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车旅行和结婚（图）（4）
１８９７年３月３０日，我们的女儿出生了。当我第一眼看着她的时候，卡内基太太说，“让她叫你母亲的名字，玛格丽特，现在我有一个请求。” “是什么，路易。” “既然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小东西，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避暑之地。我们不能再租住这样的一个地方了。因为，这样总的在固定的日子搬进搬出。我们必须在自己的房子里避暑。 “是的，”我答应了她的请求。 “我只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我问。 “那就是，它必须在苏格兰的高地上。” “太好了，”我回答，“正合我意，你知道我怕阳光。在石南花中，哪里才是最为合适的呢？我将找人咨询一下。” 后来的结果便是斯基伯城堡。 在我母亲和弟弟相继离我而去，将我孤单地抛在这世上之后，卡内基夫人进入并且改变我的生活，至今已有２０个年头了。是她让我的生命充满了快乐。我不敢想象，没有了她的呵护，我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想，在她经受住了法迪南德的考验时，我便认识了她。但是，那时我还只能从表面上看见和感觉到她的一些品质。她的纯洁、真诚、指挥，那时我还没有机会更深地去了解。在突变的紧急事件中、在后来的公共生活中、在和别人的所有关系上，（包括我家这边和她家那边），她都表现得像一个外交官和和平的使者。她走到哪里，就给哪里带去和平和善良。在有限的几次突发事件中，当需要勇气的时候，她能够临危不乱，担当起英雄的角色。 在她的生活中，“和平的使者”与人无争，即便是跟她的同学，也没有发生过争吵。世界上凡是认识她的人，都不会产生抱怨她的理由。这并不是说她不追求最好，能够随遇而安——事实上，没有谁比她更加挑剔了——不过她向来对头衔、财富、社会地位都不屑一顾。她决不会有粗鲁的言行，对一切都品位很高，几近完美。而且，她从来都不会降低标准，她的知己密友也都是出色人物。她总是想着怎样善待周围的人们，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为这个出主意，为那个想办法，她的安排和礼物总能给那些与他合作的人带来惊喜。 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他，我能够走过这二十年，我也不敢想，如果她先离我而去，我的生活将会是怎样。从自然规律来说，我不大可能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那种我可能先离他而去的想法又让我心痛，我怎么忍心将她孤单地留在这世上，她是多么需要一个男人为她来排忧解难，需要一个男人来保护她。不过，到那时候，在她的生活里，神赐给我们的女儿将会陪着她，照顾她。再说，玛格丽特需要她，甚之于需要我。 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被迫离开我们在这世上建立起来的天堂，去一个我们都不知道的地方！我可以对杰西卡说： “这是一件多么合宜的事情， 巴塞罗那勋爵过着高贵正直的生活； 得到爱妻的诚挚祝福， 在尘世间，他找到了天堂的快乐。”
工厂和工人（图）（1）
在英国的时候，我学到了钢铁工业最为重要的一条经验，那就是拥有原材料的必要性，以及完成适于其目的的所有条款的重要性。在埃德加?托马斯公司，因为解决了钢轨的问题，我们很快就朝下一步进展。由于我们在得到稳定的生铁供应上遇到了困难，我们不得不建立起高炉，自己生产。三座高炉建起来了，其中的一座是我们在从埃斯卡那吧公司买来的旧高炉的基础上翻新改造而成的。克鲁曼先生联系的这笔生意。象通常的情况一样，这座高炉给我们带来的成本花费并不比新建一座高炉要低，而且还没有那么好。购入劣等设备，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们窝心的了。 尽管这一次交易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错误，但是，后来他却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利润。因为我们正好需要一个小高炉来生产镜铁，后来又开始用之来生产锰铁。在全美，我们是第二个开始生产镜铁的企业，是第一个，并且在好几年里是唯一的一个生产锰铁的企业。我们曾不得不依赖国外来保证这种必不可少的材料的供应，价格高达每吨80美元。主管高炉的经理，朱利安?肯尼迪先生建议我们自己用那个小高炉来生产锰铁，因为矿石并不难找。这个想法值得一试，结果大获成功。我们的生产可以满足整个美国的需求，导致此种材料的价格大幅下跌，由每吨80美元降到50美元。 在对弗吉尼亚的矿藏进行检测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欧洲人一直在悄悄地购买这种矿石回去制造锰铁，而矿山老板们还以为他们是为了别的用途买的。我们的菲普斯先生很快着手就购买这个矿进行洽谈。由于既缺乏资金、有没有技术，矿主们不能够对之进行有效的开发，同意转让。在付出了很高的价钱之后，我们（和以前矿主中的一个，年轻又能干的戴维斯先生）成为了该矿的所有者。