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彭述之上述回憶，在作出此決定前，趙世炎、王若飛、鄭超麟、陳延年、陳喬年等八人來到莫斯科，在呂克斯豪華旅館與陳獨秀代表團舉行了一次小小晚會。「陳獨秀主持了晚會，發表他自稱是莊嚴隆重的演說，但演說並不遂人意，他兩個兒子帶着渴望而又嘆息的神情聽他們的父親講話。然而全場卻一致鼓掌，總的說來，是沉浸在一片歡樂之中。此時，大家心裏充滿着的是同一希望，這希望也就是他曾經帶給我們的。」
但是，據鄭超麟回憶，情況不是這樣的。在趙世炎同意赴蘇後，只是「陳獨秀在莫斯科替我們一行人辦了手續，我們才從法國動身赴莫斯科」；「1923年3月18日，延年和我們共十人，由周恩來陪同離開法國。」經過比利時、德國，3月底4月初才到莫斯科，而陳獨秀早在1月初已經回國。
兩人說法不同，鄭說比較真實。因為他的回憶以上世紀40年代寫的《回憶錄》為基礎。而彭的說法寫於80年代的晚年。不知道彭說的陳獨秀與兩個參加共產黨後的兒子首次「歡聚」的故事，來自何處？
對中國共產黨具有極其重大戰略意義的是，陳獨秀借此次出國之機，利用莫斯科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和後來新建的中山大學，開始自覺地有計劃地為中共培養一大批優秀幹部，即中共第一代領導骨幹。這批年輕人既具有較高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修養，又有大無畏的自我犧牲精神，更有艱苦奮鬥的實際工作能力。他們和陳獨秀一起出色地領導了中國1924–1927年的大革命，而且大多數都犧牲在那個風雲激蕩的年代，包括陳獨秀的兩個兒子。部分倖存者如周恩來則成為新中國的第一代領導人。不管這些領導人後來犯過多大的錯誤，但畢竟改變了整個中國的面貌——在評價陳獨秀的歷史貢獻時，人們不應該忘記這一點。
莫須有的「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
在傳統的中共黨史、文件和論著中，陳獨秀被定為「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的典型代表。今天總結中國共產黨八十多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百五十多年的歷史，這個罪名完全是莫須有的。
此事起因於1922年7月召開的中共「二大」。這年1月，為貫徹國際「二大」精神、在莫斯科召開遠東勞動人民代表大會和列寧對中國代表團的接見，實際上決定了兩個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建立上述國共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一個是當前只能進行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而不能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中國革命分兩階段進行。這兩個問題的提出，實際上糾正了1920–1921年建黨時期直接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和排斥國民黨的傾向，對中國共產黨和革命事業的順利發展是十分及時和重要的。關於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已如前述，採取了黨內合作方針。革命分兩階段進行的問題，是在中共「二大」上解決的。
陳獨秀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宣言》，第一次公開宣佈了中國共產黨的綱領，綱領分兩部分︰
最高綱領︰「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社會。」
最低綱領︰「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即「反帝反封建」。當時的口號為︰「打倒軍閥！打倒列強！」
陳獨秀根據當時歐洲各國的經驗，在闡述這兩階段革命（即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關係時，說了兩種可能性：「在普通形勢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但彼時若有特殊的環境，也許有新的變化，工人階級在彼時能獲得若干政權，乃視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努力至何程度及世界的形勢而決定。一九一七年俄羅斯的革命就是一個好例。」[42]正如二大《宣言》中寫的：「如果無產階級的組織力和戰鬥力強固，這第二步奮鬥能跟着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以後即刻成功的。」中共黨內和建國後的史學界，一貫「左傾」和「誣陳」，硬說陳這是主張民主革命後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在兩種革命之間橫隔一個很長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這是典型的「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從而長期反覆批判。其實，由於中國的落後，後來的事實證明，民主革命後，不管政權落到誰的手中，都要經過一個很長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時期，才可能為進入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準備條件。
