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陳獨秀對包惠僧說︰「派你到武漢去工作，負黨的責任兼任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支部主任。今後黨不開支經費，只由勞動組合書記部接受赤色職工國際的經濟支援。你的生活費由勞動組合書記部開支，你今後不要教書或當記者，做一個職業革命者好了。」[22]
陳獨秀離開北京大學後，當然是一個「職業革命者」，但他不需拿共產國際的錢。一是他由在商務印書館工作的沈雁冰聯繫，在印書館擔任名譽編輯，工作雖然不能做太多，但可以支取一點生活費。二是他經常發表文章和演講，有稿費。三是他還不斷有著作出版，1919年，群益書社出版了他的《漢譯英文選》。亞東圖書館出版了他著的《模範英文教科書》的第一、二冊。1922年，亞東又出版了他的《獨秀文存》，主要是他在《新青年》上文章的彙編。此書十分暢銷，出版後兩個月內就售出六千冊。那時的版稅高，此書的版費，竟然補貼了陳獨秀此後大半生一家人的生活費。
順便介紹一下陳獨秀1922年8月再次在上海法租界被捕的情況。此前陳正籌備中共「二大」，雖然風聲很緊，也堅不離滬。8月9日，「二大」閉幕不久，法國巡捕闖入環龍路陳宅，以家藏違禁書籍為名將其逮捕。接到高君曼報信，中共中央立即展開營救，孫中山、蔡元培、李石曾等聞訊也向法方施加壓力。北京10餘團體為此聯名發表宣言敬告國人，長辛店工人表示要為爭取釋放陳獨秀而發動罷工。最終法國領事以「無共產黨之實，但《新青年》有宣傳過激思想」為由，判處罰金400元，交保釋放，18日陳獨秀重獲自由。這是他平生五次被捕中的第四次。
第一年的輝煌業績
陳獨秀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共初創時期的工作，首先是建立中共的全國組織。由於馬林已在10月下旬離開上海去南方，上述中共中央第一個《通告》可以視為中共中央獨立作出的。它文字簡練，佈置各區委以下工作任務︰
（一）上海、北京、廣州、武漢、長沙五區早在本年內至遲亦須於明年七月開大會前，都能得同志三十人成立區執行委員會，以便開大會時能夠依黨綱成立正式中央執行委員會。
（二）全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必須在明年七月以前超過二千團員。
（三）各區必須有直接管理的工會一個以上，其餘的工會也須有切實的聯絡；在明年大會上，各區代表關於該區勞動狀況，必須有統計的報告。
（四）中央局宣傳部在明年七月以前，必須出書（關於純粹的共產主義者）二十種以上。
另外，關於勞動運動，議決以全力組織全國鐵道工會，上海、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唐山、南京、天津、鄭州、杭州、長辛店諸同志都要盡力於此計劃。
關於青年及婦女運動，請各區切實注意；「青年團」及「女界聯合會」改造宣言及章程日內寄上，望依新章從速進行。儘管黨員這麼少，但在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積極領導下，一年裏依然進行了大量工作。
首先，利用一切機會進行宣傳，擴大影響。1922年元旦，根據陳獨秀的提議，上海共產黨全體黨員和團員，與朝鮮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一百餘人、工人五十人，在上海市內散發「賀年帖」6萬張。此貼上一面寫「恭賀新禧」，另一面寫共產主義內容的口號和「太平歌」歌詞，如「天下要太平，勞工須團結。萬惡財主銅錢多，都是勞工汗和血」；「推翻財主天下悅」，「不做工的不該吃」等。同時又在「新世界」等群眾聚集處，散發反帝國主義和本國軍閥的傳單2萬張。群眾說︰「不得了，共產主義到上海了。」[23]
第二，全黨工作的重點在勞動運動方面，因此陳獨秀在這上面花費的精力也最多。
中央設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並在北京、漢口、長沙、廣州設立分部，作為指導全國工人運動的公開的合法的機構。中央指示各地區委領導人直接負責開展工運工作。書記部在上海發行《勞動週刊》，最多時一期五千份。至第41期被查禁，共發16.5萬份。這時的工人運動因處於初級階段，主要是對工人宣傳教育，提高覺悟，同時發動和參加工人反對資本家殘酷剝削和壓迫、爭取改善待遇而舉行的罷工鬥爭，並在此基礎上幫助工人組織自己的工會。
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工作本由張國燾負責，1921年10月後，張因率領中國參加莫斯科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離去。李達主要負責人民出版社的工作。馬林已表明不再干涉中共的具體事務，並不久就離開上海，到南方去拜訪孫中山，考察國民黨地區的政治形勢。於是全面領導工人運動的工作就由陳獨秀一人承擔。從宣傳教育到建立機構、從發動罷工時機到注意鬥爭策略、從結束罷工的談判條件到工會的建立和鞏固，等等問題，往往是由陳獨秀直接與工運骨幹、工人代表協商、佈置。
這些充分顯示，一個從事建黨和工人運動才兩年的共產黨領袖，在理論政策和策略上，已經相當成熟，有了豐富的理論修養和實踐經驗，而沒有國際工人運動中通常發生的機會主義因素，是一個稱職的領導人。
