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宣言》，陳獨秀委託陳望道翻譯的我國第一個全譯本，陳獨秀和李漢俊校對；
由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封面
《階級鬥爭》，考茨基著，陳獨秀委託惲代英翻譯；
《社會主義史》，柯普卡著，陳獨秀委託李季翻譯；
《馬克思資本論入門》（原名《資本論入門》，馬爾西著，李漢俊譯。
第二、出版黨內機關報、制定宣言，正式宣佈中國共產黨成立。
1920年11月7日，即十月革命勝利三周年，上海發起組創刊了內部機關刊物《共產黨》月刊，第一次在中國樹起「共產黨」的大旗。
1920年8月成立的中國共產黨發起組，當時的創建者陳獨秀、維經斯基等都認為，這就是革命政黨，不過是還很不完善，思想上也比較混亂。如後來發現的發起組成員之一俞秀松1920年7月10日的日記寫道︰「經過前回我們所組織底社會共產黨以後，對於安那其主義和波爾雪維克主義，都覺得茫無頭緒，從前信安那其主義，的確是盲從的。」（安那其主義和波爾雪維克主義，即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48]8月後，初步定下來時，叫「社會黨」。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陳獨秀文章中，有這樣的文字︰
法律是強權底化身，若是沒有強權，空言護法毀法，都是不懂法律歷史的見解。吾黨對於法律底態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樣迷信他，也不像無政府黨根本排斥他；我們希望法律隨着階級黨派的新陳代謝，漸次進步，終久有社會黨的立法，勞動者的國家出現的一日。[49]
陳獨秀用「吾黨」的名義表示政見，並且把「社會黨」與「勞動者國家」並列，說明當時已經公認這個發起組是一個政黨，並且名為「社會黨」。用當時參加者之一的俞秀松的日記所記為「社會共產黨」。後來陳獨秀寫信給北京的李大釗、張申府徵求意見，叫社會黨，還是叫共產黨。最後共同確定叫共產黨。1920年暑期，張申府還特意到上海與陳獨秀商討過建黨問題。[50]
據當時毛澤東給在法國勤工儉學的蔡和森的信中說︰《共產黨》的創刊詞《短言》是陳獨秀所寫。在撰寫這個發刊詞前後，他還起草了第一個黨綱性質的《中國共產黨宣言》。這個宣言的中文稿已經遺失，在五十年代蘇共中央移交給中國的原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檔案中，有它的俄文件。[51]這個宣言是當時作為「臨時黨綱」使用的。其內容與上述陳獨秀撰寫的《共產黨》發刊詞完全一致，分共產主義者的理想、目的和階級鬥爭的最近狀態三個部分。闡明按照俄國的榜樣，由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最後實現共產主義，建立一個沒有經濟剝削、沒有政治壓迫、沒有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
《共產黨》月刊和這個《宣言》廣泛發到各地共產主義者和旅歐勤工儉學的革命者手中，特別是《共產黨》，發行量最高時達五千份。
由於1920年5–8月中共黨成立的模糊性及黨名的混亂性（「社會共產黨」、「社會黨」），再加證據《新青年》復刊號的間接性，所以，重於文字檔案資料考證的石川楨浩認為︰中國共產黨應該正式成立於1920年11月。不僅如此，石川先生還根據對中共代表張太雷向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提供的報告[52]中提到的中共1921年「三月會議」的詳細考證，認定在這年7月被中共當局規定的「中共一大」之前，就召開了黨的代表會議，並在會上制定了正式的黨的宣言和臨時綱領，還同意最早（1971年）發現《給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中國共產黨代表張太雷同志的報告》[53]的蘇聯學者佩爾西茨的觀點︰「中共『一大』只不過基本上審議了『三月會議』事先準備的議題而已。」[54]
第三、開辦外國語學社，培訓幹部，建立青年團。
由發起組成立，在漁陽里六號（今淮海中路）開辦了一個「外國語學社」，公開掛牌，並在報紙上刊登廣告招生，作為掩護，實際上是中共最早的培訓幹部的「黨校」。學員主要是各地革命團體選送來的。如1920年暑假，蕭勁光、任弼時等六人，就是湖南俄羅斯研究會介紹來的。後來劉少奇、彭述之等都在此學習過。也有些青年因受新思想影響，離開家庭和學校，來到上海找新青年社的陳獨秀謀求出路，投身革命。發起組就把他們安排在外國語學社學習。學社由楊明齋負責，主要由他和維經斯基夫人庫茲涅佐娃教授俄文，隨後選拔一部分去俄國深造。學員最多時有五、六十人，少時也有二、三十人。其中約有二十多人先後分三批到莫斯科學習，其他則分配到國內各地工作，為中共早期培養了一大批幹部。
