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婚期的逼近，他益发感到惊恐，他好像跌入了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在里面鬼打墙似地转着圈子，差一点要发疯。他给辛辛那提大学的医学系主任、当时西部最有名的医生丹尼尔·德莱克去了一封长信，向他说明了自己的状况，并请教医治的办法。但是，德莱克医生却回答说，在提出疗法以前，林肯必须接受医生的检查。
1841年元旦那天，天气晴朗。春田镇的有钱人纷纷乘着雪橇出门，走亲访友。马儿喷着水气，空中不停地传来铃铛的响声。
爱德华大厦里正在操办喜事，人们不停地忙碌着。送货的孩子抱着最后一刻才订的货品，急急忙忙赶到后门。爱德华家特地聘请了一位有名的大厨。刚刚发明的新产品——烹饪炉被用上了，而旧铁烤炉被弃置一旁。
傍晚时分，蜡烛的光焰柔和温馨，玻璃窗挂上了冬青花环。爱德华家的人，一个个悄无声息地等待着，兴奋异常。
6点半钟以后，宾客们陆续到来。6点45分，牧师也带着主持婚礼的教堂物件来临。壁炉内火焰哔剥作响，火光照得通红；房间里，各色鲜花争奇斗艳；贺喜声和交谈声，在整个屋子里回荡。
时钟正敲7下……7点半了。可新郎还未到
来……林肯迟到了。
时间在人们的期待中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门厅的老自鸣钟滴答着，不慌不忙地又报出15分钟。又过去了半个钟头……还没出现林肯的身影。爱德华太太紧张起来，她来到车道上。究竟出了什么事?他会不会……不！绝不可能！
客人们开始出现微微的骚动……交头接耳……低声议论着。
玛丽·陶德闷坐在房间里，头披新娘面纱、身着丝质婚袍。她紧张地等啊等……一边抚弄着发髻上的花儿。她不断抬头盯着时钟。许多次她走到窗边窥视街道。她眉毛上尽是汗水，掌心也渐渐湿了。时钟敲响了9点钟。真的……他应允过我……
到9点半钟，宾客们开始起身告退，他们都带着讶异而尴尬的表情，蹑手蹑脚地生怕惊动了什么。
当客人们都走完以后，玛丽·陶德——今晚的准新娘，就狠狠地扯掉花朵和面纱，一气跑到楼上，扑在床上放声大哭。伤心、耻辱、脸面丢尽……如阵阵波涛席卷她的身心。我的上帝噢！人们会怎么议论我？我会永远被人耻笑、讥讽、指指戳戳。我还有何面子到大街上去？此刻，她既渴望林肯能前来拥抱她，又恨不得立即杀了他。
林肯在哪里？他难道出了意外？他逃跑了？他悬梁自尽了？他是不是被人暗杀了？没有一个人得知林肯的行踪。
一支队伍迅速汇集起来，男人们在半夜里打着灯笼，四处搜寻林肯的下落。有的到他平时爱落脚的地方寻找，有的在通往乡间的路上寻觅。
道德和幸福（1）
林肯说：我总觉得，婚姻是非常古怪的事儿。
人们一直搜寻到天亮，最后才发现林肯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像一个疯子一样在喃喃自语。朋友们害怕他神经失常。玛丽·陶德的亲戚们则干脆说他已经疯了。
一切都像是安妮·鲁勒吉去世后场景的重演。朋友们请来亨利医生为他做检查。医生嘱咐史匹德和伯特勒随时监视他，并藏好他的刀子，因为林肯曾对朋友说想自杀。
亨利医生劝告林肯，希望他多做事，多参加州议会的聚会。作为自由党的议会主席，林肯理应常去那里工作。但是，3周来他只参加了4次会议，而且每次只逗留了一个小时。约翰·J·哈定在元月19日向议会宣布，林肯病了。
逃了3个星期的婚以后，林肯写信给他的合作律师。这是他一生中写得最凄惨的一封信：
此刻，我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人。全世界的人如果将我的悲哀平分，就会看不到一张快乐的脸孔了。我无法预料自己会不会好起来，但这样下去总是不行的；假如我不能恢复健康，便只有一死。
传记作家威廉·E·巴顿在其所著的《林肯传》中写道：“从这封信可以看出，亚伯拉罕·林肯当时神志错乱……他害怕自己疯了。”
林肯那时经常想到死，并渴望死。在《山嘉蒙期刊》上，他还发表过一首以自杀为题材的诗。
史匹德带他到路易斯维尔附近的母亲家里住。他让林肯住在一间小溪旁的寂静的屋子里，并给他一本《圣经》。曲曲折折的小溪一直流向一英里外的森林。每天清晨，会有一个黑人把咖啡端到他的床前。
据玛丽的姐姐爱德华太太说，玛丽“为了消除别人的误解，也使林肯先生可以解除心理压力静心修养，曾给林肯去信，表示愿意解除婚约”；但林肯“如果愿意，依然有权恢复婚约”。
