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22]〈陳獨秀君過滬之講話〉，《民國日報》，1920年2月23日。
[注23]《新青年》，第7卷，第5號，1920年4月1日。
[注24]〈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7。
[注25]石川楨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頁91；任武雄︰〈試對「南陳北李相約建黨」問題的破題〉，《黨史研究與教學》，第3期（2007）。
[注26]漢口，《民國日報》，1927年5月24日。
[注27]1920年2月13日（即陳獨秀從天津到上海途中）高一涵還從日本寫信給胡適和陳獨秀，此信原件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
[注28]武昌《中央副刊》，第60號，1927年5月23日。
[注29]前文刊全國政協編，《文史資料選輯》，第61輯（北京︰中華書局，1979）；後文刊《五四運動回憶錄》（續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
[注30]轉引自馬模貞等編︰《李大釗生平史料編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頁98。
[注31]蔡和森︰〈中國共產黨史的發展（提綱）〉，《「一大」前後》（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77。
[注32]《「一大」前後》（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483。
[注33]梁冰弦︰〈解放別錄〉，北京師範大學馬列主義研究所編︰《黨史學刊》，試刊第1期（1980）。
[注34]〈關於俄共中央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處的機構和工作問題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俄羅斯現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與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研究會聯合編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頁56、57。以下簡稱《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
[注35]〈越飛給吳佩孚將軍的信〉（1922年8月於北京），《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99。
[注36]〈劉江給俄共（布）阿穆爾州委的報告〉（1920年10月5日），《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44。
[注37]〈外交人民委員部通報〉（1921年3月15日），李玉貞譯︰《孫中山與共產國際》（台北：台灣中央研究院，1996），頁132–133。
[注38]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臨時執行局主席維連斯基︰〈關於在東亞各國人民中的工作情況的簡要報告〉（1919年9月至1920年8月），《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40。
[注3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50。
[注40]《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39。
[注41]〈維經斯基給某人的信〉（1920年6月於上海），《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28–29。
[注42]周佛海︰〈扶桑笈影溯當年〉，《古今》半月刊，第19期（1943年3月）。
[注43]《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41–42。
[注44]《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29、31、33、35。這套檔案資料的編者註釋說7月19日的會議就是維經斯基計劃中7月初要召開的各城市革命者的「聯合代表會議」，顯然是搞錯了。這兩個會議是兩回事。後者根本沒有條件召開。
[注45]陳獨秀：〈真的工人團體〉，《勞動界》，第2冊，1920年8月22日。
[注46]《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34。
[注47]《龔德柏回憶錄》（台北︰龍文出版社，1989），頁58。
[注48]〈俞秀松烈士日記〉，上海革命歷史博物館（籌）編︰《上海革命史資料與研究》，第1輯（上海︰開明出版社，1992），頁297。
[注49]陳獨秀：〈對於時局的我見〉，《新青年》，第8卷，第1號，1920年9月1日。