1920年8月，上海發起組先派最年輕的黨員俞秀松負責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首批共青團員中有位金家鳳，出身富裕，五四運動時是上海學運的領導人之一。陳獨秀來上海辦「外國語學社」、建團、建黨缺經費，他託言要留法十年，向家要了六千銀元給陳獨秀。陳介紹他和妻子毛一鳴給蔡元培和李大釗，進了北大。1921年跟隨李大釗發起成立「北京非基督教者大同盟」；1922年5月與鄧中夏一起作為北京代表，出席了全國首屆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大會。[55]陳獨秀經常參加青年團的會議，上海發起組同時也是全國青年團的發起組。
第四、建立工會，重點開展工人運動。
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表明，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的產物。發起組成立後，最大的革命工作就是工人運動，把運動的重點放在籌辦工人刊物，宣傳馬克思主義，組織真正的工會上面。
影響最大的工人刊物是8月15日創刊的《勞動界》（週刊）。此外還有面對店員的《夥友》週刊。1920年，陳獨秀在上述工人刊物上發表了約20篇關於工人運動的文章，與此同時，即開始在工人中組織工會的工作。10月3日，在漁陽里六號（即外國語學社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總部所在地）召開上海機器工會籌備會。楊明齋、陳獨秀先後發表了演說，陳獨秀還為這個機器工會草擬了章程。這是中共領導下制訂的最早的工會組織章程。陳獨秀出任工會募經處主任，為工會活動募集經費。11月21日，上海機器工會正式成立，參加成立大會的近千人。孫中山和陳獨秀在會上發表了演說。這是中共領導下第一個工會組織。
第五，指導各地建黨。
上海發起組是全國性的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是全國建黨活動的中心。一些成員因留學、工作或其他原因，離開上海，也帶着到各地建立黨組織的任務。如施存統和周佛海先後到了日本；陳公培和趙世炎先後到了法國。他們在各地建立組織後或籌備過程中，繼續與上海發起組保持聯繫，以不斷地得到指導。另外還有陳獨秀指導毛澤東在湖南建黨。武漢的建黨工作，先由李漢俊委託在漢的董必武發起，隨後陳獨秀又派回武漢工作的劉伯垂推動。陳還親自到廣州重建共產黨。
濟南的建黨活動首先是陳獨秀寫信給王樂平進行的。王是山東省議員，比較開明，因欣賞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早就與陳獨秀有聯繫。上海發起組成立後，1920年10月，他在濟南開辦「齊魯書店」，出售《新青年》等進步雜誌。王燼美與王樂平是親戚。王燼美是北京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外埠會員，王樂平鑒於身份，不便出來組黨，於是就由王燼美與另一個濟南五四運動領袖鄧恩銘二個年輕人在李大釗的指導下組織濟南共產黨。
1920年11月，蔡元培赴歐洲考察教育，北京大學教授張申府因赴法國任教，陪同前往，路經上海。陳獨秀給張寫介紹信，囑其到法國聯繫趙世炎，進行建黨工作。[56]當時在勤工儉學生中，陳獨秀與李大釗具有崇高的威望。五四運動期間在北京受教於李大釗並稱其為「我的導師」的趙世炎，1920年5月到上海參加了陳獨秀最早的建黨活動。臨去法國勤工儉學時，趙到環龍路陳宅拜訪。陳獨秀明確表示對類似「工讀互助團」的赴法勤工儉學活動表示懷疑，認為工讀兼顧是辦不到的。態度很堅決，沒有給趙以提問和陳述的機會，因而留下了這樣一個印象︰自信心強，判斷力強。趙到法國後，就仿照李、陳在國內的做法，先在勤工儉學生中組織了讀書會，宣傳馬克思主義，培養積極分子。他在一張李大釗與陳獨秀合影照片後面的硬紙板上，寫了一篇雜感，其中提到在工學生中流傳着這樣一首詩︰北李南陳，兩大星辰，漫漫長夜，吾輩仰承。[57]於是，張申府到法國後，先與趙世炎、周恩來成立起共產黨小組，然後組織了名為「中國共產黨旅法支部」的青年團組織，分別接受國內黨、團中央的領導。
在新公佈的共產國際檔案中，有一份1920年8月17日維經斯基給俄共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信和9月1日東方書記處臨時執行局主席維連斯基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還有6月維經斯基給俄共中央遠東局的信。由於陳獨秀在建黨工作中的傑出貢獻，這三封信毫不掩飾對他的信任和崇敬，稱之是「一位享有很高聲望和有很大影響的教授」。[58]
第六、開創婦女解放運動。
共產黨從成立第一天起，就把婦女解放運動列入自己的重要日程。在最初參加陳獨秀召集的組織共產主義組織的座談會中，有一位神秘的女士，一直被史學界所遺忘。施存統回憶說︰「上海小組的成立經過︰一九二〇年六月間，陳獨秀、李漢俊、沈仲九、劉大白、陳公培、施存統、俞秀松，還有一個女的（名字已忘），在陳獨秀家裏集會⋯⋯」[59]陳公培的回憶中，也說在「陳獨秀家裏座談」時，除以上那些人以外，「還有一個女的和我⋯⋯這次會是1920年夏舉行的，作為組織共產黨的準備」。[60]所以，後來蔡和森在《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和李立三的《黨史報告》中，都提到這個女的，但是又說︰「這個女的始終不知姓名。」[61]
