师费：一笔二元五角的、两笔五元的、一笔十元的，他们还收了一件大衣作酬劳。
玛丽·陶德（2）
林肯惨淡经营，心灰意冷。他想放弃法律改做木匠。一天，在春田镇的“佩吉·伊顿木匠店”前停留，林肯又回忆起在纽沙勒读法律时，曾想要抛下书本，去当铁匠。
在春田镇的第一年，林肯非常孤独。有时在晚上，在史匹德店铺后面，偶尔会来几个议论政治的男子，他们算是林肯有限的交际圈了。他星期天很少上教堂，他觉得自己在春田镇幽雅的教堂里会很不自在。
在写给玛丽·欧文斯小姐的一封信中，林肯提到，在春田镇的第一年，只有一个女人曾和他说过话，他还说：“如果不是出于必要，她是不会跟我讲话的。”
不过到了1839年，林肯的处境有了起色。那一年，有个女人不但与他说话，而且还追求他, 最后嫁给了他。她的名字叫玛丽·陶德。
后来当有人问起，陶德这个姓氏为什么是这种拼法时，林肯回答得很幽默：“或许是因为上帝 (God) 只一个‘d’就够了，而陶德 (Todd) 家却需要两个‘d’的缘故吧!”
玛丽·陶德出生于贵族世家，她的曾祖父辈、祖父辈和叔伯舅公辈中，曾出过将军和州长。陶德家族的人爱夸耀他们家族的历史，说可以追溯到公元六世纪。玛丽曾在肯塔基州莱辛顿城一所法国学校念过书，这所学校是法国贵族维多丽·夏洛蒂·里克瑞·曼特尔夫人与她丈夫办的。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他们为躲避断头台的铡刀，由巴黎逃到美国。于是在学校里，玛丽学了一口巴黎腔调的贵族法语，还学会了跳八人舞和塞加西亚圆圈舞，那是法国贵族们在凡尔赛宫里跳的舞。
玛丽心高气傲，她坚信自己日后会成为总统夫人。她不仅坚信这一点，还喜欢在人前这样说。对于旁人的嘲笑，她毫不在意，这真是有点不可思议。玛丽的一个亲姐姐说她“爱炫耀、夸饰和权力”，是“我所见过的女人中野心最大的一个”。
玛丽平时的脾气很暴躁，情绪上来时很难克制。1839年的一天，她和继母发生口角，忽然把门“砰”地一关，就跑到了嫁在春田镇的姐姐家住，一直没有回去过。
一个立志要嫁给未来的美国总统的人，到春田镇来住，她可算找对了地方。当时这个地处边疆草原的小镇，既没有石板车道、人行道，也没有电灯、下水道；猪在泥泞中打滚，牛群在镇上乱闯，牛粪猪粪散发着阵阵臭气。在当时，镇上的人口只有1500人。可这里却是美国政治的重镇：1839年，代表民主党北派的史蒂芬·A·道格拉斯和代表共和党的亚伯拉
罕·林肯都住在这里，而他们都是1860年的总统候选人。
这两人都结识了玛丽·陶德，并同时追求她，且两人都曾拥抱她。玛丽还说他们都曾经向她求婚。有人问：“您打算嫁给哪一位？”玛丽答道：“谁最有希望当总统，就嫁给谁。”
道格拉斯当时年仅26岁，且已经是国务卿，人称他“小巨人”。看来，道格拉斯的政治前途远比林肯光明。因此“最有可能当总统的那位”，实际上指的就是道格拉斯。而林肯，那时还是个穷律师，借住在史匹德店铺的楼上，连伙食都要朋友帮助。
即使在林肯当上总统的前两年，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林肯还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他曾跟最有势力的史蒂芬·A·道格拉斯辩论过一番。而道格拉斯在林肯毫无声望的时候，就已是美国政坛上的重要人物了。
玛丽·陶德（3）
道格拉斯很善于跟女人打交道，他有一头卷曲而漂亮的头发，一副好嗓子，擅长跳华尔兹，显得英俊潇洒。他社会地位高，前途一片光明。他还向玛