由於大家出色的工作，一年內僅上海就成立了煙草、機器、印刷、紡織、郵務五大工會。北京成立了京漢鐵路及京綏鐵路工會。武漢成立了京漢鐵路工人俱樂部、人力車夫、揚子江鐵廠和煙草工人三個工會。長沙組織了粵漢鐵路工人和萍鄉路礦工人俱樂部。在這個基礎上，陳獨秀1922年6月給共產國際的報告提出今後的打算是︰集中力量組織全國五個大的產業組合——全國鐵路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全國電氣工人總工會、全國機器工人總工會、全國紡織工人總工會；組織三個地方總工會——上海、廣東、武漢；設立四個工會職員講習所（即培養工會幹部的黨校——引者）——北京、上海、漢口、廣州。
陳簽署的中共給共產國際的第一年度工作報告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推動下，很快出現了中國歷史上未有的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據不完全的統計，1922年全國罷工達100次，罷工工人數21萬。而且，由於如上所述，貫徹了陳獨秀提出的謹慎發動、爭取勝利的原則，再加上當局和資本家初次面臨如此規模的罷工潮，沒有經驗，驚慌失措，大多數罷工都取得了勝利。故而這年有「中華勞動運動新紀元」的美稱。
「一大」時「只有黨員五十餘人」，「二大」時達到「一百九十五人」，超過了150人的指標。五大區委得以成立，在中共「二大」上正式成立中央委員會，陳獨秀當選為委員長。
國共合作問題上的努力與困惑
1922至1924年，使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發生重大轉折的事件是國共合作。這也是給陳獨秀一生帶來輝煌、同時又帶來災難的事件，還是中國史學界至今爭論不清、莫衷一是的複雜問題。
馬林（原名斯內夫利特）出生於荷蘭一個貧苦工人家庭，因此，在資本主義的荷蘭也處於被壓迫被剝削的地位，很早就信仰社會主義而投身工人運動，並同情荷屬殖民地印尼人民反對荷蘭殖民者的鬥爭，參與了印尼共產黨的建立。在鬥爭中，他獲得了與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統一戰線的經驗。1920年，他又赴莫斯科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他以自己的鬥爭經驗，衷心擁護列寧提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民族民主運動與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相結合的理論，會後被派往中國。於是，中國的鬥爭就成為他貫徹這種理論和運用統一戰線策略的廣闊的試驗場。
1921年10月下旬，馬林由張太雷陪同，到南方去考察國民黨控制地區的狀況，並與孫中山等國民黨領導人直接接觸。當時廣州正在舉行的香港海員大罷工及其與國民黨的關係，給了他深刻的印象。這次反英大罷工於1922年1月12日爆發，六千多香港海員參加，3月初即增至十萬人。罷工堅持56天，終於迫使港英當局讓步。在他對中國南方的形勢和國民黨的情況作了比較深入的瞭解和研究以後，1922年3月中旬，他在上海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加入國民黨，以黨內合作形式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建議，並要中共中央遷往廣州，遭到陳獨秀黨中央的斷然拒絕，氣得馬林在給共產國際的一封信中把中共說成是「早產兒」。[24]
7月，他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詳細報告了中國革命運動狀況。報告顯示，他的確對中國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調查研究，並用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的觀點進行了分析︰
第一、關於形勢，報告說︰上海這個中國最大的工業中心，「沒有我們所理解的那種工人運動」。
巴黎和會「在知識分子中引起的強烈衝動，已經完全消逝，學生運動的領袖們從中國政府得到了出國深造的機會。因此，學生的組織從那時起也變得沒有價值了」。「整個生活從政治上看仍在外國勢力控制下，還沒有一個訓練有素的階級能在當前這個時代指出前進方向。」
第二、關於工人階級，報告說︰「現代產業工人的人數甚少，⋯⋯仍然是中國人口中很少的一部分」，而且「來自貧苦農民中的勞動力卻為數眾多。到目前，大部分工人同在農村的家庭保持着聯繫」。「工人絕大部分目不識丁。」
第三、關於農民，報告說︰「中國人口的大部分是農民，他們雖然窮，但幾乎都是小有產者。內地人同外界的資本主義幾乎沒有聯繫。」「農民群眾對政治完全漠不關心，也不會發揮任何政治作用。他們消極地忍受着頻仍的軍閥混戰帶來的痛苦。」