那麼，這個女的究竟是誰呢？有人認為此女是曾在浙江紹興女子師範學校擔任過教員的上海《星期評論》社成員丁寶林。但是，當時在《星期評論》社成員之一楊之華的回憶沒有證明。李立三的《黨史報告》提供了一個線索，說此人「後來因為戀愛問題消極做尼姑去了⋯⋯很早就出黨」。於是，1991年建黨70周年時，俞秀松烈士夫人安志潔披露烈士1920年6月至7月間日記內容時，這個謎就揭曉了。
原來，這個女性叫「崇俠」，與沈玄廬一起是《星期評論》社的成員。因為共同的改造社會的理想，產生了很深的愛情。但是，當時沈已有四個夫人，他們的愛情受到四個夫人的強烈忌恨。同時，同在一個社裏的沈仲九也愛上了崇俠，而且與沈玄廬發生矛盾，一度出走，準備自殺。崇俠夾在這種種矛盾衝突中，感到十分痛苦，努力尋找擺脫這種環境的出路。沈仲九和劉大白對佛教很感興趣，在崇俠面前經常談佛論道，於是她深受影響，終於產生了出家當尼姑的念頭，時間是1920年7月。以上情況，在1920年6月至7月的《俞秀松日記》和日記中抄錄的俞致沈仲九信（6月27日）及崇俠致沈玄廬的信（7月21日）中，有詳細的記載。[62]
如6月17日的日記說︰「玄廬和崇俠很親愛⋯⋯玄廬與崇俠談天，我就加入進去，他們就對我宣佈他們倆底愛情怎樣深切。」當崇俠無法擺脫對玄廬的愛情與改造社會之間的矛盾時，想以自己的出家做尼姑來成全玄廬改造社會、在故鄉浙江蕭山衙前做農民運動的理想。所以，7月17日的日記寫道︰「崇俠對玄廬是很好一片心，伊恐怕他因戀愛以後，志氣要消暮，沒有從前那樣熱烈的努力改造社會。」7月21日的日記終於有了結果︰「上午，玄廬接崇俠來信，這是伊別玄廬的信，伊不知到那裏去做尼姑了。伊信裏有一首血書是︰『世道坎坷事齷齪，輔人意恐轉誤人。書留熱血別知己，為勉前程莫痛心。』」可見，她參加了陳獨秀5月召集的一、二次籌備共產黨的座談會後，就很快「因為戀愛問題消極做尼姑去了」，印證了李立三說法。而沈玄廬的確受了這個刺激和激勵，把中共領導的第一個農民運動——衙前農民運動搞得相當的轟轟烈烈。
此事件，說明在當時形成的新文化風氣中，不僅中國男女平等有了很大的進步，而且女子參加政治運動也有了開頭。實際上，婦女解放、男女平等和婦女參政等婦女運動，是當時陳獨秀進行建黨活動的重要部分。例如5月下旬，上海織襪女工因反對資本家施行苛刻的新章程全體罷工，女工吳蓮溪發起成立織襪工會，並拜會陳獨秀請予助力，指示進行。陳詳細詢問情況後，表示「盡力協助」。[63]10月，陳獨秀幫助成立的上海店員工會「工商友誼會」機關報《上海夥友》發表女工陳親愛的信《女工為甚麼不入會》一文時，陳獨秀親自為其寫按語，指出：「上海工人苦，女工尤其苦⋯⋯我希望陳女士挺身出來為女同胞奮鬥。」[64]
出版于1920年的中國婦女報刊史上首份畫報——《解放畫報》
從以上籌建中國共產黨的過程來看，從共產國際、聯共（布）檔案來看，是不是當時莫斯科更迫切需要建立中國共產黨呢？在這個過程中，共產國際的確給了中國革命者許多幫助，這是主要的。但是，能成功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黨，陳獨秀等革命者是不是也給了莫斯科許多幫助呢？答案是肯定的。
幫助毛澤東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
繼領導湖南的五四運動後，毛澤東受陳獨秀影響，對社會進行革命實踐的第二個大行動是發動湖南的「驅張運動」。當時湖南督軍張敬堯對湖南的統治極其昏庸而殘暴，人民呼聲是︰「張毒不除，湖南無望。」毛澤東正確估量了當時湖南省內外形勢和群眾的憤怒情緒，決心將五四運動中形成的反日反賣國為對象的鬥爭，引向以驅逐張敬堯為中心的運動。這次行動與同陳獨秀的接觸，成了他與共產黨結緣的轉折點。
毛澤東於1919年12月18日到達北京，向總統府、國務院呈文，向各界宣傳，揭露張敬堯禍湘罪惡。他與正在向馬克思主義者急進的李大釗、鄧中夏、羅章龍等密切聯繫，開始較系統地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說︰「在我第二次遊北京期間，我讀了許多關於俄國革命的書。我熱烈地搜尋一切能找到的中文的共產主義文獻，使我對馬克思主義建立起完全的信仰。」[65]
被稱為中國信仰馬克思主義「第一人」的李大釗，當時也剛剛接受馬克思主義不久；陳獨秀則還處在由自由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的過程中。毛澤東這時雖然在北京看了大量馬克思主義的書，但還是「大雜燴」。早在1919年9月1日，即李大釗與胡適爭論「主義與問題」火熱的時候，毛澤東不是站在李大釗一邊，而是響應胡適「多研究問題」的號召，在湖南起草了《問題研究會章程》，寄給北京大學的鄧中夏，刊於10月23日的《北京大學日刊》。這個章程中所列的144項問題，是對胡適文章所提到的問題的具體展示。思路和主旨與胡適基本一致。可見毛對胡的思想和主張是認真研究、衷心擁護，不是隨便附和的。