丽·陶德献过不少殷勤。因此亲戚们都觉得，与林肯相比，玛丽会更喜欢道格拉斯。而实际上也可能的确如此，道格拉斯——玛丽理想的配偶。也许，在夜深人静之时，她揽镜自照，自言自语道：“玛丽·陶德·道格拉斯……”，并看到自己正与道格拉斯在白宫里翩翩起舞……她沉醉了。
但是，出乎人们意料，玛丽与道格拉斯的交往却没有任何结果。
有一次，道格拉斯与一位新闻编辑发生龃龉，最后打了一架，那人是玛丽密友的丈夫。
或许是因为此事引起的不满，玛丽曾当众批评他；或许是玛丽曾嘲笑道格拉斯在宴会上的失态，说他酒醉后在桌上跳华尔兹发酒疯，将酒杯、烤火鸡、威士忌和肉汤碟子踢得满地都是。还有，在他们两人交往期间，玛丽如果得知他带别的女孩去跳舞，就会醋劲大发，使人很不愉快。因此，他俩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参议员毕佛瑞吉曾说：“道格拉斯精明而见多识广，他可能从未希望玛丽·陶德嫁给他；据说，他曾向玛丽求婚后被拒，其实，这只是女人为保留面子而说的话。”
失望已极的玛丽，于是转而向道格拉斯的对手——亚伯拉罕·林肯大献殷勤，想以此激起道格拉斯的嫉妒。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手未留住道格拉斯，却捉住了倒霉的林肯。
在回忆他们俩的交往时，玛丽·陶德的姐姐爱德华太太说：
“有很多次，我碰巧在他们会面时在场。谈话常常是由玛丽开场的，而林肯先生只是她的听众。他盯着她，犹如被一般神秘的力量吸引住似的。他沉默寡言，为她的机智和聪明而倾倒。与玛丽这样的贵族小姐长谈，他似乎显得很笨拙。”
那一年七月的共和党大聚会，把小小的春田镇搅得不亦乐乎。在此之前，人们已谈论了好几个月了。镇上彩旗飘飘，乐声喧腾。几百英里以外的人们都来了。芝加哥的代表开来了一艘官方的双桅艇。伴随着悠扬的音乐，少女们在艇上翩翩起舞；大炮齐鸣，火焰直上云霄。
竞选期间，民主党批评他们的对手自由党候选人——威廉·亨利·哈里逊只是一个住在小木屋里啜着苹果酒的老太太。共和党员们就真地将一间小木屋装在一辆车上，木屋旁栽一棵随风摇曳的胡桃树，还有树狸在树上嬉戏，而门口则放一桶苹果酒。由30对公牛牵引着它，在春田镇的街道上游行。
到了晚上，林肯在火炬的照耀下，发表他的政治演说。
有一次聚会，有人指责林肯所属的党派是“贵族党”，自己衣着考究，却希望平民百姓投他们的票。林肯于是答道：
“刚到伊利诺州的时候，我一贫如洗，无亲无故，教育程度也不高。我先在一条平底船上打工，月薪八块钱，身上只有一条鹿皮制的劣质马裤。有时，鹿皮打湿了，太阳一晒就缩水，因为一缩再缩，结果，裤脚和袜子中间就露出好几英寸的肉。我长高后，裤子缩得更短也更紧，在小腿上勒出一圈蓝色的印记，一直到今天还能看出来。如果你们说的‘衣着考究的贵族’指的就是这个，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人们又吹口哨，又高声喊叫，对林肯表示支持与赞叹。走进爱德华家后，玛丽对林肯说，他是个伟大的演说家，并迟早会登上总统的宝座。她崇拜他。
林肯凝视着玛丽，她的眼神已告诉了他一切。月光如洗。他拥吻着她……
他们决定于1841年元月1日成婚。
结婚前短短的6个月里，又发生了许多故事。
结 婚（1）
林肯缓慢地说：事情既然发展至此，我也只能信守诺言。
玛丽和林肯订婚不久，就开始对林肯的言行举止感到不满，开始想方设法改造他。她常常拿他跟自己尊贵的父亲相比。玛丽的父亲——罗勃·陶德先生，常常着上等蓝呢外套、白色亚麻长裤，皮靴下面裤管塞得很紧，手握金头拐杖。12年来，他每天早晨都雍容地走在莱辛顿的大街上。可是林肯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暑天，他既不穿外套，也不戴硬领；至于裤子，他常用一条带子往腰上一系就算了事；如果掉了扣子，就用木钉子解决一下。看着他的这种衣着打扮，玛丽无论如何都喜欢不起来。林肯这种随便的作风，使玛丽觉得脸面丢尽。她毫不留情地说出她自己的观点，言辞一点也不宽容，常使林肯十分为难。