我们还没来得及做一次彻底的调查，但已知矿石的储量就已经能补偿我们的成本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以很快的速度完成的，从发掘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浪费一天时间，这依赖于合伙人合作创造的优越性。有些公司，总裁有什么决定必须召开董事会进行协商，作出最后决定往往在好几个礼拜之后，有时甚至在好几个月之后。等到那时，原本想购买的矿早已经成为别人的财产了。 我们还在继续发展我们的高炉厂，每新建一个，便是一个很大的提高，前进了一大步，直到我们认为已经达到标准的水平为止。毫无疑问，依然会有些许细微的改进，但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完美的工厂，我们的生产能力是每月五千吨生铁。 我们增设了一个高炉部。紧接着迈出的一步对于我们的独立和成功具有实质性的意义。我们需要充足的固定数量的焦炭供应，角铁对于生铁的冶炼是必不可少的，缺少这种原料的供应，我们就无法向前发展。对这一问题的一次彻底的调查使我们得出结论：弗里克公司不仅生产最好的美和焦炭，而且弗里克先生本人就是一个管理天才。他从一个小小的铁路公司职员起家并且获得了成功。在1882年，我们购入了这家公司一半的股份，接下来，我们又从其他的持股人手里买入股份，最终成了最大的股东。 现在只剩下铁矿石的供应问题了，如果我们能解决这一问题。到时候，我们在钢铁产业的地位只有欧洲的两三家企业可与之匹敌。曾经，我们一度认为我们已经成功地在宾夕法尼亚发现了这链条上的最后一环。然而，事实上我们被误导了，我们在帝隆区进行的投资损失惨重。我们尝试着去开采这一地域的矿石，以备生产使用。这座矿的表面部分在大自然里经年长期的作用下，杂质被冲走，因而纯度很高，看起来大有利用前途。但当我们向纵深挖掘的时候，才发现这是一个贫矿，无法利用。 我们在宾夕法尼亚的群山中租了一座高炉，并派化学家普鲁瑟先生去那儿分析化验那个地区的矿石，还鼓励当地人帮他收集矿石标本。可是，化学家要在他的实验室里取得当地人的帮助却困难重重，他们怀疑他与某种邪恶力量之间进行着非法的交流，因为他可以利用他那个长相可疑的仪器说出一块石头里有些什么成分。最终，我们只好从匹兹堡给他派了一个人过去。 有一天，他给我们送来一根报告，分析出有一种矿石几乎不含磷。这是一种非常适合于贝西默炼钢法的矿石。这一发现马上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一财富的主人是摩西?汤普森，他是一个富裕的农场主。在宾夕法尼亚中心县经营着数千亩美丽的农场。这里，就是这种矿石的产地。我们立即动身去实地考察，约好在那与他见面。我们发现这个铁矿曾经在五六十年前被开采过——用来炼铁，但在那时并没有获得很好的声誉。其原因毫无疑问是因为这儿的产品的纯度高于其他的矿石，因为不当的冶炼方法会在冶炼过程中带来麻烦。对我们来说，他的好处就是在过去不被其他人看好。 我们终于获权可以在六个月内的随时接受这个铁矿。因此我们马上开始了勘查工作，这个环节是每一个购买者都必须认真做的工作。我们沿着翻越山坡的方向划线，每线中间的间隔为五十码，横向划线则间隔一百码。在这两线相交的地方，我们将一根长杆插入矿藏之中。 我相信当时一共插入了八十来根这样的杆子，在这样的每一个地点我们都对之将进行矿物分析。我们要在付清10万美元之前，弄清楚它到底值不值这么多钱。结果当然是令人满意的。我的劳德表格，也是我的合伙人，用他的才干使得我们在采掘和筛选上的成本降到了很低，也因此弥补了我们先前选矿的损失，甚至这样比起来，还会略有盈余。这样，因为有化学家作向导，我们抓取了胜利，至少也扼住了失败的咽喉。很快就可以看到，我们决定自己开采原材料，在对它的追求上积极迈进。
工厂和工人（图）（2）
我们有成功，我们也曾失败过，但是，商场的逃生门往往很窄小。一天，在匹兹堡，我和菲浦斯先生路过国家信托公司在佩恩街的办公室。我注意到在窗户上用大金字写着：是股东，就有责任。就在那天早晨，我在审阅公司报表时，看见在资产表上有几股“国家信托公司”的股份。我对亨利说： “如果这是一家我们参股的公司，请在下午你返回公司之前将它卖掉好吗？”他说不用着急，卖掉它应该等待好的时机。 “不，亨利，帮帮忙，马上就去。” 他照做了，转让了股份。我们确实很幸运，因为此后不久，这家银行因为巨额赤字而破产。我的侄子，莫里斯先生，就是这荒废的股东之一。很多其他人也遭遇到了相同的命运。一时引起了恐慌，假设我们没有及时卖出那些股份，那么对这国家信托公司的债务，我们每个人都得负有责任。我们的信誉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真是九死一生，区区20股股份（价值2000美元），就差点让我们的名字也列在了受害的股东名单上。这一教训切不可丢。商场中有一条铁律：如果你有结余，你可以自由地把钱给别人，但是决不能让你的名字随随便便地出现在需要承担责任的地方。几千美元的微薄投资，仅仅只是微薄的数量，但是这微小之中却有致命的无穷的能量。 在不久的将来，钢会取代铁的位置，这对我们已经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甚至在我们的吉斯通公司，钢取代铁的位置，开始使用得越来越广泛。铁王国的君主将很快被新的钢国王所废黜，我们也越来越依靠钢材了。在1886年，我们准备在埃德加?汤姆逊钢厂附近再新建一个钢厂，生产各种型号的钢材。就在这时，我们得到消息，有五六家匹兹堡的工业制造商在赫姆斯泰德修建了几座钢厂。现在他们想出卖给我们。 