因此，這年12月，毛澤東第二次到北京後，還代表「新民學會」上書並拜訪胡適，爭取胡支持湖南的驅張運動。1920年1月5日胡適日記寫道︰「毛澤東來談湖南事。」更有甚者，毛澤東還請胡適設計了在湖南具體落實胡適主張的方案。胡適1951年5月16–17日日記回憶︰「毛澤東依據了我在1920年的《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修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湖)南去了。」[66]毛澤東在當時給朋友信中稱︰我們在長沙要創造一種新的生活，「辦一個自修大學（這個名字是胡適之先生造的）我們在這個大學裏實行共產的生活。」[67]——從他在信中的敍述來看，這個自修大學，實際上是他在北京和上海參加過的「工讀互助團」那樣的組織。所以，毛澤東承認：「在這個時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想的大雜燴。」[68]
把毛澤東從思想「大雜燴」中導引出來、只信仰馬克思主義一家的主要導師是陳獨秀。可能他在北京看的馬克思主義文獻由於其他各種思想的干擾，印象不深，到上海與陳獨秀交談後，才加深了認識，所以，他甚至說是陳獨秀最早告訴他「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69]如果毛澤東從北京直接回(湖)南，不是經過上海與陳獨秀見面的話，必如傅斯年、羅家倫那樣成為一個實驗主義信徒。那麼不僅毛澤東的歷史要全部改寫，中國的歷史也要全部改寫了。
1920年5月5日，毛澤東到達上海。一方面是為一些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送行，一方面進一步宣傳湖南驅張運動。由於利用北洋軍閥內部直、皖兩系矛盾打擊張敬堯取得成功，張倒台在即，這時已進入到驅張以後怎麼辦的討論。毛澤東提出了「湖南自治」，建立「湖南共和國」、「和北京政府脫離關係」的政治主張。他帶着這個與胡適交談過的同樣的話題拜訪陳獨秀，與陳作了一次長談。
毛澤東後來對斯諾說︰「在上海，我和陳獨秀討論了我們組織『改造湖南聯盟』的計劃」；「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70]
接着，毛澤東又讀了三本上述陳獨秀組織翻譯出版的關於馬克思主義基礎知識的書《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史》。他說︰「這三本書特別深地銘記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71]
毛澤東這裏所說的讀三本書與思想轉折時間的回憶，與實際情況有出入。因為陳獨秀組織翻譯的中國第一個《共產黨宣言》全譯本到1920年8月才出版（陳望道譯，陳獨秀、李漢俊校對），而其他兩本書第二年才出版。因此，他如果是果真讀了這三本書，才「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不能說「1920年夏天⋯⋯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人的思想轉變不可能從某年某月某日起一刀切，舊思想完全清除，新思想完全代替舊思想。舊思想的離去和新思想的確立，需要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兩種思想還會長期共存。這種「大雜燴」的現象，決不會從這年夏天起完全結束了。
同時，毛澤東這時的思想方法又有自己的特點，不像陳獨秀與胡適那樣，各趨極端，而是善於汲取各種思想主張的長處，為我所用。就在毛澤東與陳交談後離開上海回到湖南後，他還是念念不忘胡適，不忘胡適為他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學章程。在他回到湖南後，立即給胡適一信表示︰「我前天返湘。湘自張去，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將來湖南有多點須借重先生，俟時機到，當詳細奉商。」[72]隨後，毛澤東一面奉陳獨秀的教導，學習宣傳馬克思主義，籌建湖南共產黨和青年團；一面又奉胡適的指引，辦湖南自修大學。1921年8月16日，毛澤東在湖南《大公報》上發表了《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同時又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9月，自修大學開學，原船山學社社長賀民範為校長，毛澤東任教務長。不過，這時的自修大學，由於北京、上海「工讀互助團」的相繼失敗，更由於陳獨秀給了他更大的影響，它不再是實行胡適的實驗主義工讀互助團，而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為共產黨培養幹部的學校了。