但是，林肯的另一位好友詹姆士·马森尼认为，即使在林肯逃婚一年后， “林肯仍有自杀的可能”，说明林肯对婚姻的惧怕已到了什么程度。因此恢复婚约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不希望再见到玛丽。
林肯希望，玛丽最终能把他忘了，能看上别的男人。他对玛丽·陶德不理不睬几乎有整整两年了，那是从1841年那个“致命的元旦”开始算起的。但是，对于玛丽来说，婚姻的事关系到她的尊严和骄傲，她怎能这么轻易就被人抛弃？她要向别人和自己做出证明，她完全可以嫁给林肯，林肯娶她是天经地义的事。
因为林肯已经打定主意不娶玛丽，所以一年后，他就开始向另一个女子莎拉·理卡德求婚。那女孩的年纪比他小一半，而林肯当时32岁。这位莎拉是4年来一直为林肯供应伙食的伯特勒太太的小妹妹。
林肯对女孩说，自己名叫亚伯拉罕，而她名叫莎拉，他们真是天生的一对，就像《旧约》中的那一对一样。
但莎拉拒绝了林肯的求婚，她后来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道：
“我当时只有16岁，还没想到要出嫁。不过，我并不讨厌他这个人；但你知道，对于他那奇怪的打扮和神情，一个初出茅庐的女孩子是很难会喜欢的……他和我姐姐经常来往，我只是把他当大哥哥看待。”
林肯与《春田日报》的总编西米昂·法兰西斯有深交，因为他常在报上发表政论文章。法兰西斯太太40多岁了还没有孩子，她自命为春田镇的媒婆。不幸的是，媒婆们总爱管别人的闲事。
1842年10月初，林肯收到法兰西斯太太的一封信，她请林肯第二天下午到她家里去。林肯不清楚法兰西斯太太用意何在，次日准时赴约。他一到，就被法兰西斯太太迎进会客室，出人意料的是，玛丽·陶德正坐在那里。
道德和幸福（2）
当时他俩说了些什么，语气如何，神情怎样，以及干了什么，并没有史料记载。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软心肠的林肯完全没有逃脱她的手掌。只要她使出最擅长的招式——哭泣，林肯马上就会低声下气地向她表示歉疚之情。
在法兰西斯太太的门楣紧闭的会客室里，他们后来曾偷偷会过好几次面。
玛丽一开始都不让姐姐知道她又与林肯来往的事儿。爱德华太太得知了他们的隐私后，质问玛丽：“干吗瞒着别人?”
玛丽回答：“因为已经发生了那么多事，所以现在重新交往最好能瞒着人。这样，一旦毁弃婚约，别人也会不知道。”
说白了，就是她曾有了教训。因此，在林肯娶她之前，她必须保密。
陶德小姐究竟要使出什么高明的手段呢？
林肯常对好友詹姆士·马森尼说起：“陶德小姐告诉我，从道德上来说，我非娶她不可。”他自己是“被迫结的婚”。
对于这件事，荷恩敦应该最清楚。他说：
“林肯先生曾经做过深刻的自我剖析，他明白自己并不爱玛丽，但他确实许诺过要娶她。面对道德与幸福的冲突，他最终选择了道德。我总觉得，林肯娶玛丽·陶德完全是为了道义。但这犹如一场梦魇，多年来折磨得他没有尝到任何家庭的安宁和幸福。”
林肯曾写信给史匹德，那时，史匹德已返回肯塔基州老家成婚。林肯问他：在婚姻中找到了幸福没有？并催促他：“请速速回信，我急于知道。”林肯快要下最后的决心了。
史匹德回了信，他说：他比自己所期望的要幸福得多。
1842年11月4日，一个星期五。林肯怀着复杂的心情，向玛丽·陶德求婚。
玛丽甚至当晚就想举行婚礼。林肯完全想不到事情会进展得这么神速。他不由得又感到惊慌不安。他就说当天是星期五，不吉利，因为林肯知道玛丽很迷信。但她24小时都不愿等，因为上一次的教训太深刻了！更何况，那天恰恰是她24岁的生日。于是他俩马上赶到了夏特敦珠宝店，买了一枚结婚戒指，让人在上边刻了这样一行字：“爱就是永恒”。
那天下午，詹姆士·马森尼被邀请做林肯的男傧相，林肯对他说：“吉姆，我不能不娶那个女子。”
傍晚时分，在伯特勒家中，林肯穿上他那套最好的衣服，并擦了擦皮鞋。伯特勒的小儿子问他要去哪里，林肯说：
“我想可能是下地狱吧。”
玛丽·陶德出嫁的时候只穿了一件平常的白洋布衣裳。因为原来赶做的新娘装，已经在她绝望之时扔掉了。
一切都是在仓促中准备的。在婚礼前两个钟头，爱德华太太才得知消息，刚刚烤好的结婚蛋糕在端上桌面时，还很不好切，因为上面的糖粒还是热的。
牧师查尔士·德雷瑟先生穿着道袍，在婚礼上诵读圣公会的赞美诗。男傧相说，林肯脸上看不出一点高兴的神情，相反，他“看上去倒像是马上要上屠宰场似的”。
婚后一周后，林肯在写给山姆耳·马歇尔的业务信函里夹了一则“附启”， 上面是这样写的：“这边除了我结婚，没什么新闻。我总觉得，婚姻是一桩十分古怪的事。”
那封信如今收藏在“芝加哥历史协会”里。这是林肯对自己的婚姻所说的惟一一句话。
家 庭（1）
我爱孩子，爱如同一条铁链，它把小孩和父母紧紧地拴住。