玛丽的傲慢、自以为是、尖刻和唠叨，让林肯很不舒服。在莱辛顿的法国贵妇人办的学校里，玛丽学会了跳雍容华贵的八人舞，却没学到多少做人的品德。她常使林肯不得安宁，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每礼拜去见她两三次，而是只想离她远一些。而玛丽却不明白，正是自己一手毁了他们之间的感情，反而写信责备林肯疏远了她。
玛丽的姐夫尼尼安·W·爱德华的堂妹玛蒂
妲·爱德华不久也来到了春田镇住。林肯去拜访玛丽时见到了她，她长得金发碧眼、高大而端庄，十分迷人。她与玛丽判然有别。 她虽不会说巴黎贵族腔的法语，不会跳圆圈舞，可是她待人接物很有教养，林肯十分喜欢她，甚至有点迷上了她，玛丽·陶德跟他说话，他神不守舍地竟听不见，把玛丽气得直瞪眼。林肯有一次与玛丽一起去参加一个舞会，到了那里他并不想跳舞，当别的男子邀请玛丽去跳舞后，自己却和玛蒂妲聊起了天。
当玛丽斥责林肯，说他已爱上了玛蒂妲时，他竟也不否认。玛丽痛哭一场后，专横地命令林肯，不许他以后再多看玛蒂妲一眼。
在喋喋不休、吹毛求疵中，恋爱的幸福和甜蜜荡然无存。
林肯看到，他们俩人在许多地方都几乎是南辕北辙：他们所受的教育、家庭背景、性格、爱好，对事物的观点等，都相差太远了。他们在一起时总是闹别扭，总是在生气。这使林肯意识到，他们未来的婚姻生活必定不会幸福，所以必须解除婚约。
实际上，玛丽的姐姐和姐夫也看出了这一切。他们认为林肯与玛丽根本不般配，将来不会获得幸福的。因此，他们劝玛丽退了婚约。
玛丽一意孤行，根本不想听。
好几个星期，林肯都在苦苦思索。他还是想分手。一天晚上，他走进史匹德的店铺里，在火炉边，他掏出一封信，让史匹德看。史匹德说：
“信是写给玛丽的，他坦白地说出了自己此时的心情与想法：他反复冷静地斟酌了这桩婚事，他觉得不太可能，他不能要求玛丽嫁给他，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够爱她。他要我转交这封信。但我拒绝了。他说要托别的人去转交。我告诉他，不能把这封信交出去，因为它一旦到了陶德小姐手中，就会对他不利。我说：‘如果是私下谈话，还不太要紧，可能被人遗忘或事后加以否认，但一旦白纸黑子写了下来，就会成为把柄，永远于你不利。’说完这番话，我就把那封信投进了火炉中。”
参议员毕佛瑞吉说：“林肯在信里究竟对玛丽说了些什么，我们已无从得知；但那封信的内容，我们可以从他写给玛丽·欧文斯小姐的绝情信中，猜出一个大致。”
结 婚（2）
林肯和玛丽·欧文斯小姐的韵事，可以追溯到四年以前的纽沙勒。那时林肯认识一位叫本奈
特·阿贝尔的太太，她有一个妹妹名叫玛丽·欧文斯。阿贝太太对林肯颇有好感。1836年秋天，当她回肯塔基州探望亲人时对林肯说，他如果愿意娶她妹妹，回来时她把妹妹带到伊利诺州来。
三年前，林肯曾与欧文斯小姐见过一面，印象不错。过了没多久，她就来到了纽沙勒。她长得很文静，受过教育，也有钱。但林肯却不想娶她为妻。因为他觉得她有些过于主动了。欧文斯小姐年纪比林肯大几岁，身材矮胖，用林肯的话来说，她“跟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吹牛胖子福斯塔夫正好是一对”。
林肯说：“这可是没办法的事儿，我觉得自己一点也不喜欢她呀!”