毛澤東7月離開上海，但至今沒有資料說明他參加了上海共產黨發起組的醞釀工作。只是表明他與陳獨秀關係相當密切，並且從此開始，在陳的指導下，在湖南進行建團建黨工作。據當時長沙毛最親近的朋友張文亮日記記載︰9月10日晚上，即毛澤東從上海回來後兩個月，毛澤東與張在長沙第一師範談話，次日，張就給陳獨秀發信，要求介紹俄國情況，並寄些書報來。[73]原來，毛澤東回長沙後，就學新青年社，籌備文化書社。在籌備過程中，資金嚴重困難。毛澤東就向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人求助，後者立即響應。在與書社正式約定進行出版物交易的11家出版社中，陳獨秀為它作「信用介紹，免去押金」的有新青年社、亞東圖書館、群益書社等好幾家。據毛澤東起草的開業後一個月的營業報告統計，在已經銷售的書刊雜誌中，已成為上海共產黨發起組理論機關刊物的《新青年》和指導工人運動的《勞動界》（週刊）最受歡迎，銷量最多。半年後統計，這兩種刊物分別售出2,000冊和5,000冊。這樣大的銷售量，當時全國是少有的。
說明這時毛澤東與陳獨秀關係密切的，莫過於陳獨秀在思想上和組織上直接指導毛澤東在湖南建黨。當時湖南建黨是在原有的新民學會基礎上進行的。而這時的新民學會受空想社會主義的「工讀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影響較深，連毛澤東也不例外。所以，「一大」前，湖南的工作主要是建團，還未進入到建黨階段。陳獨秀上海發起組11月創辦的《共產黨》月刊，宣傳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批判無政府主義，給了毛澤東很大的幫助。當時受毛澤東委託在長沙進行建團工作的張文亮的日記，生動地記載了1920年11、12月陳獨秀與毛澤東在這項工作上的親密關係︰
11月17日，接澤東一信，送來青年團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並實行社會改造，約我星期日上午去會他，並託我尋覓真同志。
11月21日，會見毛澤東（在通俗館），云不日將赴醴陵考察教育，並囑此時青年團宜注意找真同志；只宜從緩，不可急進。
12月2日，澤東來時，他說，青年團等仲甫來時再開成立會，可分兩步進行︰一、研究，二、實行，並囑我多找真同志。
12月16日，（正是陳獨秀動身去廣州的前一天，未去長沙參加青年團成立會——引者）澤東來此。青年團將於下周開成立會。
12月27日，澤東送來《共產黨》九本。
有了《共產黨》這個思想武器，1921年1月1日至3日，毛澤東就在文化書社，約集在長沙的新民學會會員召開新年大會。會議主題是「改造中國與世界」採取何種方法？從何入手？毛澤東首先介紹了旅法會友提出的五種方法︰一是社會主義政策，二是社會民主主義，三是激烈方法共產主義（列寧主義），四是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五是無政府主義。毛澤東表示︰「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74]與會者各抒己見，熱烈討論達兩個小時，最後表決，毛澤東、何叔衡等12人贊成第三種，二人贊成第二種，一人贊成第四種，三人未定。
同樣的過程也在旅法的新民學會會友中進行着。蔡和森堅持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組織共產黨的主張。但是，由於會友中無政府主義勢力強大，他的主張一時得不到多數人的擁護。他把這種情況分別寫信給陳獨秀和毛澤東。陳把他的信發表在《新青年》上，並答信表示支持。毛澤東也覆信重申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性，批判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的觀點。關於建黨步驟，毛澤東明確告訴他︰「黨一層陳仲甫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出版物一層上海出的《共產黨》，你處諒可得到，頗不愧『旗幟鮮明』四字。」還特別說明「宣言即仲甫所為」。《共產黨》在當時是秘密刊物，「宣言」即創刊詞「短言」並未署名。此信表明當時毛澤東與陳獨秀關係之深。
陳獨秀十分支持毛澤東發展青年團的正確方針。這年春天，他在廣州還特地寫信給毛澤東，要求在湖南大大發展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共「一大」後，湖南得以順利地建黨。
新文化運動陣營分裂
李大釗、陳獨秀先後轉向馬克思主義，《新青年》編輯部和新文化運動陣營隨之發生分裂。這是近代思想界第二次大分裂。第一次是1898年戊戌運動失敗後，孫中山革命派與康梁改良派的分裂。