第四、關於南方和國民黨︰報告說給了他另一種印象。「關於中國運動及其前途，上海給了我一個悲觀的印象。到了南方我體驗到，有可能進行有益的工作，而且工作定會卓有成效的。有一些省城，我發現中國青年對社會主義總是非常感興趣。」認為國民黨的性質「是民族主義的」。孫中山三民主義的「黨的綱領為各不同派別的人入黨提供了可能性」。國民黨由四種人組成︰知識分子、華僑（資產階級分子）、士兵（沒有社會地位，處境惡劣）、工人。香港海員大罷工期間，「廣州的共產主義小組同罷工海員沒有聯繫，也沒有採取任何行動支持罷工」，而「國民黨同罷工者之間聯繫非常緊密，在廣州、香港和汕頭大約有12,000名海員加入了國民黨」。報告還說國民黨領導人「對俄國革命都持贊同態度」，並願意共產黨在國民黨內進行共產主義宣傳。
第五、鑒於以上情況，馬林再次提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建議，共產黨「改變對國民黨的排斥態度並在國民黨內部開展工作」的建議，以「通過國民黨同南方的工人和士兵取得聯繫」。同時他也強調共產黨「必須不放棄自己的獨立性」。
一個原來不瞭解中國、第一次來中國又不懂漢語的外國人，只通過半年時間的調查，就能寫出這樣的關於中國情況的報告，應該說是相當出色的。除了他對國民黨的觀察有點表面化之外，其他情況基本符合當時的實際。
有許多學者把後來大革命失敗歸罪於黨內合作策略的始作俑者馬林，這是不公平的。馬林對這個策略的實施是有條件的︰第一，共產黨「必須不放棄自己的獨立性」；第二，實行這個策略的目的僅僅是為了使共產黨早日走出知識分子的小圈子，通過國民黨與工農民眾相結合。總之，是一種「借殼發展」的策略，完全是從共產黨的利益出發的。可是後來，這個策略被聯共中央操縱的共產國際批准並迫使中共接受後，馬林就離開了中國，接着史太林派鮑羅廷來執行這個策略過程中，弄巧成拙，被蔣介石反利用，史太林、聯共中央、共產國際及他們的代表，與蔣介石一起，迫使中共完全放棄了獨立性，成為國民黨的附庸；並且只是為着蘇聯的民族利益和國民黨新軍閥的利益而嚴重損害共產黨的利益，最後導致大革命的失敗。這個責任是不能由馬林來負責的，更不能由陳獨秀來負責的。
馬林的這個建議在當時是大膽的創造，完全出於人們的意料之外，在國際工人運動和各國革命中也沒有先例，所以，史學界稱其為「斯內夫利特策略」。
1922年1月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期間，列寧接見了由張國燾、張秋白（孫中山指派的國民黨代表）、鄧培（鐵路工人）組成的代表團，促進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合作。他問張秋白和張國燾︰「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是否可以合作？」張秋白回答︰「國共兩黨一定可以很好的合作！」張國燾也作了肯定的回答，並表示︰「在兩黨合作的過程中可能發生若干困難，不過這些困難相信是可以克服的。」列寧很滿意。[25]
1922年3、4月間，在馬林於中國向中共中央提出以上加入國民黨的建議時，青年共產國際代表達林前來中國幫助中共召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同時，他也奉命做中共中央和孫中山的工作，提議兩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孫中山因看到「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26]因此，他只同意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中共中央雖仍不同意黨內合作，但對國民黨的對立態度有所轉變，其結果是接受建立聯合戰線總路線，[27]但還是堅持與國民黨黨外合作。
陳獨秀聽取張國燾彙報遠東勞苦人民代表大會和列寧接見情況後，深以為然，表示共產國際、世界革命和蘇俄是不可分割的，須相依為命，互為聲援，共同發展；目前中國革命不是甚麼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只是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和反對軍閥。環顧全國，除國民黨可以勉強說得上革命外，並無別的可觀的革命勢力。對列寧提議國共合作，陳獨秀「深表同意」，但「總覺得國民黨有很多毛病，如注重上層，勾結土匪，投機取巧，易於妥協，內部分子複雜，明爭暗鬥等」。[28]
陳獨秀對於國民黨的情況和這些毛病，可以說是太瞭解了。從1901年參加革命起，他就與後來同盟會——國民黨的骨幹在一起奮鬥，關係十分密切，並參加他們組織的勵志社、青年會、暗殺團、亞洲和親會、歐事研究會等小團體，以及拒俄運動、辛亥革命、反袁鬥爭等一系列活動。但是，他卻和蘇曼殊、章士釗等幾個朋友相約︰不加入同盟會。他領導的「岳王會」成員，後來幾乎都加入了同盟會，唯獨他例外。所以有人說他是「不參加同盟會的同盟會員，不參加國民黨的國民黨員」。
關於「投機取巧，易於妥協」，自然主要是指辛亥革命勝利後把政權讓給袁世凱。在力量對比上，袁世凱北洋軍閥的力量大於革命派的力量是一個客觀原因，但陳獨秀主要不滿是革命派綱領錯誤︰「誤用了不能貫徹革命宗旨的口號」——「排滿」；因此以為推翻清政府就以為革命成功了，「革命功成，革命黨消」。