[注50]張申府︰〈建黨初期的一些情況〉，1979年9月17日，《「一大」前後》（二），頁220。
[注51]〈宣言〉的中文載《「一大」前後》第1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1–5。
[注52]《遠東人民》（俄文，蘇聯伊爾庫茨克發行），第3期，1921年8月。
[注53]俄文列印稿，藏於當時的莫斯科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中央黨檔案館所收的「俄共（布）中央委員會遠東局」的檔中，內容與上述《遠東人民》上所刊幾乎完全相同。
[注54]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
[注55]《晨報》，1922年4月4日。
[注56]張申府談話記錄（1961年1月27日），《趙世炎烈士資料彙編》（油印資料，上冊），頁110；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一大」前後》（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注57]王漁︰〈「北李南陳，兩大星辰」之說源於何處〉，唐寶林主編︰《簡報》（《陳獨秀研究動態》續刊）2003年7、8合刊，頁942。
[注58]《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28、31、35、38–42。
[注59]施存統︰〈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期的幾個問題〉，《「一大」前後》（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頁35。
[注60]陳公培︰〈回憶黨的發起組和赴法勤工儉學等情況〉，《「一大」前後》（二），頁564。
[注61]參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檔案材料》（增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51、103–104。
[注62]《俞秀松日記》複印本，上海中共「一大」紀念館藏，是安志潔1991年建黨70周年時贈送該館的。
[注63]《申報》，1920年5月29、31日。
[注64]《上海夥友》，1920年10月17日。
[注65]斯諾︰《西行漫記》（大連︰復社出版社，1948），頁134。
[注66]《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7冊（台北︰遠東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該書無頁碼，按日記日期先後排行，即日期就是頁碼。
[注67]〈毛澤東給周世釗的信〉（1920年3月14日），《新民學會文獻彙編》（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頁23。
[注68]斯諾：《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127。
[注69]〈「七大」工作方針〉（1945年4月21日），《人民日報》，1981年7月17日。
[注70]斯諾：《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127。
[注71]斯諾：《西行漫記》（北京：三聯書店，1979），頁127。
[注72]毛澤東致胡適的明信片（1920年7月9日）（手稿原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適檔案」。
[注73]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頁148）。
[注74]〈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2號，《新民學會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頁23。
[注75]二文分別載《每週評論》，第36號，1919年8月18日；第37號，1919年8月19日。
[注76]〈胡適鈔湯爾和日記並跋〉，《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288。
[注77]《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282。
[注78]《新青年》，第8卷，第4號，1920年12月1日。
[注79]《胡適留學日記》（三），頁570。
[注80]〈周作人日記〉（1919年10月5日），《新文學史料》，第3期（1983）；《周作人回憶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頁338；《沈尹默訪問記》（1980年5月5日，林仲樹記錄），未刊稿。
[注81]魯迅︰〈憶劉半農君〉，《魯迅全集》，第6卷，頁75。
[注82]《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90。