新文化運動發生後，中國思想文化界爆發了新舊之爭和東西文化之爭，陳獨秀是這兩場論戰中一方的領袖和先鋒。1919年6月11日，他被捕後，又發生了第三場論戰「問題與主義之爭」。與以前不同的是，這次論戰發生在新文化運動內部，而且陳獨秀因在獄中未能參加。
1919年《新青年》採取輪流編輯制，陳獨秀仍是總負責。5月，李大釗主編的第6卷第5號為「馬克思主義專號」（因故推到9月才出版），集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和俄國十月革命及蘇維埃制度，引起胡適的不滿。陳獨秀入獄後，李大釗也避難出京。胡適於是接辦《每週評論》。從此，該刊改為鼓吹實驗主義改良哲學的輿論陣地，第26號還取消了原刊頭，代以「杜威演講錄」。7月20日出版的第31號便發表了胡適的挑戰文章《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
胡的文章表面上是把問題與主義對立起來，要求大家都拋開主義，只注意眼前一個一個的實際問題；實際上主張以實驗主義為指導實行改良。這是他改良主義政治態度的首次聲明，對於胡適一生思想轉變也是一個標誌。李大釗則立即作出回應《再論問題與主義》予以反駁。緊接着，胡適連續發表《三論問題與主義》、《四論問題與主義》，[75]他指責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學說養成「階級的仇恨心」，「使社會上本來應該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兩種大勢力成為兩座對壘的敵營，⋯⋯使歷史上演出許多不須有的慘劇。」
胡適說，當時，正是爭論正在激烈時，京師警廳總監吳炳湘把胡找去，「他勸我不要辦《每週評論》了，要辦報，可以另起報名。我答應了。此事就算完了。」[76]8月30日北京警察廳下令查封《每週評論》。31日出版的刊有《四論》的《每週評論》成了終刊號。十幾天後陳獨秀出獄時，這場論戰已經終止。於是，陳獨秀對這場論戰的態度，就成了一個謎。其實，從陳當時的文章、演說和對他深切瞭解的李大釗、胡適的評論看，這個謎還是可以解開的︰開始是「中立偏胡」，然後「偏李批胡」。
在這場論戰前，即5月份，美國實驗主義哲學家杜威來華講學，由胡適陪同巡迴作報告，對中國學術界產生很大影響。陳獨秀雖不似胡適那樣成為其信徒，但在文章中時有讚賞之言，說明他對實驗主義是贊成的。當時的知識分子都拿達爾文的進化論作革新的思想武器，杜威的實驗哲學也是建立在此進化論基礎上的。所以，陳獨秀接受起來很容易。
1919年杜威訪華時合影。前排左起:史量才,杜威夫人愛麗絲,杜威；後排左起:胡適,蔣夢麟,陶行知,張作平
不過，陳獨秀一直是激進的革命派，與主張「根本解決」的李大釗心心相通。早在胡適在中國和美國學校形成改良主義思想時，陳獨秀就已拋棄康梁改良派，在腥風血雨中培育起從根本上推翻舊制度的暴力革命觀。這裏就埋下他必然與胡適分裂的根源。所以，一旦陳獨秀接受馬克思主義，走上階級鬥爭的革命道路之時，也就成為他告別胡適之日。十幾年後，胡適為此而感嘆道︰「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陶孟和——引者）的影響，故不致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後，漸漸脫離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就更左傾了。」[77]
陳獨秀寫了一篇《主義與努力》的短文，對這場「主義與問題」的爭論作了一個總結，主要觀點如下︰
我們行船時，一須定方向，二須努力。不努力自然達不到方向所在，不定方向將要走到何處去？
我看見有許多青年只是把主義掛在口上，不去做實際的努力，因此我曾說︰「我們改造社會是要在實際上把他的弊病一點一滴一樁一件一層一層漸漸的消滅去，不是用一個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夠叫他立時消滅的。」又曾說︰「無論在何制度之下，人類底幸福，社會底文明，都是一點一滴地努力創造出來的，不是像魔術師畫符一般制度改了，對文明和幸福就會從天上落下來。」這些話本是專為空談主義不去努力實行的人而發的。
但現在有班妄人誤會了我的意思，主張辦實事，不要談甚麼主義甚麼制度。主義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後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我敢說，改造社會和行船一樣，定方向與努力二者缺一不可。[78]
這篇短文，概括了當時思想界的兩大弊病，既反對了「空談主義不去努力」的傾向，又反對了「不談主義盲目努力」的傾向。同時明確表示擁護李大釗的觀點（他的行船方向論是李大釗《再論問題與主義》中的觀點），批判了胡適的思想。
陳獨秀與胡適必然分手的另一個深刻的原由是新文化運動要不要談政治，即要不要與政治相結合。已如前述，在這個問題上，二人原來是默契的，都認為中國衰弱的主要根源是國民愚昧落後，而這是舊文化毒害的結果，因此救亡應該從改造舊文化的新文化運動着手。所以，陳獨秀在胡適加入《新青年》編輯部時，同意「不談政治」的約定。