我的好友亨利·庞德先生是伊利诺州的一位律师，当我正在纽沙勒写作本书之时，他多次对我说起他的吉米·迈尔斯叔叔。
“你应该去看一看这位吉米·迈尔斯，林肯的合伙律师荷恩敦先生正是他的舅舅；而他的阿姨则经营过一家供应伙食的公寓，林肯夫妇曾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
于是，庞德先生和我在七月份的一个星期天，驱车到了离纽沙勒不远的迈尔斯农场。据说，当年的林肯常在这一带逗留，为人们讲几个故事，喝杯苹果汁，然后再走到春田镇借书看。
吉米叔叔一看见我们，就搬了三把成套的摇椅出来，让我们坐在农场前院的大枫树下，然后拉开话匣子畅叙起了往事。这时，小火鸡、小鸭子们在我们周围的草地上叽叽喳喳，来回嬉戏。吉米叔叔想起了一件有关林肯的令人悲哀、发人深省的小事，这件事从未被人记录或发表过：
“一位名叫雅各·M·尔莱的医生，娶了迈尔斯先生的阿姨凯撒琳为妻。1838年3月11日的晚上，也就是林肯住到春田镇后一年时光，有个骑马的陌生人，到尔莱医生家门前敲门，当医生走到面前时，他用双管猎枪把医生打死，然后骑马逃走。
这件案子直到今天仍未破获。因为那时的春田镇只是个偏僻荒凉的小村落，杀人嫌疑者的线索几乎很难被发现。
医生没留下什么财产，他的遗孀凯撒琳只能招一些搭伙的房客，勉强谋生。亚伯拉罕·林肯夫妇婚后不久，就租住在医生太太家里。
吉米·迈尔斯叔叔常听凯撒琳阿姨说起这样一件事：
一天早晨，林肯夫妇正在用餐。这时，不知林肯的什么动作惹得妻子发怒了。只见林肯太太气咻咻地把一杯热咖啡泼到了丈夫的脸上，林肯屈辱地坐在那儿，一言不发。所有的房客都看到了这一幕。尔莱太太连忙拿了一条毛巾，为林肯擦干脸孔和衣服。林肯夫妇20年的婚姻生活，从这件事可窥一斑。
当时，做律师的无法都在本地开业，因为一个小小的春田镇，竟然有11名律师。大卫·戴维斯法官经常是在第八司法区的各个县流动开庭，于是律师们就骑着马，从一个县赶往另一个县来回奔波。别的律师们为了与家人共度周末，总要尽量在星期六时赶回春田镇。
惟独林肯害怕回家，他在春季和秋季的六个月里，都在外巡回办案，极少走近春田镇。
林肯太太的大嗓门和凶悍相，是远近闻名的。邻居们常说她“折磨得林肯心惊肉跳”。所以，一年又一年，林肯宁愿在肮脏的乡下旅店里逗留，也不愿意回家看着太太成天颐指气使。
参议员毕佛瑞吉先生说：“凡是邻近的人，全有幸听到过林肯太太长时间的痛斥声，她那高亢刺耳的大嗓门，即使到了对街都可以听见。有关她对人施暴的传闻也不少，一般来说都是可信的。”
自称了解玛丽心理的荷恩敦先生说：“林肯的宽容仁慈使玛丽无地自容，他粉碎了她那傲慢的个性，使她感到自己在别人面前总抬不起头。因此她要报复，而强烈的报复欲摧毁了她的理智与情感。玛丽不断对林肯发泄蕴藏在心底的怨恨，将他搞得头昏目眩。”
在玛丽的眼中，林肯没有一样举动是对的：他就像一个粗鲁的印第安人，步态笨重，两只脚一高一低，背还有些驼。她故意学林肯走路时的姿势，说他脚步生硬，毫无美感。她嘟嘟囔囔，教他走路时脚趾头要朝下，就像当年她在法国贵妇人的学校中所学的那样。
家 庭（2）
她嫌林肯那呈直角外伸的脑袋和那一对大耳朵太难看；她挑剔说丈夫的鼻子不够挺，而他的下唇又太突出；她又说他的四肢都太长了，但脑袋则太小；而且，他的脸孔看上去就像得了肺痨似的。
对自己的风度举止，林肯本人毫不在乎，但玛丽恰恰在这方面极为敏感，而且极其爱体面。就连荷恩敦也说：“林肯太太的哭闹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林肯在街上走路时，一只裤管随意塞在皮靴里，而一只则在皮靴外晃荡。他很少给皮靴上油。大衣早就该洗，硬领也早就该换了。
詹姆士·高莱先生曾住林肯家隔壁多年。他说：“林肯先生常穿一双松垮的旧拖鞋到我们家来，他那条褐色的长裤，只用一条背带系着。”
林肯在天气转温时往往走得更远，他“穿的大衣其实只是一件肮脏的亚麻布外罩，背上一块块汗斑清晰可见，如画了张地图似的”。
在一家乡村旅店，一位年轻的律师曾见过林肯，而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当时正要去睡觉，只见林肯穿一件“长度在膝盖和足踝之间的、自己缝制的黄法兰绒睡衣”， 年轻律师吃惊地说：“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古怪的家伙。”
林肯很少去理发店，次数远远达不到玛丽的要求，而且他一辈子都没用过剃刀。瞧着他那一头粗糙茂密、原始森林一般的头发，玛丽顿起无名之火。如替他收拾利索了，不用过多久，就必定又会搞成乱糟糟的一团。这是因为，林肯喜欢在帽子里放存折、信函、文件等物品，然后随手戴到头上，头发也就没有不乱的道理了。