「內部分子複雜，明爭暗鬥」，最明顯的例子是前述1907–1908年間在東京時，他身邊發生的章太炎、劉光漢與孫中山之間的勾心鬥角和章、劉以後的墮落。特別是劉光漢（劉師培）這位舊學根底很深的人，竟然由無政府主義者的極左很快被清政府收買，成了同盟會中的坐探，給了陳獨秀很大的刺激，直到1926年還對柳亞子談起這件事，表示他對同盟會國民黨「內部分子複雜，明爭暗鬥」的鄙夷之情。而1921年葉楚傖等人對陳獨秀在廣東教育改革成績的酸楚心情，更加深了陳獨秀的這種觀察。
至於鬥爭方式上，「注重上層，勾結土匪，投機取巧」，更是孫中山的弱點。他對外依靠列強，儘管列強一再欺騙和欺壓他。對內依靠軍閥甲反對軍閥乙。戰鬥力量是依靠會黨（即幫會，往往是「土匪」）和華僑，而不依靠工農勞苦群眾。
陳獨秀所指國民黨的這些缺點，基本上是符合實際的，但也有片面性。如「排滿」口號，在辛亥革命前具有反清革命的作用，不能一概否定。分子複雜、不依靠工農，說明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不是孫中山一個人能夠克服的，但其重視軍事鬥爭和不屈不撓的精神是一大優點。
因此，馬林提出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自然遭到強烈反對，不僅是陳獨秀，而是全黨反對。1922年4月6日，陳獨秀特地給維經斯基一信，鄭重表示︰
馬林君提議中國共產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均加入國民黨，余等則持反對之理由如左︰
共產黨與國民黨革命之宗旨及所據之基礎不同。
國民黨聯美、聯張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產主義太不相容。
國民黨未曾發表黨綱，在廣東以外之各省人民視之，仍是一爭權奪利之政黨，共產黨倘加入該黨，則在社會上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會），永無發展之機會。
國民黨孫逸仙派向來對於新加入之分子，絕對不能容納其意見及假以權柄。
廣東、北京、上海、長沙、武昌各區同志對於加入國民黨一事，均已開會議決絕對不贊成，在事實上亦已無加入之可能。[29]
必須指出，當時陳獨秀反對的是黨內合作的方式，而不是反對統一戰線政策本身。相反，在接受列寧關於殖民地革命理論後，陳獨秀黨中央是堅決扭轉了「一大」時排斥與資產階級黨派聯合的觀念，而樹立起明確的統一戰線觀念。6月15日發表的《中共中央第一次對於時局的主張》，更是以黨的決議的方式，向全國宣告︰
「中國共產黨的方法是要邀請國民黨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會主義各團體，開一個聯席會議，在上列原則（即反對封建軍閥——引者）的基礎上，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向封建式的軍閥繼續戰爭。這種聯合戰爭，是解放我們中國人民受列強和軍閥兩重壓迫的戰爭。」[30]
可見，這個後來被毛澤東總結為中國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的「統一戰線」，早在1922年就被陳獨秀為首的黨中央自覺地認識了。
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維經斯基似乎沒有理會陳獨秀「四・六信件」的意見，而是站在馬林一邊，在7月18日會議後，立即簽署了《共產國際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命令》︰要中共中央「立即將駐地遷往廣州，與菲力浦（即馬林——引者）同志密切配合進行黨的一切工作」。[31]這意味着又回到「一大」後初期的情況，由共產國際給馬林這位欽差大臣一把尚方寶劍，中共的一切工作都得聽共產國際馬林的。
馬林（1883～1942），1921年初受共產國際委托，來到中國，幫助建立中國共產黨
第二，由共產國際負責人拉狄克親自主持擬定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其派駐中國南方代表的指令》，稱共產國際認為「國民黨是一個革命組織，它保持着辛亥革命的性質並努力創建一個獨立的中華民國。因此中國共產黨人應當有以下任務︰」
一、「訓練能保持獨立思想的黨員，未來由他們組成中國共產黨的核心。」——這表明還是強調把國共合作後的共產黨的獨立性，放在第一位。
二、「這個黨將隨着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分子間日愈明顯的分裂而成長。分裂之前，共產黨人應該支持國民黨，特別是國民黨內代表無產階級分子和手工業工人的那一翼。」——這表明國共合作只限於統一戰線破裂以前，一旦破裂，就應該退出國民黨。
三、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和工會內把擁護共產黨的人組織一個小組，在全國開展工作，宣傳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組織中華民國。「如果可能，這個組織的建立應取得國民黨的同意，但是又應該完全不依賴國民黨」。——這是想在國民黨內建立一個共產黨，即「黨內有黨」，這是後來造成國共合作無窮矛盾最後破裂的導火索，孫中山及其後來的蔣介石的國民黨，根本不允許「黨內有黨」。
四、「中國共產黨人最重要的任務是組織勞動群體。」[32]