第二年，即1923年6月召開的中共「三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綱草案》和《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重申了以上內容和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都幼稚，必須建立聯合戰線的必要性。就在這一年，陳獨秀先後寫了兩篇重要文章《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43]《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
中共中央辦公舊址——春園(新河浦路24號)
《資產階級的革命與革命的資產階級》（以下簡稱《資》文）指出︰「辛亥革命本身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以革命運動中主要分子而論，卻大部分不出於純粹的資產階級，而屬於世家官宦落下來非階級化之士的社會；這種非階級化的『士』之浪漫的革命，不能得資產階級親密的同情，只可以說明辛亥以來革命不易完成的原因。」
文章把中國的資產階級分為三部分:
（一）「革命的資產階級」，即反帝反封建軍閥的；
（二）「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即依附於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又稱「官僚的資產階級」；
（三）「非革命的資產階級」，多數是小工商業家、小資產階級，對於民主革命取消極的中立態度。
這裏，陳一方面是在對國共兩黨內對國共合作尚有疑慮的人做工作，闡述兩黨兩階級合作的必要性，一方面創造性地對中國資產階級作了三部分的分析，雖然對於小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估計不足，但是對於毛澤東後來對資產階級的分析提供了初步的思想資料。
《資》文最後總結以上觀點，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公式︰
「中國國民黨目前的使命及進行的正軌是︰統率革命的資產階級，聯合革命的無產階級，實現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
這明明是當時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認可的正確方針，即國民黨統率資產階級，「聯合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的方針。後來「左」傾史家幾十年來卻硬將其倒轉過來，指責陳主張「資產階級『統率』民主革命」，「把革命領導權拱手讓給資產階級」，從而把它作為批判「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鐵證！——這是何等驚人的歪曲！
關於《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陳獨秀從「經濟落後文化幼稚的中國」社會的特殊狀況出發，分別分析了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優缺點，即每一個階級都有它的「兩面性」。引起後來「左」派史學猛烈抨擊的是這篇文章中對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分析。
他一方面說工人階級在國民革命中是「急進的先鋒」、「重要的分子」；一方面又指出︰「因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產業還未發達，連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了。詳細說起來，產業幼稚的中國工人階級不但在數量上很幼稚，而且在質量上也很幼稚。」接着他具體分析了工人階級三部分的狀況︰第一，「大多數還沉睡在宗法社會裏，家族親屬地方觀念還非常之重」，尤其是還未與小手藝小商人小農等環境絕緣。第二，「只有少數有了國家的覺悟，有了政治的要求」，在海員和鐵路工人罷工中表現出來。第三，「真有階級覺悟並且感覺着有組織自己階級政黨的工人，更是少數中的極少數。」因此，他認為當時工人階級「不能成為一個獨立的革命勢力」，而必須與其他革命階級結成聯合戰線。——這為以後的共產黨全部歷史所證明，即是後來毛澤東總結的革命勝利三大法寶之一︰「統一戰線」。
關於農民，陳獨秀也作了兩面的分析，指出︰「農民佔中國全人口之大多數，自然是國民革命之偉大的勢力，中國之國民革命若不得農民之加入，終不能成功一個大的民眾革命。但是農民居處散漫勢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簡單易於趨向保守，中國土地廣大易於遷徙避難苟安，這一種環境是造成農民難以加入革命運動的原因。然而外貨侵入破壞農業經濟日復一日，兵匪擾亂，天災流行，官紳魚肉，這四種環境卻有驅農民加入革命之可能。」
階級的人數與階級的成熟是兩回事，革命鬥爭、政治鬥爭是有組織力量的較量，不是靠人數眾多可以取勝的。鴉片戰爭時，中國人民有四萬萬，為甚麼敵不過一小撮英國殖民者？1923年，當時的工人和農民（主要指其中的貧下中農）雖然在人數上比地主、官僚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是絕對的優勢，但在階級覺悟上，認識到自己階級的使命、成立政黨並組織起來進行鬥爭，還很不成熟，即陳獨秀說的「幼稚」。共產黨只有「三歲」，而且人數很少，只有420人，不能有效地組織起全國億萬工農民眾。資產階級也同樣幼稚，但國民黨，從1894年孫中山成立興中會開始已經歷了29年的鬥爭歷史，在全國有相當大的政治影響和組織機構，比共產黨更有經驗，更成熟，少一點幼稚。