林肯有一次在芝加哥照相，摄影师要他“整顿一下尊容”，林肯回答说：“只怕整修以后，春田镇上的人就会认不出那是林肯。”
到了餐桌上，他更是纵横驰骋，不拘一格。他常常握不好餐刀，用完餐刀后也不知道如何摆在盘子上。而用刀叉吃鱼和面包皮的技巧，他更完全不懂。有时，碟子弄歪了，猪排整块地滑落到大盘上。而当他非得用自己的餐刀切奶油时，林肯太太就气得七窍生烟，于是就免不了吵一架。有一次，当发现他竟把吃剩的鸡骨头放在搁莴苣的小碟子上时 ，玛丽气得差一点昏过去。
当女士们走进房间时，林肯常常既不站起来，也不接她们的大衣；客人告辞的时候，他也不送客。玛丽就为此牢骚满腹，不时痛骂他。
平时，从办公室回家后，他就马上脱掉大衣、鞋子、硬领，卸掉肩膀上的“吊带”，然后将过道里的一张椅子翻个身，垫个枕头在椅背上，脑袋和肩膀就靠着椅背。——他就喜欢这样躺着看书。
他通常一连数小时躺着阅读，多数的时间是看报纸；有时，他会从《当阿拉巴马脸红的时候》这类书中挑出一个幽默的地震故事来念。他也爱读诗歌。由于印第安那州的“高声朗读法”教育使他养成的习惯，所以无论读什么，他都要大声朗诵出来。他觉得这样可以在听觉、视觉上都受到刺激，使记忆更深刻。
在地板上躺着，他有时会合上双眼，吟诵莎士比亚、拜伦或爱伦坡的诗句。比如：
每逢月亮含笑，我就梦见，
美丽的安娜贝儿·李，
每当星辰升起，我就看见明眸闪烁，
那是，
美丽的安娜贝儿·李。
有一位亲戚在林肯家里住了两年。据他的回忆，有天傍晚林肯正躺在大厅里的地板上看书。这时客人来了，但他不等佣人去开门，就穿着一件衬衫，自己去把客人引进大厅，还说他就要这样“捉弄一下女人”。
家 庭（3）
林肯太太当时正在隔壁房间，他看见女士们进来，丈夫却在一边胡言乱语，就马上暴跳如雷，结果林肯被搞得十分尴尬。因此，林肯宁愿离开家里，待到夜深人静时，才从后门偷偷溜回去。
因为林肯太太怀疑林肯的好友约书亚·史匹德曾教他逃婚，所以她一直不喜欢史匹德。结婚前，当林肯写信给史匹德时，总会在结尾时添上一句“代我问芬妮好”；而结婚后，林肯太太则做出规定，这句问候语必须改成：“问史匹德太太好”。
林肯人品的特色之一，是他从不忘记别人对他的恩惠。他曾说，要将第一个儿子命名为约书亚·史匹德·林肯，这是为了表示对好友史匹德的感恩之情。但玛丽·陶德知道后勃然大怒。她说这是她自己的孩子，怎么可以允许用别人的姓氏来取名？不准取名为约书亚·史匹德·林肯！而是要用玛丽的父亲罗勃·陶德的姓来给孩子取名。这样，那孩子最后就取名为罗勃。在林肯的四个孩子中，惟有罗勃长大成人。林肯另外三个孩子分别是——艾迪：1850年死于春田镇，年仅四岁；威利：12岁时死于白宫；泰德：1871年死在芝加哥，活了18岁；而罗勃·陶德·林肯可谓长寿，他享年83岁，于1929年7月26日死于佛蒙特州的曼彻斯特。
因为林肯家的院子一开始没有种花草树木，林肯太太就抱怨说，家里缺乏色彩，死气沉沉。于是，林肯试着种了一些玫瑰花，但他对园艺没多大兴趣，因此花草不久就枯萎而死；玛丽又要林肯开辟一个花园出来。林肯也照太太的吩咐去做了。但最后花园竟是杂草丛生。
林肯不太喜欢体力劳动。但是，他也亲自干自己喜欢的活。比如他喂养了一头爱驹“老公鹿”，并常常为它梳理鬃毛。他还常常“亲自喂母牛，挤牛奶，锯木板”。他其实一直都这么做，即使当选总统后也没有停止，直到离开春田镇。可是林肯的一位表亲约
翰·汉克斯却说：“亚伯除了梦想，他什么活都干不好”。 玛丽很同意这一评语。
林肯时常沉浸于一种冥思的状态。这时，他就会对旁边的事物心不在焉，仿佛尘世间的万物都已消逝了似的。有时，到了星期天，他会拖着一辆婴儿小车，在门前的人行道上散步、沉思。有时小孩子不小心滚下了车时，林肯却还在继续走，他的眼睛盯着地下，对娃娃的嚎叫竟充耳不闻。这时林肯太太从门口探出头来，当她看到这一切，就对着林肯怒吼一声，他这才如梦初醒。
当林肯在办公室里工作了一天回到家里，有时见到玛丽也会沉默无语，或视若无睹。等玛丽准备好晚餐后，她常常要费好大的劲才能让他上桌。像得了梦游症一般，他的目光常常凝视着远方，而忘记了吃饭，一直要等太太再三提醒他，他才开始动手。
用完餐以后，他有时候久久地凝视着炉火，始终不说一句话。当儿子们攀爬到他身上，扯他的头发与他说话时，他也没有反应。而当他突然像从睡梦中清醒过来时，他才开始对孩子们讲讲笑话，或者给他们朗诵那首他十分喜爱的诗歌：
人啊！你有何骄傲？
如流星飞逝，流云奔驰，
一道闪电，一朵浪花，
人生苦短，终归青冢。