收购这些钢厂对我们来说极为有利，我感觉到，要和他们的所有者成功交涉，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先与卡内基兄弟公司合并。我提出了一个公平的条件，他们投资多少钱，我们就给他们多少钱。在此基础上，协议很快就达成了。然而，我让他们选择是要现金还是股份。很幸运的是，除了乔治?辛格外，其他人都选择了现金。辛格先生后来告诉我，对于我们提出来的建议，他的合伙人有多么满意，甚至极为激动。本来他们很担心我会提出什么苛刻的条件，但是当我提出一美元价值一美元时，他们再也没什么说的了。 这一交易使得我们所有的工厂进行了重组。为了经营荷姆斯泰德的钢厂，新的卡内基，菲普斯公司得以在1886年组建。威尔森和沃克公司并入了卡内基，菲普斯公司，沃克先生当选为董事长。我弟弟是卡内基公司的董事长。我们又建成了哈特曼钢厂，专门生产荷姆斯泰德钢厂不生产的某些型号的钢材。这样，我们形成了各种钢材的生产能力，从一个小小的线钉到20英寸直径的桥梁。这样我们不太可能涉足其它领域了。 在这里，我将很有兴致地提起我们公司在1888到1897这时年之中的发展情况。在1888年我们投资了20，000，000美元，在1897年我们的投资超过了这个数目的两倍——40，000，000美元。我们的钢铁产量在1888年是每天2000吨，后来产量增长到超过每天6000吨。我们的焦炭厂那时拥有5000个炼焦炉，它们后来在数量上增长到三倍之巨，焦炭的生产能力也从每天6000吨增加到18000吨。我们的弗里克焦炭公司在1897年拥有42000英亩煤田。也许可以这么说，在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国家，一个钢铁制造企业，如果停止了壮大实力的脚步，那就意味着它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如果要练出一吨钢的，我们就必须开采出一吨半的铁矿石，而矿石必须先用铁路运送100英里，在装船从水路走上数百英里，再经过150英里的铁路运到匹兹堡。另外，还需要开采一吨半的煤，加工成焦炭，然后通过铁路从五十多英里之外的地方运来。还要开采一吨石灰石，从一百五十英里之外运来匹兹堡。我们怎么能够以每3磅2美分的价格出售我们的钢材，还不会亏损？这一点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它似乎是奇迹，但事实的确如此。 美国很快由钢材最昂贵的国家转而成为钢材最为廉价的国家。就连贝尔法斯特的造船所也 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客户，但这还只是个开始。在现今的情况下，美国生产的钢材可以与其他地方的一样便宜，尽管他的劳动力成本要高很多。制造行业的劳动力是最贵的，倘若他们能够自由，自足，像租赁服务一样收获回报，那么在这里，美国做到了。 在世界市场上，美国拥有的最大优势将会是，它拥有最大最好的国内市场。只有依靠国内市场，才能获得资金收益，剩余产品的出口也就会变得更为有利，即使是出口价格比成本还低也无所谓。拥有最好的国内市场的国家，尤其是那些产品已经定型的国家（我们就是如此），在销售上可以很快超过外国的生产商。我在英国曾有一个词对这个情况作了概括：“盈余法则”。在商业讨论中，它很快就被广泛使用起来。
荷姆斯泰德罢工（图）（1）
在叙述我们企业的发展时，我的提一下1892年7月1日发生的在我一生中最严重的一次劳资冲突，那时我并不在场，而在苏格兰高地。26年来，我一直积极地致力于协调我们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关系融洽，令人满意，这一直是我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情。有人指责我在罢工期间滞留国外，没有赶回来支持我的合伙人。对此，1904年1月30号，我最主要的合伙人菲普斯先生给《纽约快报》写了一封信，以作回应。他说我总是对工人们让步，即便是不合理的要求，因此我的一两个合伙人不希望我回来。 抛开雇主和工人之间友好感情上得到的回报不说，仅从公司的经济结果上考虑，我相信，给工人们较高的工资，让他们快乐满足，对他们的雇主产生敬爱之情，这是一项很好的投资，让步其实就是利润。 贝西默平炉炼钢法的发明给钢铁制造业带来了解放。机器使用至今已经变得陈旧了，公司意识到这一点，在荷姆斯泰德投资了几百万美元用于工厂的翻新，并且扩建了工厂。新机器的使用使得我们的钢产量比过去增长了60%。280名计件工人（以生产一吨钢为单位计算报酬），曾与我们签订了三年的劳动合同，最后一年的部分时间，他们是使用新设备工作的。这样，到合同到期时，他们的收入就可以增长60%。 随后，工厂提出将他们这新增长的60%利润按一种新的方法进行分配，这也就是说，他们只多赚得30%，而另外的30%将被用来补偿公司更新设备的花费。因为改进过的机器的帮助，工人们的劳动强度并没有增加。这样子事实上违反了公平和自由的原则，我们是太大方了，在普通的情况下，工人们肯定会心怀感激地接受。但是那时候，我们正在为美国政法生产装甲，时间很紧急，而同时，我们还与芝加哥博览会签订了合同，为他们生产建筑用材。工人中的几个首领得知了这一情况，坚持要拿整个的60%，估计公司将不得不给他们。工厂当然不会同意，而且对于此种要挟——就像被人掐住了喉咙，“要钱还是要命？”——公司也不应该答应。这次拒绝得非常对，如果我当时在家，也绝对不会向这种不公平的敲诈行径作出任何让步。 知道这时，公司的作法都很正确。