總之，陳獨秀以上兩篇文章的基本思想是正確的，為當時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也為黨在國共合作初期制定正確的路線和政策提供了依據，更為毛澤東在1926年寫作《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提供了思想材料。大革命失敗後，把這兩篇文章定為「機會主義二次革命論」，這實在是無知、歪曲和栽贓。
革命領導權問題上誤解的消除
1922–1923年，陳獨秀為宣傳國共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寫了不少文章，在中共「三大」上也說了一些類似的話。儘管本意並沒有放棄共產黨的獨立性和爭取革命領導權的思想，在客觀上的確引起一些人的誤解。這一方面是他愛用「偏頗」的文字語言的缺點（同時，為了使思想明確、尖銳，也是一種優點）所致，另一方面，也是表明在當時複雜的歷史條件（特別是黨內合作的條件）下，對於保持獨立性和爭取領導權等問題，毫無經驗、尚待探索的狀況決定的。這個問題，即使是共產國際「二大」及據此精神而召開的遠東勞動人民代表大會也是不明確的，因此也導致了中共「二大」的不明確。
「二大」解決了中國革命分兩步走的問題，但是沒有解決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的問題，以及與此相聯的聯合戰線中誰領導誰的問題。一方面是思想上不明確，另一方面現實鬥爭也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即只有四百多人的小黨（小團體）談不上去領導別的黨派，特別在寄生國民黨的條件下，更談不上去領導全國規模的革命運動，何況當時的普遍觀念（即傳統觀念）都是「民主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各國的先例，無論是法英美，還是俄國的二月革命，都是資產階級領導民主革命。共產國際關於國共合作的決議，也只強調保持合作中的獨立性，沒有奢望中共去領導國民黨和整個革命。應該說，陳獨秀當時的思想也處於這種狀況。因此他在「二大」上代表中央局所作的工作報告說︰依據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實際情況，當前只能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只有先幫助資產階級進行民主主義革命，等到民主革命勝利後，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二大」沒有提出民主革命勝利時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政權問題，卻說︰「民主主義革命成功了，無產階級不過得着一些自由權利。」[44]而在陳獨秀的文章中，是把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後幾個月就發生十月革命建立無產階級政權，作為特例處理的。於是，「二大」精神和陳獨秀的思想在當時就被一些人誤解，以為他主張在民主革命中放棄革命領導權。第一個起來批評的是剛剛被陳獨秀從莫斯科帶回來的瞿秋白。
陳參加莫斯科共產國際「四大」期間，精於俄語的瞿秋白是中共代表團的主要翻譯，一直隨同陳獨秀口譯會議講話和筆譯文件、大會簡報等。瞿當時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執教，多次見過列寧，是1922年參加遠東勞動人民代表會議中國代表團的成員。由於所處的環境、學養和勤奮，他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原著有較深的研究，可以說在當時成員不多的中國共產黨人中，理論水準是最高的。陳獨秀與瞿秋白朝夕相處，見他熟悉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俄國革命，認識蘇共領袖人物，也熟悉共產國際方面的事務，產生很好的印象。劉仁靜說︰「在共產國際四大上，他和陳獨秀談得很投機，和我關係也不錯。」再加上當時幹部奇缺，所以，陳獨秀就動員他一起回國工作。瞿秋白欣然同意。
其實，他這次也不是初識陳獨秀，並早有敬仰之情。五四運動期間，他與鄭振鐸、郭紹虞、許地山等辦新文化刊物《新社會》時，曾與鄭振鐸等一起拜訪過「青年運動的領袖」陳獨秀。瞿秋白還把這件事寫進了《革新的時機到了》一文中，發表在《新社會》第3期上。這次回國工作，直接為祖國服務，也是他的願望。他說︰在蘇聯「研究社會哲學的理論如此之久，而現實的社會生活只有俄國歷史及現今的環境，中國社會呢？不僅中國書籍沒有，不用說現代的不能研究，就是歷史的都不成。於是決定回國一次。」[45]
回國時，瞿秋白與陳獨秀原本同行。但此時的東北王張作霖竭力反對「赤化」，殘酷鎮壓共產黨，陳、瞿同行目標太大。於是，在到達臨近滿洲里的一個小站時，瞿秋白先下車，二人先後到達北京——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為了就近領導北方的工人運動，中共中央是在1922年10月遷到北京的。不久發生血腥屠殺京漢鐵路工人的「二七慘案」，北方工人運動轉入低潮。中共中央又不得不遷回上海。李大釗原本準備為瞿秋白在北京大學謀一教授職位，執教俄國文學史，但北大的聘書遲遲不發下來。陳獨秀黨中央就委託他籌辦已經在1922年7月出滿九卷休刊的《新青年》（季刊），着重發表理論探索的文章，瞿秋白任這一中共中央理論刊物主編，同時，又主編中共中央另一機關刊物《前鋒》，並參加編輯政治機關報《嚮導》。這都是陳獨秀因才而用，充分發揮瞿秋白在理論方面的特長。他不僅編輯這些刊物，還抽空為《民國日報》、《東方雜誌》等刊物寫文章。據不完全的統計，從1923年1月到1927年7月，瞿秋白所寫政治理論著述200多篇，100多萬字，大多發表在上述報刊上。這是他的政治理論著述豐富而輝煌的時期。