但是，陳獨秀與胡適二人的性格如同火與冰，完全不同。陳是疾惡如仇、激情澎湃，胡則是理智冷靜到幾乎到「冷血」的程度。面對國家危亡的危機，胡認為知識分子除了讀書和研究學問以及文學改革之外，甚麼救國運動、革命鬥爭，都不應該進行。1915年他在美國留學時，日本繼侵佔我國山東後又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留學生皆極憤慨，紛紛集會抗議，甚至有準備回國參加對日作戰者。3月1日綺色佳城的留學生集會，商議反對日本的進行辦法。胡適不僅不與會，還寫一便條稱︰「吾輩遠去祖國，愛莫能助，紛擾無益於實際，徒亂求學之心。電函交馳，何裨國難？不如以鎮靜處之。」此條在會上一讀，大家都嗤之以鼻。連他的好友任鴻雋也怪他的「不爭主義」。[79]
巴黎和會山東問題發生後，陳獨秀堅決要談政治，於是創辦了《每週評論》。在某種意義上，這份周報是陳與胡第一次分裂（新文化運動要不要談政治）的產物。當時由於發生了巴黎和會和五四運動，胡適被運動熱潮所裹挾，沒有像1915年那樣對抗，但他的主要精力還是放在宣傳杜威實驗主義哲學上，並因此而與李大釗發生了主義與問題的論戰。現在，陳獨秀既然站到了李的一邊，接受馬克思主義，二人的分裂——新文化運動的分裂終於不可避免了。
1919年10月5日，陳獨秀瞭解李、胡之爭後，在寓所召開《新青年》編輯部會議，試圖彌合裂縫。會前胡適對沈尹默等人說︰「《新青年》由我一個人來編。」反對大家輪流編輯，意在獨霸編輯權。魯迅則說︰「也不要你一人編，《新青年》是仲甫帶來的，現在仍舊還給仲甫，讓仲甫一人去編吧！」[80]於是，會議決定，《新青年》自7卷1號起，仍由陳獨秀一人主編。1920年2月，陳獨秀去上海時，就將其帶到上海。
魯迅所以提出這個主意，顯然不是隨意一想，而是出於他對陳、胡二人的認識——陳獨秀待人的真誠品格給了他太深的影響。後來他說︰「假如將韜略比做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竪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那門是開着的，裏面幾把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適之先生卻是緊緊的關着門，門上粘一條小紙︰『內無武器，請勿疑慮』。」[81]由此看來，魯迅對《新青年》給胡適辦是不放心的，而對陳獨秀卻一百個放心。應該說，魯迅對二人的認識真是入木三分。
但是，由於陳獨秀到上海後全面轉向馬克思主義，並開始籌建中國共產黨，《新青年》也隨着完全「赤化」。5月出版的第7卷第6號是「勞動節專號」，第8卷第1號起又變成共產黨的機關報。陳獨秀估計到北京同人必有異議，就在吸收陳望道參加編輯部後，4月26日即「勞動節專號」出版前，致函李大釗、胡適等12人，徵求《新青年》今後怎麼辦。他提出︰是否繼續出版？編輯人問題︰（一）由在京諸人輪流擔任；（二）由京一人擔任；（三）由弟在滬擔任。[82]此舉顯然沒有抓住問題的癥結——思想分歧。因此北京的成員都沒有表態。實際上，胡適等人對撰稿開始怠工。
但是，如上述，第6號編輯好後，由於出版商群益書社在「定價與登（廣）告」問題上，與陳獨秀多次發生衝突，5月7日，陳獨秀又給胡適和李大釗發去一信，催促北京對辦《新青年》的意見，並告與群益老闆的衝突，甚至說︰「一日之間我和群益兩次衝突。這種商人既想發橫財又怕風波，實在難與共事。」為此，他又提出兩個新的辦法︰「《新青年》或停刊，或獨立，改歸京辦，或在滬由我設法接辦（我打算招股辦一書局），兄等意見如何，請速速賜知。」，「我因以上各種原因，非自己發起一個書局不可，章程我已擬好付印，印好即寄上，請兄等切力助其成，免得我們讀書人日後受資本家的壓制。」[83]
此信發出後，又發生一件事︰因「五四運動」一周年來臨，京滬等地一些學生，以抗議「山東問題」而舉行罷課集會等活動。胡適、蔣夢麟於5月4日在報上發表《我們對於學生的希望》，規勸學生安心讀書。結果有人在上海的《正報》上發了一篇罵胡適的文章。陳獨秀乘機，在上信四天後的5月11日，又在胡適等北京諸人沒有回信的情況下，把此報寄給胡適，並附信說︰「群益對於《新青年》的態度，我們自己不能辦，他便冷淡倨傲令人難堪；我們認真自己妥辦，他又不肯放手，究竟應如何處置，請速速告我以方針。」信中還第一次附和胡適對學生運動的主張，認為當時形勢不該輕易發動學生運動，所以表示對《正報》的罵胡文章「看了只有發笑；上海學生會，受這種人的唆使，幹毫無意識的事，犧牲了數百萬學生的寶貴時間，實在可憎之至，倘數處教會學校果然因此停辦，便更是可憎了」；並熱情建議胡適「邀同教職員請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單獨開課，不上課的學生大可請他走路，因為這種無意識的學生，留校也沒有好結果。政府的強權我們固然應當反抗，社會群眾的無意識舉動我們也應當反抗。」[84]
半個月內，陳獨秀連給胡適三封信，說明陳獨秀真是一個硬漢子，同時又很重感情，如初交時那樣的確對胡適的才華特別欣賞，而且與他在新文化運動中與保守勢力激烈鬥爭與創新亢奮中結成的情誼，難以忘懷。