当与工人们之间出现分歧的时候，我一贯采取的政策是“耐心地等待，向他们说理，给他们解释他们的要求是何等的不公正。”但决不会雇用新人来顶替他们，决不。然而，荷姆斯泰德的工厂主管却受到了3000名没有卷入这场纠纷的工人的影响。这些工人向他保证，他们能让工厂正常运转，他们急于和那280名工人划清界限。那280人组成了一个工会，只有“加热工”和“轧钢工”可以加入。 这名主管被自己误导了，而他接着还继续误导着我的合伙人们。他刚从基层岗位上提拔上来，对此类事情没什么经验。少数结成联盟的工人们的不合理要求，还有那三千名未能加入工会的工人们的意见（事实上他们也是非正义的一群）很快左右了他的思想，他觉得工人们将会遵守他们的诺言，危机很快就可以解除。那三千工人中有很多人可以也希望能够取代闹事的280人的位置——至少他们是这样报告给我的。事后看来，当初决不应该恢复开工。公司唯一能做的就是对工人们说：“现在这里发生了劳资冲突，你们应该在你们之间解决好。公司的报酬已经很慷慨了，公司只有在纠纷得到调整之后才恢复开工，在此之前，你们的岗位将一直被保留着。”或者，如果主管对那三千名工人这样说会更好一些：“很好，如果你们不需要保护，那你们就来吧。”这样，就把保护他们的责任推到了他们自己身上——3000人对抗280人。然而，事实上并没有这样做，州政府为了以防万一，派出治安官员和警卫来保护那3000人。而带头罢工的工人极具攻击性，他们有枪，他们能够威胁和恐吓那3000人。 在这里，我引用一下我曾经当作规则写下的东西，“我的主意时，应该让他们知道公司决心让所有的工人都停止工作，与他们自由协商，耐心地等待他们重返工作岗位，而不要考虑其用新人——决不能这样。”最好的工人不可能在大街上闲逛而没有工作，一般来说，只有没本事的人才会无所事事。一个我们需要的工人，一般不会让他失业的。在一个现代化的钢铁企业里，要新人成功地操作复杂的机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公司雇佣新人的企图使得3000名想要工作的老工人改变了立场，不再是我们的支持者，难道能为此指责他们吗？ 如果我当时在家，我有可能被说服，重新开工，试验一下我们的老工人们能否向他们承诺的那样去工作。这也是我们的主观所希望的。但是，我的合伙人第一次开工不是为了要用新人。相反，也是应几千名我们老工人的要求。这点很重要，对于主管的这一可行性建议，我的股东们没有理由不采纳，他们无需为此而受到责备。我们的原则是不采用新人，但是让老工人回来干活，并没有违背这一原则。罢工的工人后来袭击了州政府的办公室，此后工厂又重新开工。稍作回顾，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工厂一直停工，让工人们自己协商妥当后再说，该有多好。”但是拥有八千军队的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很快采取行动控制了局势。 纠纷发生时，我正在苏格兰高地旅游，直到两天之后才得到消息。在此之前及之后，我的生活中从来没有那件事情如此严重地刺痛了我。我的事业在荷姆斯泰德所受到的伤害不再给我伤痛，当然，这也没有必要。工人们极度蛮横无理，那是他们的错误。使用了新机器，按照新的计酬方法（多得30%报酬）罢工者每天可以获得4——9美元工资。当我在苏格兰的时候，我收到了工会办公室给我发来的电报： “亲爱的总裁先生，告诉我们，你希望我们做些什么，而我们也将遵照你的指示去办。” 这让我很感动，可是，啊，这都太晚了。错误已经铸成，政府控制了工厂，已经太晚了。 在国外的时候，与我有交情的很多朋友想像到了我的烦恼，他们给我写来很多友善的短信。格莱斯顿先生写来的这封是最让我感激的。 “我亲爱的卡内基先生， 我的妻子在很早之前就告诉过你我们的感激，因为你曾致以我们最美丽的祝福。但是，我们不会忘记你正万分焦急，你的高贵的努力指引着富人们不要像他们往常一样行事，而是采用一种更加文明的方式，而你却因此而遭受着指责。我真希望能够帮助你从记者们的指责中解脱出来，因为他们往往都过于轻率、自以为是、挑剔且心怀恶意。我希望能够为你尽微薄之力，没有人会比我更加肯定你对这次不幸反应敏捷，尽管在大洋的另一侧。 财富就像是一头猛兽，时刻威胁着，并且准备吞噬人类的道德生活。通过规则和榜样的作用，你叫他重新吐出，我为此而感谢你。
荷姆斯泰德罢工（图）（2）
请相信我！ 你最为忠实的 （签名）W.E.格莱斯顿 当然，普通大众不会知道我在苏格兰，并且对事情发生时的情况一无所知。工人在卡内基工厂里被杀害，这足以使我的名字在好几年里被人挂在嘴边。不过还是有些事让我满意。参议员汉纳是全国市民联合会的主席，这个机构是由资本家和工人代表组成的，在雇主和雇员之间发挥了良性的作用。奥斯卡?斯特劳斯当时是副主席，他邀请我去他家吃饭，同时见一见联合会其他官员。在具体时间定下来之前，我的一生的朋友马克?汉纳（这一机构的主席，前驻克利夫兰代理），突然去世了。我参加了斯特劳斯先生的晚宴，当晚餐结束时，斯特劳斯先生站起来说，他们已经考虑了汉纳先生的继任人选，所有的劳工组织都赞成由我出任这一职务。当时有几个工人代表也在场，他们一个个站起来，表示支持斯特劳斯的主张。 我记得当时有多么的惊讶，我得承认，对他们我又是那么地感激。我感觉到工人们对我的一片真诚和同情，我工厂里的工人也是如此。但是，在全国大中的眼里，这完全相反。因为荷姆斯泰德暴乱，卡内基工厂就是代表着工人正当收入被剥夺的地方。 在斯特劳斯家的宴会上，我起身解释说，我不能接受这一巨大的荣誉，因为我必须避开夏天的炎热，而作为主席，则必须在每个季节都时刻准备着应付突发事件。当时我极为困窘，尽管我努力让所有人理解，这是我所收到过的最让人欣慰的礼物，因为这是对一颗受伤的心的宽慰。