林肯不愿意与欧文斯小姐结婚，尽管阿贝尔太太一心想促成他们俩。林肯说，自己害怕与欧文斯小姐结婚，好像“爱尔兰人害怕绞索似的”；他惟恐“因一时冲动和许诺而后悔”。
林肯给玛丽·欧文斯写了一封措辞委婉的信，坦白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希望解除婚约。
这封信写于1837年5月7日，那时他已在春田镇。由这封信可以大致推断出他写给玛丽·陶德那封信的内容。
玛丽，我的朋友：
我曾经给你写过两封信，但我觉得第一封的语气不够庄重，而第二封又过于严肃，所以都毁掉了；这一封信，我无论如何都要寄到你的手上。
在春田镇，生活是非常沉闷、孤寂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虽然，住在任何地方，我都一样感到寂寞。我来到这里以后，只有一个女人跟我说过话，如果不是出于必要，她是不会跟我讲话的。我以前从来没有去过教堂，近期内也不会去，因为我觉得，自己在春田镇幽雅的教堂里会感到很不自在。以前我们谈到过，你来春田镇居住一事；但我想，你对这里很可能不太满意。在这里，你不能参与很多坐马车亮相的、让人风光的社交活动，你大概只能做一个旁观者。你会贫穷得难以招架。若有女人，欲将终身的幸福托付于我，我必定要竭尽全力，使她满足为止。而最使我感到痛苦和无奈的，莫过于一切努力都将付诸东流。所有这一切你全都能忍受吗? 如果你没有什么不满的话，对于我而言，我知道如果能跟你在一起生活，一定比目前幸福。
以前的事，可能是你开的玩笑，也可能是我误会了。假如是这样，就让我们忘了吧。我但愿你三思而后行，不要匆匆忙忙做出决定。我的主意已定。如你希望我信守诺言，我也愿意。但我认为，这样做对你很不公平。与我一起在这里生活，很可能会让你尝到你难以想像的痛苦，而你不太习惯于吃苦。我愿意依你最后的决定行事。我知道，你最终是能够做出理智、冷静的思考和判断的。
收到信以后，请你务必回一封信给我。虽然，也许你觉得不必回信，但是在这里，在这个蛮荒偏僻之地，写信也可以做个伴儿，解除内心的孤独；读到一封信也是件美妙的事儿。请转告令姊，我不希望再听到你们卖掉财产搬家之类的话了，这使我为你们担忧。
林肯上
玛丽·欧文斯与林肯之间的风流韵事发展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再看看他与玛丽·陶德之间后来发生了什么。
史匹德把林肯写给陶德小姐的那封信投入火中，然后转身对他说：
结 婚（3）
“你若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就该有勇气当面去告诉玛丽。如果你不爱她，就不妨坦言相告，说你不可能娶她。但要当心！到时候话别说得太多，说完了最好趁早告退。”
史匹德说：“听了我的话后，他就起身扣紧大衣，镇定地走了。”
在《林肯传》中，荷恩敦写道：
那天夜里，史匹德借口说要看一会儿书，就在楼下等林肯回来，没有同我们一起上楼睡觉。已经过了10点钟，林肯还未返回。一直到11点多，史匹德才看见林肯蹑手蹑脚地回到店铺。林肯在陶德小姐那里既然呆了那么长时间，史匹德就猜测他并未按他的劝告行动。
史匹德说：“ 终于回来啦，老兄！你大概没有按我吩咐你的去办？”
林肯沉吟着，回答：“我照你说的办了。当我对玛丽说我不爱她，不能同她结婚时，她就差点从椅子上蹦起来，两只手绞紧着，看上去很痛苦。她还哭哭啼啼地说什么骗人者自己反而上当了。”
史匹德就问：“那你还对她说了些什么?”
林肯回答：“我实在受不了她这一哭，史匹德。我自己也哭了，并将她搂进怀里，又吻了她。”
史匹德不禁嘲弄他：“噢！原来这就是你解除婚约的策略？你实在是当了一回笨蛋，并和她订了第二回的婚约。现在好啦，你已经欲罢不能了！”
林肯慢条斯理地说：“唉！我也就认命了。事情既然已发展至此，我也只能信守诺言。”
举行婚礼的日子就要临近了。玛丽·陶德的婚纱正忙着赶制。爱德华大厦内，起居室重新装修，家具重新布置，地毯也要换掉，墙上粉刷一新。
这个时候，真不知该如何描述林肯的模样，他那失魂落魄的神情，几乎已不是悲哀所能形容了。他的精神一天比一天虚弱；他以后的心理状态，也可能受了这段时间的不良影响。
他的内心激烈地斗争着，他想要逃避结婚。近来他常常不去办公室工作，也不参加州议会的聚会。他在店铺的楼上一呆就是半天。有时他在夜深人静后下楼生火，看着壁炉里的火光，一个人坐到天亮。他变得脾气暴躁，还避着别人，不愿多说话。他常常很少吃东西，身体日益消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