林肯对孩子们很宠爱。林肯太太常抱怨他没有花精力去教导孩子。林肯太太说：“他对孩子们的过失好像看不见。但是，当孩子们表现出色时，他倒是从不忘记称赞他们，总是说：‘我愿我的孩子们不受父母亲的束缚，我希望他们自由而快乐。爱常常是一条铁链，它会把小孩和父母拴得太紧。’”
不过，老实说林肯对孩子们有时实在宠得太过分了。一次，林肯和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下棋，罗勃跑过来告诉父亲，该吃晚饭了。林肯答应着：好，好。可是他正下得专心。罗勃第二次来催促时，林肯又是这样答应，但还是没走。
当罗勃第三次来催时，看到林肯答应之后仍旧没有起身的意思，他后退一步，一脚将棋盘踢得比林肯和客人的头还高，棋子顿时撒得满地都是。
林肯一点也没有发怒，他竟然微笑地说：“这下可好，法官，我想我们只能改天再下了。”
林肯居然完全没有想到要指出孩子的非礼之举。
一到黄昏时，林肯家顽皮的男孩常常在篱笆后边躲藏着，并将一根木条伸在围墙的外面， 当行人走过时，就将他们的帽子打翻在地上。一次，他们可巧击落了林肯的帽子。林肯什么责怪的话也没有说，只是告诉他们小心点，也许有的人要生他们的气呢。
林肯不愿意跟朋友们探讨宗教信仰问题，他也不愿意与教会发生太多的联系。但有一次他对荷恩敦说起：在印第安那州的教堂集会上，一位姓葛仑的老人在演讲时说：“我的信仰就是：做好事的时候心里舒坦，干坏事的时候于心不安。”林肯觉得，他对宗教的观点同这位老人大致相同。
林肯在孩子们长大些以后，就常常在礼拜天上午携他们去散步。有一次，林肯夫妇到第一长老会教堂去，将孩子托付在家里。过了半小时，泰德因为在家里不见了爸爸，就一路跑过大街，最后穿过牧师布道的房间，冲进了教堂。看到泰德鞋袜松散，脸上和手上全是泥土，头发一团糟，衣着优雅的林肯太太十分尴尬。但林肯仍向儿子伸出臂膀，轻轻地将他携到自己身边，并用胸膛温暖他的小脑袋。
林肯在星期天时也会领孩子们去他的办公室玩。在那里，他也放任他们，让他们撒野。
荷恩敦回忆道：“孩子们乱翻书架、抽屉和盒子，还弄坏他的金笔……他们把墨水打翻，将铅笔丢到痰盂里，把信件散得到处都是，并且在上面跳舞。”可是，林肯“从来没有摆出父亲的架子教训他们，他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他真是世界上最宠爱孩子的父亲。”
在那不太干净、毫无秩序的办公室里，当然很难见得到林肯太太的身影。在一捆文件上面，林肯曾附了这样一张纸条：
“假如在别处找不着，就不妨在这里找。”
这就是林肯的“规矩”，以史匹德的话来说，林肯的规矩就是“没有规矩”。
有一块很大的墨迹，如今还留在办公室的一面墙上，那是一个学法律的学生在嬉戏时对着他的同事砸墨水瓶后留下的纪念。办公室里极少洗刷和清理。书架上的几粒花籽，在那厚厚的尘泥中开始生长发芽。
贫困的律师生涯
林肯为此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演说，把这个小伙子从绞刑架上救了下来。
在生活的许多方面，玛丽都可以说是春田镇最节俭的主妇，但有时她又显得相当奢侈。那时，以林肯的收入水平而论，还远远买不起马车，可是玛丽非但买了一辆，而且还雇了一个少年为她驾车，专门拉她到镇上走亲访友，每个下午付对方25分钱报酬。春田镇只不过是个小地方，玛丽完全可以步行或者租车去。但是，她认为那样有失她的身份。所以，为了讲排场，她不顾经济拮据，买了车后又买昂贵的衣服。
林肯夫妇于1844年用1500元买下一幢房子，这是两年前为他们主婚的查尔士·德雷瑟牧师家的房子，里面有起居室、厨房、客厅和卧室，后院有一间小屋、一个柴堆和一个牛棚，林肯在这里养着母牛和一条叫“老公鹿”的爱驹。
这里与原来住的搭伙宿舍相比较，简直有天壤之别，加上自己有了房产权的尊严，玛丽一开始对此十分得意。但新居的新奇感消失以后，这幢房子在她眼中又显得破绽百出了。这幢房子只有一层半，而她姐姐家却是两层洋房。她对林肯说：“大凡住一层半房子的人，都不会有什么大出息。”
林肯太太平时向他要求什么，他都会答应：“你知道要什么，就去买吧。”但这一次他却很反对，说：“房子够住就行了，家里人又不多。更何况我是个穷人，结婚时身上仅有500元，后来也没攒下多少。至少现在我们没钱修房。” 这些她当然也清楚，但仍然抱怨个不休。最后，林肯叫来装修房子的承包商，故意让他把价格估高一些，当估价单交给玛丽时，她看了后目瞪口呆。林肯想这事儿就这样了结了。不过，他高兴得太早了，当他巡回办案回来时，玛丽已找了另一位商人，并已将房屋扩建了。
林肯走到春田镇第八街的家门前时，完全认不出自己的房子了。他故意板起脸，问一位朋友：“请问先生，林肯先生的家在什么地方?”