最重要的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初創時期理論準備不足，瞿秋白運用他深厚的理論功底，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分析中國國情，考察中國社會狀況，提出了較新鮮的但富有「原教旨主義」色彩的一系列教條主義的觀點，如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對象、動力，以及革命的戰略和策略等。在當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不多、教條主義也不多的中共黨人中，就成為傑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宣傳家。
瞿秋白，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之一，參與建立上海大學，培養大批棟梁，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奠基者之一
一個人的優點，往往也就是他的弱點。1921、1922年，瞿秋白在俄國兩年，在馬克思主義第一個勝利實驗地——列寧主義的故鄉，得以系統地學習、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造成了他與同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相比高得多的理論修養，但是，因此也付出了代價，即長時期地脫離中國現實鬥爭的實際。一方面他能從理論和原則的高度，敏感發現其他同志不易發現的黨內和革命中發生的非馬克思主義的錯誤傾向，另一方面，他的主張往往在現實鬥爭中難以實行，他本人有時也不得不屈從潮流或「潔身自愛」作壁上觀，當革命因此而遭受挫折時，他會走向另一極端——「左傾」和教條。這種風格與陳獨秀的由於理論上的薄弱而往往遷就現實、善於變化、講究策略、似乎「右傾」的狀況，適成鮮明對照。於是，二人很快發生思想衝突。
1923年6月，瞿秋白來到廣州，與陳獨秀等一起參加了中共「三大」的籌備工作，並且主持起草黨綱黨章。在會上，他擁護馬林提出的全體共產黨員參加國民黨的方針，但他也聽到了馬林、陳獨秀等「一切工作歸國民黨」；此時「沒有階級鬥爭，只有民族鬥爭」；「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獨立性此時是鬼話」[46]等言論。對於三大通過的瞿秋白起草的《黨綱》，在會後付印前，陳獨秀又作了幾處修改，例如︰
一，原文「此革命之中，只有無產階級是唯一的、最現實的、最先進的最徹底的力量，因為其餘的階級⋯⋯」一句，改為「無產階級卻是一種現實的最徹底的有力部分」，並在「其餘階級」下面加了「一時不易免除妥協的傾向」。
二、原文「⋯⋯不得農民參加革命不能成功」，改為「⋯⋯也很難成功」。
三、原文「無產階級應竭力參加促進此民族革命⋯⋯，督促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改為「⋯⋯督促苟且偷安的資產階級」。
瞿秋白還說︰「當時確有一派同志（指陳獨秀等人——引者）無意中承認資產階級應當領導革命，認為資產階級不過暫時苟且偷安罷了。」[47]
接着，7月1日，瞿秋白主編《前鋒》創刊，又讀到了陳獨秀寫的發刊詞《本報露布》，其中寫道︰
我們認定國民運動是中國國家生命之救星⋯⋯我們在此運動中，不敢說是領袖，更不敢說是先覺，只顧當前鋒，只顧打頭陣。
而在《前鋒》第2號上，陳獨秀又發表上述著名的《中國國民革命與社會各階級》一文，強調說︰「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農民難以加入革命」；「國民革命成功後，在普通形勢之下，自然是資產階級握得政權」，等等。
所有這些言論，就陳獨秀的本意來說，只是針對國、共兩黨內強大的反對國共合作的思想而言，說明國、共兩黨和各階級合作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特別是為了避免刺激國民黨內的反對派，以使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主流派能順利確立國共合作的方針，並不是說無產階級要放棄革命領導權。他的缺點最多是說了些過頭的話。但是，這些話對於瞿秋白來說，是那樣的刺耳，不能接受，並立即產生出陳獨秀黨中央要自動放棄革命領導權、美化資產階級、喪失對資產階級動搖性背叛性的警惕、貶低工人和農民革命性的誤解。張國燾和蔡和森等人也反對，但說不出甚麼道理來；瞿秋白則是從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出發，因此就提起筆寫了一系列文章，辯明馬克思、列寧在這些問題上的觀點，批評陳獨秀這些「錯誤」思想。當然，他是抱着一種「我愛我師，我猶愛真理」的心情寫的，他對陳獨秀尊敬的感情並不因此而減弱。