[注83]《陳獨秀致適之、守常信》，1920年5月7日。國家文物局收藏。此信及本書註為「國家文物局收藏」的11封陳獨秀致胡適等人的信和二封錢玄同、Turexy致胡適的信，直到2009年5月才由國家文物局從在美國的胡適的兒媳婦手中徵集到，並請筆者鑒定。因為筆者手中有236件/封陳獨秀親筆信及詩、文、字聯等原件影印件、複印件和照片，其中僅親筆信就有196封。對照筆跡、內容、簽名等各種特點，可以斷定，這11封信確為真品，而且在大陸從未公開過，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和文物價值。
[注84]《陳獨秀致適之信》，1920年5月11日。國家文物局收藏。
[注85]《陳獨秀致適之信》，1920年5月19日，國家文物局收藏。
[注86]《陳獨秀致適之信》，1920年5月25日，國家文物局收藏。粗體字「從速」，原稿為加圈。
[注87]《陳獨秀致一涵信》，1920年7月2日，國家文物局收藏。
[注88]同註88。
[注89]陶孟和致陳獨秀、胡適的信（1920年8月17日）（手稿原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胡適檔案」。
[注90]張靜廬編註：〈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4），頁7。
[注91]《陳獨秀致一涵、適之信》，1920年12月21日，國家文物局收藏。
[注92]《Turexy致適之的紙條》，國家文物局收藏。沒有日期，應是1920年12月下旬所寫。英文名為陶孟和，根據陳獨秀16日的信和胡適下一封1921年1月3日的信所提第三種辦法「此為陶孟和提出」。筆者斷其為紙條，不是信紮，因為一不是書信格式，而且沒有日期，用紙也是小紙片。
[注93]張靜廬編註：〈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4），頁8。
[注94]《陳獨秀致〈新青年〉北京同人適之等九人信》，1921年1月9日，國家文物局收藏。
[注95]張靜廬編註：〈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4），頁11。
[注96]《錢玄同致故適的信》手稿原件（1921年1月29日），北京中國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藏。
[注97]張靜廬編註：〈關於新青年問題的幾封信〉，《中國現代出版史料》（甲編）（北京：中華書局，1954），頁12。
[注98]胡適︰〈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
[注99]《陳獨秀致一涵、適之信》，1921年9月5日，手稿原件，國家文物局收藏。
[注100]李大釗應胡適之請在這個宣言上簽名，原因是複雜的。學術界的分析有以下說法︰一、出於胡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在當時反封建主義鬥爭中是一個應該爭取的對象；二、這個「好人政府」的改良主義綱領在當時是進步的；三、當時李大釗對贊成「好人政府」主張的直系將領吳佩孚存有幻想；四、當時李正奉共產國際之命，爭取吳佩孚親蘇護共；而且李領導的北方工人運動，也需要爭取吳佩孚的保護；五、胡適夜裏寫好這份政治主張的初稿，首先想到打電話與李大釗商量，說明他對李的信賴。李為人寬容厚道，希望保持與蔡元培、胡適等人的友誼，不致因拒絕簽名而損害。陳獨秀隨後起草了《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批評了這個主張。李大釗積極擁護，大力宣傳，並提供給胡適等人，用實際行動改正了自己的錯誤。
[注101]胡適︰〈蔡元培是消極嗎〉，《努力》，第40號，1923年2月4日，頁1。
[注102]陳、胡二人的序皆載《科學與人生觀》（上海︰亞東圖書館，1927）。
[注103]陳獨秀︰〈我們對於義和團兩個錯誤的觀念〉，《嚮導》，第81期，1924年9月3日。
[注104]胡適︰〈努力的問題〉，《晨報副刊》，1924年9月12日。
[注105]《陳獨秀致適之信》，1925年2月5日，國家文物局收藏。
[注106]《陳獨秀致適之信》，1925年2月23日，國家文物局收藏。
[注107]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學林出版社，1983），頁95。
[注108]〈工賊替安福派說話〉，《嚮導》，第138期，1925年12月10日。
[注109]《胡適來往書信選》（上）（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355–357。
[注110]《陳獨秀致適之信》，1932年10月10日，國家文物局收藏。
[注111]〈陳獨秀致胡適信〉，1932年12月1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143。
[注112]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頁170。
[注113]羅爾綱︰〈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2006），頁50。