胡適終於被深深打動，立即回了「快信」，並在6月14日追加一信，擔心經費問題，勸其不要獨立招股辦《新青年》。陳獨秀在19日，回信胡適，表示了堅決招股獨立辦刊的四條理由︰
（1）「新青年社」簡直是一個報社的名子，不便招股。
（2）《新青年》越短期，越沒有辦法。單是八卷一號也非有發行所不可，墊付印刷紙張費，也怕有八百元不可，試問此數從那裏來？
（3）若作者只能出稿子，不招股集資本，印刷費從何處來？著作者協濟辦法，只好將稿費算入股東；此事我誓必一意執行，成敗聽之。
（4）若招不着股本，最大的失敗，不過我花費了印章程的九角小洋。其初若不招點股開創起來，全靠我們窮書生協力，恐怕是望梅止渴。
信的末尾，具體解釋了陳與群益衝突的原因，加強了他執意獨立辦刊的決心︰我對於群益不滿意不是一天了。最近是因為六號報定價，他主張非六角不可，經我爭持，才定了五角；同時因為怕風潮又要撤銷廣告，我自然大發窮氣。衝突後他便表示不能接辦的態度，我如何能才（再）將就他，那麼萬萬做不到的。群益欺負我們的事，十張紙也寫不完。[85]
但是，獨立自辦《新青年》，談何容易！不僅有經費缺乏，還有稿荒問題。胡適等北京諸人由於陳「一意孤行」，也只好靜觀待變，不供稿，待塵埃落定再說。陳獨秀又焦急起來，原來打算與一家叫「興文社」的出版商合作，因群益的反對也只好取消。5月25日陳又致函胡適解決辦法︰「群益不許我們將《新青年》給別人出版，勢非獨立不可。我打算興文社即成立，也和《新青年》社分立，惟發行所合租一處（初一二號只好不租發行所，就在弟寓發行），較為節省。如此八卷一號的稿子，請吾兄通知同人從速寄下，以便付印。此時打算少印一點（若印五千，只需四百餘元，不知北京方面能籌得否；倘不足此數，能有一半，我在此再設法），好在有紙版隨時可以重印。吾兄及孟和兄雖都有一篇文章在此，但都是演說稿，能再做一篇否？因為初獨立自辦，材料只當加好萬不可減壞。」
信中的約稿，除了胡適的一篇演說稿和陶孟和夫人的一篇譯稿已經收到外，還提到張申府的譯稿、守常的文章和周作人、魯迅兄弟的小說，要胡適「分別催來」。[86]
就這樣，以6期為1卷的《新青年》，自5月1日出滿七卷後，由於改為自辦和胡適等北京同人不供稿，作為月刊的它，停了三期。而恰恰這三個月中，陳獨秀完成了由文化救亡到政治救亡的轉變，由民主主義者到馬克思列寧主義者的轉變，並由醞釀建立共產黨到正式成立中共上海發起組。因此辦刊的經費和稿源的問題也總算解決了。因為，自八卷一號開始，《新青年》成了發起組的理論機關報，經費自然由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支付了，而撰稿和編輯的基本力量也逐漸被發起組的成員所取代。對胡適等北京同人的繼續怠工，滿懷希望和熱情的陳獨秀也漸漸失望了。這可以從7月2日陳獨秀給高一涵的信中看出︰
《新青年》八卷一號，到下月一號非出版不可，請告適之、洛聲二兄，速將存款及文稿寄來。
興文社已收到的股款只有一千元，投股的事，請你特別出點力才好。適之兄曾極力反對招外股，至今《新青年》編輯同人無一文寄來，可見我招股的辦法，未曾想錯。文稿除孟和夫人一篇外，都不曾寄來，長久如此，《新青年》便要無形取消了，奈何！[87]
有意思的是，這封信用的信紙，上有「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印刷體口號，下有「勞工神聖社制」的標記。這與文中提到的「興文社」一起，似乎是一種人為的動作，在於掩飾俄國人維經斯基出資辦雜誌的真相。因為，若讓胡適等人知道《新青年》現在在拿盧布「自辦」，那陳獨秀還有何臉面做人。
維經斯基，原名格裏格裏・納烏莫維奇・札爾欣，在華期間化名吳廷康，筆名魏琴、衛金等。俄國人。是共產國際幫助成立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人
直到此時，陳獨秀還想最後爭取胡適等人。8月2日，8卷1號的稿子湊齊時，他又致函胡適，望其為2號供稿，並點題說︰「我近來覺得中國人的思想是萬國虛無主義——原有的老子說、印度空觀、歐洲形而上學及無政府主義——底總匯，世界無比。《新青年》以後應該對此病根下總攻擊。這攻擊老子學說及形而上學的司令非請吾兄擔任不可。」[88]
當時在思想上，無政府主義也是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對手。鑒於胡適反對空談的「主義」中，包括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陳獨秀想引導胡只反無政府主義而保護馬克思主義，使胡成為反無政府主義的同盟軍。可謂用心良苦，但卻是對牛彈琴。胡適不予理睬，繼續怠工。陶孟和則寫信給陳獨秀和胡適，提議辦一日報，以《新青年》的「重要分子」為主體，多請外間專門家撰稿。主張以「穩健」為妥。初擬辦法為︰（一）專門問題請專門家擔任。（二）終年不停刊。（三）社論等皆署名。（四）無「法律編輯」，由同人中之一人立案負責。（五）擴張通信一欄，取為輿論之參考。（六）同人除必不得已外，暫不支薪。[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