首先，瞿秋白不同意陳獨秀說的「資產階級都很幼稚，工人階級在客觀上更是幼稚」，「資產階級的力量究竟比農民集中，比工人雄厚」的觀點。他說︰「勞動階級固然因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種種特性而尚弱，⋯⋯然而資產階級之弱更甚於勞動階級」；[48]中國勞工階級雖然文化程度低，「但在『社會意識』上，卻比資產階級政治黨性高得多呢」；[49]尤其是「鐵路工人、礦山工人、紡織工人、海員等，直接與官僚軍閥衝突，感覺帝國主義壓迫最甚，而亦最易組織」。[50]
二人觀點貌似對立，實際是視角不同，應是互為補充。陳是從當時資產階級的政治影響和組織力量出發，認為資產階級比無產階級強一些，所謂「強」，也只是相對的少一些「幼稚」，因為從1894年成立興中會、1905年成立同盟會及後來的國民黨，資產階級畢竟已經進行了二十多年的鬥爭，政治影響和組織力量，自然比共產黨才成立三年、尚處於「自發」狀態的無產階級強一些。而瞿秋白是從「社會地位」亦即階級性出發，認為「資產階級之弱更甚於勞動階級」，以及首先在官僚買辦、帝國主義企業中產生的工人階級受壓迫的社會地位，決定他們反抗性更強，這也是事實，也有道理。
其次，瞿秋白不同意陳獨秀所說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資產階級的援助，在革命事業中便沒有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的觀點。他從馬、恩、列的論述和歐洲革命的歷史出發，認為資產階級往往利於民主革命的「不徹底性」；而無產階級必須在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後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所以，「由某一方面說來，資產階級革命也許對於無產階級比對於資產階級的利益更大些」，[51]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更需要這種革命。因此，他主張「為無產階級自身的利益」去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說︰「馬克思主義不是教無產階級遠避資產階級革命或不參加資產階級革命，不是教無產階級︰『因為革命是資產階級的，就放任資產階級，讓他單獨去幹』，而是教無產階級竭力引導革命到底並且全副精神去參與」，而且「在總的民權運動中勉力做骨幹。」[52]
其實，在實踐上，二者是一致的︰當前要聯合資產階級完成民主革命。陳獨秀所說民主革命力爭資產階級參加，否則就失去「階級的意義和社會的基礎」，是針對國民黨歷史上不重視爭取「革命的資產階級」參加革命而言，並不是說整個民主革命要「以資產階級為主體」。在這一點上，瞿秋白顯然是誤解。而在如何對待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問題上，陳獨秀當時過多地考慮如何貫徹共產國際的方針，勸說孫中山特別是國民黨內強大的反對國共合作的人儘快接受國共合作的政策，就事論事地或過多地站在國民黨立場上為國民黨着想來說明國共合作的好處，並且的確把民主革命主要看作為資產階級的革命，把社會主義革命看作是自己的革命，現在既然必須在民主革命完成後才能進行自己的革命，那麼就讓我們來幫助資產階級快快地來完成這場革命吧！這是當時在陳獨秀身邊工作的鄭超麟感受到的陳的一種心情。[53]而瞿秋白則完全把這場民主革命視為無產階級（共產黨）自己的革命，給人以革命性更強的感覺。
再次，關於民主革命的結局，如上所述，陳獨秀講了兩種可能性。瞿秋白則根據馬、恩分析德國和法國革命方法，認為資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怕政權被無產階級奪取，勢必「半途而輟，失節自賣」，寧願與封建勢力妥協，使革命失敗，而決不會勝利。
在這個問題上，陳獨秀的觀察基本上是符合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狀況的。由於這些國家的資產階級有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壓迫的一面，因此他們有革命性的一面，而且他們的政治和組織力量一般地說也比工、農強（指有組織的力量），因此資產階級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領導民族民主革命取得勝利，等等。無產階級要想奪取勝利，需要有特殊的條件，如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後那樣的條件。而瞿秋白的思想，對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提高對資產階級叛變的警惕性，具有重大的意義，但是，他簡單搬用西方國家的經驗，而無視落後國家資產階級的特點，顯然有教條主義的色彩。而且即使是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妥協而結束民主革命，也不能斷定是社會的倒退。因為資產階級畢竟比封建勢力先進，如英國、德國、日本畢竟還是走上資本主義的道路，從而使社會大踏步地前進了。瞿秋白的觀點是站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立場上說的左傾教條主義，妄想跨越中國必經的資本主義歷史階段。
這樣的兩種不同思想立場，在實踐中的表現自然是不一樣的。陳獨秀容易接受並貫徹莫斯科後來下達的與資產階級國民黨妥協讓步的路線，瞿秋白則往往不願意如此，即使組織上被迫服從，思想上卻十分抵觸或消極，因此一旦由退讓的方針轉變為進攻，他必然成為先鋒和旗手，但是也容易走到另一個極端，即混淆兩種革命的不同性質，超越民主革命的範疇，從而犯「左傾」的錯誤。
此外，鄧中夏也表示了瞿秋白同樣的觀點，批評了陳獨秀。