[注114]廣州自由中國出版社，1949年6月出版。
[注115]《民國日報》，1920年11月13日。
[注116]《民國日報》，1920年12月12、18日；《時事新聞》，12月31日。
[注117]梁復然︰〈廣東黨的組織成立前後的一些情況〉，《「一大」前後》（二），頁446–447。
[注118]〈挽朱執信聯〉，安慶市陳獨秀學術研究會編註︰《陳獨秀詩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頁182。
[注119]〈共產國際檔案資料叢書〉，第1輯，頁33。〈廣州共產黨的報告〉（1921年），《「一大」前後》（三），頁10。
[注120]譚平山︰〈在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會上的答詞〉（1922年3月14日），《青年週刊》，第4號（1922年3月22日）。
[注121]譚天度︰〈回首往事話當年〉，《廣州黨史資料》第1期（1980）。
[注122]《民國日報》，1920年12月24日、1921年1月1日。
[注123]《廣東群報》，1921年3月17日。
[注124]〈廣東教育界新舊兩派之爭鬥〉，《晨報》，1921年3月24日。
[注125]《廣東群報》，1921年3月3、18日。
[注126]《廣東群報》，1921年3月18日。
[注127]《民國日報》，1921年3月21日。
[注128]《宇宙風》，第51期，1937年11月11日。
[注129]《廣東群報》，1921年5月16日；《晨報》1921年5月24日。
[注130]《廣東群報》，1921年9月13日。
五
主持中共初創時期的工作（1921–1923）
黨魁的特殊心態
1921年6月，上海中共發起組代理負責人李漢俊、李達在國際代表馬林催促下向各地黨組織發出通知：派兩名代表到上海來參加中國共產黨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自然，最要緊是催促在廣州的陳獨秀回滬主持「一大」，為此還寄去了200元路費。結果，陳決定不去，而指派陳公博、包惠僧出席。理由是因兼大學預科校長，正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一走就不好辦了。陳讓包惠僧帶去致各代表的信，向大會提出四點意見︰
李達(1890～1966)，1921年起任上海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代書記
1、慎重發展黨員，嚴格履行入黨手續，加強黨員教育，以保證黨的先進性和戰鬥力；
2、實行民主集中制，既要講民主，又要集中；
3、加強黨的組織紀律；
4、目前主要工作是爭取群眾，為將來奪取政權作準備。[1]
這四點意見，正是陳獨秀當時與無政府主義者鬥爭堅持的立場，即：不能把黨建設成絕對民主和絕對自由化的沒有集中、沒有紀律、不爭取群眾奪取政權的無政府主義的黨。「一大」多數代表贊成陳的意見，在《黨綱》中寫進了「我黨採取蘇維埃的形式」以及對黨員的嚴格要求的規定。大會通過的《黨綱》，在黨的目標上，沿用了上一年陳起草的《共產黨》發刊詞和《宣言》的內容︰
1、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直至消滅階級差別；
2、採用無產階級專政，以達到階級鬥爭目的——消滅階級；
3、廢除資本家私有制，沒收一切生產資料，如機器、土地、廠房、半成品等，歸社會所有。
此外還規定︰「堅決同黃色知識分子階層及其他類似黨派斷絕一切關係」；「必須斷絕同反對我黨黨綱之任何黨派的關係」；「除為現行法律所迫或徵得黨的同意外，不得擔任政府官員或國會議員」。這就涉及對國民黨的關係。大會討論時，雖然有人以陳獨秀在廣東政府中做官為根據，提出異議，但多數代表確認了這樣的規定。
國際代表馬林和尼柯爾斯基參加了「一大」。由於李漢俊、李達書生氣太重，不善於與各地方及國際聯絡，臨時決定由張國燾主持。當時黨員數量少，各地組織尚不健全，大會最後決定暫不成立中央委員會，先設立中央局，選舉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李達為宣傳主任，張國燾為組織主任。
陳獨秀缺席被選為領袖，創建共產黨過程中的特殊貢獻和崇高的威望再次得到確認，當時沒有第二個人能與他相比。馬林和尼柯爾斯基這時還並不認識陳獨秀。這年4月21日，1919年在中國從事地下工作的俄共黨員、1921年接任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的K. H. 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向莫斯科提供了一個絕密報告，稱陳獨秀是「中國的盧那察爾斯基」，「即天才的政治家和善於發動群眾的宣傳家」。[2]