從這四條內容來看，共產國際第一個關於國共合作的文件，是站在中共的立場上，以我為主，利用國民黨發動工農群眾進行革命，強調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隨時退出國民黨的靈活性。而不是後來那樣，做國民黨的附庸，國民黨屠殺時也不退出。
第三，由於馬林同時提議「在廣州建立一個共產國際與紅色工會國際的代表機構」，負責中國、日本、朝鮮三國的革命運動，而且這兩個國際「應有一名共同的代表」就足夠了，共產國際又作出了《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發給其派駐中國南方代表的委任書》，委任馬林「代表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在中國南方同黨中央委員會聯繫，並代表我們同南方國民革命運動領導人合作。」[33]——這就是說馬林具有了相當於遠東局書記的權力了。這樣，馬林不僅是中國的太上皇，還是遠東的太上皇了。
這裏，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這次共產國際作出這麼多決定，卻沒有一個直接令中共加入國民黨的決議，而只是又給了馬林一把任意處置中共的尚方寶劍。為甚麼不挑明要中共加入國民黨？看來，第一原因是陳獨秀「四・六信件」還是起了點作用。就是說，一方面無法反駁馬林的意見是正確的，但由於另一方面中共竭力反對，強調中共的獨立性，那就在重申中共獨立性的同時，把權力給你馬林，等你回去說服中共以後，再由共產國際作出正式決議。——這個令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方針能不能通過，最後看你馬林的了。
第二個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從當時俄國的外交利益出發，莫斯科正在做聯吳反奉的好夢。由於日本與俄國在遠東和我國東北地區爭奪得很激烈，奉系又依附於日本，而直系為了與奉系及南方的孫中山爭鬥，有意表現左傾，向莫斯科示好，爭取援助；又通過李大釗向共產黨和北方工人表示友善，特別是對於他用兵有重大決定意義的京漢鐵路線上的工人群眾。這種利用性的策略，莫斯科和中共竟然不加警惕。正如前述馬林所說︰「合作的人是吳佩孚，而不是孫中山。」而孫中山卻把掌握中原的吳佩孚視為他北伐的主要障礙。他的策略是與奉皖結成三角聯盟，先打垮吳佩孚。奉、皖也利用這一點，迎合孫中山的思想，三方互派代表，頻繁接觸。在1922年6月陳炯明背叛孫之前，他躊躇滿志，因此對馬林提出的聯俄聯共政策，不太欣賞，聲明在他「勝利結束北伐之前，要與蘇俄結成聯盟事實上是不可能」的，[34]現在只考慮與「蘇俄建立非官方的聯繫」。
所以，共產國際這時討論馬林的黨內合作方針時，馬林都還沒有說服國共雙方同意。再加上當時共產國際執行的是莫斯科的「聯吳疏孫」的方針，當然不可能作出明確的決定國共合作的決議和指示，只能靜觀事態的發展和馬林回中國後的工作，以使莫斯科保持進退自如的主動權。
這種態度在這次馬林回國後利用陳炯明叛孫、逼迫孫聯俄聯共，又以國際的權威逼迫中共加入國民黨之後，莫斯科還沒有轉過彎來。以至於在這年11月，召開共產國際四大，拉狄克在發言時，當着陳獨秀等中國代表的面，竟然還說出要共產黨聯吳的話來︰
當吳佩孚同張作霖打仗時，他有長江一線和那裏的兵工廠作後盾，但他沒有掌握北方的鐵路，控制鐵路的人被日本人收買了。他是怎麼辦的呢？他向年輕的共產黨尋求支持，共產黨派了一些黨代表給他。在戰爭期間，黨代表牢牢掌握了鐵路，供在那兒進行革命鬥爭的吳佩孚軍隊使用。在中國誰進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誰就是為中國革命的發展而鬥爭⋯⋯後來，工人向吳佩孚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也使這些要求部分地得到了實現。由於這樣的支持，由於革命的資產階級力量實現了自己的使命，我們的同志在華北的工人群眾中站住腳。[35]
把吳佩孚視為「革命的資產階級」，把反日視為革命與反革命的標準，這是多麼錯誤的觀念和荒唐的邏輯。
就這樣，馬林一方面因與莫斯科的「聯吳疏孫」的方針憋着一股氣，同時，又以那樣的身份和「全副武裝」於8月中旬來到上海，一面命令共產黨執行加入國民黨的決定，一面做國民黨的工作。為此，他與國共兩黨領導人頻繁接觸，還把李大釗調到上海，幫助工作。因為李對孫和陳都有較大影響。這時，孫因受到陳炯明背叛的沉重打擊，處於「光棍司令」的極度困難和絕望的精神狀態中，所以，非常歡迎共產黨和青年團這批「新鮮血液」的輸入，以挽救國民黨。這也就是他非要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只同意黨內合作的根本原因。但共產黨內，除了李大釗等個別人之外，陳獨秀等絕大多數還是抵制共產國際的方針。