最后，我说，如果能选我进入执行委员会，我将倍感荣幸。为此，我获得了全票通过。由于荷姆斯泰德暴乱和工人被杀害，普通民众一直认为我对这一事件，对所有工人都负有责任，自此，我才得以解脱了。 我要感谢奥斯卡?斯特劳斯先生为我作的辩护，他读过我早期的一些关于劳工问题的文章和演讲稿，他还经常向工人因用我的观点和主张。另外，我也要感谢两位出席这次晚宴的来自匹兹堡的工人代表——怀特和谢菲尔，他们很热心地向联合会的其他工人代表介绍了我与劳工之间的良好纪录。 工人们和他们的妻子在匹兹堡的图书馆大厅举行了盛大的会议来表示对我上任的欢迎。我向他们作了一番发自肺腑的演讲。我记得其中的一句话，永远都不会忘记，就是关于资本、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关系。我说这三者就像一张凳子的三条腿，没有谁先谁后，大家都是不可缺少的。然后，所有人都跟我热烈地握手，我们的心再次连在了一起。我感到在心里有一股重量被提升起来，尽管那已经离这场景有十万八千里，但毕竟我有过一段极为糟糕的经历。 在荷姆斯泰德纠纷之后，我的朋友，罗特格斯学院的约翰.C.范.戴克教授告诉了我接下来的一件事情： 1900年春，我从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海湾出发，要去佛得角的一个朋友的牧场。期望在索诺拉雷普山上打一个礼拜的猎。这个牧场远离文明世界，我本以为在那儿除了少数几个墨西哥人以外，就只有雅基族印第安人。但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发现了一个人讲英语，后来知道他是美国人。很快我就知道了是什么将他带到这里来的，因为他感到寂寞，迫切地想与人交流。他的名字叫麦克卢基，直到1892年他一直是个出色的技工，受雇于荷姆斯泰德的卡内基钢厂。他就是俗语所说的“高手”，薪水很高，结了婚，并且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家和可观的财富。除此之外，他在当地居民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因此被选为荷姆斯泰德的镇长。 当1892年罢工爆发时，麦克卢基很自然地站到了罢工这一边。作为镇长，他下令逮捕那些前来保护工厂、维持秩序的私家侦探们。他认为，他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他向我解释说，这些侦探是一支侵入了他行政能力范围内的武装力量，他有权逮捕他们，并且解除他们的武装。这个命令引发了流血冲突，冲突变得严重了。 当然，罢工的故事所有人能都知道。罢工工人最后遭到了镇压，麦克卢基呢，他被认为是个凶手、暴徒、叛徒，还有一些我所不知道的对他的攻击。他受了伤，被当局通缉追捕，忍饥挨饿，被迫逃亡，等风头过去后再说。然后，他发现自己被列入所有钢铁厂的黑名单中，在美国再也没有人敢雇用他。他的钱花光了，最惨的是，妻子死了，房屋也倒塌了。经历了这种种变迁，他决定去墨西哥。当我遇上他时，正准备去那里的煤矿找活干，然而对于墨西哥来说，他们需要的是最廉价的劳动力，而不是象他这样的技术工人。他什么也做不了，又没有钱。很自然地，当他跟我说起他的不幸遭遇时，我为他感到非常遗憾。尤其因为他是一个聪明的人，决不会无谓地空发牢骚。 我并没有告诉他我认识卡内基，并且在罢工发生不久，我正和他在苏格兰，卡内基也没有告诉我罢工的另一面。但是，麦克卢基尽量避免责怪卡内基，他好几次说，如果当时“安迪”在的话，冲突就不会发生了。他的意思好像是，工人们可以和卡内基相处得很好，但是和他的一些合伙人却合不来。 我在牧场呆了一个礼拜，在晚上我去看过麦克卢基几次。后来我离开了那里，直接去了图森、阿里森纳，并且我在那儿给卡内基写了一封信，跟他谈起这件事情。我又加上说，我对麦克卢基感到非常惭愧，可以想象他曾遭到过更加恶劣的对待。卡内基先生很快就给我回了信，在信纸的空白处用铅笔写着：“给麦克卢基钱，不管他要多少都给他，但是不要提起我的名字，”我马上给麦克卢基写信，告诉他我可以给他所需要的钱，但是没有提数额，只是想让他知道，这笔钱足以让他重新自立生活。他拒绝了，说他会靠自己的力量打拼出一条路来，这也正是独特的美国精神，我不能给他帮助，但是他让我敬佩。
荷姆斯泰德罢工（图）（3）
我现在依然记得这件事情，后来不久，我和一个朋友，索诺拉雷暴铁路公司的经理J.A.诺格先生，说起了他。麦克卢基很快就在铁路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并且干得非常好。一年后，或者也许是同一年的秋天。我在加利福尼亚有再次见到了他。他当时正在工厂里监督维修他的机器设备。他变了不少，看起来很高兴，他又娶了一个墨西哥妻子，看起来很满足。现在他的天空变得晴朗了，我迫不及待地要告诉他那笔钱的真相，他可能不会相信这来自于那个曾经被迫与他们作对的那个人。所以，在我离开之前 ，我说： “麦克卢基，现在我要告诉你，我要给你的那笔钱并不是我的，而是安德鲁?卡内基的，是他想通过我给你一些帮助。” 麦克卢基愣住了，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个妈的安迪，不是吗？” 我希望麦克卢基获得一张通往天堂的门票，我很清楚地知道麦克卢基是一个不错的同志。据说，他在荷姆斯泰德的财产3万美元之多。在罢工工人枪袭政府的时候，遭到了逮捕，因为他是镇长，荷姆斯泰德工会的主席。他不得不远走高飞，将一切都抛在身后。 