陳獨秀和李大釗雖然親手籌建了中國共產黨，但是，召開正式成立共產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時，二人都因他務而沒有出席。如果二人知道這事將對中國今後的發展具有何等重大的意義，他們也許不會這樣。其實，即使親自參加這次會議的十三位代表，當時也沒有太看重這個事件。1938年，毛澤東、董必武在延安，都忘了「一大」開會的具體日子。於是，只好由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將其宣佈為「7月1日」。這個日子就成為法定的「黨的生日」。直到1978年8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李新先生受命編著《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組織一批著名學者進行了詳細的考證，才確定「一大」的召開日期為1921年7月23日。
來中國親自促成並實際主持「一大」的國際代表馬林，也沒有把這件事看得多麼重要。相反，他認為中共是一個「早產兒（1920年誕生，或者說得更確切一點，是有人過早地製造出來的）」，[3]當時只能成立一個「宣傳性的小組」。他說︰「1921年7月，各地方小組代表齊集上海，並決定建立共產黨，即共產國際支部，雖然建立一個宣傳性的小組會更好一些。」[4]這與上一年維經斯基幫助陳獨秀成立中共發起組時的重視度、迫切性和工作熱情，完全形成鮮明的對照。
為甚麼是這樣？從新公佈的共產國際、聯共（布）檔案中反映出可能有以下原因︰第一，在共產國際和聯共看來，中國共產黨誕生這個開天闢地的事件已經在1920年發生，第二年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不過是例行公事，而且主要是中共內部的事，沒有作為共產國際日程上的重大事件對待。上述索科洛夫1921年4月21日的報告，充分反映了這一點。他是奉命到廣州去瞭解廣州政府情況的。顯然，這個工作比在上海參加中共「一大」更重要。他說︰「我從上海動身前，中國共產黨人在積極籌備召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會上要選舉產生中央委員會。迄今黨的實際領導權還在中央機關刊物《新青年》雜誌編輯部手裏。這個雜誌是由我們資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編是陳獨秀教授。」報告接着談到一個情況雖然並不正確，但卻反映了當時他們認為共產黨已經成立的認識。他說陳獨秀去年底去廣東，是根據共產黨與國民黨中央談判的結果，「陳獨秀被列為來自共產黨方面的未來廣州政府成員，將做同國民黨的聯合工作」。
第二，也是最主要的，這時蘇俄對華工作的重點是放在首先爭取吳佩孚，其次爭取孫中山、陳炯明這些有實力的政治軍事集團身上。維經斯基的全部精力放在這上面，馬林來華工作的目標也在於此，而看不起力量弱小、還處於萌芽狀態的共產黨。
馬林說︰「我被派往中國，是由於我參加了1920年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沒有給我甚麼專門的指示。我僅有的事先準備就是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的討論提綱。之所以沒有其他指示是由於沒有甚麼指示可給，因為只有伊爾庫茨克局瞭解一些情況。伊爾庫茨克局全都是俄國人。它與在北京的非正式的俄國使團有聯繫。中國承認赤塔遠東共和國政府的談判正在進行。赤塔的俄國人堅信，為開展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吳佩孚，而不是孫中山（後來因聯吳失敗才轉向聯孫——引者），他們認為孫中山是個不切實際的夢想家。他們同意支持吳佩孚。伊爾庫茨克局只與赤塔政府合作，它的活動僅僅受俄國在華北的利益支配。」[5]
這裏所說的「伊爾庫茨克局」就是從中國回去後任書記的維經斯基領導的遠東局。馬林說︰「從伊爾庫茨克局我得到了第一份關於中國共產主義者的情報。從他們那裏我瞭解到中共與工人階級的聯繫很少。中共只有幾個分散的小組，到那時為止，真正的組織工作沒有做多少。」「維經斯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間，在陳獨秀同志領導下組成一個中國共產黨小組。⋯⋯這個小組劃分為7–8個中心，在全國的人數也不過50–60人。通過勞動學校（工人俱樂部）開展工作，維經斯基同志離去了，那裏沒有經費，學校不得不再度中途停辦。」[6]
所以，傳統觀點說共產國際派馬林來中國成立中國共產黨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這裏順便說一下傳統黨史中「關於共產主義小組」的提法。1920年6月上海成立的黨組織，開始稱「社會黨」，11月發表《中國共產黨宣言》和出版《共產黨》機關報以後，就正式定為「共產黨」。現在，從公佈的原始的共產國際關於幫助中國建黨的檔案和中國參加者（包括陳獨秀）的回憶文章中，都把「一大」前成立的組織稱為「共產黨」，各地組織都稱為「共產黨小組」或「共產黨支部」。雖然不太統一，但都稱「共產黨」。只有馬林1922年7月給共產國際的報告在提到香港海員罷工時，說了「廣州的共產主義小組」。但是，1936年7月，陳潭秋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15周年，在《共產國際》月刊上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一文，把一大前成立的黨的地方組織統稱為「共產主義小組」。從此，中國學術界就把這種說法統一沿用下來，以區別一大前沒有成立黨組織，把一大定為中國共產黨成立的唯一標誌。1999年，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為建國50周年獻禮推出《中國共產黨上海史》，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不再沿用「共產主義小組」的提法，這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值得肯定。因為︰