那时候，一个律师的收入还很微薄。林肯自己说，他常为了付账而苦苦凑钱。现在这笔庞大的装修费，又是一项不必要的负担。面对丈夫的埋怨，林肯太太使出她惯有的手段，主动发出进攻，她反口骂他不会理财，律师费收得太低，毫无经济头脑。
或许对于这一批评，很多人都会与玛丽有同感。律师同行们也经常抱怨林肯的律师费收得过低，他们十分气愤地说，正是林肯害得整个律师界穷困潦倒。
林肯44岁那年，即1853年，他在麦克林巡回法庭办的四桩案件，一共只收了30元律师费。他说，不忍收太多钱，许多当事人真的非常贫苦。有一次，一个当事人付了25元律师费给林肯，他却说对方太慷慨了，退还了10元。
有个骗子想侵吞一位患精神病的少女的1万元财产。这场官司，林肯只花了15分钟时间就为她打赢了。可是，当他的合伙人华德·拉蒙要与他分享250元的律师费的时候，却遭到了林肯的严词拒绝。拉蒙说，律师费是事先就谈好了的事，更何况少女的哥哥很愿意支付这笔钱。
但林肯反驳说：“可是我不愿意。要一个可怜的疯女孩的钱，我无法安心。我不愿这样勒索她，哪怕饿死。你至少应该退还一半，不然的话，我的那些钱我一分不要。”
还有一回，一位身无分文的军人的遗孀为了拿到400元抚恤金，委托一个代办人。事后，那个贪婪的代办人却提出她一半的钱应当作他的服务费。林肯教那位一贫如洗的老妇控告这个代办人，并且帮她打赢了官司，而律师费则分文未收。而且，林肯还帮她结了旅馆的账单，给她买了车票，送她回家。
有一次，寡妇阿姆斯壮太太来求林肯，让她救救自己的儿子杜夫，因为她儿子被人控告醉酒打死了人。在纽沙勒时，林肯就认识阿姆斯壮一家人。原来，杜夫去世的父亲杰克·阿姆斯壮就是“克拉瑞树丛帮”的头头，在一次摔跤比赛中曾被林肯击败过。这事是有历史记录的。虽然阿姆斯壮一家人野蛮好斗，但林肯却喜欢他们。杜夫小的时候，林肯还曾摇过他的摇篮哄他入睡呢。
在陪审团面前，林肯发表了一篇激动人心的演说，把这个小伙子从绞刑架上救了下来。
为了感谢林肯，阿姆斯壮太太要把她的40英亩地送给林肯。
林肯对她说：“汉纳大婶，一分钱我也不能收。以前我无家可归，一贫如洗，你却给我饭吃，让我住，为我缝补衣服。我对你感恩不尽啊！”
不过，林肯也不是那种爱争讼的人，相反，他有时会劝当事人在法庭外化解争讼，冰释恩怨，并且不收一分钱。一次，他拒绝对一个人提出控告，理由是：“他又穷又跛，我实在可怜他。”
玛丽却在家怨天尤人。待人仁慈、心肠软顶什么用？能换取现金吗？她恨丈夫没有经济头脑，永远出不了头。瞧瞧，同样是干律师这一行的，别人却能发财！大卫·戴维斯法官和洛根就是靠律师费起家的，然后他们又转而投资，由此发了大财。还有史蒂
芬·A·道格拉斯，人家在芝加哥做房地产生意发了大财，还为建设芝加哥大学捐献了10英亩土地，如今已是妇孺皆知的慈善家了，人家还是美国屈指可数的政坛精英呢！
玛丽只要一想到道格拉斯，恨不得当初嫁的是这个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她现在早成为华盛顿社交界的风云人物；穿着巴黎进口的时装，与皇亲国戚们一同赴宴，不时地去欧洲旅行，而且还可成为白宫的主人。一想到这些，玛丽就懊悔万分。
可是，现实生活与浪漫幻想的距离多么遥远！林肯这辈子大概也不过如此吧，每年有6个月的时间独自出外办案，将她一个人孤零零扔在家里，既没人过问，从不宠爱她、关心她。唉！当林肯先生的太太，简直是前途渺茫，令人伤心得落泪！
我真想回那个家（1）
家庭没有给林肯带来欢乐，他从来不愿意在家里招待自己的朋友。
林肯太太善于精打细算，对此她很得意。林肯家是从来不养狗的，因为林肯太太连每日三餐的饭食都要加以克扣，这样一来，自然不会有用来喂猫喂狗的剩菜残羹了。
可是，她却为自己买回一瓶瓶的香水；不过，每当启封试用过以后，就推说产品质量不好，或说商家送错了，将它们一一退回去。最后搞得这个地方的商人都不敢再送货给她。人们至今还可以看到他们那些写着：“林肯太太退回来的香水”的账本。