於是，8月28–30日，在馬林的要求下，中共中央在杭州召開特別會議，討論共產國際的決定。會上，由於陳獨秀等多數中央委員繼續反對馬林的意見，發生激烈爭論。馬林又說國民黨不是「資產階級的政黨」，而是一個「各階層革命分子的聯盟」。陳獨秀反對，強調「國民黨主要是一個資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會引起許多複雜而不易解決的問題，其結果將有害於革命勢力的團結」，「混合了階級組織和牽制了我們的獨立政策」。最後，馬林只得拿出「尚方寶劍」，說這是共產國際的決定，不同意也得服從。陳獨秀無奈地表示︰「如果這是共產國際的不可改變的決定，我們應當服從」。但他提出的條件是︰孫中山必須取消按手模宣誓服從他等封建獨裁的入黨辦法，並根據民主主義原則改組國民黨。關於這一點，馬林在7月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也認為是國民黨的缺點，所以是支持陳獨秀的。李大釗也表示支持。但張國燾、蔡和森仍反對國際的決定。會議表決，最後多數通過了陳獨秀的意見，但沒有形成文字決議，提供中共「三大」作出決議。
如上分析，當時共產國際並沒有正式作出令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的決議。但是，馬林卻充分引用共產國際給他的權利，壓服了中共中央。陳獨秀是一個言而有信、光明磊落的人，既然服從，就決不搞陽奉陰違的小動作。於是，我們看到他在思想上仍有保留的情況下，行動上卻表現出極大的熱情，積極貫徹共產國際的指示，密切配合馬林的行動。
西湖會議一結束，陳獨秀即與馬林、李大釗一起去拜訪了孫中山。孫聽取陳獨秀等人關於改組國民黨的意見，在9月4日召集了國民黨各省市50餘名負責人開會，討論改組問題。會後，在孫中山同意改組並取消入黨時按手模宣誓效忠於他的情況下，陳獨秀、蔡和森、張太雷由張繼介紹，孫中山主盟加入了國民黨。6日，陳獨秀等九名國民黨骨幹即被孫中山指定組成國民黨政務改進起草委員會。1923年1月21日，孫中山又任命陳獨秀、廖仲愷等21人為國民黨本部參議。4月10日，孫中山又以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的名義，發布命令，委任陳獨秀為大本營宣傳委員會委員，與馬林共同制訂改組國民黨的計劃。孫中山與其他領導人討論這一計劃後，委託陳獨秀修改，制訂出一個更詳細的計劃，最後為孫中山所接受，開始改組工作。
國父孫中山
與此同時，陳獨秀還發揮其宣傳、教育方面的特長，對國共兩黨內對黨內合作方針尚有疑慮或劇烈反對的黨員做工作，在多家刊物上發表闡述國共合作必要性和迫切性的重要文章，造成一種重大影響的輿論。例如，他在國民黨中央機關報上發表重要文章，宣傳國民黨的革命性，號召大家都來加入國民黨。他認為中國現在政治狀況的特點之一是「政黨之萎弱」。因為他於這月中旬又被捕一次，剛保釋，為了對付反動派的耳目，他故意寫道︰「幼稚的中國無產階級，眼前還沒有代表他的政黨出現」，意在說明共產黨還「很萎弱」；而「代表資產階級的政黨也很萎弱。這就是中國資產階級還沒有強壯的表徵。孤軍奮鬥的國民黨，我們極尊重他有民主革命的歷史，現在他還本着民主革命的精神進行，但黨員尚少，運用政黨政治來代替軍閥的力量還嫌不足」，因此要傾覆封建軍閥，反抗國際帝國主義，「只有集中全國民主主義的分子組織強大的政黨」。[36]《民國日報》在刊登此文時，特加「附識」說此文「只稱許國民黨有民主革命的歷史⋯⋯，那麼中國要組織強大的政黨，最好的方法是全國民主主義的分子都來加入國民黨」。
同時，陳獨秀的文章還針對有些國民黨員擔心共產黨來赤化國民黨的疑慮，指出︰中國階級鬥爭分為兩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資產階級對於封建軍閥之民主主義的爭鬥，第二段是新起的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之社會主義的爭鬥。因為中國勞苦群眾的潛勢力雖然是無限的偉大，但是他們階級的形成及意識方在萌芽時代，所以他們所表現的，只是組織工會和罷工運動，可以說純粹為他們自己階級的政治鬥爭時期還未成熟。」
對此，《民國日報》在9月14日發表重要文章《國民黨主義並無變更》一文，解釋由陳獨秀加入國民黨引起的「種種揣測」和「殊多誤會」，稱︰「中國國民黨為民國惟一之政黨，入黨手續，中山先生已允加變通，⋯⋯若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之黨綱，則決無所更變。陳獨秀君最近曾有《對於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一文（曾載本報來論欄），其加入中國國民黨，於思想上亦似無矛盾也。」
陳獨秀對國民黨的認識明顯受到了馬林觀點的影響，改變了過去一貫的特別是「四月六日」給維經斯基信中對國民黨資產階級性質的認識。這表現了他理論上的弱點、思想方法上時有片面性，太敏感，容易受表面現象和聽信他人之言的缺點。例如，9月20日，他為了說服黨內持反對黨內合作方針者，在機關報《嚮導》上發表《國民黨是甚麼》，竟說︰「中國國民黨是一個代表國民運動的革命黨，不是代表那一個階級的政黨；因為他的政綱所要求乃是國民的一般利益，不是那一個階級的特殊利益；黨員的分子中，代表資產階級的知識者和無產階級的工人幾乎勢均力敵。」不過這個錯誤觀點沒有堅持太久，很快就改變了。