從陳獨秀方面檢討，所以在客觀上產生這樣的誤解，也應該承認不僅在語言上講述國共合作的必要性時有過頭的話，在他的思想上確有模糊之處，否則在語言上也不會走得如此遠。但是這種模糊也是當時全黨和共產國際思想狀況的反映。
在國內共產黨人中探討這些革命道理的同時，在莫斯科也進行着同樣的工作。共產國際東方部先是根據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和遠東勞動人民大會的精神，研究中國社會和革命發展狀況後，得出了被稱為「國民革命論」的第一個結論︰中國非先經過國民革命，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能直接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
1922年3月，共產國際用電報把這個結論發給中共中央，李達說︰「當時我們不懂國民革命是甚麼。同年夏，張國燾和十多位青年團員從莫斯科回到上海，帶來了國際指示，也帶回許多文件。」[54]於是，就在7月召開的中共「二大」上作出了當前的任務是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決定。會後，共產國際東方部繼續討論研究，又得出了「國民革命論」的第二個結論︰無產階級必須在國民革命中掌握領導權，並且寫進《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代表大會的指示》中︰「毫無疑問，領導權應當歸於工人階級的政黨。」[55]這個文件因故在中共「三大」後才傳到中國。之後，維經斯基等人，通過與中共旅莫支部討論的方式，把這個結論灌輸給當時在蘇留學的中共黨員。[56]1924年暑期後，這批黨員陸續回國，擔任了中共各級重要的領導職務，如彭述之任中央宣傳部長，陳延年任廣東區委書記，尹寬任山東省委書記，趙世炎任北京地委書記和北方區委宣傳部長兼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協助李大釗主持北方區委工作，鄭超麟任中央宣傳部秘書、《嚮導》編輯，王若飛任河南省委書記，羅亦農任江浙區委書記，等等。他們團結一致，在黨內貫徹「國民革命論」。同時，維經斯基也再次奉命來華，與彭述之等一起，幫助籌備中共「四大」，負責起草大會文件，保證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的貫徹。這時由於貫徹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與聯共在華謀求蘇俄民族利益的方針還沒有發生衝突，因此，莫斯科沒有干擾無產階級領導權思想的貫徹。
《嚮導》周報，第一百八十五期封面
繼瞿秋白、鄧中夏先後批評陳獨秀之後，中共「四大」前夕，彭述之寫了《誰是中國國民革命的領導者》一文，明確表示不同意陳獨秀的觀點，認為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要資產階級來參加國民革命，已是難能之事，若望其來作國民革命的領導者，寧非夢想」，並指出︰「中國工人階級之反帝國主義與反軍閥的革命性與覺悟力都是天然的。所以中國工人階級天然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57]彭述之的觀點走得更遠。他後來轉向托派，成為超越陳獨秀的極左派多數派領袖，甚至第四國際的首領之一，就不是偶然了。
彭述之後來說︰這篇文章寫成後，「把文稿送給陳獨秀，請他寫一篇關於這個問題的東西，我的用意是，要他不同意我的觀點並欲批評我的這個問題上，引起公開的討論」。[58]彭述之當時已經成為中共第二號人物，在共產國際支持下擺出了一副挑戰者的架勢，希望引起與陳獨秀的爭論。
陳獨秀怎樣表示呢？作為中共中央委員長，他可以不理睬中央委員瞿秋白、鄧中夏的意見；現在，對於共產國際的決定並且要寫入「四大」文件，他不能迴避了。他讀了彭述之的文稿後，寫了題為《二十七年以來國民運動中所得的教訓》的回應文章，與彭文一並發表在同一期《新青年》季刊上。因為他作為共產黨的領導人，本來就沒有放棄革命領導權的思想，說他有這個思想是一種誤解，因此他不存在與人爭論的問題，反而可以趁此機會澄清人們的誤解。陳獨秀強調說︰「二十餘年來國民運動給我們的總教訓是︰社會各階級中，只有人類最後一個階級——無產階級，是最不妥協的階級，而且是國際資本主義天然敵對者；不但在資本帝國主義國家的社會革命他是主力軍，即在被資本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之國民革命，也須他做一個督戰者。」[59]
彭述之期望的那種情況——「陳獨秀反對革命領導權」，沒有出現。陳獨秀當時沒有採用已經通用的「領袖」和「領導者」這個詞來表示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意思，這顯然是考慮到了當時共產黨的實際情況，即力量還小，又是以參加國民黨的形式進行革命，所以，所謂「領導權」只能通過「督戰者」的方式來實現，也就是要對孫中山國民黨進行監督和批評。陳獨秀在這裏既堅持了自己的立場，又避免了中共可能的分裂。
就這樣，共產國際與中共中央在無產階級掌握國民革命的領導權的問題上，思想達到了一致。陳獨秀以這個思想主持了1925年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通過的各項決議，都貫徹了這個思想。陳獨秀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採用「總書記」這個名稱。