第一，從馬林提出這個「共產主義小組」或「在陳獨秀領導下組成一個中國共產黨小組」時的思想情緒來看，他明顯是要貶低「一大」前的黨組織。表面上看，1920年維經斯基回國後，上海共產黨的活動處於停頓狀態，實際上，上海及各地黨組織還是積極主動地做了大量的工作。馬林不願意視其為政黨，只視為「小組」，顯然是一種偏見。
第二，馬林和陳潭秋的這個提法，所以在以後被中國統一沿用下來，是因為適應了1927年以後貶低、打擊陳獨秀，抬高、頌揚「一大」參加者毛澤東的需要。
馬林在上述1922年7月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說︰「我奉命赴上海，研究遠東各國的運動，與之建立聯繫並就共產國際是否需要和可能在遠東建立一個辦事處，做一些調查。」這個任務完全與去年維經斯基的任務相同，而且維經斯基出色地完成了這項工作。但是，現在好像又重新來過，去年在上海建立的以維連斯基為首的「共產國際東亞書記處」、維經斯基為首的共產國際「上海革命局」等都沒有了，只剩下「陳獨秀同志領導下的共產黨小組」。這說明當時俄共和共產國際對華工作的混亂。
有人分析說，認識到中國來是幫助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是尼柯爾斯基。此人早於馬林到上海，過去都說他是受赤色職工國際派遣來華的代表，但從荷蘭保存的馬林檔案和蘇聯有關的檔案表明，他是遠東書記處的代表，「是受維經斯基的派遣來華工作的，其任務之一就是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的統一組織」。[7]但是，持此觀點者接着提供的證明卻是推理性的。她說︰「尼柯爾斯基在4月動身來華時，接受職工國際委託，負責在中共一大上介紹剛剛成立的赤色職工國際，並協助開展工人運動。既然尼爾柯斯基負有在中共一大介紹赤色職工國際的任務，那就說明他負有成立中國共產黨全國性組織的使命。」
按照這個中國學術界最新的權威觀點（主筆是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人員）是，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由於尼柯爾斯基為了向中共介紹新成立的赤色職工國際而順便帶出來的。所以，馬林「並沒有十分看重中國共產黨成立這件事」，並承認︰「實際上，遠東書記處給他的指令是必須參加中國共產黨所有會議，而馬林只是局限於幫助他執行遠東書記處的任務。」[8]
而馬林在第二年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也抱怨說︰「實際上我只是名義上參加了書記處。我從未收到過伊爾庫茨克的任何文件。」他甚至明確說︰「我和尼柯爾斯基同志在上海期間，我只局限於幫助他執行書記處交給他的任務，我從不獨自工作，以避免發生組織上的混亂。」[9]這再次證明馬林並不負有到中國來成立共產黨的使命。可是中國大陸學者，總是特別強調馬林是來幫助建立中共的，一般根本不提甚麼尼爾柯斯基。
因此，當時的聯共中央、共產國際、馬林、陳獨秀、李大釗等，都不重視「一大建黨」這件事，陳、李甚至不參加，就很自然了。
在當時無政府主義思想佔相當優勢的情況下，陳獨秀不急於成立全國性的統一組織，更不急於發動革命運動。他對上海方面遵照共產國際代表的要求，先是再三催促他參加「一大」，隨後又催他趕快到上海主持黨中央工作，很不滿意。
到廣州接陳回上海的包惠僧回憶說︰「關於黨怎麼搞法，他主張我們應該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我們黨現在還沒有甚麼工作，要錢也沒用，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盡力而為，我們不能要第三國際的錢。」當時廣州的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朱謙之經常在報上寫文章罵陳獨秀崇拜盧布，是盧布主義。所以陳獨秀堅決主張不要別人的錢。「他說拿人家錢就要跟人家走，我們一定要獨立自主地幹，不能受制於人。」[10]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尖銳而棘手的問題。這個反帝反軍閥的法寶（即外國列強的「幫辦」、「賣國賊」），陳獨秀當然是常用的，也知道它的利害。所以，他在建立共產黨後，與蘇俄及共產國際的關係，自然就十分敏感。當時他還分不清西方「殖民主義」與蘇俄宣揚的「國際主義」（實為「紅色殖民主義」）的區別，也不知道像中國這樣落後的大國，很難實行所謂「潔身自好」政策。
正是這樣的心態，決定了他一開始領導共產黨的工作具有「慢慢來」的思想，與聯共和共產國際為了使俄羅斯蘇維埃政權迅速擺脫孤立無援狀態的「急迫」心態，格格不入，這裏就埋下了日後以他為首的中國共產黨與聯共、共產國際無窮矛盾與衝突的基因︰一邊是立足於中國革命的利益，一邊是立足於蘇俄的民族利益；一邊是根據中國的國情要慢慢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一邊是根據蘇俄的要求快快幹，恨不得一個早上就使中國革命成功，建立起一個與蘇聯友好甚至結盟的國家。