对于玛丽来说，与商家斗嘴不过是小菜一碟。比如，她有一次上门高声痛骂冰块商梅耶斯，因为她觉得他送的货短斤缺两。邻街的居民都纷纷跑过来看热闹。
梅耶斯赌咒说，就是她下了地狱，他也不愿再把冰块卖给她。他这已经是第二次受到林肯太太的指责了。
他说话算数，从此之后就不再送货上门了。可冰块却是生活必需品，而镇上又只有梅耶斯一家是卖冰块的。玛丽无计可施，只好付给一位邻居二角五分钱，请他代自己进城议和。
这时候，一份叫作《春田共和主义者》的报纸开始发行，主办人是林肯的一位朋友，他来到春田镇请求赞助。林肯应允订了一份。而当第一份报纸送到林肯家时，玛丽就开始骂骂咧咧。瞧！她自己拼命节俭，林肯却订了一份毫无用处的废报！林肯为了平息太太的怒火，只好安慰说他并没有让人送报纸来。他真是一个善于辩护的律师。他只答应过要付订报费，可并没叫人家送报纸上门，这话倒一点不假。
玛丽就在当晚给那家报纸的主编去了一封信，措辞无礼地说了一通对报纸的意见，提出不再订阅。
这下搞得主编先生大惑不解，他在专栏里公开答复她，并来信要求林肯为此做出解释。林肯连忙去信道歉，屈辱地解释说一切都是误会。因为这件事，他生了一场病。
有一年，林肯想让继母来家中一起过圣诞节，玛丽坚决表示反对。她瞧不起汤姆·林肯和汉克斯家族的亲戚，也看不起林肯的继母。结果林肯也只好不再提起。继母就住在离春田镇70英里的一个村庄里，林肯曾去探望过她。但是，23年里，她却从未进过林肯的家。
一位名叫哈丽叶·汉克斯的女孩，是惟一一个曾到过林肯家的远亲。当时，她正在春田镇读书，于是，林肯请她到家里来住。她性情温柔，又很懂事，林肯非常疼爱她。但为此家里却闹了一场风波，因为玛丽把哈丽叶·汉克斯当仆人一般使唤，招到了林肯的反对。
和雇来的女仆吵架，对于林肯太太而言也是常有的事。林肯家里前后曾用过一大串女仆，但没有一个干得长。由此，女仆们互相通气，只要玛丽一发火，她们就卷起铺盖走人。因此林肯家很快就成了她们拒绝受雇的对象。
那些在玛丽家当过仆人的爱尔兰人，都会被她冠以一个“野”字。她常气急败坏地给人写信，大谈特谈她雇用过的“野爱尔兰人”怎样撒野，如何没有教养。她还说要是自己比丈夫长寿，她晚年就要住到她生长的莱辛顿家乡去。因为在那里是绝不容许仆人们对主人这般放肆的。黑奴们在那里如果不卖力，马上会被绑到公共广场的柱子上鞭打。陶德家一位邻居就有六名黑奴因为不顺从而被活活打死。
长个子朗·雅各是春田镇的有名人物，他用两头骡子和一辆破车经营一家“快车行”。他的一个侄女到玛丽家做仆人，干了没几天就与主人闹翻了，女孩一气之下脱下围裙，将门“砰”地一关就走了。
我真想回那个家（2）
当天午后，朗·雅各赶着骡子到了林肯家，来取侄女留下的行李。林肯太太这一下可就骂开了，她把他们叔侄女骂个狗血喷头，并威胁说，如再来惹麻烦非将他打出去不可。雅各愤怒之极，他找到林肯，要求林肯太太向他道歉。
听完了雅各的申诉之后，林肯对他凄然一笑，说到：
“听到这件事，我很遗憾。不过，对这一切我已经忍耐了整整15年——15年来，我天天都要面对这些。那么，您就不能忍耐这么几分钟吗？”
朗·雅各听了林肯的这番心里话，反而对林肯产生了深深的同情。他说了声，很抱歉打扰了，就走了。
不过，有一位女佣人居然在林肯家里干了两年多的时间，街坊邻居都感到很奇怪。原来，林肯与这位女仆早有约法三章。他事先坦言相告，她可能会受到的各种礼遇，并请女孩别往心里去。除了对此表示由衷的歉意外，林肯答应，如果她肯干，可以每周多付她一元钱的报酬。
就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女孩子面对女主人的暴戾脾气，始终表现得坚韧不拔。每当林肯太太骂她以后，林肯就会趁机溜进厨房，在无人在场的时候鼓励她说：
“没什么，玛丽亚。继续干，别退却。”
玛丽亚后来结了婚，丈夫曾经在格兰特麾下服役。李将军投降以后，玛丽亚去华盛顿为丈夫申请退役令，并再次见到了林肯。