至此，在是否放棄革命領導權問題上，黨內一些幹部對陳獨秀的誤解完全消除。以後的事實表明，陳獨秀在大革命中一直堅定地貫徹「四大」精神，以各種方式堅持共產黨的獨立性和對革命的領導權，當他對革命還有所影響的時候，例如五卅運動、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暴動，革命就取得勝利，而當他被迫執行莫斯科的妥協方針而失去領導權時，共產黨失去獨立性而淪為附庸時，革命就受挫折和失敗。從社會發展規律上說，當時中國需要發展的是資本主義經濟和民主主義的制度，而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由於當時及以後一段很長的歷史時期中，共產黨領導人總是在革命取得一些勝利後，特別是取得政權後，立即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是違背歷史客觀規律的。所以，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從根本上不可能取得徹底的勝利，或勝利了又得退回去。這是陳獨秀及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直到毛澤東、鄧小平等一切領導人的悲劇，而且是歷史決定的命運。
提攜毛澤東
1921年8月中旬，毛澤東參加中共「一大」後回到長沙。10月10日，建立起第一個湖南黨支部，任書記。然後，把湖南的工作完全納入中央領導軌道，貫徹11月中央《通告》中佈置的任務。湖南黨組織與黨中央之間建立起下級與上級的關係，當時這種關係是相當融洽的。陳獨秀十分關心並支援湖南的工作，毛澤東則較出色地完成了一切任務，並積極爭取中央對湖南工作的幫助。當時湖南黨的工作重點放在以下三方面︰
一、積極而慎重地發展黨員，提前完成建立長沙區委的任務
中央《通告》規定明年7月前各區必須各發展30名同志，成立區委。湖南黨支部成立後，於1922年5月底就提前使本區的黨員發展到30多人，建立起中共長沙區委的機構，為中共二大的及時召開和建立中央委員會作出了重大貢獻。毛澤東本人本來是要參加黨的二大的，因忘記了開會地址，未果。1923年初，湖南黨員發展到40多人，佔全國黨員總數的三分之一強。
在以上湖南建黨過程中，黨中央也給了必要的幫助。為了幫助解決缺少有理論有經驗的黨的幹部問題，1921年11月下旬，旅法的蔡和森、李立三回到上海，陳獨秀與陳公培介紹他倆入黨後，在中央幹部也感奇缺的情況下，只留下蔡，派李赴湘工作。毛澤東對李特別倚重，讓李任中共湘區委員及團區委委員，並派他到當時工運中心安源去工作。李去後建立起湖南第一個產業工人黨支部，緊接着就發動安源煤礦工人大罷工。又如︰1922年5月，陳獨秀又應毛澤東的要求，派在團中央工作的張秋人到湖南任教，以衡陽第三師範為掩護，很快建立起湘南地區的黨組織，並於次年春，發動起震動全省的「三師學潮」。
二、大力發展工人運動，成為第一次工運高潮中的模範
由於中央《通告》指示全黨全力組織影響全局的鐵道工會，毛澤東在粵漢鐵路上幾個工會和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的建設中，花了較多的精力。除了他親自深入工人中去外，他還在陳獨秀的支持下，派李立三、劉少奇、蔣先雲、郭亮等得力幹部，去各地組織工會、辦工人夜校，因此在1922年至1923年初湖南的工運取得了較大的成績，共建立了二十多個工會，會員四、五萬人。重大的工会都由區委直接領導，毛澤東還出任全省工團聯合會總幹事。大大完成中央的任務，因為中央只是要求「各區直接管理的工會一個以上」。在這個基礎上，湖南的工人運動開展起來，到1923年2月8日，大規模的罷工達八次之多。「二七」慘案後，各地工運成果相繼喪失，惟獨湖南工運安然不動。安源工人俱樂部曾被譽為「小莫斯科」。
在這個過程中，陳獨秀給予了許多支持和幫助。例如，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原湖南勞工會領袖黃愛、龐人銓被爭取過來，在1922年1月指導長沙第一紗廠罷工鬥爭時被軍閥趙恒惕殺害。毛澤東向中央建議派李立三陪同黃愛父親到上海向社會各界控訴軍閥罪行。陳獨秀完全支持毛澤東的建議，並決定不僅在上海，而且指示天津、北京、廣州等地也開這種追悼大會。上海的追悼大會由與陳獨秀一起開闢工人運動的李啟漢主持，陳獨秀親自參加並發表演說，接着，陳獨秀向趕來參加追悼會的毛澤東佈置了5月初在廣州舉行全國第一次勞動大會的任務。毛澤東回湘後立即選派易禮容等三人為代表參加「勞大」。陳獨秀指導的這次大會特別關照湖南的運動，通過了「湖南勞工會黃、龐二君被殺及香港罷工沙田海員被殺案」，決定每年1月17日為黃、龐紀念日。
毛澤東為黃龐烈士特制的紀念章並親筆題寫“黃龐精神不死”
三、認真發展青年團，成為全國青運的一面旗幟
1922年5月5日，在陳獨秀指導下召開了團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制訂了新的團章和綱領，強調「社會主義青年團為信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團體」。[60]毛澤東在這年3月與陳獨秀一起參加上海追悼黃愛、龐人銓大會時，就得知改組青年團消息，立即回湘佈置，並於6月7日至15日三次致信團中央索要「千份」新團章，並說衡陽一縣，已有團員50餘人，而且「都是好的」。中央《通告》這年7月全國團員達到2,000人，而衡陽一個小縣這時已有50人；長沙一區就要團章「千份」。為此，陳獨秀十分讚賞長沙區委的工作，曾決定團的二大在長沙舉行，後來因長沙發生「六一慘案」，局勢惡化，改在南京舉行。
湘區的成績引起了黨中央的特別注意。在緊接着召開的黨的「三大」上，陳獨秀在代表中央做的工作報告中，批評了上海、北京、武漢等地的工作，惟獨表揚了湖南。他說︰「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說工作得很好」，「湖南幾乎所有擁有三萬人以上的工會，都在我們的影響之下。」[61]