由於中共中央接受了以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黨內合作方式實行「國共合作」的方針，加上11–12月陳獨秀率領中共代表團參加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四大」再次加以確認，1923年1月12日，共產國際正式作出了關於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的決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問題的決議》。決議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關於國民黨的性質。「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是國民黨，它既依靠自由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小資產階級，又依靠知識分子和工人。」——這同陳獨秀一樣，是接受了馬林的觀點，為當時國民黨的表面現象（如支持香港罷工等）所迷惑，抹殺了國民黨的資產階級性質。
二、關於國共合作的必要性和黨內合作的形式。「由於國內獨立的工人運動尚不強大，由於中國的中心任務是反對帝國主義者及其在中國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而且由於這個民族革命問題的解決直接關係到工人階級的利益，而工人階級又尚未完全形成為獨立的社會力量，所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認為，國民黨與年青的中國共產黨合作是必要的。」「因此，在目前條件下，中國共產黨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是適宜的。」
以上兩條，從當時陳獨秀發表的文章和演說來對照，陳獨秀是接受的。
三、關於加入國民黨的原則和目的。原則是︰
「不能以取消中國共產黨獨特的政治面貌為代價。黨必須保持自己原有的組織和嚴格集中的領導機構。」
「中國共產黨應當在自己的旗幟下行動，不依賴於其他任何政治集團，但同時要避免同民族革命運動發生衝突。」
「只要國民黨在客觀上實行正確的政策，中國共產黨就應當在民族革命戰線的一切運動中支持它。但是，中國共產黨絕對不能與它合併，也絕對不能在這些運動中捲起自己原來的旗幟。」
目的是︰「組織和教育工人群眾，建立工會，以便為強大的群眾性的共產黨準備基礎。」
站在中共的立場上，這些規定無疑是十分明確而正確的。中心思想是必須保持中共的獨立性——「獨特的政治面貌」、「自己的旗幟」。支持國民黨是有條件的︰「國民黨在客觀上實行正確的政策」。這就意味着如果違背這些原則，失去了這個條件，中共就應該及時退出國民黨。
這就表明︰除了對國民黨性質判斷失誤外，共產國際當初制定這個方針基本上是正確的。這些正確的方面，明顯地是受了陳獨秀「四・六信件」的影響。此後，陳在宣傳國際這個決議時，還強調︰「此種聯合，純粹是兩階級革命行動之聯合，決非兩階級主義之聯合，此絕對不容混同者也。」[37]但是在1925年8月以後，共產國際受以史太林為首的聯共中央壓力，逐漸違背這些原則，剝奪共產黨的獨立性，變成任國民黨宰割的附庸。陳獨秀正是在這個過程中落入了陷阱。
對於國民黨來說，這個黨內合作的方針，恰如同一個懷有二心的女人結婚一樣，長遠的結果決不會好。孫中山同意甚至歡迎共產黨加入，是要接受他的領導，搞三民主義，而不是搞共產主義。這一點，他也是光明磊落的，是通過1922初《孫越宣言》（國民黨與蘇聯政府簽訂的協議）公開聲明的︰共產主義不適合於中國。這個黨內合作的方針，一開始就醞釀着日後必然分裂傷害一方、傷害雙方的悲劇。最可悲的是，這個方針的決定既不是國共任何一方，而是「第三者」——「老毛子」。是莫斯科，直接造成了1927年國共分裂。
莫斯科之行
本來，陳獨秀可如當時其他中共領導人那樣，多次去朝拜馬列主義的「麥加」莫斯科。但是，他只去過一次——參加1922年11月舉行的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這次中共代表團只有三個人，陳是率團的團長，團員是王荷波、劉仁靜。王是一個地道的產業工人——津浦鐵路浦鎮機器廠鉗工。建黨前就投入工人運動，建立浦鎮機器廠工會，任會長，後率此工會加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方分部，1922年6月入黨，然後就當代表赴蘇，說明當時對產業工人的重視。劉仁靜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實際上是翻譯。陳雖然英文不錯，但口語不行，在「四大」上的報告由劉翻譯。中共旅莫支部領導人彭述之，在早已與陳反目成仇後的晚年這樣回憶說︰
陳獨秀抵達莫斯科時，已是「不惑」之年，四十歲出頭了。他中等身材，前額寬廣，留有小鬍子，牙齒整齊潔白，體態文雅，待人隨和，但警惕性極高；眼神炯炯，閃耀着智慧之光，這就是他的充沛生命力。他的儀表確是與眾不同，顯然是一位大知識分子型。有時他那悠悠自得的神情幾近乎風流倜儻。他是一位健談者，在不拘形式的談話中，頃刻間就能把對方征服。他不斷地旁徵博引，常常是妙語連珠，妙趣橫生，確實引人入勝。他能把我們所有聽他說話的人逗樂了，甚至是件小事也會逗得我們開懷大笑，直到笑出眼淚來。說他是一位地道的逗人歡樂的人，並不為過。[38]
陳獨秀是個風趣的人。大智者多數是幽默之人，在政治和文化陣地上叱吒風雲、衝鋒陷陣的陳獨秀也有此一面，既不是面目猙獰的好鬥者，也不是整天板着臉孔的訓導士。