将这个故事发表后，因为我曾说过我的墓碑上将刻上麦克卢基的这几句话，而不是别的东西，以表明我对工人朋友们的友善。报纸上立刻有人登文章来进行讥讽。 只不过在途中 安迪身边的桑迪 噢，你可听说，安迪要将什么刻上他的墓碑， 他的上帝什么时候以死来宣告对他的判决， 不是任何神圣的经文， 儿是那不合文法的语句——“这个妈的安迪！” 这个苏格兰人用墓志铭来嘲弄着奉承， 但这并不能赎罪，只不过一件可笑的事情， 耶，即便他抛开了所有的金银，他还不过是一个花花太岁， 我们要承认，他有这个权力刻上“这个妈的安迪”。 他不再是一个“大D”，后面还有一个破折号， 因为安迪不想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安全， 这个家伙不耍花样，或做一大篇抚慰人心的演说 他只是一个迟钝的、直率的苏格兰人——那就是他“这个该死的安迪。” 所以，当他死去，我们要留意，是否正如他说的： “我要将它刻上我的墓碑，印上我的棺材。” 他是这样说，要知道，我的名字是桑迪。 我并非那个有钱人，我没有像他那样“这个该死的安迪！”
劳工问题（图）（1）
在这里，我要记录下一些我处理过的劳资冲突，这对劳资双方都能有所启迪。 有一次，在我们钢轨制造厂，高炉工人不停地宣称，如果我们不在周一下午四点之前提高工资，他们将离开工作岗位。当时，这些工人与公司签订和合同要到年底才到期，之间还有好几个月。我感觉到，如果有人打破了协议，那么就无需再跟他签订第二份协议了，但是，我当晚就从纽约坐火车赶回，第二天一早便到了工厂。 我让主管把三个罢工委员会叫到一起来，因为他们控制着所有的工人。不光是高炉部门，还有轧钢和吹炼部门。他们来了，并且得到了我的友好接待，这并不是因为礼貌和客气是一种礼节，而是因为我的确很喜欢与工人们在一起。可以说，我对工人们的了解越多，我对他们德性的评价越高。但是和他们在一起的感觉，就像巴利所描绘的和女人在一起的感觉，“尊敬的侯爵能将事情做得很好，因为女人就是他的工作指南。”当然，他们也有偏见，也会有令人不快甚至是愤怒的地方，这一点我们也必须重视，因为冲突的主要根源是无知，而非恶意。委员会的成员坐在我的前面，形成一个半圆。当然，他们都脱掉了帽子，和我一样。事实上，就像现代的会议一样。 我对轧钢委员会主席说： “麦克凯先生（他是一位老绅士，戴着眼镜），我们之间是否有一个协议，一直牵到年底？” 他慢慢地取下眼镜，拿在手里，说： “是啊，先生，你有的，卡内基先生，你也没有足够的钱让我们毁约。” “这是一个真正的美国工人说的话，”我说，“我为你骄傲。” “约翰逊先生，”他是钢轨吹炼委员会主席，“我们之间是不是也有一个类似的协定呢？” 约翰逊是一个瘦小的人，他非常谨慎地说： “卡内基先生，当我要签署那份协议的时候，我很仔细地阅读了它，并且，如果不合适的话，那我不会签字。 合适的话，我会签字的，我签了字，就会守约。” “这又是一个自尊的美国工人说的话。”我说。 现在，轮到高炉委员会主席了，他有一个爱尔兰名字，凯利。我问了他同样的问题： “凯利先生，我们是不是和你签订了一个持续到年底的合同？” 凯利先生回答说，他不太清楚。他曾经在一张纸上签过名，但没有细看，也不懂上面说了些什么。这时，我们的主管，琼斯上校，他是一个很优秀的经理，但是有一点冲动。他突然叫道： “好，凯利，你知道我读了两遍，你还和我讨论了其中的内容。” “安静，安静，上校！凯利先生有权利解释，我在许多我没有看过内容的纸上签过名——那些我们的律师或是合作伙伴交到我手里的文件。凯利先生说他是在这种情况下签的合同，这也是可以接受的解释。但是凯利先生，我一直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个一时粗心而签署的协议先履行完毕，而后在下一次签合同时加倍小心。你能不能在坚持4个月，到协议期满，等你再签协议时，再好好地理解一下内容？” 对此，他没有作出回答，我站起来，然后说： “高炉委员会的先生们，你们威胁公司说要撕毁协议，并且要离开高炉（这意味着灾难）。除非能在今天4点之前得到满意的答复，现在还不到3点，但是我已经可以答复你们。你们可以离开高炉，在我们对你们做出让步以前，高炉周围肯定会长满了杂草。作为劳动工人，撕毁协议的那一天是最不光彩的一天。这就是我的答复。” 委员会的工人们慢慢地走出屋子，留在屋里的股东们都保持静默，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他是来谈生意的。说他在走廊上看到了很多人。 “我近来的时候，一个戴眼镜的人和一个叫凯利的爱尔兰人走在一起，他说，‘你们应该明白，这个工厂里不许胡闹，也许现在已经晚了。” 事件经过就是这样的。后来我从一个员工那里了解到高炉车间发生的事情。凯利和他的委员会成员走向他们，当然，工人们正等待着他们，人们都聚拢过来。凯利向他们吼道： “快去干活，你们这些混蛋，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小个子老板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都去干活，你们这些混蛋。” 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都有点古怪，但是如果你知道如何跟他们交往，其实他们很容易相处。从此以后，凯利成了我可靠的朋友和仰慕者。他本来是那里最好斗的一个。我的经验是，你可以依靠工人中的大多数，提供给他们一个职位，向他们的头承诺与他们站在一起。但是即使有时候，他们对首领的忠诚是错误的，我们也完全理解，并对他们充满了敬意。