這種情況，在馬林的《工作記錄》上也有反映。他在寫給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等人的1922年10月14日至11月1日的工作報告中說，《嚮導》周報的銷售，「湖南最好，3,500份已售出」；青年團的「情況很糟」，中央機關報「《先驅》12期，但有5,000冊沒發出去。長沙小組最好，那裏的團員人數230，上海110，廣州40，浙江40，濟南府20，安徽15，山西20」。[62]在說到黨的經費時，馬林又報告說︰「我告訴（中共）同志們，黨務費用務必力爭自理⋯⋯黨員的多數，乃至大多數都沒有收入，我經常指出，這種情況是不正常的」；「只有在湖南，我們有一個最好的組織，那裏大約有一半開支靠當地財源，一直在爭取自給。」[63]
陳獨秀早就有意調毛澤東到中央工作的想法。正好，由於國共合作方針確立後，一是全國工作的開展，任務繁重起來；二是由於黨內合作的方式遭到一些幹部的反對而退黨，中央工作幹部缺少的問題越來越尖銳。正好，這時李維漢從法國回國。1923年1月，中央決定派李去湖南擔任區委書記，接替毛澤東的工作。
當時黨的主要工作是準備「三大」和與國民黨建立合作，並幫助國民黨改組。在這些方面，毛澤東成了陳獨秀最得力的助手。6月上旬，二人一起到廣州參加中共「三大」預備會議。三大12–20日在廣州舉行。會議由陳主持，討論了三大的各項決議案和中央人選。張國燾依然不同意黨內合作方式，尤其不同意全體黨員和產業工人加入國民黨，不同意在勞動群眾中發展國民黨員。毛澤東根據湖南工人運動的經驗，說明搞聯合戰線的必要性，認為大批工農加入國民黨，正可以改造它的階級成份，與資產階級建立聯合戰線，是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會議否定了張國燾的意見，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陳獨秀、毛澤東、羅章龍、蔡和森、譚平山五人組成中央局。陳為委員長，毛澤東為中央局秘書，二人共同主持日常工作。毛澤東這個秘書具有相當大的權力。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規定︰「秘書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記錄之責任，並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簽字。」
三大結束後，陳獨秀、毛澤東兩人署名共同簽發了一系列文件，如1924年的《中央通告》第十三號（關於開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紀念和宣傳活動）、第十四號（關於一致戮力申討賣國殃民的直系軍閥吳佩孚）、第十五號（關於反對國民黨右派反共排共的措施）、第十七號（關於揭露江浙軍閥戰爭的反動性質）、第二十一號（關於加強黨內組織工作）、第二十二號（關於幫助國民黨改組）等等。不僅如此，毛澤東還經常代表中央獨立簽發文件，指導地方工作，可見陳獨秀對他的信任。例如，這年8月，他曾代表中央指導中共上海地委的工作；9月受中共中央和國民黨總務部的委託，到長沙籌建湖南國民黨省黨部，同時又代表中央指導團中央的工作。尤其在1924年5月兼任中央組織部長（原由陳獨秀兼）以後，他與陳獨秀的關係更是密切，這年八、九月份，又多次代表中央簽發關於籌備中共四大的文件。
從二人在中共「三大」上的發言，和他們寫的文章及簽發的文件來看，二人在執行共產國際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方面，總的來說是一致的。毛澤東與陳獨秀配合主持黨中央工作，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貫徹共產國際指示，幫助國民黨改組並大力發展國民黨組織；堅決維護國共合作；糾正國民黨傳統的革命方式。
關於大力發展國民黨，原先國民黨在湖南基本上是個空白，1923年9月中旬，毛澤東即遵照中共中央決定並受國民黨本部總務部副部長林伯渠（共產黨員）的委託，回長沙籌建了湖南國民黨的系統組織。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後，毛又受陳委派，參加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工作，出任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文書科代理主任（主任邵元沖）和組織部秘書（部長胡漢民）。但上海執行部的重大問題，則由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和中共中央委員長陳獨秀協商決定。毛澤東為國民黨重點地區上海的組織建設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1925年月10月，經中共中央批准和國民黨中央黨部常務會議通過，毛澤東任國民黨中央代理宣傳部長（部長汪精衛因是國民政府主席，事繁不勝兼理），為加強國民黨中央、上海和廣東國民黨組織又付出了巨大精力。在國共合作和國民黨發展史上，陳獨秀和毛澤東都佔有重要的一頁。
與國民黨右派的鬥爭是相當激烈的。自從1922年孫中山確立「容共」（共產黨稱「聯共」）方針起，國民黨內謝持、鄒魯、鄧澤如等人一直持反對態度。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他們11月在北京西山舉行會議，另立中央，通過一系列反蘇反共決議。以中派面目出現的戴季陶等也暗中幫助，發表小冊子，宣稱兩黨「共信不立」，要共產黨放棄階級鬥爭理論，或退出國民黨。