陳獨秀對包惠僧說︰「國際代表（指維經斯基——引者）走了，上海難道就沒有事情做了？李漢俊急甚麼，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還早得很，可能要一百年上下，中國實現共產主義遙遠得很。⋯⋯我們現在組織了黨，不要急，我們要學習，要進步，不能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觀事實。」
李漢俊（1890～1927），湖北潛江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代表
在中國，從1915–1919年的啟蒙運動到1920–1921年的馬克思主義傳播和建立無產階級政黨，只有5、6年的時間。中國要在幾年時間裏走完西方150所經歷的思想、革命、社會變遷歷程，顯然會遇到許多西方和俄國沒有遇到過的問題。這是對陳獨秀等共產黨人嚴峻的考驗。社會的改造，不管是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等硬體，還是全體人民思想習俗，從封建主義變為共產主義，那是絕對不能在幾天、幾年、幾十年的時間內可以完成的。如包惠僧所說︰「陳獨秀主張各種思想爭鳴，自由發展，信仰自由，讓各種思想都暴露出來，由人民群眾評論誰是誰非。」[11]
形勢強於人，陳獨秀就在這樣的思想狀態下，從廣州來到上海，正式擔負起中共中央局書記的角色，主持起中國共產黨最初年代的工作。
與馬林的僵局因被捕而轉變
儘管陳獨秀上任時有「慢慢來」的思想，但幹起來一點也不消極。他要麼不幹，要幹就雷厲風行。
在20世紀50年代聯共中央移交給中共中央的原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檔案中，有一份用毛筆寫的《中央局通告》，落款是「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中央局書記T. S. Chen」。[12]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中共中央第一個工作文件，而且從蒼遒筆跡和署名來看，證明是陳獨秀親筆起草並簽發。這個文件表明，陳獨秀回上海後經過一個多月的準備，就擔負起建立中共全國組織並領導全國革命的工作。
陳簽署的中共中央第一個工作計劃
在這一個多月的時間裏，他主要是為了處理兩個很麻煩的事件，排除了兩個重大的干擾︰
第一件︰與馬林的衝突。馬林染上當時俄共和共產國際看不起中共的毛病，在工作中表現出不尊重中共中央的傲慢作風。馬林本來對陳獨秀不參加「一大」有意見，更對陳當上中央局書記後還遲遲不回上海主持工作很不滿意。他召集張國燾、李達、周佛海、包惠僧開會，指出陳獨秀當選中國共產黨書記，應該盡到責任，不能由別人代替，共產黨領導人不能在資產階級政府裏做官。於是決定派包惠僧到廣州把陳接回來。
陳獨秀到上海後，發現在諸如中共與共產國際關係、與國民黨的關係、黨的建設和革命策略等一系列問題上，與馬林有着廣泛的分歧。於是在兩個具體事情上，爆發了衝突︰一是共產國際遠東局派來幫助建黨工作的正式代表尼科爾斯基根據指示，提出「黨的領導機關會議必須有他參加」，馬林向國際報告說︰「中國同志不同意這樣做，他們不願意有這種監護關係」；[13]二是馬林不徵求中共中央的意見，擅自密派張太雷赴日本聯絡社會主義者參加即將在俄國召開的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又稱「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三是張國燾與馬林商定，一大後成立的專門指導全國工人運動的機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計劃和預算，決定接受共產國際的津貼，給工作人員發薪金。馬林認為︰「中國共產黨從成立起就編入了第三國際，是國際的一個支部」，要受國際的領導和經濟援助，這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和世界革命的需要，「你們承認與否沒有用」。[14]這種情況，再加上張國燾利用馬林與中國同志語言上的隔膜，封鎖中國同志，更造成馬林與中國同志之間的對立。李漢俊、李達等，都對馬林的傲慢態度和張國燾的附庸作風十分不滿。
陳獨秀作為中國黨的領導人，自尊心更是受到極大傷害，斥責張國燾和馬林的觀點是「僱用革命」，強調︰「中國革命一切要我們自己負責，所有黨員都應無報酬地為黨服務，這是我們所要堅持的立場」；[15]還如上所說「不能要第三國際的錢」；「革命是我們自己的事，有人幫助固然好，沒有人幫助，我們還是要幹，靠別人拿錢來革命是要不得的。」[16]他當時介紹包惠僧到重慶師範學校去教書。包說當時陳主張同志們應從獨立生活的環境中去發動革命，不要以革命為職業。