彭述之感覺中國代表團沒有得到應有的禮遇。他說︰會議對「東方國家，特別是中國，在所有應予關心的問題中，卻被置於無關緊要的位置上。甚至對陳獨秀作為中國新知識分子的領袖，作為五四運動的領袖，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思潮的主要鼓舞者所代表的重大意義，也沒有認識到。同時，對陳獨秀的出席代表大會，幾乎沒有引起注意。」
1922年底參加國際四大時的陳獨秀
陳獨秀對中國留學生談這次會議時，也沒有多大熱情。為甚麼？因為共產國際對陳獨秀「四・六信件」和中共中央曾經堅決抵制加入國民黨、並且總是強調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不滿。劉仁靜代表中國代表團所做的報告中說︰「我們黨根據這一原則（即大會主題「建立反帝統一戰線」——引者），已決定和國民革命的政黨即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其形式是我們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參加國民黨。通過這樣的形式，我們想要達到兩個目的︰第一，我們希望通過我們在國民黨內許多有組織的工人中進行宣傳，把他們爭取到我們這邊來」；第二，「我們打算在組織群眾和通過宣傳說服群眾方面和國民黨競爭⋯⋯我們能夠把群眾團結在我們周圍，並分化國民黨。」[39]這代表了當時陳獨秀黨中央同意加入國民黨的真實思想︰以我為主，利用國民黨。
新上任的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拉狄克認為這樣想不夠，他以教師爺的口氣說︰「同志們，不要把事情看得太美好，不要過高估計你們的力量。」「我們對你們講的第一句話是︰走出孔夫子式的共產主義學者書齋，到群眾中去！」「不要事先誇耀勝利。這句話很好，正像古代中國聖賢的話一樣，應當學習和好好理解（即「學而時習之」——引者）。」並對各國代表說︰「我們的中國黨⋯⋯把自己關在書齋裏，研究馬克思和列寧，就象他們從前研究孔夫子一樣。幾個月前還是這個樣子。」[40]
彭述之說，這時的陳獨秀對加入國民黨行動上服從，思想上還有保留。「他還力圖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討論，這樣，便遭到來自拉狄克方面的很不是滋味的、帶有諷刺意味的反駁。」可是，就是這個拉狄克，後來成為托洛斯基的得力幹將後，嚴厲抨擊加入國民黨的方針。
陳獨秀這次去莫斯科的第二個目的是物色黨的幹部。在向彭述之談到中國形勢的前景時，滔滔不絕。彭認為：「在這一點上，證明陳獨秀不愧為一位樂觀主義者」。當時，陳最大的憂慮是如何促進中國共產主義的發展，而最緊急的問題是幹部的不足。隨着黨組織健全、革命運動開展而要求的黨內思想純潔化和實幹能力的要求的提高，建黨初期的骨幹不少離去，陳獨秀深感幹部的奇缺。中央機關經常演出「空城計」，他一個人說了算，這加深了所謂他的「家長制作風」的傳說。
1922年7月召開中共「二大」前，正好第一批留學莫斯科黨員回國，於是，他們就作為主要代表參加了會議，相應代表各省黨組織。其中有劉少奇、彭黎和、袁達時等。由於經過莫斯科黨務和革命工作者的系統訓練，他們的素質給陳獨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陳發現︰「他們一經與工人運動相結合，便顯示出既能勝任工作又能頑強鬥爭的可貴品質。」為此，覺得培養幹部，不能靠自發成才的「千里馬」，然後再去尋找。這樣來的少、慢、難，而要靠自己有計劃地培養。鑒於當時在國內沒有條件辦正規的黨校，於是，他打算連續不斷地派同志到俄國去，而且一大批在法國勤工儉學的同志也要轉到莫斯科來學習一段時間，再回國。
此事與俄國當局協商後得到允許。陳獨秀當即給在法國的共產黨旅歐支部負責人兼青年團性質的「旅歐少年共產黨」書記趙世炎寫信，勸其迅速回國。開始，趙不願去，說「法國華工很多，要搞華工運動，現在離開不好。」陳回信反駁說︰「你不要只看到法國有多少華工，應該看到中國有多少工人，現在中國需要你們回來搞工作。」趙才離法赴蘇。[41]而這時，旅歐少共也正好為歸屬國內青年團事要請示陳獨秀。
旅歐少共成立於1922年6月，中央執行委員是趙世炎、周恩來、李維漢，宣傳部長兼機關報《少年》主編是陳獨秀長子陳延年。10月，旅歐少共召開大會，決定加入國內的團組織，成為其「旅歐支部」，並派李維漢回國與團中央接洽。當李到達當時的黨中央所在地北京時，陳已經赴俄。少共中央當即又寫信提出此要求。陳復信批准少共加入國內青年團，但名稱應將「旅歐少年共產黨」改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因為這年5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已改名「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會」改為「執行委員會」。同時解釋了他們對共青團綱領的兩個誤解，指示在歐活動的方略。與此同時，國內黨中央和團中央也在1923年1月2日和29日作出回信，意見與陳獨秀相同。於是，旅歐青年團就在2月遵循陳獨秀指示進行改組，並決定立即派一批同志赴俄深造，然後回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