当一个人内心充满了忠诚，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们只需要得到公正公平的对待。 在我们的钢轨厂，又一次罢工的解决途径是很有意思的。还是在这里，我很遗憾地说，由各部门的134名工人秘密宣誓，结成同盟，要求在年底增加工资。第二年的生意不太好，全美的其他钢铁厂都普遍在减薪。然而，这一些人，在几个月前秘密宣誓，提出要求说如果不给他们涨工资，他们就不开工干活。在其他钢铁制造企业在普遍的降低工人工资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在竞争对手纷纷采取减薪措施的时候，还给工人加薪。于是，工厂停工，罢工开始了。工厂的各个部门都陷入了停顿状态。工人们在预定日期的前一两天离开了高炉，我们陷入了极大的麻烦之中。
劳工问题（图）（2）
我赶往匹兹堡，发现高炉封了火，这是违反协议的。我本打算在到达匹兹堡的当天上午与工人们见面，然后我收到他们的一个纸条，说“他们已经离开高炉，将在第二天与我见面。”这时要给我个下马威，我的回复是： “不，告诉他们，我明天就不会在这里了。每个人都可以停工，把戏还是老一套，总有一天，这些人会想要重新开工，那时候我将告诉他们我现在是怎么做的：‘如果他们不接受我们按照产品价格制定出来的工资标准，工厂决不开工。这个标准将要实行三年，他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他们已经好几次迫使我们让步，现在轮到我们了’。” “现在，”我对我的股东们说，“今天下午我将返回纽约，不用再多做什么了。” 罢工者得到我的回复不久，他们请求在当天下午，在我离开之前与我见面。 我回答说，“当然可以。” 他们来了，我说： “先生们，你们的工会主席班尼特先生向你们做出过保证，说我会来和你们一起解决这个问题，用我一贯的方法。他说得很对，他还告诉你们我不会大动干戈，这也没错。但是他和你们说的其他的一些东西则是有问题的。他说我不能和你们斗，先生们。”我看着本尼特的眼睛，握紧拳头，举起来，“他忘记了我是一个苏格兰人，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些事情，我不会和你们斗，我有比争斗更好的办法，我不想，也不愿与你们斗。但是我能，我有能力击败你们。工厂不会开工，除非2/3以上的工人投票要求开工，都那时，就像我在今天上午跟你们说的那样，我们将实行浮动工资制，我的话说完了。” 他们都退出去了。大约在两个星期之后，我的一个男仆走进我的书房，拿着一张拜帖，上面是我手下工人的名字，其中一位是老成持重的老工人。仆人说他们从匹兹堡的工厂来，想要见我。 “去问一问，他们之间有没有违反协议，将高炉封火的人。” 仆人回来说没有，我说：“既然如此，那么下去告诉他们，我很高兴请他们上楼来。” 当然，他们受到了我的热情而诚恳的欢迎，我请他们就座，与他们聊起了纽约，这是他们第一次来这里。 “卡内基先生，我们想到这里是来和你谈工厂的事的。”一名工人终于谈到了正题。 “哦，那么，”我回答说，“工人们投票了吗？” “没有”他说。 我说，“你们想让我再介入处理这个问题，而我说过，除非有2/3以上的人投票决定开工，我才会考虑这个问题。先生们，你们还没有游览过纽约呢。让我带你们出去走走，看看第五大道，还有中央公园，1点30分回来吃午饭。” 我带他们出去，一路上与他们天南海北地聊着，绝口不提他们要谈的那件事情。我们玩得很高兴，而且我知道，那顿午饭，他们也吃得很好。美国工人和外国工人之间有一点不同，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如果他是天生的绅士（他们往往也是如此），他会坐下来和人们一起午餐。 他们会匹兹堡去了，对工厂的事再没说过一个字。但是，工人们很快就投票公决了（只有少数人投票反对开工），我回到了匹兹堡，我把拟定的工资标准让工人委员会过目，这是一项按产品价格浮动的工资标准，这样一个标准让劳资双方真正成为了合作者，利益均沾，风险共担。当然，这个标准还有一个下限。可以保证工人们的生活费用。真如人们看到的这个标准情况，我们也无须在这里再作回顾。主席说： “卡内基先生，我们会同意所有的条款。现在，”他有点迟疑，“我们有一个要求，希望你不要拒绝。” “很好，先生，只要是合理的，我当然不会拒绝。” “当然，是这样，请允许工会的头头们替工人门签这些文件。” “为什么不呢？当然好了，先生，我很乐意这么做。既然我答应了你的要求，那么我也希望你能给我帮个小忙，请不要推辞。在工会头头们签完字之后，请每个工人再签上自己的名字。你看，贝内特先生，这份合同持续三年有效，有些人，或者说会有很多人，可能会有意见。认为你们没有权利让他们遭受这么长时间的束缚。但是如果我让他们自己签了名，就不会有什么误会了。” 接着是一阵沉默，他旁边的工人向他耳语道（但是我听得很清楚）：“天哪，一切都完了。” 这次并没有从正面进攻，而是从侧边攻击，迂回包抄。如果我不同意由工会首脑来签署合同，他们就会愤愤不平，就有了发动冲突的理由。既然我大度地允许他们这样做，他们又怎会拒绝这一个简单的要求呢？每一个自由独立的美国人都应该为自己签名。但是我的回忆中，事实上工会的头头们并没有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在上面签字。如果每个工人都要求独立签写，他们还有什么必要呢？此外，工人们知道，一旦标准被接受之后，工会就什么也帮助不了他们了，也就不愿意再交会费，而工会也就会遭到废弃。（那是在1889年，距今已有27年，那个工资标准一直没变，工人们也不愿意改变它，就像我跟他们说过的那样，这个标准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劳工问题（图）（3）