陳獨秀與馬林的關係鬧得很僵。二人談了三、四次，總談不攏。有一次，張太雷企圖調解二人關係，勸陳獨秀說︰「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都是在第三國際領導之下，⋯⋯中國不能例外。」不料，陳獨秀把桌子一拍說︰「各國革命有各國情況，我們中國是個生產事業落後的國家，我們要保留獨立自主的權力，要有獨立自主的做法，我們有多大的能力幹多大的事，決不讓任何人牽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幹，決不能戴第三國際這頂大帽子。」[17]說完了拿起皮包出門就走。張太雷仍然笑嘻嘻地請他坐下來。陳不理，很氣憤地走了。
於是，陳獨秀幾次拒絕馬林要與他會晤的要求，並要國際撤換馬林的代表職務。張國燾甚至認為「他在那裏籌謀撇開馬林，獨立進行工作的計劃」。馬林也對陳有絕望之感，挑動張國燾來領導共產黨。他向張表示︰「陳獨秀同志回來已經兩個多星期，拒絕和我會面，他的言論又簡直不像一個共產主義者，這樣如何可以負起書記的責任。你為何不丟開他，自己領導起來。」他甚至鼓勵張像列寧當年反對普列漢諾夫那樣，「反對他的老師」。[18]
第二件，陳獨秀再次被捕。從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歷史研究所保存的系統的斯內夫利特（馬林）檔案表明︰至少從1920年12月起，荷蘭政府就知道馬林「特受莫斯科第三國際派遣去東方完成宣傳使命」，「進行革命煽動」，並通知馬林護照上允許經過的各國政府設法「阻止他得到簽證」；尤其得知他將來華的消息後，更「提請中國政府注意」，「務必不使之入境」。雖然這一切企圖都未得逞，但馬林在奧地利被驅逐、經義大利、新加坡來到上海的行程，都在各國警方及荷蘭駐華公使、英國駐華公使及荷蘭駐滬總領事的監視之中。[19]因此，在法租界貝勒路樹德里3號（現為興業路76號）召開的中共一大雖然採取了嚴密的保密措施，中途還是被偵探侵擾，最後一天通過各項決議和選舉，不得不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遊船上舉行。而陳獨秀回到上海後，由於與馬林接觸，也引起租界巡捕房的注意。由於廣州的反陳派大肆宣傳、造謠誣衊陳主張「萬惡孝為首，百善淫為先」，也引起了上海北洋當局的注意。於是上海密探也跟蹤起陳獨秀來。看到他與馬林相會，一位密探捕風捉影，竟然編出這樣的情報來︰
廣州見陳獨秀主張萬惡孝為首、百善淫為先等詞句，故極端反對。全省人民請求陳炯明省長將其驅逐出境。陳不得已避居瓊島。彼處人民亦不容留。萬分無法，遂即潛行來滬與在申一般無聊政客既第一第二兩屆議員相周旋。恰有俄之過激黨徒古立脫甫（即馬林原名「斯內夫利特」——引者）來至上海，正擬傳播該項主義無人與其接洽之際，陳獨秀遂往見焉，自稱為中國過激黨首領。古立脫甫歡迎之極，接洽妥協立撥鉅款交陳，請其酌派相當之人分赴各省積極煽惑一般勞動界為入手，然後漸及軍人，以蒙俄攻至張家口，北京必致動搖，屆時彼輩為全體一致起事之期。[20]
可以說，這個密探的想像力相當的豐富。
10月4日，陳獨秀在家中被捕，同時被捕的有妻子高君曼，黨員楊明齋、包惠僧、柯慶施，並搜出《新青年》、《共產黨》、《勞動界》等刊物。在捕房登記時，陳獨秀用假名「王坦甫」，以為掩護。但是，接着去陳家拜訪的國民黨名人褚輔成（北京眾議院副議長、上海法學院院長）、邵力子被蹲守在那裏的暗探逮捕，帶到捕房，褚一見陳獨秀就拉着他的手說︰「仲甫，怎麼回事，一到你家就把我帶到這兒來了！」於是，陳獨秀的身份暴露。褚、邵二人弄清身份後放了。陳獨秀即囑咐包惠僧等人，不可說出共產黨的實情，一切都推在他身上，以爭取陳一人在獄，其餘人先行獲釋。因為，被捕前陳曾接到馬林一封長信，談中共工作的。他怕落到巡捕手中，可能要判他七、八年徒刑。第二天審問時，法庭企圖追查共產黨的關係，認為其餘人是陳獨秀的黨徒。陳獨秀據理力爭，說他們是我的客人，高是家庭婦女，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我負責，與客人無關。
陳被捕，在報紙上披露後，全國又掀起營救浪潮，但起關鍵作用的卻是馬林。因案子發生在法租界，馬林立即利用西方法制，花很多錢聘請著名律師巴和出庭辯護，又找鋪保保釋，並打通會審公所的各個關節。26日，法國副領事宣判︰「搜獲書籍雖多，尚無激烈言論」。惟查出《新青年》因有「過激」文字，判罰一百元了案。[21]
1921年，陳獨秀被捕時化名「王坦甫」的獄證
若如張國燾所說，馬林本來可以乘此機會除掉與他不合作的陳獨秀，扶持張國燾為中共領袖的。但不知是莫斯科還是馬林的原因，卻如此大力營救陳獨秀。因為正如上述陳獨秀是被俄共中央和共產國際十分看重的，馬林是不能憑個人好惡捨棄或不予救助的。
由於在這次營救中，馬林出了大力，陳獨秀本是一個重感情、重實際的人，從開展黨的工作的實際出發，與馬林和解。於是，二人「和諧地會談了兩次，一切問題都得到適當解決」。從此，中共接受國際領導和經濟援助（據陳次年6月30日報告︰已收到「國際協款」16,655元，中共自行募捐只1,000元，半年中全部支出，主要用於工人運動和印刷宣傳)。
陳獨秀表示︰中共中央擁護共產國際，對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議自應尊重；馬林也作了妥協，收斂了自己傲慢的態度，表示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央負責領導，作為國際代表，他只與中共最高負責人保持經常接觸，商談一般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