林肯十分高兴再次见到她，本想留她吃顿饭，叙叙旧。但是夫人就是不同意，于是林肯送了她一篮水果、一些钱，并嘱咐她第二天再来，到时可以发给她一张通行证。不过她第二天并没有去，因为当天夜里林肯被人暗杀了。
长期以来，林肯太太动辄大发雷霆，她的言行有时简直就像一个疯子，因此经常招来不愉快的事情。这可能与近亲结婚有些关系，因为她的父母是表兄妹。她周围的一些人（包括她的私人医生）甚至怀疑她有轻度精神病。确实，陶德家族的人多少都有些古怪。
林肯很少指责太太，他以基督般的仁慈和忍耐承受着一切。但林肯的朋友们却没有那么宽厚。
威廉·H·荷恩敦就曾经骂玛丽是“野猫”、“母狼”。
透纳·金恩是林肯的一位崇拜者，他曾经亲眼见过林肯被一次次赶出自己的家门。他称玛丽为“恶棍”、“女魔”。
华盛顿总统府的秘书约翰·海依给她取的绰号更加难听，以致不宜公布。
在林肯家的附近住着春田镇卫理公会教堂的牧师，他也是林肯的一位朋友。牧师太太说林肯夫妇“家庭并不和睦，丈夫常被太太用扫帚逐出家门”。
詹姆士·高莱是林肯家的邻居，在林肯家隔壁住了16年。他说林肯太太有感觉错乱，“心里有魔鬼”；左邻右舍的人常听见她像疯子似地哭闹，声称有人要暗中袭击她，要叫人在房屋四周守卫。
林肯太太的脾气愈来愈暴烈，发作的次数也益发频繁。林肯没有尝到家庭的欢乐，他从来不在家里款待自己的朋友，就连荷恩敦、戴维斯法官朋友也是一样。朋友们都深深地为他的处境感到难过。傍晚，他常与律师们在法律图书馆聊天，或者在店铺里为人们讲讲故事。他总是想方设法躲避着玛丽。
深夜，他脑袋垂落胸前，独自一个人穿过凄清的街道往回走，那神情如同一条丧家之犬。他说：“我真是不想回家。”朋友们就将他带回家住。
对于林肯家庭生活的悲剧，荷恩敦知道得一清二楚。在《林肯传》第三册的430～434页中，他这样写道：
林肯先生从来不向我诉说苦衷，据我所知，他也没对别的朋友说过。他没有知心朋友，无处吐露满腹苦水。但他还是默默地忍受着，在他最郁闷的日子，即使不说我也能看出来。早晨九点以前，他一般很少来办公室，我总要比他早到一个钟头。不过，有的时候他却在七点以前就到了；有一次，我发现天还没亮他就到了办公室。只要我到办公室看到他在那里，就知道肯定有事。看见我进门，他连头都不抬一抬；他不是仰在沙发上愣看着天空，就是身子缩在椅子里，把双脚搁在后窗窗台上。我对他道“早上好”，他就轻轻哼一声作为回答。我马上投入工作，忙着写稿、看书。但过不了多久，我就找个借口走出了办公室，因为他那副异常忧郁、沉默的神情，也使我内心里很不安。
办公室房门有半截是玻璃的，那上面挂着一块帘子。每次我走出去都把帘子拉上。还没走到楼梯口，我就听见门里边“咔哒”一声，林肯把自己锁在了那间阴暗的房间里。我往往是到法院书记办公室呆上个把小时，又到近处的小店里逛一阵才转回去。那时，也许已有顾客找上门了，林肯在向他们提出法律方面的建议；也许愁云已经消散，他正在背诵一则印第安那故事。中午，我赶回家用餐。一个小时回来后，却发现他还坐在办公室里，正在吃从楼下店铺买来的乳酪或脆饼干。其实办公室和他家的距离并不远，穿过几座广场就可以到家了。下午五六点钟，我要下班了。而他不是坐在法院的台阶上消磨时光，就是坐在楼梯口的柜子上，跟几个二流子说笑。他常常待到深夜，因为办公室里还有灯光。他一直要等到万物都沉睡以后，才在树木和街道的幢幢暗影中潜回家去。这位日后成为美国总统的男人，悄无声息地溜进一栋木屋里——那个他姑且称为“家”的地方。
可能有人认为我说得过于夸张了。但我只能说，他们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林肯太太有一次恶狠狠地攻击丈夫，很长时间不肯罢休。即使像林肯这样一个“对任何人都没有恶意，对全人类怀有悲悯之心”的人，竟然也失去了控制，他一把扭住她的臂膀，将她从厨房一直推到了家门口，并说道：“你这个遭天罚的，你难道想毁了我的一生！这个家被你弄得像个地狱。快给我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