实行浮动工资制是我对劳工问题作出的最大贡献，这是解决劳资双方的很好的办法，因为这使得他们在真正意义上成为了合伙人——不管是在繁荣时期还是萧条期。早年间，在匹兹堡实行的是一年一度的工资标准，这使得劳资双方总是在为一场注定要爆发的斗争做准备。对双方来说，对一个业已达成协议的标准不限定实行期限，这是一个好的多的办法。经过六个月或者一年的实践，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如果确实体现出了它的优越性，这种工资标准就可以成功地被实行好几年。 一些看上去不起眼的琐事有时候可以很好地解决劳资双方之间的矛盾，我举两个友好解决此类问题的例子。有一次，我去与一个工人委员会面谈，他们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有人告诉我他们是受了一个人的煽动，这个人尽管在工厂上班，但是他有自己的地下酒吧间。他一向蛮横霸道，老实厚道的工人都怕他，去他那喝酒的都是他的债务人，他才是这件事情真正的煽动者。 我们以一种惯常的友好方式见面，见到他们我很高兴，他们之中很多人我早就认识，并且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我们围着圆桌坐下，那个领头的同事与我各坐桌子的一端。所以我们面对着面。我看见那人从地板上拿起他的帽子，慢慢地戴在头上，暗示他要离去，这时，我的机会来了。 “先生，你出席的是一个绅士的聚会，请你最好脱下帽子，要不然就请离开这里！” 我的眼睛一直紧紧盯着他。我能感受到当时会场有多么安静，这个工痞有点犹豫了，但是我知道，无论他做什么，都已经被打败。如果他继续戴着帽子，没有礼貌地离开会场，那么他就不是一个绅士。如果他脱掉自己的帽子，继续坐在这里，那么他的气焰已经压倒，他到底要怎样？我并不关心。他只有两个选择，而且每一个都是死路。他陷入了任我摆布的境地。慢慢地，他脱下了帽子，将它放在地上。在会上，他一个字也没有说出口。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他不得不离开了工人领袖的位置，大家为这段小插曲而感到高兴，纠纷得到了友好地解决。 当我们宣布将实行三年期限的浮动工资制后，工人们选出了一个16人组成的委员会负责与我们协商。开始的时候没有什么进展，我宣布说因为我的婚约，我不得不在第二天去纽约。有人请求是否可以和一个32人的委员会商谈，因为还有其它的一些人想加入到委员会中来——这是他们内部有了分歧的信号。当然，这得到了我们的同意。工人们从工厂赶到匹兹堡来见我。谈判有我们一个很棒的工人开场，他叫比利?爱德华兹（我对他印象深刻，后来他被提拔到了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上），他认为我们的提议总体上是公平的，但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有些部门感到很满意，但其它部门则相对来说不那么公平。大部分的工人都自然地持有这一观点，但是当他们开始提出具体是哪个部门吃亏的时候，情况就和期望的大不一样了。没有哪两个不同的部门之间会达成一致，认为自己所受的待遇是公平的。比利说： “卡内基先生，我们认可每吨产品所付的总数，但我们认为没有在我们之间进行公平分配。现在，卡内基先生，你可以不让我们工作？” “安静，安静！”我喊道，“绝不可能，比利，卡内基不会“取消你们任何一个人的工作”，对于一流的工人，不让他们工作是一种不可原谅的挑衅。” 我听到下面有人大笑，接着是掌声，然后更多的笑声，我和他们一起笑起来，我们给予了比利很高的评价，冲突当然很快就得以解决，有时候，金钱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主要的问题。公平、尊重和关心，是美国工人们无法抗拒的。 雇主们只要略微花费一点成本，就可以为他们做很多有价值的事情。在一个会议上，我问工人们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我记得还是这个比利?爱德华兹，他站起来说，因为我们是按月付酬，所以他们很多人都不得不在商店赊账。我依然清楚地记得他说的话： “我有一个很好的老婆，他很善于理财。我们每个月的最后一个周六进城去大批量地购买下个月的必需品，这样就能介绍1/3的开支。而许多工人做不到这一点，这里的店家要价太贵，而且，煤的价钱也很高。如果你给工人们每两个礼派付一次工资，这就和给他们涨10%的工资一样好了。” “爱德华兹先生，你的建议很好。”我回复说。 这要求我们增加些人手和更多的文员，但这都是小事情。他们对物价太高的抱怨给了我启示：他们为什么不开一个合作社呢？这个也得以组织起来——公司答应支付租房的费用，但是坚持由工人们自己持股并且管理。于是有了布拉德道克斯合作社。有很多理由可以说明这个机构的价值，至少能让工人们明白，做生意也有很多的难处。 煤的问题很快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我们答应公司可以卖煤给所有的工人，只收成本价。（这大概只有外面煤商要价的一半），同时我们还安排把煤送到工人的家中，当然得由他们支付运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